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10篇-ag尊龙app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1

关键词：心理资源；心理学形态；原始性创新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psychologydependsuponculturalandhistoricalresourcesofitsown,soithasconsiderablydifferentform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long-termevolution,whichpsychologycancountonforfurtheradvancement.psychologicalresourcesshowdifferenthistoricalcategories,differentstylesofrealisticevolution,andevendifferenttrendsoffuturedevelopmentofpsychology.therefore,currentadvancementofpsychologyshouldnotdiscardotherhistoricalcategoriesbutregardthemasculturalandhistoricalresourcesforacademicinnovationtoextendthehorizon,exploitthepotentials,andcompletethefunctionofthediscipline.

keywords:psychologicalresources;categoryofpsychology;primaryinnovation

一、心理资源概述

所谓心理资源是指可以生成和促进心理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如心理学的成长要有自己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这就是心理学的社会文化资源。心理资源既可以成为心理生活的资源，也可以成为心理科学的资源。心理学面临着如何理解、看待、保护、挖掘、提取、转用资源的问题。心理学的发展不应该抛弃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而应该将其当作可以借用的文化历史资源，从而扩大自己的视野，挖掘自己的潜能，丰富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功能。

科学心理学只有很短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心理学的探索却有着久远的过去。通常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只是连续的线性更替关系，现代的科学心理学淘汰和取代了原有的传统形态的心理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其他不同形态的心理学仍然与其并存着，仍然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通常还认为，历史上只有哲学的心理学和科学的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之后，就取代了哲学心理学，成为惟一合理和合法的心理学。其实，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形态的心理学。这些不同形态的心理学并没有随着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出现而消亡，它们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之中，并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和学术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共出现了五种不同形态的心理学。这就是常识的心理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心理学、类科学心理学(或类同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1］解读这些不同形态的心理学，考察科学心理学与其他形态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的心理生活是生成性的和创造性的，生成与创造的过程则需要特定资源。所谓心理资源的一个含义就是指人的心理生活建构的基础、生成的养分以及拓展的依据。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自然资源，而人的心理生活则需要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心理资源具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

任一学科的生成、发展、进步、拓展都需要文化、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资源。心理学也同样如此。例如，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都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5］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与文化相关的分支学科也在快速地扩展和成长，如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等。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是指心理学在自身的研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与文化的背景、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根基、文化的条件及文化的现实等所产生的关联。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经历了文化的剥离、文化的转向、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定位。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6-11］，而且还涉及心理学的单一文化背景和心理学的多元文化发展。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定位将会带来心理学的新视野、新领域、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发展。再如，心理学在成为独立学科的前后，与其他学科一直有着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心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但是，学术界对心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却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索。心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历了一种历史的演变过程，即从心理学依附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到心理学排斥其他学科来保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再到心理学寻求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关系，并与其他学科建立起共生的关系。这既标志着心理学学科的成熟，也标志着心理学开始容纳所有的学术资源。这意味着心理学不仅借助于其他学科来发展自身，而且又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用的资源。从不同学科的学术独立到不同学科的学术共生，这是一个新旧时代的重大学术转换。

二、心理资源考察

心理学无论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研究，还是对心理学自身的反思，都需要挖掘、提取和转用自己的资源。这就是关于心理资源的考察。

对心理资源的考察首先涉及考察的视角。这是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根基。对于心理资源，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看待和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有自己揭示和解释问题的着眼点和着重点。即便是否认、忽视和歪曲心理资源的存在，也是对待或看待心理资源的一种特定视角。考察的视角决定了研究者所获取的关于心理资源的内涵和内容。眼界与视域的不同，都决定着研究者所捕捉到的和所提取出的心理资源的差异。

其次，对心理资源的考察还涉及考察的学科。心理资源是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生活的存在和人性的存在。这就给不同的学科分支提供了多学科交叉和交汇的研究内容。由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因此，对心理资源的揭示和解释也有所侧重与不同。例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文化学等学科对心理资源的考察，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与方法。

