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笔记十篇-ag尊龙app
时间：2024-05-23 17:43:00
考古学笔记篇1
摘要：语言是发展的，尤其是词汇，它的发展演变更为突出。词汇的发展除了旧词消亡，新词产生外，还表现为词义不断演变。本文对刀笔的实体形态，以及秦汉不同期间内其功能的变化等方面来论证 “刀笔”一词语义演变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 秦汉；刀笔；语义演变；历史轨迹
学者对秦汉时期“刀笔”的解释分歧很大，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刀笔”的注释为“古者无纸笔，用刀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 [1]p1959;李贤的《后汉书・刘盆子传》注中对“刀笔”的注释为“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2]p482 颜师古认为“刀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牒，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3]等等。今王利器的《史记注释》和杨燕起的《史记全译》对其解释为：“刀笔”写字的工具，古代用笔在竹简上写字，有误，则用刀刮去重写，所以刀笔连称”。[4]p2567《辞源》关于“刀笔”词条的解释为：“刀，笔都是书写之工具，古代记事，最早是用刀刻于龟甲或木简上，有笔以后，用笔书写在简帛上，故刀笔合称”。[5] p1979那么“刀笔”之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
随着社会和人们认识的发展，很多词的意义不同程度的发生着变化，词义会发生转移，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感彩的转变，词义的引申等等。“刀笔”一词的发展同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书写工具的变更，文字载体的变迁，其意义也发生着变化，所以对于“刀笔”的词义不能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而应从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下面将分时期对秦汉时期刀笔之意进行阐述，这里的分期是
1．秦到西汉早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刀笔”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仅《史记》一书就出现十多处[3]，《汉书》中也多次出现，面对不同的解释，首先需要弄清楚刀笔实体形态及在此期间他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书写工具还是修改工具呢？随历史的发展它的作用又发生过哪些变化呢？我们从刀笔的实物形态、此时的书写工具及与书写工具相关的墨等方面来解析其功能及变化。
1.1“刀笔”为一实体
关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有争议，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古刀笔，青绿裹身，上尖下环，长仅尺许，古人用以杀青为书，今入文具”[6]从中我们可以知此刀笔为一青绿色上尖下环的一个实体；《渊鉴类函》中有“怀铅笔，畜刀笔把三寸，赠一抱”[7]之说，此处刀笔三寸，也为一实体，又有“金马刀，刀：师古曰‘凡蜀刀有环者也，古者用简牒吏，皆以刀笔自随，蒙氏制笔，汉兼用书刀，谓之刀笔，博古图有汉刀笔。”[7]此处刀笔也为一物，博古图有“刀笔”之图。
在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古镇的一家仿古作品店面里，仍有用“刀笔”篆刻的简牒，并且店主现场使用“刀笔”刻字，刀笔下端是锋利的刀片，上端为木柄，在这些民间艺人手中灵活的舞动着，十多分钟一片竹简就刻完了，听他们说在简牒上刻字分阳刻和阴刻，古代在毛笔流行以前多使用此书写工具。今天在书法艺术界，尤其是篆刻书法界，刀笔一词仍十分流行，而所谓刀笔即一种篆刻工具。
所以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文化的遗存来看“刀笔”都为一实体，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产生的功用和范围有所变化而已。
1.2当时之书写工具
至于书写工具，有人说这一时期应是毛笔了，文献最早关于毛笔的记载是《博物志》的“蒙恬造笔” [10]。崔豹《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11]目前考古发现能够见到的较早的毛笔是战国中期以后的，当时的毛笔制做方法是：将笔杆的一头分成几片，笔的毛夹在它的中间，然后用细线缠住，再在笔杆的外面涂上一层漆。所以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文献学上看，毛笔在秦汉早期已经发明，并且已使用，但是否普及呢？
一个的词语的产生，必定和某个事物的普及流行有关。秦代的毛笔与战国时代的毛笔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秦蒙恬总结前人使用毛笔的利弊，加以改进，成为更加进步的笔。这种经过改进的鹿毫毛笔，比着仅能染墨成字的那种原始笔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汉代的毛笔与秦代的毛笔相比，有的基本相似，有的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笔杆主要由竹做成，笔直均匀，笔杆的另一头削成尖状，有的笔杆上刻上了名字，如1972年在甘肃省的两座汉墓[12]中就出土了两支这样的毛笔。这说明毛笔的发明到流行普及还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在战国中后期或者“蒙恬造笔”或蒙恬改良笔之前，毛笔的大量普及使用还缺少环境。另根据当时的信息交流和交通便利的程度，再加上秦朝的短暂统一，以及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秦末的农民战争等这些都成为限制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蒙恬改良笔之后，观念中毛笔应广泛使用的想象实际要受诸多历史因素的限制的。所以这一时期毛笔已经出现并且使用，但并不普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李正宇最近在《敦煌古代硬笔书法》(李正宇学术文集)发现:“中国古人最初制做毛笔，只是用于绘画，不是用来写字，当时的权贵还把它作为贵重物进行陪葬。从考古发掘看，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西汉以前的十多支毛笔中，最早的莫过于战国，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都曾发现过毛笔。令人惊奇的是，同墓出土的简牍文字却不是毛笔蘸墨写成，而是用硬笔蘸漆书写。这就说明，当时少量出现的毛笔，并不用于写字，‘竹梃蘸漆而书’才是战国时期的书写习惯。”[13]
尹定国撰的《说文所存古史考・古代之艺文》曰：“宋赵希鹄及元吾丘衍皆谓古时以竹削尖蘸漆书写，谓之‘竹挺’证之说文，实可确信。……《管子・霸形篇》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笔墨…”[14]p100。又一次证明了“竹梃蘸漆而书”和“用刀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的事实。
《释名・释书契》中有：“书称刺，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有曰写…[15]”所谓刺，用“带尖之物”比“毛质之笔”解释要合理的多。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知”竹削尖蘸漆书写”,“削方笔墨“或“笔刺纸简”其书写工具都不应为毛笔，而张守节的“用刀削木为笔”则更适合此处文献记载的内容。《格致镜原》有“今之锲家以汉刀笔自负，将字画残缺刻损边旁，谓有古意…”[7]，
有以上可知，当时的书写工具有三种，一“刀笔”；二削木为笔的笔，三毛笔。但毛笔并不是主流的书写工具。
1.3墨的使用和制造
与毛笔相关的“墨”的制造也是毛笔书法普及的重要条件。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直到汉才有人工制墨。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16]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17],现有文献最早纪述制墨的方法。天然墨和半天然墨的书写材料有其弊端，而人工制墨到汉以后才出现，所以这也是影响毛笔普及的重要条件。
1.4 刀笔功用的转变
从笔的产生和改良，墨的使用和发明，文字的发展历程，古代文献的记录和一些考古资料来看，在西汉中期以前，毛笔可能已经使用，但普及还需一段时期，那么这一时期的书写工具可以是以前的用以“刀刻”的“刀笔”，或削木为笔，当然还会有毛笔，但毛笔不是占绝对主流的书写工具，所以在毛笔书法到来之前，中国书法史还有一个过度的时代。即“漆书”，《书林清话》云：“古者止有竹简，曰汉简，曰杀青……而其用二，一为刀刻，说文解字云‘八体之刻符是也’；一为漆书，后汉书杜林传于西州的漆书古书尚书一卷”[18] 。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有“简册：是古籍的最初单位名称。按我国古时典籍多刻写于竹简之上，秦汉时公牍文书不得随意更改，多用刀刻写，所以《史记》称萧何为‘刀笔吏’”[19]p81。
词汇的产生存在一个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刀笔”应该指此词产生时或之前很普及流行的工具，而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前期，刀刻和漆书应是并存的社会现象，刀笔一方面作为刻字的书写工具，一方面做为削木为笔的刀。所以《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 》：“临江王征诸中尉府对薄，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 [20]p2381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古者无纸笔，用刀削木为为笔，及简牍而书之。”[21]p1959辞源也用张守节之解释。[22]p1979 较符合逻辑思维的。
2．西汉中期到东汉
2.1 书写工具的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可以说是毛笔时代的真正来临时期，所谓真正兴盛是指无论是哪个阶层，下至庶民，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毛笔都是他们最常用最普及的工具。汉代的毛笔与秦代的毛笔相比，有的基本相似，有的又有了较大的改进，这时的毛笔的笔毛已不再局限于兔毛，而且还使用鹿毛、羊毛和狼毛。与此同时，毛笔的制做还开始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硬度的笔毛，这样使制做出来的毛笔既实现了刚柔相济，又达到了便用写字的目的。毛笔的改善发展，为毛笔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这一时期毛笔也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至汉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人工制墨的开始，及制作工艺的改进，极大的促进了毛笔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毛笔的改良、丸墨的发明、都是毛笔大行于天下的前提条件。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威武汉简、西域汉简、长沙汉简、江陵汉简、云雀山汉简[24]等大量汉简的发掘，证明汉是简牍时代的繁盛期，这一时期出土的汉简文字墨迹大都清新，证明毛笔的普及及毛笔时代的来临。而且，虽然考古界对西汉时期是否有纸还未定论，但即使有纸，也一定没有普及使用，简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字载体。在纸发明以后到东晋以前还有一个纸和简帛共存的文字载体时期。总之简帛在这一时期对于文字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刀笔的功用
毛笔的普及使用，人工制墨的产生和工艺的改进，以简帛为主的文字载体流行，使“刀笔”之意从“削木为笔”转变到“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据陈梦家先生说：“威武木简，尤其是《燕礼》的若干简，写字的一面当亮有泽，不同于背面，并发现凡削改的字墨痕往往化开晕开，…[23]”这也说明此时用“削”即刀修改谬误处。所以《辞海》谓：“刀笔，古代在竹简上记事，用刀子刮去错字”，《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其中一人出刀笔，谒颂货”，章怀太子李贤注之：“刀笔，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放在这个历史条件中还是可行的。
3总结
刀笔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变化。纵观历史，随着书写工具从刀笔刻字到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再到毛笔的发明、普及使用（有时几种书写工具在同一时代共存），“刀笔”一词的词义也发生着变化，由原来的书写工具到削木为笔的工具，再到后来的修改工具的转变，因此对刀笔的词义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历史发展中去解释。
[作者简介]：朱馨薇，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曹魏文化研究所成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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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辞源.北京. 商务印刷出版社.1979
[6]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雍正刻本 卷四十文具类四
[7] 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张英《渊鉴类函》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二百四文学部十三
[10]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 张华 《博物志》 参道光指海本 明古今逸使本
[11]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 崔豹《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第八 参明正德嘉靖间顾氏文房小说本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12]睡虎地秦墓竹简[m] .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13]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笔书法. [m]
[14]尹定国.说文所存古史考・古代之艺文[m] .
