民族语言政策十篇-ag尊龙app

民族语言政策篇1

摘 要： 语言政策是相关部门对语言有关问题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遵循国家政策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另一方面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广西语言使用现状是普通话得到了普及，但水平有待提高；民族语言活力强，但掌握民族文字的人数有限；外语教学不能满足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处于面向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重要战略位置，语言政策需要适应形势做出一定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语言互通。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一、语言政策概念

语言政策关系国家统一、安定和各民族团结，关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鉴于语言政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学者们对语言政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外学者对“语言政策”都给出了定义，英国学者robert phillipson提出，“语言政策”是“一种对可能由语言问题引起的伤害行为的预防性措施”[1]。以色列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认为，“语言政策”由三部分组成，即语言实践、语言态度或语言信念、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2]。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对“语言政策”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91年陈章太将“语言政策”定义为“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使用所作的行政规定”，2005年又定义为“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语言作用、语言权利、语际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政府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体现”[3]。以上定义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概括，指出了语言政策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认为，“语言政策”是“相关部门对语言有关问题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其中，相关部门在我国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各级语委和各级教育部门；语言有关问题主要是指本国各语言在各种场合的地位、使用范围、作用，本国各语言的发展规划及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本国各族人民的语言使用权利，以及外语发展规划等。

二、国家及广西的现行语言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遵循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着手制定语言政策。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记录普通话读音，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全国各民族通用语的地位，推广简化汉字等。历史上，汉字记音先后采用过直音法、反切法、注音符号、罗马字拼音字母等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以记录汉字读音，用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普通话”被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为语法规划”。2000年10月，我国颁布了首部语言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相关语言问题以法律的形式做出了规定，核心内容包括推广普通话，推行规划汉字；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学校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和文字；电台和电视台用普通话播音。关于外语学习，目前我国将外语作为大中小学的必修课程，语种单一，几乎都是英语，小学从三年级开始普遍开设，有条件的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大学入学考试，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外语都是必考科目，外语可选语种是英语、日语和俄语，绝大部分考生都是选考英语，在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以英语为主体语种的外语还是必修课程。

广西作为壮族自治区，根据国家语言政策，一方面需要推广普通话，将普通话作为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在学校教育中要教授普通话和推行规划汉字。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外语教学方面，广西也和全国同步，在大中小学普遍教授英语。

三、广西的语言使用现状

广西是人口稠密地区，截至2016年末，常住人口4838f人，全国排名11，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壮族为主体，另外还有瑶族、苗族、京族、侗族、毛南族等11个世居少数民族，除此以外，广西还零星居住着其他44个少数民族。广西境内使用的语言有普通话和各汉族方言，包括粤方言、西南官话、客家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等，还有壮语、瑶语、苗语、京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是主体，以武鸣壮语为标准音的壮语是壮族人交流的语言，新中国为壮语创制了拉丁字母书写的壮文方案，取代了原有的方块壮字。

据吴先泽等人对广西居民开展的语言使用调查，关于本国语言使用情况，壮语活力很强，壮族学生都熟练掌握壮语，同伴交流基本都使用壮语，普通话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能用普通话交流，但普通话水平普遍不高，普通话二级水平以上通过率低；关于语言认同和语言态度情况，成年居民的认同度从高到低依次是本民族语，所操汉语方言，普通话；关于外语教学和使用情况，各级学校只将英语作为必修课程，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中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4][5]。

四、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政策思考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中南、华南结合部，沿边靠海，富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面向东盟，处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位置，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稠密，各民族和谐共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语言互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要提高语言互通的质量，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引导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中处理各种语言关系，合理利用、发展语言文字，掌握适用的外国语等。

目前国家和广西地区都推广普通话，将普通话作为各民族的通用语言，这一重大语言政策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继续坚持并加强。广西是人口稠密地区，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民族世居于此，其他44个少数民族也有少量人居住，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广西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汉族也都有各自的方言，各民族内部交流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互相沟通时，必须借助普通话。普通话作为我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壮语等各民族语言活力强，各汉语方言使用范围也很广，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群众的普通话水平因而得不到提高。甚至在校学生的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都受到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影响，如滥用“去”字作为句末语气词，比如“那么贵去”，“那么调皮去”；用“挨”作为被动标记，比如“今天我挨多上一节课”，“我挨衣服烂了”等，因而大学生的普通话二级通过率较低，离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普通话作为我国的民族通用语，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代表着我国的国际形象。广西作为边境省份，和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接触比较紧密，互派留学生也比较多，广西各有关部门应将提高普通话水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因为广西学生和东盟学生交往时，其普通话水平就代表着我国的语言形象。我国还在全球各国创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孔子学院推广的汉语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因此，广西各族人员更应该提高普通话水平，扩大汉语普通话在东盟各国的影响力。

我国语言文字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广西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以壮族为主体，是壮族聚居地。壮族人通行壮语，有南部壮语和北部壮语之分，一般以武鸣县壮语为标准音。在广西，壮语活力非常强，学者孙宏开曾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按活力进行排序，分为六个等级，壮语排在最高的第一等级[6]。壮语活力极强，是和各种主客观因素分不开的。客观因素是国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语言政策方面允许壮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主观因素是壮族人口众多，有用壮语交流的必要性。除了壮族外，广西还有其他10个世居少数民族，其民族语言的活力就不如壮语，如苗语、侗语属于有活力的第二等级，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等级更低。壮语充满活力，主要表现在：母语人口众多，会说壮语的人口超过1000万，不用担心壮语的代际传承问题；作为民族自治区，在自治区及以下机构都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机构推动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如举办中小学生壮语讲故事大赛，举办壮语山歌大赛，尤其是壮族人特有的三月三节日，会举办各种壮语文化活动；壮语自古以来就有方块壮字，新中国成立后又为壮族创制了壮语的拉丁书写形式，因而有不少壮文出版物，在很多重要场合都使用汉字和壮文字两种文字。壮语活力强，是国家执行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大大不如壮语，这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帮助其他少数民族，如瑶族、京族、毛南族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各民族语言都能得到使用和发展，和平共处是民族语言文化保持多样性的重要保证。世界和中国都需要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而文化和语言的单一性会让文化和语言生态失衡。

学校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和文字，电台和电视台用普通话播音。语言文字法对普通话和汉字在全国的地位做了规定，这是由普通话和汉字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经我们调查，广西中小学都使用普通话作为基本教学语言，同时使用规范汉字，电台和电视台一般都使用普通话播音。但是，这一政策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值得商榷。诚然，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是国家利益所在，正如前文所述，广西甚至需要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力度，尤其需要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普通话的语音准确度[7]。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广西有不少老、少、山、边、穷的少数民族地区，学龄前儿童一般都说自己民族的语言，普通话作为其第二语言，远没有达到熟练程度。母语是思维最重要的工具，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如果教师全部说普通话，少数民族学生可能就会无法听懂，造成思维障碍。因此，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语言政策应该鼓励在非语言课程中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基本教学语言，比如在小学一二年级基本使用民族母语，在三年级使用民族母语和汉语教学，在高年级阶段逐渐过渡到全部使用普通话教学。在低年级使用民族母语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如果在语言使用上，不给学生一个过渡和缓冲期，就极易造成其思维迟钝和混乱，从而影响其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文字问题上，学校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学用字，这也是符合国家利益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但是，需要保护少数民族发展自己文字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前，壮语就有方块壮字，但广大的穷苦壮族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认识和使用壮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创制了拉丁化的壮文字，但因为推广力度不够，壮文字的使用范围及使用人数都非常有限。壮族文化丰富多彩，需要用壮文字记录下来，以保留其文化和历史底蕴。因此，学校教育除了使用规范汉字作为基本教学文字以外，还需要面向壮族学生开设壮文字课程。广西和越南的陆路边境线有637公里，越南边境居民都能收到中国广西的电台和电视台。广西电台和电视台使用普通话播音，有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越南边境居民不一定都懂汉语普通话，但是，他们和广西边境居民都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无障碍沟通，如越南边境的岱依语和壮语就非常类似[7]，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的中部语群，因而广西边境如果增设壮语电台和电视台，那么不但有利于保护壮语和壮文化，还能更有效地提高和扩大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

