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旅游市场分析十篇-ag尊龙app
时间：2024-05-23 17:43:00
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rmp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智慧的传承，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研究和保护的重要对象。正确认识处理好非遗与旅游的关系，开发非遗旅游产品，是实现非遗与旅游“双赢”的关键所在。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昂普理论从rmp三个方面分析江西非物质文化，从而给江西省的旅游产品开发提出对策建议[1-4]。
1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rmp分析
1.1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r性分析
1.1.1江西省非遗旅游资源分类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所示，江西省共有7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6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包含十个类别，可称为亚类。本篇论文结合国家标准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将江西省非遗旅游资源分为文学、表演、技艺、民俗四个主类。从以上四大主类和十大亚类中可以看出，表演类、技艺类和民俗类非遗资源占绝大多数。
1.1.2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情况
从非遗名录统计数据上来看，如表3所示，江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传统戏剧和传统技艺为主，同占比21.4%，占比最少的为民间文学、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同占比1.4%。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传统技艺、民俗和传统舞蹈占大多数，比例分别为26.4%、18.6%和16.4%，共占江西省省级非遗总量一半以上；占比最少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现今为止也存有9项。综上，结合江西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旅游资源类型发现，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齐全，以传统戏剧和传统技艺为主，大部分非遗旅游资源属于观光游览型、参与互动型和感官体验型。
1.2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m性分析
文章对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市场的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江西省省内居民、在校大学生及外地游客等，发放问卷223份，有效填写223份，回收率100%。
1.2.1游客基本信息分析
对游客基本信息的调查主要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年收入五个方面，统计五个数据的数值，可以此作为变量，与游客的认知和偏好程度进行交叉分析，进而得出江西省游客的基本特点和对旅游市场的偏好关联。参与调查的人员中共有男性93人，女性130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9~25岁之间；大专、本科及硕博以上学历占比82.96%；游客职业中学生最多，占比30.04%，月收入多集中在8000元以下。
1.2.2游客对非遗的认知分析
通过分析游客认知，大多数人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认为各国各地有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较好的保护意识。但约有一半的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甚微，20.18%的人对非遗不感兴趣，36.32%的人对非遗的概念和类型不太清楚，还有25.11%的人身边缺少对非遗的宣传，说明非遗的普及度广，却不够深入。
1.2.3游客对非遗旅游产品类型的偏好分析
如表4所示是游客对非遗旅游产品类型的偏好程度，共设置了8个常见的产品类型，分为四档供游客选择，现将这四档选项从很感兴趣到完全不感兴趣分别赋值，分别对应4分、3分、2分、1分，再乘以各档百分比，得平均值，可通过最后得分比较得出较为受欢迎的产品类型。由数据可知，得分最高的分别是传统手工艺品、传统技艺制作和民俗活动体验，这三类得分都在0.8以上，说明在非遗旅游活动中，人们更普遍地选择动态的、互动参与性强的非遗旅游产品，这也符合当前体验旅游的特性。且通过数据也能发现，静态展示型的产品类型选择率虽然低于互动参与型的产品类型，但选择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在开发设计旅游产品时可以进行动静结合，既满足游客猎奇参与的心理，也留给游客一个放松休息的间隙。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1）开发时要根据不同的客群市场进行市场细分，设置不同消费水平的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游客；2）需要政府加强宣传工作，实施举办讲座网络宣讲等举措；3）游客对非遗旅游产品的选择方面，更多倾向于传统手工艺品、传统技艺制作和民俗活动体验，应当多开发观光游览型、参与互动型、感官体验型等非遗旅游产品；4）游客对非遗文化内涵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在开发过程中要各具特色，还需要蕴藏文化内涵，才能满足游客对非遗旅游产品的需求和偏好。
1.3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p性分析
1.3.1非遗旅游产品数量日渐增多
江西省共有7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6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涵盖10个类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遗旅游资源得到有效开发，而非遗旅游资源本身作为一种旅游产品，也使得衍生旅游产品的数量得到增长。
1.3.2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单一
江西省非遗旅游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可以概括为三类：博物馆模式、动态实景演出模式和非遗主题公园或非遗主题线路等综合型模式。静态的如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动态的比如“滕王夜宴”“天下三清”“寻梦牡丹亭”等实景演出；非遗主题公园和非遗主题线路这种综合性的模式主要是从非遗中提炼出某一确定的主题，再围绕这一主题设计开发出各种不同的能体现出主题的旅游产品。
1.3.3产品文化内涵挖掘力度不够，特色不够突出
在江西省现有的非遗旅游产品中，对非遗文化内涵的发掘还处于比较浅层的阶段，即使是博物馆的展览中也很少对非遗的起源、发展历程、价值等作详细解说，大部分都是简单的介绍，游客在观光游览时只知其形不知其意。而在上述对非遗旅游市场的调查中可以得知，游客们对于非遗旅游产品往往最在意的就是文化内涵的体现，所以在开发非遗旅游产品时最核心的部分应是文化内涵的挖掘。
1.3.4商品市场比较局限，管控不足
江西省现有的非遗旅游产品市场中，ota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非遗旅游商品主要的销售方式还是通过旅行社或者游客自行在旅游地购买的方式进行，且市场上商品虽然种类繁多，但强有力的龙头品牌较少，管控不足。
2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对策建议
2.1发展新的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多种开发模式联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产品开发模式应与时俱进，融合现代科技，增加科技感和潮流感，运用科技手段补充传统模式下的缺失。如表演类的非遗可以把演出时的服装、道具等文物进行静态展示，再安排真人表演或播放演出视频，在原有的产品模式下更便捷明了。对多类有关联的非遗旅游资源进行组合开发，不仅可以增加影响力，还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这种组合模式可以是灵活机动的，也可以是固定搭配。
2.2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高品质化发展非遗旅游产品
不同的非遗旅游资源类型有不同的产品开发模式，要根据非遗旅游资源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开发模式，甚至多种模式联动，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如针对传统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可以采用组合开发模式，将其打造成非遗民俗风情游的非遗旅游产品，客源人群以民俗文化爱好者和大众游客为主，产品内容则是该地区民俗文化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丧嫁文化、生活礼仪文化等，围绕民俗这一主体，大力挖掘各地区的民俗文化内涵。
2.3引进新的商品交易平台，严格规范非遗旅游商品市场
江西省目前现有的旅游商品多种多样，但具有代表性的非遗旅游商品还是相对较少，市场潜力还是比较大的，补充完善非遗旅游商品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方面，首先，需要政府的加持帮助，促进各区域联合发展；其次，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对于破坏市场发展的企业，应实行严厉的惩罚措施，维护商品市场的稳定；最后，企业方面需要严格把控商品质量，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服务水平，制定科学的定价机制。
2.4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扩大非遗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征集范围
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方的努力就能完善的，需要多方合作，注重非遗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共同建立非遗旅游的人才机制，培养非遗和旅游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对于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可以扩大征集范围，不局限于企业、高校、政府的高水平专业人才，甚至可以通过征集或比赛的形式向全省乃至全国人民征集设计方案，促进政府、非遗中心、旅游开发委员会和院校之间的共同合作[5]。
参考文献：
[1]蔡育玲，晏佳威，林玉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保护与传承：以江西采茶戏为例[j].传播与凯时k66会员登录的版权，2018(01)：108-110.
[2]桂美娜，苏婕，吴林，等.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其可行性发展研究：以赣南采茶戏为例[j].市场周刊，2019(3)：53-54.
[3]陈炜.基于rmp分析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研究[j].科普研究，2019，14(2)：76-82 110.
[4]汪丽珍，王静.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模式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8(22)：119-120.