[15] [汉末]刘熙.释名・卷第六・释书契.[m] . 上海涵芬楼，民国十八年，明嘉靖翻宋本影印
[16]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汉官仪》宋绍兴临安府刻本
[17]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齐民要术》卷第九 笔墨第九十一 参 明刻本 四部丛刊景明本
[18]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一
[19]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m] 山东，齐鲁书社2005.3
考古学笔记篇2
安庆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清制元康铭西晋砖砚，由半块晋砖改制而成，长方形，色泽灰黑，砖质细腻坚硬，长方形深砚池，砚堂浅挖，砖左侧边墙有模印的带框阳文篆书“元康”二字，上方边墙亦有模印阳文，可惜模糊不清，无法辨识，右侧边壁阴刻铭文25字，题日：“道光己亥二月十日，在康甫慕陶轩观并题，老木时年七十有一。”砚长14.2厘米，宽8.5厘米，厚4.5厘米，砚在原砖基础上进行过修整，因此原砖大小不得而知。
此砚为清代利用西晋纪年砖所制之砚。历史上的“元康”年号有二：一为西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公元前65-公元前62年）；一为西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公元291-299年）。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最早的纪年砖为1998年出土于河南新安县汉代函谷关仓库遗址的“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造”空心砖，而最早的纪年墓砖出现于东汉墓中，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元康”铭纪年砖均出自西晋墓葬，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元康铭砖为晋砖。
题记中的“康甫”指的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廷康，慕陶轩为其斋堂号。
吴廷康（1799-1888年），字元生，号康甫，又号赞甫、赞府、晋斋、茹芝等，安庆桐城人，道光至咸丰年间曾在浙江任县丞，与何绍基至交。工篆隶铁笔，兼善画梅兰，精金石考据，有砖癖，家藏秦汉至唐宋古砖数百方，辑有《慕陶轩古砖图录》一卷，又有《问礼庵古今印存》传世。
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所著《蜷庐随笔》载：“桐城吴康甫二尹廷康，道光中，即以小官浮沉浙江，光绪间始卒。屡次寇乱，俱免于难，殆天幸也。极精金石考据之学，与何子贞、苗露仙皆至交。所作篆隶，雅健绝伦，顾同时人多轻之。良辰佳节，恒以联扇等事遍献上官，亦颇遭厌弃，往往掷诸字簏。吴君卒时，年近九十，身后声价顿增，几过完白山人，往往酱瓿之余，多方购觅。此古人所以不求浮誉，固知后世必有桓谭也。”另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罗振玉在杭州“见桐城吴氏藏砖百余列肆求售，皆《慕陶轩砖录》中物也。”可知吴氏以小小县丞身份在浙江为官数十年，一直碌碌不得志，作品生前不为人赏识，死后才“声价顿增”，而他去世后，毕生所藏之古砖也皆散佚，殊为可叹！今安徽博物院亦藏有一方慕陶轩旧藏砖砚，浙江省博物馆有其墨梅扇面，桐城市博物馆藏有其篆书七言联等。
关于此砚的题记者，由于落款只提供了作者之号“老木”和年龄，一时难以查考。笔者根据其于道光己亥年（公元1839年）题记时年已七十一岁推断，题记者应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而史载吴廷康爱砖成痴，有“砖癖”，那么，可以推想，他延至其室“慕陶轩”观赏并为其钟爱的古砖题记者应不是泛泛之辈，极有可能也是一位同好中人。因此，笔者从史料中找出了出生于1769年的几位清代金石学家和书法篆刻家，最后推定题记者应为瞿中溶，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书画家，嘉定（今属上海）人，幼名慰劬，字木夫，又字镜涛，号苌生，晚号木居士。《清史稿·列传》载其“为钱大昕女夫”，“官湖南布政司理问”，他富收藏、精考证、兼通医学、诗书画皆工，尤善画花卉，且著录宏富，著有《孔庙从祀弟子辨证》《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说文地名考异》等，约二十余种，另有《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传世。
考古学笔记篇3
关键词： 史记三家注 参考研究 古籍整理 数据检索
清末民初保靖学者瞿方梅的研究成果之一《史记三家注补正》，后人鲜有整理和研究，笔者在查看《学衡》期刊时，对其有所关注，《学衡》共载《史记三家注补正》八卷，从1925年第40期开始刊载，至1925年第45期（该期仍刊）中断，从1925年第55期续刊，接下来第57、58期皆有之，至此完结。
首先，瞿氏遗著的获取，笔者借助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这一平台，接著，在后期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翰堂典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同时，也在各大图书馆网站以及国外开放的古籍网站中l集了日常获取尤为困难的典籍扫描版。
笔者从整理成果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条目进行梳理分析，并将其粗略归类如下，以此展开相关考证、说明。
一、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相关古籍讹误：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都东冶”一条，笔者为进一步梳理闽县的历代沿革，故对相关的地方志以及专门的地理类著作进行查考，在查考过程中，对比发现就“建安郡在西晋时期的设立”时间问题上，出现了记载差异。《福州府志》①，作“太康三年”。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②、宋欧阳搿队叩毓慵恰发邸⑺瓮跸笾《舆地纪胜》④、明陈道《八闽通志》⑤亦作“太康三年”。又同出于《读史方舆纪要》的“福州府”一条下作“太康三年”，综上，知“x安郡”条下作“太康二年”，疑“二”为“三”的讹文，且为形近而讹。
以上所列举的版本中，其中有不少并非日常所能轻易接触到的，而在古籍数字化日益发达的今天，普通的研究者，也能有效且快速地获取有用信息，然后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像“二”、“三”这样及其细微的问题，也并非通读所能发现的，然而通过检索，研究者就会很快锁定差异，并对差异的产生进行分析，包括对差异产生时间的判断，对差出现原因的有据猜想等等。
二、利用数字化古籍发现的版本流变以及联系前人研究的现象：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兵未逾岭”一条，笔者对此进行检索，对《史记》⑥、《汉书》⑦的相关篇目的相关字眼进行比对后，发现了文本异文，即“x”、“领”两种写法，窃知《汉书》好用古字，而《史记》多从时人通用易解的写法，《史记》中《东越传》、《南越传》作“岭”，而《货殖列传》用古字“领”；《汉书》对应处，凡见皆作“岭”。但究其原因，并不甚解。于是，笔者进一步对此种现象进行查考，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⑧“兵未逾岭”一条下得出解释：“张守节虽以有古字为好本，未及详改，至宋而好本尽亡。《汉书》之存古则宋景文力居多。”据王说可知此赖张守节的回改做法，该种现象对于《史记》的版本流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有基于数字化古籍的比堪和进一步的检索，那么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想到王鸣盛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将对校、本校、他校的校勘与《十七史商榷》条目的总结性研究联系起来，从而由现象看到本质，由个例推究到一般情r。可见数据库这个窗口对于研究者视野的深广拓展的力量，非比寻常。
三、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错误或者例证不虺浞值南窒螅
（一）《东越传》“句章”一条下，瞿氏引赵一清著作时称其为《水经注刊误》。然笔者经检索和查考后发现，赵氏此书是对明代朱谋《水经注笺》的刊误研究，并非是对《水经注》本身的拓展研究，此驳瞿氏说误之一也；且见扫描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书影，确作《水经注笺刊误》，此其二也；又检索赵一清该书在后世书目类书中的著录，见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⑨卷四十著录作《水经注笺刊误》，而见丁仁《八千卷楼书目》⑩以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11}载赵氏《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然而据赵氏言，且通览全书体例，其刊误对象绝非《水经注》本身，故知瞿氏、二丁说法含混。日藏古籍的获取对于笔者而言，倘在早些时候，绝非易事，然而在今天，查看其书影，阅读其文本，也是相当便利的事。而对于书目类书籍的排比查考，在数据库的帮助下，也大大缩短了研究者四处搜集资料的时间，也降低了材料获取片面，遗漏殊多的概率。
（二）《朝鲜列传》“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12}一条下，瞿氏言：多者，卒正名。《卫霍传》“校尉仆多”亦名多也。下文“军多骄”、“故已多败亡”、“先纵失亡多”，乃训多少义耳，不得因彼概此。此言左将军麾下有卒正名多者，权率辽东兵，前行纵击朝鲜，而兵败散，多亦还走。于是左将军按多以军法斩之。读之可见，瞿氏以“多”为卒正名，其例证即为《卫霍传》中以“多”为名者。然而瞿氏例证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证据出现动摇，其说法也就不足为信。笔者对此又进行检索，发现此条已著于王念孙《读书杂志》{13}中《战国策》第一，证“朋”与“多”字形近易讹时，恰好举《汉书・卫霍传》中“校尉仆多”例，并引颜师古注“多”为“朋”之讹条为佐。王氏说和瞿氏说法的联系，是通过数据库检索实现的，识记能力有限且阅读非精深细致者，要做到很快将二者比对起来，难度系数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现代技术的进步，让天资有限的人在驳斥前人说法时持握了更为有力的武器，于是，“发育不足”的证据和说法自然会被轻易。
四、整理过程中利用数据库处理含校勘、句读的综合性问题：
（一）《朝鲜列传》“降相路人之子最”{14}一条，瞿氏言：上右渠子“长”注，徐广曰：“《表》云‘长’，《汉书表》云‘长’。音各。”《索隐》说同。愚窃以为此文“降”字，或即“长”“”字之f，当属上“长”字为句。下“长为几侯”句，亦失“”字，此及《汉书》颜师古注皆以降相，误中之误也。
原文作：“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定朝鲜。”笔者对此进行数据库检索，发现除此之外，《汉书・西南夷两朝鲜传》亦有“长为几侯”。徐广注列出异文，但]有明确指出他所认为的错误类型判定。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猜想，如果说徐广认为此处“长降”当是“长”的讹文，那么下文中当再次出现“长”的时候，与“长”不同，徐广也应当另外作注说明，但是现在所见，徐氏只在第一处作了注解，f明他所认为的传记中出现的几处的情r是一样的，可能都是夺文造成。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5}卷五有“降，相路人之子最”一条，钱案：“‘降’字当连上为句。‘长降’右渠子名也。《功臣表》作‘长’，‘’，姑落切，与‘降’声相近。小颜注《汉书》谓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此妄之甚也。下文‘长为几侯’，‘长’下亦当有降字。”