关于外语学习，目前广西实施的语言政策是大中小学统一学习英语，英语是升学的必考科目。在全球化的今天，外语政策理应在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和公民个人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资源，多掌握一门语言，国家和公民个人的机会就越多。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遵循教育部门的外语政策和升学考试规定，在全日制的各级学校无一例外地开设英语必修课，这一政策和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探讨。诚然，英语在当今具有强势地位，在世界政治、经贸和科技交往中英语是最主要的交际语言，但任何语言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在大中小学的外语教学实际上就是英语教学，外语语种的单一化，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也是国家安全的隐患。广西紧靠东盟国家，和越南边境相邻，和泰国往来也非常方便。广西边境有六个对越通商口岸和多个边民互市点，两国边境居民往来非常密切，广西甚至开展了中越跨国劳务合作，每到收割甘蔗季节，不少越南边民跨国来到广西打工，凭着地缘优势，广西很多人到越南长期经商或工作。据调查，在中越边市，生意交往中，中国人掌握的语言资源更多，二次转换的能力更强[8]，越南商户很少懂中国语言，中国商户懂越南语言的比较多，因为中国商户居于卖方地位的比较多，所以掌握越南语是现实需求。在面向东盟、处于“一带一路”战略重要位置的广西，其外语政策企需做出调整。对于壮族学生来说，越南语和泰国语比英语难度要低得多，而且紧靠目的语国家，留学方便，学习效果都比较好。炎宓厍经济教育还不发达，很多学生中学毕业或大学毕业后，可能留在当地工作，英语这门外语对他们的就业作用不大，但懂越南语或泰语等，有助于就近到越南或泰国经商或工作。目前广西多所高校都开设了东盟语种专业，尤其是广西民族大学开齐了东盟各国语言，这充分发挥了广西靠近东盟的地缘优势，但在公共外语方面，仍然是英语一统天下，国家和广西在外语政策方面需要适时调整，可以在广西的大中小学考虑增设越南语、泰国语等语种，供学生选择，同时和语种政策配套，保护学生的升学权益，在各级升学考试中，应该允许选考越南语和泰国语等，而不是只能参加英语考试。

五、结语

语言政策是相关部门对语言有关问题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国民的语言使用、语言发展和语言学习等都需要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进行干预和引导。广西处于面向东盟“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位置。“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首先需要的就是语言互通。主席在德国访问时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可见，语言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影响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广西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认为相关部门需要考虑到广西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政策方面做好如下规划和调整：1.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力度，提高各族人民的普通话水平，在东盟各国树立良好的中国语言形象，扩大汉语普通话在东盟的影响力。2.保障少数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除了强势的壮语外，还需要鼓励其他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让多种民族语言都有生存的空间，保护语言生态平衡。3.开设壮文字课程，让感兴趣的壮族学生可以学习壮语，以传承自己的母语文化。4.各级学校除了开设英语课程外，还需要增设越南语和泰语等外国语课程，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可以自由选择英语、越南语或泰国语参加考试。

参考文献：

[1]robert phillipson，english-only europe：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m].london：routledge，2003：13-23.

[2]博纳德.斯波斯基，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3]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8.

[4]吴先泽，陈慧.“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民族语言生活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

[5]吴先泽，林潇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及政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

[6]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6-10.

[7]陈慧，吴先泽.广西边境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调查及语言教育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

民族语言政策篇2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启示

一、美国双语教育概况

（一）美国双语教育概况

美国《双语教育法》1968年颁布，从1969年开始，国会针对双语教育进行了拨款，从此美国双语教育项目迅速发展起来。2002 年1 月，布什总统签署联邦政府法律“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后，《双语教育法》停止使用了。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出现了一种“单语化”的趋势。①1965 年之后涌入的拉丁美洲裔移民，使美国形成英语和西班牙语两大语言对立，实际上西班牙语已经成为美国的准官方第二语言。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掀起了“唯英语”运动，此时的英语不仅属于一种语言范畴，而且还是美国主流意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一种标志。在美国“大熔炉”政策影响下，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具有鲜明的同化倾向。美国内在的语言意识形态认为只有英语是各种语言群体理想的标准语言，其他各种语言应处于“从属地位”。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学生也深信这一语言意识形态。“双语教育政策实施的只是为美国社会培养可以被统治的合格劳动力，以使现有的生产关系得以延续”。②美国的双语教育的特点是双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美国非英语民族的学生，只针对英语水平低的学生，学制不固定，而且要有父母的书面许可，可以随时可转入英语主流课堂。③

（二）德克萨斯州双语教育概况

德克萨斯州位于美国西南部地区，由于与使用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接壤，拉美人的贸易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培养西班牙语和英语兼通的双语人才就成为学校教育满足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尽管美国是实行同化性质的双语教育，本地区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保持着流利的西班牙语，双语教育在德州得到很大发展。④据德克萨斯公共教育信息管理部门统计数据，德克萨斯2010～2011年共有831812名英语学习者（ell）而2000年大约有570000 ells。其中90%以上是母语为西班牙语，ell人数占总学生数的17%也就是说每6名学生就有一个学生是ell。德克萨斯语言政策规定，在小学阶段如果同一个年级有20名或超过20名的使用同一母语的英语熟练程度有限者（lep），地区教育部门必须提供双语项目，以确保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掌握第一语言的基本语言知识和技巧。如果同一年级同一语言的学生数少于20人，可以不提供双语项目，但必须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项目。德州双语项目包括5种形式：双语教育项目，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项目、双语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项目、混合教育项目和无双语教育服务。esl项目的特点是授课班级由同一种或不同语言背景，不同年级的学生组成，学生一天中一段时间接受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根据德州法律规定，不管接受双语或esl教育与否，学生最终都要通过starr考试，即德克萨斯专业学习水平评估考试和telpas德克萨斯英语水平评估考试系统。starr考试分为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在德州入学3年内，telpas阅读考试中没有达到超高级水平的学生必须参加考试，考核科目很明确，3～5年级考数学和阅读，4年级和7年级考社会学和写作，5年级和8年级考科学，12年级结业考试。结业考试考核的科目为英语1-3、几何1-2、代数、生物、化学、物理、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telpas考试分为听力、口语、写作和阅读四项，每项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超高级。为提高telpas考试成绩，学校英语教学一般要求周一，周三侧重听力和口语，周二、周四侧重阅读和写作，周五进行综合语言能力训练。

二、延边地区双语教育现状

目前中国大约有200万左右的朝鲜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周围地区。由于朝鲜族被强势汉语包围，双语现象是必然的。黄行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指出，由于朝鲜语有稳定聚居的语言社区，还有使用朝鲜语书面语的传统和环境，朝鲜、韩国是主体民族语言，因此在中国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本民族语言会和汉语长期并存。⑤延边朝鲜族学校办学类型为专设朝鲜族学校和民族联合学校两种，实行除汉语文学科外均使用朝鲜族语言授课教育模式。全州现有朝鲜族中小学共80 所，校生人数为27579，教师为4974人（此数据由延边州教育局2015年1月统计）。目前朝鲜族学前三年教育基本普及，小学、初中入学率均达到100%，初中教育完成率和升学率分别达到100%和95%，高中教育也基本普及，朝鲜族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95%。延边地区双语教育改革在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双语师资培养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延边州近年来进一步完善了朝鲜族学校以双语教育为形式和手段的人才培养模式，科学调整了朝文、汉语课课时比例，部分朝鲜族学校开始尝试汉语教学，延边从改变高考形式入手，在普通高中全面普及“mhk”考试（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初步实现了学校教育教学的“双语化”和“双语兼通”的目标。世纪初朝鲜族学生涌入汉族学校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在汉校就读的朝鲜族学生比例从2001年的38.6% 下降到目前的17%。

三、美国德克萨斯双语教育对延边地区双语教育的启示

在经济需求的驱使下，中美双语教育政策既表现出某些相似性，又因各自在全球化格局中地位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下，中国的双语教育政策更强调民族语的学习，也更努力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对话建立政策平台。”②而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对于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仅是他们通向单语即掌握英语的一个阶段，但德克萨斯双语政策从政策制定、评价制度和教师资格认定和后期培训等方面有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一）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语言政策

少数民族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单靠少数民族自身是不可能完成的。美国的《双语教育法》颁布后，20世纪70年代双语教育法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掀起“唯英语”运动后，1998年通过的5227提案，废除了加州的双语教育，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的通过把双语教育改为“英语熟练程度有限学生的语言获得”教育。至此，美国双语教育已经名存实亡。从美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持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及其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首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所以中国在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时，要因时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制定不同的政策，以达到最大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目的。其次，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要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的指导。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条例》第25条规定：“朝鲜族中小学用规范的朝鲜语言文字授课，经自治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具备条件的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在政策支持下，朝鲜族教育不断深化双语改革，在促进朝鲜族学生朝鲜语文素养和汉语运用能力的均衡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朝鲜族学生在高考升学、进修深造、就业招录、报考教师资格证以及朝鲜族在岗教师在职称评定考试等环节上受到限制，对朝鲜民族语言教育和朝鲜民族文化传承带来很大的障碍，朝鲜语文显性地位不断弱化，导致朝鲜族学校双语学科发展不平衡。

据统计，尽管在政策上有限制，延边各县市小学一年级2014年在汉校就读朝鲜族学生占朝鲜族生源比例延吉市最低，为12.47%，敦化市最高，已达58.8%，因此合理的语言教育政策规定才能阻止少数民族学生涌入汉校。为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在政策上拓宽和丰富朝鲜族人才的升学、晋升、培养渠道等，来提升朝鲜族语言文字社会显性地位，使民族教育与社会需求保持衔接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在具体政策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基本以地方条例和文件的形式规定。虽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条例》中第11条、第27条、第33条、第39条、第6条、第54条中制订了有关朝鲜族双语教育的规定，但条例内容都是规定有关语言学习的权利、自由等，还有一些有教育改革小组制定的《实验方案》《实施意见》等。法律的效力一般高于自治条例，而实施方案只是一种文件或法规，缺少长远规划，教育改革缺少连贯性和科学性。而德州的双语政策具体实施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如对语言考试进出条件有具体规定，对年度语言能力考核评估有详细规定。在德州由于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语言政策实施保证了其延续性和执行力度。因此国家不仅要出台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而且要保证双语教育有更加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保障，规范政府在发展双语教育中的职责、提供双语教育经费、师资、双语教育科学研究等内容。

