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10篇-ag尊龙app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1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 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裸露。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2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3

目前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牧业人口1.5万，蒙古族人口占79.8%，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如今新巴尔虎右旗外来人口近10000人，而且已经在新巴尔虎右旗落户.脆弱干旱的草原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质变劣及植被覆盖率下降造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沙化加剧，草原生产力大幅下降，多数牲畜处在半饱状态下，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牲畜会大批死亡等诸多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夏秋两季草原上挖药材的人遍布，严重破坏了土壤表层结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新右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有金、铅、锰、铁等十多种金属和煤、玛瑙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并引来大庆油田等公司的青睐，但近几年因为某些矿山企业的盲目开矿和违法开采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植被的破坏，这些企业造成的废弃物不仅过多占用空间，而且对周围的水域和大气也造成了污染，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011年春季，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发生鼠害面积达1350万亩，占全旗草原的50％，在鼠害重灾区，植被稀疏，地表裸露，遭受破坏的草原惨不忍睹.2012年全旗闹蝗灾危及420多万亩草场，平均每平方千米害虫数量达400~500只，最高到达700~1000只.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2﹑创新草原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要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增长效益及可持续发展管理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通过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引导使开发资源的各种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草原旅游的开发要与生态平衡的维持及自然保护结合起来，促进旅游地环境的良性发展.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三是商业银行应认真执行央行确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在振兴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动态，主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社会信用程度高、金融环境好的地区加大授信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贷款定价机制，以准确的贷款定价反映和覆盖不同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性质、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等提供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或服务。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5

贷款资产作为银行的一项主要资产业务,其运动是一种以“两权分离、按期偿还”为本质特征的特殊价值运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银行的信贷活动,会受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银行贷款资金有遭受损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和贷款的贬值等,这样就产生了贷款风险。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现状看,形势较为严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除了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金融生态优劣。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一)政府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扩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应该是资金配置的主体,政府职能应只限于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情况是,政府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并未淡化,往往造成部份项目投资效益不高,形成贷款沉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激化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

据统计,去年某省国有、乡镇集体企业中困难企业面达到55%,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0.8%,其结果必然会相应地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也是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金融体系的滞后性制约了银行的信贷风险防控,扩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首先,市场融资机制发展缓慢。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缺乏。我国现阶段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束缚了银行业务分散化的能力,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第三,金融监管有待加强,银行同业间无序竞争,造成企业多头开户、多头贷款,银行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信贷风险不断提高。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是银行贷款风险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保障制度方面存在,企业破产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因而银行贷款风险无法直接分散和转移。企业与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企业把生产所需资金缺口留给银行贷款解决,形成贷款风险压力;企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使银行无法保全贷款资产的安全性,增加了损失的概率。

(五)法律制度约束不力,同样是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尚短,不论是公民或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是国家的立法、执法,都还不尽如人意,银行常常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受到挫折。此外,我国加入wto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力度正在加大。

(六)社会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逃债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廉价的逃债成本成为企业逃债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诈、逃债、赖债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诚信资源遭到了非道德主义的侵袭,社会信用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金融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为有效防止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避免由此带来的金融震荡和经济风险,除了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外,必须加强举措对银行所处的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在内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大力整治。

(一)信用环境治理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信用环境日趋恶化,银行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加大了银行风险。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与其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

1.加强社会信用环境的综合治理,尽快建立社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部门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建设投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上来,支持和配合银行防范和制止企业逃废债,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运行。加大相关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工商、税务机构不得为列入“黑名单”的逃债、赖债者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树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经营理念。依法规范政府、企业、银行和个人的信用行为,为建立一个诚实、守法、可信的社会和个人的信用环境而努力。

2.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体系。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在新客户申请授信业务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及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全面性还存在较大差距,以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在实施剥离和不断的清收处置后,新生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根治。因此信用评估系统应该是建立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多部门提供的有关公司信用数据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公司的以前贷款记录、经济实力和还款意愿评估信用等级。因而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信用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全社会要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政府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规范,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带头守信;加大全民信用教育力度,提升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道德素质,树立讲诚信的公德意识;推行信用公示制度,以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公开曝光和实行银行同业联手制裁;建立种类经济失信和恶意逃废债事件的举报制度,加大对缺失社会信用行为的查处力度,让失信者付出惨重代价。

(二)金融体系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依赖治理

建立社会化市场融资制度,解决从“单一”到多元的融资渠道。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传统的国家垄断过度的金融制度将被放弃,新建立的将是一种政府调控的市场化融资制度。

