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价值观范文10篇-ag尊龙app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1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2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

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

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

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4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价值理论的变革归根到底在于价值思维向度的转换。本文通过对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社会实践的需要、社会的实际效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去认识、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了价值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5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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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由前述分析可知，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关注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集体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11)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将主体利益作为关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将集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由“三个倡导”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不管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很显然，它们各自强调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但这三个层面之所以能够共同地被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们都统摄在一个更为概括和宏阔的视阈之中——集体主义；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导引和团结人们去完成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对社会明显有益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活动，而不是任何的共同活动。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和价值取向，并不等于说，或者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对个体利益与需求的关照。实际上，它是在更高的层面、更远的视野、更深的意义与考量上，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样，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相联结、融合与共生的，全面反映了集体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地凝聚了集体成员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但它既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内在一致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传承与声气相通，都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协作、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概括来说，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才有可靠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与道德等各方面保障与条件，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本质契合

邓小平反复告诫“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p11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政治抱负与社会理想，一如既往极具家国情怀，充满了浓郁而丰厚的“兼济天下”集体主义价值基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血脉和政治伦理道德共同基因。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中国梦奠定了深厚而广泛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梦则赋予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向未来的崭新而崇高的时代内容。第一，二者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p205-206)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源头，在于因落后时代潮流而“挨打”的被动境遇；其历史脉络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沃土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希冀是长久的历史梦想。[6](p227)沿循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各界所形成的价值目标，是二者共同的梦想主题和历史责任。支撑二者的，都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第二，二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邓小平曾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p206)他还指出：“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p209)“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4](p255)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真实反映、实现和凝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价值诉求与价值共识，聚集社会共同体成员整体力量，形成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合力，增强推动社会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共同利益。第三，二者都具有鲜明的未来召唤。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4](p112)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4](p255)也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既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不断递进的价值追求都是在实践中动态前进的，都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谐的社会为基本目标内容。如此鲜明的未来指向和价值共识，顺应了国家、社会、人民不同层面实践主体的发展要求，形成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创建美好生活的整体合力与不竭动力。显而易见，中国梦弘扬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宏旨大义，强调把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与价值放在首位，主张以为国家和民族全心服务、忠诚奉献甚至无私牺牲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所秉持的“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实现了并继续实现着其在价值理念、精神传承与文化血脉等方面的契合与相融、延续与深化。

四、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是探究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演绎与变化中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还是梳理其自身内部严密自洽的理论逻辑，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考察它传递并发挥的全方位、全天候价值能量，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价值观，其实不但曾经激励过那个年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依然滋养着当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支柱奋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这样的价值观，警醒并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要以大局为重，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应当牺牲局部和个人的利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有着共同的问题谱系和价值旨归，都是既着眼长远又观照当下、既重视集体利益又重视个人需要、既适应实然又倡导应然，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作为其理论和实践主题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其后继者们，一棒又一棒地接力传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已经融会贯穿并生动体现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与伟大征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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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旭光.认同的价值与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

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8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内涵特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终极理论来源而言，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然而在具体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和设想的不同的形态。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更为主要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解、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因而，邓小平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价、选择和设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助于为某些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

概念，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既是我们对客体把握、描述、解释的思维工具，也是我们解释、规范和反思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由此而言，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界定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价值本身的研究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因而，对社会价值观，在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目前价值研究的主流观点，对其梳理、比较，进行逻辑的推断和理性的抽象，以求获得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进而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意味着不能把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类似自然系统那样单纯的物质系统。任何意义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本身都是包含着主观设定的意义和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既定自然状态，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其中，依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确定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客观事物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会同周围世界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就形成了价值观念。

从这一意义理解，价值体现为关系范畴，是指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价值观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现象比较系统的、稳定的、深层的观点和看法，它是包括价值主体的确定、价值目标和选择、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内的观念系统。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一般主客体关系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审视和评判特定社会模式、社会状态能否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社会的发展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上述的表述方式，社会价值观可近似地表述为以社会系统为客体，以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为内在机制的目标和尺度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某种社会状态或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比其他社会状态和行为方式更加赞赏、更加喜欢的持久信念，亦即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对于诸如、平等、发展、稳定、安全、现代化等特定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排列，以及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选择、设计中、在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自己的价值选择等问题，同时也包括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即用以衡量某一社会状态是否建立或维护，一定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道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否符合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其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评价、选择和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社会模式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与尺度的总和。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始端，这一观念系统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的内在尺度，规定着21世纪乃至将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受主体本身的需要结构、价值观念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图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展现的，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合金”。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至关紧要的。

