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范文五篇-ag尊龙app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1

俄罗斯的地理形态具有开放性。在东方，平缓的大平原和辽阔的亚洲原野毫无阻碍地联结在一起。

古代罗斯，甚至原始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东方、南方大草原上的邻居，尤其是与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金帐汗国时都成为穆斯林)存在密不可分的历史、地理联系。俄国的主流历史学家都承认俄罗斯与东方、南方游牧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和相互同化现象。［1］10－19著名学者尼古拉·别尔佳耶夫说:“俄罗斯应当认识自己———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隔离者。”［2］28

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往问题。他说:“地缘往

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与时共进。俄罗斯地处东西方结合部，跨居欧亚大陆。这种帝国疆域，使俄国与近代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错，表现于政治交往的扩张性质。这种结合部的地缘文明，也孕育着20世纪苏联演变的缘由。”［3］10但国内学者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中亚5个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与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昭示着研究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交往问题的重要性。

一、交往的滥觞

伊斯兰教是从南方传入俄罗斯的。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杰尔宾特，附近的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尔后伊斯兰教向北推进，与生活在南俄草原的可萨人相遇。737年，被阿拉伯人战败的可萨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799～809年，尽管犹太教是可萨汗国的官方宗教，但多数可萨人还是成为了穆斯林。著名学者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写到:“有大量伊斯兰教商人在可萨地方和它的首都:位于窝勒伽河(阿得水)河口的阿得。……可萨帝国西南在达格斯坦，是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接壤的。这里也常常发生军事冲突。”［4］124

正是在可萨汗国的土地上，俄罗斯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关系。8～10世纪，古罗斯人经常与可萨人发生战争，前者不时向后者支付贡物或礼品。中世纪第一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波斯人伊本·霍尔达特别赫(820～890年)写道:“斯拉夫商人阿尔·罗斯是从遥远的故乡来到黑海和里海地区向可萨汗国的统治者缴纳什一税的人。”［5］124

罗斯人和第一批可萨穆斯林遭遇之日，也就是事实上与全世界进行通商贸易的阿拉伯人接触之时。在中世纪，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保持着长时期的历史交往，最主要的是和伏尔加河畔的卡姆斯克布加尔人接触。布加尔人于92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接受了巴格达哈里发的庇护。公元95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远征布加利亚，但以后的交往仍以和平为主线。987年，布加利亚的使臣首次来到基辅，这也是第一批到达基辅罗斯首都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是在得知基辅罗斯大公决定替换宗教(确立国教)的消息后匆忙赶来的。尽管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拒绝皈依伊斯兰教;但也可以看出，大公并没有取缔伊斯兰教。为了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甚至还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信仰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其中的四位使臣在这个著名的中亚伊斯兰教国家变成了穆斯林。［6］418

按照巴尔托里德的意见，伊斯兰世界在9～10世纪时已经和俄罗斯有了相当广泛的密切联系［7］133。众所周知，贝琴涅尔人、盖波恰克人、鞑靼人是在和俄罗斯有了交往之后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因而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痕迹在这些民族后来的历史传统中还不时地表现出来。9～11世纪，罗斯主要是通过布加利亚与花剌子模进行商贸联系。当布加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布加利亚伊斯兰化之后，俄罗斯与花剌子模之间的商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布加尔商人充当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的中间商。俄罗斯商人也是在布加尔商人的帮助下开通了从罗斯沿里海直至花剌子模的商路。

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常常主导着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之间良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还主导着共同利益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进行彼此合作。正是包括俄罗斯与穆斯林民族交往在内的商业贸易维系着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皮毛之路”和“琥珀之路”的交通大道，谱写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光彩篇章。

二、金帐汗国时期的广泛交往

在1237～1240年鞑靼—蒙古远征(包括征服俄罗斯)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大帝国，统一了旧大陆的三分之二。蒙古远征东南欧属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这种交往给俄罗斯社会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国学者杜别兹郭伊认为，莫斯科国家的形成得益于鞑靼人的统;蒙古势力的衰落成为俄罗斯强大的客观条件。列夫·古敏列夫将1200～1380年确定为“新民族—俄罗斯”的形成时期。这个所谓的新俄罗斯民族是在斯拉夫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芬兰—乌果尔人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8］132－135

金帐汗国的第一位穆斯林大汗———别尔克(1256～1267)在征服俄罗斯后的第16年(1256年)登上王位，汗国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终于在1312年取得优势地位，强悍的乌兹别克汗使整个金帐汗国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下令取缔其他宗教文化。金帐汗国于14世纪末遭受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首都萨莱残破，国势衰落。到15世纪时，金帐汗国的地方封建主坐大，分裂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小汗国。各个汗国境内的民族、人种成分极为复杂;但形形的居民却被上层统治者用伊斯兰教的旗帜联合起来。他们几乎持续不断地与俄罗斯开展各种各样的交往;还将俘获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当做自己的纳贡者和移民，通常是将其作为奴隶贩卖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中海世界。毫无疑问的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对来自于南俄地区的俘虏(既有突厥人，又有斯拉夫人)评价甚高。［9］21

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通过纵横捭阖而强大起来的莫斯科国家于1553年占领喀山汗国和1556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事实上已是原先的金帐汗国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者和统治者。正是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交往活动。

在军事交往方面，首先表现为俄罗斯军队的民族构成。在统一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之后，俄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诺盖人、加尔梅克人和其他草原居民中招募了许多非正规的新编军队;穆斯林人数众多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军队组织模式也照搬金帐汗国，军团分为五队:大队(在中间)、右队、左队、前卫队和警卫队;俄罗斯接受了金帐汗国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包括大炮。为了和草原游牧民(后来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进行斗争，俄罗斯使用了一些独具风格的军事制度文化，如哥萨克，其服装的外观式样和队列直到20世纪还能使人回想起他们的草原之根。曾属于可萨人的完整民众社团———诺盖人、车臣人、奥塞梯人的身世印记一直保留在哥萨克的家庭生活、武器、服装、风俗、民间文学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哥萨克派别的语言上。［10］6－10

哥萨克的出现实际上是俄罗斯和金帐汗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在草原地区有共同的漫长边界;广阔的南俄草地带向来就是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千年交往的大平台。穆斯林的轻骑兵一直到20世纪仍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劲旅。

在司法方面，俄罗斯更多地效法于蒙古穆斯林的法律文化。在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影响下，俄罗斯引进了空前残酷的刑法，并参照金帐汗国制定新法律(1397年的德维罗斯条文和1497年法典)。基辅罗斯时期的法律中没有死刑，体罚只适用于奴隶;可在蒙古统治之后，却引入了死刑，并对官员和平民也进行体罚，开始使用脚镣、手铐、皮鞭等酷刑折磨。俄罗斯在金帐汗国解体后还引入了许多蒙古法律条文。此外，在盗贼的脸面上烙印，对叛徒砍头，对聚众闹事、盗窃教会财产、栽赃陷害、纵火及盗窃满三次者等罪判处死刑的法律也是学自于蒙古穆斯林的。［11］83

直到16～17世纪，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设立的小小法庭上行使法律权力者仍然被称为“亚林嘎”(出自于蒙古人的亚尔库———审判官)。在金帐汗国别尔克统治时期，花剌子模的商人垄断了整个金帐汗国(包括臣服于金帐汗国的俄罗斯)的商业贸易。俄罗斯的第一支商队是作为穆斯林商人萨拉伊的配手运送阿斯特拉罕的鲱鱼和鲈鱼前往克里米亚。后来，俄罗斯商队从近东穆斯林世界带来了许多先进文化:建筑技术、手工业、洗澡堂、输水管线、装饰图案、带有绘画的器皿、阿拉伯的几何学、波斯的诗歌和劝谕词、调味品等。这些比草原