（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和对学校的评价制度合理

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中规定：每个州都要制定“年度可测量的成绩标准”，作为评价学区绩效责任的基础。任何一个连续两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地方必须提供详细说明失败原因的新的改进计划。规定期望为达到高学术标准，学校进一步关注英语熟练程度有限学生的学业进步，但实际情况说明，由于学校和教育者受到威胁，他们调整教学科目，减少了语言艺术和数学，还为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学生准备了大量测试题，导致有些学校为了达标而进行应试教育。因此，更加合理的绩效框架出现了。castaneda提供了评价学校绩效的广泛的方法，包括投入和产出。第一，学校是否根据教育理论提供了设计良好的教学项目。第二，项目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包括资金、合格的教师、合适的评价和足够的教学资源。第三，项目的有效性是否被全面地评价。第四，必要的时候，项目是否被重新计划和修改，以保证学生掌握较高水平的英语熟练程度。castaneda不仅强调英语语言技能的发展，也强调学生在学业标准方面的进步，关键是它强调找到学校表现不好的根本原因。而延边地区汉语教学中的达标，一是指师生通过教学要达到《汉语课程标准》确定的各阶段目标和教学总目标；二是指师生通过教学完成汉语课程开发的教材或其他资源中确定的各种具体的教学目标。延边地区双语教育达标目标比较模糊，对项目完成各阶段对学校和学生汉语水平提高和发展方向没有提出具体明确要求。在延边地区虽然学校对项目的考核没有自主能力，但项目制定之后，考核和评价机制必须完善。如考核达标学校是否配备了合格的教师，足够的教学资源等，同时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的考核也无统一和具体的标准。反之，在德州不仅有castaneda对项目执行学校进行考核，而且对其学生第二语言的学习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如starr考试，他不仅考核英语还要考核用英语学习其他各科学习能力，如科学、社会学和数学，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做了充分准备。telpas考试有规定阅读要在3和8年级考核，写作要在4和8年级考试，以上两种考试都是州统一考试，保证了考试的统一性、严谨性和权威性。

延边地区普通高中也从1998年起进行“中国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即“hsk”），2003年起普及了“mhk”考试，整体一次性完成汉语高考形式的改制和转型。mhk考试是一个可靠有效且权威的汉语水平评价工具，考试的成绩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应试者实际汉语水平。但延边州高考并不要求口语表达考试成绩，导致目前高中汉语文教学中最实际的教学目的就是为迎高考拿高分，由此很多毕业生存在较严重的高分低能现象。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教学可能会在形式上变成稍稍降低程度的汉语文教学，学生除了考个好成绩，语言能力和文化吸收很少改变和收获。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汉考应从小学开始逐级考核达到一级、初中二级、高中三级的考试制度，并结合口语考试。只有统一的全国或全州性的汉语考核标准，才可以使汉语教学得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才能真正保证教育改革的连贯性和科学性。

（三）重视双语教师资格培训

据德克萨斯英语学习办公室的信息，2002年在德克萨斯州共有17816人获得esl教育资格；20935人获得双语教育资格；27377人接受了lep教学任务；37382人接受了额外的lep教育培训。2009-2014年之间，延边共设朝鲜族教师岗位286个，但实际上只招聘了123名教师，即具有双语教师资格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由于朝鲜族学校在教材、教学用语、课程性质等方面有其特殊的规律，教师培训资源、培训渠道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在职教师培训工作普遍存在培训次数少、效益不高的问题。教师受到正常的培训的机会都很少，而大部分培训学习内容宽泛，理论培训多，缺乏实践培训，很难再进一步对双语教师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据2003年12月调查，延吉市有7所朝鲜族初中，专任教师共有793人，其中除了汉语教师和英语教师之外，能用规范的、流利的汉语授课的教师有63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9%，基本可以用汉语授课的有123人，占15%。据高中教师双语能力自我评价调查统计能够用汉语讲授课程的教师，高中占53.2%，但这些教师的口语表达不流利，其余还有相当部分教师用汉语授课有困难。可见，延边州目前需要尽快制定建立系统的双语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对双语教师的能力严格把关。针对延边州实际情况，双语教师压力大、工作量大、付出努力也更多， 应当从待遇、晋升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这也是壮大双教师队伍的一个有效途径。另外，朝鲜族教师参考资料、朝鲜语课外读物贫乏，加大了教师的教学难度。

为了防止少数民族被边缘化，中央强调既要反对，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我们要在充分认识我国双语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不断学习研究、吸纳美国、加拿大等双语教育发展历史悠长国家的经验，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双语教育不仅能够执行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尊重当地朝鲜族的语言文化，而且要为延边地区培养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所需要的朝汉双语人才。

注释：

①周庆生.双语教育政策新动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3）.

②杨红杰，刘照惠.美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12（3）.

③吴剑丽.美国的语言文化倾向与双语教育政策[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9）.

④jose l lnaes，the sociolog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ducation，1995（l）：70.

民族语言政策篇3

【关键词】新加坡双语政策；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1、我国双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双语教学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及有关省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决定》规定的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双语教学研究、民族文字教材的出版补贴等政策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我国双语教学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能忽视、值得今后修订政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

1.1关于少数民族学生课业负担、升学、就业问题

根据《决定》的要求，“要积极创造条件，在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族中小学逐步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程。”当前在一些省区如新疆、内蒙等，在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既要学习本民族语言，又要学习汉语，同时还要学英语，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十分繁重。

1.2关于民族文字教材、教辅资料、教学软件及课件建设问题

当前，民族文字教材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能保证供应，但教材有些内容不符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多以翻译汉族的教材居多，同时教材品种少，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我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实行以后，与之相配套的汉语教材建设一直跟不上，一些民族地区使用的仍然是原来的汉语教材，这给当地的教师和学生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困惑。

1.3关于双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有关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使用母语作为交流工具，而另一些地区则已经完全转用汉语。如贵州1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以母语为主要语言工具的有900多万人，其中有500多万人不懂汉语（尤以妇女和儿童为最多），剩下的200多万人只是半懂汉语，还有不少人（包括汉族在内） 兼通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1]针对以上问题，应加强双语教育师资为培养民汉兼通人才、为当地的双语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当前双语教学师资队伍中学历、年龄、职称结构不合理，学历结构整体偏低，缺乏高层次的双语教学人才，出现了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岗教师中接受过专业双语教育和培训的师资数量有限，不少双语教师不懂双语教育教学规律、缺乏教学经验及专业技能不过关。

2、新加坡双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被称为“鱼尾狮”文化，是因为作为新加坡标志的鱼尾狮雕像既有若有所思的雄狮面庞，又有委婉自得的活力鱼身，浑然一体，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形象的说明了新加坡各种文化既能相互沟通、融合，又能保持其特殊性。

虽然我国与新加坡的历史发展、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不尽相同，不可盲目的照抄照搬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但其双语教育的成功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和自己民族语言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确定双语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态度和使用等几方面。

2.1政府应重视双语教育政策

从新加坡来看，其政府一直主导着双语教育的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得政策推行相当顺利。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多元民族并存的现实国情，审时度势的制定双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兼顾了各民族的利益，采用的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即保持了母语，又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学习与应用，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现状，政府更应当重视双语教育政策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更是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府尤其需要从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的分裂角度来高度认识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双语教育政策可以培养通晓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杰出人才，可以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还可以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睦共处，以支持我国政府的领导。双语教育政策会使政府取得民心，使我国多元民族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2.2双语教育政策制定应从我国实际出发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结合本国实际主流语言趋势来改革本国的双语教育，在改革双语教育政策之前一定会组织相关语言专家、学者、学校校长、教师进行大量的调查。在经过大量的检讨之后才会提出建议，且初步进行小范围的实验性实施，有成效后经过改善才向全国推广。[2]这样，改革中所涉及到的分流制、教学方法、双语教材、语言课程分类及评估体系都有较强的针对性。

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基本处于实验阶段，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较少，也还没有相关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评估体系。在我国对汉族学生来说，教学语言和日常生活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语文课主要学习生词语法以提高读写能力，即便有方言差别，但听和说通常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的学习。且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并存现象，这对于开展双语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如生活在我国云南的拉祜族，他们的语言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拉祜纳、拉祜西两种方言。拉祜语辅音有清、浊之分，元音有松、紧之分。词汇除了有自己固有的词语外，还借用了傣语、汉语等词汇加以充实和丰富。句子基本成分是前主语、中、后谓语。拉祜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首先在词汇上，传统的拉祜语词汇量远远小于汉语，所以在进行双语教育时，民族语言的解释功能显得有些薄弱。其次，在语调上，拉祜语的声调丰富有七个，而汉语的声调只有四个，所以他们在发音的准确度方面有一定困难。另外，从语序上看，拉祜语的语序与汉语不一样，它是前主语，中宾语，后谓语，而汉语是前主语，中谓语，后宾语。所以，拉祜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拉祜语的词汇、声调、语序会影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在实践中，我国可以把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验与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的双语教育政策。

