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价值范文10篇-ag尊龙app

当代价值范文篇1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三）调查研究。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并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论断。调查研究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新时期，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解各种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并贯彻落实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效方法，是我党科学领导和民主执政的重要途径。

（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奠定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光荣传统，现在一直为党所坚持、继承、发展。人民军队理论是关于人民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的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六）党的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历史课题，着重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与思想精髓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体现为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政治路线）相统一、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当年提出的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工程”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党的建设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吸收了党建理论的思想精髓。近年来，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和思想建设方面的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借鉴或者说是受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观点的指导和启发的。

三、思想的进步发展

当代价值范文篇2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当代价值范文篇3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理论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重要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不谋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总体来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原则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认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老子认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伟大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道家告诫人们应摆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与人不相胜,也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任何“人为”破坏自然的做法都会导致整个生命系统的和谐关系的破裂;庄子则在“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们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顺应“道”的客观规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为一”等观念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张人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万物都在“道”的统摄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统之中并各以自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道”的渊源。因此,从“道”的哲学高度出发,道家生态思想既认识到了天人不相胜的一面,又认识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这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二)“物我为一”思想道家认为,既然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万物从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态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齐物论》中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马蹄》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热万物平等的观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础上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生存权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护了人与自然维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无为”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状态。《文子》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油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万物生成、发展都取决于“和”,只有达到了天地和谐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运行,“泽难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规定人不仅不可妄加作为,而且还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维护生态和谐和平衡,一切凌驾于其他生命价值之上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理论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思想,也是保证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重要途径。(三)“慈俭四知”思想《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态思想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原则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节俭有度”、“四知”的生态伦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质是宽容,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生长万物使其维持特性、协助万物使其生长繁衍、引导万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仅主张爱物,而且与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⑦人类的行为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的自然状态,而且应当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增益万物,无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怀。“节俭有度”。“俭”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在对待自身欲望时所应有的自律准则。《老子》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类维持其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但从自然界汲取生命养分的行为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适得其反。“节俭有度”规范要求禁止一切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不奢求过多的资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积蓄能量,厚积薄发。“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种重要的生态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和曰常”则强调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和谐的状态;“知止不殆”是强调人要适合而止、适度利用生态资源;“知足不辱”则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将“和”视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主要机理,“阴阳和静”是“道”的本质内涵,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峙与和谐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阴阳两气相互融合、和谐才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人应当效法自然,谨遵“四知”的生态伦理道德,遵从天地之“道”,遵从自然本身的和谐,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态思想的评析

(一)儒道生态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坚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整体性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儒道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关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体”,道家关于“天地并生”、“物我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们从朴素的角度对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将整体性作为基本点把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将人和自然两个不同质的系统视为同一本原体。儒道生态思想反对将“天人”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天”,还是“道”,人与万物都只有一个本源,并且都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仅只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也包涵了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把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并且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当作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系统。也正是天地万物各自有序地运动才保证了天人有序和谐。其次,儒道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平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态思想都强调了人类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价值观,儒道倡导把人类生态伦理的价值情怀推及到整个宇宙内的生命的价值,正确认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们应当以“仁爱”、“自然”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强调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坏自然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儒道生态思想极力试图劝诫世人营造和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平等的大环境,以保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后,儒道生态思想提出了天人协调适度发展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持的客观要求。儒家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则更具体地规定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平衡、保持适度发展的伦理规范;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提倡人们适当地克制自我欲望,适合而止、自然而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态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实现自我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协调和适度发展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二)儒道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探讨儒道生态思想的价值并不是说要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儒道生态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强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它更适合于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的、局部的、表层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则更为复杂、深层的,这也注定了儒道生态文化无法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生态问题。其次,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及其狭隘性,人际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态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种有亲疏差别的道德阶梯结构;道家的生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顺应“道”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被动地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特点,它的伦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现一种大宇宙观的人生哲学,而缺乏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构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则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儒道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扬其积极作用。

当代价值范文篇4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当代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教育；艺术实践形式；艺术化方式；个体心灵；理想人格；和谐社会；家国情怀；文化自信

艺术教育在中国早已有之，《论语·泰伯篇》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述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最经典的阐释。当今世界，存在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要重建个体心灵、创建和谐社会、重塑大国底气，就必须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思想内蕴进行观照和审视，探讨中国艺术教育的传统意蕴，以中国传统艺术培育文化自信新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凸显艺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内蕴

中国传统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感，内蕴知识、审美、道德之维，致力于通过对诗乐书画等艺术实践形式的践行，以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实现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一）形式：诗乐书画等艺术实践

中国艺术教育史源远流长，文人雅士作为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生命主体，借由琴棋书画、诗书礼乐等艺术实践形式进行艺术熏陶、艺术审美。孔子“游于艺”的阐述表明，中国艺术教育精神在于不脱离“诗文、礼乐、书画、建筑”等具体的审美艺术活动思考艺术审美之价值。其中，诗教作为中国艺术教育的教育传统之一，如果追本溯源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对于为什么要学诗，诗可“兴观群怨”的论述。当然，孔子所言的诗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诗”，而是被称为“思无邪”的《诗经》，是乐、舞、诗三位一体的诗。历经演变的中国诗歌从《诗经》的乐、舞、诗一体到唐诗宋词的经典流传再到明清诗词的渐起渐落，传承并发展了两千多年，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始终。“思无邪、温柔敦厚、讽喻刺上、兴观群怨”等被历代文人所倡导的诗教观念〔1〕，经由历代文人的践行，被铭刻于中国的文脉中，融入到国人的血脉里，凝结成一种中国特有的文人情怀，深刻影响着东方人格的建构和中国审美谱系的发展。乐教作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另一种教育传统，最早指“礼乐”教育，“知乐则几于礼矣”，随着时代的变迁，乐与礼渐次分离，乐作为文人墨客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绵延至今，不论是文理节奏分明的音，或是“动以干戚，饰以羽旄”的舞，亦或是琴瑟箫管等器乐，都作为乐教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传承至今。“广博易良、六代之乐、乐合同、乐通伦理、疏其秽而镇其浮”等深入人心的乐教原则，对中国治世人才的培养、美善风俗的形成、古典美学范畴的产生、礼乐文明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不胜枚举，根据张法先生的分类方法，可划分为“以文为核心的文之艺、以术数为核心的术之艺、与工的技术相连的工之艺、士人雅趣的玩之艺、具有大众趣味表演性质的伎之艺”五大方向。除诗教、乐教等已成体系的艺术教育传统之外，文、术、工、玩、伎五大流变方向均有零零散散、不成体系的艺术教育思想存在于中国古文典籍的只言片语中、显现于中国古代名人轶事里，其作为中国艺术教育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理想人格塑造、社会秩序建设、礼义道德构建、反映国政民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维度：知识、审美、道德