游牧地区更精致的伊斯兰文化成果也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

在从罗斯到俄罗斯的转变过程中，金帐汗国的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军事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莫斯科当局以金帐汗残暴镇压的恐惧，或者以与金帐汗进行斗争为由来挟持俄罗斯民众，结束了基辅罗斯时代的市民议会和在市民中选举官员的传统。莫斯科大公模仿金帐汗国的大汗实行专制统治，也用大汗的封诰来对付市民的诉求和贵族反对派，以维护大公自己的绝对权威。金帐汗国的“八思哈”制度，将居民划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目的在于征税方便和动员10%的居民服军役;而俄罗斯的大公根据自己的利益继承了这些使民众绝对服从和屈从的传统制度。

莫斯科新兴国家从金帐汗国借鉴的不仅是军事技术、甲胄、武器装备、军事管理方式，而且还包括社会管理的手段，甚至区分社会身份的等级制度———贵族(белаякость，白门第，贵族出身)与普通平民(чёрнаякость，黑门第，平民出身)都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尽管金帐汗国的大汗表面上没有干预俄罗斯各公国和教会的司法职能，但俄罗斯各公国都是广泛利用征服者带来的邮政系统———押么(ям)，从此出现了驿站车夫———“押么希克”(ямщик)一词。莫斯科公国继续采用金帐汗国混合体系的贡赋制度。金帐汗国统治60年后，巴思哈(蒙古地方总督)只是监督斯拉夫公国的税收官;直接收税者仍是斯拉夫的大公。他们将贡赋“剩余”留归自己。斯拉夫各公国自己制造货币，只是要有蒙古大汗的名字(在托赫达敏沙去世之前);后来的货币上同时出现蒙古大汗和斯拉夫大公的名字。在海关制度上，俄罗斯模仿蒙古人在货物上打印记，按突厥方式盖印章;还按照金帐汗国的模式设立以司库(源自于突厥的哈兹拉特或哈兹拉奇)为首的国库制度———卡兹拉(казна，源自于阿拉伯的赫扎拉хизана)。［12］365－367

金帐汗国的外交礼节也被莫斯科所借用，如禁止使节佩带武器，使节一定要带上礼物，以及关心、供养使节，等等。俄罗斯人学会了金帐汗国人的叩头风俗，还接受了蒙古人的一些婚姻文化与生活习俗，如通过相亲选择未婚妻，在加冕礼时挥霍钱财，等等。

吸收金帐汗国的各种遗产虽然远不是俄罗斯文化建设的全部，但俄罗斯的重大文化转型确实发生在金帐汗国时期。金帐汗国的统治是锻造莫斯科国家性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化的一所严酷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俄罗斯民族有了自我意识，打造出自己的性格特征，培育出为生存而战的顽强精神。俄罗斯在许多领域重新确立了源自半东方的拜占廷帝国的传统文化规则。蒙古人到来之前，罗斯是“君主主义、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规则的综合”;随着蒙古人的到来，罗斯保持的只是加强了的君主主义原则，并且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并将此说成是受“金帐汗国惯性作用的影响”。［12］340－342

16世纪，除克里米亚汗国之外，几乎所有原金帐汗国的土地都统一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俄罗斯在“解放”后所接受的鞑靼穆斯林的直接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16世纪，喀山汗国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大型公共房屋都有一个小平台，这本是伊斯兰教专供号召穆斯林祈祷的宣礼员所使用的;葱头形状替代了教堂上面的圆形外罩;俄罗斯的建筑师在采用黄色和绿色瓷砖时，补充了红色瓷砖。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体现的就是“喀山风格”;当然，伴随着不少俄罗斯居民和建筑师被伊凡四世迁往喀山，喀山也出现了“东正教风格”的建筑与艺术文化。俄罗斯人一度普遍流行鞑靼人的服饰穿戴，俄罗斯女性接受了喀山大家闺秀在楼房深居简出的风俗。莫斯科吞并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后，大多数俄罗斯人留在当地与鞑靼人、楚瓦什人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俄罗斯人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东正教会企图让穆斯林改信东正教的努力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在莫斯科吞并伊斯兰各汗国的同时，穆斯林封建主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合流与一体化也在加速推进;但穆斯林封建主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留着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三、近代的军事冲撞与文化交流

19世纪的俄国大规模地向东方与南方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到了19世纪末，俄国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13］135

穆斯林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俄罗斯人侵占这些地区后，诸如交往、冲突、仇杀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发生。1817～1864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这场战争使200多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14］171－172

俄罗斯征服中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俄罗斯移植的军事行政体制巩固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封建秩序;当然，中亚并入俄罗斯使汗国之间的战争和内讧基本上得到了制止，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部落制残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交流进程的不断深入。

为了消弭因军事暴力交往而引发的俄罗斯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7年下令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首次出版了完整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后来又多次再版。它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再版书的典范，也是全欧洲的一项文化建设成就，得到了许多东方学专家的高度评价。1800年，俄当局允许印刷出版一切伊斯兰教宗教文献，1802年在喀山开办专门的印刷厂。到1806年时，已有一系列伊斯兰教书籍问世，总印数超过4万册，其中《古兰经》就达3500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俄国穆斯林中间传播，而且在俄全境流传，并成为后来巴赫奇萨莱、奥斯曼帝国、印度、埃及出版界的样本。［9］28

在搜集古代手稿、东方货币和其他穆斯林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彼得堡于1818年建立了亚洲博物馆，并成为俄国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后改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杰出学者在此从事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研究工作。早在1817年，国家公共图书馆———萨罗克特彼得堡图书馆(1814年开放)就拥有来自巴尔瑙尔的40件东方文件手稿;1828～1830年，运到国家图书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计有:166件保存在阿尔杰宾列的手稿、148件来自于阿哈尔齐赫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手稿、艾尔斯伦和达吉斯坦的42份手抄本、18部来自于波斯的手稿。俄罗斯人还在西方收购了一些伊斯兰教文稿。当然，更多的伊斯兰教文献来自于中亚。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伊斯兰教文献有:8～10世纪的阿拉伯手稿，来自克里米亚、浩罕、希瓦的档案资料以及喀山、阿斯特拉罕、布哈拉、塔什干、伊斯坦布尔、马哈奇卡拉的伊斯兰教文稿。俄罗斯人还收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各个国家有关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书籍，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文稿200多件。［9］28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对东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视与尊重，也为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为俄国穆斯林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进程;不同部族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俄国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在一些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自由革新派———“扎吉德”①分子。他们号召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其代表人物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伊斯玛仪—别伊②·卡斯波林斯基(1851～1914年)。他终生致力于俄罗斯族人和穆斯林民族之间建立和谐亲善关系，主张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应当亲近互助;认为双方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家园;两者都是俄国民族大家庭的儿子;与此同时，也坚决反对将穆斯林强制“俄罗斯化”，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强制同化的徒劳无益及危害性，将其说成是“粗鲁的、丧失理智的”［9］28。卡斯波林斯基不余遗力所倡导的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各个国家和平共处的和谐观，以及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理念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性的人文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源。卡斯波林斯基的理念是在俄国和伊斯兰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俄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俄罗斯在文学方面所受到的伊斯兰文化影响非常明显。伊斯兰因素使俄罗斯作家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心，越来越自觉地保持同情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站位，坚持用文学作品抒发浸润于他们胸臆的正义诉求;一方面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伊斯兰文化还是一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克服民族主义与提升思想境界的催化剂。［15］50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2

［关键词］车臣问题；俄罗斯；国际反恐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4-0059-05

［收稿日期］2006-04-08

［作者简介］刘晓琴(1981-)，女，安徽巢湖人，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西南部高加索山脉的北侧，南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北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接壤，介于亚速海、黑海和里海之间；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主要为车臣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教派，首府为格罗兹尼。就是这样一个面积不足俄罗斯0.1%，人口不足全国1%的联邦共和国，在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像幽灵一样围绕着俄罗斯两代领导人，成为俄联邦的一块心病。

