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范文10篇-ag尊龙app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1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智慧；稳定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对照，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尽相同等，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高决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据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戈尔巴乔夫，曾问过“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放在一起比较，我认为有两大不同。一个是政治经验、资历权威和权力基础，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没法比。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意呼声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时而变，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们转而追逐更加激进的叶利钦。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误。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种阻力，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进程，不至于使改革这艘巨轮倾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的晚年错误，同时又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从1978年起，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进程。在思想领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摆脱“”理论和个人崇拜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的改革开始正是以这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为前导的。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清楚，“”迟早要有一个结论，但他起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结论。后来他看到，把历史问题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想法不太现实，无论是结束对历史是非和恩怨的纠缠，还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都没法绕过历史问题的评价，而且国际上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一个时期，“”结束前27年历史的评价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历史评价的核心是对和思想的评价。1979年10月间，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决定起草一份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说法，也绝不搞所谓“非毛化”。邓小平讲过，.“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①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秘密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这个教训邓小平、陈云等人始终记着，他们力图避免这种结果，在评价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起草、讨论、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才做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是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了三条原则，“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②决议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错误”区分开。在这个前提下，彻底否定发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肯定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明确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但对思想作出新的诠释，突出地强调它的“实事求是”的特性，强调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有些人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和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的错误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的否定过了头。以今天的观点看，决议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的总结是不够的，仅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还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所谓“历史决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决议，它要寻求当时党内外“最大公约数”，考虑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还会不断为历史问题而缠斗。从历史实际进程看，从中苏对比看，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

一般把苏联改革称为激进改革，把中国改革称为渐进改革，或者说苏联是“休克疗法”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某种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刚开始改革，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认为体制有问题，要改，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怎么改，目标是什么，谁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或者行动方案，所以当时只能够采取逐步试验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反过来讲，假如1978年就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内肯定通不过，而且可能连起步都很难。我们一般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事实上，邓小平并没有提出改革的总体蓝图，但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蓝图，就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很确定的，而且坚定不移。正是这样的目标为各种改革试验开辟了广阔空间。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也就确立了一个标准，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方式都可以尝试，国外的各种经验都可以拿来借鉴。邓小平的思想是开放式的，对于经济改革，他是很放手的，只提出一些原则要求。至于具体怎么改，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不搞“休克疗法”，一揽子解决，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所有改革都具有实验性质，不是按照事先画好的路线图，而是问题导向的，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通过总结局部试验的经验形成政策，然后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在计划经济的主体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在计划体制之外发展出很大一块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价格双轨制等一系列双轨制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当然，“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试验逐步推广，也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事实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大量的寻租空间。但是，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一夜之间把价格都放开？不可能。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降低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面临多重约束和阻力。改革必然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有人受益必然有人受损，所谓“帕累托改进”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既得利益不见得只是特权利益，还包括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引起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极易引发经济紊乱和波动，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障碍根深蒂固。20世纪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要以为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好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而观念之争面临一个信仰问题，一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分歧，事实上也是争论不断。邓小平的方针是鼓励探索，尊重实践，因势利导，用事实说话，关键时刻果断拍板。真正促使干部队伍逐渐转变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势”到了就可以成功，“势”不到，即使有前卫的想法也不能成功。例如股份制，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当时只做了局部试点，不可能全面推行。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整个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公私对半，平分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如果不做改动，在市场竞争中就会衰落下去，因此就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推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

三、寻求变革中的稳定秩序

对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邓小平改革，人们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先政治后经济，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经济改革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邓小平是先经济后政治，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当然也不是绝对。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①邓小平至少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一次是1986年，反复强调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还组织了大量的讨论，包括成立中央五人小组研究方案。这两次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方面建树至少有三点。首先，他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轨道转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虽然不是一个制度性变革，但是带有转折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发展和变化都源于此，如果没有路线转变，一切都免谈。其次，从运动治国和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实质就是要由人治转向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是没有法律的状况，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靠人治，不断发动运动，靠运动治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面有所改变，在立法问题上有很大进展。当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逐步推行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改革都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如何避免“”的历史重演，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心一意搞建设。二是如何扫除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核心的考虑就是提高效率，加快发展。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但是因为遇到强大阻力，改不动，最后转向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戈尔巴乔夫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系统消除党内阻力，而是在内外压力下把权力基地由党内转向总统机构，结果把事情都搞乱了，导致权力基础瓦解和权威丧失。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也使得他的改革失去民众的广泛支持。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已经估计到东欧剧变后苏联肯定要乱。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②与戈尔巴乔夫不同，邓小平有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③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④因此，如何维护变革中的秩序和权威，是他始终警惕的问题。

四、管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

所有改革者都面临来自“左”或右、保守或激进两股力量的牵扯、博弈，真正成功的改革者只能够两面作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是两手，一手反“左”，一手反右，一会儿强调反“左”，一会儿强调反右。有人说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种现象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认为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反“左”就是要推进改革，反右就是要维持稳定。关键不在于反“左”还是反右，而在于能不能够敏锐把握住主要的危险倾向，到底“左”是主要的，还是右是主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认为“左”是主要危险，多数情况下是以反“左”为主，但是并没放松对右的倾向的警惕。邓小平鼓励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是无法启动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年代，大量的外部思想引入，学术繁荣，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发展起来。那个年代有意识形态斗争，但没有重复走上过去的政治运动道路。总的来说，邓小平是要维护一个相对自由的讨论空间。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各种试验和理论探索，是受到特殊保护和鼓励的，这是邓小平很重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识形态争论中有人想把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每次都有人想把反自由化引入经济领域，但都被邓小平制止。特别是最后一次，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当然，邓小平为自由划出了底线，底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十三大把邓小平的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最能反映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对这一概括也是相当满意的。1989年5月31日，尚未平息，邓小平就向中央领导同志打招呼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①6月9日，他又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们没有错。”②能不能使改革的大局保持稳定，核心问题是管控住党内的分歧。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左和右两股力量把他挤到墙角，动弹不得。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选择的，就是领导人的威望，以及他的权力基础，这是学不来的，是几十年形成的。苏联改革不能成功，或许与他们领袖集团的成份有关，老一代领导人既老化又思想僵化，几年时间死了三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带来一股新风，上台时获得很高人气，象一位政治明星。其实他的权力基础是很弱的，没过几年他表面上的支持力量就纷纷离他而去。反观邓小平，在党内有着很高权威和深厚基础，这是历史形成的。当然，邓小平也有处理党内矛盾的技巧和艺术。在策略上，邓小平是有妥协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谋求在中共高层达成某种共识，一时达不到共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以及雇工，开始争论很大，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就是让实践来教育大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没有引发像苏联那样党内分裂的状况。当然，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确实有分歧，但是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在改革问题上也有基本共识，这根源于对“”的反思。从摆脱“”阴影这一点上说，高层特别是“”后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如何改、.目标在哪里的问题上，逐步产生了分歧，但不能夸大这种分歧。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比如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维护稳定，基础是经济稳定，陈云的作用不可忽视。