1.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相当部分国企资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股占的比重很高,没有建立起企业治理结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银行风险。这种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应以存量调整为主,采用特殊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在存量调整基础上,辅以增量控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这样,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了银行的信贷关系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从而消除了由于国有企业负债软约束问题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

2.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企业改善融资结构,减轻银行贷款压力,并可以从根本上降低银行风险,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时能够促进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化解已形成的信贷风险。

目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核准一切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融资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债权融资能起到抵税作用,降低融资成本。近几年,市场虽有发展,企业债券总规模每年增长,但企业债券占融资比重仍然很低。这影响了企业融资效率,也不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消除企业对贷款融资依赖的重要条件。

3.推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改革,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全社会资金融通以企业为核心进行。另外,企业也是金融市场上的最重要参与者,企业融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着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使外部融资发展速度加快,但历史形成的以银行为主的企业外部融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为此,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制度,使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二,强化股票债券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大力推进银行住房贷款证券化,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第四,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创新力度,实现发行企业债券品种多样化,活跃企业债券的流通市场。

(三)银行业监管和行业协会自律治理

随着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信用风险管理的不断强化,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机构职能也需要发生转变。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全社会共同创建金融安全区。

1.发挥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加强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监督工作。利用信息电子化管理手段,通过非现场监管手段,加大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监管力度,从宏观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恶性膨胀。

2.加强金融债权的管理,加大依法制裁力度。由人民银行牵头,将逃废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列入“黑名单”,并采取相应的信贷制裁措施。对严重的逃废债企业、行业和地区宣布为不守信用或无信誉企业、行业或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企业联合执行不开立新账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结算的“三不”金融制裁措施。

3.加强同业协作,建立不良贷款公示制度。同业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做到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源共享。各大商业银行应团结协作,通过银行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对无正当理由不偿还各家银行债务的企业及法人代表名单、金额等信息予以通报公示,使各家银行及时了解到逃债者有关信息,使逃债企业无法再次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避免银行间因信息错位而再次与逃债企业发生信用关系。

4.加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和信息沟通。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建设中的资信系统,尤其是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尽可能消减银行信贷市场中的非对称信息,做到贷款风险的事前防范,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四)法律环境治理

1.尽快充实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对银行信贷资产的保护

我国目前立法上虽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法律,但《破产法》《反垄断法》等修订、细则落实工作需要尽快出台。而且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制,如不能进入证券市场、不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不能收购企业股份等,直接影响了不良债权的流动和变现。因此,如何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将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任务。

2.要加大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

首先,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需要以法律的新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补充《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等相关法律中,补充增加对不讲信用、恶意逃债、赖帐等给国家或个人造成损失行为的定罪量刑条款,对逃废债、恶意拖欠贷款本息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增加企业的逃废债成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借鉴。立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6

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天人合一，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是人类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本原，这本身就是内在的存在，不是任何人力和外力所能打破和替代的，这种“自然之德”构成了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本原。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天”充满着敬畏之情。春秋战国时期，哲人已经把宗教的“主宰之天”转变成了具有生命意义的、代表生命本原的“天”。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自然内在的生命意义，庄子把儒家所敬畏的天提升为一种更本初、更恒久的“道”，庄子认为“道”和“自然”是最恒久的、最崇高和最纯粹的，庄子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於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里“自本自根”的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本原。之所以说是“自本自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被规定，是生命万物的终极归宿，是一种绝对的、自足的“善”，能生成万物、成就万物。现在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经常说人是社会的存在，把人的社会属性凌驾于人的自然属性之上，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立起来。而庄子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智主义是荒谬的、愚蠢的、肤浅的，人类要用无限的观点看待世界，超越人类的有限性去理解万物存在的必然性。用“道”的观点理解宇宙、洞悉人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道”承认世界万物生命的内在性，而人类的理智是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用自己的独裁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存在方式去代替其他的存在方式，是世界失去多样性、失去活泼，如果将人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宇宙的本原，那么将会使人道与天道对立起来，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尊重和敬畏自然，是庄子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启示。

二、“无以人灭天”