一、车臣问题的现状

(一)车臣内部百废待兴，问题繁多

伴着苏联的解体，车臣共和国的民族独立浪潮也随之兴起。在车臣籍原苏联空军少将杜达耶夫的带领下，车臣共和国也要求独立。1991年10月，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后，随之宣布车臣脱离俄联邦成为“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俄联邦政府于1994年、1999年两次出兵车臣。到2000年秋，第二次车臣战争基本结束，民族分离主义者再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不可能，但车臣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它仍然是普京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首先，车臣非法武装短期难以消除。车臣非法武装虽只剩3 000余人，但他们个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死硬到底。除了在车臣各地骚扰外，他们还有时窜到达吉斯坦等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土壤的地区进行破坏。其次，恢复政权机关的任务十分艰巨。2003年10月5日，根据车臣新选举法，卡德罗夫以高达80.84%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1］。他有三年临时政府行政长官的执政经验、广泛的权力运作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俄政府和车臣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于2004年5月9日在狄纳莫体育场被炸身亡。卡德罗夫的继任者阿尔哈诺夫能否领导车臣人民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稳定，融入俄联邦这个大家庭尚未可知。护法机关的建立更是难上加难。前格罗兹尼市市长甘塔米罗夫率领的民兵队伍中有760人愿意留下当民警，但其中120人不合格，300人因旷工而被解职［2］。第三，恢复经济十分艰难。车臣本来工业就欠发达，经过两次战争的清洗，工业企业几乎被破坏殆尽，短期内其经济难以恢复。第四，难民问题始终困扰着俄罗斯。战争造成几十万人流落他乡，恶劣的生活条件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第五，青年教育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是杜达耶夫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没受过教育，没有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几万这样青年的存在很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最后，来自西方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干涉也令俄十分头疼。

(二)在俄罗斯全境恐怖事件不断

自1995年6月14日起，车臣匪首之一巴萨耶夫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跳出俄军包围圈，来到俄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劫持1 000多名人质［3］(p62)，制造了“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以来，俄境内的恐怖事件就不断发生。第二次车臣战争基本结束后，大部分武装分子被歼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不可能，恐怖活动就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车臣武装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开始接连不断，遍布俄联邦全境，且恐怖活动的目标由政府机关和军用设施转向一般平民和公用设施。其中莫斯科人质事件、音乐会爆炸案、地铁爆炸案、卡德罗夫总统被炸案、坠机事件和别斯兰人质事件最为引人注目。

2002年10月23日，40多名蒙面持枪的车臣武装分子闯入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大楼，劫持了演员、观众及工作人员近千人。三天后，俄特种部队向剧院内施放催眠气体后，成功地解救了大多数人质，但仍有130名人质不幸丧生。2003年7月5日，两名车臣女子以“”的方式，在莫斯科郊外一大型摇滚音乐会场制造了连环爆炸惨案，造成包括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攻击者在内的14人死亡，60多人受重伤。2004年2月6日，发生在莫斯科的地铁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爆炸造成39人遇难，140人受伤，爆炸给莫斯科人心理造成的创伤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地铁隧道成了血腥屠杀的刑场，浓烟、烈火、烧焦的尸体……"一位幸存者在事发20多个小时后接受采访时还浑身颤栗、满脸惊恐地对记者说。2004年5月9日，车臣人民在格罗兹尼市狄纳莫体育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9周年，早已设计好埋在主席台下的炸弹被引爆，造成包括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和俄军驻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巴拉诺夫等人在内的32人当场死亡，40多人被炸伤。8月24日，两名车臣妇女分别混入两架俄民航客机，引爆捆在身上的炸弹，使这两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坠毁，造成机上90人全部遇难。8月31日，车臣“黑寡妇”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附近再度引爆炸药，造成70多人死亡。事后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对媒体表示，“很遗憾，里加地铁站的爆炸不是第一起，我担心，也不是最后一起。事实上，()已经向我们宣战，在一个看不见敌人也没有前线的战场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虽然与之斗争非常艰难，但我们将使用全部手段。”［4］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又一起空前的劫持人质事件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了。2004年9月1日上午，1 000多名学生、家长和老师正在参加开学典礼，几十名穿着迷彩服、戴着面罩的突然冲入学校，将所有在场者扣为人质。俄政府竭力争取和平解决，但谈判破裂，特种部队被迫以武力解救人质，最终导致394人死亡，其中至少有150名儿童。别斯兰事件结束了，但它留给那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们心理上的阴影却是很难抹去的。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恐怖事件还在继续。

二、影响车臣问题的国际因素

(一)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自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以人权问题为由，对俄加以指责，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但因这时俄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西方国家对叶利钦兵伐车臣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反对俄军进攻车臣的同时坚决支持叶利钦。1995年2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克林顿和科尔批评进攻车臣但强调支持叶利钦》一文将当时西方的对俄政策讲得一清二楚：克林顿总统和德国总理科尔今天批评了俄罗斯对车臣的进攻，但又说继续支持叶利钦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梅杰在下院回答有关车臣问题时说:“没有人会对近几个星期以来车臣发生的这场悲剧表示怀疑。毫无疑问，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里长期以来当地领导人领导的叛乱活动已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对近几个星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表示关注，对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表示担忧。”［3］(p222-p223)继英国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北约和欧盟这两个国际组织，也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俄在车臣“狂轰滥炸”导致平民伤亡的忧虑，欧盟还暂时搁置了同俄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

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爆发。此时俄国内已形成一股反对向西方“一边倒”的政治力量，俄对内、对外政策的改变促使西方国家加大了防俄、弱俄和遏俄的力度，对第二次车臣战争采取了与前次完全不同的态度，它们几乎公开站在车臣民族分离分子一边。战争打响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后十几次公开发表讲话，认为俄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不祥之兆，我深表关切”。一些媒体把俄在车臣的行为说成是“种族清洗”和“人道主义灾难”，称俄对车臣的轰炸引发了“难民潮”，呼吁国际社会加以制止。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几乎所有俄罗斯参加或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中，都要讨论与主题无关的车臣问题，都要对俄加以谴责。美国总统克林顿措词严厉地要求普京停止在车臣的“暴力”，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法国总统希拉克、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也都以不同方式代表自己国家或组织对俄在车臣的行动进行了谴责。1999年，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一方面按自己的利益标准，指认世界上存在28个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又认为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不是反恐问题，而是所谓‘人权’和‘民族自决’问题”［5］。

“九一一”事件给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普京通过美俄热线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受到的袭击表示慰问，对美政府坚决与进行斗争的态度表示支持；9月13日，俄全国为“九一一”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俄政府还对美国和西方的反恐行动开放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俄罗斯领空。俄美两国在“反恐”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一种“稳定和可预见的关系”似乎正在形成。但“九一一”事件不能改变一切，很快美国就觉得俄罗斯的支持对自己是得不偿失的。西方国家对车臣问题也老调重弹，声称1997年的车臣选举是合法的，认为在那次选举中当选的总统马斯哈多夫是合法的民选总统，允许其代表在境内进行反俄活动，扎卡耶夫事件就是证明。2003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中指责俄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人权观察组织”指责俄在搜捕车臣武装分子时“滥用刑罚”。2003年10月和2004年8月举行的车臣总统选举，均被美国指责为“不民主、缺乏可信度及合法性”。西方国家基于冷战思维推行双重标准，对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纵容和支持，这是车臣“毒瘤”不能根除的重要原因。

(二)邻国格鲁吉亚不协助

格鲁吉亚是位于俄罗斯西南、外高加索山区的一个山地国家，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各民族之间尚能和平相处的兄弟国家。但在分别从苏联独立出来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经济利益等问题引发了许多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南奥塞梯冲突和阿布哈兹危机。

