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前景十篇-ag尊龙app

时间:2024-05-23 17:43:03

考古学前景

考古学前景篇1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关心景观的概念,景观考古学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类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的文献中。然而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究竟什么是景观?如何理解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景观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即是对西方考古学文献中的景观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系统整理和讨论。

一、 景观的概念及其演变

在西方文化中,景观是一个近代以来才兴起的概念,曾与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反复理解的复杂概念。

景观概念的缘起:英文里的景观一词源自荷兰语,最初指的是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构图方式,即采用线性透视方式构图的风景画(olwig 1993:318)。有研究者指出,从17世纪开始发展成熟起来的景观风景画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土地风物进行透视描绘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测量、分割、买卖和租赁,而景观风景画则直接从视觉上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观察、理解、评估和转换置身其中的土地的价值,比如对田园农牧生活、乡村异域风情等的描绘(cosgrove 1984:27)。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非熟悉景观的理解、阐释和重建,成为庭院、园林等景观设计的思想内容(hirsch 1995:2)。

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19世纪初,景观一词率先被德国地理学和植物学家洪堡德(a. von hunboldt)引入到地理学的研究中(naveh and lieberman 1984:356)。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景观的概念在地理学中逐步得到系统的阐释和广泛的应用,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帕萨格(s.passarge)、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美国的索尔(c.sauer)和前苏联的贝尔格(л.c.bepr)。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景观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景观是客观存在于地表,并具有一定结构的地理区域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第一是地表可见地理现象的综合,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自然(地理圈、生物圈)与文化(人类活动)的格局和过程;第二是限定性的区域,景观成了用来描述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最小单位(肖笃宁等2003)。

事实上,景观在地理学中最大的贡献是与生态学的结合而促成了景观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特洛尔(c.troll)于1939年提出,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早期景观生态学关注的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学的结合,服务于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决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景观生态学在全球尤其是北美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观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前沿学科。如前所述,景观是一个限定性的区域,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比生态系统高一等级,而景观生态学是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关注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的空间结构,并强调这种空间结构的异质性特征(spatial heterogeneity)及其维持和发展。景观生态学在景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理念的支持下研究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和动态变化,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环境资源的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构成的影响等等。重要的一点是,在景观这个层次上,基础性、低层次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有效的综合,从而为多学科交叉的生态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平台。近年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统计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大量应用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使其迅速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热门学科(肖笃宁等2003)。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景观概念与地理学和生态学相比,景观的概念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则更加趋向于人本主义。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地理学家索尔就将文化景观从自然景观中划分出来,强调了景观概念中的人类文化行为(sauer 1925)。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加达默尔(h.g. gadamer)的解释学和布迪厄(p.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使得景观的概念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这些新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传统的景观概念中景观作为客体和世界图像(world image)而人类作为外部世界观察者的主客对立,从而强调了人类参与(human involvement)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景观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载体的结构性特征(hirsch 1995)。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景观的概念在两个方向得到了新的诠释:第一,景观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即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文化认知。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视觉景象(vision),而人类观察外部世界的认知活动通过重复性的社会实践而被结构化和概念化,从而赋予了其符号和象征的意义(morphy 1995),比如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第二,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载体。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而景观研究则正是对这种转化方式和转化过程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被定义为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相关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网络关系(thomas 2001:173)。因此,ucko认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景观,景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构成,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景观结构(ucko 1994:18-19)。

总之,景观是一个复杂且应用广泛的概念,除了上述学科之外,在经济学、建筑学、旅游学、文化遗产管理等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阐释和应用。如前所述,艺术家将景观看作是表现与再现自然风景的创作对象;地理学家将景观看作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生态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把景观看作是社会关系网络。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体系,建筑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将其作为建筑物的背景来处理,旅游学家将景观作为一种资源,而文化遗产管理者则把景观看作是文化遗产构成的整体而加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的学科对景观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了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以及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关注和研究,也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景观的概念也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二、 考古学中的景观概念

考古学对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还是对聚落形态的考察,空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考古学家所关注空间概念的角度却有着鲜明的差别。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中,空间实际上更多倾向于区域性或地域性的差别,空间概念仅仅是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遗存组合的空间分布的差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析,更谈不上对地表空间构成要素的研究。空间分析虽然普遍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光直1986),然而长期以来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却多集中在对遗迹、聚落或遗址本身的分析方面,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的空间结构、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但却将对遗迹遗物、聚落遗址等所处的生存环境、景观生态的研究简单地置于环境考古学的范畴中,而缺乏对遗迹之间、聚落之间或遗址之间承载人类活动的复杂地表空间要素的充分关注。

实际上,与聚落形态考古中以遗迹和聚落为核心的空间分析相对应的是对地表遗物的空间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地表空间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在英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就是所谓的景观分析。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 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pitt rivers 1887)。20世纪中后期,在聚落形态考古兴起的同时,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并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被定义为遗址(sites)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hot spots)之外。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所谓的“非遗址”考古(siteless archaeology)(比如dunnell 1992)、“遗址外”考古(off-site archaeology)(比如foley 1981)、“分布式”考古(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比如ebert 1992)的概念以及冠以“景观考古”(landscape archaeology)为名的研究(比如gosden and head 1994; yamin and metheny 1996)开始广泛出现。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对发生在遗址之外的人类活动的思考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是对以聚落遗址为中心的一定人类活动半径内的生计资源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希格斯等人早年的工作(higgs and vita-finzi 1972);其二是推动了对遗留于聚落之间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比如聚落间的土地利用、农田系统、道路网络等等,而这也正是以遗址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研究中所忽略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使考古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处的土地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考古学对景观的研究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诞生。

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从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理解出发,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点在于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构成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景观被看作是人类持续性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在不同类型的地表地物和空间要素体上的累积性的记录,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daniels 1989:196)。这些研究多采用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的试掘等方式,力图去揭露景观演变历史的阶段过程(aston and rowley 1974)。从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这种研究更强调对散布于地表的人工遗物的系统考察,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景观考古定义为一种以地表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bahn 1992)。除了人文地理学之外,生态学概念上的景观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去一定历史时期内区域性地貌的复原和地表植被的重建上。研究手段则依赖于考古发掘或调查取样所获取的古环境和古植物遗存,尤其是对孢粉的研究(比如godwin 1975)。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研究中的景观概念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景观考古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人文地理学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景观考古主要从人口增减、社会互动、经济资源等方面研究古代景观,更多关注地貌、技术、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也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行为以及土地资源如何促进或是限制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人类如何认识和思考其自身所处的外部生存环境(bender et al. 1997)。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批判过程主义的景观研究的普泛化(generalisation)和其中难以避免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转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个体实践活动和社会认知、权力等的结构化过程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morphy 1995:186-8),从而将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人地关系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角度。人类生活其中的土地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是被看作为各种社会表达(social expression)的媒介(mcanany 1995)。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barrett 1991:8)。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景观被看作是一个需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情境化(contextual)的概念(johnston 1998:56)。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张海2003:16)。同样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后过程主义背景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被看成对过去人类社会“在世”(being-in-the-world)经验的复制和重建(tilley 1994:12),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景观考古学的主流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大量景观考古研究的传统技术方法,如区域调查、地图测绘、孢粉分析、土壤检测等通过gis技术得以系统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景观分析中的诸多空间要素的描述逐步从定性转入到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景观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和进步使得景观考古学逐步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三、 景观考古学

什么是景观考古学?综合上文可见,与景观的概念一样,景观考古学与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联系密切,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它复杂的内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当代考古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回顾学科的发展历史,景观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均来自其他人文或自然学科,如艺术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因此可以说景观考古学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理论,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随着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点与聚落考古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也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与聚落形态考古等所不同的是,景观并不是古代人类的遗留,概念上它既是一种地表形态,同时更是一种文化观念。尤其对于后者而言,考古学不能直接研究古代景观。实际上,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解释问题的独特视角,一种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体,也正因此景观考古学才具有了作为考古学研究分支学科的鲜明特征。综合前文,景观考古学有如下四个重要特征:

其一,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的关注和考察是景观考古学的基础。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物理概念,指构成地球表面的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既包括地形地貌、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物,也包括植被覆盖、土壤矿产等自然资源。景观概念中的地表构成具有空间异质性的特点,即地表构成要素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在生态学上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基础。地表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这个概念上的景观可以看作是人类日常活动的载体。聚落考古在田野操作的层面上有一个“活动面”的概念,被看作是“遗址上承载一个时期内全部人类活动的地面,是一个开放的二维平面”(赵辉1998)。实际上,如果将这个活动面扩展到遗址外,并考察其表面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景观考古学所关心的内容了。

其二,人类的空间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由景观概念的人文主义色彩所决定的。从研究的内容来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并无差别,都关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不同的是景观考古学以景观为视角开展研究,探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如何依托于复杂的地表空间形态而进行的,以及人类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生存空间并将其纳入到不同的文化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的研究不同,因为它不仅关注人地关系,更关心人的认知世界和社会关系,关心人地关系的社会化过程。