艺术教育在中国古代是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而存在的，作为一种全方位、多门类的教育方式，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内蕴智育、美育、德育的内涵，从知识、审美、道德三个维度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理想人格。就艺术教育的知识维度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道的传统，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用“艺者，道之形也”充分阐释了中国传统艺术与求道、明道的结合。中国传统艺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体表现如：吟诗作对要讲究押韵对仗、立意深远，要考究字词、推敲断句；欣赏乐舞要精通乐理、粗通乐器，看得懂“屈伸俯仰、缀兆舒疾”的起承转合，听得懂“钟鼓管磬、羽龠干戚”的悠扬雅正，赏得了“五音十二律”的音调乐律；漫步园林欣赏“亭榭廊阁”之美，要能感悟皇家园林的治世之境、蓬岛瑶台的神仙之境、沧浪亭的自然之境；鉴赏雕刻艺术，要有底蕴、细品味，欣赏玉雕石雕泥雕、面塑竹刻、核雕骨雕微雕的精湛技艺，领略其文化历史沉淀下来的独特韵味。琴棋书画、诗书礼乐、庭园楼阁作为中国文人的一种士人雅趣，潜移默化地陶冶着中国文人的学识素养，使之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此为艺术教育的知识之维。就艺术教育的审美维度而言，中国传统艺术将人的气质品格、精神境界与艺术审美、艺术形象完美结合，提炼出如凌寒傲雪、铮铮傲骨的梅，遗世独立、深谷幽静的兰，谦逊不屈、清雅澹泊的菊等中国特有的审美意象，构建出独有韵味的中国古典美学，影响了国人数千年的审美意识。吟诗诵词、仰天长啸、舞文弄墨、声律器乐、观字赏画、园林建筑等审美艺术活动作为中国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其特有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趣，触动了个人的审美感知，使个人在审美的愉悦与感性的解放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审美意识，此为艺术教育的审美之维。就艺术教育的道德维度而言，中国传统艺术是古之名士修身养性、体道悟道的重要载体，是古之君王体察国政民风、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从《虞书》的“诗言志，歌永言”到《毛诗序》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从《六艺论·论诗》的“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到《抱朴子》的“文学者，人伦之首”，从《礼记·乐记》的“观其舞，知其德”到《法言》的“书，心画也”，从《古画品录》的“图绘者，莫不明劝戒”到《文心雕龙》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中国传统艺术在儒道佛思想的影响下更多地被赋予“德育”的内涵，在传统艺术熏陶下，古之文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为指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誓言为纲领，或匡扶社稷，或承载文明，或致力革新，此为艺术教育的道德之维。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传统艺术与智、美、德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国人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高雅气质的追求。

（三）核心：理想人格的养成

中国传统艺术教育作为塑造理想人格的话语体系，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核心是在凸显相互生发、包容的“智、美、德”的深层关联的基础上，强调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价值。第一，以艺兴人。“兴”，孔安国解释为“引譬连类”；朱熹阐释为“感发志意”。中国传统艺术不论是“技术—观赏—政治”合一的礼之艺还是“精研六经和文字运用”的文之艺，不论是“玄学风起和佛道成势”的术之艺还是“都市庭院里诗词文琴棋书画”的玩之艺，不论是具有“大众趣味”的伎之艺还是“技术进步、手工业发展”的工之艺〔2〕，都通过艺术审美的媒介托物起兴，激发个体积极向上的情感触动，使个人在艺术审美的情感共鸣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第二，以艺教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阐述是对艺术教化作用的高度评价。中国传统艺术在几千年的儒道佛思想影响下以文为核心，被赋予“和、乐、仁”等价值形态，典雅的乐舞可陶冶心性、涵养品格；日复一日的研习书法绘画可修身养性、塑造人的气质秉性；以诗言情言志可培养审美情趣、磨练意志，在这些艺术审美熏陶下，“仁义礼智信、道法自然”等思想观念润物细无声地深入人心，彰显了艺术教化作用的现实意义。第三，以艺立人。“立”，孔子阐释为“三十而立”“不学礼，无以立”。中国文人在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中陶冶情操，确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价值观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原则。在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古之文人从物欲的享受、世俗的羁绊、道德的束缚中超脱出来，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心态，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解放，达到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第四，以艺和天。“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之一，中庸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艺术教育作为文人雅士的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更是贯彻了“大乐与天地同和”“神人以和”的和谐理念。个体在审美与艺术的感悟中、在精神的超越与解放中，实现对思想品德、理智、身体、艺术等的社会规范的自主占有和自由享受〔3〕，达到天地神人、宇宙万物间的和谐。总体来看，中国艺术教育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君子人格”观念的演变培育史，追求“内圣外王”境界的精神构建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阐释构建史，其“内圣外王”的境界追求、“君子六艺五德四修八雅”的艺术情趣在历代名士的践行中，成为传统士大夫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艺术情结。

二、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立足当下，审视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内蕴，体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而言，能够重建个体心灵，提升个人的素养；对于社会而言，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弘扬家国情怀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中国传统艺术教育能够增强文化自信、重塑大国底气。

（一）个人层面：重建个体心灵，提升个人素养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常态使许多人汲汲利益于当下，在压力、利益面前心态失衡，缺乏健康积极的精神追求。因此，当前思考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重建个体心灵变得极为迫切。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倡导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对于重建个体心灵，帮助当代人摆脱精神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艺术教育能增强个人文化底蕴。个体在理解与欣赏艺术作品时能够被带入感知和思考的状态，在个体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中将艺术作品所阐释的历史常识、文化知识润物细无声地内化为个人的文化底蕴。第二，艺术教育能够提升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艺术比科学更深刻，艺术教育通过一种艺术化、诗意化的生活方式，以古今人共赏的审美体验触动个人审美感知、激发个人创造活力。第三，艺术教育可以提升个人的审美感知能力，促使个体在艺术的审美愉悦和感性释放中提高审美意识，以艺术审美的眼光去感知世界、看待美好事物，从而提升审美情趣。第四，艺术教育能重建个体心灵。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使现代人盲目追赶物质利益与经济得失，丧失精神价值追求，而情理交融的艺术能够直击人心，丰富个人的情感体验，润物无声地启迪人的心灵，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第五，艺术教育能涵养个人的人格品性。中国传统艺术在儒道佛思想观念的熏陶和浸染之下，能够帮助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促使个体在艺术审美体验中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二）社会层面：创建和谐社会，弘扬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今人感悟古人心怀天下的胸襟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在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弘扬家国情怀的氛围中，有利于促进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懈奋斗。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近年来，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生态平衡破坏、可再生资源不足等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已迫在眉睫。中国传统艺术历来崇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充分挖掘艺术精神中所包含的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体验古之文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审美中彰显自然山水之道，有利于提升人们对自然山水的体验与感悟，对于重修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的生存家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艺术内蕴着“忧国忧民”“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如《丧乱帖》《祭桎文稿》等经典书法作品中的碧血丹心、《二十四孝》《竹林七贤》等传统人物画中的家国信仰、“我以我血荐轩辕”“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诗词中的国之大义、《花木兰》《沙家浜》等戏曲中的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等。中国传统艺术中内蕴的家国情怀经由历代士大夫的阐释与践行，早已沉淀为中华儿女的内在品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激励中华儿女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赏乐观舞、舞文弄墨、诗鸟花茶的艺术审美实践中，有助于人们坚定理想信念，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创建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天人合一”的“小康大同”〔4〕的和谐社会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国家层面：增强文化自信，重塑大国底气

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为全球化扩张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普世价值”“西方中心主义”等西方主流价值观，要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就必须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艺术赏析的过程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深厚文化积淀的过程，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过程，就是充分认可、深刻认同国家历史、国情的过程。中国传统艺术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互交融渗透，拥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赋予了传统艺术以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一些以中国传统艺术为根基，代表中国文化新风貌的艺术在世界各地冉冉升起，它们是中国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延续，带给国民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一种慰籍、一种想象、一种希望、一种新的生活可能，增添了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与自豪，是国人每逢大事心不乱的底气，亦是国人抵御文化侵蚀、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护盾。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国人生活中无不浸透着艺术，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被不断提及，但这些审美化仍浮在表面，缺少古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心境和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与执着，因此，中国传统艺术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静心体悟中国传统艺术生活，在丰富的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体验中体悟审美主客体的相融合一，感悟情与景、心与物的交融合一，这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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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价值范文篇6

