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学论文十篇-ag尊龙app

中医医学论文篇1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

中医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中医医学论文篇3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中医医学论文篇4

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二、结语

中医医学论文篇5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是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开宗明义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1]在非典危机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骄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医学的异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

中医医学论文篇6

通过2015年3月就业双选会发放《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就业能力需求及满意度调查问卷》和小型用人单位座谈会，发现中医类本科毕业生岗位需求类型多样，医院最多，其次是医药营销需求量。基层单位如县卫生院和民营企业对医学生需求量很大，阅读毕业生个人简历时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依次是学科成绩、获奖情况、社会活动经历，招聘面试时最为重视的依次是思维能力、专业水平、表达能力。对于以往录用的我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持满意态度，对于科研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希望能有所提高。

二、提高中医学类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对策分析

（一）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重视特色社团建设。河南中医学院有很多特色社团，如中医经典研修会、传统文化健身社、针灸推拿协会，中药装饰协会、太极拳协会等特色社团，这些特色社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我校加强了对特色社团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聘任高资质的指导老师，通过组织和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既锻炼组织协调能力，又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同时将专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

（二）开发大学生创新思维，引导自主创业。通过学习中医专业课程和中医交叉学科选修课，培养学生中医思维，开发学生发散思维，以挑战杯课外学术知识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创新学习项目、苗圃工程等为契机，提高中医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积极引导中医学类大学生自主创业，开设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为在校生创业提供条件，大力鼓励大学生发展与中医养生、中医保健、中药等相关的餐饮业、保健娱乐、化妆美容、中药装饰工艺品、药物销售等行业。

（三）加强中医学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新生入校后就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低年级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巩固专业思想；中年级重视中医经典著作教学，激发中医学类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预实习，鼓励多临床、早临床，反复临床，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加强高年级学生实习规范化管理，开设就业指导讲座，指导搜集就业信息、模拟招聘、求职应聘技巧，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贯穿始末。

（四）增强就业能力自我培养意识，转变就业观念。大学生在校期间不断完善自我，树立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培养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巩固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就业能力与竞争力以适应社会需求。通过召开校友回校座谈会、用人单位宣讲会等方式让在校大学生了解社会需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基层建功立业。

三、结束语

中医医学论文篇7

中医内科学是以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和医疗经验为基础，囊括“杂医”、“大方脉”等医学内容的医疗科，这一该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不仅汲取了历代医学的医疗经验，并且有效的实现了中医内科学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这也使得其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中医研究发展至今，中医内科学作为临床诸学科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水平。从病种角度进行分析，当代中医内科学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内伤病和外感染两大类病种的医疗，其中内伤病包括气血津液病和脏腑经络病等，这一类病情的医疗主要依赖于气血津液、经络和脏腑等器官中的病理和生理现象进行辩证论治。而内科病中的外感染病类别则主要为温病，伤寒等热性病，这类病种医疗的开展则要以卫气营血、六经以及三焦等的病理、生理进行指导并加以论治。中医内科学所涉及病种范围的广阔，使得其在医疗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研究专业，专业所囊括的不同类型和系统疾病的研究，都为中医内科学的临床开展创设了极为便利的前提条件。

2现代西医发展概况探究

现代西医即近代和现代医学，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旧医而产生的新式医学。在现代西医的疾病诊断与治疗中，医生首先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嗅诊等方式，或利用听诊器，体温表和叩诊锤等工具进行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测，再以诊断结果为基础，借助先进医疗设备和实验室治疗，以实现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治疗。从发展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西医的发展要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多名医学家的研究与探索为其赋予了实验医学的又一医学内涵，而这也为西医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西医科学研究中实验的逐渐兴起，高精度、多功能的医学实验仪器应运而生，这把人们的对西医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知水平。发展至今，现代西医的诊断治疗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对医药企业的投资数量也在日渐增加，而这都有力促进了现代西医与科学研究间的交融并进，也为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的创收提供了必要前提。在现代西医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医院的规划建设逐渐形成了监视仪器记录病人生理指标，计算机存储和检索病案记录，人工智能技术和专家系统开展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的综合治疗机制，这都是西医发展为我国医学研究应用带来的重大贡献。