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北部的一个自治州，人口以奥塞梯族为主，他们同与之相邻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居民同属一个民族，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被划分为两部分，归属于两个不同国家。早在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就开始谋求脱离格鲁吉亚，与北奥塞梯合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在南、北奥塞梯地方政府联手同格鲁吉亚抗衡的时候，俄罗斯不仅没有约束自己的下属，反而公开站出来为格分裂势力讲话，谴责并威胁格鲁吉亚。最终，通过格、俄与南、北奥塞梯四方谈判，以格委托俄罗斯在自己领土上维和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危机。阿布哈兹危机与南奥塞梯冲突有相似之处。早在苏联解体前，阿布哈兹就要求脱离格鲁吉亚，或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或升格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未能如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阿布哈兹加快了独立步伐，格鲁吉亚内战爆发。阿布哈兹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长期以来与俄关系融洽并处于俄的保护之下。阿布哈兹人与俄高加索山地民族同为穆斯林兄弟且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因此，危机爆发后，各民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力支援阿布哈兹独立。最后经联合国及周边国家主要是俄罗斯的斡旋，格内战才停止。在这两次事件中，俄罗斯都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支持格民族分裂势力，这严重伤害了格鲁吉亚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俄格关系恶化，格鲁吉亚开始积极向西方靠拢。

与此同时，车臣危机爆发，位于车臣南部的一条通往格鲁吉亚的道路成为车臣非法武装的惟一生命线。他们从这里获得来自西方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援助；战败后从这里逃脱；潘基西峡谷的高山密林成了他们的天然保护伞，他们在峡谷中设立营盘和基地，而俄军又不能越境展开军事行动。对于俄进谷清剿的要求，格方表示这涉及格，同时借口谷中有大量车臣难民，不能制造杀戮，予以拒绝。俄格关系进一步恶化。

面对俄罗斯几年来的威胁和指责，格鲁吉亚加快了向西方靠拢的步伐，格美关系不断升温。2004年1月，通过“玫瑰革命”，带有明显亲美倾向的萨卡什维利总统上台后，俄格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为徘徊在潘基西峡谷的“幽灵”提供了可乘之机，车臣问题更加复杂化。

(三)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的渗透

车臣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自80年代后期起，国际伊斯兰势力就开始向车臣渗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乘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的有利时机，在俄罗斯扩大原教旨主义的势力范围。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企图把车臣变为进行“圣战”和恐怖活动的国际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而一些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则不希望里海的石油途经车臣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影响其“超额利润”。

自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国际伊斯兰势力就积极向车臣渗透，资助车臣非法武装，派伊斯兰“圣战者”赴车臣作战。他们组成了“国际支队”，规模曾达到1 500多人，由在约旦出生的车臣人哈塔卜领导，与车臣武装分子一起对抗俄联邦军队。此外，他们还帮助车臣训练武装人员、提供武器和资金。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来自沙特、埃及、阿富汗等国的专家就在车臣帮助训练武装人员达1万余人。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国际恐怖主义头目拉登为车臣提供了2 500万美元援助，还在阿富汗建立训练车臣“圣战者”的基地，并向车匪头目巴萨耶夫提供武器和补给品［3］(p258)。“国际支队司令”哈塔卜，自90年代初就定居车臣，帮助车匪发展武装，1998年8月还帮助策划了达吉斯坦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暴动，随后又与其他国家来车作战的雇佣军一起拼死抵抗俄军。

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离开车臣，他们在车臣贩卖人口、绑架人质、贩卖军火、敲诈勒索、贩卖，把车臣变成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在俄全境制造恐怖事件。的三号人物扎卡维还多次对车臣直接下达命令，遥控了数起俄罗斯境内的恐怖事件。从当前车臣形势看，表面上已被削弱，但实际上却促使其加强了与境外的勾结，包括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马尔科夫教授在内的一些专家，将其称为恐怖事件国际化。他们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尽快遏制，俄罗斯将有遭到超级恐怖袭击的危险。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的渗透，进一步加大了俄解决车臣问题的难度。

三、从国际视角看解决车臣问题的措施

(一)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寻求西方国家对俄反恐的理解和支持

在外交上俄政府应灵活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一些有利因素，搞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它们在反恐问题上不再推行双重标准，确认车臣非法武装为国际恐怖组织，支持和认同俄军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正如普京在“九一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莫斯科炸毁大楼的是争取自由的战士，而在其他国家搞这种活动的人是，其实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民的鲜血和美国人民的鲜血都是同一种颜色的。”［3］(p236)俄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倾心打造的国际反恐联盟已出现裂痕，离心倾向严重。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需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美国在防止核扩散、削减战略核武器、销毁生化武器方面需要与俄合作；俄罗斯是当前世界上的石油出口大国，美国需考虑与其建立稳定的能源合作关系［6］。对于欧洲国家，俄罗斯可以利用当前美欧之间的分歧，通过扩大与欧盟经贸关系和倡导欧俄地缘文化的回归，加强与欧洲的交流与合作。

(二)搞好与邻国的关系，促使这些国家配合俄进行反恐

潘基西峡谷对车臣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改善日益恶化的俄格关系。虽然“九一一”后，格鲁吉亚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反恐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合作，借助美国和西方力量制约俄在其境内的影响，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毕竟有限。俄罗斯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影响依然很大，美国在俄格关系问题上不可能完全无视俄方利益。格俄关系改善以期在潘基西峡谷联合打击非法武装是有可能的。两国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和平友好的兄弟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国内有一批传统的亲俄势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身居要职；格国内有几十万人持俄罗斯护照；俄罗斯控制着格鲁吉亚的电力和其他能源；格的外贸、旅游收入主要依靠俄罗斯；俄在格鲁吉亚有足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驻军。搞好俄格关系，首先要约束自己不干涉格内政，在格民族分离问题上不搞双重标准，帮助格鲁吉亚顺利解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扶持亲俄势力，加强俄在格鲁吉亚的传统影响；开展能源外交，加强能源合作等。相信只要俄罗斯坚持邻里之道，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俄格关系的改善是可能的。

(三)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车臣恐怖事件已经国际化，要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把所有力量联合起来，坚持不懈地把各个国家的信息、政治和组织条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国际通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其在当代的现实威胁。美国的“九一一”悲剧充分表明，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和军事上都超强的国家，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显得十分脆弱。国际社会的惟一选择是联合一切力量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要建立真正的、经常性的工作联盟，护法机关、海关部门、金融机构、特工部门要统一政策，联合行动。只有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必要的和现实的条件，把恐怖主义的金融、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破坏掉［5］。因此，为解决车臣问题，俄罗斯应积极加入国际联合反恐行列，加强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不断发展，以期在消除国际恐怖组织的同时，彻底消灭车臣的非法武装以及徘徊在此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

［参考文献］

[1］王莺.推进车臣和平进程：俄车臣共和国新总统卡德罗夫［j］.西伯利亚研究，2004，(4)

［2］黄炳钧.俄罗斯巨变［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51

［3］徐振泽，孙景源，舒梓.车臣之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杜方.俄罗斯向恐怖宣战［n］.环球时报，2004-09-03.

［5］李华.普京全球反恐主张十论［j］.俄罗斯研究，2004，(1).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3

危险的“临界点”

自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乌东地区便不断爆发大规模亲俄示威，示威者通过占领各地州政府大楼或其他政府机构，升起俄罗斯国旗，宣布组建“人民委员会”、成立“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等行动，迫使乌当局同意实行联邦制，亲俄势力看来不达目的不会“收兵”。而乌当局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和副总统拜登访乌之后开展的“反恐行动”效果不彰，虽然零星的武装冲突导致多人伤亡，但已失去对乌东地区的控制。乌当局日前宣布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又对斯拉维扬斯克发起武装清剿，乌克兰事实上已处于分裂的边缘。此外，作为对乌东地区亲俄势力的呼应，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陈兵4万，并举行大规模军演，向乌当局施压逼其接受亲俄势力的要求。为反制俄方行动，美国也已派出600名大兵赴中东欧国家，北约则向波罗的海国家增派军舰，举行大型联合军演。乌克兰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甚至认为，俄罗斯借机对乌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直线上升。一时间来，俄国与西方矛盾的尖锐程度，似乎达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临界点”……

“偶然中存在必然”