2.3双语教育模式应多样灵活

我国的双语教育模式基本是淹没式的双语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对民族学生的“去文化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但同时学校教育有助于打破一些民族封闭落后的状态，扩大与外界的交流，促进发展民族文化。其实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会引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保存意识，并不一定只造成文化的单一性。以云南省的傣族和纳西族为例，丽江纳西族早就接受了处于强势社会地位的汉族的文化并培养了一大批的纳西族精英，这些精英在汉族主流社会取得地位和声望后，成为纳西族的代言人，将纳西族人的诉求传达给主流社会。如果能合理引进现代知识、技能，这样会赋予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新的活力。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尝试新加坡采用的过渡保持式双语教育模式。

2.4加强双语教育师资

双语教育师资问题是双语教育教学中的关键一环，新加坡通过高薪方式使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而且当地的在职教师，也有很多不断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培训和进修机会。相比之下，我国在师资力量这方面比较匮乏，应加强双语教育师资，提高师资水平。

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功能的实现，客观地认识和预测双语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民汉兼通”将是今后我国双语教育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必将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寻找适合本民族的双语教育模式，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

3、结束语

双语教育政策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尤其是2009年发生乌鲁木齐烧事件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问题广受关注。双语教育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意义显而易见，它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更有利于少数民族的代际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李明金.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做好民族语文工作[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

民族语言政策篇4

关键词： 广西边境 语言战略 语言教育

在世界经典语言学家的著作中，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和网络化，语言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思想交流的范畴。我们需要从经典语言学家的书斋中走出来，将语言置于更大的视野范围中考察，“从其承载、传承、建构特定文化的功能与机制这一角度理解和把握其本质特征”[1]。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语言，天然包含该民族的文化信息。语言的交流和传播，就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世界全球化和网络化，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这种交流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该语言的地位和影响力。语言的地位不是天然的，而是与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密切相关的。提高语言地位，一方面需要提升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动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传播扩大语言的影响力。语言的意义不单局限在思想交流这一工具上，更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语言战略”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研究

“语言战略”这一术语是新近才问世的，尤其是在美国“9・11”事件后，语言才作为重要战略问题被国家重视，继而学界开始对语言战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结果令人扼腕，原来恐怖袭击计划的情报早已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只是美国外语翻译人才储备不足，没有及时破译，导致恐怖袭击事件没能被阻止。痛定思痛，美国开始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问题，将语言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如2005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关键语言”战略，号召公民学习“关键语言”。这些政策表面上是通过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战略举措维护美国全球利益。可见，语言问题已经和国家、地区安全紧密联系。“语言战略”即通过有意识的语言规划、语言教育和语言传播，提高公民或国家的语言能力，以维护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确保在全球获得尽可能高的地位。

在全球化过程中，语言战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世界各国都开始高度关注语言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学界在语言战略问题研究方面颇为活跃。2007年，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相继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一些学者还开展了语言战略方面的相关研究，如王建勤的《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2]、周作宇的《国家语言战略与高等教育国际化》[3]、李洪乾与唐贤清的《加强国防语言战略研究，提升国家软实力》[4]、从丛与李联明的《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5]及蔡永良的《美国西裔移民双语教育的语言战略思想》[6]等。

二、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区，其边境线有800多公里。边境有八个县市与越南接壤，即东兴、上思、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这些边境地区经济、教育、文化都比较落后，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壮族人口占比88%以上。除了壮族，还生活着苗族、瑶族、水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哈尼族、彝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概括说来，广西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与越南接壤，是通向东盟的重要节点地区；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和教育与内地相比，还比较落后；边境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民族语言活力很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战略规划需要积极谋划。

广西边境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边民一般都会多种语言或方言，如壮话、白话、汉语普通话等，有的还兼通其他民族语言，甚至和越南边民也能用语言沟通[7]。边民内部交流一般使用壮话或土白话，和外地人交流一般使用带浓重口音的汉语普通话，边民语言具有多样化特点。

“语言规划是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8]。语言政策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确认各种语言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国家确定普通话为全国通用语言，并推广普通话，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主体民族语言文字与普通话、规范汉字同为该地区法定语言文字[9]。这是国家在整个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我国幅员广大，是多民族国家。广西边境是老、少、边、穷地区，处在“一带一路”的重要位置，紧靠东盟，在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大方针下，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包括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宏观语言规划的主体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微观语言规划的主体是社区、学校或家庭。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地区为主体的宏观语言规划，和学校为主体的微观语言规划。

就广西边境地区的宏观语言规划来说，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如下政策：汉语普通话为该地区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加强普通话推广，提高普通话水平；壮话、壮文和普通话、规范汉字同为法定语言文字，各民族可以自由使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学校为主体的微观语言规划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政策：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学语言可以使用壮话和普通话，壮话使用的比例应该大于普通话；学校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小学外语语种除了英语外，还应该开设越南语供学生选择。

广西边境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语言，内部交流时可以各自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民族间交流时就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为通用语言。我国基于国情，确立了普通话在全国的通用语地位。各民族交流时，使用普通话是非常合适的。广西边境地区由于语言多样化，边民平时使用普通话的必要性不太大，故普通话水平较低。尤其是中年边民，其普通话口音浓重，很难和外人交流。因此，在边境地区要加强普通话推广，通过开办学习班努力提高居民的普通话水平。边境和越南山水相连，广西边民和越南边民多有往来，广西边民提高普通话水平，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语言形象，并对越南边民a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壮话是语言活力非常强的语言，边民在日常交往中一般使用壮话，国家规定壮话是当地法定语言。但是，儿童的壮话水平开始退化，不少边民重视子女教育，将子女送到县城或外地读书，主要接受普通话教育。这造成了壮话的断层，非常不利于保护民族语言。我们需要增强边民对民族语言的保护意识，让民族语言得以传承[10]。语言反映了文化，语言的消失即是文化的消失。世界的和谐发展，需要语言多样化、文化多样化。因此，在语言规划、语言保护方面，需要保护各种民族语言或方言。壮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帮助壮族人创制的文字，但使用率不高，政府需要提供教育计划，帮助边民掌握壮文字，以记录壮族文化。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当地语言的文字记录，才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壮族文化用汉字记录，固然能够传承，但是或多或少会失去韵味。

边境的幼儿都会说本民族语言。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应该壮话和普通话并重。使用壮话，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幼儿只懂壮话，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和传承壮话。因而，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需要以使用壮话为主，保障教学正常进行。使用普通话，是因为国家推广全民使用普通话。幼儿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使用两种语言教学，可以让幼儿发挥语言学习天赋，提高双语能力或多语能力。另外，学校还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特别是壮文字课，帮助幼儿更好地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这有利于文化传承。在外语语种课程开设方面，除了英语外，还可以提供越南语供学生选择。目前英语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学生一般都要学习英语，在各种升学和晋升中，英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世界是多元的，语言的垄断意味着文化的垄断，我们需要打破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在广西边境地区。广西边境紧靠越南，广西边民经常和越南边民来往，甚至两国不少边民互结连理，边民使用土话能和越南边民无障碍沟通。边民子女接受学校教育后，大部分还是会留在当地工作、生活，因为地缘优势，很多人会到越南工作或经商。所以，学校外语教育如果只提供英语语种，那么对边境地区的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广西边境应该面向东盟发展经济。另外，广西边境语言安全问题也非常重要。边境地区，两国人员来往频繁，一些不法分子在此偷渡，“对中方警务人员来说，懂越南语是维护安全不可或缺的”[11]。因此，边境地区的中学应该增设越南语课程，鼓励中学生选择越南语作为外语。

三、语言资源视角下广西边境地区语言教育思考

经调查，广西边境地区和我国中东部一样，中小学都是使用普通话教学，外语语种只开设英语，这种语言教育政策值得思考。长期以来，人们将语言多样化看作是问题，认为不同的语言导致人们沟通交流障碍，人们需要消除语言差异，甚至要消灭方言。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语言问题观已经不适应时展。其实，语言是一种资源。语言资源观认为，“语言是一种个人的和民族的资源”[12]。广西边境地区语言资源丰富，十多个少数民族，不少民族都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我们需要将其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语言资源，而不是语言问题。掌握多种语言对个人、对国家都有积极作用。兼通多种语言，就意味着可以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交流，可以接触更多的不同民族文化，因而能获得更多资源。对国家来说，国民掌握多种语言，意味着国家语言资源丰富，因而国家语言能力就强。语言能力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在语言教育方面，不宜语种单一化，而应该语种多样化。

广西边境地区居民以壮族为主体，壮族占全体居民比例超过88%，由于和汉族接触频繁，语言也受到很大影响。不像新疆、，甚至不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民汉双语教育很少，基本上都是汉语教育，严重忽视了母语。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干部和群众认为本民族语言是造成落后的根源、学生的学业和就业会受到影响，因而不愿意让学生接受本民族语教育。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有汉语普通话、白话、平话、壮话、其他民族语言等，这些资源都需要充分利用和开发，这样有利于维护语言多样性，增强广西边民获得更多资源的能力。语言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广西边境地区语言资源丰富，我们需要扭转民族语是落后的根源、影响学生的升学和就业这种错误观点，充分利用、开发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在语言资源观视角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教育。语言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特点。

边境地区在学校语言教育中不能实行单一的普通话教学，可以多种语言并举。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语言教育中，各校可以根据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学生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尊重家长意愿，因地制宜地采取双语或多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多语能力。在中学语言教育中，大部分课程，学校宜采用普通教学，可以适当开发校本课程，如本民族的文化或历史课程，宜采用民族语教学。除了课堂教学外，学校还可以组织使用多种语言的课外活动，如民族语山歌大赛、故事大赛等，有利于保护和开发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可喜的是，广西壮族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设立了壮族三月三节日，全广西放假三天，组织文化活动，如民族语言山歌大赛等，这些都是对学校语言教育的重要补充。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等。语言是一种资源，丰富的语言资源对个人和国家都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语言能力强，能获取更多资源。广西边境地区处在连接东盟的重要位置，语言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需要加强普通话推广，提高普通话水平，同时，提升壮语和壮文的法定地位。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学语言可以使用壮话和普通话，学校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小学外语语种除了英语外，还应该开设越南语供学生选择。语言教育方面，宜采取双语或多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多语能力，组织用民族语讲故事、唱山歌等活动，培养对本民族母语的感情，传承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2011（1）：8-15.