3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探究

3.1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的桥梁作用分析

我国中医内科学的开展是以承接中医和现代西医临床治疗为导向的，而由于中医内科学自身被囊括在中医医学治疗的范畴内，所以其与现代西医的结合便显得尤为重要。分析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的关系可知，中医内科学起着中医基础和西医临床衔接的桥梁作用，这也是中医基础病理融入西医临床实践的有效保障。在中医内科学的桥梁作用下，中医科学中的病因病机，辩证规律等都能够与现代西医治疗中患者的临床表现，病症特点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医护人员和医学研究者得以从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进一步开展更为深入的医学探究，进而提高我国的中西医学诊疗技术水平。

3.2现代西医治疗中中医内科学重要任务探析

随着现代医学领域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发展的推进，中医内科学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要，现代医学教育的开展更是对中医内科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医学教育开展的背景下，现代西医治疗和中医内科学的结合与发展中，中医内科学所承担的首要任务即临床实践研究与教学开展。为更加有力的促进中医内科学和现代西医的结合发展，中医内科学所负责的任务要求医学工作者要注重对自身基础临床实践水平的提升，并且能够进一步完善现代医学教育，使得现代西医的临床医学开展不仅能够稳定顺利的进行，还能够整体提升我国的现代西医教育水平，为今后我国的医学研究与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在现代西医和中医内科学的结合发展中，中医内科学的临床研究与教师开展任务可以在巩固中医内科学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西医诊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这对于我国医学领域科研创新精神的培育与形成也是有至关重要的培养意义的。

3.3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的有效途径探究

为实现中医内科学和现代西医的有机结合，要首先注重对我国中医内科理论的进一步强化。作为中医医疗开展的主干，中医内科理论在医学研究和治疗中的强化不仅能够突出我国医学发展中“中西结合”的发展特点，还能够有效保持我国中医医学的发展特色，使我国的医学研究与发展能够在稳固的医学基础上得以有效实实施。其次，现代西医与中医内科学的结合还要注重对临床医学的实践与探究。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医学中的实践认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所以两类型医学的融合中临床实践对医学基础巩固和医疗技能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临床医学研究的开展也为我国的医学教育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医学教育也逐渐成为了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发展的主流趋势。

4结束语

中医医学论文篇8

一、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一)中医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天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这是我国文化的一种基质，而且对我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中医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的，所以也具有很深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是一种整体的医学观。中医学认为，在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之外，人还和自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在：1.天人合气，我国传统科学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而气又分为阴和阳，所以就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说法，因而天地和人都统一于气，只是处于气的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形态。2.天人同构，也就是说天人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性。古代的医学家将各个人体视为小宇宙和小天地，同天地和宇宙相应进而同构。凡是天地自然中的事物和现象，人类的身上都有相应的器官、部位和功能同它相应，如果天地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3.天人同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个时代的医学家都吧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运行的规律、太极的规律当做人和自然共用的的普遍规律。

有了以上三种理论，中医学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就会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着眼，利用气作本体，将阴阳五行作为结构模型，这样就能把人放在自然的时空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有效建立人的生理和病历模型，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病方法和原则。在中医学中，保健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人们生病的原因就是天人系统失调导致。

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观念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当做基础，在宏观的角度上认识并控制人体，有及其深刻的合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的萌芽，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生态医学、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等在现代医学当中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观念过分的强调了认同自然的统一，没有关注到人体的差异性，更没有实践研究，所以使得中医学的理论具有相应的模糊特征和思辨色彩。

(二)中医学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观

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才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具有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医学。黄帝和神农氏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但却被我国的医学家尊为医门的圣人，后来的张仲景又被尊为“亚圣”，他著的《金匮》《伤寒》等被中医学家奉为经典。也正是基于此，几千年来我国的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基本没有范式革命。一旦某位医者提出了反对先贤医学的观点，不但不会被接受，甚至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所以在当今，要想积极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对医学经典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我国中医的发展，积极创新，勇于批判，为中医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三）中医学具有重神轻形特征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重道轻器，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医学中，就形成了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学的方法论上，神比形更重要，那些掌握形的只是初级大夫，掌握神的才能称之为名医。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历代都有对人体脏器官的描述，可是在中医中的脏腑功能却不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所以中医学在诊断人的病情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具体器官形态实质的改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医学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同时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例如经络、脉象、命门等有无和定位的争论，这些名词是一种功能但不是概念，并不是从相应的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功能，而是从功能来对结构进行“虚设”。所以，必须从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着手，才可以合理解释和科学研究这些概念及理论。