其三,景观考古学是一种区域性的研究。景观本身就是一个以区域为定义的概念。景观考古学虽然与聚落考古学一样都旨在研究古代社会,但所不同的是聚落考古研究的是遗址,而景观考古则同时更关心遗址之外。遗址是人类定居生活的集中遗留,但人类的活动决不仅局限在固定的聚落点上,聚落之间的联系也非简单的线性几何,而是会受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聚落形态考古也关心宏观概念上的区域聚落,但实际上多是区域内点的集合,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研究。一些研究者则更直接将景观考古看作是聚落考古的对立面,指出景观考古与聚落考古之间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点(place)和面(space)上的人类活动的区别(tuan 1977)。田野实践中,景观考古学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系统调查,关注地表遗物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景观背景的空间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而通过抽样的方法获取反映区域环境历史特征的样品也是景观考古的重要田野工作之一。

其四,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景观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内容和对象上,景观考古学所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内的地理、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对特定区域阶段性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景观考古学需要广泛借助于地质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动物植物学、社会人类学和心理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制图技术、gis技术、遥感技术、空间分析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是集多学科、多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景观还必须要综合“遗址内(on-site)”与“遗址外(off-site)”的研究(秦岭等2010),既要研究人类活动本身,又要关注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背景,是真正意义上点面结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景观的历史演变、景观的复原和景观的社会学研究。

研究景观的历史演变也被称为“景观分析”,主要是通过“回溯式”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表景观的结构和特征。这种研究一般首先要以研究区域内当前状态下的景观为基础,寻求景观历史演变的线索。比如,地貌调查并结合以反映微地貌特征的大比例尺地图测绘。当然,通过必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地表活动的线索才是进行景观回溯的最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另外,高时相、高分辨率和高光谱的遥感影像资料的分析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判断的作用。在景观考古的实践中,地貌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水系,包括河流、湖泊和海平面,因为无论是地表径流还是海平面都受到全球或地区性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河道和湖泊的变化还同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大规模的砍伐所导致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等。另一方面,河流水系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水既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须资源,同时河流作为视觉显著的“景观通道”也常常作为联系不同聚落的交通通道。因此,研究古水系的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景观分析中的首要问题(比如muir 2000)。

有关景观复原的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区域特定历史时期地表生态系统的复原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植被系统。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赖于对采集的古环境学样品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是对孢粉谱的研究,另外对考古遗址浮选的大植物遗存、植硅石等的分析也有助于进行植被景观的复原和重建。但是,在使用这些古环境学样品进行景观复原时,必须充分注意遗址内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由于遗址内的堆积经过人类的反复扰动,不能直接利用文化堆积中的古环境样品进行景观重建,孢粉分析应选取遗址外的自然地层。浮选的大植物遗存,包括炭化的种子和木炭,本身就是由人类活动所有意或无意带到遗址中,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些遗存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人类在遗址外活动的范围和活动的方式,以gis为支持的遗址资源域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信息。

除了植被的复原之外,对地表土壤历史演变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是进行景观复原的重要手段。土壤微形态研究是在微观上研究土壤的组分、物像及垒结,其主要任务是将显微镜下观察、描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来说明土壤生成、发育的演变规律,从而解释各种自然力量或人为因素对地层形成过程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土壤薄片的分析可以从微观上探讨过去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它反映人类活动特点的信息;另一方面,土壤微形态研究可以从残骸特征推断其成土条件、复原古土壤的发生特征,进而了解从古代的成土条件到现代成土条件的变化和土壤的发育历史(goldberg and macphail 2006)。

景观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景观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实践中,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全面开展(knapp and ashmore 1999:13-19):

第一,研究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景观考古。景观被看作是记录社会和个体发展史的文化记忆的空间物化形式。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反复的利用、阐释、修复、重建,景观不仅被赋予意义并纳入到社会的文化记忆之中,而且文化记忆通过景观的形式而突出了它的延续性(schama 1995)。土地常常被看作是祖先的遗产,是祖先精神的延续,比如澳洲土著将祖先在同一景观中的活动看作是梦境中再现的内容(morphy 1995:187),而新几内亚的当地社群则把土地看作是祖先的能量所在(tilley 1994:58)。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景观被赋予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是如何通过时代变迁而被承袭、积累、重述和再现的。

第二,研究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景观考古。人类从事社会文化活动会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反过来这些地点或区域本身也会表达和强化已有的社会文化认同。有研究者指出,景观中的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能被不同的社会所给予特别的关注,并被赋予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涵义(bradley 1993:26)。这些重要的景观标志物或景观区域或者具有视觉上的凸出效果,或者是重要的生态区交界地带,也有可能是过去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既有可能为凸显的自然地貌,如山峰、河谷等,也有可能是高大的人工建筑,如神庙、祭坛等。重要的是,它们的作用都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比如,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关注的岩画研究就是一个实例,它们常常分布于生态区交界地带且同时视域开阔的地区,既是自然生态景观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边界线(bradley 1991; 1997)。再比如对分布于世界各地高大的人工古迹(monument)的研究表明一些视觉显著的地点在营建大型建筑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社群标识为重要的“圣地”(sacred place)(bradley 1997)。因此,重要的自然景观标志和社会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方面的景观考古研究关注的正是不同社会的文化认同如何体现在不同的自然景物上,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如何构建出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景观的概念。

第三,研究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景观考古。任何人类社会都有自身文化结构中的空间秩序,同样不同文化结构中的景观概念也有其相应的社会秩序。所不同的是,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上看,对人类社会空间秩序的研究常常是聚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而从景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主要是探讨景观形态的多样性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特定文化结构中不同的自然景观形态与性别、年龄、身份、族群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划分和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组织结构、分层分化等方面的作用。例如性别考古学研究中考察特定的景观特征与性别图像或符号之间的联系,以及按照性别划分的景观区域与资源控制之间的关系等(schmidt 1997; jackson 1990)。而社会复杂化研究中,多样化的景观形态对人类空间位移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了早期国家对人口、资源、生产、信仰等的控制,例如海洋运输在希腊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evan forthcoming)。除此之外,我们常常谈到的聚落与墓地、不同等级的聚落与墓地在地貌景观选择上的差异等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而如果不同的景观特征与特定社会秩序结构之间构成了系统的联系,那么也就形成了景观考古学中所谓的“嵌套式景观”(nested landscape)或景观的“嵌套式特征”(nested feature)(bender et al. 1997),这正是景观反映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

第四,研究社会变迁(social transformation)的景观考古。无论是文化记忆、社会认同还是社会秩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景观考古同样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景观是长时段的人类活动的载体,代表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的综合体,因此景观的文化属性具有连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而景观涵义的变迁正是这种稳定结构的变化。导致变化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环境的变化,如河流改道、海平面上升等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结构的自然基础;社会的变化,如人口迁徙、社会动荡等改变了原有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很多情况下,景观变化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正因为景观概念上的综合性的特征,其变化很可能预示着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农业社会的起源与景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fuller and qin 2009)。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成为考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提供服务。但是,作为景观考古自身来讲,有两种最基本和最常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区域系统调查和gis支持下的景观考古研究。

区域系统调查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是以全覆盖的形式发现遗址为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区域系统调查也是景观考古学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以景观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区域系统调查并非以发现遗址为目的,而是以观察地表遗迹和遗物的分布状态以及地表景观构成要素的现状和历史演变线索为目标,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活动与景观的关系提供一手的调查资料。区域系统调查有两种形式:全覆盖式和抽样式。无论是全覆盖式还是抽样式的区域系统调查都由数名专业人员参加,通过地表行走并纪录事先设定好的调查网格内的相关内容,完成对地表覆盖物的观察和纪录,其中地表覆盖物既包括各类人工制品,也包括土壤、植被等自然覆盖物。

以希腊antikythera岛的景观考古调查为例。该调查项目同时采用了全覆盖式和抽样式的调查方式,全覆盖式调点在了解地表景观覆盖物,并确定考古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抽样式调查则在全覆盖式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地表遗物的分布模式。除了遗物之外,调查中对每个网格中的植被种类、覆盖密度、地表可视度、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和侵蚀状况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纪录,并形成调查数据库。通过构建gis的空间数据库,借助遥感和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调查获取的各类田野资料和已有的数字地面模型、矢量化的各类资源图、不同的遥感资料进行综合性空间分析,讨论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演变之间的关系,将人类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复杂性与景观的空间异质性联系了起来。这项景观考古调查项目取得了若干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调查发现的地表遗物的分布密度显然与植被覆盖的密度呈负相关,而遗物分布的模式又与土壤受侵蚀的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等等(bevan et al. 2008, 2009; palmer et al. 2010)。由此可见,由区域系统调查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不仅能够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本身提供直接的证据,而且也为讨论考古遗址的后堆积过程和考古工作的具体方式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以计算机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对空间地理信息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系统,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系统工程综合发展的结果。gis技术以空间地理数据库为基础,采用矢量或栅格两种方式存储、管理和分析计算各类地球表面的空间属性信息,具有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方法所难以企及的优势,能够高效、便捷地处理海量空间数据,同时还可以对各类空间属性信息进行有效的地理综合,实现量化的空间分析、模拟和预测。正因此,gis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在考古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以区域综合性研究为特征的景观考古学。