关键词: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

当代学者吕胜中认为:“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是劳动人民美的创造，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门美术的渊源和基础。”［1］民间美术的概念是雕塑、建筑、工艺、绘画等门类在内的集合体，它的概念不以功能划分，而以创作者区分，是特指由社会普通民众创作、应用和欣赏的生活美术形式。所以民间美术的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匠人”。他们是具有专门技艺的匠人，他们不要求具备高超的艺术综合素养，但需要熟练掌握某一类创作技能，他们的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工匠传承性和来自民俗生活的创作性。与“艺术家”相比，“匠人”的要素是相对严谨的制作程序，具有程式化的技艺表现。自古以来陕北人民勤劳耕作，热爱生活，他们劳作之余，通过艺术的方式祈愿生活吉祥如意。大量的民间艺术文化传承是由原始的“朴素直接”到工艺制作再到艺术审美的升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由技入道，陕北民间艺术脱于工艺，融于文化艺术审美之列。独特的地域产生的陕北民间美术，虽然不具备平原地区传承传播的雄厚基础，然而陕北民众对美的追求像涓涓溪流，顽强矍铄地传承传播并历代创新，最终与中原文化溶于一体，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由民族文化认同到民族文化强大，使得中华民族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正如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在工业领域制造业所提倡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的精神，“匠人”以严谨的创作风格和精益求精的技艺成为重要的艺术创作者，而民间美术的工匠精神正是这些“匠人”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凝聚的人的精神。正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2］民间美术同样表现了“人”的精神。陕北延安以质朴热情的“人”之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凝练出民间美术个性鲜明的“匠人精神”，其匠作之美中蕴含的陕北之“勤劳”“质朴”“执着”，不仅昭示出延安地域文脉的厚重，更能启迪现代艺术工作者，传承其匠人之心、匠人之神。

一、地域文脉积淀上的延安民间美术

延安位于陕西省西北部，地处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中上游，具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和悠久的历史。延安地区历史文化脉络可追溯至上古农耕文明初创时期，据顺治年《延安府志》记载，唐尧、虞舜、夏商时期，延安名雍州，自周代开始，称为白翟地，之后名称各有演替，如汉代时期有肤施、高奴、白土、定阳等名称，隋朝地理志中标注，“延安”这个名称是从西魏开始的，之后数次更名，隋朝时期也出现过“延安”之名。唐代又多称为“甘泉、金明”，且已完善行政建制，逐步形成以“延安郡”［3］命名的传统。历代的延安，一直是边陲重地，汉时，匈奴与汉以肤施为界，宋代亦为兵家重镇。延安自隋朝形成现代行政规模。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1935年5月，陕北红军始设延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重要的中国革命根据地;1996年，延安成为地级市。目前延安市包括宝塔区、安塞区、延川县、子长县、甘泉县等两区十一县。尤为重要的是，当代延安因其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革命贡献，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多元融汇的地域文脉。延安地域文脉具有多元融汇、历史久远的特点。其一有原始巫图文化和农耕文化，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知有限和崇敬形成了原始神秘文化，包括巫术、民间信仰和图腾文化。图腾纹样表现在剪纸、建筑装饰等视觉艺术上，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延安这块黄土地上的民众传承了祖辈们的原始神秘文化，带着强烈的农耕习俗，形成了自给自足、天赐自得的精神图腾。如传统民俗观认为鸡、鱼代表着天地交合，是原始文化中出现的装饰主题，在延安剪纸艺术中也有“鸡衔鱼”纹饰的表现。在黄土高原居民的传统观念中，顺应天意才能带来生活的美满幸福，这种民间文化早已形成血脉融入代代延安人的基因中。其二是中华民族本原文化，中华民族本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生活哲学，包括“天人合一”“阴阳相合”“逝者永生”等命题，在延安剪纸、匠作建筑彩画中多有体现。其三，延安因历史与地理原因，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之源，兼具两者文化的精髓，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农牧业水平发展缓慢，延安生产活动皆以村庄宗族为主，在封闭的农牧经济发展中，反而保护了传统民间美术的古朴与稚拙。其四，延安所在的黄土高原地域，有普遍的敬鬼神、重务实、尚武力的社会心态，这与延安复杂的历史状况关联紧密，是典型的多宗教、多信仰和多神化突出的地域，包括了佛、道、泛神教、巫术等多样化的民间信仰，这种多神信仰的千年发展，为延安民间美术提供了多样化的创作题材，是延安剪纸、绘画、雕刻、彩画等艺术内容丰富、精绘细作的重要灵感之源。延安地域文脉丰沛，不仅蕴含着上古农耕文明，更受到匈奴异族农牧文明的滋养，秦汉时期重鬼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亦融汇其中。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传承了“塞上咽喉”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落脚点，更是新中国胜利的起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同凝练出个性鲜明的“延安精神”，而这些历史亦反哺艺术，与秦汉以来的文化一起形成延安厚重的文脉积淀，催生出延安民间美术个性强烈、质朴热烈的艺术风格。吕胜中曾把民间美术喻为沉浸在文化长河中的“水面以下的半个木头”［4］，虽然是默不作声，但实质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形象的内在托力。延安民间美术出自延安人，是延安人最原始但也最热烈，最质朴但也最精致，最实用但也最审美的内在品格表现，这种内在品格，即是延安民间美术的“匠人精神”。(二)地域文脉随历史进程孕育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本土艺术的执着，对所产生的艺术历代传承和生活记录，求精细琢的专注。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为工业领域里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在工业领域制造业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庄子•庖丁解牛》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技与艺的交融，是谓中国专注式的匠人精神。陕北民间美术体现了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的深度交融表现，延安人民有着朴实淳厚的民风、民俗，沉淀为绵延千年的传统地域文脉，更外化为当地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紧密相关，地域历史是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沉淀，地域文化是匠人精神的风骨，地域资源是匠人精神的物化表现。步入现代，苦难的中国，饱受凌辱、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陕北民间美术更是发挥了特殊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军民，还是艺术家，他们积极投入到救国救亡、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期间产生了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众多五彩缤纷的民间政治宣传艺术作品，迅速地从陕北延安传向抗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号召力，使苦难的中国瞬间有了政治文化的向心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军民一体齐生产共抗战的艺术作品形式，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号召力具有着爱国主义式的匠人精神，使之有了牢固的民族基础，带有浓厚陕北意味的创作也成为了烽火年代不朽的艺术作品。