(四）中医学具有得意忘象这种思维境界

象和意属于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对意识范畴。“医者意也”就充分反映了得意忘象这种思维特色。通常情况下，中医都是通过“象”，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对人体进行相应的认识，然后以象作为基本来构建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中医学中有这样的说法：“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由此可知，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体的本质，所以必须经过“忘象”这一过程，才能“得意”，这样就能抓住人的本质。中医学的临床诊断主要以象、言作为基础，通过问得到言，通过望、闻、切得到象。再通过得象来忘言，这样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加正确和辩证。

    通过相应的得意忘象、忘言，从而追求直觉的体悟，这种思维境界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激发医生思维的想象和灵感，有较好的创造力。在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的角度把握人体，从而揭示出独有的人体奥秘。可是这种思维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臆测性、模糊性和或然性。

二、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想研究中医文化，必须以我国的文学、哲学、史学为基础，将我国的中医名家、点击、文物、史迹当做对象，来研究相应的理论及规律，思想和观念、名家风范等等，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中医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以仁、和、谦、诚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理念，以精、慎、严、廉、作为主导的一种文化实践和以美、雅、馨、便最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环境。在中医文化中，理念是根本，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重要，可以充分表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环境最为直接，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民族性特征，三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

三、结论

中医医学论文篇9

1.温通心阳《灵枢•五味》曰：“心病者，宜食……薤”，这是最早用薤白治疗心病的文献记载。薤，即薤白，俗称小根蒜，味辛、苦性温，该品辛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滞，通胸阳之闭结，为治胸痹之要药。《金匮要略》在此基础上创制多首以薤白为主药的方剂，如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均以温通散寒为立方主旨。张仲景以“阳微阴弦”高度概括了胸痹胸阳不振、痰浊瘀血乘其位导致阴乘阳虚、血运不畅、胸痹而痛的病因病机。《伤寒论》温通心阳之主方乃是桂枝甘草汤，经云“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方中桂枝用量大于炙甘草，取桂枝辛温通阳，甘草甘缓补虚，两药配伍，辛甘并用，振奋心阳，温通血脉，治疗胸痹心痛，有如阳光普照，阴霾自散。心阳得通，阴寒、瘀血、痰浊尽皆消除。

2.温经散寒在《素问•调经论》中认为胸痹心痛的病机为“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归纳本段文字可知，本病疼痛的病机为寒、瘀痹阻心脉，不通则痛。此外，寒邪还可损伤阳气，兼有导致气虚的趋向。所以治疗方法当以散寒、活血兼顾，并同时配合补益之品为法。从此角度分析，则《伤寒论》中当归四逆汤最为适宜。当归四逆汤在《伤寒论》中治疗血虚寒厥证，其临床表现为“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虽未提及心痛的症状，但从症状上分析体现了血虚、寒凝血脉的病机。根据“异病同治”，病机相同则治法相同的原则，则本方可用于治疗血虚、寒凝心脉的胸痹。目前也有应用本方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如杨传印应用当归四逆汤原方，根据症状加减治疗42例寒凝心脉型冠心病患者。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制定疗效评价标准，则病情好转38例，有效率为90.5％。

3.回阳救逆汗为心之液，血汗、津血异名同源。《伤寒论》指出大汗大下、火逆烧针等误治因素可损及心阳。轻可出现“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重则出现“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以及“厥逆汗出，脉微细，但欲寐，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等阴阳格拒或阴盛阳衰的危重证候。此时病情危笃，全身脏腑衰竭，虽同为少阴虚寒，但仍以心阳暴脱、君火亡竭为主要病理基础。肾阳虚损虽属必然，然不致如此凶险，故为其次。冠心病心绞痛四肢不温及四肢发凉的表现，其共同发病基础为血液循环障碍。其即中医的“四逆”，四逆是指四肢逆冷，由指端向心方向发冷。芳香温通心阳之方剂多以回阳救逆的干姜、附子为君药，多配合补气药，回阳救逆，阳气运行，则血脉通畅。《伤寒论》中有云：“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雷蕊娥等以本方加减治疗32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在改善临床症状、心电图及心排血量（cardiacoutput，co）、左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s，lvef）、射血前期/左室射血期（pep/lvet）方面优于对照组（32例西医常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p<0.05。且对照组有7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四逆汤治疗组无不良反应，优于对照组（p<0.05）。

