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十篇-ag尊龙app

人民文学篇1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人民文学篇2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包含《我的叔父死了》在内的《诗七首》，是诗人穆旦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发表的情形堪称奇特。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沉寂多年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们――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宗璞、汪静之等“集体复出”，纷纷发表作品，有的还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栏目的“头题”。这期杂志被称为“革新特大号”。

《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文协下属的权威刊物，具有超乎文学范畴的意义，登上这一平台无异重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其时正逢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鼓励大胆“鸣放”，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成为中国文艺界热烈“鸣放”的符号，一时惊动海内外。

但油墨未干，“鸣放”浪潮已转成“反右”运动。那期“革新特大号”遂成“毒草专号”，《人民文学》不得不滑稽又狼狈地在紧接着的8月号扭转态度，开篇文章就刊登了叶圣陶的《分子与人民为敌》。

此前被组织来的“鸣放者”们都成了“分子”，接踵而来的劫难自此开始。《诗七首》就此成为穆旦在1949-1978年间的绝唱。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刊，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它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演示台，也是文学运动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缩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2009年底，《人民文学十七年》一书面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当时发生在该刊物上的一系列文学事件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与重要政治时事亦步亦趋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是新中国文学第一刊。它的权威性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创刊时亲笔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刊名。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茅盾任杂志主编，副主编为著名诗人艾青。

它的“中央级”地位如此稳固，以至往往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后，一位作家才被认为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才会成为全国性的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乃至引起重视，便是一例。

某一类文学形式也会因为《人民文学》的肯定和转载而风靡全国。1958年初，老舍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写小小说》，《人民文学》在当年4月转载，并在1958年11月号一次登载了19篇小小说。在这样的提倡下，作家们陆续加入进来，刘白羽在《人民文学》推出《踏着晨光的人们》，诗人郭小川也发表了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小小说一时成为重要的文艺样式。

“在‘十七年’的文学历史里，《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最权威最主流的杂志，把握了它的历史就相当于把握了当时文学生态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李敬泽说。

这种“主流”首先体现在与重要政治时事的亦步亦趋上：几乎共和国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重大事件和节日，在这份杂志上都有直观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人民文学》创刊号刊载《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　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红色文章；1954年新宪法公布，杂志在7月号刊载了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欢呼性的文章。

“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自然不在话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发表《实践论》、《人民日报》号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一次《人民文学》不召集作家写文章呼应的。”《人民文学十七年》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在内容选择方面，以“不仅要反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雄心自居的《人民文学》，更是要照顾到每一个题材的平衡。

“‘十七年’期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接受。”所以，李红强说，他在梳理“十七年”间所有《人民文学》杂志时发现，但凡涉及工业题材的作品都会刊登在首要位置。

例如1952年2月号上的人物速写《红花朵朵开》，作者出身工人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又是处女作，作品相当幼稚。但《人民文学》不仅全文登载，还配发作者写给编辑部的信，在信中该作者以示范的姿态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

在文学体裁选择上，包括地方戏、相声、歌词、快板、民歌等都被看作“最有力的文学作品”登上杂志。在翻译类作品里也有讲究，美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翻译，但要以“斥责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为主题。

稿荒与作家的命运

有趣的是，即便在上世纪50年代，这份全国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仍时时面临稿荒的处境。原因并不是没人投稿，而是并非谁的作品它都能发表。

“我们每天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作者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小学教员，有新参加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当中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来稿最少。”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在1951年的一次总结文章中写道。

这当中自然有很多原因。中国作家虽然不少，但多数必须经过“思想改造”之后才能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作品。有些人因为没有纯正的政治身份而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沈从文；有些人则在“改造”的压力下忙于检讨旧作，如巴金；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但本来人数就少，又往往被行政工作挤去不少创作时间。这么一来，给《人民文学》投稿的反而多是业余。

而在有限的作家群体里选择发表更要谨慎，因为冷暖交迭的文艺形势让人难以捉摸，作家的命运实在过于变幻莫测。

胡风便是最典型一例。1953年他曾任《人民文学》编委，其时他尽管因长期对主流文艺理论持有异见而遭受批判，但高层在促使他做出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希望其作些工作。《人民文学》编辑部分给胡风的工作是“每月看一个或两个短篇”，开编委会时也请他畅所欲言。

然而他介绍来的稿件往往遭受批判，自己发表的作品也难逃厄运。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肉体残废了，但心没有残废》，采访被释放回国的被俘志愿军战士，表现美军的残暴以及战士们的英勇抗争。

这篇文章被大加指责：“为什么写的都是新战士，不写老党员?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经过思想改造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胡风曾对这种指责奇怪不已，“好像他们以为当俘虏是光荣，非得老战士党员不可似的。”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写作撞破了一个规则：无论是否战俘，凡有英勇行为的，都应该归于党员。

1953年底胡风发表了一首诗歌，成为他在《人民文学》的绝唱。此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文学》时已经是公开的“罪人”，批判他的文章成为持续数期的一道景观。而胡风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受难33年，其“反革命集团案”在全国牵连两千多人。

“没有一个作家敢保证永远正确，哪个作家都可能随时出问题。”作家张天翼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后，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1960年的“调整”和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深有感触。于是他在编辑部内部秘而不宣地制定出一个作家联络图来，按照创作能力和地位分为一、二、三线，随时掌握并更新作家是否还有权利写作的动向。