近代史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主宰，自然环境是为人类服务的，只有被人类利用，自然才有存在的价值，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自然索取，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傲慢，加上人们不合理的生活态度，人们已经离自然越来越远，遗忘了人与自然的生命整体性。我们只有明白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认识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荒谬和可笑，才能调整我们的错误态度和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谦恭地确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价值观。“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蹄》）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如果将人类的意志强加到其他物种身上，只会使多样的自在世界变成单一的为我世界，所以人类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低自己的姿态，心平气和的与世界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三、“道通为一”，尊重生命多样性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主张“道通为一”的生命整体性的世界观，尊重生命的多样性。“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庄子主张用平等的观点看待世间万物，即“齐物”。庄子特别反对人类用自己的视角来对待千差万别的生命世界，更反对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世界万物身上。虽然庄子的齐物论被认为具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在现在看来，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在道家“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水平是最好的、最高的，我们应该将自己合理的纳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多样性。

四、“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谨防工具理性带来的恶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7

入山流民为了开辟农田，使山区森林惨遭浩劫。流民对森林的破坏方式是比较野蛮的。清代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中对流民毁林开荒的方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记述说：“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缳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木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后，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熄。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炭矣。”他们采用这种野蛮的方法破坏了森林后，铲除山坡上的草皮，改种玉米等农作物，很快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几场大雨就可以使岩石裸露，所开之田亦常常毁于一旦。因此，流民们便不断迁移，“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食尽一山，则移一山”。[1]所过之处，森林一扫而空，大面积的森林因此而消失殆尽。如洛宁城西45里的龙头山，位于洛河出山口处，“其山四绝孤峙，为邑胜景”，一些游人曾以亲身感受写下了动人的诗篇。到了民国初年，这里的林木已被砍伐而尽，山腰被人开垦后又弃之不耕，反反复复，终使这一宜人的景区变成一座鲜有杂草的荒丘。豫北太行山区，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林县志》称该县：“宋时尝于县属潘阳、双泉两务，采办木材。森林之盛，可以想见”。乾隆时，该县尚有千年以上的古槐、树干高达七丈的银杏树；到清末民初，县内“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者殊少——以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2]豫西山区是河南林木资源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历经采伐，康熙年间的基本情况是“中州山少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河南在清代1700年左右，森林覆盖面积约6.3％，经过乾嘉时期的大垦荒的厄运。到道光朝时森林覆盖率已降至2％左右，后又经过晚清至民国前期的垦殖破坏，时至民国十八年，“大河南北，太行、伏牛等山脉，绵亘千里，到处童山濯濯，林木斩尽，而濒河废地，弃同沙碛，往往十里、数十里，无一拱木”。及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余下0.6％了。上面主要讨论了山垦对林木的破坏，实际上木材贸易、采樵烧炭、采矿冶炼等活动对森林所造成的破坏也不容忽视。砍伐深山高大树木从事木材贸易而获利是木商、入山流民和原住山民的重要活动，是林区内对森林破坏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种产业。雍正六年，豫西河南府辖十一县的林木，“自(永宁)龙头山以西，松、柏、榆、青黄杨等木，可以为栋梁檩柱者，硕大且繁，其盛埒于卢氏。村民斧斤以时人伐之，缚为筏，春涨浮洛而下，郡城及偃、巩诸邑，营造者资焉。其枝条供燔烧之用，鬻于城市获利”。南阳县的赊旗镇，清乾隆年间发展成繁华巨镇，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为鼎盛时期，该镇商品成交数额巨大。其中，日成交木材千余立方米，竹竿五万余斤。伐木烧炭，卖钱营生是河南山区农民的重要副业之一。在当时煤炭还没有大量开采和作为主要燃料的情况下，此种产业在山区相当普遍，凡有木材之处均可伐薪烧炭，“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权长至八九围，即可作炭”。清代河南山区州县的方志里多有炭的记载，《洛宁县志》有谓：“炭以南山杂木烧成，栎木为最坚。”因此，伐林烧炭对森林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采樵直接卖柴谋生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嵩县罗村、楼关西三十里，“山坡瘠薄，农耕甚苦，樵采山产度日”。在当地的集市上。一般都有固定的柴市、炭市。因便于运输的关系，采樵者所砍掉的山坡上的林木主要是幼树及大树枝。另外，他们甚至还将已经砍伐过的大树的树根也掘出去卖。道光年间辉县知县周际华曾说：“再查高庄、黄水口、薄壁等处，卖柴者络绎不绝。问之，采之深山，视之，皆树之根也。”至于采矿冶铁，豫西山区在明代时就已经很突出，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内乡、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当时的铁厂一般都设在林木茂盛的老林区，采出铁矿就地冶炼。“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这种采矿冶铁业毁林在清代自然也会存在。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引进，煤炭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开采煤炭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材和采空后形成的塌陷区，都会对森林造成破坏。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考察河南社会经济状况后报告河南煤产情况称：怀庆府附属以清化为中心，东起修武西达济源，均盛产煤炭。清化十大煤窑，每窑每天出煤1000筐（每筐120-130斤），鲁山所产之煤，运销南阳；南召曹店所产之煤亦同。汝州之煤，多炼成焦炭出售。其毁林数量也相当可观。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停砍伐，由浅山丘陵，再至深山老林，使得天然形成的茂密林木与植被一扫而光，甚至一些古刹名寺历代得到保护的古树名木也难幸免，经过数十百年的砍伐也全成童山。