五、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2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识到需要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确定一个改革目标，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以什么模式作为改革取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对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理解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没有停止在过去总结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因为过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造成的，许多就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名义下犯的错误。在邓小平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这是邓小平最早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谈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

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段话说明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本质，制定政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90年12月邓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搞清楚了，改革的目标自然而然也就明确了。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搞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落实到实际工作上，就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此作为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对改革性质的认识

邓小平进行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建设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也就是对改革性质的认识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自始至终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自我更新，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对我国改革性质所做出的精辟论断。邓小平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改革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那些环节，也就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体制，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所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绝不应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邓小平在改革的进程中一再强调的问题，是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

在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为了使我们的改革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鲜明的提了出来，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邓小平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做出的科学概括，它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要政治保证。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希望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中国的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来的。在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发展，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发展变化实际不断推陈出新。改革进程中，习根据新时代新情况，汲取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改革任务、改革方法等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一、改革必然性思想比较

任何一种改革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又进入到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要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和要求，通过改革来完成。邓小平同志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面对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几经困难与挫折，第三次上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时候，努力尝试改变国家这样的状况，认真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国情。第一，是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对党、国家、人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人们一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计划经济集中全国物力财力搞发展，短期内确实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显露，由于计划经济较强的控制力，遭致了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忽视，生产不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大大减弱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为应对这种局面，萌发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的需求由“物质文化”转变为“美好生活”，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人民的新需求，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过去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严重，经济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差距明显，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政治上，贪污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社会上民生发展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人民就业、医疗等面临不少难题；生态方面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使得新时代下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习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改革思想。

二、改革任务思想比较

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发展面临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人民需求不同，改革任务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从“先富论”到均衡发展。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和工人农民，生活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民逐步走向富裕，这是“先富”理论的首次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1957年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脱离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事实证明，要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就必须面对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由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首先是不充分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积累，但是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的追求层次更高、追求范围更广，而我们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足、发展程度不高、发展态势不稳等问题，需要高水平、高质量和高效益的发展。其次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等，为了实现新生代下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必须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二）从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以往那种高度计划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在1979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1992年，又进一步指明计划和市场是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从此，“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发挥着各自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新的需求关系和结构性问题，例如实体经济不振、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产品质量无法匹配人民的消费需求等，其实质都是供需不平衡。为了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的需求，习于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习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报告中，习又提出了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三）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在邓小平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实力比较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国家要想提升综合国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先发展经济。这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好了，才有条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求发生了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人们日益增长了对当家作主、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的全面发展等的追求，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配以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三、改革方法思想的比较

正确的改革方法是指导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邓小平和习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完备的、科学的改革方法体系。由于时代特征、面临问题和改革侧重点等的不同，习在继承邓小平优秀改革方法的基础之上，又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邓小平同志在推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与方法，在实践探索中边摸索边总结，将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改革开放之前，小岗村和大多数地区一样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面对这一现实问题，他们在1978年冬天通过按手印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到1979年秋天小岗村获得了大丰收，基本上实现了温饱。经过小岗村的成功实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性得到了证明，并将之推广至全国。毋庸置疑，“摸着石头过河”在邓小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改革之初面临的实际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国家领导人对新时代改革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充分的估计。在改革方法方面强调，对于未知领域仍然要重视“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运用，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全面深化改革，运用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改革方法，使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从“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到“敢于担当，行稳致远”。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僵化，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没有统一正确的认识，成为改革面临的一大难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首先要从思想上征服广大人民群众，其次要在实践成果中让人民群众信服。于是邓小平同志不断地考察，不断地试验，认为改革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在改革中要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绝不是脱离实际、违背事实的主观臆想，而是辩证统一的，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勇闯精神，又要有知错就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综观中国改革发展实际，提出既要坚持邓小平同志“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法，又对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深化，所以在改革进程中仍然会有前所未知的状况和风险，作为国家领导集体，要以极大地勇气和智慧将改革推向前进，要敢于试验，敢于担当。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进程中不容许犯颠覆性的错误，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在推出一项改革举措时，要得到反复的研究和论证，要慎之又慎，方能达到行稳致远。通过对邓小平和改革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基本认识，首先是改革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次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基本国情，敢于面对国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改革。最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精髓，还且还根据现实国情在各个方面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使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在新时代下得到了升华，同时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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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东．论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6(4)．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4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识到需要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确定一个改革目标，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以什么模式作为改革取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对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理解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没有停止在过去总结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因为过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造成的，许多就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名义下犯的错误。在邓小平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这是邓小平最早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谈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

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段话说明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本质，制定政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90年12月邓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搞清楚了，改革的目标自然而然也就明确了。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搞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落实到实际工作上，就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此作为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对改革性质的认识

邓小平进行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建设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也就是对改革性质的认识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自始至终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自我更新，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对我国改革性质所做出的精辟论断。邓小平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改革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那些环节，也就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体制，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所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绝不应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邓小平在改革的进程中一再强调的问题，是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

在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为了使我们的改革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鲜明的提了出来，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邓小平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做出的科学概括，它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要政治保证。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希望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中国的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来的。在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在论述改革性质的时候，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一词通常具有两种含义，狭义上的革命是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从广义上讲，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也称作革命。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从广义上讲的，不是说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是说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体制的根本变革和运行机制的彻底转换。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是一场深刻变革，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深刻地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邓小平同志从这个角度讲，改革是一场革命。