乌克兰之所以成为一个热度远超“叙利亚”、“利比亚”问题的绝对热点，甚至是一个危险的“临界点”，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多维度”原因。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乌克兰处在俄罗斯与欧洲联盟中间，既是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也基本上处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因此是一个欧亚国家。从宗教形式来讲，乌克兰往南是伊斯兰教世界，以东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世界，所以乌克兰同时在宗教文化方面处在三大宗教――西边的基督教、东边的东正教、南边的伊斯兰教中间。在冷战结束以后，它正好处在这三大宗教中间，又处在两大强国中间。在历史上，乌克兰也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当时乌克兰的西边是奥匈地区，后来是德国，南边曾经是很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东边是沙皇俄国，所以历史上乌克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方学者在分析乌克兰的地缘价值时经常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是一个帝国，尤其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自动成为一个欧亚帝国，这个话体现了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但同时应该看到，乌克兰丧失独立则将立即影响到中欧，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其次，经济区域性“失衡”与族群文化“割裂”的高度吻合，既是乌克兰“国家肌体”上无可避免的“溃疡”，也为外部势力插手提供了绝好的“切入点”。乌克兰从领土和人口来说，都不是一个小国，但是其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强权大国，反而屡屡成为周边力量的战场，这就导致乌克兰当地民族混杂、种群对立严重。历史上，乌克兰分裂和内乱的根源之一在于民族问题，并且一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间矛盾的导火索。长期以来，乌克兰东西部地区在、语言和传统习惯上的差异造成了民众间的一些隔阂，这些隔阂在上个世纪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深。在乌克兰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22%，而乌克兰族为70%。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大民族，俄罗斯族人主要聚居在乌克兰东部重工业发达地区以及南部（如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俄罗斯族所占的人口比重竟高达67%。这些地区的不少居民讲俄语，希望加强同俄罗斯的传统关系，甚至加入俄罗斯。而从地域与历史来看，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曾经在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波兰统治之下，二战爆发时伴随着波兰被瓜分，整个乌克兰才被纳入苏联的版图之中。在苏联解体之后，西乌克兰地区倾向于与欧美国家搞好关系，而东乌克兰地区则倾向于与俄罗斯搞好关系。结果，由于东部和西部乌克兰人口在宗教文化层面的构成，以及经济结构的构成都不相同，这一点最终反映在政治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最终在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强力介入乌克兰事务的情况下，乌克兰民族问题被重新激化，地域化的民族矛盾使乌克兰面临国家分裂，甚至是陷入内战的悲惨命运。

攻守之势应该弄清

乌克兰局势发展至今，已经远远超越单一国家内部事务的范畴，美俄在前苏联，特别是黑海地区的利益角逐反而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看似俄国动作频频，先是克里米亚顺势“回归”，东乌三州也在酝酿着“意向明显的公投”，普京更在各种场合言辞强硬，这较之西方反应手段的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在这场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中，攻守之势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很多人却并没有弄清楚。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4

基辅罗斯――一个割舍不去的历史渊源

领导文萃：谈到俄罗斯历史，就会提到基辅罗斯， 乌克兰和俄罗斯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渊源？

闻一：还是先说说乌克兰这个称谓。乌克兰最早既不是民族的称谓，也不是国家的名号，它就是古罗斯西南部的“边陲之地”。在古罗斯语中，乌克兰就是“濒临边界的地方”、“国家交界之处”的意思。这个来自于地理概念的名称有着多重的含义。一是民族的，它是个众多的斯拉夫民族与其它民族居住和杂处的地区；二是的，它是个各种宗教集结、深有影响并相互对抗的地区，其中尤以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抗衡为最；三是国家的，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曾面对大国强权，都曾不得不在密室运筹、幕后纵横中求生存和发展。

现在，在如今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和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流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森林密布，草地绵延。沿河而居的是被称之为东斯拉夫人的民族，偏西北部和北部的是“罗斯”族，有记载说，所谓“罗斯”就是“沿河而居的人”；南部的是“基”族、“乌克兰”族以及一系列草原部族。北部的斯拉夫人和南部的斯拉夫人都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民族联合组织。西北部和北部的中心是诺夫哥罗德，南部是基辅。10世纪，在经过了激烈的部族、民族争斗、兼并与融合的过程之后，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留里克家族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随后他们率军南下，攻占了基辅，与那里的斯拉夫民族联合成了“基辅罗斯”。所谓基辅罗斯就是首都定在基辅的罗斯国家。

这是公元852年的事。自从有了“基辅罗斯”，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沿岸的土地就成了一个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质上是个部族、民族的大联合体。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乌克兰的基辅曾是最早奠立基辅罗斯的地方。从国家的起源上说（尽管当时的基辅罗斯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个不可分的斯拉夫民族大联盟。而从政治管理和制度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是“一家人”。公元988年，当时的基辅大公从君士坦丁堡引进了基督教（后来在基辅罗斯被称为东正教。东正教的意思是“基督教东方正教”）并定为国教。在东正教从基辅向北部和东北部传播的进程中，留在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民族逐渐形成了“乌克兰民族”，而北部和东北部的斯拉夫民族则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在莫斯科公国的强权下，俄罗斯民族被赋予“大俄罗斯民族”的称谓，白俄罗斯地区的民族成为“白俄罗斯民族”，而“乌克兰民族”则被划归“小俄罗斯民族”。

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历史渊源关系，普京总统2014年3月18日对俄罗斯上下两院的紧急咨文中说得十分清楚：“这里有古代的赫尔松，神圣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转向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

俄国时期：逃亡者的“自由

之乡”、最早开发的“工业基地”

领导文萃：在历史的长河中，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形成和民族的成长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正如您前面介绍的，乌克兰作为“边陲之地”在历史中面对怎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

闻一：还是从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说起。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乌克兰也遭受重创，基辅曾被劫掠一空。在蒙古大汗占领期间，整个罗斯国家经历了分解和重组的过程，乌克兰归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后来，立陶宛归顺波兰国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从此，乌克兰的执政者在三个世纪中（14至16世纪）不得不在两个强国之间求生存。于是，也是从这时起罗斯的东正教和波兰的天主教不和与抗争的种子就下栽到了这块边界之地的土壤里。

到了15世纪下半叶，在罗斯的土地上为争夺“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国”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日益强大，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土地（包括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逐渐转向莫斯科，所以从16世纪初始到17世纪初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就与波兰国出现了更加激烈的边界之争。到了16世纪70年代末，经过一场争夺土地的利沃尼亚战争之后，立陶宛和波兰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大波兰王国”。于是，大波兰王国和莫斯科公国为争夺“边陲之地”不断地打仗，先是乌克兰地区的沃伦、波得拉谢、波多里埃、布拉茨拉夫和基辅地区归属波兰，后来，俄波又打了一仗，波兰不得不把斯摩棱斯克省、切尔尼戈夫省和北方省让给了俄国。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再次在动荡和战争中摇摆不定。