二、气血双补、健脾化浊

中医认为冠心病病位在心，与脾胃运化失常有密切关系。“治病必求于本”。因此，重视脾胃，并通过调理脾胃防治冠心病才是治本之法。“心胃同治”法标本兼顾、通补兼施，既能补脾健胃启生化之源以固其本，又能助心血运行通其络以治其标，补而不助其阻塞，通而不损其正气，辨证合理，比单行活血化瘀或理气止痛之法疗效更佳。《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开创了从脾胃论治胸痹心痛之先河，其论述：“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人参汤即理中汤，其次如橘枳姜汤等，都是从中焦论治。郭立恒等指出冠心病的根本原因是脾虚气血乏源。在治法上应健脾益气，“标本同治”更有利于机体内有害物的清除（氧自由基），使血脂、血黏度降低，心肌供血状态改善，血栓形成的不利因素消除。曹洪欣等通过对150例胸痹心脾两虚证患者的36项指标进行逐步分析，指出益气养心、健脾化痰法是治疗心脾两虚型胸痹的基本治疗法则。王香存、赵国定、李浩等治以补中气、健脾胃，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中气虚弱甚者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加减。张映梅应用归脾汤加减，益气活血，气血双补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气虚弱型56例，结果为显效28例，占50%；好转24例，占43%；无效4例，占7%；总的有效率为93%。于归脾汤中适当加入赤芍、川芎、丹参、三七等活血化瘀通脉之品，诸药合用，使心脉通畅、心气得补、脏腑功能恢复而获效。

三、活血化痰，宣痹通脉

“痰瘀互结”病机是正气亏虚，脏腑功能失调，生痰生瘀，导致气机升降失调，气血失和。痰凝气滞，津运障碍，因痰致瘀；血运失调，痰阻络脉，瘀闭不通，继而痰浊与瘀血交结，而形成痰瘀互结的病理变化结果。沈绍功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有胸闷、胸痛、痞满、痰多黏稠、舌边有瘀斑、舌苔厚腻浊、脉弦滑等，辨证既属痰瘀互结，又有脾运化不及的症状，提出从痰瘀论治，予以痰瘀同治之方剂，药物组成为瓜萎、薤白、水蛭、石菖蒲、郁金等，诸药合用具有祛痰通络、活血止痛之功。邓铁涛认为冠心病早期以“痰”为治，祛痰兼以活血，治以邓氏温胆汤，药用：枳壳6g，竹茹10g，法半夏或胆南星10g，橘红6g，茯苓12g，丹参12g，党参15g，甘草6g。痰湿偏重加浙贝母、薏苡仁等；若口干，改党参为太子参30g，加桃仁、红花、田七等。到了疾病中后期，则以痰瘀互结甚至瘀血征象更为突出，此时可用失笑散、血府逐瘀汤、桃红四物汤、少腹逐瘀汤等加强活血化瘀之力，配伍半夏、瓜萎、薤白、胆南星、浙贝母、橘络等兼以祛痰；痰瘀互结较甚者，可用温胆汤酌情配伍三棱、莪术、虫类药等活血散结之品。