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成熟起来(harris and lock 1990)。具体来讲,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两大方向:其一,文物考古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层面,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管理(crm)中的广泛应用(box 1999);其二,考古学研究的层面,尤其是以景观考古学为基础的空间分析方面。实际上,考古学的空间分析尤其是空间定量分析的数学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基本建立起来(hodder and orton 1976),但是由于受到计算手段的限制,在考古学研究中一直颇受局限。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考古学的空间定量分析,尤其是与复杂的地表景观结构相结合的统计分析、数学建模、过程模拟等均可以在gis软件中方便地实现。比如,以海量计算为基础的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为复杂的空间定量分析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诸多景观考古学研究的理念,尤其是有关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新理念得以实现,从而大大推动了景观考古学的发展。gis应用于景观考古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景观特征分析、空间过程分析和视域分析。

景观特征分析包括对研究区域的地形、水文特征的提取和分析以及对植被、土壤、矿产等资源的综合研究。gis研究景观特征首先依赖于建立准确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据此进一步提取坡度、坡向、地表曲率、汇流积累量等地貌信息和山谷、山脊、山顶、水网、集水域等地形特征。同时,由地质矿产和国土资源调查以及遥感影像分析所获取的各类植被、土壤、矿产和土地利用情况等的资源地图也是景观分析的重要对象。在获取这些反映地表景观特征的资料并生成相应的栅格图层的基础上,gis利用包括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各种空间定量分析手段,讨论人类活动与不同的景观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并对这种相关性做出解释,这就是gis进行景观特征分析的基本方法。近二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考古遗址预测模型”(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ion predictive modeling)实际上就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kvamme 1983; mehrer and wescott 2005)。

空间过程分析是对人类以多样化的地表景观为依托所进行的空间移动的分析、模拟和阐释,是通过gis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过程、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研究。gis空间分析工具中常用的价值面分析(cost-surface analysis)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都常被用来研究景观考古中的空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空间移动方式是多样化的,既可以徒步行走,也可以借助于车船之力,而这些不同的移动方式的选择及其效率又与不同的景观类型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使用gis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和模拟在不同条件下人类空间移动状况时,还需要充分参考实验考古学、民族志、历史文献等的相关资料。除此之外,由于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多变,采用gis模拟空间过程的研究如果能在控制一些景观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对比分析和阐释,寻找特定条件下影响人类空间过程的关键因素,那么结论才能真正合理有效。比如,mithen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地面模型,并借助于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万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曲线和全球不同气候带的划分,利用gis技术模拟人类多次走出非洲的过程(2002);bevan等人通过模拟比对希腊克里特岛青铜时代徒步行走和航海运输两种情况下中心聚落对外控制力的差异,指出海洋运输对迈锡尼早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重要性(forthcoming)。

视域分析是gis在景观考古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由于视觉与人类对景观的感知(perception)有关,因此视域分析常常被景观考古学看作是研究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gis技术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革命:以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gis可以准确计算出一定区域内任意两点之间是否可视,从而将点对点的视觉研究转换为由点及面的视域分析;另外,采用gis技术研究视域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空间统计分析,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研究,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有效性(lake et al. 1998)。具体来讲,gis的视域分析有两种类型:简单视域分析和累积性视域分析。简单视域分析(simple viewshed analysis)是直接计算从单个或多个观察点出发所能观察到的视觉范围和具体的景观内容,比如lock等人研究表明英国danebury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坟丘是不同社群之间划分疆界的视觉标志,它们的视域彼此之间完全不重合(lock and harris 1996)。累积性视域分析(cumulative viewshed analysis)是将从不同观察点出发计算的视域进行相加得出累积性视域,从而计算出在一定范围内从任意一点出发究竟能看到几个观察点的视域分析方法。累积性视域分析既可以计算一定范围内已知的观察点是否具有视觉上的优势性,同时也可以计算观察点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可通视性,比如fisher等人对英国mull岛青铜时代石冢群的视域分析,就显示出这些石冢所处的位置在当地社群中具有明显的视觉优势,从而显示出其重要的宗教意义(fisher et al. 1997)。

总之,无论是景观还是景观考古学都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景观既是对地表构成空间结构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空间认知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描述;景观考古学关注的是地球表面复杂的景观现象与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更是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将人类活动置于时空连续且内涵丰富的景观之上而不是彼此孤立的遗址之上的研究视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正是由于景观考古学的这些特征,以后过程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考古学理论和以gis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空间分析技术方法才能够在景观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中得以充分的理论阐释、方法革新和实践检验,同时也使得景观考古学成为当代西方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相反,尽管近年来景观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文献中,但整体来讲中国考古学缺乏对景观概念的充分关注。在社会研究方面,中国考古学一直强调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主要方法,在引入西方流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同时,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方法背后的景观考古意义,自然对其实际的效果也并不满意。人地关系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被长期置于环境考古的范畴,常常被当作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机械互动,而缺乏对人的空间认知结构的充分关注。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缺乏对考古学研究的整体性思考有关,而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对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借鉴。

参考文献:

aston, m. and rowley, t. 1974. landscape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work techniques on post-roman landscapes.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bahn, p. (ed) 1992.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 glasgow: harper collins.

barrett, j. 1991.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barrett, j., bradley, b., and green, m. landscape, monuments and society: the prehistory of cranborne chase, 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der, b., hamilton, s., and tilley, c. 1997. leskernick: stone worlds; alternative narrative; nested landscapes.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63:147-78.

bevan, a., conolly, j., and tsaravopoulos, a. 2008. the fragile communities of antikythera.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 10: 32-6.

bevan, a. and conolly, j. 2009. modelli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nonstationarity in artifact-rich landscap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6(4): 956-64.

bevan, a. forthcoming. computational models for understanding movement and territory. in mayoral, v., and celestino, s. (eds) sistemas de información geográfica y análisis arquelógico del territorio. v simposio internacional de arqueología de mérida, anejos de archivo espa?ol de arqueología.

bradley, r. 1991. rock art and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 77-101.

bradley, r. 1993. altering the earth: the origins of monuments in britain and continental europe, monograph series, 8. edinburgh: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bradley, r. 1997. rock art and the prehistory of atlantic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box, p. 1999. gis an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manual for heritage managers. unesco.

cosgrove, d.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daniels, s. 1989. marxism, culture, and the duplicity of landscape. in peet, r., and thrift, n. (eds) new model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 196-220. london: unwin hyman.

dunnell, c. 1992. the notion of site. in rossignol, j., and wandsnider, l. (eds) space, time, and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21-41. new york: plenum press.

ebert, i. 1992. 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fisher, p., farrelly, c., maddocks, a., and ruggles, c. 1997. spatial analysis of visible areas from the bronze age cairns of mul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4: 581-92.

foley, r. 1981. off-site archaeolog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the short-sited. in hodder, i., isaac, g., and hammond, n. (eds) pattern of the past: studies in honour of david clarke, 157-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ller, d., and qin, l. 2009. archaeobotany in the study of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relics from south 3: 38-45.

godwin, h. 1975. history of the british flora. a factual basis for phyto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p. and macphail, r. 2006.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geo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gosden, c., and head, l. 1994. landscape-a usefully ambiguous concept. archaeology in oceania 29: 113-6.

harris, m. and lock, r. 1990. the diffusion of a new technology: a perspective on the adop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in uk archaeology. in allen, k., green, s., and zubrow, e. (eds) interpreting space: gis and archaeology, 33-53.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higgs, s., and vita-finzi, c. 1972. prehistoric economies: a territorial approach. in higgs, s.(ed) papers in economic prehistory, 27-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e. 1995. landscape: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hirsch, e. and o’hanlon, m.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1-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dder, i. and orton, c. 1976. 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b. 1990. pounding acorns: women’s production as social and economic focus. in gero, j., and conkey, m.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women and prehistory, 301-25. oxford: blackwell.

johnston, r. 1998. approaches to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philosophy, theory, methodology.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5: 54-68.

knapp, a.b., and ashmore, w. 1999.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constructed, conceptualized, ideational. in ashmore, w., and knapp, a.b. (eds) archaeologies of landscap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1-30. oxford: blackwell.

kvamme, l. 1983. computer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regional modeling of 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ions. advances in computer archaeology 1: 26-52.

lake, m., woodman, p., and mithen, s. 1998. tailoring gis software for archaeological applications: an example concerning viewshed 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5: 27-38.

lock, j. and harris, m. 1996. danebury revisited: an english iron age hillfort in a digital landscape. in aldenderfer, m., and maschner, h. (eds) anthropology, space,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214-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anany, a. 1995. living with the ancestors: kinship and kingship in ancient maya socie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ehrer, m. and wescott, k. 2005. gi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ion modeling.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mithen, s. and reed, m. 2002. stepping out: a computer simulation of hominid dispersal from afric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3: 433-62.

morphy, h. 1995. landscap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ancestral past. in hirsch, e and o’hanlon, m.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184-2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ir, r. 2000. the new reading the landscape. fieldwork in landscape history.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naveh, z. & lieberman, a.s. 1984.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springer-verlag.

olwig, k. 1993. sexual cosmology: nation and landscape at the conceptual interstices of nature and culture; or what does landscape really mean? in b. blender(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307-43. oxford: berg.

palmer, c., colledge, s., bevan, a., conolly, j. 2010. vegetation recolonisation of abandoned agricultural terraces on antikythera, greece.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15(1): 64-80.