即便那些成名已久、地位稳固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文学》上全部转向。以茅盾为例，他署名的23篇文章中，算得上文学作品的只有散文《海南杂忆》，其余有4篇是文学理论文章，16篇是报告、号召、批判和纪念文章。《人民文学》所选择的茅盾，不是那个现代文学时期的小说家，而是文艺界领导人、文学指导者。

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环境下，那些老作家们大多没有找到新的创作资源。巴金创作了许多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冰心也开始从异域题材与战争题材中寻找新的内容，从根底上否定自己。“他们既有的创作经验，因为失去了情感和精神的深度，简化为常识性的技巧，只好不时扮演一下‘文学指导者’的角色。”李红强分析道。

“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洪子诚曾提出“一体化”的观点，即建国前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经由新政治力量的体制化，使“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大家探讨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家国命运。即便原本抱有不同的信念信仰，也要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往一个方向去。

“在这种环境下，当他们偶尔露出头的时候，你可不能单看他写的那一点东西。那个年代他们只能那么写，个人的空间太小了，要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做出这一点选择。”

李红强以沈从文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点回忆　一点杂想》为例：沈在文中陈述：有“”分子曾在鸣放期间心怀叵测来访问他，试图让他说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之类的话，但沈从文告诉来访者：“不，我很自由!”

鉴于实力派作家纷纷主动或被迫歇笔、转向，“十七年”在文学史上很难说有何成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大量如《保卫延安》之类的“红色文学经典”。

“因为‘’十年基本没有文学，在这个历史鸿沟面前，‘十七年’才显得重要。”李红强说。他曾制作20世纪文学大事表，发觉“1966-1976年间(中国文学界)基本无大事，全是xxx自杀”。

相比“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当代文学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大概是从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变成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家国命运早已成为当下许多作家厌倦的话题，偶尔写点“主流化”的东西，甚至作家本人都不好意思提及。而商业利益成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制约会使文学的生命力窒息。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市场的制约也可能带来同样后果。”李敬泽对本刊记者说，“不同在于，受到过度的政治制约很痛苦，受到市场制约似乎让人们感到快乐。”

人民文学篇3

（1）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认知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活动后发现，我国大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同时通过对相关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有大概23%的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意义非常了解，有近30%的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近40%的大学生表示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有所了解，有6%的高校大学生表示对人文素质教育了解较少，剩下1%的学生表示对此问题不是很了解。

（2）民办高校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的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民办高校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较为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更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素质一点都不清楚，同时也没有对知识的渴望心理。通过相关权威部门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办高校要想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重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民办高校办学的体制以及条件等各方面与公办高校有所差别，这就造成了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的体系构建并不全面，在相关的教学政策、组织管理、以及师资建设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有相当的欠缺。通过与公办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同相对比后可以发现，虽然民办高校的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强的特点，但是在价值取向、理论修养以及文化素质方面与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符合国家对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培养理念。但是我国民办高校也是我国对学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渠道，其同样承担着培养祖国后备人才的任务。

2我国民办高校存在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1）我国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情况来讲，从学校的校领导到各级的基层领导等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重视。如果想要在民办高校中建立起相应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在我国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定位过于理想化宏观化，导致了绝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不能能很哈的理解，造成了目标模糊的情况出现。同时民办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没有足够的实力，这将严重的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情况。

（2）课程单一、师资力量不足

就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特点来讲，民办高校应该具有非常高的自主办学能力，同时在学科设置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受到教师能力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大多以公办院校所走的道路作为标准，只是一味的走公办院校走过的路，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方面也以达到教育部的相关要求为主，并不追求教育的效果，这就造成了民办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教育质量较低，只是单纯的进行知识的传授，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品格的塑造。

（3）形式较为单一，文化素质教育系统构建

人民文学篇4

英文名称：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主管单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办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3926

国内刊号：51-1671/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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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人民文学篇5

5月12日，中国首位“兼职农民”彭文华以湖南省宁乡县全民乡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的身份来到北京，与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后者将在南洲村投资数千万元开发几个与农业有关的项目。

“在这位80后大学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当代新农村的希望。”与彭文华握手后，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兴存说。

但彭文华还是不忘提醒在场的人，自己只是一个“兼职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长沙市商业银行的职工。

这位拥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和固定工作、丰厚收入的大学硕士研究生，在个人前途美好的时刻，却捐出自己买房子的钱修建乡村公路，并毅然提出要当农民，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背景下，他的行动引发社会各界深层的思考。

一周四天在银行上班，

三天呆在农村

“爸爸，我想辞职回来当农民。”

春节刚过，接到在长沙市工作的儿子彭文华这个电话，宁乡县全民乡南洲村村民彭甫军大吃一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我想回家来当农民。我准备辞职，我觉得家乡更是我发挥才能的场所。”电话那头，彭文华一字一句地说。

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惊呆了。儿子彭文华小时候聪明好学，后来考上大学，2004年的时候又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去年刚一毕业，彭文华就被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看中，任命他做三一重工驻北京代表。

有三一重工这种背景，加上自己的才识，彭文华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三一重工在北京的业务成倍增长，彭文华深得梁稳根器重。