总之，邓小平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但没有伤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反而逐步建立起了符合基本制度要求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使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重读《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我们会发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阐释。从正面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当代中国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不同角度做了论述：其一，回顾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其二，面向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来看改革的地位和意义，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三)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这次革命的特点在于：其一，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其二，这种革命不再采取阶级对抗的形式。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其三，这种革命是为了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其四，这种革命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的实践自觉进行的。

(四)关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对改革目标设计给予了高度重视。改革伊始，他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做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内涵越来越清晰。l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富强、民主、文明”就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关于改革的任务，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他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内容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和环节，是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国家开放。中国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六)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保证改革的航向，邓小平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原则。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他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改革。“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三，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多次强调，搞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要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坚决排除这些干扰。其四，必须始终保持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他曾反复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搞不成”。

(七)关于改革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曾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以上这些思想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不可逆性、改革地位的重要性、改革目标的科学性、改革方向的明确性、改革内容的全面性、改革原则的坚定性、改革实践的创新性、改革方法的灵活性和改革过程的长期性。这些思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思想。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

(一)基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二是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加快发展。三是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趋向成熟，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机制初步形成。四是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五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体系向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转变。六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二)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从1978～2007年，我国gdp从3645．2亿元增长到24．7万亿元，年均增长速超过9％，增长了l3．86倍；财政收入从l132亿元增长到5万多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15282亿美元。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前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3位，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国家外储备居世界第l位。

(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邓小平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

(四)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巨大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加强宏观管理、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推进集团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科学知识生产数量增长迅速，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教育事业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总量提高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性因素。

(五)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3o年，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l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8．6亿元增长到8．9亿元；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初期61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26．1平方米和30．7平方米。

综上所述，30年的辉煌成就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之路。任何时候，反对改革、阻碍改革的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那种主张按新自由主义方式对中国进行改革是绝对错误的。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同样是死路一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全面推进；必须把握改革步骤的渐进性。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逐渐推进的战略、策略。实践证明，这种渐进性改革能较好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避免出现大的利益对抗，使旧体制逐步地、平稳地向新体制过渡；必须坚持改革原则的坚定性，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过程的长期性，改革开放才能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三、以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30年的改革实践，雄辩地说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在20世纪的改革进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仍然面i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笔者以为：

(一)进一步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历经30年，如今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随着改革的推进，将更多地涉及利益的调整，改革的阻力会加大。只有深化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对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对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现在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首先，要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其次，要围绕消除不利于贯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当前的重点是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再次，要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障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必须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每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努力在最大范围内取得共识。对群众反映强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进一步扩大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进入2l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对我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和谐，尽快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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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改革本质；自我完善；第二次革命；两个必然

近30年的改革史说明，“为什么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讨论将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特别是改革碰到较多问题和较大困难的今天。因此，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特别是其改革本质思想的理解，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统一：邓小平关于基本制度、体制、机制问题的新思维

二次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世界的主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痛定思痛，一方面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汲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优长之处，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革和政策调整，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迅速抓住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相比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4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却逐渐把在经济发展粗放型阶段，在对抗资本主义包围威胁情况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固定化，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现展完全对立起来，从而逐步走向僵化，痛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期间的邓小平，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挫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反复思考比较，最终得出这样的认识：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下大力气真正弄懂和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使他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又是什么、应如何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邓小平对改革本质问题的把握，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改革的两个基本定位上，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两个基本定位，都是体现改革本质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这既是自1950年南斯拉夫改革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中一直未解决的难题，也是苏东改革最终背离初衷走向剧变的关键之点。

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邓小平显示了作为伟大改革家的魄力和睿智。

第一，邓小平对社会分工急剧扩大带来的社会复杂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在社会和管理机制上的相应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并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他不再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混沌的整体，而看成有着内在结构和层次的有机体，看成由基本制度和操作体制（具体制度）构成的两个基本层次(还有具体的管理办法等更低的层次)，并由运行机制加以连接的系统结构，而其中邓小平特别重视的是在中间起连接作用的运行机制。如果说，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指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权力控制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用形式，而社会的具体制度即操作体制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控制体系在操作层面上的制度和规范，那么，所谓运行机制就是连接基本制度和操作体制的原理或法则。其主要的功用就是根据基本制度的要求不断修正、整合操作体制的内容和优点，使之尽可能多地体现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运行机制是原理或法则而不是实体，但它通过规定体制的结构和目标来体现基本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因而它实际上是决定着整个制度体系运行状况的关键因素。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关键之点即在于改变或转换运行机制。邓小平改革最具历史穿透力而令人叹服之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制度体系中分解出操作体制这一层次，固然是重要的方面，而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内部把握其运行机制，则是更难能可贵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方面。他从发达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运动中深刻感受到的，不单是一个个具体的局部或体制(如产权体制、分配体制、金融体制等)，更重要的是其运行法则或机制，认为这才是要害之处。他早在1979年就说过一段令中外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惊异不已的话：“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认为，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指的主要不是作为经济制度构件的以市场为形式的具体的体制，而是整套市场运作体系，其灵魂则是市场运作的机理或法则，即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机制。所以，我们的改革虽然叫“体制改革”，但关键却在机制的选择和定位。“体制改革”的提法只是反映了表层的工作目标，其深层则是机制的转换，只有选择并确定了科学的运行机制，成套的体制设置才有所遵循。因此，也只有机制转换才最集中地反映改革的深刻本质。我国20余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选择了科学合理的经济运行机制，即人们常说的市场取向或市场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也应归功于选择了“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步走向法治机制。

进而言之，改革的本质作为“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辩证统一，在操作层面上集中反映在改革所包含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上：在基本制度层次上是调整，即对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作改良性的调整；在机制层次上是转轨，即把原来阻碍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法则转换为有利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法则，这是质的转换；在体制层次上是转型，即把原本服务于不良机制的一整套体制加以革除，根据新的运行机制的要求重新设计并建立相应的体制，这也是质的转变。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操作体制转型三位一体，量变和质变结合，创造合理的制度系统结构和良好的制度运行状态，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发挥，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可见，所谓“第二次革命”主要体现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和体制的转型——当然对基本制度层次也做了改良性的调整。而所谓“自我完善”则体现在虽然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具有质变性质，但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两者的完美结合，必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良好发挥。而这，正是两者的共同目标和统一点，是改革本质的凝聚点。