二、水土流失及其负面影响

大片森林被破坏后，水土流失严重。据当代学者研究，在坡度大于25°的山坡上，既不能种植农作物，也不适于栽培果树，因为农作物和果树都需要有较大的株距，过密了收成不好。而低密度的的植被是不能保持山坡上的土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而森林植被特别是天然林层次多、结构复杂，层层林冠可以挡雨，地表高密度生长的灌木、草类及其根系能够蓄水、固土，因而能够减少水土流失。如果林地内有1cm的枯枝落叶层，就可以使林地减少泥沙流失量的94％。故山坡上的土壤只能靠天然植被来保护。所以一旦高坡度山区的森林植被遭到铲除，都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生态环境恶化。清代中后期所开垦的有许多就是这类高坡度山区。凡被开垦的高坡度山区农田，不几年，表土就会损失殆尽，农田便不堪耕种。因此，他们只能迁往别处。经常迁移流动，遗下大片大片的童山秃岭，长期无法恢复原貌，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水土流失。其后果则是附近的河流很快被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塞或附原的良田被沙土覆盖。对大规模的毁林造田的后果，清代各地的记述很多，如“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迂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泥沙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险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地亩，或坍或压。”山场“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抄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救无由，山有石而无泥”。这类记述在河南也非常多。民国《汜水县志》的纂修者曾说：开山为田后，“遇早则干，遇涝则山水暴发，上冲下压，地皆破坏，不易收拾”。陕州境内的谯水、橐水，“稍有雷雨，即被暴水冲没……旱则水泉干涸，河底熯然”；道光时期《伊阳县志》记载，伊阳县山林破坏后，童山濯濯，一经暴雨，山洪暴发，土石尽被冲走，残存的少量林木也难以自峙，溪谷“林木塞河而下”，而滨河之地则被“冲决一空，河石嶙嶙，流沙弥漫”。舞阳县河患为害，有谓“县北之水，以沙为大，而害莫甚于沣”。“宝邑(宝丰县)半硗土，兼多污下地。秋霖三日往，一望渺无际。”咸丰四年，灵宝大水，冲荆山谷，沙石压地680余亩。同治《叶县志》载：“沙、沣二河，数十年前，两岸相距无几，近则水唤沙覆，动在数里之外，按亩计之，不知其几何也。其他山岗确荦，垦而无成，下土坟墟，成而不殖，以及盐碱沮洳之区，所在多有，是昔年之膏壤，或成今日之弃地矣。”浊河“上自下城，下会北舞，逦迤宛蜒，亘百余里，春冬之际，风起沙飞，已为民害”。民国《禹县志》纂修者说：“禹山尽童，无森林以为节潴，夏秋大雨时，行洪流激浪。”淅川境内，丹、淅两河，水溢为灾，境内田土，崩溃甚多。民国《信阳县志》载：豫南狮河“百年前，河面宽不过数丈，两岸植柳，其上枝条可相接，中泓可以通商船，航行极便。至道光二十八年，大水，溜挟沙下，河身全变为沙粒，深度不过三尺，仅通竹排。沙滩则宽至数十或二三百丈，岸高沙深，不能资灌溉”；而且每逢夏季，山洪不时暴发，漂没田庐人畜。沙河“在雍、乾时，仅一小土溪，人可跃而过，后因生齿日蕃，垦山播种，沙随水下，河流遂有变迁。”嵩县伊水于乾隆后的“百余年来，河流冲刷粮地无数”。清人鲁仕骥针对中州山林状况曾专门指出：“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泉脈不旺，而雨潦时降泥以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