稽《汉书・建元以来侯者表》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功状户数”一栏作：“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始封”一栏作：“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鲜谋反，格死。”涅康侯最“功状户数”一栏作：“以父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始封”一栏作：“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后。”{16}特别要注意的是“几侯张”下有颜师古注“音格，又音各。”，且表中正文“相路人”“汉兵之，首先降，道死”句与小颜《传》注相近，显然小颜在作注时，是以表中所言作为依据的。
沈钦韩《汉书疏证》{17}卷三《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条下注：“《传》云‘朝鲜王右渠子长’脱‘’字。按：满燕人姓卫，此张非姓也。
据以上材料，传记作“长”定是有误，至于其后为讹文还是有脱文，还无法准确判定。窃就此有两种猜想：
其一，“长”后面脱“”，而“降”字非衍文亦非讹文。若是如此，可依小颜说，“降相”可通。后文一以贯之，具脱“”字。而小颜虽见到过汉表中的“张”，但没有将脱文补全。
其二，“长”字后的“降”为“”的音近形近讹文，依照此种说法，小颜的注解确实有误。但是这种情r伴随著另一个疑问的产生，传记下文中又出现“长”时，为什么不作“长降”。
瞿氏直接将小颜注定性为谬中之谬，恐也草率。又可见瞿氏说法与钱大昕几乎相同，瞿氏有可能参考了钱氏的说法。
瞿氏的这条补正，引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校勘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发现，显然是基于不厌其烦的多次检索和挖掘的，除了《史记》、《汉书》各传记、表的对校之外，还提供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两相结合，研究者会对异文产生一个初步的猜想和判断。
五、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参考材料出处以及攘善、径改现象：
（一）《司马相如列传》“扶舆猗靡”一条，《正义》失之。瞿氏言：“扶舆”犹“猗靡”也，盖叠连语字，与汉《瑟调曲》之“敷愉”，《方言》之“n愉”同义。颜师古曰：“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侍楚王车与也。”瞿氏言以师古说为是。
笔者检索关键词后发现，明朱谋 《骈雅训纂》{18}卷一下训纂二“扶舆猗委”一条下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扶舆猗靡。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舆相随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持楚王车舆也。’”谋 按：“此从师古说。字与汉《瑟调曲》‘敷愉’、《方言》十二‘n愉’皆双声字，义同。”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言辞稍略，相似度奇高。疑瞿氏参考了《骈雅训纂》一书该部分说法，但并未指出例证出处。
（二）《司马相如列传》“连驾鹅”一条，检索关键字，笔者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9}，“随”部第十“驾”字一条：“《中山经》：‘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左》定元传：‘荣驾鹅。’《古今人表》作‘驾’。”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在部分地方稍作修改，主要是对朱注的删省以及部分书名异称的变更，然未指出说法参考了《说文通训定声》。类似的参照朱氏说法的例子还有几条，例如《淮南衡山列传》中“ 凿棘矜”一条，检索之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履”部第十二，“剀”字下：“大镰也。从刀岂声。切地以芟刈者，亦名d。字亦作‘ ’。《史记・淮南衡山传》‘ 凿棘也。’”与瞿氏说法相似度高。又“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一条，“需”部第八下“臾”字：“《汉书》‘纵臾’读曰‘勇犹’，勉强也，字亦作‘尽。又《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艺文志》作‘鬼容邛’。‘容’、‘臾’、‘区’皆一声之转。”瞿氏又与朱氏举同一例证，结论亦同。
（三）《司马相如列传》“大行越成”一条中，瞿氏引姚姜村说为说，那么其所谓姚说究竟是姜村自己的《援鹑堂笔记》，抑或是他人转引，为了剥离出其中的真相，笔者又对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姚范《援鹑堂笔记》{20}卷二十三史部“大行越成”一条下注曰：“此盖斥成王也。{21}下云蹑梁父，登泰山。u《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盖当从鲁诗以《关睢》为刺康王而谓周道之衰也。”与瞿氏所引有不同。
恰是姚鼐《古文辞类纂》{22}卷六十六辞赋类六“大行越成”一条下小字注曰：“姜坞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与瞿氏所引完全一致，而也与今所见《援鹑堂笔记》稍有出入。
结合瞿氏文章中亦骤件引所谓姜村先生语，检索复核之发现，绝非引自其《援鹑堂笔记》原书，而皆转引自《古文辞类纂》。]有强大便捷的检索工具，我们也不会发现《古文辞类纂》与《援鹑堂笔记》文本的细微差别，]有察觉这些细微差别，我们也就无从知道瞿氏所谓姜村先生语出于何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瞿氏当时的研究参考书目之一确为《古文辞类纂》这种当时读书人的案头书，在研究赋文学时，他也倾向于这类书籍的辅助。
（四）《司马相如列传》“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23}一条，瞿氏以为“上下相发”，绝句。“发”、“翼”二字为。曾文正以“允答”属上读。恐未然也。
而笔者以为瞿氏断句恐有误，正文“上下相发”前一句为“天人之际已交”与“上下相发允答”意思几同，符合司马相如行文特点。
笔者检索《文选》{24}卷四发现，相如此句下有张铣注曰：“上下谓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发意信欲e天子之德，而天子犹兢兢而惧，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照此推测，张氏的断句与瞿氏同，瞿氏断法可能是受了六臣注《文选》的影响，且瞿氏在该篇研究著作中数次提及六臣注的版本，说明他对六臣注本《文选》是有所参考的。当然，也不能轻易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是瞿氏并]有注意张氏的说法，只是偶然暗合。
基于检索和多方考量，笔者对此句句读进行了分析，以檎拧ⅵ亩氏的断法有待商榷。首先张氏将“上下”解作“百姓百官”，作为“相发允答”的主语，但是以此为主语接下文“兢兢翼翼”，“兢兢翼翼”原本的主语应当是“圣王”，可是此处，依照瞿意，主语显然已经更q，不合文法。第二，该句的上一句已经提到“天人之际已交”，这里的“天人”与下文“上下”所指其实应当是相同的，均指“上天”，所谓“上”，“圣王”所谓“下”，句式既整饬，又和文法。
至于押韵，“发“上古属”月部，“答”属“缉”部，“翼”属“职”部，三者皆是入声，两两之间相互不存在直接的旁转关系，瞿氏的部说法难以站稳。
（五）《循吏列传》“僮子不犁畔”一条，瞿氏言“犁”当读“离”。《礼记・少仪》“牛羊之肺犁而不提心”，“犁”本作“离”，是“犁”、“离”通用之证。僮子谓奴隶之属也。与上竖子别，竖，未冠者也，见《楚语》注。
笔者借助扫描本古籍，稽阮刻本《礼记・少仪》篇，正文作“离”，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正文亦作“离”。阮刻本《仪礼疏》第十三卷郑注引《礼记・少仪》此句作“离而不提心”，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均作“离”。
仅《礼记》附《释文》音义作：“犁，本又作离。”。知阮校搜罗多种版本，故核阮元《仪礼》《礼记》校勘记，亦均未见“牛羊之肺离”一条出校记，也就未说明其他各本有文作“犁”。
瞿氏所言判断无误，但不知其所据《礼记》为何本？是其所见本正文作“犁”，还是瞿氏受陆氏音义影响，径本陆说但此处未详加解释。就笔者现所见，无法判断瞿氏是否又见到阮元未见之本如瞿氏所说。
六、总结
笔者以瞿氏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旨在剖析其研究思路的同时，阐明e时代下的古籍校读新趋势，即以高科技为学术研究的新的驱动力，在获取到更广泛的校读资源的同时，又能将研究的方向深细化、系统化，使研究的热莞趋于周全精核。
此小文的撰写，颇不成熟，特别是对于瞿方梅有攘善之嫌的猜想，还有待博物君子解决之，笔者学力有限，且初学学浅，颇多情r的考虑，殊不周赡，例如笔者所提到的瞿氏可能参考到的书在当时的通行情r，如果实属不易得之本，则笔者的猜想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清干隆十九年刻本.
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④清影宋抄本.
⑤明弘治刻本.
⑥清武英殿本.
⑦清武英殿本.
⑧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⑨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⑩民国铅印本.
{11}清光绪刻本.
{12}瞿方梅句读与今通行标点本不同，疑其存在句读问题，为了不影响文章阅读，故此处笔者特不加标点.
{13}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此条的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15}清干隆四十五年刻本.
{16}《建元以来侯者表》涅康侯最“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太初二年，康侯最死，无后，国除。”.
{17}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刻本.
{18}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9}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0}清道光姚莹刻本.
{21}“斥成王”，姚范此书多处用“斥”作“指”之意，例如卷二十三史部之“今之王斥文王”，卷二十九史部之“此智者疑斥彪也”，卷三十七集部之“此本斥汲古阁本”等等。稽《康熙字典》（同文书局本）“斥”字下亦收“指”这一义项.
{22}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23}此条的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24}四部丛刊景宋本.
参考文献：
[1]学衡[j].1925，58.
[2]福州府志[m].清干隆十九年刊本.
[3]（嘉定）赤城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舆地广记[m].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5]舆地纪胜[m].清影宋抄本.
[6]八闽通志[m].明弘治刻本.
[7]史记[m].清武英殿刻本.
[8]汉书[m].清武英殿刻本.
[9]水经注笺刊误[m].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
[10]四库全书考证[m].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1]八千卷楼书目[m].民国铅印本.
[12]善本书室藏书志[m].清光绪刻本.
[13]读书杂志[m].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说文通训定声[m].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5]援鹑堂笔记[m].清道光姚莹刻本.
[16]古文辞类纂[m].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17]文选[m].四部丛刊景宋本.