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彭文华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写了一封信，阐明自己对新农村的建设观点和意见，并表达回农村工作的愿望。

3月底，彭文华收到了张春贤书记的回复批示，心情振奋，当即请辞了在北京的工作，很快被长沙市商业银行作为资源性人才引进来。

彭甫军连夜赶到了长沙。

“你这样做，10多年的书白读了，我和你娘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了。”彭甫军劈头就说。

“爸爸，这不丢人。应该是件很光荣的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沙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缺少什么，但在南洲村，我却可以和村民一起，一步一步让家乡富裕起来，比起在北京和长沙更能体现我的价值，我的决心不会改变的。”

儿子说到这个分上，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去找商业银行的领导。长沙市商业银行的领导对彭文华的志愿充满敬意，但他们也舍不得放这个优秀的人才走。一位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彭文华做个兼职的农民。

“当农民不一定要天天呆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发挥你的才能帮助农村建设，你可以继续留在商业银行上班，抽出一部分时间到农村‘上班’。”这位领导说。

南洲村离长沙并不远，彭文华提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他在商业银行上班，其余的日子，回南洲村去当农民，如果实在有冲突，他宁愿放弃在银行的工作。商业银行方面和父亲彭甫军都同意了他这个方案。彭文华于是给宁乡县委书记写信，将自己建设家乡的详细规划进行了汇报，提出愿意兼任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不拿一分钱报酬。宁乡县委和全民乡党委接到他的来信后非常重视，迅速行动，很快按程序办理了彭文华的任职手续。

中国第一个“兼职农民”由此横空出世。彭文华成为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村上修一条“环村公路”。

修建中国第一条“环村公路”

身材瘦削高挑的彭文华戴着眼镜，皮肤白皙。只是，他的衣服上沾满了黄色的泥土。他不好意思地说：“乡下就是这样，到处都是灰土。”

这是5月13日，记者在南洲村见到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彭文华的模样，其时，他在南洲村“环村公路”的扫尾工程现场，与村民一道挑土。

“这是我当农民做的第一件大事，它的造价是20万元，已经快要完成基础项目，下一步是水泥硬化。”彭文华带记者边参观边介绍。

据了解，全民乡南洲村地处宁乡县和望城县交界处，距离长沙市区22公里，总面积10平方公里，有村民4500人，整个地势成青山环抱之态，但因为交通不便，当地经济相当落后，在宁乡县是最落后的村庄之一。这里，也是养育彭文华的故乡。

“为什么修成一条‘环村公路’？在你的规划中，这条公路将有什么功能？”

彭文华告诉记者，在提出修建“环村公路”前，他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发现中国农村的乡村公路，无一例外地都是直通通一条线到底，公路修得笔直，也不宽，如果多走几辆车，别说车子要掉头困难，就是会车时要让个道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规划中的南洲村，将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大本营，将来一定会有大量的汽车涌进来，所以他从城市的环城公路受到启发，将这条公路修成环形。将来，无论车子从哪个方向开进来，都可以自由停放、让车，不会堵塞。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农村的乡村级公路中，确实没有一条是修成环形的，称南洲村公路为“中国第一条环村公路”，当之无愧。

捐出12万元私房钱

任何一个项目的启动，都离不开资金。彭文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南洲村“环村公路”的2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

“这条公路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土地征用工作也完全由村民自行协商解决。”彭文华说。

村委会主任则告诉记者，没有彭文华自己捐出的12万元，这条路根本开不了工，也不会有后来村民自行凑钱及一些老板捐助的事。

彭文华的12万元是从哪里来的？

“是他自己这几年积累的，我们没有给他一分钱。”彭文华的父亲彭甫军告诉记者，彭文华的手头有了一笔私房钱，原来准备在长沙买房子，没想到，他把自己买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修路了。

受彭文华的影响，从南洲村走出去的几个基建队老板也主动回来找村委会，纷纷免费提供各项机器设备，一条长20公里的“环村公路”很快就要竣工了。

引来几亿意向投资

“环村公路”修通了，长沙市商业银行职工、宁乡县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彭文华的第二步，就是招商引资。

在他的规划里，要在三年时间内，在南洲村建成一个生态公园、一个垂钓中心，整个村庄将是长沙、望城、宁乡三地市民的休闲后花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他首先给自己的老东家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发短信，他的一片赤诚和科学的分析感动了梁稳根，三一重工决定将自己的后勤基地落户到南洲村。长沙市商业银行董事会也很快作出决定，把南洲村作为自己的对口支援户。

在北京工作期间，彭文华结识了许多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南洲村有一口山泉，水质优良，有开发价值。他向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兴存征询合作意向，这位负责人派人来南洲村考察后，当即请他去北京面谈。5月12日，他们就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将在南洲村开发矿泉水、生态公园等多个项目。

“现在，有意向来南洲村投资的企业有10多家，意向资金近1个亿。”彭文华说。

全民乡党委书记周 淼感慨地说，在此之前，别说南洲村，就是全民乡，这样引资建设农村，做梦也不敢想。

独一无二的村徽

现在，南洲村村民手里都有一个小册子，小册子是南洲村的新村民手册，册子的封面由彭文华设计，上有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南洲村村徽，村徽由一个大写的“人”字和圆圈共同组成，下面有“nzc”三个字母。