三、野生动物资源减少

多种多样的地形与气候，有利于多种生物资源的形成，而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生态系统是有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即环境系统组成。生物系统主要是由动植物及微生物构成，环境系统则由光、温、水、气、土等生态因子组成。在生态系统的内部存在着由多种生物因食物的关系而形成的众多的食物链。植物的种类和动物量越多，食物链的数量就越多，它们所构成的食物网就越复杂，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稳定而成熟的生态系统又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根本反映。因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保证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严重破坏，短时期内很难恢复，甚至不能恢复，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将危及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山区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为多种生物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场所。但是持续的开山造田、伐木毁林，造成森林面积锐减，生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导致林木资源匮乏，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原在河南山地栖身的虎豹等野生动物，随着人口向山区移入和捕杀，清代由不恒有到绝迹。豫南大别山区的光山县，康熙年间曾经出现老虎为患，一村民搏杀二十余只的情形。老虎属于大型食肉动物，处于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末端和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的顶端，食量很大，老虎的存在说明清前期豫南山区的动物种类和数量还相当多。另据道光时期所修《泌阳县志》记载：“泌山虽多，近时户口繁盛，采樵者众。虎狼恶兽之类，间或有之，然见者绝少，故不备载。”这说明清中叶河南境内大型食肉动物已经极其罕见。查阅各县方志关于晚清时期的野生动物记载，除狼、狐之类，已经难于找到大型食肉动物了。关于食草野生动物，康熙时所修《林县志》记有捕捉活鹿一只，折银三十二两。捕捉活鹿一只居然在县志中专门加以记载，可见这类野生动物已经很稀有。而乾隆时的林县志中鹿已经见不到了，惟记载有山中多猴，但民国林县志中已无此类记载。地处中原腹地的嵩山地区的登封，汉代有白鹿，金元已为罕见，明万历年间发现一小白鹿，通身如雪，视为稀有，献给县之官府，畜之二年放归。但是到了清代，再也没有发现过。至于鸟类，乾隆《林县志》载：豫北“太行为老山，多异鸟。每至三四月间，黄华谷百卉俱放，灵禽吴音，毛羽五色，飞翔上下，与山花相映。虽山僧亦不能尽识。”到了清末民初，多异鸟的记载已不见。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8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较晚，因此也被广泛称作是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往往以先发展国家为范本，通过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了解现代化本身，大量引进先发展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等，以达到发展经济、完善政治体制和管理制度的目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通常相对落后，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使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从生态层面上看，先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输出”的双向剥夺，使大量财富和资源以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方式从后发展国家流向先发展国家而成为其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这不仅造成了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同时也造成了后发展国家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一、后发展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现实

据2019年3月联合国的《全球环境展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地球生态环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的环境保护措施，地球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到本世纪中叶，亚洲、中东和非洲将有数百万人因遭受污染而减寿。在地球生态普遍恶化的今天，广泛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后发展国家的国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难以承受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发达国家“碳政治”的裹挟。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将成为制约后发展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后发展国家对于世界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10年9月公布了2001年至2006年全球pm2．5平均值的地图，图中显示pm2．5浓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中低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北非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区。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巧取”后发展国家的自然资源，独占环境收益并进行污染输出。有资料显示，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陆续将国内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以及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也将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和有害废弃物给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生存质量带来了重大威胁。此外，还有重大的环境灾难。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投资于印度博帕尔市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引发了严重的工业化学事故，造成近60万人死亡和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几年后，尼日利亚有消息称，意大利一家公司分5条船将大约3800吨的有害废物运进了本德尔州的科科港，并以每月100美金的租金堆放在附近一家农民的土地上，这些有害废物散发出恶臭，并渗出脏水，经检验，发现其中含有一种致癌性极高的化学物———聚氯丁烯苯基。美国也曾以“处理费”之名与几内亚政府签订协议，几内亚五年内接受来自美国的150吨有毒废物，可换取来自于美国六亿元美金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正如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所隐喻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的这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美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1］(p111)后发展国家面临着高昂且难以承受的环境成本压力。据资料显示，在2003年———2011年间，后发展国家的环境成本为20．79%～23．02%，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为3．99%～4．22%，不难发现，两者的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后发展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部原因。后发展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能源利用率低，同样的工业生产总值往往耗费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更多的污染;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环境成本转移”的外部原因。发达国家利用后发展国家对环境红利的依赖，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或者将污染物留在后发展国家，借此实现了自身环境成本的转移，却使后发展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此外，发达国家在早期先发展过程中广为使用的种植园制度以商业化的单一种植模式造成了生物基因的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也为了满足其充裕的物质享受，发达国家还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技术大量从后发展国家进口珍稀野生生物、掠夺稀有的生态基因，为后发展国家的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埋下了隐患。就这样，后发展国家因专注于环境红利而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出于环境保护、资源节省等目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大量的初级产品由后发展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环境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环境成本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后发展国家在“碳政治”的裹挟下求发展。资本在全球化运动中将国际间政治经济的不正义拓展到生态交往关系层面，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生态掠夺与污染转移，在后发展国家欠下了巨额的生态债务，这完全违背了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基本正义原则，致使全球环境正义问题凸显。为了逃避责任，发达国家还将矛头指向后发展国家，竭力推卸其所应该承担的环境责任，并用一种“碳政治”的方式，试图在更深层次上裹挟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力求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它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为名，大力推进低碳革命，鼓吹“低碳”、限制“高碳”，并企图建构起生态主义的话语实践。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已经历高度工业化发展的发达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低碳国家”和“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极力推广“低碳”技术和手段。后发展国家却不得不背负“高碳国家”的恶名和指责，对于“高碳经济”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发达国家都运用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予以限制和打击。仔细思索，不难发现，“碳政治”实则是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之名，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中展开的利益博弈。无论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约束性”减排的率先行动，还是向后发展国家许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预期———将广大后发展国家置于由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经济体制框架，而资金和技术(尽管是在绿色或低碳的名义下)也无非是充当维持或强化其经济政治相对优势的基本手段而已。这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引发的，资本无法克服生态灾难，就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将其转嫁到后发展国家。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反思