二、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特征

徐艺乙在《工匠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产品的作用，就是中国人的手艺精神。”［5］这一点在陕北民间美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安塞的农民画和剪纸，还是延川的木刻版画和布堆画，包括洛川的面花和毛麻绣，富县的薰画等等，无不体现着民众质朴的内心和认真的态度，无不体现了精益求精的执着之心，通过对陕北民间美术创作的梳理与研究，陕北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原态本真的艺术天性。原态本真的艺术天性是陕北民间美术最为突出的匠人精神表现，原态是重视材料的原生态，更是对艺术的原生态追求;本真则是重视最直接、最纯真的情感表现。1.改变恶劣自然条件、创造美好生活的创造精神图1杨梅英《花瓶》在陕北，黄土高原是地域典型特征表现，黄土高原不像江南的水乡、中原的平地沃土，对农耕文明来说，并不具备农耕的优势，但面对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陕北人民利用“黄土”进行美术创作，陕北延安农村的居民窑洞中，用黄土做的围墙、黄土盘的土炕，处处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民众应用黄土高原特有的泥土制作具有陕北特色的泥塑，成为民间美术重要的类别。如洛川泥塑艺人杨梅英，她运用洛川本地的传统方式捏制泥塑(图1)，利用洛川土崖上独特的胶泥土和泥，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在面花的造型基础上，设计捏制而成。这种充分应用自然资源，美化改变自然条件的美术创造精神也表现在陕北剪纸艺术中，陕北延安民众，用剪纸装饰简陋的黄土窑洞，里里外外张贴了色彩各异的剪纸，如同一个原生态艺术展区，剪纸中包括了窑洞外部的装饰如窗花、墙花和门花等;窑洞内部的装饰如炕围花、碗架云子、板架云子、筷篓花、坐帐花和顶棚花等(图2)。陕北剪纸最常见的是红色，古时中国人对日神的崇拜以及对火的皈依，是族群共同的心灵记忆和文化认同，红色的剪纸寓意着驱邪、祈佑、喜庆、红火、幸福、美满。此外，陕北延安民间剪纸在红色中搭配一些“蓝色、绿色、黄色、桃红、黑色，表达了匠人朴素而艳丽的审美意识”。［6］(图3)剪纸艺术在陕北家居生活中随处可见，充分表现出陕北延安人民在美术创作中的乐观积极、富于创造的匠人精神。原态精神也表现在延安民间美术的造型中，安塞农民画表现了浓郁的原始美术造型观念，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如安塞朱光莲的作品《领头羊》(图4)，以羊为主题的农民画，直观的将人俯视羊在田间吃草的景象大胆绘制，减弱透视形成二维平面化造型空间，造型夸张、简洁，突出表达了羊的本质性特征，植物与谷物生长于羊的身体和两侧，极具想象力，充分体现了富于创造的原态精神。2.汲取自然灵感、率真表现的本真精神陕北民间美术流畅自然，毫不造作，与创作者率真的匠人精神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陕北延安县级文化馆组织了对传统剪纸艺术的抢救活动，辅导教师建议剪纸的大娘们试着开始绘画，而这些朴实的创作者一挥而就的在纸上描绘出图像，这种极自由流畅的创作风格得到专业美术界的肯定。薛玉琴创作的《牛头》(图5)获1982年法国独立沙龙展图5薛玉琴《牛头》览的一等奖，是一幅局部特写作品，画面上出现了三个牛头，一个侧面，两个正面。三种姿态，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牛角，无身无蹄的造型，突破了安塞农民画求全的绘画思维，表现出现代主义绘画夸张而浪漫的风格，而薛玉琴绘制这件作品完全出于自己在自然田间劳作时所见的情景，是自己眼中看到的一瞬间摆了摆头的牛的造型。她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仔细，汲取了自然赋予的创作灵感，融合自己内心对吉祥、富足生活的向往，倾注了内心的真情实感，充分表现出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中原态本真的精神特征。(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延安民间美术作品虽然有些是神似而形简，有些描摹细致，但总体来说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通过对作品的梳理分析，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在陕北民间美术中主要表现在执着追求和创造精品两个方面。1.专一执着的艺术品质在民间美术中，执着追求的艺术品质首先表现在创作者的年龄和环境中，典型的有陕北的高凤莲，她一生极为坎坷，饱经命运之苦，但她性格坚韧，生命力旺盛，对追求美好生活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她创作的剪纸《虎》(图6)以富于动感的刀法描绘了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形象，在陕北的民俗文化中，人们把虎和猫都视为人类的保护神。很多剪纸、农民画的创作者从十几岁就开始剪纸，到现在过了几十年了还都在剪，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农村较差的生活环境并未阻止他们追求艺术、创造美的内心渴望，如今已68岁的侯雪昭随手拿起剪刀就可以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几十年来剪刀一直陪伴着这位勤劳、执着、质朴的陕北民间艺人，侯雪昭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与崇敬表现了陕北艺人执着追求美的艺术品质。图6高凤莲《虎》陕北民间美术创作者们更执着追求作品的文化内涵，他们将剪纸和刺绣等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认为作品不仅要美，更要有吉祥的意韵。所以他们着力创作繁复的纹样花卉装饰，对造型进行夸张想象，如张芝兰创作的农民画《毛猴抽烟》(图7)，在猴子身上加上了“鱼、太阳、鸟、彩陶纹等多种装饰图案，获得了国家文化部农民画大赛三等奖”，［7］表现了民间艺人对细节的刻画和对艺术之美、之趣的执着追求。图7张芝兰《毛猴抽烟》2.创造精品的艺术思考陕北民间美术创作者不仅有着执着的艺术创作精神，更在艺术理念中突出创造精品的审美内涵，在陕北，人们对艺术精品有着系统的艺术理念，首先是都有“大美”的精品艺术理念，民间艺人认为大等于美，在其作品中着力刻画创作者认为最能体现事物本质特征的部分。如朱光莲的农民画《领头羊》着力刻画羊头的造型，将花卉、鸟禽等形象融入进去，进行多样的纹样表现，是创造精品艺术理念的表现。再如前文所示的以“牛”为主题的农民画，着力刻画牛头的造型，以花卉、彩陶纹样等艺术语言进行细致的装饰，表现出对艺术精品的创作理念。其次是认为精品作品应充满“生命力”。如李秀芳的剪纸《打腰鼓》(图8)，表现了安塞腰鼓打起来的猛劲、虎劲、蛮劲、巧劲、野劲和能劲，强调超越现世生活的美好艺术世界的营造。最后是“求全”的艺术精品创作理念，在陕北民间美术创作中，创作者们不以西方科学透视为准则，而是表现出对“全”，对“圆满”世界的向往。如郭佩珍的剪纸《农村风情》(图9)，表现山就会表现出山的上下左右所有角度的动植物和人物，其画面是超越时空的多维表现。陕北民间艺人通过系统的艺术理念表现了对艺术精品的理解，更表现出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图8李秀芳《打腰鼓》图9郭佩珍《农村风情》(三)传承创新的艺术理念。1.传承传统的艺术信仰。鲁迅曾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可见，传承是创新的基础，更是创新的根基。陕北民间美术中，农民画可谓是传承民间艺术的丰硕成果。陕北延安市的农民画最初是由剪纸艺人开始创作的，他们传承了传统剪纸中的造型和图式，更参考了木雕、砖雕的某些艺术特点，形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此外，延安剪纸，也继承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和吉祥纹样。如高如兰的《抓髻娃娃》(图10)表达了民间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手抓鸡(阳)，象征鸟、天，一手抓兔(阴)，是地上跑的动物，象征地表达了天地人交融的传统观念。《抓髻娃娃》与商代青玉女佩艺术风格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商代文化在陕北的遗存，这种传承传统的艺术创作意识是传承传统的艺术精神表现。如延长刘兰英的剪纸《毛猴戏鱼》(图11)，猴在民间是阳性符号，表现了具有生殖意味的传统思想;安塞李秀芳的剪纸《扫天媳妇》(图12)，表现了一定的巫术思想，以祈祷云散天晴，代表了对传统原始宗教的传承表现。在陕北民间美术中，创作者们对美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以及意象造型都进行了一代代的传承，民间艺人认同并且传承着这些纹样和纹样背后的人文情怀、民俗规矩，传承着对生命和繁殖的美好愿望。［8］如在剪纸艺术创作中传承了代表阴性的水纹、莲花纹、蛙纹、兔子纹、鱼纹和花瓶纹，代表阳性的鹰纹、雕纹、云钩子纹和龙蛇纹等，这些都是传统剪纸中既定的纹样，有着既定的符号意蕴，能够得到艺术创作中普遍的共鸣，正是这种传承传统的精神使陕北民间美术越来越丰厚，散发着积淀深厚的传统醇香。2.创新发展的艺术动力。传承传统并非是一味的复制，而是在传承基础上展开创新，城市的快速发展影响着陕北农村生活的变革，时代的不同也会带来审美的变化，创新发展成为陕北民间美术的突出特征。如安塞农民画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对多种民间美术种类，如剪纸、刺绣进行传承，最终创新发展，成为极具特色的现当代陕北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陕北安塞农民画中出现了与传统迥异的构图和艺术表现语言。如曹殿祥创作的农民画《吹手》(图13)，构图就选择了更加现代的半身人物形象，这与传统求全、求饱满的民间艺术观念不同，但在纹样上也装饰了传统的阳纹，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是农民画创新发展的新探索。不仅如此，还有艺术语言的创新，安塞农民高金爱的农民画《婆姨》(图14)中，着力表现具有浓淡效果的水墨形式语言，水墨语言的形式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延安民间美术是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在抗战时期，解放区新剪纸的出现就是对传统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革命艺术工作者的主动创新，为陕北民间剪纸拓宽了发展之路，影响了当地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民众。如古元创作的新剪纸《识一千字》(图15)，引领了延安小写意的创新剪纸形式，表现出了浓郁的革命劳作的风格。20世纪中期，延安民间美术适应新的时代内容和风格，创造了新的剪纸题材。如刘金兰的剪纸《一个孩子》(图16)中出现了电灯、高跟鞋、收音机，表现了现代生活。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剪纸对后来的创作者具有极高的价值，陈山桥老师曾说陕北传统民间剪纸人物较少，多是花卉和动物，或者神仙和拟人化题材，这是传统和传承。20世纪80年代这种观念得到了革新，通过对西方艺术和木刻的学习，融入了人物剪纸的题材。不仅如此，剪纸也登入大雅之堂，成为各类书籍的封面，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的《种谷记》封面(图17)就应用了民间剪纸为封面。江丰曾说，延安剪纸的美是健康朴素的，运用在装饰美术上，运用到插图和其他创作中，丰富表现手法，促进艺术形式的革新和民族化。可见，民间美术的应用范畴不再仅是村居生活装饰，而是拓宽了新的范围，走向创新发展之路。