考古学笔记篇4
一、背景
进入21世纪，“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经成为界定人才的标准。因此，课堂教学形式也必将发生一定的改变。而千百年以来，讲授式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权威方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老师直接告诉学生答案来得更简便有效呢？作为一名工作了十多年的教师，笔者一直恪尽职守的精心备课、认真授课、努力解答学生的问题。希望自己的价值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使学生能够收获丰硕的果实。
二、问题的产生
笔者所任教的（21）班级是一个快乐、自信向上的群体，同学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认真刻苦地汲取着知识的琼浆。经过一个月的磨合、相处，我们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和谐。可是在讲授文言文《史记》选读《屈原列传》时，笔者发现课堂气氛怪怪的。开始时，同学们一如既往地用心捕捉着文言实词的意思、文言句式的特点，认真地记着笔记，可当提到本文的主旨、艺术特点、文学价值时，他们一脸的无所谓，似乎都在等着答案的出现。笔者充满期望地让他们讨论屈原“抱石自沉汨罗江”的意义时，气氛更是沉闷，只有几个学生在嘀咕：“爱国是重要，可也不能自杀啊，有点不值啊！”“就是，楚怀王又昏庸，到别的国家去不是更好嘛！”但马上又有学生打断：“你管那么多干啥，高考又不考”，“文言文记点重要字词不就完了”，“听老师讲答案就是了”……这是怎么了？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孩子，面对祖国灿烂的文学名篇，怎么会如此急功近利，思考又怎么会如此地浅薄？他们的激情到哪里去了？
三、问题的症结
笔者知道这样的状态很是危险，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没有思考、发言的兴趣，教师也会失去上课的激情。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古诗文教学就很难进行下去，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课后通过找学生谈心，笔者希望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当问他们“为什么上文言文课你们不愿意讨论问题、积极发言”时，语文课代表吞吞吐吐地说“老师，文言文我们本来就不太懂，回答的又不对。高考也不考课文内容；再说了，每次你都要说标准答案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的学生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缺乏信仰，强调个性发展的新时代，让他们一下子领悟屈原投江自沉时痛苦的内心挣扎，领悟杜甫登高时的愁肠百结，领悟李密不愿出仕却不能贸然反抗的无可奈何……这些的确有相当的难度。时代的变迁，对传统文化的全盘颠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21世纪“90后”的个性张扬，使得学生与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思维方式都有着一定的隔膜。如果缺乏一定的时代背景，又没有对作者的生平分析，让学生学会“知人论世”，学生真的很难理解文本内容，走进这些古代人物的内心世界。
同时，语文学科高一、高二考试还有一个特点：“学什么不考什么”，他们做的期中、期末试卷基本就是高考模拟卷，与高三学生试题差不多，这就造成课堂教学与考试之间的断裂。学生上课自然不想听你分析课文内容、思想意义，反而不如拿这些时间去做一些支离破碎的语言文字基础题，更容易在考试中拿到高分。于是，在向高考进军的途中，老师无奈，学生自觉，将语文美丽、丰富的人文内核拎出来，弃之不理。
并且，笔者自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笔者总会精心准备一些问题，再为每一个问题精心设计一个“标准答案”，很少让学生尝到“收获的喜悦”。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总结，他们便不再愿意自己思考，只要等老师说出正确答案，记下来，背下来，就万事大吉了。
当老师习惯于“告诉”式教学，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思考的乐趣便被剥夺了。学生怠于思考，课堂便少了机趣，多了模式；少了活力，多了沉闷。教师和学生便都有了一种倦怠。
四、问题的解决
（一）策略的构思
到底该怎么办？空洞的鼓励、说教肯定不行。笔者希望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适应高考的标准化考试和让学生学会学习、积极思考、获得人生未来的快乐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
晚清学者魏源曾经说过“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暼；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疱丁之一啜。”这里说到实践、体验的重要性。做任何事情，只有亲身实践，用心体验，才会得到最有力的答案，才能使自己得到长足的进步。学习中不是更需要这种亲自体验吗？
笔者不能责怪学生，而是应该把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舞台还给他们，让他们在课堂上用心体验，主动积极的思考，从而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二）策略的实践
在古诗文教学中，笔者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引导学生去体验古典文学的缤纷多彩，让体验成为课堂教学的灵魂。
1.返璞归真，让学生在诵读中体验
考古学笔记篇5
【关键词】 古诗文 积累 策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语文教学要重视语言积累、感悟、熏陶和培养语感，致力于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古诗文积累应是语言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篇。”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切实落实新课标要求，高质量地引导学生积累古诗文，为今后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呢？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诗文积累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要想取得成绩，必须要讲究方法。笔者以为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尝试。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自身深厚的古诗文功底是对学生积极的榜样激励。教师的出口成诗、字字珠玑是对学生最好的熏陶和感染。这种人格魅力，会激发并促使学生努力学习、自觉积累。因而，在教学之余，笔者搜集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等古文作品，一方面自己记诵、积累，另一方面更是激励学生学习、背诵。
2. 温故知新让记忆更长久
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笔者在教学时经常调动学生的积累，以旧知启新知，化难为易， 使学生易学乐学。如《爱莲说》中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之”字学生难以理解，笔者便提醒他们回忆《扁鹊见蔡桓公》中“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中“之”的意义，学生便懂了，这儿的“之”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使其充当分句，不译”的意思，而且记得牢。
3. 授之以渔才能游刃有余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最好的学习是方法的学习。教给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方法，使他们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独立地探索古文化的奥秘，才能真正让他们觉得积累古诗文是有趣的、是轻松地、是有用的。教学中，笔者指导学生用归纳法、表格法收集整理积累常用的实词、虚词、古今异义词，注意通假字、词类的活用、一词多义等现象；教会学生借助语感和语境、结合课文注释、利用工具书、联系上下文等方法来推断词义；教给学生先通读全文，理解文意，再逐句直译或意译，理解大意的总的翻译方法；传授专有名词、修辞句、特殊句式等的具体的翻译方法；指导学生分析结构、评点技巧、品味语言、赏析特色。在学生利用这些方法充分动脑动手之后，老师再对疑难点进行点拨，把学生脑子里储存的知识点击出来，派上用场，让学生感到古诗文学习只要掌握了方法学起来并不难。
4. 让多种感官共同参与
有心理学家证明，人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的10%，自已听到的20%，自已看到的30%，自已同时听到和看到的50%，在交流过程中所说的70%。这一结果说明，多种感官参与能有效地增强记忆。在古诗文学习中，笔者经常制作或利用已有的多媒体课件，借助形象、色彩、声音、情感的神奇配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让学生从画面上，从诵读者口中，从悠扬的乐声中，想像着、体味着、感受着古诗文的艺术魅力，从而进入诗歌所描写的情境，体会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此外，运用多媒体训练学生背诵效果也很好。可以用缺字法训练背诵，从易到难，不断减少屏幕出现的字数，最后让学生全文背诵；还可以利用幻灯片变换画面，让学生根据画面背诵古诗文。这两种背诵方式学生都比较喜欢。多媒体的运用，调动了学生多种感官，使学习形式不再枯燥单一，事半功倍。
5. 适当延伸，加强积累
在学生有一定积累量的基础上，在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笔者常由一首诗延伸到与其主题相同的、或内容相关的、或同一诗歌流派的、或同一诗人的其他诗作，这样的相对集中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多的积累。如教学《中秋咏月诗词三首》，调动学生吟诵其他咏月名句；学习《鸟》专题，鼓励学生比较三首咏鸟诗的异同，赏析各自的特色，查找更多优秀的吟咏鸟类及其他动物类的作品。
6.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运用
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运用。诗文源于生活，引导学生把在生活中观察到、体验到的东西用古诗文进行表达，能促进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与感悟。另外，学生在积累古诗文的过程中，常把灵活秀美的古诗文，像于漪那样引用或活用在自己的作文中，使文章增色添彩，文采斐然，令笔者倍感欣慰。古诗文还可以成为学生作文训练的载体。如在教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文时，为考查学生是否达到文贵自得这种境界，笔者要求学生展开合理的联想和想像，把这篇文言文用现代汉语改写成散文。这样，学生既能深入领会古诗文的内涵，又锻炼了文笔。
7. 竞赛中才见出真功夫
合理的竞争有利于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引领学生积累古诗文的过程中，开展竞赛活动非常重要。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既可以提供展示平台，促使学生发挥特长，尽显风采，又利于激发成就动机。因而，笔者在教学中曾多次开展古诗文朗诵活动、古诗文对抗赛、古诗文擂台赛、古诗文名句默写竞赛等。在活动中，学生们展现了古诗文积累功底，更增强了积累的信心。
当然，莱布尼兹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所谓“教无定法”，“学无定法”。但是，我们都知道，“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学生才能对古诗文保持浓厚的兴趣，从而主动学习古诗文，积累古诗文，在古文化的浸润中，丰富自己的语言，积淀自己的文化功底，提高自己的素养，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 秦训刚、晏渝生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 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考古学笔记篇6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 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 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一点点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考古学笔记篇7
［关键词］六朝；笔记小说；词汇；价值
一、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价值和特点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因子，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任何社会的变迁都会在词汇内部留下痕迹。六朝①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此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灾祸连年，人们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也随着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迁而发生改变。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六朝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它紧承秦汉，远续隋唐，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今从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词汇呈现出与上古迥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要求语言承载更多的交际信息，因此大量新词语新用法应运而生，许多先秦旧词语此时也发生了演变，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义项；常用词义位发生更替，同义词反义词显著增加，单一义位多义化，产生大量多义词。同时，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时期，佛经的汉译加大了对双音节的需求，客观上加快汉语双音化的步伐。双音节的迅猛发展，为后期双音化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来词的吸收和中土化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权威工具书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汉语中很多新词新义，它们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在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口语词和常用词（广义上包括基本词）的研究，因为它们最接近实际语言，“是后人了解当时语言的最可靠的依据”②。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汉译也随后开始。佛教是面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因此，佛经翻译要通俗化才能争得更多的信奉者。而从事翻译的外籍僧人大多汉文修养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这就在客观上使佛典翻译成为影响汉语书面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篱而接受口语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晋以后，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六朝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白话。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佛经翻译……等，都用白话写成，它们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主要依据。”④六朝笔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记录，同甲骨文、先秦诸子、唐代变文、宋儒语录、明清白话小说被作为汉语词汇史上不同阶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对断代词汇面貌的了解。