与西方“深绿”、“浅绿”等思潮抛开社会制度而单纯从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所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及其反生态本性展开了批判，探究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同时也对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环境厄运予以深刻揭示和反思。后发展国家遭遇“生态帝国主义”的厄运。“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虽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创，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和分析。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对后发展国家输出自然污染产业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殖民统治思想的延续。佩珀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借用市场手段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规则对后发展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损害，在这方面后发展国家有着天然的劣势。在众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福斯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尤为深刻。他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态学范畴，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现象，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扩张与资本主义寻求利润一样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不管不顾，只一味进行指数式的扩张，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正是这种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结果。”［2］(p204)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努力之所以一次次失败，其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资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据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国家和国家或半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剥削或半的欠发达国家，掠夺资源是其最常规的手段。而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后发展国家又无法摆脱这种控制而必然屈服并依附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具体行径进行了揭示:“第一，掠夺国家的资源，并改变各国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第二，攫取和转移与资源相关联的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第三，通过制造和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弱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第四，向国家倾倒垃圾，实现污染转移;第五，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环境关系的‘新陈代谢断裂’，限制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2］(p204)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会终止自身的扩张，在更加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战争来掌控更多的自然生态资源。为什么美国的视线没有离开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如果能够联想到它们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分别占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那么美国对它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如果阿富汗不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恐怕美国也不会那么“钟情”于它了。正如布什政府所宣扬的那样“原油与世界霸主地位才是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核心出发点。”［3］(p122)后发展国家深陷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地缘发展的不平衡态势进行了阐释，解析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联合发展”。他从两个层面阐释了这种“不平衡”:其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式经济发展模式下，后发展国家对生产原料的占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其二，在“西方中心主义”所引导的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模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资源的掠夺与占有加剧了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在奥康纳看来，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被动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发展优势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去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这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也进一步刺激了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掠夺的动力和欲望。“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同维护自然界正常运作的外在条件存在着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科技和人口资源，对于自然环境的本真运作造成严重负担，同时，由于生态殖民主义行为，对于后发展国家在物质生产资料、劳动者等方面的剥削，使得后发展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样受到破坏，这种情况的延续必然会压缩自然环境可恢复和改善的空间。”［3］(p190)在“不平衡”的基础上，奥康纳进一步提出了“联合发展”的概念，并指出它往往借助两种方式得以完成:“一种是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后发展国家劳动人口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另一种是资本以及相应技术使用向后发展国家的输出。”［3］(p190)这种联合发展的后果是:其一，当后发展国家人口因城市化而大量集中于城市或转移至发达国家时，人口大量集中地区的竞争加剧，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工作环境标准和福利标准随之降低等问题相应出现。而对于人口流失地区而言，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护将难以为继，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其二，发达国家在将资本和技术向后发展国家投入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他们选择的往往都是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的产业，这同样会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也就是说，这种“不平衡的联合发展”一定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种难以抵抗的“不平衡联合发展”将为后发展国家带来巨大的生态压力。综上，不难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帝国主义的所有特质，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国家进行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统治，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也加剧了后发展国家乃至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生态被推向了毁灭的境地。后发展国家需清醒地认识到，当阶级的对立和国家间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而被冲淡的时候，资本已从生态的角度再现其剥削的本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像传统帝国主义利用超强军事力量和强大经济实力对国家进行压制以外，还借助于政策议题设定、理论话语阐释、技术信息供给等方式加以辅助，确立并维护其先驱性或领导性的角色，这背后隐藏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在资本眼中，一切生态资源只是可以带来利润的工具而已，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只要全球经济处在由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导的发展体系之中，这种趋势就不会得到根本上的逆转。