二、改革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现

下面，我们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领域，分析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操作体制转型的具体情况。

(一)经济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原先的基本制度形态未能很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主要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形态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形态，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调整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形态。

制度调整为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优越性能否发挥还有赖于运行机制的转轨。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是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换。在原有单一的公有制形态下，所有生产要素连同其集聚体（工厂企业）都只有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当然也就有权力、有可能对全国所有工厂企业的供给、生产、销售，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所有环节进行计划调拨和控制。而计划机制的功能发挥是通过以下体制来保证的：1.经济计划指标的指令性体制。2.层层下达任务的行政推动体制。3.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技术无偿调拨，产品、利润无偿上缴体制。4.职工工资国家统包、职工福利企业负责体制。显然，没有这一系列体制的协同运作，计划机制就不可能存在。同理，市场机制要取代计划机制，也必须有另一套体制的运作来加以保证：1.以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体制。2.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动力体制。3.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体制。4.职工工资企业负责、职工福利国家统筹体制。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系列体制转型，市场机制才能取代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反过来说，没有市场机制预先确定，体制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没有方向的盲动。机制转轨在其中的核心、灵魂、关键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政治领域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而原有的政治制度难以充分实现民主，甚至导致“”那样的严重灾难，因此必须加以调整。其主要内容就是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从的政治格局，调整为共产党执政、其他派和民主人士参政的政治格局。

基本政治制度的调整为民主的推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而其实现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运行机制来保证，即实现从人治机制向法治机制的转轨。人治机制的弊病是违背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精神，而法治机制重在构筑保证“人民主权”的法制体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是被世界民主进程反复验证过的实现民主的不二法门。如上所论，人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运作同样需要成套的体制来保证，其转轨同样需要一系列体制转型来达成。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国家机构适度分权、国家——社会适度分权、中央——地方适度分权的政治体制转型。（2）从人格权威起决定作用的领导体制向法理权威起决定作用的领导体制转型。（3）从组织决定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向民选决定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转型。（4）从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动员体制向遵循宪法和法律运行的社会动员体制转型。这一系列体制转型，就保证了从人治机制向法治机制的转轨。实现了这一转轨，宪法和法律才能取代政治权威，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三)文化领域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价值目标是鼓励自由创造、促进精神文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制度未能很好发挥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潜力，必须加以调整。其主要内容是把追求无产阶级文化独占的格局，调整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励自由创造，包容各种符合宪法要求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这里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察生活、分析社会而获得的理论或创作成果，即居于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文化。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要求的文化产品，这就包括一些虽然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却属宪法和法律明确限制范围之外的作品。

文化基本制度的调整为调动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而可能变为现实则有赖于文化运行机制的转轨，也就是从一统机制向多元机制的转换。一统机制的弊病是违背了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自由本质和多样性要求，以及文化只能在争鸣中发展的生态规律，而多元机制则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动，尊重文化的自由本质和发展规律，致力于激发学者和文艺家的自由创造。实现一统机制向多元机制的转轨，同样需要有成套的体制转型予以保证。主要是：（1）从高度集权的党政管理体制向以宪法为依据的法律管理体制转型。（2）从一时政治需要的导向体制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导向体制转型。（3）从“大批判开路”的动员体制向激发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的动员体制转型。（4）从政治权威、“政治标准”决定的独断评价体制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践评价体制转型。这一系列的体制转型实现了，多元机制才能真正取代一统机制，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精神自由创造的精品效应才能取代政治裁决而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四)社会领域

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价值目标是活跃和谐，而此前的社会生活制度，把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连续不断的“左”的政治运动几乎把公共生活空间压瘪了。公民的不少基本权利都失去保证，更遑论自主自治了。因此，社会领域的制度调整，应从过去那种把社团、家庭、个人私域高度政治化、阶级斗争化，把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等同于统制包办的格局，调整为政府和社会、公域和私域适当分开，党着重在政治上领导而政府走向有限行政的格局。这样既使党和政府避免了很多不必管也管不好的事务，又可使社会肌体获得独立发展的活力。

社会领域的运行机制的转变，就是从政府包办机制向党和政府引导下的社会自治机制转换。政府包办机制的弊病是违背社会分化、人民自主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迷信政府权力万能，而社会自治机制则顺应了历史趋势，尊重、相信并致力于培养人民的自主自治能力。政府包办机制向社会自治机制的转轨，同样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转型来加以保证，主要有：（1）从政府全面统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向社会(社区、社团)依法自治的管理体制转型。（2）从政府包办社会的工作体制向社会(社区、社团)自主活动的工作体制转型。（3）从极力抑制公民社会成长的保守性体制向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成长的发展性体制转型。只有实现这一系列的体制转型，社会自治机制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才能在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落实，一种活跃和谐的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形成。