三、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当代价值

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是民间美术的灵魂，它汇集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份情怀、一份坚守，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具象载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优秀的民间艺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当代社会发展城市文明，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建设的根本所在，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这种具有家园信念、自信理念的优秀精神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聚起来，产生了强大的向上、向善、向梦、向真、向美的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道路上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一)本真朴素的当代审美价值。陕北民间艺人的原态本真精神极为突出，他们通过作品形象传递出了一种可以感知的、触摸的，更可以看到的实体艺术形式，陕北民间艺人通过剪纸和年画等创作，将自己的生活精粹化，以原态活泼的艳丽色彩，以本真而夸张的意象造型装饰乡村生活，成为乡村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气时令，在传统年节和庙会，代表了人们美好愿望的剪纸和年画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窗棂山墙，在门板家具等处出现，更遍布在陕北庙宇楼台的公共建筑中，在树木植物等自然景观中，与人们活动空间和自然景观空间均巧妙结合，成为富有人文特色的乡村人文景观，成为陕北民众精神世界的艺术物化视觉形象，为乡村生活带来火热的节日之貌，更表达出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祝愿。这种夸张的形象、艳丽的色彩，表达了人们对原生态，对质朴和本真的审美认同，其艺术作品的内容也以“善”为主，无论是“扫天媳妇”的夸张，还是“猴子戏鱼”的生动，无不将这种“善”的精神放置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积极向上的艺术态度创作出来，这种“善”实质就是民间艺人对质朴之美，原态之美的推崇与肯定，是对生活本原之物的敬畏与传承。如当代陕北民间剪纸传承人余泽玲创作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图18)，即延续了传统对读书的尊重和敬畏，又结合当代文化自信的精神，运用传统技法表达了当代生活的剪纸作品;陕北泥塑民间艺人王文瑜则通过泥塑作品(图19)，将陕北民间生活场景一一再现，带给民众一个质朴、祥和、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情境，唤醒了民众对村庄的记忆，表达了对朴素之美、自信之美、本质之美的赞赏与肯定，突出体现了陕北匠人王文瑜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高度自信，也是当代陕北民众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二)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价值。中华民族文艺复兴是当代文艺界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当代提倡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陕北延安民间美术的匠人精神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内涵体现出浓郁的当代艺术创作价值。民间传统技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陕北延安民间美术通过“手作”的方法提倡“精益求精”和“巧夺天工”的匠人精神。如郭如林的剪纸作品《十二生肖•兔》(图20)将小巧的兔子与蔬菜巧妙结合，纤毫毕现，融花于兔，表现出极致的精美手工;其布堆画《马上封侯》(图21)中，则借谐音表达了巧妙的构思，表现出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精神。同样在延安民间剪纸传承人余泽玲的创作中，以现实题材为内容创作了《一带一路》(图22)，采取中轴对称的构图，端正庄重，“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共发展”前后呼应，选择了中国现代建设符号如高铁、轮船与传统形象符号如西安古城相融合，表现出极为巧妙的构思，而两旁的瀚海骆驼则通过剪纸的红白形式描绘出两条缠绕的“龙”的形象，不仅加强了中国形象气质，更体现出精致巧妙的艺术构思。图20郭如林《十二生肖•兔》图21郭如林《马上封候》图22余泽玲《一带一路》陕北延安民间艺人的匠人精神以“质朴”“原态”，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内涵在当挥出更高的艺术创作价值，创作出新时代富有“大国复兴”面貌的美术作品，创作出更具新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抒写了新时代陕北民间美术的辉煌篇章。(三)尚新和谐的当代精神价值。民间美术艺人多以传承传统形式和题材为主，但其具有的强劲生命力在于其严谨传承中的发展与创新。如前文所提到的余泽玲，不仅在传统的剪纸题材中得心应手，更紧随时代，在形式和题材上展开了创新，他们的艺术作品开始表现当代生活的内容，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一带一路”等新内容，更增加了“男女都一样”“手机与网络”等当代生活内容的题材。其应用范围也不仅是传统装饰建筑的纯粹装饰品，而拓展到室内装饰画、服饰纹样、墙面宣传画等多样化的范围，走入中小学、走入社会，越来越多的群体感受到了民间美术的艺术魅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延安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好的变化，民间艺人紧随时代，表现了突出的艺术敏感力。如余泽玲创作的剪纸《欢庆十八大》，宝塔山下，延河水畔，陕北农民打腰鼓、吹唢呐、扭秧歌，脸上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用陕北人独特的欢庆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喜悦;余泽玲的另一幅创作《中韩体育交流》更通过牡丹、五环和运动形象表现了中韩友好体育运动的当代内容，表现出尚新和谐的现代文明图景。延安民间美术不是为生计和利润产生的商业绘画，而是创作者随性情而发的精神娱乐和情感表达形式，它没有功利目的，没有情绪宣泄，反而极为自然的传递出陕北人民朴素价值观和原态审美意识，是陕北人民最真实的精神家园的呈现，这样和谐的匠人精神告诉了当代美术工作者，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创作表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艺术作品。在这种匠人精神的内涵引领下，当代美术工作者们要担当起为民众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净化人类心灵的责任。在当代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陕北延安民间美术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形式之一。研究其中蕴含的匠人精神，不仅是挖掘延安民间美术中的“原态本真”“精益求精”和“传承创新”，更要在当代文艺创作中，追求朴素的审美价值、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价值、尚新和谐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社会整体文明观的塑造和当代艺术创作的内在精神。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匠人精神”，是传承、创新的动力和灵魂，具备了匠人精神的优秀品质，才能坚定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才能使民族传统筑基稳固、开拓创新、匠心筑梦。同时，美术工作者自觉传承陕北民间美术独特的人文艺术内涵，自觉承载展现人民幸福生活和祖国宏伟蓝图的使命，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大国复兴”的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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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价值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中医养生学；传统；现代；价值

现代化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但也不得不面临伴随而来的弊端。人们无法回避现代化的高科技与自然的健康生活之间的矛盾，必须寻求解决的途径。笔者希望通过开展养生学的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阐明传统养生学教育的现实意义，探求中华民族传统养生学的当代价值，寻找现代社会中自然的生存或生活方式。以体现自然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

1寻找现代化高科技与自然健康生活之间的平衡点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各个领域现代化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纷繁多样、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但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面临现代化高科技产物的严峻的现实弊端。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也带来了诸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自然与社会环境问题。工业化带给社会可观财富的同时，也使自然资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诸如耕地减少、淡水匮乏、温室效应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安康：健康问题综合报告”表明，生态系统的恶化将给人类健康带来不可预料的严重威胁。信息化的闪电发展，互联网上唾手可得的一切，提高了生产力，缩短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没有了疆界，却凸现出新的始料未及的问题。某天，“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爷爷拿出translight(手持式日光灯)，开启后在脸上投射具有振奋精神的蓝光，让爷爷随时随地地补充‘自然’光线”。15岁的乔治不去户外或体育馆，却得到了身体锻炼，“他在房里戴着虚拟实在的装备，在一台‘千奇百怪’的跑步机上跑着、走着。这些‘酷毙了’的装备使乔治看起来像是在穿越地下洞穴，或攀爬豺狼野兽四伏的陡峭山峰，或穿过草地追逐美丽的少女”。在这样的现代化环境下，人们或许会怀疑自己究竟还是不是真正的自然人!这一切，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自然生命和自然健康，甚至不得不或不知不觉地以牺牲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代价。同时，这一切，不断挑战着人类的自然疗能。于是，人类不可逃避地陷入两难抉择的窘境：现代化的高科技?自然的健康生活?放弃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显然是愚昧的，但也不愿意抛弃自然的健康生活。然而，人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窘境，必须寻求解决的途径。能否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使用现代化“器械”的同时，是否可以给人们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命留下一片赖以生存生活的绿洲?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适应环境的良性的生活方式?在高科技背景下，如何体现自然生命的价值，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