小说在六朝以前被人们看作是“街谈巷议”，大多散见于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场面和战争的描写都属于小说的范畴；《史记》列传中很多关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却依附于正史。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在民间流传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说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语言实际。六朝笔记小说包括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以描写神仙鬼怪为主旨，包括《幽明录》《异苑》《搜神后记》《拾遗记》等；志人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特点为主，包括《语林》《殷芸小说》《笑林》《郭子》等。六朝时期社会纷乱，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都处在不稳定的恐惧中，因而脱离现实转向神道鬼魅成为平民的一种价值趋势，清谈放诞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变化的社会生活折射在语言中表现为：志怪小说中关于神鬼精魅、生死丧葬、羽化升仙的词语特别多；志人小说中对清谈品评、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较鲜活。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已经具备小说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和语言表达的丰富。关于事件、时间、人物外貌、语言、行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词语非常发达，这构成小说词汇一大特色，也成为后期各阶段小说词汇继承发展的前源。
六朝笔记中还有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不仅在小说中出现，在同期乃至后代文献中也出现。例如“惭”本义为羞愧。《易·系辞上》：“将叛者其辞惭。”六朝时期产生了新的义项，指“感谢”。《搜神记》卷五：“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再如“催”本义为催促、促使，六朝时指“快速”。《异苑》卷八：“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幽明录》卷三：“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此外还有“波（逃跑）、郎（奴仆对主人的称呼）、阿堵、那忽、何物、如馨、忽忽、方幅、踊跃（喜悦）、狡狯”等。同时也出现大量六朝时期新用法，例如“兵戈（军队）、处分（吩咐）、反侧（惶恐不安）、风流（风度）、居然（显然）、逡巡（极短时间）、荼毒（悲痛）、潇洒（偶然）、斟酌（掌握）”等。这些口语词和新用法有一部分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而相当数量却保留在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因此“要追溯近代汉语，即古白话的源头，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词语”⑥。同时，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滥觞，也为后代文学和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百感交集、登峰造极、一往情深、引人入胜、瓜田李下、含沙射影”等脍炙人口的熟语均来自六朝笔记；《窦娥冤》的雏形源于《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早见于六朝笔记。
六朝是佛教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⑦，随着外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佛教开始渗入中土文化各个领域。不但充实了汉语词汇，而且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佛经中的比喻造词及多层次构词法为汉语词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同时，大量汉语词汇被赋予了佛教的语义，例如“布施”原义为施恩惠于人。《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布施”变为梵文dana（檀那）的意译词，故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食。再如“大法、道德、恶道、居士、礼拜”等。另一方面，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也逐渐退去佛教的外衣而中土化，例如“方便、轮转”等。六朝笔记小说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意义重大，对此期词汇进行全面的考察将会非常有价值。
二、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作为六朝词汇面貌的代表，六朝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的口语词，因而在语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古汉语通释性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同时也出现六朝笔记小说的专题研究。
.考释性的文章在单篇论文中占很大部分，这类成果针对六朝笔记小说中的词语进行考释，通过比类和归纳等方法，运用互文、对文来考察单个词语的意义。这些论文对于词义的挖掘和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意义；断代的系统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只有江蓝生（1983）《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方一新（2000）《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针对专书研究的论文比较多，特别是志人小说中的《世说新语》。例如郭在贻（1984）《〈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殷正林（1984）《〈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新词新义》，方一新（1990）《〈世说新语〉词语札记》，王云路、刘坚、黄征、蔡镜浩、苏宝荣、蒋宗许、汪维辉等在《世说新语》的考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志怪小说方面有：王宝华（1987）《〈搜神记〉汪校补正》、骆小平（1990）《〈搜神记〉所见六朝新词考论》、刘钊（1995）《〈搜神记〉全译指瑕》、方一新（2000）《〈异苑〉词语校释琐记》、真大成（2002）《〈搜神记〉词语校释琐记》等。
2.除了语义上的研究外，关于复音词和构词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亚（1982）、韩惠言（1990）针对《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展开了讨论，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探讨《搜神记》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李杏华（1996）《〈世说新语〉双音复合词内部形式反映对象特征的类分》，邓志强（2005）《〈幽明录〉偏正式复音词构成方式的纵向比较》等。在词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说新语〉的词序》，张鸿魁（1992）《〈世说新语〉并列结构的字序》。这些研究对六朝时期复音词和构词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此领域的研究专著中，系统的当推江蓝生（1988）《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它“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⑧。该书以六朝笔记小说为研究对象，考释了330余条词语，发掘了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新词新义以及特殊用法，成为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开山之作；吴金华（1994）《世说新语考释》，共考释了250余条口语词，通过钩沉史证，解决了很多文献中的语义问题；周俊勋（200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系统地对六朝志怪小说词汇进行了梳理，将汉语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探讨了词汇史上一些常用词归并的系统，从韵律的角度解释了双音词的构词过程，运用词义投影来解释汉语的词汇化，为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通释性的专著中，也有学者大量选用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如蔡镜浩（1990）《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1992、1993）《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特别是汪维辉（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书中选择了41组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运用的许多例证都来自六朝笔记小说。
在资料的整理译注方面，余嘉锡率先对《世说新语》进行校注，随后出现不少同类的注释专书。如徐震堮（1984）《世说新语笺疏》《世说新语校笺》，杨勇（2000）《世说新语校笺》，张撝之（1996）《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刘尚慈（1998）《世说新语译注》等；汪绍楹（1979、1981）、齐治平（1981）、周楞伽（1984、1988）、郑晚晴（1988）、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1999）等人对志怪小说进行辑佚，为志怪小说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词典编纂方面张永言、张万起（1992、1993）等人先后编著了《世说新语辞典》，为志人小说材料的条理化开辟了新途径。
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从考释到整理，从构词法到辞典编纂，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偏重于个案，特别是疑难词语和特殊词语的考释，忽略对词语发展规律的系统性探讨和对理论的解释。对常用词的研究还很薄弱，较多集中在单音词义位的更替上，成系统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对志人小说的研究力度远超过对志怪小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更好地把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将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来讨论常用双音词的更替，探究词语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在六朝时期出现，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双音词。它们源于中古，在历时的变迁中，很多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些词语的义位转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六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广义指魏晋南北朝，今从方一新、王云路说法，指广义六朝。
②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见《中古汉语研究》第12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向熹：《简明汉语史》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⑥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前言）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载《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
考古学笔记篇8
[关键词]《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十一世；augustean；augustaion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3 — 0108 — 04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在大量相关专著中，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03-2000）1965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备受推崇，至今，累计重印达16次之多。笔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深感考据工作的繁重，尤其是一部分人名、地名及术语，多来自土耳其、希腊、阿拉伯等非英语文献，其具体所指及恰当译名颇需斟酌。斯蒂文先生虽为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大家，但书中个别细节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即主要探讨该书一处重要地名的错误。
一、关于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地名疑点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用第十章介绍君士坦丁堡5月29日城破前后的情况。而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其死亡及遗体下落，历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且众说纷纭，几乎成为一桩历史疑案。斯蒂文书中大致记录了三种说法：从土耳其方面流出，并盛行于意大利人黎凡特殖民地一带的版本表示，两名自称杀死了皇帝的土耳其士兵将一颗头颅带至土耳其苏丹二世营帐，在场的拜占庭高官（已沦为阶下囚）确认了它的身份，苏丹于是下令将头颅置于某广场圆柱上示众，稍后更送往伊斯兰世界各王庭以显国威。第二种说法来自意大利人，他们提到，皇帝尸体从未被发现。第三种说法主要来自皇帝密友，希腊人弗朗茨——土耳其人发现一具尸体，袜子及护胫套上有双头鹰的皇家标志，并以此判断这便是皇帝本人，随后将尸首交予希腊人安葬。〔1〕
关于第一种说法，原书如此写道：
a story was circulated later round the italian colonies in the levant that two turkish soldiers who claimed to have killed constantine brought a head to the sultan which captured courtiers who were present recognized as their master’s. mehmet set it for a while on a column in augustean forum， then stuffed it and sent it to be exhibited round the leading courts of the islamic world.〔2〕
此段描述中，存在疑点的为一地名augustean forum，显然，这是某个广场的名字，从上下文可以判断，首先，该广场应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其次，广场的一大特征便是竖有圆柱。但它究竟对应君士坦丁堡的哪座广场，应当如何翻译呢？笔者遍寻斯蒂文·朗西曼书中附带的君士坦丁堡地图，未见其踪影。〔3〕当然，这也可能是原书地图过于简略的缘故。然而笔者查阅词典及网络，均未见augustean forum。结合augustean发音及东罗马帝国历史背景，笔者首先联想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但奥古斯都约定俗成的英文拼写为augustus，与augustean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书中地图上同样没有所谓“奥古斯都广场”。笔者进而想到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但奥古斯丁的英文拼写为augustine，也与之不符。至此，关于“augustean forum”的正确理解及翻译，出现了难题。既然不能确认该词组的所指，也就不可妄加杜撰译名了。因此笔者决定考证出这个地名的精确含义。
二、从不同资料来源对比该地名所指
在原书中无法落实augustean forum具体解释，我想到利用手中不同学者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著作，经对比相似章节内容，发掘该地名更多线索。
中文资料方面，国内关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著作，往往缺乏细节，如陈志强先生在《拜占庭帝国史》中，关于帝国灭亡时末代皇帝命运，仅提及君士坦丁英勇战死，但并未描述尸体下落。〔4〕所幸日本历史学家盐野七生所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已被译成中文，关于君士坦丁皇帝最后的结局，书中记载如下：
“不久，两名土耳其兵被带了进来，说已斩下皇帝的首级。他俩把抱着的头颅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回答说这是皇帝的头颅。二世下令把头颅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上。”〔5〕