三、“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的深层依据

邓小平“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统一的改革本质思想，其根据深深依存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之中，也深深地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的深邃思想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他们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对历史进程内在必然性的雄辩阐释得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伟大结论。后来，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以对历史进程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深刻把握，得出“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未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睿智判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从部族国家到民族国家、从区域性历史到世界历史，是一部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扩大，社群分化日益加剧，各民族和人民自由平等意识逐步增强、自主自治能力日益提高的历史，它特别显著地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历史变迁之中。综观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各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及其活动主体“市民社会”，从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的奴役下逐步解放出来取得独立的地位和自主自治的权利。这是人类全面觉醒、大踏步前进的伟大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才得以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正是这股历史潮流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就是因为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方面，比后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两个必然”在中国的生动体现，也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依据所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历史规律或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的、径行直遂的，而注定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充满曲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实现逻辑是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必然性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总体面貌，从而制约着选择性的基本方向和“可能性空间”；选择性体现着“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独特性，体现着人类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性，规定着历史发展进程之不可穷尽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历史必然性寓于历史偶然性和选择性之中，体现偶然性和选择性的限度；历史选择性依存于历史必然性，却赋予必然性以生动的生命和各种独特的存在形态。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资本主义由“殖民者强加”的扭曲形念，使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既是符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又是一种严重先天不足，处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的“不合格”状态。这就决定了“两个决不会”在中国会有更强大的张力、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更丰富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除了海外暴力扩张和血腥殖民外，其在国内的各种剥削形态在中国都可能以相同或相似的形式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因此，只是在区域性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过渡中“被迫现代化”的中国，要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自觉现代化”，就只能以最大的魄力解放思想，厉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一是要顺应近现代世界技术大进步、社会大分工、社群大分化的历史趋势，坚决改革违背这一趋势的以计划经济、人治政治、统制式文化和包办型社会为特征的一整套体制和机制。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体现必然性)基础上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成果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仍有活力，是“两个决不会”的生动体现，我们如果不虚心学习借鉴，就等于没有摆脱“区域性历史”的封闭心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就是自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邓小平正是深深领悟到“两个必然性”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统一性，他才坚信：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坚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完全可以统一的，而且是中国唯一可以走得通的现实之路、光明之途。由于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才使邓小平的改革本质思想展现出恢宏的历史视野、深邃的辩证智慧、惊人的创新魄力和巨大的理论容量。

注释：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形成;当代价值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的重新认定而加以提出、逐步展开并达到成熟的。它的形成发展，又是与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互伴随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新时代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9至10月间，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必须解放思想、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时，就已经提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提出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同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联系解放思想，克服官僚主义，提出了改革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问题，“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思想的提出，为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显然，这一阶段，邓小平还主要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也主要是指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主要不是从改革本身来揭示其性质和含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展开，邓小平对实行改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提出必须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这就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使之不仅成为经济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成为政治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这就将改革开放这两大政策联系起来，进而从其思想实质上深刻阐述了实行改革的意义。同年10月初，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第一次谈到了改革的革命含义，并把改革开放相提并论作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并认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稍后，在会见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那样的革命。”这一阶段，邓小平在讲到改革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确地从政策重新选择的角度来讲改革，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解决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即全面改革;二是明确地把改革也归结为开放，强调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前，是这一思想的逐步展开阶段。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对改革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同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文件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在这次会上所作的即席讲话中，他又说:“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随后又相继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等重要观点，进而标志着以经济改革与开放为核心内容的改革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也日臻成熟。

首先，更加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其次，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一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邓小平在此前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等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等重要观点，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认识上的深化，为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再次，对改革指导思想的概括更加明确。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认为，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的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正式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点之一。

第三阶段，从十三大到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深入展开达到成熟的阶段。十三大以后，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一些，要使改革开放贯穿中国整个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强调在改革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针对当时经济和政治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引起人们的一些疑虑，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不要变，都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的认识，标志着他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已经达到成熟。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内容丰富，囊括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坚持的原则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集中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应该怎样实行这样的改革等基本问题。

1．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未能给以明确的回答，但也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意见。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论述;列宁关于“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论述，都在实际上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发展观。邓小平则从怎样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角度出发，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还将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把改革作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将其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他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强调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这些论述从现代化建设角度出发，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紧迫性，从而把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到空前认识的高度。

第二，形成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前，由于党曾经一度发生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变革生产关系、片面强调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导致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深入总结这一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改革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等重大论断，并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形成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为深刻认识改革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证了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固定僵化的思想观念，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不存在束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观点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生产关系尤其是体制机制的变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强调经济、科技等其他体制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这就不但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发挥的动力作用及其战略地位，从而在理论层面说明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2．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改革

在以往人们的观念中，改革往往不具有革命的含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在很长时期内，人们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不存在革命的问题，而且连改革也不需要。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的同时，又鲜明地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在对以往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邓小平紧紧围绕当时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阐述，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一，将“改革”同“革命”联系起来，形成了“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的重要思想。针对以往或者将“革命”等同于“阶级斗争”、等同于政治革命，或者将改革同我们过去进行的革命完全割裂开来等片面性认识，邓小平通过阐述改革的革命性含义实现了对“革命”的正名。他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在这里，邓小平之所以将改革当作一场革命，主要是从改革扫除发展生产力障碍、推动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改革的“革命性含义”还体现在它的广度和深度上，它不但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而且促进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这场“革命”所具备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还表现在将“开放”也纳入了改革的范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

第二，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同上层建筑的变革联系起来，形成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思想。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这必然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引发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但改革绝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也绝不允许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辩证分析和把握中，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态，而是为了巩固和完善这一制度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要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制度，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邓小平看来，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性质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这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现实需要。

第三，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改革的含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思想。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二者截然对立。邓小平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的固定观念，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就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言，不是质变，但就经济体制而言，就经济的运行机制而言，则是质变，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否定和两个转变:一是从否定过去被人们长期认定的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转变到承认社会主义同样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二是从否定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到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突出特点。

3．中国应该怎样实行改革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试验，要有一种敢冒风险、敢于应对挑战的精神。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那它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和原则。

第一，要有一种敢于走新路的勇气，有敢于创新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原因，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极为复杂的，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改革要破除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经济体制，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同时，对其他方面的体制也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已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敢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束缚;既要坚决纠正过去长期存在并且不可能很快根除的“左”的错误，又要警惕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要防止滑入资本主义邪路。面对改革开放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和问题，“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第二，要善于总结经验，注意体现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成功的经验，没有现成的答案。新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成熟起来的。邓小平要求一定要在敢于试验的基础上注意随时总结经验。他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又说，现在“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还非常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反复说明，改革是为了人民群众，改革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第三，推行改革，要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同时不争论。邓小平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对于不同意见分歧，采取“不搞争论”，“拿事实来说话”的办法，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改革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我国改革应该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第四，判断改革中的是非得失，只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标准。邓小平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针是改革开放，最终目的是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样一些基本要求来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际上是把实践标准(判断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判断发展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判断人心所向的标准)完全统一起来了。按照这个根本标准，我们就既不会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也不会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加以排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可以不断解放思想，克服“姓社姓资”的纠缠，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当代价值