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rmp分析；商业模式；隆回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2) 02-0056-07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culture card show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the combined effect and cultural brand it implied determin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a regio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egional soft power, it can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aper, taking longhui for example, analyzes count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using rmp,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path of reconstructing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ter and form country cultural industrial economies of scal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mp, business mode, longhui
一、引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被誉为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1]，它接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表征着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和民族凝聚力。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地域性、活态性、传承性和变异性[3]。所谓地域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是由其产生地域的独特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等共同决定的。活态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于人们的行为活动来表现，存在形式是活态的，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变异和创新。传承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代代相传而保留下来，其传承方式大体有群体自发的传衍和父子、师徒口耳相授两种。变异性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人们不仅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偏好等主观因素重新解释、评估文化价值而且会繁衍出许多新的文化和意义。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自己的轨迹持续稳定演化，变异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之源[4]。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然而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它却是脆弱的文化链条，淡出了现代人的记忆，渐行渐远。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5]，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可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供给方式是多元的，从产业化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6]。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等，不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由政府注入资金，以文物保存的方式保护，这种施与式保护方式见效快，作用显著。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戏剧等，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实行开发式保护，把过去私相授受、零散学习民间技艺的形式，变成一个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以达到规模得当、规格统一、资源整合、利润可观的水平[7]。本文所探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是指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产业化势在必行，因为尽管保护非遗的工作已经全面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被动的保护却难以阻挡强势文化冲击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式微；此外，施与式保护入不敷出，为数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将难以为继。因此，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走自我图强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之丰富令世人艳羡。截至目前，中国拥有联合国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12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70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92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处，丰富的资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运作奠定了基石。此外，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消费结构也向着精神层次转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需求递增。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优势，增强了县域经济竞争优势，文化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成为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社会整体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二、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rmp分析――以隆回县为例
昂普（rmp）是著名学者吴必虎针对区域旅游产业出现的产品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开发由“r―p共生型”转向“r―p提升型”等现象提出的，从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产品（product）进行论证的分析模式[8]，2001年，吴必虎首次运用于洛阳市旅游开发研究中，此后，有众多学者将昂普分析模式应用于旅游产品的评价、开发研究[9-11]，均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本文运用昂普分析模式对湖南省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以期对该县产业培育实施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意见。
（一）资源（r性）分析――资源评价与产品转化
湖南省隆回县地处湘中偏西南、位于梅山文化中心圈，总面积2866平方公里、辖26个乡镇1005个村（居委会）、总人口近130万。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3项国家级、2项省级、11项市级、12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南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县域之一，占邵阳市的一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高、历史悠久，起源于汉代的花瑶挑花，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花瑶挑花服饰被中国美术馆、民族博物馆列为珍品收藏。滩头年画历经三百多年风采依旧，已经远涉重洋，成为英、美、日等多国大型博物馆的珍藏，在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大展中，获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同时，这些资源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的花瑶讨僚皈是花瑶人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每年此时瑶汉同胞都要进行大型民俗风情表演。节日三天，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来到这里，除了本地人外，邻县的溆浦、洞口、新化等地的商贩、游客，以及省内外一些游客也慕名而来。2011年6月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宣传评选中，隆回县跻身“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强县”。
产品与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资源终究只是制造产品的生产要素[9]。将资源转化为产品需要高额投入，对于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将资源转化产品的任务更为艰巨，虽然在产品开发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尝试，例如对滩头年画和花瑶民俗的开发，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隆回县财政收入有限，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东部沿海一个镇或村，政府无力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隆回处大湘西、环洞庭－长株潭、湘南－桂林旅游圈的包围之中，与张家界、凤凰、德夯、湄江、山、云山相比，优势不明显，而且没有将县域内的优势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移植与整合[12]。也就是说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固然丰富，却“养在深闺人未知”，旅游产品无法给游客带来非凡的体验价值。此外，长期以来，隆回县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通过师徒间口传相授方式来传承的，束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发展。花瑶挑花的技艺大多藏于民间，而一批有着深厚造诣的艺人先后辞世，健在的大多也是耋耄老人，年轻人不愿学习，丰富的艺术精华濒临失传。
（二）市场（m性）分析――产品弹性与消费者偏好
非遗产品的消费属于高层次消费，需要以居民手中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为前提。相比较于中短途的观光旅游、周末短途假旅游和远途旅游，文化旅游的需求弹性是最大的。消费者稍有不满意或因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会放弃选择，例如消费者自身的相关知识储备。众所周知，隆回县周边的居民素质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感兴趣的程度，而且相关因素的变化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需求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前，个性化旅游趋势越来越明显，消费者注重参与和体验，不断求新、求奇、求特。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消费者不仅希望得到身心的享受，还期望在体验异域风情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拓宽视野。隆回县花瑶民俗探险区注重展示整个湘西南花瑶民族的风情特色与探险休闲，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民俗风情表演，游客可以参与其中，学习花瑶挑花，体验价值较高。
（三）产品（p性）分析――产品创新与空间布局
非遗产品创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不能独立完成，它与非遗资源本身的开发、建设有关，也与县域经济结构、城市规划等密切相关。隆回县在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创新的外部环境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政府为主”的保护机制，出台了加强非遗保护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2010年还成立了独立建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挖掘、整理、申报、传承、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保护队伍建设，遴选并确定了11名非遗传承人，鼓励他们带徒传艺。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近些年来，隆回县虽然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但一直将重点放在工业上，对于非遗产业，多半采取“守株待兔式”的被动招商，主动上门招商较少，有目的性、针对性“上门恳谈式”招商少之又少，在招商过程中缺乏度量，往往将目标锁定在一些老乡企业家，而不是真正有实力、有意向的企业家身上。
旅游产品是一种组合，必须遵循组合的规律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要素。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大多采用的是地域组合方式布局，将分布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景点相结合。例如，把花瑶民俗移植到魏源文化生态区，让游客在这里领略到花瑶的民族风情；在魏源故居一带建土特产品一条街，消费者在这里品尝和购买具有隆回地方特色的食品、隆回手工艺品等旅游产品，提高了旅游的体验性和参与性。
三、产业培育实施路径――商业模式创新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刻不容缓，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在创新点上寻求新突破的客观要求，也是隆回县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努力的方向。商业模式是决定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它以客户为导向，在充分把握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信息技术、管理工具和手段，对产业内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集成和优化，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机体[13]。结合隆回县非遗产业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商业模式应当包括五个模块――价值主张模式、价值创造模式、价值传递模式、价值网络模式、价值实现模式。致力于商业模式五个模块的变革和创新是培育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有效路径。
（一）价值主张模式创新