pitt rivers, a. l. f. 1887. excavations in cranborne chase near rushmore, on the borders of dorset and wilts. vol. 1. farnham: privately printed.

sauer, o. 1925.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in geography 2, 19-54.

schama, s. 1995.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knopf.

schmidt, r. 1997. iron technology in east africa: symbolism,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bloomington and oxfor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d james curry.

thomas, j. 2001. archaeologies of place and landscape. in hodder, i. (ed)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165-8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illey, c.y. 1994.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 oxford: berg.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ucko, p. 1994. foreword. in carmichael, d., hubert, j., reeves, b., and schanche, a. (eds) sacred sites, sacred places, one world archaeology, 23. london: routledge, 13-23.

yamin, r., and metheny, b. (eds) 1996. landscape archaeology: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landscape.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秦岭、傅稻镰、张海:《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第四纪研究》2010年,30(2):245~61页。

肖笃宁、李秀珍:《景观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

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考古学专题六讲》,第74~93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考古学前景篇2

关键词:诗歌 小学语文 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c)-0186-01

古典诗词作为我国文学当中的瑰宝,在我校进行课本教授时,选取的都是我国历代古典诗词的佳作,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同时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使得词句优美、韵律和谐,节奏性强,易读易记,非常适合小学生进行诵读。怎样才能指导学生进行诵读古诗词,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以及审美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自身的教学经验,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指导。

指导朗读,流露感情。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朗读是一种加强识记的好方法,把文字清晰、响亮、富有感情地读出来,变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时下,有些小学生盲目喜欢唐诗,囫囵吞枣,生搬硬读,缺乏感情,没有享受到其带来的审美和陶冶的作用。例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学生只从表面上模糊诵读,没有认真思考诗人融入的感情。诗人借助了“明月―霜”来抒发“思―故乡”的离愁,滋生别离故乡别离妻子的情愫,形成“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的意境。

教师要抓住诗人的感情主线,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身心投入,走进高雅的境界,享受古诗韵律的美妙,体验诗人的思想感情。学生可利用课前课后大量诵读家喻户晓的唐诗经典名句。引导学生赏析诗歌,享受意境美。小学生学习唐诗不能仅仅为读诗而读诗,光靠记忆,死记硬背,这样不利于学生享受意境美,陶冶情操,学习蕴涵哲理的诗名使人思维灵活、身心旷怡、坦然处世。例如,学习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句描写构柳树的婀娜多姿,千万条枝叶像绿丝打扮着的少女。这样的美丽和楚楚动人,是出自哪个妙手点美呢,啊,原来是二月里的习习春风。诗句的点睛之处在于意境美,一幅春景图豁然出现在眼前。在背诵古诗时,最好理解渗透,进行想象,和作者思想贴近,想象作者当时的意境。背诵古诗还应该把自己当成作者,发生了什么,要干什么,一切要清楚。这样就能提高背诵古诗的能力。

领悟诗人的写作风格,学习诗人的爱国情怀。唐代诗人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其中不乏饮誉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原野的草生长茂盛,每年它都由枯萎到繁茂。任凭野火燃遍,野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春风吹拂又生机勃勃。这生命的顽强,赋予一种精神,学生的情操得到熏陶。这些诗人的写作风格,无不留给学生深刻的印象,更要学习诗人的爱国思乡情怀。一定要把字词梳理好,理解了后自然就化成想象,还原了诗中景象,也就理解了。一切的记忆根源于理解。可以通过范读、领读、齐读、单个读,一起背诵,听录音等形式。目的就是使孩子们形成语感。古诗本身是抑扬顿挫、富于音律感的,这种出声的诵读过程中,孩子们就会像唱歌一样的记住了古诗。而且,很难忘记了,一生都会受益的。这也是古人学诗的方式―― 诵读、濡染。

了解作者背景、时代背景、表现手法。包括作者此时的人生迹遇,是穷困潦倒还是心花怒放,是壮志难酬还是踌躇满志,是刚被罢黜还是新官上任。不同的时间作者的心境也会不同,就说杜甫,虽然一直走的忧国忧民的悲情路线,但总有几首透露着欢快,像那“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时他在杜甫草堂过着安定的生活,所以诗中也流露着喜悦祥和。时代背景、国家的安定与否,是否昌盛,关系着作者写诗是的心态。怎么说古代的诗人也是些知识分子,总会牵挂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会为自己的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了解诗词的所在的年代,是欣赏古诗文的必要前提,知道了自作背景,才能对整首诗有一个大体的把握,明白这首诗的精魂所在。表现手法、古诗文在创作的时候,经常运用一些修辞手法或者表现手法,像现在依旧常用的比喻、拟人、借代、对比,以小见大、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欲扬先抑,等等。不要小看这些,这些手法是使诗文变得优美含蓄的法宝,也是鉴赏古诗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果说前面的背景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深度,那么这些表现手法则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造诣,这也是所谓的文采的一方面。音韵之美。我国古代的诗歌都讲究押韵,一首诗的韵脚一般都要相同。押韵不仅指韵脚,还包括平仄的区分,一首律诗或者绝句,前一句是怎样的平仄,后一句是怎样的对应,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老师说,连教授也搞不清楚到底古代的诗歌是怎样的写作要求。中国的古诗读起来都朗朗上口,就是因为讲究押韵的缘故,像儿歌一样易读,又像散文一样深刻。所以说,音韵之美也是鉴赏的一个方面。古诗的鉴赏主要不是靠背,是靠理解。但是小学么,肯定体会不到诗人的意境。建议小学生这样理解古诗,譬如说望庐山瀑布,心理面想着瀑布的情景,根据翻译理解诗句中描写的风景,譬如这样去想,日照香炉升紫烟,太阳出来,照到了香炉上面的烟,烟的颜色是紫色,遥看瀑布挂前川,远处看瀑布挂在山前,瀑布的样子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形容瀑布高,好像是一条银河从九天之上飞泻而下。这首诗主要抒发了作者对美景的赞叹,是一首纯写景怡情的故事。其余的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想象出来,有助于自己的理解。

总之,古诗的教学,感悟为重。小学古诗教学,目的在使他们在感悟中领会古诗意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所以我们应从学生实际出发,为他们创造体验、感悟的条件,把他们领入诗的意境,体验诗人的感情,诗情画意地教古诗,教出古诗的诗情画意。当然,对于生活积累有限的小学生来说,体会意境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除了牢牢抓住朗读、背诵这样的基本方法之外,还可以创设模拟场景,让学生尝试诗人的感受过程,画一画,议一议,想一想,演一演,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参考文献

考古学前景篇3

关键词:小学中年级;语文教育;古诗学习;方法;自学;文学素养

古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是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文学宝藏。在小学中年级的语文教材中普遍选取的是一些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多以五言故事,七言绝句为主,这些诗句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对仗工整,声韵和谐,富于音韵之美,也能启示生活。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沉淀的过程,通过不断加强古诗的积累量,才能让学生的语文学习从量变达到质变的突出效果,让学生从古诗的学习中,自然而然的理解古诗的深远意境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加强学生的文学修养,为以后更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解文学打好基础。

一、小学中年级学习古诗的重要性

小学中年级的学生已经学习了拼音认读,积累了一定的识字量,也有了一些语文阅读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学生对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且由于学生的阅历较浅,想法单纯,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古诗的学习在小学语文的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学习古诗对学生的文学积累,个人素养的形成和以后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1.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古诗主要是取材于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劳动,古诗从一定角度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许多古诗都是以描述富于生活情趣的日常情景为主,这些古诗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以《乡村四月》中的“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一诗句就生动地描写了乡村四月农忙时节,乡村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观,劳动人民忙碌的生活情景,跃然纸上,生动鲜活的展示在学生面前。学生在学习这些古诗时,就是了解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状态的过程,通过短小精炼的诗句,让学生感受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美好品质和对生活充满美好向往的生活愿景。

2.学习古人优秀的品质,引导学生形成精神和道德素养。小学中年级的学生在美好品质和道德修养方面没有具体深刻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启蒙尤为重要。通过古诗词的学习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用古诗中的高洁品格启迪学生,让思想教育在春风化雨的过程中悄悄进行。诸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刻苦,“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之情等,古诗不仅是文人抒感的媒介,更是表现诗人高尚品质的重要表达方式。通过学习古诗,学生能从实习中了解到诗人的思想感情,感受并学习高尚品质的魅力,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促进学生的文化修养,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学气质。王瀚在《凉州词》中写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中意境深远,词藻华丽,表现战士出征前酒宴时的酣畅淋漓,能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古人征战的男儿豪迈,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旷达能够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对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气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古诗中有文学的语言艺术,有动人的情感表达,有山河壮阔,有人g疾苦、世态炎凉,有家仇国恨、壮志未酬,古诗的世界是丰富、多元的。学生在学习古诗,积累古诗的过程中,就会将这些精神文化内化为自身的文学素养和精神文明修养,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转变。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基础教育的重点,古诗的教育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学启蒙的重要途径。

二、有效开展小学中年级古诗教学的方法

1.运用情景教学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是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小学中年纪的学生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在进行古诗教学时,教师要准确把握学生学习的心理,利用学生对事物的好奇心,采用情景教学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进行讲解时,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先介绍诗人的生平背景,帮助学生理解古诗。教室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古诗朗诵,观看与古诗相关的图片,为学生的古诗学习创造一个情景,让学生置身于情景之中,有感而发,发散和活跃思维。通过运用情景教学法,可以丰富故事教学课堂的内容,让课堂更具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古诗教学活动的开展。