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实践过程。共产党人实现自身的理想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在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关头，理想性的追求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选择和设计，不仅是历史条件的决定，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调整、调适过程，也是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的过程。

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富强而苦苦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从西方借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都没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否定了资产阶级在地位及其革命方式，转向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和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历史和现象的科学理论，而且送来了有可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行性方案，这正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思想武器。因此，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坚定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理想，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复制和模仿，表明它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规范自己一切行动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评价、选择和设计本国发展的社会模式。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狭隘和偏差。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因为它在道德上不可取，而是因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历史评价的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意识和“大同”理想追求的文化背景中演化道德评价，从而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其生产力发展迅速，而是试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把平等甚至平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上。这一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共产党难以容忍过渡性形态及至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从而导致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生产关系的变革，以求尽快实现理想目标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结束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恢宏气魄和辩证思维，在历史和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

与早期共产党的理论家不同，邓小平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的理想扎根于现实生活中，而不用理论来框定现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决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和80年代初时“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标志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十三大确立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转型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初步形成，也标准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正式形成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十四大前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已经成为规范和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和制度设计内在尺度。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放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来规范和设计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平等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价值序列的选择中，把发展视“硬道理”，把稳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从而确立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蓝图。

任何社会体制的构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底的，并由这种价值观念赋予其“合理性”意义。共产党人社会价值选择由平等向发展的转变，必然使旧的社会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市场化”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的建设了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设计、构建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提出了“合理性”的支撑，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构建和发展，同时也失去了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发展。公务员之家凯时k66会员登录的版权所有

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价值观。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和各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观相比，这一社会价值观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讲求实效。针对“”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产生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因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及由此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深刻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光芒。“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讲求实效的真实写照。

第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步建设和探索过程，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偏差，中国共产党人把应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利用革命胜利的有利形势，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以求尽快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则是把实现现代化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建立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目标。由此，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设计和社会行为的选择上，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成为规范共产党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尺度。

第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价值目标的调整、价值取向的转换，必然引起评判标准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姓“资”还是姓“社”为标准来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决定取舍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标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邓小平同志依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刻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的提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闭关锁国的状态，为学习世界行进技术、文化和管理模式，开拓社会主义的新领域、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成为新时期价值观念体系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

总之，邓小平社会价值观是完整的观念体系，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21世纪乃至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于凤政：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9

一、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

公正，最初是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和高尚道德的追求而提出的，属于伦理学和价值观的概念。在古代，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确定为公正社会，同时也把公正确定为最大的"善"和"德"。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公正社会的最早典范。在近代，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的文献中大量地论述了有关公正的基本问题。"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当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得各阶级的平等、公正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实际上，这就提出了实现公正理念、实现公正基本规则的最为重要的路径。

二、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价值内涵

（一）意义说

实现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元价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强调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旗帜和标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对于指导我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经验，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进而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效应说

社会公正的核心是给人应得。[2]然而，给人以应得是一个历史的原则，也是一个主观的原则，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的应得"内涵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的今天，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使国家领导者认识到，应得不仅包括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而且还包括给予每个人基于对社会贡献大小而决定的利益和给予社会成员为维护社会秩序、对现有分配结果进行社会调剂后的利益。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符合我国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需要，是社会公正的思想保证，对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公

正问题有益，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邓小平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共同富裕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所构成的实质公正

邓小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理应是公正和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邓小平坚持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社会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邓小平公正思想的实质，在强调全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人人权利平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4]但是，在贫穷和社会经济资源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不可能拥有广泛的基本权利，不可能拥有较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用以实现权利平等。在贫穷基础之上只能实施平均主义式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公正''''，但历史己经证明乌托邦式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为了实现人民权利平等，邓小平认为"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政治民主原则和民主法制化所构成的制度公正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享有最广泛的充分的和切实的民主权利。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制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邓小平认为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7]

民主这一社会公正需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针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在制度上保证民主化。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这样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以避免受到侵犯。

（三）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调剂原则所构成的路径公正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本身就具有公平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10]这就是说，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首先要考虑效率的因素。当然，强调"按劳"，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否则也会造成分配不公。为此邓小平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国家和左邻右舍"，"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把社会分配上的差别控制在既能激励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能为社会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水平。除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外，邓小平认为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社会的调剂，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提高国家能力，中央要有权威，这样才能加强宏观调控，避免两极分化。其次，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税收政策为杠杆，调节高收入。同时，建立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三是要建立个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四是要宣传一种人人平等、相互关心的人道主义的公平价值导向。