价值主张是建立在以客户价值为中心，为客户创造持久的价值基础之上，通过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带来的一系列既得利益。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价值主张模式创新包括界定目标客户和挖掘价值需求两个因素。界定目标客户需要对客户市场进行细分，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和特征分成若干个次级市场，并且针对不同的市场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本文从地理、人口特征、心理和行为对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户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客源市场在距离上的分配研究（吴必虎等，1997），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户市场范围在隆回县周边250km半径范围内。游客以中青年为主，尤以青年学生为甚，同时由于花瑶挑花，滩头年画等技艺古老，中老年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游客受教育程度比一般的旅游者高，从职业角度考虑，文教科技、公务员、学生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消费者，它们拥有较高收入水平和较多的闲暇时间。就目前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将目标客户定位在以湖南省为主，周边省区为辅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其中，一级市场包括隆回周边县市，邵阳、娄底、怀化、永州、衡阳、长沙、株洲、湘潭八市市区；二级市场包括湖南省内其他地区、重庆、黔东南、桂林的部分地区；三级市场包括国内其他市场及海外市场。顾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行为是由价值驱动的，价值需求可以分为功能价值需求、体验价值需求、信息价值需求和文化价值需求。在满足顾客功能价值需求方面，隆回县应该加强商品设计，例如滩头竹器、花瑶刺绣等手工艺品及服饰，花瑶土菜等旅游食品，以及花瑶明信片等宣传资料，让顾客获得一种标准化的有形产品。当前个性化旅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俗风情、探险体验等项目受到普遍欢迎，隆回旅游在湘西南旅游板块乃至整个湖南省内向来以人文观光、休闲度假、游憩探险为特色，因此，在满足顾客体验价值需求方面，可以在虎形山花瑶景区做体验旅游，在峡谷增设防护设施，配套旅游设施，如小亭子、石凳子、保护性扶手，把隆回打造成湘西南民俗休闲探险胜地，让顾客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来认知隆回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满足顾客信息价值需求方面，应该建立花瑶民俗文化馆，向顾客集中展示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歌、滩头年画，让顾客更具体的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文化价值需求方面，因为隆回是产生“睁眼看世界”、“与时俱变”的地方，隆回可以宣扬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让顾客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价值创造模式创新
价值创造是在投入产出过程中，产出价值大于投入价值而实现的增值活动，其本质是对资源的占有、使用和获取回报，这是产业存在的基础。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价值创造模式创新包括业务活动创新和成本管理创新两个因素。在业务活动创新方面，隆回县非遗产业应当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的经营模式，做到权责清晰，分工明确。政府拥有所有权，对产业进行管理，为非遗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企业拥有经营权，负责对产业进行投资建设及宣传运作；当地居民与组织享有参与权，对非遗产业进行开发[14]。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骨干型角色，发现汇总顾客需求，聚焦于更具报酬递增的价值模块，为自身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整个系统创造价值。而政府与社会是缝隙型供应者，占据系统的大部分空间，并且构成了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成本包括诸多因素，例如餐饮营业成本、旅行社营业成本、商品销售成本、服务人员工资和福利、展览、租赁、保险、广告费用等等。成本管理创新要把握成本布局创新和成本控制创新两个方面。隆回县非遗产业的投资目前以政府为主，鉴于县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在成本布局创新方面，应逐步加大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力量，试图建立旅游营销基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旅游企业的上缴费用，一部分为其他来源的经费（如各级职能部门的拨款、馈赠等）。产业投资应当逐步向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为主导过渡，才能保证经费充足、滚动增值。此外，成本控制应该突破局限于生产环节这一狭小领域，把重心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整体转让经营和委托投资经营的所有活动中，从管理费用、宣传费用和投入建设费用三方面着手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控制，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价值传递模式创新
价值传递模式是将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客户的分销和传播活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锁在深闺人未知”就是因为价值传递模式没能为顾客和企业创造价值。传统的价值传递模式仅限于根据市场调查寻找需求，投资回报率低，根不上市场的变化。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传递模式创新应该把握顾客并不是非遗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而是直接面对的分销商或经营商这一原则。要利用电视、报纸、杂志、电视剧、mtv、书籍、网络、dm单、画册、户外广告、车体广告等进行大众传播，重点在《中国旅游报》、旅游卫视、中国旅游营销网、《风景名胜》、《旅行》、《中国旅游》等媒体上进行宣传。通过隆回同乡会、邵阳同乡会、各种媒体的工作人员、县域外的隆回籍政商界进行人际传播[12]。通过隆回非物质文化遗产形象代言人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多角度、全方位、高效率地传播隆回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多层次的媒体广告能帮助顾客甄别选择，并向其身边的潜在客户宣传推介。另外，将广告与销售模式配套，每个广告设置特定的热线电话和网络ag尊龙app的联系方式以便为客户提供跟多更快捷的服务。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云服务，发挥众包模式的作用，让用户创造内容，建立ag尊龙app主页，客户在ag尊龙app主页界面上可以查询相关的住宿、交通、旅游社等信息；开通bbs，让游客充分发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见闻和心得，彼此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征文比赛；完善客户信息库，建立客户跟踪统计系统，邀请顾客参加采风活动。
（四）价值网络模式创新
价值网络模式是供应商、生产者和顾客等各相关利益方，在价值网所有资产的基础上通过生产、交易和消费联合投资的行为。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工服务业、高效农业、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企业、旅游协会多个市场主体合力完成，必须打破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注重价值网络上各节点的联系，按照整体价值最优原则重构价值链，使不同市场主体创造的价值大于各个主体单独运营所创造的价值之和。价值网络模式创新包括伙伴关系创新和网络形态创新。目前隆回县非遗产业发展过程中过多依赖政府，大多数企业都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许多网络公司、传媒公司、报业集团都从属于文化局、宣传部，很少有自，无论是非遗产品的设计、文化博物馆建设还是产业投资几乎由政府一手包办。真正从事非遗产业的主体不是市场化的民营文化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却基本上是事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民营文化企业在享受企业贷款、项目审批、科研支持、土地及固定资产支持、政府投资补贴等方面远不及国有文化企业的待遇，更不用谈及两者间核心能力互补、共担风险和成本，共享市场和收益的平等关系。主体间这种伙伴关系亟需发展为基于高度信任、共享竞争优势和利益的长期性、战略性协同发展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利润在价值网不同环节的合理分配，创新收益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源整合、职工安置、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步骤，推进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非遗文化市场，重塑非遗市场微观主体。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降低准入门槛，支持、鼓励投资者用股权、债权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出资方式，鼓励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政府的专项资金应着重投在产业规划、人才培养和先进产业观念传播方面。此外，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厘清社会服务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改各种由政府垄断的旅游协会、学会、基金会组织为非政府组织，因为它们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不是社会公益机构，而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社会服务机构，它们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有偿的文化服务[15]。只有让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价值网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创造产品和服务，形成动态有机的价值创造体系，才能实现双赢，优化产业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五）价值实现模式创新
价值实现即如何赢利，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经营的主要目标，企业如何赢利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赢利模式是市场竞争中关注的焦点，是商业模式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之所以发展尚不成熟，就是因为没有设计出完整、有效的新型商业模式，或者说忽视了商业模式创新中价值实现方面的因素。从rmp分析结果来看，隆回县非遗产业要实现价值实现模式创新，可以从集聚协作开始，在产业集聚中实现互惠共生、资源互补、竞争协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16]。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产生产业关联效应，带动旅游、餐饮等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非遗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基于集聚协作的赢利模式，是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最重要的赢利模式。以滩头年画为例，通过集聚协作，能让聚集在隆回的众多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形成从年画设计到画框制作的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降低顾客搜索成本，通过资源共享开发出更富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滩头年画，同时，处于集聚协作关系中的企业不仅可以从最终消费者那里获得收益，还可以从协作的其他企业中获取收益。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区域经济优势的来源。本文以隆回县为例，对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昂普（rmp）分析，并且指出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是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实施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文化旅游的主要构成部分，成为一种新兴文化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但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它有着自身无法规避的缺点和弊病。产业发展以市场为核心，以利润为目的，容易忽略生态文化发展规律，忽视非遗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难于持续发展。因此在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产业化运作，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环境下传承和发展的市场机遇，借势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产业化的同时，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收入分配体系，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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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3
关键词：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市场定位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069-01
一、北川老县城旅游资源简介
北川羌族自治县是5・12大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地震中老县城全部被毁，地震留下的是一片废墟，破碎的山河，垮塌的山体，倒塌的房屋随处可见，留下了“9・24泥石流遗址”、北川大酒店遗址、遇难者公墓、北川卫生局遗址、北川羌族自治县县政府遗址等10余个遗址，甚至还有被滚落的山石砸坏的汽车、摩托车等带着人民生活气息的事物，将北川老县城的历史永远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这个灾难的历史时刻。
至2009年政府把整个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的重要不份保护起来，但是由于自发的游客纷纷进入北川老县城，迫使政府不得不实施禁入来保护遗址原貌，如今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北川老县城已经开始有限制地对外开放，北川老县城的地震遗址旅游迎来了新的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开发进行市场定位分析，以便促进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市场定位分析
（一）按地域划分
1.按国境划分
（1）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是北川老县城市场定位的主体市场，尽管5・12地震是个世界罕见的灾难，地震遗址作为旅游资源拥有不可复制性和世界垄断性，但是灾难发生在中国，中国是灾难的承受的出题也是灾难救援的主体，对北川老县城这个旅游资源而言，其吸引力最主要还是在国内，尤其是地震发生的四川省及其周边省市。
（2）国外市场。5・12大地震是世界性的。地震遗址作为旅游资源开放，其资源品级是用世界垄断性的，就像印尼海啸遗址、盘贝古城等世界其他著名灾难遗址旅游资源一样，当人们从灾难的恐惧和阴影中走出来后，将会引发更多的人到遗址地参观、缅怀、追思和感受。这样地震遗址最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点，不仅有其他旅游产品的参观和学习功能，更加凸显出其其他旅游产品所不具有的教育的功能。
2.按客源地对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程度划分
(1)一级市场。以阿坝州各县、绵阳市为核心的地震区。这些地区有的是地震的中心区，有的是地震受灾区，或者是地震近辐射区，这些地区都有同样的地震经历，人们对地震的记忆是相通的，有的游客是北川老县城的原住民，他们是地震的幸存者，在地震中家破人亡，有的是住在其他地方的罹难者的亲属、亲戚，总之对地震都怀有深切的悲痛，这部分游客到北川老县城旅游的目的主要是悼念亲人，追思亡灵。这部分游客的分布区主要是在地震受灾区。