第三，对心理资源的考察还涉及考察的内容。心理资源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思想、解说与积累。分离和分解心理资源，解释心理资源的基本性质，确定心理资源的基本方面，追踪心理资源的演变发展，说明心理资源的特征、特点等，都是考察心理资源的最基本内容。对如何定位、分析、揭示、解释、说明、借用心理资源，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它既可以是哲学反思的方式，考察关于心理资源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思想前提和理论设定；也可以是实证研究的方式，通过实证科学的手段来定性和定量地分析和考察心理资源的存在和变化；还可以是历史研究的方式，通过历史和未来的定位和定向来揭示和解释心理资源的演变和演化。

心理资源的考察结果可以成为人理解自身存在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成为发展关于人的心理研究的重要学术内容。人的心理生活的创造、建构和拓展需要资源的支撑。提供心理资源不仅是丰富人的心理生活、提升心理生活质量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心理科学进步与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基石和基础。

三、心理资源分类

心理学的五种形态，不仅仅反映着心理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演变，它更是一种资源。可以说这种观念转变是心理学研究上的重大进步。

首先，常识心理学(又称为民俗心理学、素朴心理学等)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创建的心理学，是存在于普通人生活经验中的心理学。它有两个存在水平，一是个体化的存在水平，是个体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中获得的，是个人对心理行为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二是社会化的存在水平，是不同个体在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形成和具有的，个体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和掌握隐含于社会文化之中的心理常识。常识心理学既是普通人心灵活动的指南，也是普通人理解心灵的指南，它是科学心理学发展的文化资源。［12］

其次，哲学心理学也是一种心理学的资源。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心理学就寄生在哲学之中，是哲学的一个探索领域。哲学心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和猜测。正是通过思辨和猜测，哲学心理学探索了人类心理行为大部分重要的方面。当心理学成为科学门类之后，哲学心理学在哲学研究中转换成为心灵哲学的研究。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则转而去反思心理学研究中关于对象、方法和技术的理论前提或思想预设。［13］

再次，宗教心理学亦是心理学的资源。宗教心理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科学的含义或是科学传统中的宗教心理学，是科学家运用科学方法对宗教心理的研究。这是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宗教的含义或是宗教传统中的宗教心理学，是宗教家按照宗教的方式对人的心理行为的说明、解释和干预。后者既是宗教活动提供的传统文化资源，同时也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传统历史资源。宗教中的心理学提供了关于人的信仰心理方面的重要阐释以及干预人的心理皈依的重要的方式。这为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非常丰富和重要的心理学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和干预技术。心理学的创新就必须提取宗教心理学中的资源。［14］

第四，类科学心理学(类同形态的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资源。所谓类科学心理学，是指在与心理学相类同或相接近的科学分支或科学学科当中，也有关于人类心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和研究成果。这是在与科学心理学相类同或相类似的其他科学分支中的心理学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这些研究和成果也在特定的角度、特定的方面或特定的层次上，以特定的方式、方法或技术，揭示和阐释了人类的心理行为，并为心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基础和内容。因此，这些相关的或相近的学科门类也都与科学心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15］并不是只有心理学才关注对心理行为的研究，其他类同形态的心理学也从各个不同的学科视角，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方面、多层次的探索。蕴含在不同学科门类中的心理学探索，得出了关于人的心理行为的不同的思想学说、不同的理论阐释、不同的影响方式以及不同的干预技术。这种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分门别类的研究给科学心理学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怎样使科学心理学不至于分解、分裂、消失和消散在其他类同学科中，以及怎样使科学心理学去吸取、提炼、接受、消化、融会类同形态的心理学研究。如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光学还是声学的研究成果都为心理学关于视觉和听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对人类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对人类心理与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等，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框架和细致的特定学说；还有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像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美国科学家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研究，都深刻影响到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和进步。精神病学的发展也揭示了以异常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行为，为全面认识和了解人的心理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当代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研究，也提供了对人类智能活动的基本认识，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社会学对社会个人、人际关系、社会群体、人类社会的研究，也提供了关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文化心理、国民性格的成果。生态学对科学心理学的影响则在于提供了共生发展的生态学方法论。生态学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学科的诞生，而且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的形成。在生态学的框架中，人的心理与他人、社会、环境、世界等等，都是彼此共存、相互依赖、共同成长的。生态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生态的核心含义是指共生。生态的视角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来考察、认识和理解环境、生物、社会、人类、生活、心理、行为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主张就是天人合一。这是人与天的合一，是我与物的同一，是心与道的统一。