2中医传统养生学的当代价值

2．1中医传统养生学强调：和谐适度与可持续性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人类的生命规律、寻找增强生命活力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同时探索衰老的机制，以及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原则与方法的系统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进行保健活动的实用科学。现代中医基础理论赋予养生明确的内涵，即通过各种调摄保养，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正气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抗病能力，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或通过各种调摄保养，使机体生命活动处于阴阳协调、体用和谐、身心健康的最佳状态，从而延缓衰老的过程。养生学虽然有延长生命的追求，但并非虚妄的长生术，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现象和生命历程的精心观察与深入探讨，它是一门古老又新兴的领域宽广的交叉性的学科。它以整体观念为出发点，去认识人体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以和谐适度为宗旨，强调整体协调。它以综合辨证为调摄手段，提倡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反对千篇一律、一个模式。正如《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人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传统养生学虽然带有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印记和人文色彩，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其自身价值昭然。因为它始终以整体观念为基准，强调和谐适度，适合当今社会的多元化特征，与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学人及践行者们对生命和养生的理解与认识，透射出传统养生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价值。2．2养生学教育及其实践证明：养生是一种良性的自然生活方式笔者自2001年以来，率先在本校医学院开展中医传统养生学教育，以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或选修课形式，就养生的知识和对保养生命的认识以及开展养生学教育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婀。对本校医学院2000—2003级各专业近3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表明，在进行养生学教育之后，学生们认识到养生需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作为医学生，在需要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也需要科普性质的常规养生学知识，可使自己逐渐自觉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益的专业人才。此外，还认识到自身对养生知识的宣传所承担的义务，可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宣传养生的知识和技能。有学者也认为将传统养生学引入大学课堂，从哲学层面、伦理学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来看都是必要的啊。

此外，笔者还带领本校2003—2008级各专业学生作了一项关于“长寿的秘诀或夭折的祸根”的养生社会调查，主要以访谈形式，调查或访谈对象为学生们所居住的当地、家族、家庭或周围的人，分别有青年、中年和老年人，以老年人居多。调查对象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许多健康长寿者都有自己长期以来习惯的生活方式。如有一位8o岁的老奶奶，无子女，老伴早于她仙逝。可她不因为享受不了天伦之乐或失去至亲的人而闷闷不乐；把一切看得很淡，不计较得失，钱多一点就多花一点，少一点就少花一点；习惯于平静的生活，不喜欢串门，在买菜或散步的路上碰到熟人就聊聊天。这看似孤僻，却心态平和，不失为养生的另一种境界。还有一位95岁的老人，居住农村，环境素朴，后面有一小山，前不远有一小河；每天膳食主要是250g瘦肉加蔬菜；儿女不在身边，喜欢每天自己买菜时常是孙子陪伴；也喜欢串门。有的高寿老人认为“千金难买老来瘦”；开心的或不开心的均与他人分享，脸上总挂着笑容；懂得生活，和谐、统一、自然的生活；诙谐幽默是一剂良药；忘掉怨恨，宽容对事对人。也有一位老人，虽然已离异独居，却生活有规律，早睡早起，愉快进食，以粥和素食为主；锻炼身体有秘诀，即做农活；有爱心，乐于助人；忍与不贪，“儿孙自有儿孙福”，无思想包袱，没心理负担，过好每一天；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以前虽是文盲，可还是不放弃认字、学习文化。

在调查期间，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调查到的不仅仅是怎样才能健康长寿的方法，更是一种面对人生、面对生命的态度或方式。这些长寿老人在年轻时努力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年老后，回忆年轻时美好的事情，而不是为所逝去的感到失落。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青年和中年人的养生意识淡漠。例如青年人，他们认为现在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或关键时期，身体素质较好，无所谓生活的规律，所以经常由于考试或突然的工作而废寝忘食。而中年人，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没有过多时间或精力考虑养生的问题，而常常感到身心疲惫不堪。

其实，养生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什么技巧，不只是一种孤立而仅仅具有阶段性的强身益寿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不断修正的适合自己的良性生活方式。甚至，从某个角度而言，养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或是生活的全部，或就是生活。

3结语

中医传统养生学教育及其实践，首先在高校开展，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培养当代大学生良好的健康观念，提高其素质，有利于其健康成长。之后走向社会，继以推而广之，加以普及，不仅对各层次、各年龄段、各种职业的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延缓衰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民素质的提升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当代价值范文篇8

一、观念艺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艺术观，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丰富了艺术表现的语言

观念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审美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是古典艺术和形式主义艺术的要旨。古典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要表现和谐、典雅，表现理想美。西方现代艺术认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丑，是怪诞，似乎可以通过“丑”的形象对抗异化的现实。而当代的观念艺术的态度是中和的，艺术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美、丑与艺术并没有什么天然的固定关系。观念艺术也不注重个人风格的流露，在文化形态上，观念艺术应属于后现代的范畴。它只是通过生活中不同材料的组合形成一种观念，表现一种感受。当然观念应以与日常语言方式有异的方式呈现，因此进入艺术语言状态体现出一个差异结局，有一个“陌生化”的处理过程。艺术也因此将自己与哲学和其他文化表达方法相区别。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观念艺术方式的影响不仅在绘画上，更多在新出现的媒体如装置、行为、视像等其他综合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观念艺术将艺术从传统的“架上”绘画解放了出来，排除传统艺术的造型性，打破了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装置应该说是与绘画的平面方式，三度空间的雕塑方式并称的第三种方式。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是艺术家用各种美术材料来塑造形体，而装置则主要用现成品的拼装来表达观念，体现艺术家个人感受。艺术实体完全消失了，转移到艺术的“意会”上，观念艺术不仅取消了造型艺术的形象、色彩、结构，而且还取消了绘画、雕塑本身，它运用不同于传统的多种媒体和形式来表达，强调了艺术作品背后的作者思想和观念。因而西方学者把观念艺术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美国学者阿瑟·丹托认为“随着艺术时代的哲学化的到来，视觉性逐渐散去了”，“因为艺术的存在不必非得是观看的对象”。当艺术不是被人看时，艺术必然走向终结，艺术将终结在观念里、哲学里。另外，观念艺术非常强调观众的参与。观念艺术家认为，他们作品中传达的观念只有传达到观众的心灵之后，才是成功的艺术，而且，只有经过观众参与之后形成的观念，才是完整的观念。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观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

二、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

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首先包括了对现实生活、历史、道德的批判。观念艺术创作目的不只是解构主义式的游戏与嬉戏，也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所说的“艺术是永远独立于生活”，“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通过艺术的“自律”排斥艺术的“他律”。观念艺术家始终坚持“生活即艺术”的观念，将作品走向生活，走进观众。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来讲，观念艺术与传统艺术是契合的。不过，观念艺术毕竟属于后现代的艺术范畴，它经过了解构主义、后现代的洗礼，他的批判方式和目的已表现出与传统艺术的差异。观念艺术并不表现为传统艺术的宏大叙事、深刻的批判功能，更多的是借用西方的波普艺术和装置艺术的手段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文化符号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或视觉冲击力。王劲松的摄影《百拆图》通过拍摄众多的城市拆迁时留下的各种拆字来表达的他感受。“拆迁”伴随着希望，“拆迁”伴随着破坏，甚至伴随着暴力，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画了圈的“拆”字是一种强势话语。王庆松的数码观念摄影作品《我能与你合作吗?》就是利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步辇图》的构图方式，将皇帝改为洋人，旁边的小姐手中的华盖成了可口可乐、麦当劳的广告牌。队伍前面原图中几个小一号的人则是摄影记者。该作品极大地批判了当今以西方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对传统中的主从地位进行了讽刺。作品体现出的批判方式明显带有后现代的调侃式的喜剧心态，这种批判并不让人感到“痛定思痛”，而是哂笑之后的轻松。王广义将“”图像与当代社会流行的商品图像并列在一起处理的《大批判》，是真的在“拿起笔，作刀枪”，批判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权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纯粹的玩笑?王广义似乎给于观众以嗳昧的回答。