（2）二级市场。以成都为核心的省内游客市场是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二级市场。成都市和其他四川各州市同样经历了5・12大地震，他们对灾区人民怀着较深的感情。北川地震遗址旅游从本质上老说是属于灾难旅游，到北川旅游，其实也是帮助灾民，帮助灾后重建。加上在灾后重建的规划和发展中北川县对除北川老县城以外的其他旅游资源进行了升级和打造，形成了北川县地震遗址旅游、羌族风情旅游、自然风光旅游等相互补充的较为完整的旅游体系，因此，随着整个北川县旅游业的提升，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对于于成都和其他州市的游客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
（3）三级市场。重庆、陕西、云南、贵州等和四川省相邻的周边省市以及山东等全国范围内的游客市场将是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三级市场。北川在经历了5・12大地震之后，名声鹊起，经过国家到地方，学术到文艺的方方面面的关照，北川县以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优势，在国内甚至世界上已经打响了5・12和羌族文化的名片，这对北川旅游业的发展是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重大机遇，随着北川羌族文化的重点打造，作为地震遗址旅游的北川老县城也必将迎来更多的关注。重庆、陕西、云南、贵州等和四川省相邻的周边省市以及山东等全国范围内的游客，要么因为距离近、要么因为感情浓、 要么是对灾难的同情、要不是对羌文化的好奇，总之在诸多因素的鼓励下，必将成为北川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客源市场，不管是作为目的地还是过境地，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都将迎来更宽的市场，更多的机会。
（二）按群体划分
1.省内、外学生市场。在地震遗址资源中留下的人、事、物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顽强和人性的美好，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抗震精神是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除了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外，地震遗址博物馆中还设置了模拟体验室，其中的模拟体验等项目，在科学普及、地震预防、防震自救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2.省内、外大众市场。四川省内普通民众几乎都亲身经历了5・12大地震，并积极地投身到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对于包括北川老县城在内的地震遗址，他们的心理既包含了悲痛、伤感、顽强、自立的情绪，有包括缅怀、追思、悼念，的惋惜之情。同时，感受和回顾抗震救灾精神，体验和激励四川民众灾后重建的热情也是省内大众去地震遗址的动机之一。
3.志愿者市场。5・12大地震中涌出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他们时刻关注着地震灾区的重建。地震遗址上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心酸的泪水。同时，志愿者精神也是地震遗址旅游开发所要弘扬的精神内涵之一，对于这些曾经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的志愿者，他们对灾区有着特殊的感情，有着更多的期盼和祝福，这都是他们故地重游，到地震遗址地旅游的重要动机。
4.亲历者市场。地震的亲历者不仅仅是当地的居民，其中还有很多到北川经商、旅游的异乡人，地震后，他们离开四川，回到家乡，当调整和恢复了心态后，回到灾区再去看看的愿望将会非常强烈。
综上所述，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市场定位可以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其中国内市场是主体市场。而对国内市场，一级市场以阿坝州各县、绵阳市为核心的地震区为主；二级市场则是以成都为核心的省内游客市场；三级市场乃是重庆、陕西、云南、贵州等和四川省相邻的周边省市的游客市场。以群体类型来划分的，可分为省内学生市场、省内外大众市场，志愿者市场和经历着市场。在明确了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加上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北川县旅游业同仁的努力，相信北川老县城和其他的地震遗址旅游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おげ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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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国从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自此，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非遗的申报热潮。我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申报非遗，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止2017年底，我国共有34个项目被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遗名录，至此，我国业成为了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文化旅游成为当今旅游业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各个地方的非遗项目也成为一项热门的时尚旅游活动。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河南少林寺的音乐大典，这都是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种适度的开发，可以繁荣当地的旅游市场，同时也会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宝贵的非遗资源，如何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遗产地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开发，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遗产地旅游如何进行开发等成为了非遗旅游开发的一大难点。本文在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尝试探讨开发思路与策略。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扬州，这座运河城市的历史可以追述至公元前486年，至今已经超过2500年。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商贸的繁荣，使这座城市不仅有繁荣的物质文明，也有丰富璀璨的文化资源。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就是其中之一。扬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扬州这座古城几度繁荣。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曾经在扬州生活，留下许多名篇。唐朝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每年春季也给扬州带来一波旅游高峰。我们去扬州，不仅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街巷，精巧秀丽的私家园林，还可以体验闻名中外的扬州“三把刀”，欣赏扬州评剧、清曲、弹词等。目前，扬州市拥有世界的非遗项目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9项，省级非遗项目61项，市级非遗项目206项。扬州非遗项目涵盖类别非常广泛。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具体如下表1所示。总的来说，扬州非遗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浓缩了扬州这座古城2500年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资源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蕴含较高的美学价值。再者扬州非遗资源具有较强的科考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专家的考察对象。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分析
1、强调非遗旅游产品的观赏性而忽视参与性。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非遗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游客只是简单的观赏，是很难体会其中的价值的。现在扬州的非遗旅游资源很多以博物馆陈列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如扬州八怪纪念馆、南柯一梦传说扬州市文化馆、扬州琼花与琼花观传说广陵区文化馆等。这种陈列式的参观，再加上解说系统不完善，会使游客兴趣大减。目前，很多游客对于非遗，会有一种过于僵化、呆板的印象，这对于激发游客的旅游意愿是非常不利的。2、偏重物质化展示，忽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扬州非遗资源内容较为丰富，种类众多，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扬州的非遗在许多方面提现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但是在旅游开发方面，多数只注重对非遗物质化的展示，而忽视其文化内涵。扬州许多景区对于非遗的展示呈现出同质化、简单化的倾向，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因此，许多产品主要展示出的就是观光功能，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并且没有形成文化衍生品。3、非遗宣传工作不到位。扬州非遗资源丰富，但是在宣传方面，力度明显不足。至今，我们去网络上进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索，只能在扬州门户网站群的旅游与文化专栏下面找到部门内容。相较于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丰富的城市苏州就落后许多。苏州在非遗的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苏州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作为一个非遗的官方网站对外进行宣传。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在2015年对外开放，包括山花博物馆、苏作博物馆等。此外，在2016年4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正式开放。文化遗产馆分为光耀历史的一刻、市井生活的一天、岁时节令的一年、人生礼仪的一生、生态苏州的一城五个主题厅来多方位、多视角地演绎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苏州非遗对外展示和宣传的门户。扬州相较于苏州，对外宣传工作不到位，这不利于本地市民和游客了解扬州深邃的非遗文化资源。4、部分非遗项目存在传承危机。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这种文化能否传承下去主要靠继承人。扬州非遗项目众多，但是不少项目由于市场需求不多而出现了没有人愿意去学习的窘况。如扬州剪纸，这门手艺在张家已经传承了300年，其当代继承人张秀芳就表示怕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这门手艺在她这一代断档。非遗由于文化性较强，所以对传承人的要求不仅是有意愿要学，还要传承人具备文化素养、动手能力以及领悟力。扬州其他非遗项目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掌握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仅有两位老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家传艺人在业务时间进行创作，扬州绒花制作工厂现在已经倒闭。许多扬州非遗项目都存在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5、部分非遗责任主体申报积极性不高。由于非遗申报需要大量的投入，这需要在前期花费时间和金钱，一些非遗项目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愿意配合。再者，非遗项目保护责任主体也担心即使申报成功了，政府的扶持资金却不能到位，这也影响了他们申报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状况欠佳，无法由个体企业承担申报工作，而由企业协会来承担。
三、体验经济视角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1、旅游产品突出体验性，提高游客的积极性。体验经济时代对我们开发扬州非遗旅游产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验经济要求我们在对非遗产品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产品的参与性。不仅要注重企业和游客之间的互动，也要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和游客之间进行互动。我们应该改变现在单一的博物馆式的参观模式，可以引入一些动态的过程来增强趣味性。我们可以引入参与性的活动或者舞台式的表演来吸引旅游者。比如对扬州剪纸这项非遗产品的开发，我们可以请扬州剪纸艺术的传承艺人到现场进行表演，或者可以开发扬州剪纸技艺学习活动来增强旅游的趣味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性。还可以让参与剪纸学习的游客在学习结束之后，进行剪纸比赛，最后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排名，对优胜者颁发证书。总之，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游客参与、体验、学习的需求。2、深入挖掘扬州非遗文化内涵，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旅游纪念品。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具有扬州原生态文化的基因，同时代表了扬州鲜活的原生文化。我们在对其进行开发的时候要注意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这对于丰富我们的旅游产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重要。同时，在对扬州非遗开发之时，我们除了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还应注意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如我们可以和旅行社、学校、艺术协会等合作，以扬州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为主题，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非遗旅游纪念品，开发研学、亲子、艺术爱好者等特色线路。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可以使得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宣传效果。3、多方位宣传，加大非遗宣传力度。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方面，应该借势借机，抓住一切有力的机会，加强非遗产品的宣传。如政府可以利用开展“烟花三月旅游节”、“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等节日庆典的契机，充分展示扬州地方文化特色，加大对扬州非遗的宣传。政府还可以鼓励非遗传承人或者民间艺术表演团体，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盛会，进行非遗文化的展示和表演，这对于宣传、推广扬州的非遗文化也有重要的作用。再者扬州还要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相关部门应该组织开发便捷的数字化平台，做好非遗的资源库，对非遗的资料进行积累，保存。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整合，建立专门的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以加大对扬州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4、培养和保护扬州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扬州非遗保护的主体。我们应该强化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不断改善传承人的待遇，同时还要增加扬州各类院校从事非遗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壮大扬州非遗的传承队伍。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扬州应该对各项非遗的传承人进行评估、确认和保护，建立传承人技艺资料库的保护制度。同时，扬州还应不断去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待遇。如淮安和徐州都已经明确民间艺人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方面享受实业单位人员同等待遇，有特殊贡献者循序破格提升。杭州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并且给学习传统技艺的年轻人发津贴，这些都是值得扬州去学习的。扬州也应该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再者，扬州应该整合职校、高校的教育资源，为广泛培养非遗传承人打下坚实的基础。5、多渠道筹集、利用保护资金。扬州应逐步完善非遗旅游融资体系。政府可以采取招标、转让的方式，把非遗景区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入企业进行经营，提高景区的经济效益，并且利用自己的经营收入开展保护工作。同时，对于资金的使用状况，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让大家可以随时监督非遗资金的使用情况，最终形成一个政府调节，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旅游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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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旅游类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研发；