最后，科学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资源。心理学作为科学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描述、说明和干预心理行为。科学形态的心理学虽然在短时内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依然面临着重大问题。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物理主义和人本主义、实证论和现象学两种不同研究取向，并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统一是其一直不懈的努力。科学心理学既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也有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分类，关键是心理学研究类别的顺序。其研究方式和方法存在着实验和内省的地位和作用之争。［16］

四、心理资源的提取

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后现代是心理学研究者所处的和面对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当代风潮、当代思潮。如何理解后现代的来临，如何面对后现代的问题以及如何引领后现代的发展，是心理学的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现代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与之相应，其文化思潮也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被看做是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重大变革，并很快风靡欧美、震撼学界。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显然无法摆脱这一大的文化氛围。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不仅大踏步迈向现代大工业社会，而且逐步确立起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科学统观一切的权威，并以此构造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但是，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则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解构，是对理性独断和科学霸权的摧毁，它强调所有的思想和文化平等并存的发展。后现代精神在于“去中心”和“多元化”。这无疑打破了西方心理学的独霸地位，带来了不同心理资源的互惠互利。

心理学的本土化是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思潮，一种定位，一种寻求。［17—18］当然，从提出关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心理学的本土化就经历了不同的历程并体现出不同的目的。心理学本土化的目的在于，一是对科学心理学或正统心理学之外的其他心理学探索的关注和考察。这是所谓的本土心理学的最为基本的目的，也是本土心理学最一开始的基本含义。二是对西方实证心理学的霸权地位的挑战。三是对根源于本土社会文化的心理行为和研究方式的探索。四是对本土心理学资源的挖掘和创造。五是对心理学研究的原始性创新的追求。希望能够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有新的创造。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国际化趋势,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地球已经成了“地球村”,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各自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全球化既是产生全球性问题的历史前提,同时又孕育着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是不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学正经历着一场转变,即由只关心单一文化背景转向多文化的融合,由方法中心论转向问题中心论,由单一理论转向复合理论。心理学不能回避现实问题。要使心理学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必须以研究的问题为中心，抛开传统的理论派别之争,摒弃对抗,一切围绕解决现实问题展开。这就是心理学全球化的内涵。

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框架中，并没有诞生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的现代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同样，在中国的本土文化中，也没有诞生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中国现代的科学心理学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也带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印记。那么，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科学心理学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中有没有自己的心理学传统。如果有，那么这种本土的心理学传统具有什么性质，包含什么内容。如果有，那么应该如何去理解、解说、阐释和对待这种本土的心理学传统。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学传统。因此，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传统能否成为中国科学心理学发展和创新的有益资源。所以，如何理解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传统，就成为决定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的和发展性的研究任务。

中国心理学的跨世纪发展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就是从对西方或对外国心理学的模仿中解脱出来，去寻找和挖掘中国本土的心理资源。新心性心理学就是一种植根本土文化资源的创新努力，试图开辟中国心理学自己的新世纪发展道路，新心性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心理学研究方式的确立有一个基本的变化。［19］新心性心理学涉及心理资源、心理文化、心理生活以及心理环境，即涉及心理学的文化资源、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对象背景。心理资源是关于心理学发展中的文化历史资源和文化历史形态的考察。心理文化是关于西方的心理学传统和中国的心理学传统的跨文化解析。心理生活是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视野、新认识和新理解。心理环境是关于心理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新的思考和分析。

总之，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把自己建设成为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新型学科。心理学的未来形态就是资源形态的心理学，这可以称之为心理学的第六种形态，是立足于心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心理学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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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5）：79－87．

［3］叶浩生．试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j］．心理学报，2001（3）：27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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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涌泉．心理学文化转向中的方法论难题及整合策略［j］．心理学探新，2004（1）：12－15，30.