1654年，乌克兰地区哥萨克赫梅里尼茨基的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他所建立的“盖特曼”权力机构接受了对俄国的臣属。因此，这一年在俄国和苏联的史书上被写成为“俄国与乌克兰合并日”。宗教纷争和农民起义的频发表明了乌克兰，还有波兰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和抗争，波兰和俄国对相互之间边界土地的争夺随之更为激烈。于是，出现了自此持续至当代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即“乌克兰西部边界”的政治问题。17世纪中期，乌克兰的西部边界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土地归属俄国，“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土地归属大波兰王国。大波兰王国和俄国成了恩怨不解的对头冤家，而乌克兰就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国家之间，在艰难维持的平衡中防止大国冲突、争斗，甚至战争带来的伤害。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乌克兰都处于大国的争斗之中。17至19世纪，欧洲国家对东方土地的争夺和俄罗斯帝国对西方土地的争夺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而这种争夺的中心地区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土耳其、波斯、奥斯曼帝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俄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而作为被争夺对象的波兰也觊觎向东方，即向俄国，首先向“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扩展自己的疆土。于是，俄国和欧洲国家对波兰的多次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乌克兰边界之地的反复变化、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分分合合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局势的主要风向标。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1762―1796年），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个竭力要把俄国的疆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要有一个更大版图的帝国的沙皇。在她执政的34年中，俄国进行了两次俄土战争，三次参与了瓜分波兰。这对乌克兰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原来归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归属俄国，而且乌克兰的南部地区：扎波罗热、黑海北岸等地区也成了俄国的领土，乌克兰全境归属俄国。从此，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这条边界线就成了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分界线，一个双方和多方不顾死活要争夺的地区。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乌克兰的前途命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她颁布法令鼓励并奖励外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开发乌克兰东南部、当时为荒凉草原的顿涅茨克地区。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期，她先后从荷兰请来了战船大炮专家查尔斯・加斯科恩，从威尔士请来了工业家约翰・休斯。加斯科恩在如今叫做“北顿涅茨克”的卢甘斯克建造起了铸造厂和蒸汽机制造厂等一系列工厂。而休斯在南边，即现在的顿涅茨克建起了一家冶金工厂，并在工厂附近建房定居，定居点就以休斯的名字命名――“休斯镇”，俄语的发音叫“尤佐夫卡”，这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

加斯科恩和休斯还带来了大批的科技人员和先进的机器设备。按照新科技开拓的顿涅茨克的新矿井一个接一个的产出大量的煤，斯拉维扬斯克的湖盐不再被偷运和走私，女皇严令在这一地区私自煮盐。这里产的优质盐占全俄盐产量的70%，从此俄国不再进口盐。贸易接着发展起来，有了铁路和港口，整个顿巴斯连成了一片，曾经闭塞的荒原成了俄国借助外国力量开发起来的工业重镇。

十月革命后的乌克兰

领导文萃：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乌克兰又是怎样一种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面对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力量出现了哪些特征？

闻一：进入20世纪，乌克兰成了各个国家、各种政治力量、各个民族和社会集团矛盾冲突集中与爆发的地区。1917年十月革命后，乌克兰人要宣布脱离俄国独立。关于乌克兰的独立问题，列宁曾经明确地表态表示同意。1918年12月28日，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它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结果是列宁的主张得以实现。1919年3月10日，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宣告成立。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以各自独立的共和国的地位组成联邦的进程中，1920年1月10日，斯大林被任命为乌克兰劳动军的负责人。一是迅速使顿涅茨克的煤炭工业军事化，保证俄罗斯中部地区铁路运输的燃料供应；二是实行全民义务劳动总动员，18至45岁的男人都在动员之列（专家延长至65岁），为此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不得擅自离开企业，违者以逃兵送军事法庭审处。

但斯大林这时却越权做了一件事：1920年2月15日，他以乌克兰劳动军苏维埃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决议：“将哈尔科夫省和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省的部分地区组成顿涅茨克省。”根据这一决议，原本属于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大部分地区转属乌克兰。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显然是：组成一个新的顿涅茨克省将使他自己在乌克兰劳动军总负责人的位置上拥有决定一切的大权、更便于行事。事前，斯大林并没有向列宁报告，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同意，而且顿涅茨克地区的各区委员会也都持有不同意见，这样的处事显然令列宁感到恼火。所以，一个月后人民委员会才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又一周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批准。

新的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并归属乌克兰，就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顿涅茨克是归属俄罗斯还是归属乌克兰的问题”。自这以后，顿涅茨克的民族、派别、政治力量的或暗中较量或明里争夺的情况就时断时续的出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一地区的疆界划分和行政体制的变迁就会在危机和突变情况下发生。

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后，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建立起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20―1921年间，波兰的皮尔苏茨基政权觊觎于恢复“大波兰王国”，出兵乌克兰，攻占了基辅，为争夺乌克兰全境的土地和深入俄国后方广阔领土而战，于是，爆发了苏俄与波兰的战争。其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但乌克兰西部，即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土地仍分别归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王国。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一起组成了苏联。从这时起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一直是苏联框架内的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它的生存与发展都取决于苏联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利益与需求。

苏联时期：鞑靼民族的被迁移

领导文萃： 这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成为引人关注的大事件，那么，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怎样一种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其中的鞑靼民族的被迁移又是怎么一回事儿？

闻一：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三面被黑海之水所包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半岛，历来是俄国与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争夺之地。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克里米亚西南端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之后，这里就是俄国黑海舰队的驻扎地和司令部。为了争夺塞瓦斯托波尔和整个克里米亚，俄国与土耳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1854年开始的那场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港湾外遭到了黑海舰队的奋力抵抗349天，黑海舰队在危急关头甚至在港口外炸沉自己的舰船，来堵塞联军的航道。结果虽然是俄军撤退到乌克兰的内地，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却成了俄国的光荣与骄傲。

十月革命后，这里的政权转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击退了最后一个白卫将军弗兰格尔后，1921年10月18日，成立了“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里是70个民族聚居的地方，俄罗斯民族人数最多，占第二位的是鞑靼族，民族关系一直很复杂。所以，列宁对这个自治共和国的成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通过这个共和国进一步处理好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他说：“但愿这个小小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能成为一支火炬，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芒能照耀整个俄罗斯。”1944年5月10日，贝里亚给斯大林建议，“把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特别移民流刑犯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理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背叛了苏联人民，让他们继续住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是不适宜的。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结果有近20万鞑靼人被迁移出克里米亚。当年秋天，大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入克里米亚半岛。1945年6月25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改组为俄罗斯属下的“克里米亚州”。由此，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成了苏联的一大民族问题。直到1967年，克里米亚鞑靼人才被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的回归家园、居住、工作等的安排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1948年，塞瓦斯托波尔升格为俄罗斯联邦的直辖市，换言之，那就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有两个平等的直属俄罗斯联邦的政治机构，一个是克里米亚州，另一个是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

领导文萃：此次乌克兰危机后，“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不断被提及，这个发生在苏联时期的事件，这其中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闻一：话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不能不说到赫鲁晓夫。在苏联所有的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是与乌克兰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在顿涅茨克当过钳工，当过十几年矿工，干过矿井的党组织工作，还上过那里的工人专科学校。在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当第一书记。所以，乌克兰的政治生涯是他一生的政治资本。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却也一生感到和乌克兰有着某种生疏感。他写过：“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1938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1954年，是乌克兰归属俄罗斯帝国的300周年。一个主意出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这就是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在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休息期间，主席团的成员们都去喝茶、饮酒了。两杯科涅亚克（俄国威士忌酒）下肚，赫鲁晓夫兴奋起来，想乘机在笑谈中让这个主意被大家所接受。但他也深知在这个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领导集团中，让大家接受这个主意并非易事。他在人群中走了一阵，打量了一阵，最后像是顺便提及似地说道：“嗨，同志们，有人建议把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大家睁大了眼盯住他看，似在询问：“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解释说：“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众人问：“为什么？什么叫没有什么了不起？”赫鲁晓夫嗫嚅着回答：“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

1954年1月25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提交了一份草案，让主席团批准：《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好在文字不长，全文如下：“1，批准会议所采纳的修正案，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2，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专门会议审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是适宜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赫鲁晓夫。”

1954年2月19日，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35次会议通过了这种“转归”。会议上，作为主席团成员的赫鲁晓夫并没有讲话，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讲话都是重复了他的意见：一是“转归”是在“俄乌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实现的；二是“转归”“符合加强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利益”，“俄乌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将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苏联经济进一步巩固的保证”；三是“转归”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把这视为共产党英明领导的典范和苏维埃政府对苏维埃乌克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关心”。最后，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还加了一点：“苏联的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和相互理解以及尊重各加盟共和国繁荣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间的这种关系。”于是，“转归”从此生效。