2.合理安排预习任务,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教师可以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提前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利用课本下面的注释,提前尝试古诗翻译。这一过程就会引发学生的自主思考。古诗的学习不仅要靠老师的讲解,更取决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学生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小学中年级学生的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的积累,更要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学生在自学中更能激发出对古诗多元化的理解,这就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做好了铺垫。学生在听课时已经对古诗产生了一定了解,再加上教师的引导和讲解,更能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课堂知识。通过合理的布置预习任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更能引导学生从小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3.注重诗意解释一下加深学生对古诗的理解。古诗本身语言凝练,用字考究,这就给学生理解诗意带来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推移,汉语言的发展环境与古代的语言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导致越多词的词性和意思发生变化。以“妻子”为例,今意是指男性的配偶,是单身概念,而在古意中是指男性的配偶和子女。这种词义的差异也构成了学生学习的障碍。因此教师在进行古诗讲解时,更要侧重于古诗翻译的解释,让学生能够准确把握古诗的意思,一边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古诗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记忆古诗。只有真正的理解古诗的内涵,才能更好地进行古诗的积累,将知识内化为自身修养。

三、结语

古诗的学习对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古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注重小学中年级的古诗教育,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更能提高学生的文化涵养。实际上,开展小学中年纪的古诗教育,也是对古诗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加强小学中年纪的古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王洁.浅谈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艺术[j].教海扬帆,2016(8):79-80.

考古学前景篇4

【关键词】小学语文 古诗 情景教学 策略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古诗文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为了加快课程改革步伐,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走近经典、喜欢经典,了解经典的博大精深,完成中华民族的精髓传承,小学阶段利用情境教学法开展古诗教学至关重要。尤其在当前提倡素质教育、以学定教、教学相长的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博采众长、大胆实践,用适合学生的教法突破古诗教学这一难点,引领学生遨游古诗天地,领略古诗的精妙之处,积累知识,净化灵魂,启迪思维,丰富学养。笔者在多年的古诗教学中,大胆尝试情境教学法,结合实际不断调整教学策略,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营造课堂气氛,以达“与诗同境”的效果

情景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特定的课堂教学环境中积极创设与教学内容一致的环境气氛,使学生能在既定的环境中认识、理解、体会古诗的写作背景、诗句含义以及表达情感等。因此,教师为达到“与诗同境”的课堂效果,首先应充分把握古诗的意境,包括作者背景、作者的人生观、作诗的情境以及作者意欲表达的情感等因素;其次,以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储备为基础,通过图像、文字、音频以及视频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与古诗内容相关的多媒体资料,并辅以适当的语言表现手法带领学生进入到“诗境”中,从而使其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作诗意图。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教师在进行二年级上册杜牧的《山行》一诗教学时,可在课堂上利用相关资源设置与诗中情景相似的环境气氛。首先,教师应在课前利用教学资源或互联网资源搜集与秋天相关的音频文件,如“风吹树林的声音”“零散的钟声”“马车行走的声音”以及古诗朗诵的音频文件等;其次,在开展情景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让学生闭上眼睛,听着风吹树林的声音、零散的钟声以及马车声,并同时播放古诗朗诵的音频,引导学生进入与诗中相似的意境,使学生感受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氛围;感受环节结束后,教师可先让学生自由发言分享自身体验,再从古诗的背景、含义以及表达情感进行一一交流。“与诗同境”的情景教学方式可帮助学生从模拟的场景中提炼出作者的创作灵感,从而加深对古诗的理解和体会。

二、引导角色转换,使学生进入“感同身受”阶段

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教师通过营造课堂气氛,以巧妙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其以环境为依托,从诗人的角度重新体会古诗的创作全程,最终达到“感同身受”的认识水平。对此,教师可在古诗教学前着重介绍诗人的生活经历,包括经历、价值观、作诗风格、性格爱好等,加深学生对诗人的深度了解;其次,可通过“情景重现”以及“角色互换”的方式,使学生在相似的课堂气氛以及想象的意境中朗读、默写古诗,以增强其作诗体验感。

同样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教师在开展三年级上册李白《望天门山》一诗的教学过程中,可通过情景布设、角色转换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感同身受”的体验阶段。首先,教师可从互联网搜集与诗中天门山相近的景,并在课堂上向学生播放该视频,使学生从视觉、听觉上真正了解诗中景色的宏伟和壮观;其次,教师根据古诗的具体内容进行想象引导,如在解释“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一句时,可做“宏伟、汹涌的长江将天门山拦腰劈开,而奔腾向东的长江水在此回旋、澎湃”等描述;在逐句解释和描述的过程中,教师应尽量使用夸张的表现手法,以保持学生的注意力。角色转换有利于使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并通过设身处地的意象创造完成情境体验,可达到促进学生想象思维发展的效果。

三、使用“同境异情”手法,拓展学生的文学创意

在利用情境教学法完成古诗教学后,为加深学生对古诗文理解和应用的水平,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提高其文学修养,教师可采用“同境异情”的教学手法拓展学生的文学创意。首先,教师应根据古诗的情感基调以及创作手法设置“同境异情”的创作主题;授予学生相似的古诗写作技巧,但不可对其创作思路的过于严格地限制,使学生在适当的课堂氛围中进行“同境异情”的诗歌写作;完成创意写作后,教师应给予大部分同学以肯定的评价,以增强其创作自信,进而促进学生古诗文学造诣的发展。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春晓》一诗时,教师可在课堂上开展“春天作诗会”活动。首先,教师应在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搜集轻快悦耳的符合“春天”主题的轻音乐,利用多媒体背景墙设置富含春天气息的背景图示,制作精美的作诗卡片等;在开展“春天作诗会”的过程中,设置背景墙,向学生播放音乐,并分发作诗卡片纸,让学生在卡片纸上作诗;在指导学生作诗时,教师应提前向其普及写诗可采用的技巧,以提供创作的正确参考依据;完成作诗后,教师可组织开展“春天的诗会”,在促进分享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创作自信和文学兴趣。“同境异情”的课堂诗歌创作方式不仅可增强学生对原诗的体验和理解,同时可通过环境创造提升其文学创作水平,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搭建发展平台。

综上所述,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以无意识教学、情感教学为宗旨的教学模式,被广大小学语文教师广泛应用于古诗教学中。根据新课改的要求,教师应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情感体验、知识积累以及人格发展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活动,使教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而实现“教”与“学”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考古学前景篇5

关键词:古代音乐 高职院校 教学 文化 传承

依据科学发展观角度出发,审视早期我国音乐历史体系研究过程却不难发现,有关于古代音乐作品的形制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对其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予以模糊性分析与研究。而现代高职院校中音乐相关专业的教学内容,也集中针对于体系庞大的古代音乐作为主要教材学习内容。而近代音乐史,其发展历程较短,文化底蕴还需有待沉淀。因此,高职院校音乐专业对古代音乐教学模式予以深刻研究,能够有助于学生能够了解到其音乐本体及音乐历史的发展形态,对其揭示音乐文化领域的发展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1]

一、我国古代音乐教学方式应能逐渐转变

随着时代进步与高新科技的大力发展,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教学观念也随社会趋势发展要求发生了深刻变革。过去,我国古代音乐教学秉承的是“三个中心”教学思想用于古代音乐史授课教学,即强调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三个中心”教学模式。但随着教学体制与课改教育制度等的变革发展,以学生为主的人本思想教学模式逐渐形成,重视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与音乐素养培养。[2]

关于传统的古代音乐史教学内容,一般会依据古代政权的更迭或变更按照年限或朝代来将古代音乐形制历史划分成夏、商、周、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而教学内容则也是紧紧围绕其古代音乐在不同文化背景时期下的社会情况、历史背景等来作为铺垫,学习其音乐文化领域中的各个文献作品等。一般而言,古代音乐文献中多以宫廷音乐作为作品来源的主要部分。因此,教学也透过这些文献作品来研究其音乐形制、音乐文化、艺术价值等,目的是另学生深谙古代音乐史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以社会文化为核心思想的音乐观,提高学生道德情操水平,培养综合素质与音乐素养。

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却有着明显的教学弊端,一是在于一些学生很难了解到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音乐文化及艺术本身的价值特点所在;二是由于古代音乐与近现代音乐历史所纵隔的时间、空间、艺术价值等存在距离感,所以学生很难结合古代音乐所处不同历史背景时期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去建立逻辑思维框架。因此,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起学生对古代音乐文化历史的理性与感性思维的高度认知感。例如,在先秦音乐教学内容中我们可以根据出土的乐器文物结合有关历史背景音乐予以辅教学,使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古代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刻了解到音乐的演奏方法、乐感节奏、乐器组合方式、具有的音乐文化特点等。