［6］田浩，葛鲁嘉．文化心理学的启示意义及其发展趋势［j］．心理科学，2005（5）：1269－1271．

［7］余德慧．文化心理学的诠释之道［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6（6）：146－199．

［8］李炳全，叶浩生．主流心理学的困境与文化心理学的兴起［j］．国外社会科学，2005（1）：4－12．

［9］vijverfvd.theevolutionofcross-culturalresearchmethods［m］∥davidmatsumoto.thehandbookofculture&psychology.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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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damopoulosj,lonnerwj.cultureandpsychologyatacrossroad:historicalperspectiveandtheoreticalanalysis［m］∥davidmatsumoto.thehandbookofculture&psychology,2001：15-25.

［12］葛鲁嘉．常识形态的心理学论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15－718，727．

［13］葛鲁嘉．哲学形态的心理学考评——心理学的五种历史形态考察之二［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4）：76－79.

［14］葛鲁嘉．宗教形态的心理学述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34－138．

［15］葛鲁嘉．类同形态的心理学总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95－98．

［16］葛鲁嘉．科学形态的心理学议评——心理学的五种历史形态考察之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4）：42－46，64．

［17］葛鲁嘉．中国心理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跨世纪主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5－15．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2

【关键词】变态心理学；共病；抑郁症；晕轮效应；心理卫生院

早在2011年，笔者就论述逻辑起点的变态心理学与临床起点的精神病学的概念整合问题［1］。近几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越拉越高，教育部专门印发文件，将学生抑郁症检查列为体检项目。网络新媒体更是铺天盖地宣传抑郁症案例和预防，凡是自杀身亡的干部、教师、医生、老板、员工、学生都被定义为因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已经产生扩大效应，成为所有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代名词。媒体可以科普宣传和教育报道，但必须纠正片面的错误导向，使社会民众更加科学地认识抑郁症和各种心理障碍、心理疾病。

一、基于普通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变态心理学共病现象理论分析

变态心理学按照普通心理学的概念体系，将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分为认知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行为障碍、人格障碍、神经症、精神病。其中认知障碍包括感觉障碍、知觉障碍、记忆障碍、思维障碍、注意障碍，综合为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包括情绪高涨和情绪低落，严重者被称为躁狂抑郁双相障碍；意志障碍包括意志增强、意志缺乏，行为障碍包括攻击行为、虐待行为、自伤行为、自杀行为、成瘾行为、厌食行为等。人格障碍包括反社会型、爆发型、偏执型、表演型、自恋型、边缘型等，神经症（神经官能症、精神神经症、心理神经症）中的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恐惧症等，还有部分心理行为障碍属于综合交叉型疾病，如性爱心理障碍，包括同性恋（尚有争议）、异装癖、易性癖、露阴癖、窥阴癖、窥淫癖等，最严重的是精神病中的躁狂抑郁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还有青春型、妄想型等亚型。身体疾病临床诊断往往是采用仪器检查和生化检验，患者首先有呕吐、肿胀、疼痛、出血等表征，虽然各种部位的疾病会发生辐射和弥散，但通过机器透视和经验判断，总可以找到主要患病部位。而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因为按照普通心理学概念体系分类分型，而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知情意行）内部存在时间交融，认知的同时产生情感，情感反应的同时交叉意志冲突，意志冲突的同时发生行为，普通心理学的概念体系是基于生理心理学的形式逻辑需要，结合人类文化社会思想积淀，按照要素主义理论，进行相对分类分型研究。应用于变态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便出现知情意行障碍和疾病类型症状交叉重叠，这就使变态心理学为基础的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出现困难。以至于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越来越复杂，逐步脱离变态心理学的概念体系，成为临床心理学体系，许多章节一级概念与二级概念、总概念与亚概念并列，许多行为障碍单列研究和治疗。因为个体心理是知情意行和气质性格的同时性综合体，根据精神疾病治疗历史积累的概念，如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裂症，与变态心理学的认知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行为障碍、人格障碍组合成新的精神病学，便出现学术概念与临床症状的冲突，比如神经症与神经病之间基本没有关系，但这个概念很容易被人误解为神经病。比如精神病这个概念，与民族精神、奥运精神、精神焕发、精神抖擞、精神文明、精神实质等无关，但容易发生联想。比如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都有人格基础，而性格缺陷和人格障碍症状与四大神经症广泛深入交叉，即使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的症状也是相互交叉，反社会型、爆发型、偏执型、表演型、自恋型、边缘型等人格障碍类型症状和行为更是严重交叉，这就是变态心理学无奈提出的共病现象［2］。因此，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将焦虑症、恐惧症诊断为抑郁症，将自恋人格障碍诊断为表演型戏剧型人格障碍，也就可以理解。网络媒体和社会民众将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全都归入抑郁症，也就可以理解。