观念艺术批判功能还表现为对传统思想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思。观念艺术认为，文字、绘画、装置、影象、行为等媒介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思维存在本身，大脑某一瞬间的思想和观念本身就是艺术，并不一定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美国观念艺术大师索尔·勒维特在《关于观念艺术的短评》一文中说：“在观念艺术之中，观念或概念是作品最为重要的方面。当一个艺术家使用了艺术的一种观念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一切计划和决定都已事先完成，而其实施则只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工作。观念成为创作艺术的机器”。这种思想与克罗齐的艺术观倒有某种相似，不同的是克罗齐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象，观念艺术家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至于需要不需要媒介将头脑中的意象或观念表现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艺术家王强的作品《两个无意义的空白》，他在水中放置了两个四边形，一个是固定形体的四边对角木边框，另一个是用绳子围绕的同等大小四边对角形。前者坚挺而后者颓软。似乎给人们某种提示：我们感受到的物的存在是依托它的背景的质地。正如美国著名艺术史家拉塞尔所说，“艺术不仅仅存在于所理解的物体中，而且还存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方法中”。再看王鲁炎的装置作品《改造后的自行车》作者将普通自行车的链条与飞轮的传动关系加以改造，当人骑上去向前蹬时它却向后退，给每个亲身实践者和观众一种启示：“欲前则后”或“背道而驰”。观念艺术家似乎教导我们：传统是以“诗意”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是用“观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呈现，也不与意义，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在现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是移情式的情感的呈现，而是一种观念的呈现，艺术家是通过意义进行工作，而非形状、颜色或材质。观念艺术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加深了艺术“去分化”的趋势。观念艺术注重“意义”的同时将传统艺术中的审美与情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冷冰冰的观念材料组织而已。

三、观念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沟通对话的重要中介

当代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弘扬。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虽然没有对生态文明进行系统的论述，却从节约保护环境、整治美化环境、发展优化环境等多角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为我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一、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它不仅对古代中国的自然建设和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倡导“和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同属一个整体，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是相生、共存、和谐的关系。儒家强调“畏天命”“不违农时”的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发展。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无为”的发展，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人类的主观意志不应强加于自然，不应干涉自然界的发展，而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顺应自然的发展。同时，道家也强调“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1.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人类源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体的支撑系统，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水、空气、阳光和食物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在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使自然界能动地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以此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

2.人类对自然改造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人是有意识、有目的、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在实践活动中，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需要、利益、目的和能力能动地改造自然。但是，人类改造自然须以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为前提，并且在考虑当下利益时，也要放眼未来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任何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所以，人类在改造自然、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自然规律相结合，按自然规律办事，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3.人类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后，得出结论：生态环境破坏根源在于资本的贪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以资本主义利益为驱动力，人类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喊出“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等口号，使得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自然的可承受限度。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才能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

纵观的一生，他都没有明确提出过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但却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整治环境、美化环境、发展再生资源、优化资源利用等多个角度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行实践性探索，展示他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节约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一贯主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我国幅员辽阔，但可以耕种的土地却不多。为了节约土地资源，保护森林，率先提出了破除厚葬久丧的礼法，在全国极力倡导实行火葬。在他看来，“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殆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4］110这为我国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节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对于工厂的生产，也指出：“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强调保护工具，因为工具的最初形式也是自然资源。同时，不仅要建立制度，通过制度的强制性保证节约资源，而且要求人们养成自觉节约资源的习惯。一生都是勤俭节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早在1932年，他就对注意节约、发挥艰苦精神、提高工作效能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论述。1942年的下半年，由于抗日根据地相继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带头厉行节约。建国后，面对我国各方面资源的匮乏，更是以身作则，厉行节约。1951年12月，下达了《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6年，在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二）整治环境整治环境，美化环境

人民群众生活的卫生条件和环境是密切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就把注意力放到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上，到1952年底，就医疗卫生和防疫问题的批示和作词就达到10次。1951年，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同时，为了改变中国卫生不良和遏制传染病蔓延问题，抵御西方的细菌攻势，1952年，为响应号召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国卫生清洁运动。到1958年，他又在《工作方法六7十条（草案）》中规定：“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9］1960年，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以及《关于卫生工作问题的意见》等关于提高卫生条件的政策性文件。这一系列的整治，使我国的卫生环境得到根本上的改变，提高了人民防疫疾病的能力，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森林资源不仅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还注重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早在1932年3月，亲自签署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植树造林的正式文件《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1941年1月，颁发《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新中国成立前夕，主持编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将植树造林与改造荒地并举。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在《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绿化荒山和村庄。”1958年4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中要求：“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造林事业，对于促进我国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的改变，具有重大的意义。”1973年11月，《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第七条要求：“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对于植树造林和改造荒地的重视，为推进我国环境绿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我国林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发展再生资源发展再生资源，优化资源利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等困境，将目光转向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发展，并作出了诸多相应的可行性探究。1959年10月28日，在合肥市蜀山视察工作，看完当地的沼气站后说道：“这样很好嘛，又能点灯，又能烧饭，又能做肥料，要大力发展，好好推广。”1959年10月31日，在《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在他看来，这种模式不仅提供了肥料的来源，而且有利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之后，他又多次向竺可桢先生请教如何进行太阳能的开发和利用。关于发展可再生资源的思想在我国资源异常紧张的年代，为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和新能源的发展打开了突破口。此外，还提出“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思想，即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952年，就开始关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明确：“注意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通盘地考虑防洪、灌溉、水力发电和发展航运的需要。”工业资源的优化利用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工业原料的优化利用。1958年2月，在抚顺视察工作时指出：“煤的综合利用很重要，你们要好好抓一抓。”［17］对“煤的综合利用”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开展技术革新。到1959年，我国工业原料的优化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节省了我国能源资源的开销，推动我国工业原料优化利用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是对工业废料的优化利用。1960年4月13日，在谈话中提到：“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优化了资源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走上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

三、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发扬，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价值。

（一）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1.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弘扬

以儒、道、墨、法为主的诸子百家分别从各自的思想角度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进行了论述。的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里，汲取了传统生态智慧的精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孕育的生态智慧为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丰富着的生态文明思想。同时，的生态文明思想又为传统的生态智慧注入了新生命，让传统的生态智慧不再是仅存在书本里的文字，不再是仅存于文化遗产里的苍白符号。

2.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地球是我们存在的首要条件，也是一切人类事物的基础。”同样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表达了人类对于土地等永久性自然资源财产的使用必须是合理的，要充分考虑后代的生存和再生产。而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道：“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这充分体现了呼吁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国未来发展，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智慧。由此可见，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运用和发展，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1.为新时代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供重要借鉴

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供了借鉴。生态文明建设，是从根本上对人们以往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进行最革命、最彻底的变革，为实现这样的变革，我们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在其讲话中也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强制性，规范人们的生活消费行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改变人们的一些传统陋习，创造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通过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和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完善和发展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大力推动生态伦理准则和环境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等方式，改变我国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的现状，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凝聚力量。

2.为新时代以人为本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指导

当前，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能源危机等愈发严重，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向心力作用，凝聚力量，以人为本，引导全国人民不断提高生态意识，通过“双向”交互活动引导市场。即：人们在消费活动中自觉抵制有损于环境的产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不断扩大绿色产品的需求量，以此刺激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引导企业绿色生产；生产企业通过自我技术革新，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绿色产业链，引导人们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提高市场竞争力。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有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和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3.为新时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行动指南

的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他对生态环境的重视，透露着他对“美丽中国”的美好期待。党的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50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到2035年，我们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目标。推动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要发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建设美丽中国的主体地位，携手人民共同参与生态系统保护、复垦工作，将发展与保护生态相结合，在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改善和保护生态系统，让人民在共建中共享，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助力。

4.为新时展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指数提供依据

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是关系亿万人民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高度关注我国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适合中国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发展的相关工作政策和理论，也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为中国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新时代，我们发展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必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做到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医生队伍建设、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促进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配套衔接、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事业发展。从这一系列政策入手，着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医疗卫生与防疫事业稳步前进，定能使人民健康指数不断提高，使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佚名.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86.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63.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9.