一、引言
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潮在世界兴起。在中国，社会各界业已燃起了对传统技艺、曲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等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浓厚兴趣。非遗的保护成为了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众多机构、组织及个人业纷纷参与到保护和抢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业之中。
二、旅游产品本身属性的需要
从分类学角度看，旅游产品属于旅游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属于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兼具物质（物质结构部分）和非物质（文化内涵、精神性）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要求界定了优秀旅游产品是一种物质载体，且应当表现与旅游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性特征，给游客带来某种精神享受，激发起游客对某此旅游经历的美好回忆，引起游客对特定旅游文化的深度探究欲，且具有文化性、鉴赏性、把玩性、收藏性等特征。这种特殊的“借物言情”商品形式的构筑既是一种物的生产也是一种精神的生产，这恰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文化特质相契合。
三、旅游市场急需高质量赋有文化性内涵的旅游产品的需要
目前，市面可见的旅游类产品普遍缺乏艺术开发含量和技术含量，制作成本低廉、加工粗糙、形式简陋，质量良莠不齐，产品趋同化严重。所谓江南江北无差别，千店一面。再加之旅游产品利润微薄化，鲜有实力雄厚企业进入其研发环节。旅游产品市场呈现出游客有需求，市场无产品的尴尬局面。那么，相关设计力量的介入显得十分必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众多门类与艺术技艺形式又能为旅游产品研发提供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可为旅游产品研发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可以为旅游产品的研发提供丰富的艺术语言。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创新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兴起的第一个10年间，学界把关注焦点多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类型的划分，项目的认定以及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保护等问题之上。在厘清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今天，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则向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新，如何有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研究方向转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的转化无疑为旅游类高职院校的设计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考点:高职院校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院校艺术教育与本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参与、信息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也为建立新的专业方向指明了方向。
五、国家战略性发展的需要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旅游业应向“文化性内涵”方向发展。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及发展文化内涵性旅游产品研发水平的意见。第二，国务院政府报告首次界定了创意设计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属性。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别提到：大力发展旅游、健康、养老、创意设计等生活和生产服务业。把创意设计与旅游等行业并列放置于生产和生活服务业范畴。第三，职业院校高等设计教育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指出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吸引更多资源向职业教育汇聚，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并强调崇尚一技之长,不惟学历凭能力，提出现代职业教育，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同年3月，教育部还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调整，2000年后近600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职业技术学院，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高等教育的转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力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员储备。
六、旅游类高职院校在旅游产品研发中具有资源性优势
旅游类高职院校的专业优势可以为旅游产品的研发发挥自身特有的资源性优势。系统的旅游专业教学、实训、就业体系为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优质的调研渠道。除此之外，旅游行业的专业优势能够为旅游产品研发的市场匹配度提供良好的专业指导。现代设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再创造的可能现代设计教育缘起欧美国家，发展至今现代设计在设计方法、设计表现，综合材料运用等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为旅游产品研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技术与表现支持。这些现代设计专业比如动漫设计与制作，装饰设计与制作等都是旅游类高职院校中发展多年的基础艺术类专业，这些专业的既有成果可以为新兴专业提供凯时k66会员登录的技术支持和教学经验的借鉴。旅游类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建立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及培训、社会诸多力量的智能参与、民族文化的信息传播以及知识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且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设计与制作专业在旅游类高职院校的建立将搭建起传统工艺与学术、艺术、现代技术、现代设计、当代教育以及大众生活的桥梁。通过这一专业的建立将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让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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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产业遗产； 保护； 再利用； 契合点
中图分类号：tu984.11 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6-0170-03
1前言
仙游岛曾是韩国汉江的胜景区之一，1925年大水灾后经历了一系列工业开发后遭到破坏置荒，现在是首尔市中心一座广受市民喜爱的公园，市民们常常是一家人扶老携幼的来到这里游玩，由于它的设计曾获得过asla（美国景观师设计协会）2004年度专业设计大奖，因此也吸引了许多的国外游客来此参观。2006年的夏天，踏进仙游岛公园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就仅仅限于它在景观设计领域的成就，那时的我对于产业遗产几乎没有概念，只是当我走入这个公园的时候，立即就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了……什么专业设计手法，什么造景方式都统统抛到了脑后，漫步在这些大型的产业遗迹中时，深深吸引着我的只有那些锈迹斑斑的管道、斑驳的沉淀池、残破的混凝土通道在各种植被的掩映中传递着只属于这里的历史，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真实的氛围让人全心的聆听着……
第一次知道了还有这样的公园，也是从那时起在脑海里建立起了产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的最初步的概念。
2仙游岛的简述
2.1仙游岛的区位
仙游岛（seonyudo）处于韩国首尔市的中心位置，在汉江中连接麻浦区合井洞和永登浦区堂山洞的杨花大桥中央，是汉江中西段的一座狭长形的小岛。
2.2仙游岛的历史
这座江心小岛的命运几经变迁，韩国被日本帝国占领时期，它曾被作为建造金浦机场的采石场；1973年，随着汉江水被引进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用的自来水，这里又被建造成了净水厂，并于1978年至2000年间一直为首尔（原汉城）南部提供净水，从此全岛被大型的工业工厂所占据，原有的自然风貌几乎全部被工业建筑所替代。2000年，受首尔市市政府的委托，郑荣善、赵成龙等设计师将这里改造成了现有的仙游岛公园。2002年，仙游岛以“后工业景观”公园的面貌再次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
2.3仙游岛的现状
改建后的仙游岛公园总面积为11hm2，由四个花园，一个游客中心，一座凉亭以及一个有净水植物装点着的咖啡屋等七个主要部分组成。几乎全部的景观及游憩设施都是基于原址上大型的各种净水设备以及厂房等改造而成的。
3产业遗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3.1概念的辨析
要在产业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那么首先需要了解一些界定它们的概念。
产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也译为工业遗产），国际组织对产业遗产的定义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产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产业生产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1]。
旅游，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第三产业中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而所谓的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早在19世纪末就在西方发展起来，顾名思义与我们熟悉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古迹等的旅游观光相似。因此，西方工业遗产旅游常常被归入于流行的、广义的文化遗产旅游之列，但它的理论来源却与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的发展密不可分。
对于产业遗产旅游的概念，各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妨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理解这个概念。它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旅游体验的新形式，它是基于工业考古、产业遗产保护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具体体现在以废弃的产业旧址为基础，对原有的生产机器、工业设备、厂房建筑（群）等进行保护，并对其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实现再利用，达到展示工业文明，工业历史文化并以此为独特魅力，吸引游人来此休闲游憩的目的。
3.2保护与再利用的关系
保护与开发再利用的关系，往往一个像盾，一个像矛，一个要守一个要攻，似乎难以调和，需要妥协来协调，而实际操作中其中一方惨烈的牺牲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就产业遗产而言，似乎在保护与旅游的再开发利用上，这对矛盾体似乎有着较好的契合点。
我们不妨从仙游岛公园这个成功的实例来深入的探讨两者的关系。
在仙游岛公园里，原有的净水厂的大型厂房，在屋顶被破坏以后，整个地下的结构完全暴露出来，原址上的各种集中器，化学沉淀池，净化水池以及各种生产管理设备都被有机的利用起来，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净水厂的急速过滤池被再利用建成了仙游岛公园入口处的游人咨询处；
简单的拆除墙体和屋脊后的整个地下层改造成了公园的地下停车库；
原药品沉淀池（位于咨询处对面），现改建成了由水质净化庭院--"时间庭院"、温室以及环境游乐场三个部分组成的活动空间；
其他的过滤池被改建成公园里的水声动植物园；
抽水水泵场改建成了现在公园的“咖啡屋”；
浓缩槽和调整槽共同围合成的四个圆形空间被再次利用，改建成了现在公园里的圆形剧场、环境游乐场、环境教室以及卫生间；
原三层规模的送水水泵室成了汉江展览馆；
地下净水池改造成了绿色柱子庭院；
被腐蚀了的净水设备倒在园内自然的形成了工业雕塑。
通过对原址上的构筑物有机的改造，使得一系列有特色的旅游游憩活动得以开展：
圆形剧场里，人们三三两两围坐着，看自发的即兴表演；环境游乐场里，孩子们时而穿梭于废旧的管道中相互追逐着，时而攀爬着改造而成的攀岩墙，时而又借助绳索攀坡……；环境教室里，父母耐心的为孩子们读着解说板，告诉他们眼前的水生植被的作用；路边蜿蜒的水景渠里，父母们和孩子们一道自由的戏水休憩；利用原址材料设计而成的“梅花桩”上，孩子们嬉戏打闹着……
这些休憩活动，看似平凡，事实上却极具吸引力，这就是旅游开发中所强调的：环境 活动=获得的游憩体验。也就是说，在产业遗产环境中，一系列特殊的环境设施，形成了多元的活动序列，给人们提供了一系列获得特殊游憩体验的可能。
另外，仙游岛公园改造与再利用的成功，也取决于其定位――净水公园，是基于原有产业性质净水工厂的基础上的，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该产业遗产的部分功能――净水；对于原址上的绝大部分设施都是在保留其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的再定位，改建部分基本在内部，保证了产业遗产能够原真的传递产业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信息的同时又为休闲游憩提供了独特、鲜明的旅游吸引物和游憩基础设施。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仙游岛公园不但成功的保存了产业遗产的风貌和历史信息及部分功能，还将一块原已死气沉沉，活力尽失的地方变废为宝，同时还成为一块生态净水的教育的场所，唤醒着人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仙游岛公园成为人们喜爱的场所，重新在韩国人民的生活中发挥起积极的作用。还吸引到很多外国游人也慕名而来。它为产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的开发再利用之间建立成功的关系，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产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再利用并不矛盾，相反地，在充分的研究并尊重原有产业遗产的价值的基础上、巧妙合理的开发、改建、再利用，这两者间能形成相辅相成的有利的关系，并呈现出多赢的局面。而两者之间关系的契合点就是：产业遗产需要保护的自身特色恰恰就是旅游开发再利用中需要发掘的特色旅游吸引物。