1．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明确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这样的改革”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中国以往改革的主要理论指导，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面对“”所造成的严重危局，立足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积极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并由此解决了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问题。中国40年改革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适应历史和时展的要求，在实践发展的逻辑中发展，在理论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强调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并形成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坚持、丰富和发展，也充分表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2．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大力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作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以后。党又明确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依靠改革来加以解决。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强调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将邓小平有关“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论断提升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将其看作是“振聋发聩”的经验启示，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这就充分反映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也深刻揭示了党在新时代下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定信念。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面向未来，无论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贯彻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与改革任务，亦或是提高改革的整体效能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都离不开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为党和国家根据中国国情确定“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新时代继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南。

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引领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摆脱了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经过1952年——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社会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二是封建的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转变,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社会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

但是,由于受传统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诬蔑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发展商品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为地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时期,情况更加困难｡”[1]

到1978年,政社合一的体制已走到了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尽头,票证制度和条块分割､行政分割禁锢了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形成｡

这就是1978年以前的农村社会,也是邓小平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认清中国国情和农村现实的同时,邓小平还从政治和社会全局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和农村问题｡他说:“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3]也就是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为此,邓小平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4]这些观点,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突破了经典论者的空洞帽子,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此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便遵循“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一经典命题而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破立结合,先试点,后推广,走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

1.解放思想,放宽农村政策,同时因地制宜地提出一些新的具体措施并付诸实践

首先,解放生产关系｡在经营体制上,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管理体制上,打破政社合一的状态,废除,恢复原有的乡镇体制｡

其次,解放生产力｡主要是依靠科技和教育,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再次,解放农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解放农民的人身,不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松动户籍制度,农民有外出务工和临时居住的自由等;二是解放农民的思想,通过具体实践的示范作用来促使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让他们懂得“致富不是罪过”｡[5]

2.按照试点——推广的思路,以点带面,走双轨制的渐进改革道路,正确对待改革风险

邓小平充分估计了改革中的阻力和不利因素,不搞强迫,不搞一刀切｡同时,树立全局观念､工农互补,在时机成熟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逐步深入｡

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实际新情况的不断出现,理论也需要不断修正､充实与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农村改革进程也是邓小平农村改革理论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第一,“双轨制”与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的原则与方法｡

渐进式改革可以从不同侧面进行概括,但关键在于新旧体制之间有一个“双轨制”的中间过渡环节,有一个新旧体制共存的过渡阶段和新体制在旧体制内不断渗透､逐步积累发育的过程｡“改革要先进行试点,局部推广,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在中央未正式公布新制度和条例之前,改革试点以外的有关各方面工作,应该仍按照现行制度办事｡”[6]

与“双轨制”的改革方针相联系,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处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有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而应该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7]

第二,“摸着石头过河”､试验推广的方法｡

改革是一场试验,要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可以把改革的失误､试验错误的成本降到最低程度,尽量少付学费,可以使改革朝着易于取得成效的方向推进｡改革及时获得并由此取得不断自我加强的推进能力｡

第三,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邓小平认为,怕摔跤就始终迈不开大步｡改革可能会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很大｡但对改革风险要辩证地看,不改革更有风险,而且改革的风险只有通过改革去克服｡况且改革往往与机遇相联,怕风险就抓不住机遇更抓不住大的机遇｡因此,要改革就要敢冒风险,“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8]要迎着风险,知难而上｡但敢闯敢试不是提倡盲干,而是要科学分析､未雨绸缪｡“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9]

第四,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走一步,看一步,对改革进程坚持弹性调整｡

总结经验方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在新时期,改革实践中的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断地及时总结经验的领导艺术和治国方法｡“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0]不断总结时,有了失误和不足就要进行调整｡在改革中,针对不同情况,多次及时地进行了调整｡调整是改革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必要的调整的直线式改革,也就谈不上渐进式改革道路,更谈不上“摸着石头过河”｡

第五,总结出成功的改革经验,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由国家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在较长时期内发挥好的作用｡

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方法,开始只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怎么搞,放手让大家去摸索｡在闯与试的过程中,又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东西,则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在全国推广;同时上升为法律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采取的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看似“摸着石头过河”,实则有其内在逻辑的渐进式改革方法｡三､实事求是,尊重实践,不搞争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与“改革的渐进方法”相联系,邓小平提出了允许看､不搞争论､让事实讲话的改革指导方法｡这是邓小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引申出来的一个方法原则｡

邓小平认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因为改革既然是一场试验,是一种探索,就难免会有成功和失败,人们的认识也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改革刚在农村开始时,人们议论纷纷｡“对这一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这些人“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11]因此,农村改革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先从实践上获得突破的｡事实上,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再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邓小平正是将改革成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再反过来以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才使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

在农村改革中,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不搞争论”,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但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搞争论”是对试验和探索性改革不搞争论,是指不事先用教条和旧框框束缚试验探索的手脚,并不是对什么都“不搞争论”｡相反,对于改革开放的正常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以及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是允许的､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提倡的｡邓小平之所以能一再引导思想解放的潮流,关键便在于他既不随便表态,不做群众的尾巴,又不束缚群众,允许他们在实践中去闯､去试,在实践中作出最终抉择｡

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任何改革包括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3]因此,他在指出发展我国农业必须靠政策,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稳定性｡他说,农村政策一变,农民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所以,从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14]

总之,“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5]

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变｡在这方面,邓小平深知光靠宣传还不够,还要抓住一些具有象征性的东西,树木立信,取信于民｡“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16]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要想在经济上创造奇迹,首要的条件就是要能在政治上创造奇迹,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

五､结论和启示

邓小平所创造和倡导的农村改革思想与方法对今天的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确立“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邓小平始终坚信,只有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本,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道义力量所在｡作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判断社会主义够不够格和是否优越性的标准;他们的生活能否达到温饱和小康水平决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第二,中国农民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只要给农民合适的土壤和空间,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第三,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农民的利益和意愿始终是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参考文献]

[1][2][3][5][8][9][10][[11][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

[6][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83.