盐野七生的记载与斯蒂文书中第一个版本高度相似，但未明确指出头颅示众的地名。然而我们同样可获得有益的信息：既然头颅是“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上”，《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则记载头颅挂在augustean 广场的圆柱，有理由推断，后者所说广场，很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
仅此一条线索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又查阅了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所著《1453：君士坦丁堡圣战及伊斯兰与西方之冲突》一书，其第15章对君士坦丁之死有以下记载：
later in the day some janissaries， possibly serbs， brought a head to the sultan； according to doukas， the grand duke lucas notaras was present at the scene and confirm the identity of his master. the head – or a head – was then fixed on the column of justinian opposite st. sophia as a proof to the greeks that their emperor was dead.〔6〕
这段叙述与前文两个版本大致相仿，关于首级示众的地点，则增加了一段有趣的细节，即头颅悬挂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查士丁尼之柱（the column of justinian）”。
塞尔维亚学者米贾托维奇（cedomilj mijatovic）在其著作《君士坦丁，最后的希腊皇帝；或，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一书中，也有着相似记载，原文如下：
the sultan ordered that the emperor’s head should be exposed on a column of porphyry which stood on the open space in front of the imperial palace. 〔7〕
斯蒂文版本提到了广场名及圆柱，盐野七生提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克劳利版本指出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查士丁尼之柱，而米贾托维奇声称是皇宫前方广场上的石柱（圣索菲亚大教堂恰恰位于皇宫区，因此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关于该地的大致方位，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不过君士坦丁的头颅放置的具体地名究竟为何，我们依然未见端倪，需要进一步查证。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诺沃（andrew novo）在《城市女王》一书中这样记录苏丹对君士坦丁十一世首级的处理：
take the head and place it on top of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 for all to see. let it stand there until nightfall tomorrow. then take it and have it stuffed with straw so that we may send it throughout our kingdom to bear witness to our victory.〔8〕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地名拼写“top of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与前文三个版本相同的是，安德鲁·诺沃也认为皇帝头颅被置于石柱顶端；不同的是，他明确记载的地名并非augustean，而是augustaion，两者虽然近似，但仍存在微妙差异。至此，笔者的考证出现了两个资料来源提供的同一事件，不同地名，究竟孰是孰非呢？
安德鲁·诺沃虽然是地中海历史专家，但《城市女王》一书是偏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参考价值需有所保留，而了解这段历史一个重要途径是查阅关于君士坦丁十一世生平的专著或传记。英国拜占庭学家唐纳德·尼科（donald nicol）1992年的专著《不朽的皇帝》是研究君士坦丁十一世方面的权威著作，该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皇帝的死亡，记载版本多达数十种。笔者经过仔细甄别，从中筛选出与前文吻合，来自希腊历史学家道卡斯（doukas）的记录，原文如下：
the sultan then sent both of them with the orders to bring him the emperor’s head. they rushed off to find it， cut it off and brought it to sultan， who turned to the grand duke and said：’tell me the truth. is this the head of your emperor？’ he looked at it closely and replied：’ it is his. it is the head of my emperor.’ others examined it and indentified it. then they fixed it on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 and it hung there until evening. later its skin was peeled off and stuffed with straw and 〔the sultan〕 sent it around as a trophy and a symbol of his triumph to the ruler of persians and the arabs and to the other turks.〔9〕
根据唐纳德·尼科的描述，该版本说法大约由道卡斯在1462年后记录，与罗杰·克劳利的版本几乎相同（克劳利也提及此说源自道卡斯），所提到的负责鉴别首级身份的“大公”（the grand duke）也就是克劳利书中的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时任拜占庭“大公”，拉丁文拼写为megas doux，希腊文拼写μ？γα？ δο？ξ，约相当于海军司令〔10〕），微妙的差异在于，克劳利不曾直接给出地名，但给出了石柱名称，而唐纳德的版本直接表明示众地点就在augustaion，与安德鲁·诺沃的说法相同。
至此，又一份资料将皇帝头颅示众之处，指向augustaion，并且对整个事件其他方面的叙述，与上述各参考资料大致吻合。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究竟皇帝首级，被置于augustaion广场，还是augustean广场？笔者无法简单给出结论，因为只能证明存在地名拼写差异，却不能排除唐纳德·尼科等学者出错，而斯蒂文·朗西曼正确的可能。因此我们需要就这两个近似地名，展开下一步考证，以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
三、augustean与augustaion之考证
要在两个希腊地名中进行考证，笔者首先想到的最快捷方法，便是直接查询维基百科英文版，以获得初步资料。经检索，维基百科中，并无augustean词条，而augustaion却赫然在列。其介绍内容大致如下：augustaion（拉丁文拼写为augustaeum）是一座在古代及中世纪时期重要的拜占庭广场。其雏形由罗马皇帝塞维鲁修建，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作为帝国新都后，大兴土木，在此修建了石柱雕像以纪念其母后海伦娜。利奥一世皇帝于459年进行过重修。随后在530-540年间，为了弥补尼卡起义造成的破坏，查士丁尼一世再次进行大规模翻修。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一度是开放的公共市场，但在查士丁尼修缮后，逐渐变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院，被廊柱环绕并不再对公众完全开放。至15世纪拜占庭晚期，广场开始破败，最终在16世纪被入主的奥斯曼人毁坏，今天仅余残迹。该广场位于君士坦丁堡核心区域，北邻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南接宙克西帕斯浴场（baths of zeuxippus）及老皇宫，东面有两座元老院建筑，西南方则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广场内标志性建筑为多座皇帝或皇亲石柱雕像，其中最富盛名的为查士丁尼之柱（the column of justinian）。〔11〕
从地点（君士坦丁堡市内，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及特征（建有石柱，包括查士丁尼之柱）来看，维基百科上的augustaion与前文引用各资料大体相符。不过，维基百科作为开放、免费的网络百科，其资料严谨性往往不如传统工具书，其信息仅能作为参考，不宜作为核心证据。因此，笔者转而查询更为专业的资料。
关于拜占庭历史方面的工具书，一般首推由俄裔美籍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卡日丹（alexander kazhdan）主编的《牛津拜占庭辞典》。在该辞典中，笔者同样只查到augustaion，未查到augustean。其主条目如下：
augustaion， enclosed open space in constantinople， situated south of hagia sophia. probably carved out of preexisting agora called the tetrastoon， the augustaion is ascribed to constantine ⅰ who is said to have placed in it a statue of his mother helena on a column. remodeled in 459 and again by justinianⅰ， the augustaion served not as a public forum but as a courtyard of restricted access. it survived as an open space until the end of the empire.〔12〕
《牛津拜占庭辞典》中的相关介绍虽然简略，但基本信息与维基百科内容一致，在augustaion下子条目中，同样列有查士丁尼之柱（justinian’s column）。考虑到该辞典的权威性与全面性，笔者开始倾向于正确地名应为augustaion，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需从不同角度，搜集更多资料，列为佐证。
《八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是一本以佚名古希腊手稿《历史简章》（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成书约在8-9世纪）为基础的研究该年代拜占庭首都重要建筑与古迹的著作。书中包含若干君士坦丁堡地图，关于8世纪城市皇宫区（君士坦丁皇帝被枭首示众的地点在该区域内）的地图对本文颇有参考价值。而该地图上没有所谓augustean广场的踪影，在索菲亚大教堂南侧确实有一座广场，广场名地图上标为augustaeum（即augustaion的拉丁文拼写），而广场中标有查士丁尼之柱。〔13〕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墙及周边古迹》一书是研究君士坦丁堡建筑的重要学术著作，斯蒂文·朗西曼本人也对该书赞誉有加，并视为重要参考书。〔14〕其中一张详尽的君士坦丁堡古城全图对笔者的考证很有帮助。在此地图上，遍寻每一处广场，同样未见augustean字样，而在君士坦丁堡东南皇宫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南同一位置，标注着forum of augustaion的名字。〔15〕其周边建筑分布也与《牛津拜占庭辞典》及维基百科如出一辙。
由于笔者考证的广场大致在皇宫区一带，故特意查阅了这方面的专著《君士坦丁堡大皇宫》，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专门介绍皇宫附近的广场：在大竞技场东墙与皇宫陆上边界之间，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南，有一片东西宽约144码，南北长约550码的广阔空地。……今天，其地域大部被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the sultan ahmed mosque）占据。而在拜占庭时代，人们往往称它为augustaion，有时也简称为“广场”。书中继而介绍了广场周边一些知名建筑，如宙克西帕斯浴场、元老屋等。〔16〕这些记载可与前文关于augustaion的不同资料来源互为印证。
至此，笔者认为结论已经比较明晰了。本文考证的核心内容，是关于1453年5月29日，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阵亡后，其头颅示众的确切地点。就此事件本身，斯蒂文·朗西曼与笔者引用其他四位作者的描述并无本质差异，他们都认同皇帝被土耳其士兵斩首，头颅被带到苏丹身前，并随后被放置在某地的石柱顶端。——区别在于，斯蒂文认为该地地名为augustean广场，而安德鲁·诺沃与唐纳德·尼科则认为是augustaion，盐野七生、罗杰·克劳利和米贾托维奇虽未指明地名，但给出了有益细节：该地位于君士坦丁堡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甚至给出了石柱名称——查士丁尼之柱。笔者根据以上线索，对augustean与augustaion两地名进行辨析考据。而多达五个不同资料来源均指向augustaion，同时，不论辞典、专著或地图，均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所谓augustean广场。augustaion广场不仅满足位于索菲亚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竖有石柱（包括查士丁尼之柱）等重要特征，且在君士坦丁堡古城大皇宫区仅有这一个大型广场。
综合以上资料可见，斯蒂文·朗西曼先生的记载仅仅为一个孤证，而大量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表明，皇帝头颅示众的场所，应该为augustaion。笔者可有把握地认定，所谓augustean一词，应为augustaion之误。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极可能是原作者在不同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英语）中来回转译所造成的疏漏，当然，也可能是简单的笔误。虽然这个错误看似微小，但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不纠正，也会对读者延伸阅读或进一步钻研，造成困扰，更会为国内读者的理解带来难题。
至于这一地名的中文翻译，笔者认为不可望文生义——君士坦丁大帝兴建此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母亲海伦娜太后，这也是广场名称的来源。罗马帝国男性皇帝一般称奥古斯都，而女皇或皇后、太后，则往往用奥古斯都的阴性格式“奥古斯塔”（augusta），至此，笔者认为，该地名的中文名称，译为“奥古斯塔广场”为宜。
〔参 考 文 献〕
〔1〕 steven 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43-144.
〔2〕 steven 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143.
〔3〕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88.
〔4〕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51.
〔5〕 盐野七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杨征美译，台北：三民书局，2006：154.
〔6〕 roger crowley，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m〕.new york： hyperion， 2006：229.
〔7〕 cedomilj mijatovic. constantine，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o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m〕.london： s.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2： 229.
〔8〕 andrew novo. queen of cities〔m〕.washington： coffeetown press， 2010：294.
〔9〕 donald nicol.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85.
〔10〕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330.
〔11〕 ep/olm http：///wiki/augustaion〔ep/ol〕
〔12〕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z〕：232.
〔13〕 averil cameron， judith herr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the 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m〕.new york： brill academic pub， 1984：13.
〔14〕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218.