[2]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2）：7-11.

[3]周作宇.国家语言战略与高等教育国际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3（6）：14-21.

[4]李洪乾，唐贤清.加强国防语言战略研究，提升国家软实力[j].湖南社会科学，2014（6）：253-255.

[5]从丛，李联明.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8（10）：122-126.

[6]蔡永良.美国西裔移民双语教育的语言战略思想[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59-65.

[7]吴先泽，陈慧.“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民族语言生活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94-197.

[8]张卫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8-13.

[9]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02）：51-62.

[10]陈慧，吴先泽.广西边境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调查及语言教育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04）：99-102.

[11]吴先泽，林潇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及政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188-189.

民族语言政策篇5

【关键词】外语教育 政策 惟英语

【中图分类号】g5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9-0011-02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deeply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examines the cause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ts policy making.

【key words】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english-only

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是国家发展的大政方略,其主导思想与国家战略的目标始终一致,受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语国家,具有丰厚的外语资源,但长期以来,“惟英语”教育始终贯穿美国的语言教育发展脉络,这主要是受其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目的是保持作为强势语言的英语的纯洁性,捍卫美国的国家特性。综观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保持了强制性与宽容性的张力

在美国的外语教育历史上,既采取过严厉的强制性的方针,又实施过宽容性的政策,可以说是强制与宽容交织在一起,确保了美国式的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源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这种文化根植于殖民时期的欧洲大陆,但它并不是从欧洲大陆的直接移植,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文化价值观饱含了“美国信念”的思想,盎格鲁新教文化塑造了以美国为核心的文化价值和理想共识。所谓“美国信念”来源于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冈纳•缪尔达尔(k. gunnar myrdal)关于“ameircan creed”的表述,他指出:“美国人在人种和民族属性、宗教、地域和经济等方面多种多样,参差不齐,但仍然存在共同之处,即拥有一种共同的社会气质、社会信念。”“美国信念”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精神和信仰的代名词。

美国从来都是自称自己是一个信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长期以来占据着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主导地位,其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语言意识自然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在美国这种强大的主流文化阵营上,学生接受的自然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价值观念,从小接受的是“惟英语”的教育,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从美国关于早期原住民和移民的外来语言教育政策来看,自十八世纪以来,先后对弱势民族的语言教育采取过非常严厉的压制性的政策,导致包括印第安民族和非洲黑人等族群在内的民族语言的衰退甚至消亡,确保了美国的语言教育按照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价值观的一贯体现。在美国的主流思想里,印第安人以及黑人被认为是野蛮而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文化曾经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从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建立到对美国黑人实行的强制性“禁学”法令,这些都体现了美国在对待弱势群体语言文化的严厉性政策。而在对待象德裔族群在内的欧洲移民语言教育的政策上,美国曾经对他们采取过比较宽容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欧裔移民来到美国创办更多的学校,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美利坚的统一。建国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德语的发展对美国主流社会构成的压力和威胁,后来同样由于政治、战争等方面的原因,严厉限制了德语等外语教育的发展,使得德语教育在美国历史上几经反复。

早在殖民时期和美国建国初期,外语教育方针的制定是本着对欧洲来源学生所说的语言的宽容性原则,而对非洲来源群体的压制性原则,1740年的强制性“禁学”法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语言政策制定中取向性的差异充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并不以全社会或学校中说哪种语言的人数而定,也不以移民的语言需求而定,政府或社会更多地关注的是语言群体的社会地位,关注是否有利于阶级的统治。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对于美国原住民的语言政策是鼓励他们接受英语教育而不是其它语言教育,但同时可以允许维持他们的本族语言,但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采取了英语强制性同化策略,限制对本族语言的维护和使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对学校的德语教育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政策。

美国在外语教育上采取的强制性与宽容性相结合的政策,都是受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影响。

二、坚持自褒性与排他性的统一

从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来看,体现着自褒性与排他性统一的特点。所谓的自褒性就是宣扬源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惟英语”的概念或“独尊英语”的概念根深蒂固。在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间,美国政坛围绕英语官方化以及“惟英语”运动和双语教育的论争沸沸扬扬,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就美国民族主义和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价值观的张扬和宣泄。在早期欧洲殖民者眼里,印第安人是没有语言的,即使,所谓的印第安语也是有缺陷的语言,是野蛮的语言。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它语言的政策。然而,联邦政府却几乎没有关于语言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政府的语言政策取向体现在州政府的法令和规定中,而且更多地蕴含在美国人源自欧洲文明、根深蒂固的语言文化里。以“褒扬英语、排贬他语”为特征的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支撑的语言政策构成了一个能熔化、消解所有非英语语言的熔炉,有效地维护了英语的地位,但是对其它外来语言,包括原住民印第安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语言政策的这种自褒性和排他性是种族优越意识的集中体现,充分表现在对美国黑人的语言教育上。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长期受到种族歧视。最初的非裔黑人被引进美国,主要是在南方农场当奴隶,以弥补当地劳动力短缺问题。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曾获得过平等权利。然而黑人因为穷困及教育程度较低,为求经济上的生存,再度依靠白人的雇用,特别是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后,黑人失去了联邦法律的保护,其地位又陷入类似美国内战前的状况,他们又深受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许多州立法规定各种公共设施如旅馆、学校、厕所、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餐厅、运动设施、俱乐部、医院等等都要根据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就美国黑人的语言教育来看,在殖民时期,由于来源广泛,黑人之间语言不通,但深受强制性政策的影响,黑人不仅不能接受语言读、写的教育,更不能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带到美洲大陆并且传播。

外语教育的自褒性和排他性同样表现在对待移民的政策上,素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骄傲的美国社会竭力维护“惟英语”的教育思想。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数量较大的“英语语言能力”有限的群体,即limited-english-proficiency(lep)学生群体,由于语言上的差异,他们在接受教育时遇到了诸如辍学、文盲等问题,为了帮助这个学生群体,美国社会实行了双语教育政策,许多州也开始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轮的“惟英语”政策的实行,双语教育不了了之。这其中当然有一定的政治性目的,但归根结底,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受到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即“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土壤里历史久远且威力无比的语言文化”,这种自褒性和排他性的目标是一致的,且指向明确。

三、协调单一性与多元性的矛盾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长期以来,由于英语中心主义的影响,美国社会以“惟英语”教育为核心,多关注以英语学生的教育情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也采取过不同的政策,尤其受到“英语官方化运动”的影响,应该说,美国虽然是一个多种语言混杂的社会,但在“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下,只尊崇英语,对于外语教育不够重视,在这一点上,美国信奉的是单语主义。

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语言多元化的现象势必凸显,单一与多元之间产生了冲突。是否包括所有移民在内的所有美国人都只应该接受“惟英语”教育?美国人如何判断对一种单一的通用性语言的需求?在关于官方语言、双语教育和民族特性的保持方面如何达到平衡?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族群如何保持各自的文化特性?不同肤色、不同来源的人如何理解美国信念?这些问题已经在拷问美国社会,在一个缺乏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国度,同时又接收着不同来源的外来者的国家,语言的同一性被看作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但又要必须面对语言的多元。“惟英语”教育是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上建立起来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不可动摇。

美国社会对外语教育的重视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使命分不开的,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国防教育法》出台后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督促下,美国政府把外语教育提到了历史的最高地位。的确,美国政府很善于通过借助“国家危机”、“国家安全”的意识来改革教育,美国的外语教育改革就是如此。例如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外语教育改革热潮,而且都与国运危机有关。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作为同盟国“兵工厂”的美国需要派大批军事人员到世界各地工作,通晓外语的问题成了大问题,美国的外语教育受到质疑;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的震动很大,舆论界对学校教育的批评非常激烈,强烈呼吁改革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方法,要求提高课业的标准,加强科学和数学的训练,重新关注外语教育等,于是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三次是由于恐怖袭击危机的影响又掀起了美国第三次外语教育改革的热潮。这三次都与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关。可以说,美国的外语教育所体现的单一与多元的矛盾在公民认为的“国家危机”关头得到了解决。