[16]中共十四大文件汇编第18页.

[17].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2002.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9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领导全国改革的先声,邓小平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和立足点,将中国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纵深推进｡邓小平立足国情､立足现实､破立结合､实事求是以及始终坚持安定团结的改革思想特点,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对今天的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领导全国改革的先声,农村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是邓小平确立其全面改革思想的现实依据｡邓小平正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以农村改革经验为立足点,将中国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一､立足国情､立足现实,强调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摆脱了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经过1952年——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社会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二是封建的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转变,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社会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

但是,由于受传统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诬蔑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发展商品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为地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时期,情况更加困难｡”[1]

到1978年,政社合一的体制已走到了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尽头,票证制度和条块分割､行政分割禁锢了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形成｡

这就是1978年以前的农村社会,也是邓小平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认清中国国情和农村现实的同时,邓小平还从政治和社会全局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和农村问题｡他说:“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3]也就是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为此,邓小平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4]这些观点,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突破了经典论者的空洞帽子,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此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便遵循“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一经典命题而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破立结合,先试点,后推广,走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

1.解放思想,放宽农村政策,同时因地制宜地提出一些新的具体措施并付诸实践

首先,解放生产关系｡在经营体制上,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管理体制上,打破政社合一的状态,废除,恢复原有的乡镇体制｡

其次,解放生产力｡主要是依靠科技和教育,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再次,解放农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解放农民的人身,不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松动户籍制度,农民有外出务工和临时居住的自由等;二是解放农民的思想,通过具体实践的示范作用来促使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让他们懂得“致富不是罪过”｡[5]

2.按照试点——推广的思路,以点带面,走双轨制的渐进改革道路,正确对待改革风险

邓小平充分估计了改革中的阻力和不利因素,不搞强迫,不搞一刀切｡同时,树立全局观念､工农互补,在时机成熟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逐步深入｡

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实际新情况的不断出现,理论也需要不断修正､充实与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农村改革进程也是邓小平农村改革理论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第一,“双轨制”与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的原则与方法｡

渐进式改革可以从不同侧面进行概括,但关键在于新旧体制之间有一个“双轨制”的中间过渡环节,有一个新旧体制共存的过渡阶段和新体制在旧体制内不断渗透､逐步积累发育的过程｡“改革要先进行试点,局部推广,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在中央未正式公布新制度和条例之前,改革试点以外的有关各方面工作,应该仍按照现行制度办事｡”[6]

与“双轨制”的改革方针相联系,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处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有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而应该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7]

第二,“摸着石头过河”､试验推广的方法｡

改革是一场试验,要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可以把改革的失误､试验错误的成本降到最低程度,尽量少付学费,可以使改革朝着易于取得成效的方向推进｡改革及时获得并由此取得不断自我加强的推进能力｡

第三,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邓小平认为,怕摔跤就始终迈不开大步｡改革可能会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很大｡但对改革风险要辩证地看,不改革更有风险,而且改革的风险只有通过改革去克服｡况且改革往往与机遇相联,怕风险就抓不住机遇更抓不住大的机遇｡因此,要改革就要敢冒风险,“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8]要迎着风险,知难而上｡但敢闯敢试不是提倡盲干,而是要科学分析､未雨绸缪｡“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9]

第四,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走一步,看一步,对改革进程坚持弹性调整｡

总结经验方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在新时期,改革实践中的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断地及时总结经验的领导艺术和治国方法｡“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0]不断总结时,有了失误和不足就要进行调整｡在改革中,针对不同情况,多次及时地进行了调整｡调整是改革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必要的调整的直线式改革,也就谈不上渐进式改革道路,更谈不上“摸着石头过河”｡

第五,总结出成功的改革经验,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由国家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在较长时期内发挥好的作用｡

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方法,开始只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怎么搞,放手让大家去摸索｡在闯与试的过程中,又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东西,则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在全国推广;同时上升为法律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采取的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看似“摸着石头过河”,实则有其内在逻辑的渐进式改革方法｡三､实事求是,尊重实践,不搞争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与“改革的渐进方法”相联系,邓小平提出了允许看､不搞争论､让事实讲话的改革指导方法｡这是邓小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引申出来的一个方法原则｡

邓小平认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因为改革既然是一场试验,是一种探索,就难免会有成功和失败,人们的认识也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改革刚在农村开始时,人们议论纷纷｡“对这一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这些人“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11]因此,农村改革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先从实践上获得突破的｡事实上,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再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邓小平正是将改革成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再反过来以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才使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

在农村改革中,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不搞争论”,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但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搞争论”是对试验和探索性改革不搞争论,是指不事先用教条和旧框框束缚试验探索的手脚,并不是对什么都“不搞争论”｡相反,对于改革开放的正常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以及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是允许的､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提倡的｡邓小平之所以能一再引导思想解放的潮流,关键便在于他既不随便表态,不做群众的尾巴,又不束缚群众,允许他们在实践中去闯､去试,在实践中作出最终抉择｡

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任何改革包括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3]因此,他在指出发展我国农业必须靠政策,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稳定性｡他说,农村政策一变,农民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所以,从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14]

总之,“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5]

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变｡在这方面,邓小平深知光靠宣传还不够,还要抓住一些具有象征性的东西,树木立信,取信于民｡“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16]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要想在经济上创造奇迹,首要的条件就是要能在政治上创造奇迹,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

五､结论和启示

邓小平所创造和倡导的农村改革思想与方法对今天的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确立“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邓小平始终坚信,只有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本,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道义力量所在｡作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判断社会主义够不够格和是否优越性的标准;他们的生活能否达到温饱和小康水平决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第二,中国农民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只要给农民合适的土壤和空间,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第三,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农民的利益和意愿始终是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参考文献]

[1][2][3][5][8][9][10][[11][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

[6][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83.