当代价值范文篇10

一、多元冲突与共同准则的价值两难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公民个人通常会有对于安全、秩序、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这些追求最终都会在宪法上得到体现。宪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作为基础规范的宪法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价值维度，而要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任何追求单一价值面象的宪法，最终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单纯追求国家的富强，其结果可能是国家主义压倒一切，严重挤压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单纯追求个人至上、私权神圣的宪法，其结果则是利益集团横行，民主异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样无法得到保证，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宪法所有的价值追求最终都将服务于人类自身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宪法首先被看作一部人权法，维护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了宪法价值追求的总尺度。以此为前提，又派生出宪法作为限权法的基本要求，即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规范，在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将其侵害性降到最低。在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在国家权力格局不断重组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核心价值选择与维系，也必然是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个体自由、公民权利、私有财产等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高度尊崇，并相应地形成了具有各自规定性的诸多价值体系。诚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所表现出的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诸如各种完备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永久性的特征，而非昙花一现的历史过程［1］37。这种永久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于古典一元论的更为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不同价值体系所表现出的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态度。多元价值为人民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但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或者缺乏核心价值准则，则会使人们处于价值选择与价值割裂的两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进行价值选择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选择失败的不利后果。针对这种困境，柏林提出一种被称为不可公度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目标并非都是可以公度的，相反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2］。在缺乏一个可供参照的共同准则的前提下，便无法为这些各异的价值进行有效排序。如果一定要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似乎又违背了人作为自主自在的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甚至主导势力会借机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或公众。在缺乏可供交流融合的公开、公正的公共平台的情况下，便导出一种持续的冲突状态，这正是价值冲突的由来。长期的价值冲突的结果，未必是真理的诞生，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社会力量在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被白白浪费掉，最后没有一个赢家。这一点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失序以及美国所倾向的保守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西方非此即彼的宪法观及其道德困境

在西方的价值困境中，作为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宪法，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为价值排序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标准的责任，但又该如何来确保这种标准不会妨害个人的自由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在卢梭的理论中，国家和人民被看作最基本的范畴，特别是人民概念的提出，在极大程度上吸收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主权者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甚至它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无需向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人民的一切受到国家支配，任何人不得违反主权者基于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权力，否则主权者就可以强迫违反者“自由”［3］。很显然，卢梭笔下的人民主权无非就是多数人的主权，至于个人的公民权利和选择自由，事实上被主权者和人民包办了。由于卢梭设想的“道德理想国”没有考虑到人们的个体差别，也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注，将“公意”神化，并最终被哈贝马斯等人证明为另一种压迫性话语，导致民众经常遭受愚弄和误导，最终带来无穷的恐慌和混乱。而到了康德那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冲突模式，则被转换成楚河汉界模式，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一条界限，谁也不要越界。他认为立法权乃是人民的联合意志，因此这种意志不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权力存在的价值在于保护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4］175，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公民的自由。为了避免专制的形成，康德要求权力必须分立，明确人民握有立法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由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机关加以保护，而个人不享有抗拒这种意志的权利，只负有忍受立法权不当行使和滥用的义务［5］。这便是康德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划定的界限。仔细分析会发现，康德的楚河汉界模式最终仍然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模式。虽然在他的论述里，国家应当服从于人的根本价值，但是国家仍是在与人相对立的层面上存在的。至于当代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民主模式，似乎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公意演变为一种在社会自主的公共领域中，通过人们“理性”的自主讨论形成的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舆论，并进而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乃是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仍然倾向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也认为，迄今为止，是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概念规定了民主国家的规范性自我理解［6］117－122，并由此规定了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法治国家和公民之间，依旧呈现为一种你是你、我是我的状态，二者之间更多地仍然是对立关系。这种楚河汉界的思维模式，即便在当前也没有根本改变，且被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所掩盖的另一种对立关系也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受了国家干预时期的福利主义的浸润，西方的宪法也未能提供一个公平、开放、共享的自由空间。当美国的焚烧国旗案(texasv．johnson，491u．s．397．)向世人展示出美国宪法尊重自由的同时，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加州男子杰夫•奥尔森因为写下了反对银行的字样而被判处监禁，甚至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被法官禁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见在银行的利益面前，连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也被扯掉了［7］。甚至进一步告诉人们，在美国，银行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美国宪法所捍卫的也并非标榜的民主自由，而是银行家的利益，美国也因此形成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两大对立阶级，即金融资本家和大众。其实也正是这种阶级上的对立，才最终表现为宪法价值选择的彼此对立。即便是被西方推崇备至的财产权，在银行家的金融工具面前也是形同虚设，银行家借助公共政策制造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收割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财富，而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宪法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而就当前而言，美国当局不顾选民的利益悍然发动贸易战，推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是上述价值观的延续。反观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正在寻求一条互惠共赢、和谐共存的理想局面，这一点最终在宪法上得以体现，并得到宪法的确认。

三、追求和谐共融的中国宪法理性

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观念不同，我国包容开放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国家对国家与公民根本利益一致性追求，为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更具典范意义的凯时k66会员登录的解决方案，即国家与人民的和谐共融。不可否认，在中国当前的具体语境中，宪法的价值和功能显得更加多元，而目前最需要解决、也是最突出的价值衡量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和公民自由的关系。所谓价值衡量，并非是要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诉求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而是希望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相辅相成。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可以适当照顾公民的自由，而公民也可以时不时拍拍统治者的老虎屁股。这样一种模式，既兼顾了古典宪法理论的自由主义基石，又体现了现代宪法理论的民生保障诉求，同时也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和谐的国内氛围。至于寻求“自由”与“有为”相平衡的观点，其实还是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诉求时，就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哥俩好的状态，而不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的问题。这样一种和谐共融模式的理论基础，恐怕只能从中国的宪法精神和执政理念中去寻找，人民民主和执政为民或者是其真实表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上述价值判断的有力诠释，即将国家崛起的历史伟业与人民的美好生活看做一个有机体。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和谐共融模式的追求，总是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建国初期，在实现工业化、建设强大国防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两难的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发展经济为主导和国际战略上的韬光养晦，到底是共同富裕还是打破平均主义，等等，也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围绕这些矛盾所推行的不同战略，最终目的必然是要服务于人，也只有围绕着人这一目的，上述战略的推行才是有意义的，并且是符合宪法价值的。不同时期，对于主要矛盾的不同表述，也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阶段性选择。这种选择最终还是在国家优先与个人优先、国家崛起与个人自由之间进行衡量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种选择并非是将二者放在对立的层面上，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目的在于实现二者之间更长久的和谐共融。时至今日，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战略选择的一种纠偏，也可以看作是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客观事实是，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十字路口，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都迫切需要来自价值层面和宪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持。至此，宪法再也不会以被动的中性规则自居，而应当在保障自由、规制权力、形塑社会、构建制度、支持国家崛起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既是国家和政府的道德责任，也是宪法应当勇于担负的时代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虽说也受到了先验层面理性判断的影响，但更多地却是从历史的、客观的经验层面，依据国情而循序推进的，虽然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不少试错，甚至吃过不少苦头，最后还是摸索出一条与西方思维既有共通又有区别的中国模式。此外，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启动，宪法所确立的政党制度，也都是在西方之外走出的一条不同的宪法道路。正是在这些制度的指引下，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崛起的态势，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理性的一种彰显。

四、面向国家崛起与公民自由的当代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