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发展目标必须与国家战略的目标相一致,美国社会正在重新审视外语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接受多语的现实,协调发展少数族群语言及其语言教育,保护少数族群的文化,维护各族群的权利,使语言教育走上准确而科学的发展轨道。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别强调:“作为多种族混居是一种优势。美国是一个由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和无神论者共同组成的国家,吸收了各种文化的精髓,从世界的每个角落学习。因为我们经历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痛苦洗礼,并在黑暗中更加坚强和团结,我们无法保证,但是我们相信憎恨终将消弭,分隔终将散去。随着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共同的人性将显露出来,美国必须承担引领新时代和平的重任。”由此显现出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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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yrdal, k. g. & s. bok.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526

民族语言政策篇6

加拿大是从英法两国的角力的缝隙中成长壮大的，自然也渗入了英法的文化因子。加拿大在殖民地时期，由于英法的统治，其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多元的特性。并且这两种文化在斗争的过程中相互磨合，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积累，深深地根植于加拿大这个统一体中，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埋下了文化因素。

除了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以外，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加拿大的最早居住者是土著人，即印第安人。土著居民内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加拿大的土著居民主要包括“北美印第安人”、“梅迪斯人”、“因纽特人”，印第安人至少也有50多个民族。除此之外，加拿大的黑人也在社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少数族裔移民很早就从世界各地移居加拿大，后来，随着工业化技术的提高，又有大批有知识、有技术和资金的人移民加拿大。

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内容

（一）语言。在加拿大，语言问题始终是同族群地位和国家统一交织在一起。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背景下，各种语言教育形式，如土著语言教育、第二语言教育等，推陈出新，蓬勃发展。其中，遗产语言的教学成了一个更受重视的目标。为了鼓励遗产语言的发展，政府设立了很多项目提供支持。在保护、弘扬少数族群语言的同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强调官方语言的学习、推广、和使用，即“双语框架”，加强对英语和法语的重视。

（二）文化。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之前，加拿大的文化处于主流文化相互斗争，夺取霸主地位；少数族群的文化不予承认甚至迫害。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之后，各民族的文化都被得到平等对待，政府实行了一些特殊照顾政策，承认所有族群的文化，并保留其传统文化，特别是土著文化的保留与弘扬。如，加拿大政府鼓励各族群分享其各自的文化及价值观，以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

（三）教育。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提出“文化多元是加拿大的优良品质……加拿大天然的多元特征使其教育从全国政治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走进以繁荣个性为特征的次体系（省体系）”。在加拿大多族群的社会体系中，教育的作用尤为表现的特殊和重要。在教育领域，为贯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加拿大政府尊重专家建议，主张尊重不同文化，对所有族群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为所有族群学生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三、政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族群实际地位的差异和冲突的存在。虽然多元主义政策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明确说明了少数族群的平等性，但是这主要是一职中制度或程序层面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各个族群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已然存在，并且这种不平等的差距较大，容易引发族群间的冲突与斗争。加拿大历史上曾受过英法的殖民统治，英裔和法裔实际上是加拿大的决策集团，而其他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就相对较低。

（二）族裔认同的强化和地区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使各民族文化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而强化了那些少数民族群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心理，并使这种心理认同合法化。一部分少数族裔利用这一政策，鼓励其内部成员发展本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与伴随着少数族裔认同的增强，盎格鲁认同也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

民族语言政策篇7

关键词:语言政策;国外语言;比较研究

一、法国的母语保护政策

1.法语特权地位的丢失

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末,法语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逐渐代替拉丁语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法语国际外交特权地位的丢失始于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会议,起草《凡尔赛条约》。这次会议打破了近两百年来会议文件只用法文文本的惯例,美国、英国都坚持要用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法语在国际外交上的特权地位从此结束。

2.英语“入侵”法语

如果说《凡尔赛条约》是法语在国际外交特权地位结束的标志,诺曼底登陆则为英语“入侵”法语打开了缺口。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8月25日,巴黎解放。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为了挽救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法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得到了经济援助,同时也受到了英语和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经贸往来中,法国认为英语作为经贸语言有利于经贸交流,英语词汇随着进口的美国货一起被引进法国,广播、电视、报刊中大量使用英语语词,许多人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美国不断扩大英语的影响范围,动摇了法语在国际外交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这些引起了法国政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警觉。他们认为,法语是法兰西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法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所有使用法语者的精神财富,因此要采取措施保卫法语和法兰西文化的地位。

3.法国政府采取的保卫法语的措施

法国成立了“国际法语理事会”“法语国家和地区高级委员会”“法语高级理事会”“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在法语规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法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法语的法律和法令。为了遏制英语的“入侵”,国民议会议员勒杜荷赫和巴斯等人联名向议会提交关于保卫法语的提案,该提案于1975年12月31日经议会一致通过,人们称它为《巴斯――芬里奥尔法》。该法律规定,商品名称及其使用说明书、招生广告、劳务合同、财务登记、节目预告、新闻报道都必须使用法语。

二、新加坡的华语政策

1.新加坡的基本语言状况

新加坡经济发达、环境优美,具有引人注目的多种族以及多元文化,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新加坡社会一直是华族、巫族(包括马来人和印尼人)和印度族三大民族的语言在不同社区、不同场合中通行着,再加上原先殖民者的英语,这些是新加坡名义上的4种官方语言。三大民族的语言本身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方言,中国移民自然也就说着属于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北方话等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新加坡素有种族博览会和语言(方言)博览会之称。

2.新加坡重视推广华语运动

国家的语言政策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敏感问题。语言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民族冲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新加坡政府对敏感的语言问题一直是持慎重、灵活和实用主义的态度。

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了常年性的“推广华语运动”,以便使华语最终成为新加坡华族同胞的通用语言,加强华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语言交际。为此,新加坡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比如,规定政府及法定机构的华裔员工在办公时间内要用华语交谈;电台、电视台逐步取消方言节目,代之以华语节目;华裔新生儿的出生证、国民的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也要加上汉语拼音;等等。

3.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特点

传承性。政府把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殖民地的语言(英语)维持下来,把它规定为官方语言之一,并且逐渐使它生根于全社会进而成为家庭语言。

实用性。新加坡语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多语言政策,既考虑到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又考虑到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既兼顾了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利益平衡,又着眼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平衡性。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国内各种族及其语言的平等,避免了任何形式的语言沙文主义,又有助于各种族文化及其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新加坡在语言政策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虽然不能满足所有种族、所有人的需求,但大多数新加坡人能够接受这种政策。

三、美国语言政策的主要特质

1.排他性

20世纪末美国出现的“唯英语运动”,集中代表了美国主流文明的语言文化,导致20多个州制定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和打击非主流语言。印第安语的灭亡就是在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语言文化排挤和打压之下,迫使印第安人逐步放弃自己的母语转用英语造成的结果。

2.一致性

美国语言的一致性也就是英语一统天下,坚持英语统一北美大地上的其他语言。美国政府认为,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就是保障国家统一、社会平等,否则就会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不平等。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印第安人外,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民族在美国都有其移民或后裔。一个民族的移民通常会带去一种文化和语言,然而不管先来还是后到,移民们都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迅速抛去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尽快地变成美国人。

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政策对维护美国多民族移民国家的语言一致和国家统一来说,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美国语言政策的力量并不在于政府明文规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规定,而是在于基层的、迂回的、隐性的政策。显然,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其倡导文化的发展。

四、法国、新加坡、美国语言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国际语言学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如何完善国家语言政策,为维持和开发走向全球化的语言资源奠定基础。

法国政府在法语保卫战中,不仅保卫语言,而且捍卫法国文化,捍卫它的民族性,捍卫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法国主张多极世界,法语是法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极世界的重要工具。新加坡面对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语言政策不仅值得语言学家研究,而且值得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们认真思考、探讨和借鉴。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以“褒扬英语、排贬他语”为特征的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支撑的语言政策构成了一个能熔化、消解其他语言的熔炉,有效地维护了英语的地位及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扩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经验至少可带给我们如下三点启示。

其一,在语言观念和意识方面。语言是国家的资源之一。在国家语言政策中要把语言与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联系起来。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以上三个国家语言政策制定者高远的政治和经济眼光。

其二,国家语言政策充分考虑和尊重所有国民的语言权利,在大力加强本国母语教学以提高全民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尊重、引导语言文化的发展,努力维持语言生态平衡。避免由于语言问题可能引起的民族冲突或社会矛盾,也是建设和谐的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社会的需要。

其三,重视语言学习以及语言人才的培养。政府在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均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进行语言项目的研究和开发。这不仅使人们掌握了全面参与国家建设所要求具备的语言技能,而且使人们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既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又增强了国民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民族语言政策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西方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073-02

教育政策是国家和政党制定的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教育目标的行为依据，所以教育政策也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具有特殊的情况，面临着复杂和长期性的特点，尤其是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国家与我国一样，也面临着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尤其是美国等国家，他们制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于我国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理论依据