彭文华解释说，设立一个村徽，是要让南洲村人树立现代意识，将南洲村作为一个品牌向外界推广。

他的“村徽意识”虽然还不太为大多数村民所懂得，但他们都表示坚决相信彭文华。

住在彭文华家对面的一户村民在这次修“环村公路”前，成了第一个“钉子户”，坚决不同意公路从他的菜地穿过，彭文华答应给他补偿，他不干。后来，彭文华自己承诺的12万资金到位，他本人坚持参加挖土、挑沙等重体力劳动，没几天，这名村民被感动了，主动提出不要一分钱补偿，同意“环村公路”穿过他的菜地。

“由这件事我想到，‘人和’是干成大事的关键，南洲村应该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所以我想到了要设计一个村徽，它的主题就是‘人和’。”彭文华说。

据了解，目前中国农村，还没有哪个村庄为自己设立了村徽。南洲村的村徽再次成了独一无二的新生事物。

“兼职农民”的价值

一位叫谢国芳的网友在听说彭文华当“兼职农民”后，感慨地说：“也许小彭在作秀，否则他不会事先向省委书记写信；也许小彭是一个小政客，正在为自己的政治前程进行投资；也许他像过去宣传的好多典型一样，一旦得到自己的政治回报就会离开而远走高飞……但至少他目前做的事情是实在的。毕竟他自己出资为村里修的那条公路已经动工了，毕竟他目前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上班，也确实去兼任村主任助理，每周要花3天去村里上班，而更实在的是，他是这个村里的人，他的父母都生活在这个村里，这就够了。”

共青团湖南省委一位负责人说，确实，长沙少一个彭文华不会缺少什么，但村里因为有了一个彭文华却是大不一样。他不主张大学生一律回去当“村官”，像小彭也只是兼职。但他主张大学生向小彭学习，不只盯住大都市，而到“广阔天地”小城镇以及农村去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人民文学篇6

一、民族音乐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大学正是学生形成和建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思辨能力的培养非常有必要，思辨能力不是要简单地的找到一个正确的科学理念，而是对不同的文化进行鉴别和比较，进而去学会反思，从中得到一个最佳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民族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我国地域辽阔，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都各不相同，这种不同让各民族的音乐风格迥异，蒙古族的长调，维吾尔族的手鼓，藏族的锅庄，土家族的龙船调等等。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民族音乐为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提供了机会，不同文化的学习和欣赏，让学生在已有的文化储备基础上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让他们认识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把已知的知识当做全部，应学会兼容并蓄，而不是偏见地去看待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通过不断地学习去反思自己，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

民族音乐中往往会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学生可以通过民族音乐去了解音乐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中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存在很多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从地域上讲，北方的音乐多风格豪迈，旋律欢快，曲调激昂，彰显了北方人的豪迈和热情；南方的音乐曲调较为委婉，旋律也较为舒缓，表现了南方人的温柔细腻。若是纵观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更是为民族音乐留下了无数瑰宝，许多传统音乐和戏曲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更是传递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智慧思想。如《梁祝》不仅描述了一个凄美的民间爱情故事，更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无情控诉，《渔舟唱晚》不仅反映了傍晚打渔归来的温馨场景，更是对归隐山水的精神诉求。民族音乐的学习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进而去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时，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学习民族音乐，培养民族意识，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国际交流中更好地继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二、在民族音乐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的途径

（一）注重情感的培养

音乐需要灵魂，饱含感情的演奏才能够打动人心。民族音乐从其起源来看，它本身就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通过真情实感去创作并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若在教学中只注重学生的演奏技术的培养，缺乏情感教学便很难呈现给世人有灵魂的音乐。因此，在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除了教授学生器乐演奏技术之外，还要强调情感的投入对演奏的重要意义，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文化意境的创设，营造文化氛围，调动学生情绪，激发学生的情感表达。在注重培养学生情感表达时还要注意要咨询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教授学生基本的演奏技巧和器乐知识后，在进行学生情感方面的培养，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更有利于学生去理解民族音乐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最终达到技巧与情感的完美融合。

（二）创新教学方法

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民族音乐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教师作为学生走进音乐殿堂的引路人，更要明确民族音乐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避免“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而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师生的对话和交流，营造和谐温馨的教学氛围。在教学中创新性地提出一些与音乐相关的问题，逐渐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发散思维，不断去试着了解和体会音乐的魅力和难以言喻的意境。通过引导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和探究的学习习惯，逐渐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三）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长期的应试教育，让学校和家长都只注重学生的分数，却很少去关注学生的情感表达。这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在音乐的教授中，很多老师都注重学生的演奏技巧的掌握和提高，很少去强调学生的情感投入，更别提对民族音乐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阐释。这一方面是教师对学生人文精神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是教师本身欠缺相关的文化知识。为了解决这个局面，首先应该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对教师知识更新的培训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工作，其次，在课程设置上也要加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音乐课堂中还应该加入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讲授，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作者:宋楠 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人民文学篇7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尘埃落定》 民间情怀 宗教内蕴 民族情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72-02