在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时，俄罗斯也从乌克兰将原属于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并进了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的斯摩棱斯克、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的部分地区，并且将塔甘罗格并进了罗斯托夫州。这种领土的交换似乎和克里米亚的“馈赠”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这种“转归”，乌克兰是非常高兴的。参加会议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特钦科这样表示：“乌克兰人民将会怀着十分满意和万分感激的心情欢迎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的决定。这是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和真诚友爱的又一明显的体现，是俄乌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新见证。”

在苏联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时期，克里米亚由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管辖，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怀疑与担心，也都没有想到过苏联有一日不复存在后这种领土的重分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矛盾与冲突。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克里米亚的问题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并逐渐发展成越来越尖锐的国家间的、民族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以及人心上的分歧、对抗和争斗。

普京总统与乌克兰

领导文萃：“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是赫鲁晓夫作为，而此次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克里米亚的“脱乌入俄”则是普京所为，如何看待普京和乌克兰的这个变局？

闻一：这要从苏联解体说起。1991年8月是苏联实际上解体的开始。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模仿叶利钦的俄罗斯宣告独立。乌克兰于8月2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独立。1991年12月1日，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当选为乌克兰总统。12月5日，他宣布乌克兰退出1922年建立苏联的联盟条约，并决定不再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

12月7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维日密林”的地方举行会晤，签署了三国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声明，并表示“独联体”的大门对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是敞开的。“别洛维日密林”意思是“野牛密林”，而“别洛维日协议”就像是从密林中狂奔而出的一条野牛，它成了苏联的终结者。

乌克兰独立后，新的俄罗斯联邦所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俄罗斯失去了欧洲土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产粮区，失去了苏联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所建造起来的工业基地、国防重镇和战略要冲地带，尤其是克里米亚的失去使俄罗斯失去了黑海上的门户，进而使曾经存在过的苏联海上霸权之路断裂开来，而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也成了受制之地。

普京总统一直不甘心于这种痛失和受制的地位。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峰会上，普京说了这么一番话：“乌克兰――这是个历史误会，是一个建立在俄国土地上的国家。”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以某种方式重新解决克里米亚的归属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和不可舍弃性，普京总统在2014年3月18日对俄罗斯上下两院的紧急讲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克里米亚有俄国士兵的坟墓，由于他们的英勇无畏，克里米亚才在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所占领。克里米亚――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一座伟大的命运之城、要塞之城、堡垒之城和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诞生之地。克里米亚――这就是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山丘、萨蓬山――这些地方的每一处对于我们都是神圣的，这是军人的光荣和空前英勇精神的象征。克里米亚――各个民族文化和传统罕见的大融合，由此它是如此地与大俄罗斯相像，在这个大俄罗斯里数个世纪中没有一个民族消亡、被同化。”

普京还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他民族的人一起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保存着自己的习俗、传统、语言和信仰。”普京总统进而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克里米亚――这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国的城市。”对于克里米亚的民族问题，尤其是鞑靼民族的历史问题，普京的表态是：“如果在克里米亚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是平等的语言，这将是正确的。我们尊重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所有民族的人。这是他们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小祖国。”对于鞑靼人被迁移的历史问题，普京也表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完成给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的过程。”

领导文萃：作为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复杂关系？

闻一：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关系上，有这样几点是很值得关注的。第一，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国与欧洲国家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焦点地区，它们的存在和变形，它们与俄国的恩怨情仇是理解它们关系的核心。第二，自从有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它就与俄国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观察和处理乌克兰与世界的诸般关系中，乌俄关系是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三，在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有两个主要方面和一个核心问题。两个主要方面是：乌克兰西部边界地区和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而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归属问题则是理解俄乌关系的关键。第四，克里米亚半岛在土地上与乌克兰紧密相连，但在历史的国家依附关系上却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没有关系，自15世纪上半期以来，克里米亚以汗国的形式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扶助之下，时间长达300多年。自1791年至十月革命，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一样）归属俄国，时间也有200多年。

纵观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乌克兰国家的形成，无论是乌克兰民族的成长，也无论是乌克兰社会的运转，它的一个不变的命运便是：地处“边界之地”，千丝万缕国家状况；身陷“强权掌控”，错综复杂外交关系。大国的争夺，强权的运作，宗教的纷争，利益的瓜分，社会的动荡，民心的摇摆，前进的徘徊，发展的观望，似乎都是乌克兰逃脱不了的宿命。它从属于、依附于，甚至不得不在某一时刻、某一历史阶段听命于他人他国的蹒跚养成了，或者严格地说，铸就了乌克兰人的识别风向、辨别目标、选择机遇、随时而动，或奋然而起，或蛰伏待机的性格和行动准则。由于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立国的渊源”、“信仰的共有”、“习俗的相通”，以及自1654年以来的分分合合和恩怨情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它所承受的来自俄罗斯的惯力、推力、阻力就是决定一切的。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与解决关系的途径和办法是决定乌克兰命运的最主要的东西，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当今世界上乌克兰依然夹在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这块“边界之地”被争夺、被利用、被发展、被推向一个已知的或者未知的命运之徒的宿命不可能不再起作用。目前，乌克兰已经有了新总统，新总统表示继续保持乌克兰的统一和完整，但是，乌克兰东部局势仍然动荡不安。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5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美俄关系 俄欧关系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自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计划以来，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一直处于持续动荡的状态。首先，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接连发生多起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仅在今年2月18日至27日发生在首都基辅的骚乱中，就有82人死亡、810人受伤。其次，国内的政治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使得各派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导致亲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于2月23日遭到议会弹劾并被宣布解除职务。最后，随着亲西方的政治女强人、前总理季莫申科重返政治舞台并于亚努科维奇被解职的同时现身基辅独立广场发表讲话，乌克兰未来整体的战略走向可能面临重大变化，引起了相关各方甚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的整个过程中，鉴于该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和西方作为两个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一直在幕后进行着战略和外交博弈，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战略利益。

近期以来，随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以及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的相继进行，乌克兰危机中相关各方的博弈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因而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关键阶段。笔者认为，当前，在这一问题上的两大主角（俄罗斯和西方）正在展开十分微妙的“心理战”。然而，随着3月16日克里米亚宣布独立，以及3月18日普京宣布其加入俄罗斯，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博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重大变化，因为莫斯科的行为已经触及到了西方的“底线”，即保持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再次陷入类似于冷战对抗局面的可能性已大幅增加。因此，在剑拔弩张、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中国所秉持的审慎、中立立场和所坚持的和平、谈判原则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正确的，是目前综合各方考虑后的最佳选择。

乌克兰危机中的各方博弈分析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俄罗斯始终扮演着最具影响的外部势力的角色，这与俄乌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地缘及经济等联系密不可分。首先，在历史和文化上，正如基辛格近来在《华盛顿邮报》的撰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绝对不是简单的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的开端是所谓的基辅罗斯公国，那里是俄罗斯宗教的发祥地。乌克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其次，在地缘上，乌克兰在冷战结束以来一直都是俄罗斯西部的最后屏障，也是今天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仅存的战略缓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乌克兰将使莫斯科不得不直面北约的战略压力甚至军事威胁，这将可能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和地区局势动荡，甚至使俄罗斯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战略地位和地区影响力。最后，在经济上，俄乌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十分明显：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乌克兰则是俄罗斯的“粮仓”和“兵工厂”；此外，俄乌之间的许多工业部门自苏联时代至今一直都处于配套生产和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早已达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然而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讲，本轮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乌克兰国内围绕加入欧盟还是倒向俄罗斯的分歧，因亲俄的政治领导人亚努科维奇突然宣布中断“入欧”进程而引发了亲西方政治力量的反对，这就充分说明西方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众所周知，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西部大多信奉天主教、讲乌克兰语，而东部大多信奉俄罗斯东正教、讲俄语。此外，与“西方更近”的西部居民普遍倾向于加入欧盟，而东部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居民则支持倒向俄罗斯。冷战结束以来，美欧一直致力于北约和欧盟东扩，以进一步增强西方的全球地位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因此，西方出于利益考虑，始终支持亲西方的政治力量主导乌克兰国内政局。总之，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今天围绕乌克兰危机所产生的外交博弈的宏观背景。