或者是在汉唐音乐教学内容中,结合所处年代背景我们会知道当时关于诗词歌赋、俑像壁画、音乐图像资料等的研究具备一定考究文献来源。所以,此时应着重培养学生对其图、文、乐的研究兴趣建立,同时辅助学生能够对汉唐乐舞的发展史予以高层次的理解与体悟。同样,在两宋元明清时期,一些具有的古谱、作品、乐器文物出土等的文献资料也十分丰富,所以可以结合一些当时所处历史的古代音乐作品予以赏析,当然前提是需要将其大量的古谱予以整理优化,包括搜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教学准备设计工作等要予以深刻琢磨。如此一来,通过充分准备的教学设计与一些辅教学手段的实施,一方面利于学生了解其音乐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能加强学生对今后在戏曲、曲艺等品种学习的有效衔接。

二、高职院校古代音乐框架式教学模式下的几点教学思考

前文所述,我们知道古代音乐教学与现代音乐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学生在课堂学习古代音乐教学内容时,应能建立特殊的“情境”构建,用以辅助教学,避免学习时的乏味、陌生感形成,进而激发学习情趣。当然这也是古代音乐“框架式”教学的应用技巧所在。不过,对于情境教学模式下的框架式教学,也应当配套建立一个“三维”结构:

一是针对于音乐技术层面,即加强对音乐实践课程相关的作曲技术理论的学习。为此,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音乐作品本身设计时的旋律、乐感、节奏、手法、演绎技巧等的分析进行巩固。

二是关于音乐形态结构的熟知与理解。比如,可以通过一些古代音乐作品的风格、体裁背景设定予以研究,同时结合老师的教学设计与情境要素建立,辅助学生能够对音乐作品有着另一层次的高标准认知与理解,进而可促进学生逐步了解到更为深刻的古代音乐形制、艺术价值、文化内涵等的领悟。[3]

三是对音乐历史层面的认知。关于这一点的教学内容设计,老师应能通过音乐作品的授课与指导,使学生哥了解不同古代音乐所处历史背景下的音乐体裁、音乐风格、及具有的艺术价值等,通过互动性提问、情境要素建立、历史背景铺垫等方式加强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全面理解,进而可进一步将过去的音乐作品呈现的音乐文化跃然于课堂教学中,揭示出其具有的发展规律等。当然,这一过程不能缺少对音乐作品等的审美体悟,包括对作品的形态分析等,即是说不能仅仅顾及到其作品的技巧方面研究,否则会使得学生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出现偏差。如此一来,关于古代音乐教学时建立的框架式教学模式,正是当下高职院校音乐专业教学所应予以高度提倡的教学方式。[4]

结 语:

不论是从古代音乐历史发展角度出发,还是从当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教学培养目标去看,院校音乐教学老师都应能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对于纵横古今却又尘封已久的古代音乐作品教学应能建立必要的“情境”要素,加强教学设计,结合图、文、乐三要素构建出必要的框架式古代音乐教学模式,以促进学生在学习古代音乐教学课程内容时逐渐完善知识结构,从中深受其益。

参考文献:

[1]王.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现状的思考与探索[j].大众文艺(理论).2011(21).

[2]唐建军.《中国音乐史》教学之瓶颈及突破设想[j].民族音乐.2010(1).

[3]吴燕村.“接通”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作用[j].技术与市场.2012.(3).

[4]仲立斌.现存传统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资讯.2011(25).

考古学前景篇6

在考场上,一道诗歌鉴赏题留给考生的时间仅有六七分钟,快速把握诗歌的基本内容是考生做题的关键,也是鉴赏的基础。方法有以下三点:

(一)关注诗题、诗眼、诗注

在诗歌阅读中,我们触目所及的首先是诗题,诗题往往体现了一首诗的内容、情感、主题、意趣、手法等。如杜牧《山行》,表明作者是山中行走所见之景,是一首写景抒情诗。2007年全国高考题诗歌鉴赏题是王维的《新晴野望》,标题直接表明了久雨初晴,作者放眼远望村野之景是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从题目中得知,这是一首抒离愁别恨的送别诗,贺知章的《咏柳》是一首咏物抒怀诗,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标题的一个“问”和正文相互照应,更是意趣横生,亲切自然。读诗时,一定要细品标题,把诗歌标题中隐含的信息了然于胸,切不可绕道而行,舍近求远。

诗眼是一首诗中能体现作者情感的字眼,抓住了诗眼,也就抓住了作者的情感趋向,抓住了诗歌的主题。诗眼可以在诗歌标题中,如杜甫的《春夜喜雨》,一个“喜”字直接表达了作者对夜晚一场春雨的喜悦之情;诗眼可以在诗的正文的某句中,如杜甫被称作“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诗中“眼难苦恨繁霜鬓”一句,把国家民族命运的艰难和个人前途命运的伤感浓缩在一个“恨”字中,家国之恨让人感到无尽的沉重与辛酸!宋之问《渡汉江》中有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怯”字真切表达了作者由贬所还归家乡,既渴望了解家中近况,又害怕听到家中近况的矛盾心情。

诗注是在一首诗后命题人所给的补注,可能是对作者写这首诗时相关的时代背景的介绍,也可能是诗中难读字句的解释,还可能是诗中涉及的典故等,对阅读整首诗和后面的答题都至关重要,切不可轻易放过。

(二)学会知人论世

中华诗歌早在遥远的古代就明确提出“诗言志”的主张,并且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创作风格,有助于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如辛弃疾曾经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出生入死,南归之后又遭到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所以其词多为回忆过去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或者表达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再如高考中几次考到王维的诗,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以禅悟诗,故有“诗佛”之称,与孟浩然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再加上其人多才多艺,诗歌而外,兼擅散文、音乐、书法、绘画、几者相互影响,故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以山水田园诗为主,诗风或清幽恬淡或壮丽雄阔,“诗中有画”就是王维诗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当然,如李白的乐府歌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五七言绝句豪放飘逸;杜甫一生工于诗作而命运多舛,其诗以其爱国忧民的激情,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东坡才冠古今,虽宦海沉浮屡遭排挤却超然豁达,其诗词更多地表达经过人生历炼后的一种大气,一种感悟,更体现了他不凡的人生境界。

(三)把握古代诗歌的常见类型

我国诗歌众多,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赠友送别诗。一般是叮咛对方,赞颂对方,表达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或别后的思念。

写景咏物诗。这类诗歌类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多,其中写景诗多是借景物描写来表达诗人或喜或悲或忧的感情,即“一切景语皆情语”。咏物诗多为托物言志之作,借物表达自己的志趣、胸襟或抱负。

山水田园诗。下笔多描写山林的静谧、田野的悠闲,借以表达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安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羁旅思乡诗。抒写羁旅之愁,表达对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忧愁伤感,真切动人。

咏史怀古诗,一般是凭吊古代的人或事。追慕古人,表缅怀之情,实则是怀古而伤今,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吟咏史实,多为借古讽今,或表达昔盛今衰的感叹。

以上几点谈到了快速把握诗歌基本内容的方法,在迅速领会古诗大意的基础上,下一步就是懂得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

二、懂得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

和其它文学作品的阅读一样,古典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主要从以下二个方面把握。

(一)表现手法

1.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指的是诗中有直接表达喜怒哀乐和理想愿望等情感的字句。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直接抒情,表达了一种旷世的孤独感。还有如“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直抒胸臆,真切感人。

借景抒情在古诗中很常见,因为中国诗人作诗有一个共同的宗旨——诗贵在含蓄。诗人的感情往往通过景物描写含蓄地表现出来,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以丞相祠堂的冷落凄清来表达命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失落;李清照《声声慢》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表达出无限的凄凉之情,感人至深。

2.象征和托物言志

象征是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来表达特定的事理和感情。诗歌中一些传统意象往往被赋予一定象征意义,如望月多表达怀远,思乡思亲之意;古人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写春花秋叶多指人生中美好年华和生命的凋零伤感,柳树则寓含留恋情别之意……

托物言志和象征的主要区别在于:托物言志是通过某种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主观的志向情趣或节操,其理解的重点在于“志”的把握上,如于谦的《石灰吟》就是借对石灰的描写赞颂来表达自己保持清白节操;古诗中常用的“岁寒三友”——松、竹、梅及兰、菊、荷也常是作者用来抒发自己不畏环境艰难而保持高洁品行的事物。

3.衬托、反衬与对比

衬托和反衬的共同点都是“以次要衬托主要”,衬托是用相类似的事物来陪衬主要事物,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拨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其中用高大的五岳、赤城山以及天台山来衬托天姥山的高大。反衬是用相反的事物来衬托主要的事物,古诗中常用的反衬方式有以乐景衬哀情,以动衬静,以声衬静等,《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段唱词描写了蓝天、黄花、秋风、北雁、如醉的霜林,景物自高而低,有远有近,动静结合,色彩明丽,但由于相爱的人即将长久离别而归期难料,泪雨纷纷中这优美如画的秋色更增添了无尽的哀情。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几句,用泉声、浣女归家的说笑声,渔舟在永中掀起莲叶的动来表现“空山”的幽静美好,还有李白的《蜀道难》中“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以子规夜啼声来反衬夜行蜀道的冷寂。

对比和衬托的最大区别是:对比的二者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而衬托的二者之间有主有次,以宾衬主。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用自古以来人们的悲秋与自己认为“秋胜春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表达自己乐观豁达的情怀。