四、调肝活血

冠心病血瘀证的共性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而肝气郁结在血瘀证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情志失调，肝气郁结，瘀阻心脉乃为冠心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肝气刚劲失柔，疏泄无度，郁滞不行，“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瘀滞心络，乃发心痛。明代彰潢云：“肝为凝血之本”。李东垣《医学发明》说：“血者，皆肝所主，恶血必归于肝”。《辨证录》曰：“夫肝气最喜条达，一遇忧郁之事，则涩滞而不可解”。唐容川《血证论》中说：“以肝属木，木气充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通畅”。以上均为肝郁血瘀的最佳论述。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在《冠心病论治》中也指出，老年人心绞痛的发作常与情志抑郁不畅有关，主张应用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的药物治疗。王行宽等提倡“如人病心痛不可止治心痛，必须兼治肝”，其系列研究表明自拟的从肝治心组方（人参、郁金、柴胡、熊胆、白芥子、九香虫、鸡血藤等）可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促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改善心功能等。现代药理研究亦表明，疏肝行气活血治法可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性，抗血栓形成，降低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含量，减轻主动脉及冠脉内膜斑块的形成和脂质沉积，扩张冠脉，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供血等作用。综上所述，肝郁血瘀不仅具有理论基础、临床疗效，也有一定的药理学佐证。王进自拟疏肝通瘀汤（柴胡、香附、枳壳、延胡索、丹参、红花、当归、白芍、川芎、郁金）治疗中医辨证为肝气郁滞、心脉瘀阻型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患者83例，取得良好疗效，观察显示可以缓解心绞痛发作，明显改善症状。

五、结论

中医医学论文篇10

一、针对学生的迷惑不解适时切入

《最后一片叶子》是鲁版中职语文教材第一册讲读课文，是美国杰出小说家欧・亨利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爱的故事：主人公琼西因肺炎而失去生活的勇气，老画家贝尔门为拯救琼西冒着风雨作画，也患上了肺炎，二天后离世。虽然许多同学能够理解情节，体会欧・亨利小说的戏剧性的结尾，但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因为根据他们掌握的医学知识，肺炎应属常见病、多发病，不会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就让人死亡。如果教师不能结合西方医学史概貌性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家的医疗水平，就无法有效说服学生，使学生对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发生质疑。

二、引入相关学科专业知识。深入浅出讲解

1.结合所开设的专业课程旁征博引

在各类卫生中等职业学校中均开设有《内科学》《药物学》和《护理学基础》等课程，其中《内科学》教材中设有“肺炎”一章，介绍了肺炎的致病因素、诊断、治疗、愈后。语文教师如果有相关医学知识，就可以在授课时采用讨论法、辩论法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琼西所患的肺炎展开探讨，通过质疑、论证大体可推测琼西所患肺炎为肺炎球菌所致的细菌性肺炎，因为当时青霉素还没有问世，只能以口服或肌注解热镇痛药，做对症治疗。使学生们认识到在小说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肺炎的确是一种难治之症。

2.提示学生留意文章细节，自觉用医学知识进行验证

从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主人公琼西是在11月羁患肺炎的，肺炎这个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已经“击倒几十个受害者”说明了琼西是在医院以外的地方感染肺炎，而且琼西是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说明琼西身体抵抗力低下，属易感人群，这些叙述符合细菌性肺炎的致病特点。老画家贝尔门因嗜酒如命，又淋雨、受寒、疲劳也患上肺炎，最终不治身亡，说明这些因素都是细菌性肺炎的诱发或加重因素。小说中有医生“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这一细节，提示当时体温表已用于临床，测量体温成为诊断依据之一。

3.归纳串联，揭示潜在的治疗方法

在授课时教师可以先以提问的方式，将含有相同知识要素的问题归纳串联在一起，可以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琼西患肺炎后，固执地将自己的生命同常青藤的枯叶联系在一起，并且坚信只要枯叶掉下一片，自己的生命就会减少一份，叶子掉光了，自己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为什么贝尔门要用自己生命描画出一片永不会脱落的叶子？为什么室友苏先痛哭、后佯装无事的吹口哨？为什么医生会强调写生、男友、美食？然后，令学生分组讨论，教师再做补充、纠正和引导。通过以上过程，使学生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一一心理暗示。教师再简要介绍心理暗示的定义、作用，使学生们相信，在疾病过程中信心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

三、教学体会

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医药常识的做法，虽然教学效果良好，但对教师要求较高，这要求卫校、护校以及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医药专业的语文教师，有广博的知识储备，有跨学科进行研究的学术功底。对于知识单一、陈旧的教师难以胜任。各科教师往往强调本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忽视渗透性，为学生构建了一个相互孤立而不是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