考古学笔记篇9
充满智慧的语文教学，应该是诗意的教学。即使是在备考的高三阶段。追求诗意教学和高考总复习并不相悖。综观近几年的语文高考，试题越来越活，以安徽卷作文题为例，07年《提篮春光看妈妈》、08年《带着感动出发》、09年《弯道超越》、10年写《吴兴杂诗》引发的联想和思考、11年《时间在流逝》，无不关注考生主体精神的构建和发展，强化语文学科的人文滋养，让人感到无限的诗意和温情。这说明我们在高三必须摒弃枯燥和模板，关注纷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提升人生境界，让学生告别冷漠，活跃思维，恢复生气，才能真正地应对高考。
诗意的教学应当浮动师生的情绪、灵气和悟性。这种情绪、灵气和悟性是师生对人生经验、情感经验、社会经验、生活经验、阅读经验、课堂经验等各种经验集合起来之后产生的。如果把整个语文教学比作夜空的话，那么师生的情绪、灵气和悟性无疑是整个夜空中最耀眼最动人的星光，如果没有这些星光，夜空将是一片死寂，而星光的相互辉映则能照亮最黑暗的夜空。
为了高三语文教学充满诗意，我做了以下尝试：
1 吟咏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先秦的诗经、楚辞，汉、魏晋的乐府古诗，唐诗、宋词、元曲就是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中一颗颗璀璨明珠。历代诗歌中有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堪称我国民族语言的结晶。在高三如果光是孤立地把古诗鉴赏当作高考的一个专题是狭隘而无益的。古诗鉴赏教学是一个圆点，它辐射出去的应该是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宗法观念、人文现象、对幸福人生的追求和向往，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文化的丰富和至美。除了背诵默写之外，笔者会利用早读课，和同学们一起吟诵古诗，比如《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等。很多同学兴致很高，往往笔者刚开始读第一句，他们就接着吟咏不已。尤其是《春江花月夜》，虽然高考大纲上没有把其列为必背篇目，但是反复的吟咏，同学们已经深深为之吸引，其音律美、形象美及春水般源源不断的语势，都使得同学们欲罢不能，不仅不再是学习的负担，反而成为繁重的学习中的一种享受。
有时笔者也会补充一些课外的诗作，和同学一起朗读。比如笔者选了《红楼梦》中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和《咏白海棠》（宝钗、黛玉），自然吟咏，没有刻意去背诵，但有些诗句已自然而然铭刻于脑海，如“质本洁来还洁去”、“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段香”、“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等都是自然成诵，不仅了解了古诗意象，还能走近名著，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
2 读童书，找童趣
许多童话书都表现出纯真的心灵，表达出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真谛所在。笔者重点挑选三部童话书在课堂上进行朗读。第一本是《小王子》，那清新的文笔和单纯的世界、那慑人心魂的忧伤和对真爱的追寻，使同学们非常感动。第二本是《爷爷变成了幽灵》，不仅表现了祖孙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幸福快乐的时光，而且蕴含这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死如平静的道别。第三本是《窗边的小豆豆》，可爱、幼稚、思想奇怪和行为惹人发笑的小豆豆，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幸运地走进了巴学园，演绎了一连串的真善美的故事。这是书本身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在笔者朗读的时候，教室里弥散这宁静、温馨而又崇高的气氛，我们每个人感觉走得更近，然后一起和主人公同喜同悲，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童真、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不觉得高三是在“炼狱”，连桌子上的强化训练和模拟卷也不再显得冰冷。
童书作家杨红樱也说：“现代孩子普遍的冷漠和老成导致了作文素材的缺失。现在写作的最大问题是无米下锅。对所有问题都有一双好奇的眼睛自然就写出来了。但今天的孩子缺乏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注。”读点童书，不仅可以积累作文素材，还可以让在高考重压下的压抑的灵魂得到解放，抖擞精神，调整心态，积极地看待社会和人生，写作文的时候也可避免无感可发、无话可说、内容空洞。
3 我手写我心
随时随地，把看、读、想的内容记一记。看到的与语文考试有关的精彩内容，可能是一句广告词，可能是一句宣传标语，也可能是一句流行歌词，都可以把它记下来。遇到的典型题例，特别是那些新颖的、有代表性的题例，动笔把它们记下来，仔细揣摩、领会。有时偶然想到的问题，可能是思维的灵光一现，也记下来，说不定考试的时候能用上大排场。还可以分类别记一些写作素材，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亲情、乡情、爱国之情等等。
考古学笔记篇10
太极拳源流近百年的传统说法
这里,我首先要说三点历史事实,作为太极拳源流研究的前提｡
第一, 在1926年之前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流传的太极拳,就是杨式太极拳｡
中国太极拳的起源较早,而杨禄禅打破保守陋习,把太极拳在清朝中叶从永年至北京广泛传播,成为近代太极拳的开拓者,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武式､吴式太极拳的起源也有百余年了,但武式､吴式太极拳都与杨式太极拳有渊源关系,是杨式太极拳的分支｡可以说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社会上流传的太极拳都是杨禄禅传下来的,从来没有流派之说｡陈式太极拳虽然也起源较早,但在1926年之后才面世,这是唐豪顾留馨也不否认的事实｡到了3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太极拳才有了流派之说｡
第二,杨家历来尊崇武当张三丰为太极拳祖师｡由张三丰数传至王宗岳,王宗岳传蒋发,蒋发传陈长兴,陈长兴传杨禄禅｡这种说法已经相传了170年｡
杨式太极拳流传以来,最早记述太极拳起源的,是武式太极拳传人李亦畲(1832~1892)｡因为李亦畲从学于其舅父武禹襄(1812~1880),武禹襄先跟杨禄禅(1799~1874)学拳,后到河南赵堡镇随陈清平学,所以李亦畲之说,也包含了杨禄禅之传｡李亦畲在1867年抄给马印书的《太极拳小序》中说:“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我郡南关杨某老禄(按即杨禄禅),爱而往学焉｡专心致志,十有余年,备极精巧｡”(见唐豪､顾留馨:《太极拳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2月第3版,133页)1867年,杨禄禅和武禹襄都健在,故其说法当为杨､武两家共识｡
1931年,杨澄甫先师在《太极拳使用法》之《太极拳原序》说:“太极拳传自张真人,真人,辽东懿州人,道号三峰,生宋末……”1934年,杨澄甫先师又在《太极拳体用全书•自序》云:“先大父更诏之曰,太极拳创自宋末张三峰｡”“陈长师,乃蒋先生发唯一之弟子｡”翻译明确一点,就是杨澄甫说,“我爷爷说,我们的祖师是张三丰,我爷爷的师爷是蒋发｡”杨家的后人和主要传人的著作都如此说,从杨禄禅授拳至今的170年来没有改变｡
第三,杨式太极拳与陈式太极拳没有渊源关系,不是由“陈式老架”改革简化而来｡
这是上述传统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杨式太极拳由“陈式老架”改革简化而来的说法,是唐豪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与杨家传统说法不符｡杨禄禅所传,是陈长兴向蒋发学的太极拳,不存在改革简化“陈式老架”的问题,所以要针对唐豪考证,明确提出这个结论｡
关于张三丰创拳的记载,早在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1669年),《张三丰全集》之《拳技派》和《宁波府志•张松溪传》(1735年),都有据可查｡至于张三丰至王宗岳的传承关系,已经无法考证｡如果说一定要有连续的历史记载才算数,那是没有道理的｡武术界素有“言祖不言师”之说,天下人多数不知道自己爷爷的爷爷是谁,难道都是查无实据的假人!
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杨家关于太极拳源流的祖传说法,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直接“史料”｡“史料”本身就有“证据”性质,杨家就是这样说的,对这一点无需“考证”｡不仅杨家,吴式､武式､孙式､赵堡太极拳,也持张三丰创拳说,都是无需考证的事实｡至于对史料的运用,那就见仁见智了｡作为杨氏传人,不能因为历史记载或师传不详,就轻易否定祖师们传下来的张三丰创拳说｡杨澄甫先师之子杨振铎,在邯郸一次会议上说:“我对太极拳源流没有研究,但是我们杨家历来祭祀的就是张三丰｡”对于太极拳源流没有研究并不奇怪,了解并坚持祖传说法,这是太极拳传人无可非议的正确态度｡
当然,从学术角度对于传统说法进行合理分析是可以的,但是学术研究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就看看唐豪对于传统说法的否定,是否真有道理｡这个问题还得从近代新文化运动中的疑古思潮说起｡
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关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统治思想的清算,具有深远意义｡但是,伴随着对于封建王朝和封建文化的痛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种过激情绪,并导致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疑古思潮｡疑古思潮的反封建意义是可以肯定的,但其负面效应――对于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否定,对于中国人民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否定,并由此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史学界的研究还发现,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一定联系,和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侵略和政治侵略正相呼应｡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是“脱亚入欧”,鼓吹日本优越论｡早在1885年,福泽吉发就发表《脱亚论》,要使日本成为“东洋中的西洋国”,以亚洲国家身份在亚洲推行西方列强的侵亚路线｡藐视､贬低中国和朝鲜,为侵略扩张造舆论｡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的白鸟库吉,从1909年起,就和他的学生桥本增吉写了一系列否定中国古史的文章,提出“尧舜禹抹杀论”,说中国古书传说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是儒教的理想,三皇五帝是道教崇拜｡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日本社会强烈的战胜国优越感,是日本扩张侵略舆论之重要部分｡白鸟库吉后来亲自参与策划了土肥原的“满洲国”运动,就是他早期为侵华制造舆论之明证｡他的论点虽然遭到林泰辅､后藤太郎等人的驳斥,但因为白鸟库吉的影响很大,使日本学界对尧舜禹的怀疑成为风尚｡
中国的疑古思潮,也否认尧舜禹及其以前的古史,这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没有关系呢?有!作为疑古运动(亦称“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和顾颉刚,都有受到白鸟库吉影响的可能性｡有人考证,钱玄同从1905年至1910年基本是在日本度过的,完全可能看到白鸟库吉的文章｡他回国后,提出一系列过激论调,在《新青年》著文,认为“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并且主张废止汉文｡继而学白鸟之舌,说“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尧舜禹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和依据《易经》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在北大上学期间就受到钱玄同的影响,正如顾颉刚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虽然未去日本,但他在1920年至1922年在北大图书馆当过“编目员”,清查过外文书籍,也有机会看到日本刊物对中国古史的非议(经查,北大图书馆存有这些日本刊物)｡所以,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的联系确实存在｡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实先在《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中说:“顾氏不信《尧典》,不信夏禹诸说,乃白鸟氏之绪论也｡”徐旭生在《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1960年,科学出版社)中也说:“日本的御用学者倡‘尧舜禹抹杀’的议论,自有他们便利侵略,不可告人的隐衷,并不是科学的成果……极端的疑古派学者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沾染了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毒素,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胡秋原的《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1973年,台北,学林出版社)进一步指出,疑古运动的“发起人是钱玄同”,而钱玄同是“学白鸟之舌”,顾颉刚又是在钱玄同的启发下成为疑古运动的主将｡这些看法都是有理有据的｡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这可能就是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日本的白鸟库吉,而王国维是不支持疑古论调的｡
当然,近代疑古学者还受中国古代疑古思想的影响,他们和日本思潮的呼应,并非有意给日本反华张目,但在实际上做了侵略者想做而难以做成的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才使这些疑古大师明白自己到底帮了谁的忙｡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抗战中,“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廖名春评论说:“钱玄同的‘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对自己早年疑古过勇的反省,也可能包含自己早年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自责｡”(详见廖名春著《中国学术史新证》之《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200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55～177页)
唐豪考证,自寻苦果
笔者曾经说过,唐豪的太极拳考证,是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在武术领域的反映,这不仅因为唐豪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与疑古思潮的做法类似,其思想方法也和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同出一辙｡唐豪对太极拳早期历史的否认,是否也受到了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呢?笔者不能随意武断｡但也凑巧,正是唐豪1927年去日本学习政法之后,1928年归国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1930年就出版了《少林武当考》,说少林武当的早期历史都是附会,这不能排除他受到了日本思潮的影响,起码在客观上与疑古学者一样起到损害民族自尊心的作用｡
《少林武当考》的出版,实在谈不上“考证”,因为他是秉承疑古派“先疑后考”的原则,在没有任何证据,也未到陈家沟考察的情况下,就断定张三丰绝不是太极拳始祖,把黄宗羲以来的记载和各流派的说法一律斥之为“妖言惑众”,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愤怒｡
顾留馨在《忆唐豪》中说:“当时出版的太极拳图解之类的书,大多持太极拳系仙传之说｡这样唐豪就得罪了这些书的作者们,也得罪了自以为是少林正宗､武当嫡派的某些勇于私斗的职业拳师｡他们就策谋对唐豪不择手段地饱以老拳｡”后经朱国福和王子平从中调解,唐豪才没有挨打｡当然,他在国术馆呆不下去了｡顾留馨说:“不久,唐豪离开南京,回上海执事律师业务｡后来唐豪向我提到这件风波时,说:‘当时幸亏有这两位老友从中调停,才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在顾留馨看来,唐豪是为坚持真理而险遭不测的英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难道这不是伤害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心而自找的苦果吗?