邓小平改革范文篇10

【正文】

行政系统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构成及运行方式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决定了行政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将直接关系到一国行政管理的效能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应当谨慎地选择行政改革的途径与方式。

从各国实践看，行政改革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即“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和“投石问路”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决策层把改革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推行改革措施，争取一次性实现改革目标。而“渐进式改革”则是指在改革的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不断确定改革的任务和调整阶段性目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完成，从而达到改革的整体要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邓小平主张立足实际，从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出发，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略。

一、我国行政体制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从我国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邓小平所倡导的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和方略，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是科学性。我国行政体制的渐进式改革在改革方式和改革实践中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行动原则。首先，从改革所遵循的基本思想方法来看，它体现了邓小平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改革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采取符合每一阶段实际的改革措施。其次，从改革的实践进程来看，它体现并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质量互变的事物发展规律，即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量的积累趋于成熟的时候，适时抓住时机，把事物从一种质态推向另一种质态，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因此，渐进式改革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在要求，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改革方式的科学性。

二是革命性。邓小平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视角出发，明确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他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p135）渐进式行政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基本形式，其价值取向是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否定和变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现代高效行政体制，其性质是革命性的变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2〕（p397）其实质是强调对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事实上，传统的行政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改革的效用看，渐进式改革只是改革方式的选择，其指向和涉及的内容同样是人们利益格局和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冲击传统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等，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变。

三是实践性。遵循实践——探索——改革——再实践——再探索——再改革的原则，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是渐进式改革的又一突出特点。长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就使改革本身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由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非常强调把改革的探索性和实效性相结合，主张“走一步看一步”，而不是“一步到位”。在改革的实践中，注重试点的作用，而试点正是深入实践、不断探索的最直接的体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在许多不同地区都进行了改革试点，然后从中总结经验，探索改革的最佳模式，使行政改革不断走向深入。

二、我国选择渐进式行政改革道路的原因

第一，这是由中国行政改革的行政生态环境决定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改革的发展。具体而言，行政改革中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实施，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当时的改革进程、政治经济形势、人们的社会文化心态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行政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市场取向，渐次推进”的改革道路。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体制必然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阶段性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改革不可能一步完成，必须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邓小平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生产力总体上相对落后，而且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情况错综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点，先试点，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不能急躁冒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改革自然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出发，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及小农意识等在社会生活中还有着较大的影响。邓小平认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因此，他强调指出，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但是，消除腐朽思想的影响并非朝夕之事，同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可见，行政生态环境对行政改革的制约，使得行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第二，这是由中国行政改革自身的复杂性决定的。行政改革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行政改革内容的繁杂上。就我国而言，行政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如下放权力、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优化人员组合、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健全行政监督体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等等，这些改革内容不是通过一次性改革就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就要求每一阶段的改革确定一个重点，或以一个重点为主，通过各个攻破的改革策略，达到全面推进的效果。例如，1982年的机构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干部人事制度问题，通过这一改革，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力推进了干部队伍的“四化”；1988年开始的机构改革，主要解决的是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通过改革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打下了基础；1993年的机构改革对下放的权力作了进一步明细划分，对政府应有的职责、权力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协调和解决了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机构重叠的问题；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则在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这样环环紧扣的改革方式，即使得每一次改革重点明确，又推动了改革整体内容的完成，有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其次，在我国，行政改革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改革是在行政环境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下推行的。尽管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全国的行政构架与行政职能的基本方面是大体相同的，但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行政主体的行政方式、行政能力、行政质量与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改革措施的制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在机构设置上，具体到市县级要以该地区的人口、面积、经济发展水平为设置条件，人口少、面积小、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就应少设机构；反之，则可以设置略多的机构，但也要确定其最高限额。同时，各地区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本地需要的机构，而不能在机构的设置上片面强调上下对口。公务员之家凯时k66会员登录的版权所有

第三，这是保持社会变革中政治稳定的需要。任何一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对改革与建设事业尤为重要。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的重要意义，政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p284）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p210）可见，稳定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行政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尤其是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已经实现了由初期的“外延型”改革向“内涵型”改革的过渡，开始触及到政府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以及合理配置政府职能等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对此，邓小平早有清醒的估计，他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2〕（p152）这就要求我们在坚定不移进行改革的同时，不断探索改革的方式与途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渐进式改革有助于消解矛盾，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中把改革推向深入。

三、渐进式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各项改革事业的领导，这是由党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的一切改革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今天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

行政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家行政制度内部的行政组织的功能、结构、行为来实现的。其目的是使各项具体行政制度更加健全，行政机构运行更加协调，行政活动更加高效。因此，在行政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塑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错误思潮，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2〕（p341—342）因此，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证。

第二，抓住时机，坚定不移。行政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要求行政系统做出相应的变动。因此，行政改革只有抓住时机，才能取得成效。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事实上，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消肿问题”，主张精简机构和人员，但由于“”的干扰未能进行。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主张一有条件，就要果断进行改革，否则，问题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而“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2〕（p396）因为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经过初步调整，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政府机构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企业机制逐步形成，政企分开，改变企业是政府机构附属物的状况的条件日趋成熟。所有这些都为行政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邓小平认为还有一个条件，“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2〕（p397）因而，邓小平认为行政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

对精简机构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邓小平认为，决心要大，要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不能半途而废。“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2〕（p398）

第三，善于总结经验，稳步推进改革。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行政改革没有现成的统一的模式。要保证改革的成功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从改革的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指出，我们现在做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而言，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2〕（p322）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同时，为了确保改革的稳步推进，应当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2〕（p341）1988年10月，国家编委在邛崃、藁城等9个县（市）进行县级机构改革试点。1989年，国务院又选择了8个省份的9个县作为全国县级机构改革的试点县。从试点县的改革中，总结经验，不断推广，不仅有助于降低改革成本，而且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

第四，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别国经验。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改革的最基本要求。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客人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p178）“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p2—3）因此，改革一定要根据我们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中国的行政改革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并不排除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相反，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的经验，以促进我国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他指出：“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1〕（p240）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社会交往的日趋广泛，对行政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如“小政府，大社会”，减少行政机构层次，实行首长负责制和各种责任制，文官职业化，注重行政人员素质的提高，政企分开，把企业管理的成功制度和措施引进到行政管理中来，讲效益、讲效率等等，都是邓小平多次或从正面或从侧面讲到的。总之，行政改革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要借鉴别国经验，这是邓小平行政理论折射出来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进行行政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