4启发
4.1可行的再利用模式探讨
当然，仙游岛的开发利用仅仅是产业遗产旅游开发中一种可行的模式，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根据产业遗产的特点、规模和地理区位等条件的差异，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利用的模式可以更具有针对性。
（1）城市开放空间的模式。许多的产业遗产可能出于城市的内部，甚至可能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如仙游岛。因此，遗产原址的构筑物的外部做简单的处理，尽量保持其原貌，对该类遗产的内部进行适当的改造，开发成为人们可以游憩休闲的地方。
（2）博物馆式的开发。对于非常有历史价值、产业代表性、保存较完好，同时占地面不是非常大的产业遗产或是需要严格保护的产业遗产，可以考虑用博物馆的模式来开发。虽然它所提供的休闲活动会相对其他模式显得有些单一，但是在开发再利用中，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遗产旅游中，产业遗产本身才是最大的旅游吸引物，产业遗产的环境和氛围才是该类旅游的最大特点。
（3）创意集市的开发模式。许多产业遗产内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残留物了，但是房间开敞，有工业文明的气息，成为艺术家们青睐的创意场所。因此将该类产业遗产开发成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等再合适不过了。
（4）产业度假中心模式。旅游度假地的选择往往需要基于一种很突出的特色旅游产品，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产业遗产本身就是这个旅游产品，于是将大面积需要保护的产业遗产开发成为人们可以停留较长时间的旅游度假中心也是一种可行的开发模式。
4.2我国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
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人们往往把非常久远以前的东西才当成遗产，而十几年，几十年前的遗留往往就成为废铜烂铁遭到遗弃。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时代都会留有值得我们保护的遗产。一方面，工业时代在我国也留下了长达两百多年历史；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真实的体验感受，偏爱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对于能够身临其境的获得体验感知有强烈的渴望，而产业遗产本身的特质使之成为魅力独特潜在的旅游吸引物，因此，产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后的产业遗产旅游在我国也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目前，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工业发展比较早，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如上海的八号桥时尚创意中心就是由旧厂房改建而成；始建于1953年的粤中造船厂，2001年改造成为综合性的城市开发空间――中山岐江公园，保留了如烟囱、龙门吊等工业构筑物作为现代景观小品；北京798工厂目前开发成为了集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行业的创意中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产业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在我国已经开始发展，但是缺乏整体性，对于产业遗产价值认识不足，往往是开发重于保护，保留下来的多为形式。
4.3小结
产业遗产，是承载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理应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深入加强对产业遗产的认识和理解，并界定评价其价值的标准体系将其分类，以此为依据采取差异性的保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产业遗产的旅游开发再利用也将基于其差异性的保护级别进行，并应把握产业遗产突出的自身的特色和旅游产品吸引物作为两者间兼容性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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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7
一、旅游市场定位的涵义与作用
旅游市场定位是指旅游企业根据目标市场上的竞争者和企业自身的状况,从各个方面为本企业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创造一定的条件,进而塑造一定的市场形象,以求在目标顾客心中形成一定的偏好。旅游市场定位的作用在于树立本企业旅游产品的市场形象、避免恶性竞争,同时有利于旅游消费者获得更为独特和个性的旅游产品。
二、北川老县城开发地震遗址旅游的游客需求分析
1.地震遗址旅游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自发旅游市场启动较早。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游客对灾区极为关注。地震灾区游客量有过短暂的减少,之后有很好的回升态势。2008年6月,震后游客到四川旅游意愿减弱,当月全省旅游总收入为59.94亿元,同比下降63.7%。但到2008年12月,地震遗址旅游市场已自发启动。2008年春节期间到地震四川灾区的游客超过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69亿元,占黄金周全省旅游总收入的四成。
2.旅行社推出地震一日游,参与游客较多。2009年3月起,不少旅行社开始组建地震遗址一日游旅游团。据这些旅行社介绍,参加地震遗址游的游客不少且有增长趋势。单个旅行社一周能够组织40名游客参与地震游。若旅行社联手组团,每日均能发团到灾区。据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市场科介绍,北川老县城每天都要接待1000-2000名游客,周末和节假日更多。团队游客主要来自成都和重庆。
3.节假日游客量猛增,极重灾区游客多。2009年“五一”期间,广元市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接待游客3.53万人次;北川擂鼓镇车流量较平时至少增加了一倍,来自渝、湘、贵、粤等地的车辆明显增多;震中映秀镇3天共接待游客近2万人,是平时的数倍。据统计,成都等6个重灾市州2010年清明小长假接待游客385.6万人次,同比增长15.97%,高于全省接待人次增长速度。
4.省外地震遗址游游客数量显著增长。2009年3月,地震遗址游团队游客主要来自成都和重庆。2009年五一期间,来自渝、湘、贵、粤等地的车辆明显增多。2010年节假日,与省外游客关注地震遗址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省内民众出游着眼点更多的放在近郊短途民俗游上。
5.正式开业的地震遗址旅游区游客量大。2008年11月12日,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完成一期工程并开园,这是汶川地震后第一个开放的地震遗址保护纪念地。开园后游人络绎不绝,需要当地县交通局组织人员疏导,车辆最多的一天超出10多公里。2010年,作为北川震后首个恢复营业的景区,寻龙山景区游人众多。药王谷景区自3月28号开业以来,游客不断。正式开园的旅游区意味着基础设施、旅游接待功能已基本完善,安全且可参观。正式开园的信号会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但是由于存在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时间越往后推,随着开放的园区逐渐增多,对游客的吸引力会逐渐降低。
三、北川老县城开发地震遗址旅游的竞争对手分析
1.极富羌文化吸引力的茂县。茂县与北川相邻,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地震后,茂县借地震之势打出了展现羌文化的组合拳。对旅游者来说极富吸引力。与在大地震中因受灾严重而出名的北川、汶川、映秀有区别,茂县将以羌文化为主要吸引力与地震遗址旅游地共同分割旅游市场。这是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旅游的强劲竞争对手。
2.尽占市场先机的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是汶川特大地震首个遗址保护纪念地,春节黄金周期间,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共接待游客6.43万人次,接待自驾游车辆3000余辆。2010年5月11日,在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举行了“见证重建巨变、感悟大爱崛起”的赴青川体验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四川省科协、广元市人民政府分别向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四川省级地质公园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牌匾。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因完工快,开园早尽占市场先机和美誉。该地因较早进入游客市场而成为地震遗址游的一个典型,先入为主的习惯力量使其成为北川老县城开展地震遗址旅游的有力竞争对手。
3.汶川震后形成的众多地震遗址旅游地。旅行社已推出的地震遗址游主要行程包括了北川、青川、都江堰、映秀和彭州等地震重灾区。汶川大地震形成了众多的地震遗址旅游地,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引入羌文化、乡村度假旅游、流行游戏等等积极参与市场。北川老县城开展地震遗址旅游尽管有充分的市场,但也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竞争对手为参考,发掘自身优势,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
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8
[关键词]汶川地震遗产旅游旅游灾害恢复策略
一、引言
四川是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在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5处遗产地中，四川有5处，居全国第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5处，居全国第一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的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省等各级自然保护区163个；世界级地质公园1处，国家级地质公园11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个，历史文化名镇（村）1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凭借得天独厚的遗产资源优势，四川跻身于旅游大省之列，2007年全省旅游收入达1217.31亿元，是全国第9个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的省市。遗产旅游始终是四川旅游最抢眼亮点。
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地震，其惨烈程度几十年不遇。灾情最为严重的四川省人员伤亡惨重，诸多遗产景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地震发生后，该省的旅游已全面停止。2007年四川的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gdp的11.6%，旅游对当地经济的意义显而易见。因此，在灾难发生之初即着手启动应急措施，制定和实施旅游恢复策略，这对于四川省的灾后重建和经济恢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国际上对于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对汶川地震可能对四川遗产地旅游带来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并就灾后旅游恢复提出建议。
二、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带来的直接影响
1.旅游业务的全面暂停
地震发生当天国家旅游局就发出通知，提示游客近期暂不要前往或途经灾区旅游；第二天下发《关于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通报》，要求各省市区旅游部门迅速通知所辖地区旅行社立即停止组织赴灾区或途经灾区的旅游业务。这对正步入旅游旺季的四川省旅游业无疑是迎头一击。
2.旅游基础设施的损毁
其中高速公路受影响轻微，5月14日已全部恢复畅通，但以汶川为中心的国省干线公路出现隧道塌方、大桥移位等较严重情况，通往九寨沟等重点遗产景区的道路损毁严重。灾区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
3.自然文化遗产的损毁
四川地震灾区涉及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省级文保单位225处。目前所知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遗产都江堰-青城山景区，二王庙古建筑群全部垮塌，鱼嘴裂缝，青城山道教古建筑群严重受损。截至16日，全省共有56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79处省级文保单位遭受损失，馆藏文物损失758件。
4.旅游业的人财物损失
包括旅游管理部门及景区、旅行社、饭店餐饮娱乐业等在内的旅游行业的人员伤亡、应急投入（包括搜救、疏散游客、取消预订团队等）、宾馆等接待设施损毁等。截至5月20日18时，全省旅游行业共遭受经济损失331.47亿元。
三、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近二三十年，世界范围内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灾害，有关旅游危机的研究不断增加。研究表明，灾害地旅游市场恢复受以下因素影响：灾害的性质：受单
一、随机危机事件影响、后果可清晰预见的旅游市场易于恢复，后果不确定的危机事件（如美国9.11事件）将延缓恢复过程;旅游目的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处于成熟期的旅游目的地比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旅游目的地市场更难恢复;灾害地区地理范围的大小。据此分析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市场的预期影响如下：
1.汶川地震灾害的性质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汶川地震破坏力强，影响面大，但其性质仍属单
一、随机的灾害事件，后果清晰。据现有报道，灾情最严重的都江堰遗产地虽然二王庙等古建筑垮塌，但堰体本身经受住了大震的考验，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几处重要设施无大碍，其遗产魅力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因为度过此次地震劫难而更添传奇色彩。省内其他世界遗产地除青城山道观受损严重、九寨沟交通暂时阻断外，大熊猫栖息地、峨眉山、乐山大佛、黄龙等处均无大碍，不可再生的遗产损失有限，灾后重建完全可以恢复各遗产景区的旅游。从心理因素上来讲，汶川地震非但没有像9.11事件那样撼动社会核心价值，相反震后中国政府积极作为的出色表现和全国人民、海外同胞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行动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灾后遗产地旅游市场的恢复。
2.四川遗产地旅游发展态势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从宏观上看，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市场，2007旅游外汇收入4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国内旅游收入7771亿元，增长24%；旅游业总收入1.09万亿元，增长22.6%。微观上，四川省2007年国内旅游收入1179.9亿元，同比增长24.3%；旅游外汇收入5.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1217.31亿元，增长24.3%，与全国旅游增长基本同步。省内主要遗产地景区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大佛、峨眉山、黄龙、九寨沟、恐龙博物馆、窦圌山、海螺沟等地的接待和门票收入都呈增长态势。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四川遗产地旅游具有快速复苏的巨大潜力。
3.灾害地区地理范围大小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分析
研究表明，灾后旅游者并没有放弃旅游，只是以“安全”的目的地取代了危机影响地区。极端的情况下，旅游者可能以国内旅游取代出境游。但对于地理范围狭小、且受到灾害影响的地区而言，旅游更可能全面停滞而不是导向其他地区。因此，对旅游业整体而言，地理范围狭小的灾害地区将面临更长的恢复过程。