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实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政策。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1）理念或者观点；（2）教育改革运动；（3）教育改革的过程。实行多元化教育，必须要拥有这样的信念，所有的学生，不论他们属于哪种民族，不论他们来自于哪个阶层，在学校他们获得学习的机会都应该平等。多元文化教育要求让每一位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综合来讲，多元文化可以理解为：将不同民族、种族、社会阶层、性别等群体当作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学生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并且要创造出相应的环境和措施，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对待，力求让所有的学生得到的教育机会平等，实现所有学生的充分发展。

二、西方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

1.少数民族教育的法律保障。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最为典型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以本文以这三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代表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上，这三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地方，就是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了《肯定性行动》和《民权法案》，少数民族拥有同样的升学权利、就业权利以及接受政府贷款的权利等。澳大利亚在对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上也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予以保障。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法律法案保障土著民族教育权利的同时，州和地方的政府也有针对的制定出了一些规定，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在加拿大社会中，种族主义特征比较明显。在1977年，加拿大通过了一条国家指令，学校必须维护少数民族的母语，学校多元化的课程当中必须对少数民族的母语进行相应的扶持。加拿大并没有更多的教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升入高中进行扶持，少数民族在升入高中时，没有获得更多的优惠条件，而是与其他学生按照统一的条件和要求对待。少数民族的教师和学生认为，入学面前不应该有特殊的对待，应人人平等。

2.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双语教学。西方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投入上非常重视。

美国政府在1964年制订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了每年都要针对贫困学生提供3亿美元的资助。1972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修正案》，为更多的贫困生提供了助学金，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加拿大，虽然国家没有教育部，但是教育问题都有各个省进行自主的管理，联邦政府直接负责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包括了教育政策的制定、资金的扶持、教育经费的投入等。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土著人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并且在多个方面给予了优惠和关照。土著人在加拿大享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在保留地，政府出经费帮助印第安人创办中小学。澳大利亚也投入了较多的经费在教育上，公立中学和小学都是完全免费的。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问题，在1974年，美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双语教育法案》，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的儿童能够更好地学习英语，对他们实施双语教学，同时使用他们的母语和英语。在对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上，加拿大政府对英语和法语的培训非常重视，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更好的适应社会，澳大利亚大力推广双语教学，外来民族的子女可以直接进入小学进行学习，其英语教学由教师单独为其补习。英语考试未通过的可以进行英语强化中心进行学习，通过后编入对应的班级进行学习。

三、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启示

1.通过立法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西方国家在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上，非常重视立法对教育的保障作用。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少数民族教育的方面的法律也不断完善，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多项基本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国家教育部在1983年颁布了《关于加强领导和进一步办好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的意见》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在这些众多的法律制度当中，民族教育的内容受到了重视，并且针对民族教育问题制定出了比较详细和具体的规章。然而我们发现，我制定的保障少数民族教育的相关法律多是政策性质的，其可操作度不高，不够灵活，从立法角度将还不够规范，所以造成了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保障不够稳定。为了能够真正的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就要根据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对现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修改，与此同时，根据需要制定出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实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法案。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所以他们的教育与现代化的社会之间不匹配。所以，必须要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各民族的教育发展，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2.要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西方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较大，并且制订了操作措施非常详细。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较大，但是民族教育经费仍然会出现不足的现象。国家和党中央专门设立了教育补助费用，同时还扩展了民族教育费用投入的渠道。虽然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总量很大，但是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广泛，少数民族数量多，并且少数民族的教育基础较差，这样就导致了教育经费的投入平均数很低。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教育非常落后，底子差。我国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居住在偏远的山村，学校的规模小、分布散乱，虽然国家将中小学进行合并，并且出资建设了一些新的寄宿学校，但是该地区的县乡财政非常困难，无法维护教育的稳定发展。所以，我国政府除了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之外，还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经济能力，让他们能够拥有发展教育的资本。国家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吸引商业投资，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状。

3.加强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西方国家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时，不仅学习了官方语言，还设有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双语教育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国政府也强调了少数民族语言拥有与汉语平等的地位。但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干部在公共场合使用本族的语言进行发言，但是私下却将孩子送到汉语学校进行教育，这也是出于对孩子将来发展的考虑。在双语教学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仅是由于不明确的语言政策，同时在双语教学中的指导和教学的不足都导致了问题的出现。所以在进行双语教育的同时，不惜要重视语言作为工具的特性和语言的文化特性。在民族交流和国际交流不断发展的今天，学习并且掌握族际共同语成为了一种趋势，必须要立足于本地区的社会发展现状，不断开发乡土教材，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加强与企业单位的联系，进行教学、生产和课堂的综合交流。

总而言之，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不同的国家都针对少数民族教育制订了不同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理念，但是并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成功经验。另外，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少数民族的教育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要立足于本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稳定的进行少数民族的教育改革，不断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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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政策篇9

关键词：民族政策；主体民族；国家民族；哈萨克斯坦

中图分类号：k3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2 ― 0113 ― 03

哈萨克斯族形成于15世纪，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活动于中亚地区，长期以来的迁徙生活，造成哈萨克斯族缺乏一个地缘根基。沙俄、苏联时期，作为加盟国的哈萨克斯坦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复杂局面，以“哈萨克族”命名的国家在独立之初并不占据主体民族地位，据此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国情提出一系列民族政策以恢复哈萨克族“主体民族”身份，在执行过程中衍生出新的问题，对此决策者不断调整路线方针，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民族政策之路。

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民族结构及初期政策导向

1.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民族结构

政治历经征服兼并哈萨克斯坦几经动荡，民族构成复杂，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主要体现在俄罗斯人离开哈萨克斯坦以及境外哈萨克人回迁。据1999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首次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为1495.31万，比独立之前减少了124.6万。哈萨克斯族人口1999年较1989年增加148.81万，增长率达22.9%；俄罗斯族人口1999年较1989年减少158.24万，减少率达26.1%，德意志人、乌德穆尔特人、立陶宛人、保加利亚人等人口均呈下降趋势，总体来讲，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人口总趋势呈下降趋势，对其人口结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9年2月，哈萨克斯坦举行独立后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1640.3万人，其中哈萨克斯人占63.6%，俄罗斯人占23.3%，乌孜别克族占2.9%，乌克兰族为2%，德意志人为1.1%”〔1〕 经过十年的发展，哈萨克斯坦的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水平有所增长，各民族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截至2014年8月，哈萨克族人口比例已升至66%。

2.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民族政策导向

独立初期，哈萨克斯族并不是国家的主体民族，为了呼应国家命名民族的壮大，唤醒哈萨克民族的历史记忆，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突出哈萨克民族的主体地位，提升哈萨克族的利益和地位。

文化层面上，复兴主体民族的文化、语言，撰写哈萨克族历史。将哈萨克斯坦语作为国语，大量出版研究哈萨克斯坦民族历史的文献书籍；树立哈萨克族英雄人物的形象等。

政治层面上，赋予主体民族广泛的政治权利，国家主要领导人，各行政、司法、警察等部门的干部基本由哈萨克族担任，进一步突出主体民族。

人口结构层面上，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增加主体民族人口数量，鼓励本国哈萨克族生育，对外动员境外哈萨克人回归祖国。在相关政策扶持下，哈萨克族人口快速增长，改变了哈俄比例，哈萨克族成为哈萨克斯坦境内比例最高的民族，确立了其数量上的主体地位。

二、“主体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及其调适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导向偏向“主体民族化”，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使得国内哈萨克族主体身份认同迅速建立。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主体民族认同建立在公民原则之上，但还是衍生出“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自称是国家的主人，排挤和歧视其他民族，“主体民族化“趋势的增强导致对于其他民族的排外愈演愈烈，引发其他民族的不满，造成了民族分离情绪。

突出“主体民族”的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其他民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各级权力机关难以拥有话语权。根据资料统计，哈萨克斯坦政府机关中，哈萨克族的比例达80%。种种政策倾向使得俄罗斯族为首的其他民族产生了抵抗情绪，建立一系列组织，试图以“大俄罗斯化”与之抗衡。

“主体民族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对国家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的国情所致，另外之策制定中所出现的漏和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已经意识到民族和解已经成为维护哈萨克斯坦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民族团结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各级政府都不能懈怠民族间的问题，积极增强民族间的凝聚力，对于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要进行严惩，在这一系列措施下，“大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一定的控制。

“主体民族化”带来的另一问题在于“部族主义”、“地方主义”思想的蔓延。“部族主义”的显著特点就在于片面强调本部落或部族的政治认同，而忽略和排斥其他部落或部族，本部落和部族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种行为对于国家的民族团结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各个部族之间有自己的固定领域，因而又造成地方主义的问题滋生。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哈萨克族内部依然残留一定的部族和部落痕迹，各玉兹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在“主体民族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同时，各玉兹之间的权力争夺非常激烈，干部的任用和职位高低都取决于出身的玉兹和地域，哈萨克斯坦各级党政管理机构中，各玉兹的权力划分明确，最大部落的组长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力。为了遵循“主体民族化”，俄罗斯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被挤出决策层，在制定决策时也受制于部落而带有倾向性，更加剧了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对民族间的稳定造成隐患。

“主体民族化”政策的推进衍生出“大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动摇了平稳的哈萨克斯坦社会生活。此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已经认识到这样下去不仅使得国内各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不同部落、地区之间的斗争还会使某些民族走向毁灭。因而必须要摆脱和消除部落和玉兹残余更换决策层干部，政府组阁频繁换血，才能走出困境，维护社会稳定。