4.动静结合与虚实相生

古代诗人在写景诗中十分注意色彩、远近和动静的调和。2007年高考ⅱ卷考王维的《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前面三联主要是静景,最后一联写农家在田地辛勤耕作为动景,动景和静景相映成趣。

虚实是相对而言的,有者为实,无者为虚,现实为实,梦境为虎,叙述为实,议论为虚……柳永《雨霖铃》一词中,词的上阕写眼前离别实景,下阕则写离别后设想的种种情景,此为虚写,全词通过虚实结合来表达离别的伤感依恋之情。

(二)修辞手法

诗歌中常见的修辞于法有比喻、拟人、夸张、对偶、排比、反复、双关等。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诗歌鉴赏题中,常会有“作者表达感情时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或“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作用)?”这两种问法的实质都是考察学生对表达技巧的赏析,如有明显的修辞手法,应从修辞的角度去答;反之,则应结合全诗从表现手法上赏析。

三、答题方法及得分技巧

(一)熟悉考题范围,明确答题思路

《考试大纲》对古诗文鉴赏的要求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指古代的诗、词、曲。

1.形象

古诗中,形象既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景物,还可以是事物,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往往通过寄情于物的方式,把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感情投射到客观形象上,达到“意”和“象”的相互交融、相互统一,从而构成“意象”。因此,鉴赏诗歌的形象,其最终目的就是抓住意象的主要特征,感受作者的主观感情。

2.语言

语言方面常考的热点有以下两点:

(1)对诗人所锤炼字词的赏析。古人写诗注重炼字炼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是明证。因此,常有许多精妙传神的地方,这类字词多为动词、形容词的使用,答题时应准确阐释这类字眼在本句及全诗中的语境意义,再简析其对作者表情达意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使用上的准确传神、精练生动。

(2)把握诗歌语言的大致风格。古诗中常见的语言风格有:清新明快、自然质朴、豪放飘逸、委婉含蓄、慷慨悲壮、辞藻优美、富有韵律等。

3.表达技巧

解答此类题应在熟悉诗歌常见表达技巧的基础上,细心审题。答题的思路一般是:根据题目要求指出所用的表达技巧(表现手法、修辞手法或结构技巧),再结合相应的诗句简要分析,最后分析此类技巧对更好地表达作者情感所起的作用,即用什么技巧——怎样用——所起的作用。

4.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念态度

要准确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在整体把握诗歌内容的基础上,认真辨别诗歌中的字词,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从而领悟作品蕴涵的思想情感,不能根据只言片语就下结论,更不能断章取义。

(二)精练答题语言,学会看分答题

回答诗歌鉴赏题要特别注意答题策略,对“问答型”题,做到“问什么,答什么”;对“综述题”一般采用“总——分——总”模式,即“诗歌写了什么——如何写的——这样写的好处”。同时,考生应关注所答题目所含的分值,因为高考评分时一般有明确的采分点,如所给题目为4分,答案一般从两个方面作答,如是3分,答案可能是用三句话,从三个角度解答。

由以上分析可知,古代诗歌的鉴赏虽然是难点,但只要树立信心,掌握技巧,再加上训练和积累,就一定能在考试中应对自如,取得理想的成绩。

考古学前景篇7

>> 刍议数字化背景下的古籍保护 数字内容产业凯时k66会员登录的版权制度建设研究 三网融合背景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研究述评 三网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的融资渠道分析 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探讨 浅议古籍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背景下的油田建设与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的全媒体建设初探 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校园建设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基于云计算的未来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 数字内容产业的内容增值途径探索 数字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建设 台湾数字内容产业瞄准全球市场(下) 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和内容 力求教学内容实效 建设数字课程资源 如何进行内容资源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探讨 高校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内容与管理的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5] 加快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努力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eb/ol].[2015-03-01]http:///dsb_zt/xzzt/sztsgtggcgzhy/hyclxz/201210/p020121015617416764410.pdf/.

[6]蔡晓川.江苏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的思考[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6):93-95.

[7] 全勤.省级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以南京图书馆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3(1):22-25.

[8]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国发〔2008〕9号) [eb/ol].[2014-11-15]http:///zwgk/2008-04/29/content_957266.htm.

[9] 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1):34-44.

考古学前景篇8

古诗词是语文学科重要内容之一,而且越来越受重视,其根本原因:古词(文)与现代汉语存在的语言差异,但有着内在联系,我们学习、理解古诗词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掌握古诗词鉴赏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提高鉴赏古诗词的能力,直接地为考试解答古诗词鉴赏题服务;古诗词鉴赏与现代汉语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相通的,我们在古诗词鉴赏部分学习的许多内容,对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风格的把握,对文学表现手法、表达技巧的运用方式等等,都可以用到小说、散文的阅读鉴赏之中去。

二、从近几年高考中考命题把握古诗词学习

从近些年的中考高考来看,考试取材范围为教材涉及的相关诗歌篇目和《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古诗文背诵篇目中的有关诗歌内容为主,而读懂古诗词主要做到能感悟诗的内容,把握诗词中的形象、作者的感情、语言和表达手法。根据近几年各地的中高考命题情况,可以把题型归纳为:

1、理解诗意题。这类题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主要有内容的归纳概括、哲理的分析,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等相关题型。

2、感知形象题。这类题要求考生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联想和想象感知诗词中的景物,形象体会作者的情境、意境领悟作者的情感。

3、品味语言题。这类题主要包括对词语的锤炼、句子的推敲,名句的领悟等,要求学生能体味诗词语言的精妙。

4、分析技巧题。这类题主要对作品的表现手法,修辞手法,表达方式,典故的运用,巧妙的构思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三、如何解答各类型题

1、体会情感。古代诗词中常见的思想情感有:忧国伤时:如揭露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反映离乱的痛苦 ;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建功报国:如建功立业的渴望;保家卫国的决心;报国无门的悲伤;山河沦丧的痛苦;年华消逝,壮志难酬的悲叹;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理想不为人知的愁苦心情。思乡怀人:羁旅愁思;思亲念友;边关思乡;闺中怀人。生活杂感:寄情山水、田园的悠闲;昔胜今衰的感慨;借古讽今的情怀;青春易逝的伤感;仕途失意的苦闷;告慰平生的喜悦。

2、把握意象。意象是指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事物,它渗透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人格情趣。一般说来,在创作时,诗人都会借助客观事物来抒情言志向,化客观事物为意象。意象只是构成意境的一些细小的单位,是具体的、可找到的。

3、体会意境。意境是诗人借助于多种艺术手法而创造出来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同感的一种美好的艺术境界。意境是由一个个意象及其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是抽象的,需概括的。

4、品味语言。诗词的语言讲究准确、凝练、生动、形象、含蓄,富于表现力;讲究押韵,富于节奏感;经常运用比喻、拟人、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等,富于感染力。

5、辨析手法。

①表达方式:诗词中主要运用叙述、描述、议论、抒情四种表达方式,这其中描写、抒情是考查的重点。描写方式有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等;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方式,具体的说,就是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情因景生、以景衬情、融情入景、一切景语皆情语等。

②结构形式:诗歌的结构形式,常见的有首尾照应,开门见山、层层深入,先总后分,先景后情、卒章显志,过渡、铺垫、伏笔等。

③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借代、夸张、互文、通感、双关、衬托、对比、反语、反复等。

考古学前景篇9

【关键词】初中 古诗文 关键 激发 兴趣

古诗文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随着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古诗文的教学越来越受重视,古诗文的比重在初中课本中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要摒弃单调、呆板、枯燥的传统教学方法,在古诗文教学过程中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可以使教和学得到和谐的发展,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也就会随之大幅度提高。那么怎样才能在古诗文的教学中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精心设计导语,激发学生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精彩、新颖、扣人心弦的导语,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引人入胜。如教学《三峡》,我引导学生背诵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诗句,然后问:“有谁见过三峡的景象吗?”引发学生进入三峡的壮美景象中,激发学生一种向往之情。由“一位缺乏军事才能但又是明君”这句矛盾的话引出《曹刿论战》。好的导语设计,让学生先入为主,为学生阅读课文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驱动和控制了学生的心理,使之更易接受知识和技能,给人以启迪,催人奋进。

二、介绍诗文背景,激发学生的兴趣

认知心理学认为“背景知识会直接影响阅读理解的过程和结果”。古诗文的创作年代、背景离现代都很久远,学生几乎都不了解。有时代的隔阂,为了消除时代隔阂,所以必须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以前我都是自己直接讲给学生听。后来发现这样做学生印象不深,仍然没能走进作者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实应当发动学生利用多种渠道,自己动手去收集、整理,这样印象才深刻。如在学《狼》时,学生通过搜集,上台不但准确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而且还把他屡试屡不第,设茶摊搜集《聊斋》创作素材的故事以及他那幅“有志者,事竟成”的对联都一一介绍出来。有的还收集了相关的图片。学生积极参与,在课前就酝酿起对古诗文学习的浓厚兴趣,课堂上就容易达到高潮。