四川省的情况需要做两面分析。一方面，受此次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仅限于四川等少数省份，国际游客和国内其他省市的游客有足够的替代选择，有消息表明各地旅行社已开始向游客重点推荐张家界、桂林、昆明、海南等热点长线旅游线路，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旅游不会像2003年sars流行那样受到重创，但这种强替代性对四川省旅游市场的恢复不是利好。另一方面，四川省面积广大，灾情存在差异，未受灾地区或轻灾区（包括省会成都及峨眉山等重要遗产景区）仍然保有旅游需求和接待能力，因此，只要措施得力，旅游市场可以较快恢复，并能起到带动全省旅游恢复的作用。
综上，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恢复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但总体而言有利因素更多，可以预见，随着灾后基础设施的重建与恢复，四川省的遗产地旅游将出现强有力的复苏。
四、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的市场恢复策略
综观国内外有关研究，旅游危机管理主要针对危机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faulkne将灾难过程分为灾前、灾难逼近、紧急时期、中间阶段、长期（恢复）和解决6个阶段。沈和江、陈淑荣[11]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分布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指南》，按照危机前的预防、危机期间的反应、危机后的策略的框架，构建了旅游业危机管理技术处理模式。借鉴这些理论与国内外旅游危机管理范例，结合当前四川情况，笔者认为，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的市场恢复应特别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快速反应，制定应对灾难及市场恢复战略
如前所述，危机管理应贯穿从危机前到危机后恢复的全过程。灾难发生后，旅游行业的第一要务必然是无条件地把主要精力、人力、物力用在救灾上。但救灾的同时也要把灾后市场恢复纳入全盘考虑，在灾情已迅速明朗的情况下制定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市场恢复战略。此为灾后尽快恢复旅游市场的要务，不可轻忽与拖延。2.及时进行信息通报，进行恰当的媒体宣传
几乎所有有关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都强调了信息与媒体的重要性。流言的滋生、媒体对灾情的渲染将加重民众的恐慌心理。而旅游灾害的影响路径除通过对旅游资源和旅游交通设施造成极大破坏，降低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和旅游资源质量，进而影响旅游需求外，旅游灾害还通过损害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感知形象，从而改变旅游者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直接导致旅游需求市场的波动。因此，灾情发生后，最大程度地缓解其对民众的负面心理影响，维护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极其重要。
四川拥有许多知名度极高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大灾之下其现存状况自然也令人瞩目。虽然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官方网站上陆续有文物损失及险情、旅游业损失情况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四川各遗产旅游地灾后的真实状况仍是雾里看花，尚待有公信力的媒体加大报道力度，特别是要强调和澄清受灾轻微的遗产地。
信息时代，媒体的作用强大而微妙。此次震灾使四川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灾害的惨烈已经通过发达的新闻媒体传遍世界，灾难现场的视觉画面对公众会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对此次灾难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形成游客“四川是不安全地区”的心理定势，从而对未来四川旅游的恢复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从现在开始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要有意识地进行恰当的媒体宣传，以透明的报道和一定的导向尽快重塑四川安全、魅力旅游地的形象。
3.在灾难的不同阶段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针对性营销
目前紧急阶段已近尾声，接下来将转入长期的灾后重建和恢复。对四川各遗产旅游地来说，在经过灾情盘点后，应立即放眼未来，启动市场复兴计划，开始有针对性的营销。近期应着手考虑分别不同情况，将未受影响的景区、受影响较轻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的景区逐步推向市场，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重新激活旅游业。中长期则应在政府或行业协会的主导下，对国际、国内各主客源市场进行目的地整体营销，塑造劫后遗产、活力四川的整体旅游形象。价格战略、节庆活动这些被事实证明卓有成效的危机后旅游恢复战略都适宜作为刺激四川遗产地旅游恢复的手段。同时一些已经成熟的新的遗产旅游产品，如成都宽窄巷子历史街区等也应尽快推出，为灾后遗产旅游增添新的活力。
灾难亦是契机，相信经受过灾难洗礼的四川遗产地，将以更加瑰丽、神奇、刚毅的面貌呈现在中外游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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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9
[关键词] 中国 世界遗产 保护与开发 战略思考
一、中国世界遗产开发利用现状
世界遗产是祖先和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自从1985年签署《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 ，现已拥有35处世界遗产，其中包括25处世界文化遗产、6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名列世界第三位。此外，中国目前还有100多处遗产地，现已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
世界遗产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品牌，它在为遗产地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为遗产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因而它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大吸引力，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二、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景区内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现象较为严重
许多遗产地在开发建设时，缺乏科学的分析论证，缺乏整体的规划方案，缺乏适时有效的监督管理，致使一些经营者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为由，新建、乱建、扩建了许多遗产地内本不应该出现的饮食、住宿、娱乐、购物等场所。这一方面与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原真性原则不符；另一方面也会使游客的旅游质量下降，造成人满为患的现象。
2.外部环境质量差，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
在传统的遗产资源开发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遗产资源本身的开发与保护，而对遗产资源的外部环境却很少重视。许多遗产地环境脏乱差现象非常普遍，从而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感知，同时也不利于遗产地资源特色的发挥，甚至造成一定的视觉污染。这种不和谐的景象，现在已经成为遗产地发展的重要障碍。我们可以试想，如果遗产周边环境得不到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保护，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势必会受到影响。如果果真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谈得上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呢？
3.市场意识淡漠，管理保护欠佳
随着旅游发展的全球化，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日渐突出。可以说靠单一的市场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对遗产类旅游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和加工，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在许多遗产地，由于地方政府对市场需求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完全没有顾及到遗产资源本身的特性而盲目建设，严重破坏了遗产资源原有的自然风貌和历史风格，甚至还将本地区遗产资源原有的一些独特之处也抹杀掉了。这可以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管理不善，保护意识不强造成的。
三、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理论思考
1.建立遗产资源的层次性开发理论模式
旅游开发是一种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所以说遗产资源的开发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使遗产资源能够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在开发时必须坚持旅游开发的时序性，实行阶段性开发，将暂时不具备开发条件的资源先保护起来，留给后人开发，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逐次进行梯度开发。依照地理学的圈层理论，遗产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一种有层次、有序的开发利用过程，这样才能有利于保护重点资源，实现留有“余地”。因此，在将遗产资源地开发为旅游景区时，一定要注意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地带。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名山保护利用的传统，也是现代国外国家公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
2.逐步构建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旅游的协调机制
所谓社区旅游，就是在遗产所在地的社区所参与的旅游活动。其旅游对象不仅仅是指世界遗产本身，而且还包括融入遗产的社区及环境。它不仅可以让旅客观赏到原汁原味的遗产景观，而且还可以让游客充分地体验到遗产地的风土人情，从而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所以说社区旅游大大扩大了遗产旅游的内涵。它不仅留住了游客，延长了游客滞留时间，给遗产地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促使旅游企业对遗产的开发行为由遗产地扩大到到社区，从而降低了对遗产开发的压力，使遗产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例如，平遥古城在开发过程中就充分注意到了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旅游的有机结合。他们在旅游开发中，充分调动起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景区的建设和保护当中。当地居民不仅开始讲普通话，学说外语，而且一些开发商还不断开发建设民俗宾馆、客栈。这样让游客到了遗产地之后，一方面可以目睹遗产的风采；另一方面还可以住民俗客栈，充分体验遗产地的文化。总之，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不仅减轻了遗产地旅游的压力，而且解决了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促进了遗产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遗产地的旅游环境。所以说逐步构建世界遗产与社区相结合的社区旅游，是一条保护世界遗产的有效途径。
3.通过实施收费制度，推行世界遗产绿色管理
通过实施收费制度，来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促进遗产地资源与外部环境获得有效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污染物的排放者征收排污费；第二，对可能会破坏遗产地环境和资源的旅游活动加重收费；第三，对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生产者和消费者征收补偿费，收入用于补偿或恢复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例如，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峨眉山的开发和管理，就应适当地采取一定的收费制度。凡是进入景区的游客，必须缴纳一定限度的环境保护费；对进入景区的交通工具可征收一定的排污费；对在开发过程中给景区造成视觉污染的单位要加大惩罚力度，征收重税，并令其限期拆除，所征收的费用用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以解决遗产保护资金匮乏的问题，做到以遗产养遗产。此外，在遗产地进行任何项目的投资和决策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仔细研究投资项目对遗产资源有没有不利影响，坚决杜绝有害遗产地环境质量的项目上马，以加强对遗产地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邓明艳:世界遗产资源保护性开发模式新思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非遗旅游市场分析篇10
关键词：遗址遗迹；利用；综述；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48-04
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被称为“无声的纪录片”。无论是站在建筑学、艺术学还是旅游学的角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拥有丰富的古迹资源，世界文化遗产多达28处，对其合理利用有利于延续传统文化。有学者曾指出：文化是旅游之魂，为旅游注入品质内涵；旅游又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广阔市场[1]（张培端，2008）。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是重要的、不可复制的社会资源。相关研究正不断深入、范围和方法也在不断拓展。本文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出展望。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世界遗址遗迹研究领域的权威组织——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于1964年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曾指出：“……历史文物……不仅包含建筑，也包含任何能够见证文明、社会发展及历史事件的、来自于城市与乡村的环境”；“它（遗迹）绝不局限于伟大的杰作，也可以是过去不太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重新获得文化象征的任何作品。”
遗址遗迹类资源应具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它与文物相同；但遗迹又是一种特殊文物，是不可人为移动的。
根据《文物保护法》，遗址遗迹类资源相当于如下范畴。
一是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的古遗址、建筑、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与著名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及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与教育意义、历史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建筑。
二是根据我国国情，具体表现为单体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等形式。1972年法国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及人类文化遗址。”并进一步细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文化遗产。本文讨论的“遗址遗迹”的概念则相当于“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移动”这一部分。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将常见旅游资源划分为8个大类、31个亚类、共计155种基本类型。其中遗址遗迹类（e类）旅游资源分类详情，如下表所示[2]。