当然,即便唐豪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那也是无意的｡他在抗日期间还为抗日人士做过辩护律师｡有些拳友把唐豪称为“汉奸”,这倒不必｡我们不能用唐豪的做法对待唐豪｡
查无实据还是目无实据
唐豪顾留馨的太极拳源流研究,归纳起来,无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张三丰创拳说的否定;二是对陈王廷创拳说的肯定;三是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种种辩解,包括把各个流派太极拳都纳入陈氏源流,在太极拳经拳论中清除张三丰的痕迹等等｡其结论之出奇,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陈家本无创造太极拳之说,唐豪却给他们戴上了“创造太极拳”的桂冠,杨､吴､武､孙､赵堡太极拳均持张三丰创拳说,唐豪却给他们另外强加一个祖先｡对此,太极拳界已有许多驳议,这里着重从思想方法和社会背景方面再加分析｡
顾留馨说,唐豪“用大量史料来证明达摩和尚和张三丰道士都不会武术,指出所谓少林拳始于印僧达摩,太极拳始于武当张三丰之说,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笔者尚未见到唐豪的《少林武当考》(1930年),但唐豪的《太极拳之根源》(1935年)和唐豪､顾留馨的《太极拳研究》(1964年),应该是进一步全面反映他们成果的著作,笔者从中却找不到否定张三丰的“大量史料”｡唐豪在《太极拳之根源》中的全部批判文字是:
“今日社会间最盛行的太极拳,一般无聊的拳家,都跟着一位著太极拳经的王宗岳,盲目地附会为一梦而精技击的张三丰所发明｡自称为剑仙弟子的所谓太极拳家姜容樵也者,在其所著太极拳讲义中,更把张三丰捏造为一个临窆复活､宣言观我汉族恢复河山的怪物｡我们似乎不能因为受其影响者只是爱好武艺者们的中间一部分,而忽视了思想上的毒害,遂听其妖言惑众｡”
“无聊的拳家”､“捏造”､“怪物”､“毒害”､“妖言惑众”,这就是唐豪的证据｡各派太极拳传人尊崇王宗岳的著作,为什么是“无聊的拳家”?王宗岳的拳经,多种传本都有张三丰的名字,为什么一定是“附会”?姜容樵著作中的《太极始祖张三丰先生传》,是综合了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明史•张三丰传》､《太原县志》等史料而成,有据可查,为什么是“捏造”?显然,唐豪“考证”的“大量史料”,无非是大量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顾留馨在《太极拳研究》中说:
“太极拳的起源问题,曾有始于元末明初和唐代之说,考之史实,则伪托立见｡”“根据《明史》和历经纂修的《太和山志》,都只字未提张三丰会拳术;即使是1723年住在四川的圆通道人汪锡龄编的《三丰全书》稿本以及到1844年被长乙山人李涵虚重编出版的《三丰全书》里面,他们虽然都鬼话连篇地宣称见过14世纪的张三丰,但也未曾捏造张三丰会拳术或创造太极拳｡”
这里,“伪托立见”的“史实”,就是《明史》､《太和山志》和《三丰全书》都没有记载张三丰会拳术｡且不说《张三丰全集》中也有《拳技派》一文记载了张三丰创拳,顾留馨没有发现,唐豪顾留馨都把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和《宁波府志》中关于张三丰创拳的记载置之度外,更把杨家历代的传统说法视若谣言｡这种用牛头否认马嘴的方法,和当年疑古派常用的“默证法”同出一辙｡所谓“默证法”,其叙述相当繁琐,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某时代某人某书未记载者,则他人他书所记载者为假｡国学巨子梁启超的《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列举了13条辨伪标准,影响很大｡其第一条就是“看旧志是否著录”｡他把一本书的真伪,归结为某种志书是否记载,某人是否知道,卷数是否和旧书相同等等,这都存在一种错误的前提,即某种志书必然载尽所有的书,某人必然看尽天下所有的书,在逻辑上很不严密,因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比如,他认为在西汉以前的书,《汉志》没有记载的都是伪书｡从近年出土的资料可见,有许多先秦书籍在《汉志》中并无记载,旧注已经认为是伪书的,也被证真｡在整个疑古运动中,滥用默证法是一种普遍现象｡唐豪顾留馨认为太极拳源流的传统说法“查无实据”,实乃“目无实据”之表现｡“大量史料”之说,纯系唬人之语｡
夜梦玄帝与认仙为荣
唐豪把张三丰说成“一梦而精技击”的“怪物”,顾留馨也说“黄宗羲未考张三丰夜梦玄帝授之拳法之荒诞”,并把太极拳源流的传统说法称为“荒诞的仙传之说”｡这都和疑古学者的思想方法和手段一脉相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方法,“联系政治,施加压力”,这是手段｡目前有些否定张三丰创拳的人,抓住“夜梦玄帝授之拳法”一句话,就以为掌握了不可战胜的武器,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考证工作简单到如此程度,那还算什么考证?《史记》记载,商代祖先(契)是母亲吃了鸟蛋而怀孕的,周代祖先(弃)是母亲踩了巨人脚印而怀孕的｡难道依此荒诞说法就能否定商周王朝的存在以及《史记》的史学价值吗?
极端的疑古学者,其考证辨伪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而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唐豪的太极拳考证,不正是以“毁佛灭道”为议论前提吗?在反对封建迷信的招牌下,一切与佛道相关的史料都不足为据了,这是唐豪考证的重要法宝｡
唐豪去世之后,顾留馨在极左思潮逐渐盛行的时代,“仙传为荣”更成了一根政治棍棒,再提张三丰就成为罪状了｡顾留馨在1964年的《从缠丝劲问题谈起》一文中说:
“现在不大有人敢于再认仙传为荣,但徐致一先生在《吴式太极拳》附录《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正文之后,还不忍割爱地保留着:‘原注云:此系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徐先生对于张三丰创造太极拳的传说是不是还有些留恋呢?为什么还要让张三丰的阴魂出现呢?”
唐豪的《王宗岳太极拳经研究》,收集14本太极拳经进行对比,其中10本都有“此系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之语(包括唐豪发现的“厂本”拳经),徐致一保留原貌,有何罪过?如果这也叫“学术争论”,中国还能有学术吗?这篇文章连当时的《体育报》也拒绝刊登,而顾留馨之子顾元庄又把它整理发表在《上海武术》2003年3期(《武魂》杂志2004年第2､3期连续转载),可惜在当今的时代,“仙传为荣”的棍棒已经腐朽不堪,不顶用了｡
笔者以为,说达摩不是少林拳的发明者,从事实和道理上都能讲得通,也无损中国人民的尊严｡说张三丰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则漏洞颇多｡张三丰固然是一个难于捉摸的神秘人物,但从大量记载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有道行､有著作､有遗迹､有传人的著名道士,不是“神话”中的神仙,而是被“神化”了的真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老子《道德经》在全世界的译本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太极拳的贵柔特点及舍己从人的原则,可谓《道德经》的活版本,与道教仙学的关系亦属自然｡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说张三丰的名字和太极拳联系在一起,我们自己为何不能承认呢?
无中生有谈何易
唐豪顾留馨对张三丰创拳说的否定,目无实据,借势压人,难以服众,他们对陈王廷创拳说的肯定以及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种种辩解,更是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甚至随意编造｡比如,他们把陈森在上世纪20年代为《陈氏家谱》所做的“旁注”,说成是“乾隆十九年最可信的史料”,把陈氏《两仪堂本》的五套炮捶(只有一套亦称十三势)说成五套“十三势”或五套“太极拳”｡为了把赵堡､杨式太极拳纳入陈式源流,唐豪顾留馨编造了“陈清平招赘赵堡镇”之说,又给杨禄禅戴上了“改革简化陈氏老架”的高帽子｡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不顾杨禄禅40岁之前已经有三个儿子的现实,编造杨禄禅“十岁卖身为僮凡三十年”,回到永年仍是“孑然一身”｡为了解释杨式太极与陈式太极的差别,他们说杨禄禅“不通文墨”,把“懒扎衣”音转为“揽雀尾”｡一个在陈家沟三十年(按唐豪的说法)的人,即便是文盲,能把“懒扎衣”和“揽雀尾”都分不清吗?(详见拙著《疑古思潮与唐豪的太极拳考证》及《极左思潮与顾留馨的太极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