(一)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吸引学生

课堂是整个教学的核心。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把课上得有趣,就是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对面前展示的真理感到惊奇甚至震惊;学生在学习中意识和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体验到创造的欢乐,为人的智慧和意志的伟大而感到骄傲。”为达到这个目的,在设计教学形式时,应以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能力展示为宗旨,设计多变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石壕吏》是传统名篇。一般教参都认为:石壕吏“吏呼一何怒”珍现的是小吏的凶恶残暴,如狼似虎。我却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站在一个下层军官的立场,设想他为何“怒”。学生想到:一个下层的小军官,迫于上司的命令而挖空心思“夜捉人”,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他家里也许还有妻儿老母,他自己的性命也可能朝不保夕……,教师既要让文章本身教育学生,又要让学生多角度地接触材料,用史实说话,或许这种认识有“混淆立场”之嫌,但它富有人文精神,也更吸引学生。还可以在课堂采取各种比赛:诵读比赛,表演比赛,答问比赛等。教无定法,但万变不离其宗,但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示。

(二)发挥学生想象力,激发学习兴趣

初中生是最富有想象力的。课要上得有趣,就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想象力。可以引导学生想象课文内容,即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走进课文,力求把单调的文字符号变成形象生动的画面,使远古的画面进入学生的脑海。可以指导学生以现代人的思想去评析古人古文,使古代人物的思想注入现代的内容。也可以续写或改写古诗文,使学生觉得新奇,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教学,抓住九种景物,要求学生展开想象,口头描述诗的意境,学生很快就描述出一幅绝妙的深秋晚景图。通过想象联想的手法,让学生面对面跟古人对话,将学生与作者的距离拉近,以现代人的思想去评析古人古文,使学生有话可说,激发学习兴趣。

考古学前景篇10

锡提亚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叶城县境内,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这里进行过考察,他推测此城在公元十世纪为喀拉汗王朝建立,北宋时期达到繁荣兴盛,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被屠城。今天在这个残破的城垣内,出土有铸有阿拉伯文的无空青铜钱币和北宋制钱,但是后来人们又在城内发现了元明代时期的钱币,城内还有散落的陶片、灰土,和大批看起来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都在印证着不解的传奇,具体的史料记载很少,所以至今仍是考古学者眼里的迷城。锡提亚迷城景区(如图1)则是近几年来新疆所开发的系列景区之一,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结合地方气候以及人文特点,主打以南疆古建筑的生土表现形式,整合古代新疆所特有的西域文化、丝路文化以及民族特色文化,在原址废墟旁新建设了气势恢弘的仿古建筑群落,开启探秘式旅游新模式,成为南疆游线上的亮点。

一、景观文化衍生品的开发价值分析

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景区文化衍生品的开发价值对于提升旅游景区的知名度、营造良好的旅游文化氛围与文化传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景区与其文化衍生所形成的旅游纪念品是一种相互利用、促进与相互延展的作用,也是目前所倡导的全域旅游市场发展的重要示范环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疆锡提亚古城旅游开发过程中,特别强调景区文化衍生品的系列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旅游价值:首先,景区文化衍生品的开发与设计能够促进游客对锡提亚古城的进一步深入理解,正确认识古城遗址文化在西域丝路旅游线路中的历史脉络;其次,目前锡提亚古城遗址景观的实体正在不断地消失,依附在遗址之上的古代艺术也岌岌可危,景区文化衍生品的开发将有利于促进其古城遗址文化的保护。设计锡提亚景区文化衍生品,以建筑仿制、形象仿生、精神祈福、艺术塑造等形式创造出来的锡提亚景区文化衍生品,从旅游开发的角度不仅使遗址景观艺术能够得到传播,更使得遗址类人文旅游项目历久弥新、博古通今;其三,景区文化衍生品的开发为旅游纪念品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促进了传统的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相比其他大量雷同的景区旅游纪念品,景区文化衍生品更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与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更适合表达人们旅游观光的纪念性意义。

二、景区衍生纪念品的文化要素甄别

对景区文化资源进行历史性梳理,特别是具有历史文化沉淀的遗址类景区,要根据地方资源和民族特点,有依据、有脉络的进行文化甄别,才能提炼出符合本土特色的文化元素,从而在设计衍生上加以应用。景区文化甄别有助于定位文化本质属性、构建文化形象框架,景区文化的正确甄别也是区域纪念品设计开发的前提条件,异域的文化属性为旅游纪念品系列设计开发提供了形象参照与理论依据。因此,在历史文化型景区旅游纪念品开发前要对景区文化进行分类选择,提炼与甄别。

锡提亚古城文化要素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遗址具有典型的西域文化特征,古城遗址为生土下沉式制式,是西域特有的建筑形制,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来此考察时,“街市遗址、尚可辨识,死人骨骸遍地横陈”,“时见火药,木炭遗渣”,据《文正西游录》中“大军发于阗至可汗城,屠其城,使人诏谕鸦尔堪城王来降,至是隶版图,以封诸王阿鲁忽”的记载和“疑此城为成吉思汗1218年西征屈曲律由于阗进兵时所屠之可汗城”的史料分析,锡提亚是由突厥民族建立并统治,与生俱来的古西域文化特征;其次,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喀喇汗王朝铸造的有阿拉伯文字的无孔青铜钱币“提英”和北宋钱币,且锡提亚遗址在古丝路南道上的重要节点上,必然具有鲜明的丝路文化特点;锡提亚还具有神秘的萨满文化特征。萨满教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广泛流传于西北南疆地区操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民族中,且影响根深蒂固,直至公元前后佛教或伊斯兰教成为主流信仰时,这里仍然有萨满教的痕迹。萨满教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巫师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

景区衍生出的旅游纪念品可以在这些鲜明的文化版块中寻找创作素材,创作出符合地域特色的旅游工艺品、丝绸、刺绣、土特产品等。这些物产在二次创作设计过种中又被附加上新的技术与艺术内涵,衍生出即符合时代特色,又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纪念品,同时,在纪念品开发设计时,也可以将这三种文化相互交叉、融合思考进行创意开发。

三、景区文化衍生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形态构建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在景观形态上的表现最为直接。生土建筑是新疆地区的代表形象,然而,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以生土材质所塑造的粗犷敦实的建筑形态为基础,注入艺术排版与构成关系的灵活应用,使这个曾经被工业文明遗忘的人类瑰宝再一次在旅游景区的发展规划中引起不同凡响,无论是设计师、雕塑家、画家都将这一特异的生土建筑群落作为展现西域古国风俗民情的最佳描绘对象。例如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锡提亚古城堡生土建筑群微型化,以其高低错落、前后搭配等多样化组成形式构建不同出的城堡帝国,成为老少旨受欢迎的旅游纪念品,自然也能生动地捕捉到景区建筑文化艺术的精髓。作品不仅是对锡提亚景区的微型化展示,更是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形态中重要的设计元素的灵活应用。形态构建还包括城中规划的景观小品的微型化,锡提亚古城景区内街景在建设过程中赋予了许多特定的文化内涵,城内带有古老符号的大罗盘、传说的灵验的忠信榜、攀爬墙壁上的灵性的蜘蛛浮雕,威严的守城神兽“狡”和“驳”的雕塑,以及城堡精灵---苍桑的千年胡杨,祭祀台上的柱头、手持的灵杵……,都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形态构建载体,把这些独特的景观作以微型化处理,就可以成为景区文化衍生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纪念品,对渲染景区生态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依托古西域风格的仿古产品构建体系。锡提亚古城景区是基于历史遗址保护基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深度游,是将旅游产品与文化观摩、休闲娱乐与景区文化衍生产品销售多种功能相结合,在古城堡复原观摩的基础上发展了包括于一体的多元化旅游项目,在这里有西域古国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仿古的艺术品及生活用品(如图2),都具有特定时期的文化定位,不仅具有观赏性,还具有深厚的新疆地域性。例如:古城内出售的南疆工艺土陶,以自己独特的造型和别具一格的凸线花纹饰缀形成区域特有的艺术风格。还有诸如西域传统服饰,粗布棉麻的古朴,结合民族手工纹样点缀,在现代看来更是一种高雅的服饰艺术。锡提亚景区还定期推出以宣传丝路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及展览等,推广锡提亚古城景区的影响力,同时向旅游者推介和销售相关锡提亚城古文化体系构建下的仿古艺术品。旅游景观、旅游产品以及旅游纪念品都成为营造景观氛围的必然链接关系,让城支撑运营的所有仿古产品,都能成为旅游纪念品,成为锡提亚古城景区旅游六大要素产业链――“吃、住、行、游、购、娱”中重要的“购”的一环。

景区互动活动项目中的衍生品设计。锡提亚城堡内根据旅游文化宣传的需要定期会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以及游戏环节,古城有自己独特一些规矩和习俗。进城后的消费必然使用城内发行的锡提亚古币(如图3),即是内部活动流通的货币,也是极具旅游纪念品价值的精美商品。依托这一地区的萨满文化,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在活动中游客可以根据通过兑换积分或在活动中取得的成绩获得一些”幸运银签“或”羊皮卷藏宝图“等精神寄托类纪念品,游客除了在精神上、想象中与锡提亚艺术作品互动之外,还能在实现小件生活用品如锡提亚古城主题的钥匙扣、印有民族图案纹样的丝巾、文化长袍和箱包、描绘锡提亚城艺术特色的衣物服饰、充分体现锡提亚精致装饰的小摆件陈设等,十分方便复制和销售。此外,可以依样制成微缩形态的桌面陈设,古朴生动、惹人喜爱。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