二、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及其利用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来自cnki及互联网等，年份从1999年至2011年。从研究方法看，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兼有少量定量研究；近年来受国外研究影响、及数学建模工具大量引入，定量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从研究内容看，1999年-2005年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等领域；近年来在基础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大遗址研究、旅游市场、资源开发与城乡建设、公共管理及政府职能等逐渐成为新热点。
（一）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地形象
旅游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对接待地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总体印象及评价。由于资源同质化现象一直严重，鲜明的旅游形象便成为竞争力的基础。
郭晓康（2011）针对山西平遥旅游发展现状，提供确立当地旅游形象定位的一系列措施，如对建筑风格重新思考、引入“旅游形象识别系统（tcis）”等[3]。李锋（2008）借助logit模型对影响古城镇旅游前感知形象要素进行一系列研究，指出8个重要因子并分析其作用程度的大小[4]。陈建明（2008）利用spss从物质景观、社会文化两方面对凤凰古城旅游形象要素进行分析，并研究旅游者类型对其影响[5]。
（二）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市场及旅游经济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市场综合分析、旅游地经营模式的选择等方面[6-10]。
侯建会（2009）通过比较山西、陕西两省遗迹类旅游业发展特点及差异，指出并分析下列影响因素[6]：资源构成结构的差异；文化侧重点的差异；价值认知与推介模式的差异。
他指出：“文化沟通与精神上的共鸣有助于提升旅游质量，因此应当建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未来开发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必然趋势。
刘青（2008）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四川成都主城区名胜古迹旅游行业竞争现状[7]，结论可推广到更大的市场范围，为进一步研究同类市场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遗址遗迹类旅游区的典型经营模式有“转让式”和“管理式”两种[8]。前者表现为政府向有关市场主体转让其对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收益权，倾向于市场化运作；后者需要行政部门直接推动，有一定的官办垄断性。
蒋满元等（2008）针对文物古迹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对有关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认为在建立有效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辅之以恰当制度安排，才会推动各经济主体由竞争走向合作[8]。薛婉珍（2009）认为评价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应从保护状况、经营绩效两方面考虑[9]。前者包括项目投入、政策执行力和完整性；后者包括经营管理活动带来的实际收入、成本控制等。
多数遗迹类景点在开放后实行购票参观，既是经济手段又是管理手段。首先，为了避免过多游客活动造成破坏，门票起到控制游客数量的作用；其次，面对目前财政拨款不足的困境，门票收入也是景点经费重要来源。李晓东（2002）针对部分古迹景点门票价格过高现象进行研究，指出财政支持不力、弥补虚空、价格听证缺失都不利于指导科学定价；另外商业化泛滥也使景区逐渐失去公益性质，成为某些单位赚取利润的工具[10]。
近年来随着大批景区实现免费参观，这一问题已得到缓解。文物古迹的公益性质正在回归。
（三）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保护问题在全部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相关理论较为成熟的领域[11-21]。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加速，遗址遗迹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与外来开发的冲突也在不断增多。宁夏曾发生一系列古墓葬在商业开发中被损毁事件，部分文物甚至被开发商私人占有[11]。2012年初重庆行营被开发商强行拆除事件[12]，再次刺痛了媒体及民众的神经。城市建设规划与文物保护两者间的脱节，将考验决策者的素养及政治素质[13]。
关于开发与保护的争论由来已久，文献颇多。王小斌（2009）结合四川彝族“渔沙拉聚落”保护规划与当地旅游业发展，认为边远村落民族心理较为稳定，不易受外来文化冲击。若在良性思想指导下适度发展旅游业，对其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整理和展现有积极推动作用[14]。宋子千、宋瑞（2010）针对周庄、宏村等4个古村镇，在对居民、专家两个群体调查基础上利用成本—收益模型对当地旅游开发效果评价进行实证研究[15]，认为旅游开发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偏激思想都是需要摒弃的。我们反对任何短视行为，也反对一味保护而放弃开发的行为。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将持续存在。
张柏（2005）认为应关注对遗址遗迹周边环境的保护[16]，包括物质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由于环境具有动态性，要根据变化的性质谨慎对待。罗述龙等（2010）根据深圳宝安区文物古迹现状，运用“主因子法”对该区80余处文物古迹按其内在价值、保护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定量评估，划分为3类预警方案，以此为依据制定保护与开发措施[17]。
古迹、古建筑作为城市景观特色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科学规划，完全会使历史遗存及其周边特色环境在新环境里继续发挥功用。陈军（2005）从宝应县城镇规划案例出发，提出城市更新应考虑保护古迹、塑造特色、完善功能等方面，使古迹在当代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护[18]。吴良墉（2009）认为城市功能区、交通线及生态系统的设置都要针对“城市性质如何为旅游发展服务”这一问题，既保持古城整体性又要控制周边环境[19]。邹珺（2004）指出各地古迹规划多隶属于总体规划，由于《城市规划法》有其自身缺陷（如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古迹规划很容易带有传统城市规划的缺点；另一方面，当前各地建设规划多委托专业机构或高等院校设计，较为程式化，往往脱离实际或违背设计者初衷[20]。于学文（1999）通过回顾北京市数十年来发展过程中古迹保护工作的经验教训[21]，认为应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古迹周边地带提出明确的建设控制要求，并建议利用经济杠杆协调两者间的关系。
（四）关于“大遗址”类资源的研究
“大遗址”概念，是我国近年来针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保护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在我国2 351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墓葬及古遗址占到710处，其中“大遗址”为583处[22]。
“大遗址”最早由苏秉琦于1980年代提出[23]；1997年《关于加强与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大遗址”概念[24]，当时专指“大型古文化遗址”；继2005年设立“大遗址”专项保护经费后，“十一五”规划正式确定将重点保护100处大遗址；2009年“中国大遗址保护洛阳论坛”提出：我国初步形成“长城、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三条线’、西安洛阳‘两大片区’为核心，100处重要大遗址”的格局[25]。一时间“大遗址”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从“遗址”到“大遗址”，正是我国遗址保护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环节[26]。由于这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作出权威定义。相关研究集中于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规划制定、大遗址与周边环境及城乡建设的关系等方面。
从属性上看，傅清远（2008）认为大遗址专指那些在规模及文化价值上突出的文化遗址，具有遗存丰富、信息量大、不可再生的特点[27]。张忠培认为大遗址除具有艺术、科学、历史价值，还有文化价值[23]。指出大遗址“不但包括各王朝或民族政权遗留的、有代表性的遗迹、陵墓、地下遗存物及交通遗址，也包括根据历史传说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黄帝陵）等”。
从规模上看，孟宪民（2001）指出大遗址是古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从事生产生活的遗存[28]，是“大规模的文化、环境遗产”，认为它与自然历史环境相关，具有一种自为或计划的群体系统。董欣（2004）认为“面积在3km2以上、有明显区域性”即符合大遗址特征[29]。朱光亚、崔明（2006）认为大遗址并非新的遗址类型，而是各种大型古代文化遗存[29]。张祖群（2006）指出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其“大”的概念体现在相对规模大、综合价值大、存在问题大、保护难度大等方面[30]。
通过总结思考，笔者认为“大遗址”应具备如下特征。
1.依托于单个或数个有关联的文物单位。范围除中心区域，也包括周边任何相关环境、风貌等。
2.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埋藏有较丰富或重要的文物、古遗迹等。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一定社会影响力。
3.周边环境较为复杂，可能涉及多个管辖部门。
4.多为露天形态，易受外来损害。
《威尼斯》指出“保护文物建筑，意味着要保护其周边环境”。白海峰（2008）以大遗址环境为切入点研究西安附近汉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保护利用情况，认为大遗址环境整治应与所在区域发展相结合[31]。冀和（2007）以通济渠为例探讨“线形大遗址”这一特殊形态大遗址的保护问题，认为它实质上是穿越不同行政区域的“文化带”，合理保护有利于沿线地区城乡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效益[32]。肖莉（2010）认为大遗址属于土地资源，兼具土地价值与遗产价值。但两者效益常存在矛盾，因此首先要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25]。事实上，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并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已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樊海强（2005）认为实现大遗址的产业化经营应坚持主体多元化、保护展示现代化、开发深度化、商品市场化、管理科学化[33]。
关于大遗址与社区关系的研究，赵宇鸣、赵荣（2006）利用萨缪尔森的“外部性理论”分析大遗址保护区的居民行为，提出消除“负外部性”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购买支出[34]。张宏（2009）通过研究汉长安城内部聚落发展趋势及其对遗址的影响，提出解决聚落搬迁问题的措施[35]。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应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创新展示与利用模式[22]”，近年来各地在不断摸索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思路。2001年浙江批准设立“良渚管理区”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创新管理模式[36]；还有人建议在大遗址密集地设立国家级保护区[37]，认为有利于统一保护利用、取得政策凯时k66会员登录的技术支持等。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关于遗址遗迹类资源与旅游业的研究仍有限，但涉及面广，已有一定建树。从文献来源看，近年来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多，涉及各个领域（表2）
（一）研究对象
纵观全文，目前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文献多集中于旅游市场及目的地研究、旅游资源、综合规划、旅游与环境及社区的关系等；而有关旅游者心理及行为、线路设置、旅游产品开发等则是今后需要关注的方向。
由于遗址遗迹类资源研究处于学术交叉领域，文献多以建筑类、高校学报及综合性杂志为主，纯旅游研究型杂志寥寥无几。作为旅游研究的前沿阵地，旅游学术刊物应更加重视遗迹类旅游资源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未来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数理研究、案例研究等，要求研究者能够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相对于国外同类文献以实践性强、视野广阔著称的特点，国内文献目前仍停留在感性阶段，以理论构建与前沿性研究为主。近年来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已有长足进步，多为定性与定量方法兼备。但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略显单一，且多照搬国外相关经验。这也反映了中西方旅游课程教育模式的不同。
（三）研究区域
目前研究以中东部旅游较发达省份最为活跃；西部地区则以大遗址领域为主，综合型研究仍然匮乏。西部民族区域（、青海、新疆等）拥有丰富古迹资源及特色文化，近年来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当地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相关文献已有一定数量，如罗会光（2008）分析新疆新和县文化古迹资源开发利用的利弊[38]；次旺（2011）就的古迹资源及开发价值作了初步探讨[39]等。受环境及研究方法所限，以基础型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尚不深入；涉及宗教旅游、生态等专题性研究也相对缺乏。填补相关空白有助于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当地旅游资源及旅游业。
（四）研究展望
随着全社会对于遗址遗迹的讨论不断升温，良好外部环境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拥有日益庞大和完善的旅游市场，面对剧增的境外旅客，遗址遗迹类资源日益成为对外宣传本国悠久历史及特色文化的重要基地，地位愈加明显。在深入基础研究的同时，以资源密集区为重点、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视野和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通过回顾十余年来研究轨迹，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规划等传统领域仍占据主流；有关交通设施、旅游者特征、市场营销、产业政策等新兴研究仍具发展潜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遗址遗迹类资源商品化、产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各地的资源在规模、价值及功能上各不相同，如何合理选择及评价开发方向、开发模式，值得探讨。
从研究方法上看，针对前沿理论的综述、定性研究将趋于稳定；针对实证的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将持续增长。由于研究对象的随机性及建模的不严密性，研究结论存在局限。因此某些开创性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开展，在不同区域和文化环境中接受更多验证。
从政府及社会扶持力度来看，近年来源于各级科研基金、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正在增多，对旅游学术研究的重视度在加大。未来针对遗址遗迹类资源的研究需要更多联系实际，真正服务于旅游学科及地方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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