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在双方上述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俄罗斯和美欧在乌克兰危机中发展出了各自的战术规划。一方面，莫斯科力图通过“三管齐下”的方式维护自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俄罗斯鼓励克里米亚地区进行独立公投和申请入俄，从而在扩展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对西方施加压力；第二，俄罗斯还通过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势力极力加强自身在乌的影响力，以抵制西方的进一步渗透；第三，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俄军出兵乌克兰，莫斯科开始运用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地缘优势对西方形成某种“威慑”。可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以上战术取得了明显的战略效果。例如，普京的出兵使西方除了表示谴责和宣称进行经济、外交制裁外别无他法，这就进一步突显了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动性；又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15日举行的表决中，因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投了否决票而使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再如，在当地时间3月16日举行的独立公投中，克里米亚民众以压倒性的96.6%的支持率通过了加入俄罗斯的决定并开始了正式申请入俄的进程，紧接着，普京签署法令承认克里米亚为独立国家。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结果都是莫斯科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

从俄罗斯和西方在克里米亚宣布独立以前各自的战略选择来看，一方面，普京通过上述“三管齐下”的方式基本上实现了以下四大战略目标：第一，使莫斯科对克里米亚形成“实际控制”，从而使之与俄罗斯形成某种事实上的“特殊关系”以进一步拓宽俄战略空间；第二，推动乌克兰组建联合政府，以使得东部的政治力量在各方缓和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作用；第三，力促乌克兰在外交上保持中立，并至少防止其加入北约；第四，同西方留有一定的妥协空间以使乌克兰问题较为顺利地解决，因为一旦克里米亚成功加入俄罗斯，则会突破西方的底线，或用基辛格的话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毕竟不符合现有世界秩序的规则”。很显然，如果上述这些目标最终得以实现，那么莫斯科将在表面上后退一步、与西方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得到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

另一方面，就西方的战略选择来讲，美欧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经济和外交等多种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软化自身立场，以实现建立一个法律上独立统一、并且事实上亲西方的乌克兰。西方最终必须明白，乌克兰的任何一派如果试图支配另一派（以往就是这种模式），最终就会导致内战或分裂。因此，西方上述较为温和的目标与俄罗斯的战略追求在本质上并不冲突，特别是在俄方能够实际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以避免全然和公开倒向西方的情况下。基于此笔者认为，双方妥协的结果将是西方获得了“面子”上的利益，而俄罗斯则得到了诸多实际好处。这样，乌克兰就有希望变成基辛格所指的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非“对抗前哨”。

然而，随着近来局势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特别是普京宣布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莫斯科并未与西方达成上述避免对抗的真正妥协，反而突破了西方的“底线”：维持乌克兰的独立和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爆发“新冷战”的可能性在上升，国际战略格局也将可能会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对美国来说，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将使其回归亚洲的大战略布局被打破。众所周知，随着华盛顿自2010年开始决定将其主要战略资源投放到亚太地区，回归亚洲的战略成效已经初现，特别是美国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手段不仅扩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全方面影响力，而且对中国形成了明显的战略压力；然而，如果美俄之间爆发“新冷战”，美国势将在东、西两个方向被迫进行“两线作战”，从而彻底改写当前的地缘政治版图。其次，对俄罗斯来说，莫斯科在短期内并不担心来自西方的地缘、经济和外交压力。在地缘上，俄罗斯在东欧具有显著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影响力优势。在经济上，除了冻结俄罗斯金融资产外，美欧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打击其经济，这一方面是由于美俄贸易规模很小，2013年只有区区不足300亿美元，而且较前一年大幅下降30%之多；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俄欧贸易中，欧盟对俄方能源的需求几乎是刚性的，因而几乎没有进行贸易制裁的空间。在上述情况下，西方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只能是流于形式和空洞化。在外交上，尽管美国可以通过将俄罗斯从八国集团中踢除而使之孤立于发达国家之外，但莫斯科手中同样握有使西方外交制裁无效的筹码，例如通过帮助伊朗建设新的核电站而挑动西方神经、利用能源问题向欧洲施压等。总之，在笔者看来，俄罗斯目前在战术层面上正在占据上风，是乌克兰危机中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然而从长远战略层面来看，俄罗斯与西方均为输家，而且俄罗斯的战略和经济损失更大，因为一旦爆发长期的冷战，与西方世界实力悬殊的莫斯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地缘、经济和外交环境，从而使普京实现“强国梦”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

乌克兰危机中的中国立场分析

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向相关各方表达了自身立场。例如，主席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沟通，反复强调中国将在此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并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分歧。同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在多个场合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如“不干涉乌克兰内政”、“谴责暴力行径”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立场主要有如下三点。首先，中国完全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事出有因、形势复杂，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素，因此相关各方只有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抛弃零和思维与对抗姿态，才能避免采用简单甚至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中国希望乌克兰危机得以化解的最终方式是双方和平谈判、最终结果是双方合理妥协，这也是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一贯原则主张。

笔者认为，上述三点核心立场全面反映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和自身战略利益。一方面，中国面临台湾、新疆、等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因而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中方无法全然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公开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并反复强调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尊重国际法、保护乌克兰和领土完整”。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用“事出有因”、“冷静克制”等语句在事实上表达了对西方做法的不满、批评和对俄罗斯关切的理解、同情。中国认为，西方近来所进行的傲慢战略“算计”，包括资助和煽动反对派占领基辅独立广场等行为，已经触及到了俄方的底线，美欧应该料想到莫斯科必定会对它们作出反击，因而它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并不可能取得自己所期待的“胜利”。针对这个问题，西方部分战略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只独立了23年，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乌克兰政界人士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该国顽固对抗的部分，先是一个派别，后来又是另一个派别。这就是亚努科维奇及其主要政敌季莫申科之间冲突的实质。他们代表了乌克兰的两派，都不愿意分享权力。西方对乌明智的政策应该是设法让该国的两部分势力彼此合作、谋求和解，而不是支持某一个派别占据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如上文所述，乌克兰毕竟在文化、地缘和经济上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联系，因此俄方的立场和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不难看出，中方的这种态度在公正持中的基础上既维护了自身的原则和利益，同时又明显表达了对俄罗斯的最大限度支持和对西方的含蓄批评。

除了出于自身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现实国家利益外，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所秉持的审慎、同时对莫斯科持同情式理解的中立立场还与中国和该问题之间的“微妙”联系有关。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中国毫无瓜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并不构成任何重要影响。例如，乌克兰位于欧洲并且经济规模很小，因而除了相对重要的中乌军品贸易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外，其局势动荡对中国经济而言无关紧要，特别是北京与基辅间长期以来没有直达航班的事实说明，中乌的双边贸易十分有限。再如，中乌关系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也并非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因为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始终是重中之重，因此乌克兰局势对中国外交也不会产生任何实质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乌克兰危机中的“利益攸关方”，那么中国在战略上便与该问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关联：如果美俄之间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妥协，那么美国既定的回归亚太战略就不会受到影响，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博弈就将继续，而俄罗斯则可能会在避免了“新冷战”的情况下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便美俄能够避免正面对抗，它们的关系也会因此严重受损，从而使奥巴马上任之初所期待的美俄关系“重启”（reset）彻底化为泡影。当然，如果出现相反情形，即美俄陷入某种程度的冷战对峙状态，那么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将会面临巨大掣肘，俄罗斯也必将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几年来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将大大减小、甚至将获取某种战略优势。

结论

当前，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已从“心理战”过渡到了有可能引发对抗的边缘，而中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总体立场则可以概括为“对莫斯科持同情式理解的中立”。鉴于俄罗斯和西方各自在战略利益和战略选择上出现了尖锐对立，乌克兰可能面临分裂的危险，未来的局势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考虑到乌克兰事态的发展与中国并无直接关联，因而中方的上述审慎立场是综合权衡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之后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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