阿来作为藏族文坛的一颗璀璨明星，自登文坛以来，一直是我国西部当代文坛最亮的一颗。尤其八十年代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从《尘埃落定》（1998）给作家带来“茅盾文学奖”的荣誉以来，经《空山》系列（2004-2008）到《格萨尔王》（2009），阿来不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探索着适合本民族的史诗性表达。最新力作《瞻对》以“非虚构”特质及其反映的两百年康巴传奇荣获2014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奖”。作家目前问世的四大长篇均立足叙事，隐含对民族命运的追思，“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省和重申历史”[1]阿来创作已经超出一民族一地区的具象化反应，更深一层透露着对人性、人类生存的整体性关照，因而具有时代性世界性的价值。本文主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从宗教内蕴、民族情结、底层关注等三个方面着手，以《尘埃落定》为例，探究阿来长篇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情怀。

一、宗教内蕴――宗教外衣下的悲剧叙事

宗教题材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无法回避的精神内核。藏族作家亦如是。“富有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2]源于印度，其宗教教义直指心源，目的在于让人们如实证悟、开发和妙用自心真相。在原有苯教根深蒂固的基础上迅速衍化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文化的灵魂是佛教哲学，因而种族哲学的基本命题与佛教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一致的”[3]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文化的根源在于心灵感悟，拥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藏族社会信仰中，藏传佛教的地位显然尤为突出。所以藏族历史的文本化书写中存在大量宗教因素，阿来在小说建构中也自觉注意并容纳进本民族的宗教历史因素，包括各教派的对立和土司生活中的各种宗教因素的渗透。

不仅如此，在阿来看来，“对不同的人来说，宗教是不同的东西……于我，就是一种宿命感”[4]。藏传佛教讲求的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观念促成了藏族人重来世、轻现实的人生观，生命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成为普遍价值趋向和终极追求。著名人类学家泰勒认为，宗教最小限度的定义在于精灵的存在物之信仰（the belief in spiritual beings）[5]，对宗教本质的展示不仅需要教义、习俗方面的现实主义透视，更需要深层次对宗教源起的精神信仰、心灵人性的追问和探寻。神秘的宗教气息给阿来的文学创作带来强大的内在底蕴，在小说中融入宗教的力量，隐含着宗教意味的“人生为苦”的审美文化形态。作品多处存在关于生命之苦的描述，伴随生存困境的展现，抒发出对民族、人类的命运感慨――《尘埃落定》中，不可一世的吐蕃王朝最终因为“罂粟”和“梅毒”而寿终正寝。这个外表光鲜、拥有众多领地和下人的统治机构最终败倒在新社会的足下。曾经光辉的荣耀、强大的权势、美好的爱情都已经烟消云散，整个土司制度连同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迅速被推向死亡的边缘。在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作家通过对麦其土司的衰落历史的梳理和书写，展现此民族的苦难历史和人物悲剧性命运，进而提出关于普遍民族性以至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思，赋予苦难叙事深刻的精神内涵。

二、民族情结――历史的缅怀与前景的忧思

不仅作用于内在精神信仰，也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形成。比如，氏族的图腾崇拜、法律规训的宗教色彩和政治统治上僧侣阶级的存在，甚至“社会习惯都常与宗教禁忌和魔术有关”[6]。阿来作品中的民族情怀生发于藏传佛教信仰的本民族的史诗化书写。不论《尘埃落定》土司制度的衰落还是《空山》机村历史都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和人性的衰落的叹惋之情――“痛悼美好神圣的事物与人性的逝去，叙述历史和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入侵，为将近的机村唱响了一曲忧郁伤感的悲歌”[7]――作者力求对于藏地书写的真实表达。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中更是表现突出，以瞻对地区的“民族志”式书写为折射点来窥视整个华夏民族演变的苍茫历史，并通过重新审视历史关照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生存现实。又如《尘埃落定》，有以姻亲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土司家族内部与土司之间权势角逐、利益争夺的描写，也有土司家族统制下各派宗教争权夺势的戏剧化展示，更有祖祖辈辈受歧视的下人与平民阶层悲惨境遇的反映。作品对本民族叙事进行多卷轴、全方位的史诗化书写。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首先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联系”[8]。在《尘埃落定》等长篇小说中，阿来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展现，既缅怀传统，又寄托对民族前景的忧思。

此外，作品因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有意模仿及反应时代普遍人性人情问题而引发评论界的争议，甚至质疑“后发性现代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还是民族特色”，阿来认为这是“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来面对这种现实”、“基于对后殖民理论的片面理解与借用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9]。基于此种文学观，作家不再满足于字里行间对“文学藏区”[10]的书写，转而消解本民族的文化特殊性，达到对人类整体经验、普遍人性和共通文化的深入质询与探究。正如作家所言“这种写作本身，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对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和狭隘文化观的一种坚决的反抗”[11]。