三、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生态危机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其根源却在于资本以及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矛盾的冲突。在这种框架下，后发展国家既承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态掠夺，又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而破坏性地使用自然资源，使生态危机的趋势不断地被扩大和强化。面对如此种种，改变后发展国家的生态环境困境，从根本上来说，还得从变革不平等的生态利益关系入手，超越和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气候政治”所展现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以追求“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科学发展”为现实基点、与各国人民一起共谋“生态治理”，承担起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治理的应有责任。追求“环境正义”，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环境正义”关系到作为环境主体的人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现有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共同负担生态成本和生态责任。在这方面，不同民族、地区都应享有公正平等的机会。目前，虽然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同处于全球性“碳政治”平台，但两者却并不可能享有同等的发言权、政策议定权和制度供给权。从根本上说，“碳政治”所导向的是一种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广大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制度构架与经济技术模式。在追求“环境正义”的向度下，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树立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扬弃资本逻辑、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虽然，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在现今世界的经济体制框架内还为时尚早，但是对于“环境正义”的追求理应成为后发展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后发展国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向度。其次，实现后发展国家利益的联合和力量的联合，开展构建“环境正义”的政治实践。后发展国家联合起来，着手创设全球性的资本及其逻辑的限制性框架与运行机制，因势利导地利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话语，加强话语的构建能力。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坚决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再次，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推进“环境正义”，追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努力推进社会关系在各领域的公平正义，推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公正和国内民主管理的变革，为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4］落实“科学发展”，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在当今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全球化运动之外而追求现代化发展，后发展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作为一种发展观而出现并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从本真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彼此矛盾的零和博弈，西方国家生态文明之所以流于空谈，其原因在于没能在制度层面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予以确认，更无法真正落实于人类实践之中。既然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那么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探讨就不能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而需着眼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后发展国家应着眼于处理好三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利益关系。后发展国家需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温情面纱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实质，抵御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全球环境正义。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后发展国家要审慎对待西方国家所主张的“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等具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思想，要保持必要的生态意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切不可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在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上寻求良方的同时，也要兼顾后发展国家内部的环境正义问题，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这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规约，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5］。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应该是同向的，以经济发展提升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发展目标的设定应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力求将消除贫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综上，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后发展国家要对发展予以批判性认识，剔除伪发展，做到以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共谋“生态治理”，同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各民族国家、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虽存在利益矛盾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但全球化进程也使各民族国家间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日益加深。因此，对于生态危机的应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都难以“独善其身”或“我行我素”。全球环境治理关涉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后发展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本国环境问题的同时，还需具有国际视野，与各民族国家一道共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担生态责任，维护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但是，与发达国家共同担责，担当的应是“有差别的责任”。我们需理性地看到，少数发达国家一方面凭借其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掌控，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后发展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又站上“地球环境卫士”的神坛，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规范性的条约和协定，对后发展国家妄加指责，要求后发展国家承担与其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而对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又闪烁其辞或拒不履行。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考量既要考察其现实因素，又要考量其历史根源。强调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并不是强调后发展国家不需为全球环境治理担责，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6］(p132)全球环境问题肇始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仅造成了本国的环境问题，而且也大肆掠夺了落后国家的资源，为后发展国家遗留了巨额的生态债务。如果不从历时态角度去追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而只从现时态出发去考量后发展国家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显然不符合“环境正义”所主张的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平等权益。后发展国家应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遵循“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承担起与其权利享有和发展能力相符合的使命和职责。总体而言，资本主义通过掠夺后发展国家的物质资源，达成了自身的生态平衡;通过向后发展国家转移污染，换取了自身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对后发展国家进行限制，保证了自身丰裕的物质生活。面对巨大的“生态债务”，追求“环境正义”、落实“科学发展”、共谋“生态治理”是后发展国家破除发达国家资本霸权逻辑的现实路径(选择)，后发展国家不应只做环境问题的被动承受者，而应积极联合起来，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通过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抗发达国家的等级优势和排斥性霸权，争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与发展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2］贾学军．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jameso’connor．naturalcauses:essaysinecologicalmarxism［m］．theguilfordpress，1998．