在着一系列曲折的民族政策探索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识到，“仅仅局限于回忆民族的历史是不够的。”“我们身上依然存在着数世纪以来所固有的劣根性。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汲取精华，也没有很好地摒弃糟粕。”〔2〕可以说，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建国初期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存在许多弊端，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能力的有限，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出现问题不可避免，政策转型也势在必行。

三、“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政策转型

“主体民族化”的深入推行，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民族复兴”和“民族分离”运动相继产生，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化，一些民族甚至要求分立，这种情况使得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变的一度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政府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意识到将“民族自决”理论写入宪法对本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不利，因而将“民族自决”转为“主张在保证国家统一、完整的前提下实行各民族文化自治”〔3〕不再提倡“民族自决”理论。国家志在打造一个“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民族”〔4〕“国家民族”是指“国家内集体的人民，一个国族内里可以包含几个民族”哈萨克斯坦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提出建构“国家民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第七次各民族大会上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创建哈萨克斯坦人。”〔5〕1995年哈萨克斯修正了原有宪法中的内容，确认作为一个以各民族公民认同的国家民族，即哈萨克斯坦人。

此外，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在建设公民社会，强化各民族的“公民意识”、“国家民族”认同感，削弱“多中心民族主义”、“族群中心”的影响。对此还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比如设立“和平与精神团结奖”、建立各民族文化中心、组织各民族友谊周活动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对国家族际关系的有序发展、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家正朝着“哈萨克斯坦人”的目标对国民进行引导，虽然仍面临许多问题与阻碍，但是总体已呈良性趋势。

四、哈克斯坦独立后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考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民族多印⑽幕多元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多元统一”问题是国家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制定民族政策的核心。解决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保证国家的完整、社会稳定、经济有序发展。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更完善的民族政策。倡导对于“哈萨克斯坦”人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于“公民意识”的认同，一直寻求如何公平、公正的处理民族、部族间的问题，虽然在其民族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国家积极调整，使得国家总体保证稳定发展，民族政策也在稳步向前。对此，也引发了我们几点思考。

1.民族政策需要与社会环境不断相适应。

政策的制定不能跳脱出所处的社会环境，它影响着决策者对当下的现实环境做出反应。民族国家独立之初制定一个符合国情、具有科学性的民族政策对与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在经历了“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的政策调适，其配套的语言文化、宗教、移民政策都随之进行调整。如语言文化政策方面，建立“三位一体语言”政策（哈萨克语、俄语、英语），将哈萨克语作为国语，俄语、英语分别作为旅际语言和全球性语言。

2.政策的制定是需要后续不断的完善并纠正

理念偏差的过程。

多民族的构成，独立之前所存在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得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面临复杂的民族问题。独立之初，受到国内、国际的双重影响，哈萨克斯坦面临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民族关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此种情形，政府必须积极应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哈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坚定民族团结的方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政策中的问题，及时纠正，以协调不同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政策的制定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提供引导、指向，领导人在政策实践中不断反思、完善政策及时修正不完善指出，对于掌控国内局势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点使得相比其他独立后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局势更加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

3.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摆脱苏联时期的影

响寻求真正适合本国的道路。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经历了从“主体民族化”向“国家民族”的过渡，逐渐弱化“民族”的概念改为强化“公民”的意识，哈萨克斯坦对于本国的民族问题已经有了客观认识，正是在摆脱苏联时期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另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体制为总统共和制，与苏联联邦制有别，因而政体的不同也使得其民族政策有别于苏联原有民族政策，从中脱离出来。

时至今日，哈萨克斯坦已经走出独立以来的低谷与困境，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12年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哈萨克斯坦-2050-健全国家的新政治方针》的国情咨文提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15年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前政治稳定、经济水平有所发展，提出了哈萨克斯坦2050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已经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种民族共生的新格局。

〔参 考 文 献〕

〔1〕李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百年历史人口透视〔j〕，西域研究，1997，（04）：111.

〔2〕努・纳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2-33.

〔3〕刘庚岑，中亚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j〕，世界民族，2002（01）：24.

民族语言政策篇10

       【关键词】美国；少数民族教育；历史特征；双语教学

美国民族教育政策与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呈现出同化主义、英语中心主义、教育隔离制三个显著的历史特征。首先，老移民用主流文化同化新移民，目的是把他们变成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其次，美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经过了从语言多样化到“英语惟一合法”的转变。再次，美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在隔离的学校体系中接受劣质教育。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少数民族才争取到一定平等的权利。由于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实践呈现出三个显著的历史特征。

一、同化主义

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同化主义教育传统一直控制着美国的少数民族教育和移民教育。美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其中英国人最多，影响力最大。因而英国的语言、法律、宗教观念、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都转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构成美国主流文化的基本骨架。

美国的教育，也主要是英国教育模式的移植。盎格鲁—撒克逊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占据支配地位。“从殖民地时期到十九世纪，美国教育的主要形式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非新教式的学校，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同化论坚持有必要保留英国式的体制，英语以及英国的文化模式，使之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并成为规范；强调灌输社会主流民族—盎格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强调单纯学习有关基本事实的知识。同化论认为教育是将社会的少数民族塑造于主流民族之中的必要手段，公民教育其实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限制和改造的过程。 “美国化”本质的目的在于强力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使他们遵循主流文化的语言、价值和行为规范，将移民们的本民族文化及其附属物清除，变成一个个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完成这一过程，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高压同化”。

190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卡伯里（cubberly）这样总结同化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1.拆散各民族群体和居民点，使各民族移民同化和融合成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2.向儿童灌输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律、秩序的观念以及现行政治，并培养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在民族生活中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尊重。在同化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儿童无论从哪里来，具有什么背景，都一律接受同样的对待：读主流社会的书，参加主流社会的考试，不考虑民族和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文化，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传统等，受到轻视和压制。

    在同化论盛行的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比较宽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逐渐形成，这就是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熔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f.j.特纳（f.j.turner）和英国犹太作家张维尔（israel zangwill）。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个大熔炉，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移民都会融入其中。移民原民族的实体和文化像原料一样在熔炉中不断熔化和改造。主流文化影响和同化着移民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主流文化。二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文化和摆脱了祖先纽带的美国人。如果同化主义的理想是要把所有移民按照英国盎格鲁式的意识形态同化，那么熔炉理论的提出则是看到了不同种族、文化的差异性而“求同存异”的结果，其着重点在于把不同文化盎格鲁化后铸出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有别于英国的美国特性。与同化论相比，熔炉理论的出现意味着进步。前者把主流文化凌驾于少数民族文化之上，完全排斥少数民族文化。而熔炉理论至少开始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给予它们与主流文化同等的文化原料供给者的地位。当然，熔炉论把移民的同化和文化融入简单化，理想化，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五六十年代后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否定。

二、英语中心主义

美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经过了从“语言多样化”到“英语惟一合法”的转变，形成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英语中心的特点。

建国初，由于英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实际需要，英语在一些地方和场合成为通用语言。但这并不排斥美国居民使用其它语言。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定居点，少数民族语言常常在商业、学校和宗教机构中使用。联邦政府对于语言的选择采取不干预政策。建国初几任总统甚至支持使用多种语言。而且，为了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而不是送去工厂做工，一些公立学校承诺在公立学校传授学生的本民族文化和母语。内战期间，政府的不干预立场占主导地位，他们包容语言多元化现象并鼓励公立学校推动民族语言教育。

南北战争后，产业革命开始，人们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工商、政府及公共事务，这种实际需要使英语变得日益重要。大量的法律、政府文书用英语写成，政府事务以英语为媒介处理，在工作中人们很可能因为看不懂英文警示而出现伤亡。以上种种事实，提出了对于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要求。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老移民之争，大大增强了美国的排外主义情绪。　为了压制这种情绪的滋长，美国政府采取了要求移民学习英语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获得公民权的条件，当排外主义情绪日渐强烈，在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想法逐渐占上风时，部分州立法规定学校中的部分科目必须用英语讲授。这样，公立学校不得不改变了包容各种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而采取美国化、同化外来非英语国家移民的策略。威斯康星州1889年通过《本尼特法案》（the bennett law）规定，英语是一些课程唯一的授课语言。虽然由于地方社区学校和地方公立学校长官的强烈反对，《本尼特法案》于1891年被废除，然而，它却为制订“英语唯一合法”的法律奠定了基础，成为一个开始。

“英语惟一合法”的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消极作用明显，对移民及其后裔的学校影响很大。例如，德裔移民原有巨大的双语（小学）和第二语言（中学）教学网络，包括教会、私立、公立学校等。1900年，约有20万孩子在公立小学接受德语教育，1914年，在密尔沃基（milwaukee）、辛辛那提(cincinnati)、克利夫兰(cleveland)和代顿（dayton）的公立学区至少有1/3的小学生接受英语德语双语教育。然而，1917至1919年间，美德处于战争状态时，随着中等德语教育的缩减，英、德双语教育课程被大大减缩了，实际上，德语已经被取消。

在英语同化教育作用下，到移民第二代、第三代能讲父母语言的人数越来越少，由于语言的障碍，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学习成就很低，直接影响到他们成人后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