三、民间关注――取材民间并关怀民间

《尘埃落定》不仅是土司制度衰败坍塌的影像，更是土司制度下底层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苦难史。二少爷虽身份显贵，却有不自觉的民间意识，其所交往的也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时刻惦记着要给所有下人自由民身份。此外二少爷更是权利压制下民众话语的代言。只有通过这个相对安全的旁观者的视角才能真实地揭示出底层民众不为人知的低贱地位和悲惨境遇。与二少爷相对应是新教代表翁波意西，从整篇布局来看，傻子和书记官更像是一个人物完整性格的双重建构。僧侣翁波意西本属于上层，但是后来成了麦其土司家的书记官，这个有意为历史做最真实记载的可怜人两次被土司割去舌头，象征着土司强权政治下权利阶层对代表民间的话语权力的残忍剥夺。此外以宗教和世袭为依托的阶级冲突和尖锐对立在阿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得以淋漓尽致的披露。侍女小塔娜的女性身份缺失，银匠曲扎的奴性本态，甚至原本单纯善良的二少爷也在落后社会的大酱缸中渐渐滋生对权利的渴望和极度追逐――“我想当土司”[12]。这种权利意识后来在其为当上土司而萌发的杀父弑兄心理上达到极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哥登卫塞在《初期文化》一书中提出社会组织的五种成立根据。根据哥登卫塞的观点，“一个人不只属于一个社会集团，他可以兼属于家族、氏族、地方团体、结社、年龄集团、性别集团、世代集团、实业集团或者世袭阶级”[13]。明暗两条线索的互为呼应，完成小说对人类行为、态度和信仰的讽刺性剖析。

此外，阿来的小说成就离不开民间传说、口头传唱艺术等资源的自觉学习借鉴――“从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14]。《尘埃落定》中，二少爷的傻子表象下隐藏着类似阿古顿巴机智勇敢的品性。二者不仅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更是一定程度上异化的结果，使情节矛盾更加激化，从而有效凸显主题，显示社会历史形态下的典型风貌。诸如此类可见对藏民族的民间集体记忆与表达方式的灵活借鉴和传承。

总体看来，不管是对藏地叙事的“先锋性”探索，还是对民族史诗的“非虚构性写作”，阿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显示出作家突出的汉语创作能力。在此基础上，文本的价值更体现在宗教题材下苦难与救赎双重变奏、对藏民族传统叙事的史诗性书写，和对世俗权势规训下权利与欲望的尖锐透视。而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正体现为作家有意突破本民族的狭隘叙事，通过对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的揭示而展开对人性、精神、信仰的整体性的探索及其蕴含的深厚民间情怀。

参考文献

[1]阿来.《我是谁？凯时k66会员登录 是谁？――在东南亚和南亚作家昆明会议上的发言》[j].阿来研究，2015.

[2]赵学东、朱丽霞.《中国藏传佛教》[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3]丹朱昂奔.《佛教和藏族文学》[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4]阿来、姜广平.《我是一个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j].西湖，2011.

[5]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6]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7]曹霞.《现代性进程中的民族悲歌――论阿来的》[j].艺术广角，2009.

[8]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m]，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阿来.《我是谁？凯时k66会员登录 是谁？――在东南亚和南亚作家昆明会议上的发言》[j].阿来研究，2015.

[10]白浩.《当代“文学藏区”的多元融合和创生研究刚要》[j].阿来研究，2014.

[11]阿来.《我是谁？凯时k66会员登录 是谁？――在东南亚和南亚作家昆明会议上的发言》[j].阿来研究，2015.

[1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人民文学篇8

科学发展观强调人是人类社会的本原、主体，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对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内涵、精髓和实质的把握，需要从发展观的意义上来理解。

(一)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内涵

人民是科学发展的主体。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构成了社会关系系统。人既是这个系统的主体，也是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动力。实现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实践的主题和主线。科学发展观的人民主体思想，就是把中国广大人民既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又作为科学发展成果的享用主体。离开人民群众，科学发展事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缺乏动力和活力，就失去了物质承载者。同时，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主体，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实践的最高目标。离开作为主体的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离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也难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或为了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实质，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发展、谋发展，始终做到一切以人民群众为先为上为主，始终做到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不动摇，使广大人民成为改革发展的伟大力量。推动科学发展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智慧在人民。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就在于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人民是科学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审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定格为社会生产与人的需要、利益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继承了这一思想，把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更高的层次找到了解决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根本路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把广大人民群众及其主体创造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强调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及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如果人民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不能由人民共享，人民的主体创造性就难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发展就会丧失推动力，甚至偏离轨道。所以，实现以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根本选择，在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力量，并且是唯一能动的力量。离开人民群众，社会发展就难以实现;离开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活动，社会生产就难以进行。科学发展事业必须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在当代中国，推动科学发展关键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其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性，不断使人民的需要真正得到满足，真正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根本力量源泉。人民是科学发展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发展是为了人的愿望的满足，为了实现人的目的。同时，人又是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依靠人而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表明，人既是目的，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科学发展观作为人类历史最高形态的发展理论，其首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的目的问题，即为谁发展。“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明确回答了人是发展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体现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十报告特别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因此，一切为了人民是科学发展观最本质的规定性和最显著的特征。