［4］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6(3)．

［5］王雨辰黄小妹．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j］．学习与探索，2015(10)．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公路建设;生态环境;影响;对策

一、公路建设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对植被的破坏。在公路建设的过程中，施工人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会在公路两侧设置一些取土存土场地，材料存放场地，以及施工营地等，同时会将原来的土壤以及植被破坏，使地表裸露程度增加，增强了对风力作用以及水力作用的敏感程度，使生态环境的稳定性不断下降，另外，施工过程中一些机械的放置也会破坏地表植被，等施工结束之后，地表漏出坚硬的岩石，再植树也很困难，使得生态环境难以恢复，植被的破坏也可能会引起水土流失，也很难再进行植被的恢复。不可忽视的同样还有施工现场产生的灰尘以及有害气体，在熬制沥青时，对附近植被的破坏就更加严重，同时还严重损害了施工人员的身体。(二)对景观的破坏。对景观的破坏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公路建设造成植被的破坏，进一步影响了景观的美感，从而使得景观整体结构发生变化。其次是景观系统中景观要素被大量增加，景观的碎裂程度也在增加，导致新的景观板块出现。最后，公路的建成隔开了景观，使得景观一分为二。另外，一些大型的挖方填方路段处的山体植被以及自然曲线遭到了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景观的美感。(三)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路基和料场对土地的占压、取土石方挖毁土地、在施工时临时占用土地等方面都可以对土地的利用产生影响，而长期的对土地进行占压将会使土地失去原来的功能，从而影响了土地的生产制造能力，如果进行临时利用土地也会破坏地表的植被，土壤的理化性质可能会遭到改变，在恢复土地的原有功能时比较困难，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土地的利用。(四)对水土流失的影响。降水量的多少、植被的覆盖率以及土壤的理化性质都是影响水土流失的关键因素。上文中提到的公路建设对植被产生破坏，使土壤表层的抗流失能力受到影响，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会进行填挖，填挖地形虽然较为稳固，但表层土壤也十分的疏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土流失的发生。施工过程中进行的采石采砂、临时设施及施工便道的一些工程行为，也都影响了道路两旁的生态系统，一方面使得土地地表形态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减小了土壤的抗蚀能力。

二、公路建设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路在施工过程中阻断了人类原有的活动区域、辆的汽车尾气影响着路边的环境、沿线服务设施排放的污水和垃圾改变地面原有的地表径流流向等等，这些方面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其中公路主要阻断的是野生动物的居住环境，公路建设经过森林内部，会使得动物的生存范围变小，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命，最终可能导致动物的灭绝，从古至今，公路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野生动物的生活，小的区域没有办法满足一些动物的需求，所以一些动物在要获得充足的食物时就要进行不断的斗争，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野生动物的种类以及数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于土地会进行大量的占用，不断地发展公路周围的工业、农业、旅游产业等等，原来的生态环境便从以往的自然环境过渡到了人造环境，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大量的污染物，影响了道路周围植被的生长，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质以及通气状况。

三、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治理对策

(一)植被恢复对策。在修建三级以上的公路时，公路两侧应该设置美观的绿化带，促进安全，舒适，美丽交通环境的形成，所以这就需要施工人员在对公路进行交付之前把绿化工作进一步做到位，根据沿线不同得环境种植不同的植被，提高绿化的成功率。(二)景观恢复对策。道路施工的前期除了对公路进行保护性的绿化以外，对于沿线植被的恢复以及景观的保护也不能忽视，因此，在道路施工过程的前期就要设计好合理的施工对策，规范施工行为，在公路两侧的科室范围内禁止设置料场，在道路施工完成之后，还要对景观进行恢复，美化周围植被。(三)土地利用保护对策。公路在进行施工之前要充分的研究地形，根据地形的变化，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设置合理的公路路线，减少占地，尤其是耕地的破坏，珍惜土地资源，虽然修路时需要占用土地，但是通过合理的安排多方面的调查，也可以将土地的利用率做到最高，施工过程中要科学的安排便道，尽量减少新道路的开垦，减少临时道路的修建，根据道路实际来设置合理的公路路线。(四)水土保持对策。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水土保护法，全面防治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以及潜在水土流失的行为，根据当地水土流失发展的特点，种植合理的植被进行防护，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四、小结

总而言之，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沿线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在施工过程中以及运营过程中还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设立与保护环境有关的宣传牌，提高施工人员以及公路附近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公路建设的发展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桥，曹德成．公路设计中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与开发，2000，(2)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