四、启示

同志在2005年2月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此，社会公正被郑重的提出来。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我们当代行政管理中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基础之上的公正: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将效率、平等、稳定、和谐、尊严等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统一于自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理想的公正。应该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进步、保障，民众公正意识的觉醒，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加上政府、社会对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重视、解决,社会将会更加的走向公正、文明。

（二）政府职能定位的完善:政府应该作为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的主体来制定公共政策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保证政策的公平,在行动时其利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要警惕政策制定中的歧视现象。应该认识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相对独立性,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设施,尤其应该注意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在农村的覆盖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到了小康社会,政府应将总收入更多的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尤其要注意对丧失劳动能力、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帮助。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区域间教育的公平。

（三）正确地看待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在我国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发展应该是全方面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同发展。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稳定相互制约和协调,应该以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来促进社会公正。以社会公正稳定来保证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邓小平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观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到了社会目标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582

[2]君.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给人以应得[j].云南社会科学，2005(12-23).

邓小平价值观范文篇10

一、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

公正，最初是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和高尚道德的追求而提出的，属于伦理学和价值观的概念。在古代，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确定为公正社会，同时也把公正确定为最大的"善"和"德"。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公正社会的最早典范。在近代，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的文献中大量地论述了有关公正的基本问题。"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当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得各阶级的平等、公正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实际上，这就提出了实现公正理念、实现公正基本规则的最为重要的路径。

二、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价值内涵

（一）意义说

实现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元价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强调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旗帜和标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对于指导我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经验，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进而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效应说

社会公正的核心是给人应得。[2]然而，给人以应得是一个历史的原则，也是一个主观的原则，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的应得"内涵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的今天，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使国家领导者认识到，应得不仅包括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而且还包括给予每个人基于对社会贡献大小而决定的利益和给予社会成员为维护社会秩序、对现有分配结果进行社会调剂后的利益。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符合我国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需要，是社会公正的思想保证，对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公

正问题有益，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邓小平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共同富裕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所构成的实质公正

邓小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理应是公正和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邓小平坚持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社会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邓小平公正思想的实质，在强调全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人人权利平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4]但是，在贫穷和社会经济资源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不可能拥有广泛的基本权利，不可能拥有较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用以实现权利平等。在贫穷基础之上只能实施平均主义式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公正''''，但历史己经证明乌托邦式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为了实现人民权利平等，邓小平认为"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政治民主原则和民主法制化所构成的制度公正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享有最广泛的充分的和切实的民主权利。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制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邓小平认为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7]

民主这一社会公正需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针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在制度上保证民主化。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这样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以避免受到侵犯。

（三）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调剂原则所构成的路径公正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本身就具有公平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10]这就是说，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首先要考虑效率的因素。当然，强调"按劳"，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否则也会造成分配不公。为此邓小平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国家和左邻右舍"，"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把社会分配上的差别控制在既能激励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能为社会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水平。除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外，邓小平认为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社会的调剂，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提高国家能力，中央要有权威，这样才能加强宏观调控，避免两极分化。其次，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税收政策为杠杆，调节高收入。同时，建立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三是要建立个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四是要宣传一种人人平等、相互关心的人道主义的公平价值导向。

四、启示

同志在2005年2月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此，社会公正被郑重的提出来。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我们当代行政管理中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基础之上的公正: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将效率、平等、稳定、和谐、尊严等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统一于自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理想的公正。应该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进步、保障，民众公正意识的觉醒，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加上政府、社会对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重视、解决,社会将会更加的走向公正、文明。

（二）政府职能定位的完善:政府应该作为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的主体来制定公共政策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保证政策的公平,在行动时其利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要警惕政策制定中的歧视现象。应该认识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相对独立性,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设施,尤其应该注意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在农村的覆盖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到了小康社会,政府应将总收入更多的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尤其要注意对丧失劳动能力、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帮助。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区域间教育的公平。

（三）正确地看待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在我国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发展应该是全方面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同发展。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稳定相互制约和协调,应该以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来促进社会公正。以社会公正稳定来保证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邓小平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观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到了社会目标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582

[2]君.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给人以应得[j].云南社会科学，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