(二)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每个人以每个人为本，就是人人以人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的，也是检验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社会发展是否进步是由人民群众的价值尺度衡量的。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发展成果的直接享用者。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维护同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呈正相关。社会发展越进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越能得到维护和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就越能得到提高。在当代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党而言，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做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对政府来说，就是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民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社会的不断变革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的不断变更决定的。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的因素，没有人就必然没有生产劳动。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人自身的实践方式，即人自身的生存方式。人的实践方式的本质就是人的创造活动，正是这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创造活动构成了社会关系系统。人们实践活动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变更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源泉只能是人及人的实践活动。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者、推动者，也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者。社会形态的变更与人的实践方式的改变具有相关性。以人为本就是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做到始终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与人类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为崇高理想奋斗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始终把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这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人们为了生活而创造历史。人们创造历史，进行“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为之奋斗而建立的新社会必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奋斗，这个过程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为前提和基础。以人为本，就是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发展实践的重要目标，就是把为民造福，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以人为本”不仅强调改革发展的成果属于人民，而且强调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人民的经济权益是人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物质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最起码的权利。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的经济利益，尊重人的经济自由，“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深刻的表达，是每个公民享有政治自由的直接体现。政治权利作为一种人权，就是让每个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文化权益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是整个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最根本的就是尊重人民参与文化创造活动的自由和维护人民享用文化成果的权利。人的社会权益集中体现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平等享有各种机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为不同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人民有选择机会的自由。

(三)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实质

科学发展观的人民主体思想，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是把人当人看待，使人成其为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人在一切发展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回归了人的最本真状态和最本质特性。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归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意义上来说，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体，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坚持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普遍的理论准则和实践原则。

二、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新境界。对于调动亿万中国人民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伟大中国梦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价值

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以人为核心并从根本上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动力和规律，论证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人类社会与整个自然界的良性互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证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总结和思想成果。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和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不断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取得新进步，不断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面取得新成效，逐步将以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相结合。这既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相符合，又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适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东欧国家巨变，苏联迅速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协调好经济社会与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没有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没有充分发挥并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审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渐辉煌、欣欣向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和成果的享用主体，只有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才能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人民主体思想是关于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法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是在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升华。人民群众是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始终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九十余载的历程，人民群众始终是党的基础和血脉，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力量。离开人民群众，党就没有了根基，社会发展就没有了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就不能实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正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深刻认识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提升。这表明，党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将把“以人为本”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将把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作为办事情和想问题的实践原则。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必然结果，表明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科学发展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实践意义

人民文学篇9

《春花》是现代少有的一部反映1921年中共建党前后济南一群青年在革命面前的启蒙、 争论和分化的著作。背景是他们所组织的"黎明学会"，展现了各人的性格、知识矛盾和曲 折的经历。例如其中的一个人物坚石，就是在思想矛盾不得解决时，出家为僧，后来又返回 革命队伍的。

据专家论证，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各有其真实的原型，其中有几个主要角色是山东现代 革命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例如：

王尽美：在小说中被化名"金刚"。他是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又是中共一大代 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898年出生，1925年因肺病在青岛逝世。就是他和 几位同志在济南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且建立了党的组织"励新学会"（在小 说中被化名为"黎明学会"）。1921年他参加了党的一大和9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工人 运动的会议。1922年1月，他和小说中化名的几个同志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 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国后成立中共山东支部，王尽美负责 ，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也由他担任主任，发动工人运动。1922年7月，他 又赴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并受党的委派，领导了京奉铁路，开滦五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 工斗争。1923年3月，他又被调回山东，主持济南中共支部工作，10月，他根据中共"三大 "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成为跨党党员，1924年1月出席"一大"，推动国 共合作，11月赴京听取的指示并拜访孙中山先生，被中山先生委派为国民会议宣传特 派员，在山东各地展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工作。王尽美27岁逝世，但是这部小说只写到他化装 成一个头戴红结黑瓜皮小帽，穿着灰布长衫的小商人在秘密工作途中巧遇老友，并没有接下 去叙述他的事业。

又如：王乐平，在小说中被化名"圆符"。生于1884年。1907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考 入济南法政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组织山东的起义活动，曾任革命军司令，受 中山先生委派为烟政府秘书长，后来担任省议员，主编《齐鲁日报》。1922年当选国会 议员，反对曹琨贿选，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取得巨大成功，当年创办"齐鲁书社"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王乐 平遂把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王尽美、邓恩铭介绍给陈独秀并积极支持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 活动。1922年1月，他接受中共的邀请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 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来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俄国之组织方式改组。1924年1月 ，王乐平出席一大，被委派为山东临时委员会筹备员，成立山东临时省党部， 与王尽美等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1925年1月，被推举为国民会 议促成会总会筹委会主席，并出席了国民会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任常委。1926年王乐平代 表山东参加"二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起，他被派为军事特派员，策反武昌守敌起义，后任湖北政 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3月，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王乐平等左派和中共党员联 合，坚持国共合作，撤消了的许多要职，开展讨蒋运动。1928年2月至8月王乐平出席 二届四中全会，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继续反蒋独裁，成立"中国改组同 志会"（即改组派）。1930年2月18日王乐平在上海租界被特务暗杀，年46岁。小说 中只写到他准备赴苏开会。

再如王深林，小说中被化名身木，1903生，1920年曾加入王尽美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1924年国共合作，他加入。1925年11月，经中共山东党组织介绍，王深林经海 参崴转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作为第2期学员。1927年回国，任青岛市党务特派 员，曾参加王乐平的改组派活动。后来在铁道部任职。1933年公派到德国铁路公司实习，并 在柏林大学读书。一・二八事变后，在中共旅德支部推动下，组织了"旅德华侨抗日救国会 "，被停止实习，铁道部也撤了他的职。1937年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回国，任广西大学教授， 后任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议、李宗仁秘书等职，创办"潢川抗敌青年军团"。抗战 胜利后，王深林参加反内战的民主活动，参与筹建中国农工，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9 49年9月应中共邀约自香港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任政务院参事、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同年病逝北京，享年75岁。

巧合的是，《春花》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包括以上三人，以及大部分其他人物都是山东 诸城同乡，而且有一些人物如王乐平，王深林等还是我王氏族兄，所以先父在五四时代及以 后了解他们的政治活动是比较方便的。可惜《春花》、《秋实》没有连续写完，所以搁笔的 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因为30年代对文化界的政治迫害太严酷了。

尽管如此，先父写到他们的某些政治活动时仍然是极为隐晦的，例如写到圆符（王乐平 ）动员巽甫（王象午）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时，隐晦地说："这次我 们秘密到那里走一趟，并不是盲目的信从，到底要看清楚那个国度是怎么办的与办的甚么事 ？……民党正预备着一个重行振作的大计划，要改造党，这时机再好不过。我是与党有历史 的……为民众也得干一下……。这里所谓的"民党"就是，孙中山先生当时正筹划" 以俄为师"，改革，王乐平就是坚决支持中山先生的改革路线的。

人民文学篇10

关键词：《死水微澜》；民间文化；作家文学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88-02

一、《死水微澜》艺术价值的评析

李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体现了浓郁的成都特色，熔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于一炉，运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老成都。其风俗文化、人生百态的描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虽然在《死水微澜》这部小说中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直接的描述，但是透过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改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对民俗风情的市井般描绘

在《死水微澜》中有大量对川西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情的描述，对蜀地特色饮食文化、人物的穿着打扮、民间的宗教习俗、传统的红白仪式、各城镇及其建筑的沿革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例如，邓幺姑通过韩二奶奶之口了解成都，作者大量描述了成都的文殊院、会馆和名小吃等等。又如，天回镇的赶场景象，整整用了三千多字对这一盛况进行描述，对活猪市、米市、家禽市到各色小市摊子逐一介绍。再如在天回镇的细节描写中选取的是最为日常的场面，具体有“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穿插在其中的俗语尤为出彩。对比观察同为川籍作家的巴金，则可以看出，在巴金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了空间场景描写时间化，从而使得文本叙事时间维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弭了以地域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维度，极大的弱化了地域化的特征。由此看到，《死水微澜》最突出的特殊性是其与众不同的民俗化特征。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融合各体的意识倾向，加之作者对地方民俗的热爱、搜集、整理及保护的热望，于是乎表面相似的民俗描摹在作者的小说中却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1]。

（二）摆龙门阵式的叙事模式

在《死水微澜》中，对四川方言淋漓尽致的运用，体现了巴蜀韵味，其中大量使用摆龙门阵的形式可谓独具匠心。具体来讲，川人将闲聊称作摆龙门阵，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讲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二是不时夹进相关插曲，三是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2]。在《龙门阵》这本期刊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云烟，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3]。可以说，龙门阵是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是故事，它是一种集合主讲人和插话人的集体活动，可以说在龙门阵中是没有听众的，大家都是参与人，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补充，自由散漫，没有规章，但乐在其中。例如《死水微澜》中，写到生猪市场，直接就是一大段关于川猪的知识，体型、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砌方法，防病措施等等的摆龙门阵般的描述。

《死水微澜》里龙门阵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作者叙事的龙门阵模式、龙门阵对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影响以及由这种龙门阵文化所酿出来的龙门阵心理[4]。正是因为龙门阵这一特殊的描述形式，才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丰富、热闹的场景。通过人物间的摆龙门阵在叙述历史掌故、生活知识的时候，在里面竭尽铺张的能事，用作者饱含历史情感的一支笔来唤起读者参与其中的愿望，因此在抛开叙事的情况下也能够使读者津津有味，也正是随意、散漫的龙门阵形式使读者在不经意间随着人物之口将整个故事的脉络串联起来，从而保障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也烘托出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生态气氛。

二、《死水微澜》的沉寂――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互斥？

《死水微澜》问世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李人先生的作品研究也寥寥可数，深究其原因，其小说的写实性风格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实”是世俗中的社会之实，而作者从一个中立的、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其立场往往不如主流小说一般鲜明，其主要的内容是描绘普通市民的情感、欲望、见识等生活百态，就拿鲁迅笔下的人物来讲，同样是旧中国妇女的形象，李人笔下的蔡大嫂是泼辣大胆、不遵循传统道德的形象，而祥林嫂则更多的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形象。因此，李人的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具有世俗性、边缘性、质朴性，导致的结果也就是缺乏标志性或是英雄性，这与其诞生的年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所主导的价值取向都背道而驰。可以说，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思想内涵颇为单一，理想化的色彩隆重，造就了《死水微澜》这种过于世俗化的作品是很难得到推崇的，因此《死水微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埋没了也能够理解。

此外，大量四川民俗风情的描绘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其过于民间化和地域化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以方言为主的大量描述使对川话较为陌生读者很难心领神会，从而影响了其传播和推广的程度，最终使这样一本价值深厚的文学作品受到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