二、抑郁症媒体报道数量扩大效应的正向和负性后果辨析

抑郁性神经症简称抑郁症，是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持久情绪抑郁，程度较轻、病程迁延症状。患者具有持久性的情绪低落、沮丧、压抑，伴有焦虑、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无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抑郁症表现，日常生活学习无明显异常，有自知力，主动求医。夫妻争吵、亲人分别、意外伤残、工作困难、人际关系等社会心理因素都可能造成抑郁症。情绪低落、寡言少语、喜欢思考、精神不足、凡事悲观、回忆过去谴责自己、展望未来缺乏信心、面对现实困难重重，都是抑郁症的人格基础。偏执的认知模式也会造成抑郁症。躯体疾病如癌症等也会因为焦虑情绪而抑郁。身体的生化物质改变如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减少也会形成抑郁症。抑郁性神经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抑郁情绪，消沉、沮丧，有躯体症状如头、背、四肢疼痛，无器质病变，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胀、腹泻、便秘，典型特点是失眠和自杀倾向［3］。21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经济转型、科技发展、文化建设速度持续加快，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规范变化持续推进，干部民众都处于持续的跨文化适应过程、跨思想发展过程。个体社会心理的适应和发展是螺旋上升波浪式前进，部分民众因为需求膨胀、压力过大、适应不良、发展受阻，产生系列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人格、自我等心理活动障碍和强迫、焦虑、恐惧、抑郁等神经心理症状，属于常态社会的个别或部分心理机能变态，正常运行的异常疾病，就和身体疾病同样，如感冒发烧、咳嗽吐痰、痔疮肛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颈椎病、腰椎病、脚气病，没有个体大惊小怪、媒体大呼小叫的必要。强化民众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社会认知范围，引起更加广泛的重视，是社会心理服务的基本要求，社会心理建设和心理健康服务的目标是培育理性和平、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社会心态，首先需要社会心理建设者和心理健康服务者自己的社会心理理性和平、积极向上、乐观自信。最近十年因为媒体点击量的商业需要，片面宣传、污名报道，而且部分江湖心理咨询师为了招揽培训和门诊收费需要，随意扩大抑郁症的发病数量，形成晕轮效应，干扰了民众的科学认识，造成了抑郁症发病数量的扩大效应。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部门和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需要科学地宣传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发病机理、发病数量、预防措施、治疗技术，随意编制问卷测评诊断推论、根据小样本推理大样本数据，随意解释抑郁症，将所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特别是严重精神病，都归类为抑郁症，造成民众误解误会误知，以至于常识概念中的抑郁症成为精神病的代名词，有违心理学和卫生学的科普道德原则。这需要心理教师、心理医师进行科学的变态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知识普及活动，以免以讹传讹，造成科学心理学的江湖心理学冲击，形成概念定势，影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科学治疗。

三、精神障碍及其治疗机构改为心理障碍及其机构的实践意义

汉语中的“精神”是一个多义词，可以是宗旨意识，如建设精神文明、学习讲话精神，也可是情绪状态，如精神焕发、精神抖擞，也可以是文化学和政治学概念，如民族精神、奥运精神，更可以指长相英俊，如那个年轻人很精神。也可以是医学领域的概念，如精神病、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精神病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分裂症等。因为长期以来民众怀有精神病的恐惧心理和歧视态度，因此随着心理学逐步普及，民众逐渐习惯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概念。

（一）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中外语言学术概念比较分析

据学者考证，精神和心理这些概念都是我国翻译西方心理学、卫生学著作时，参照中国古代哲学、医学著作的概念，对应出来的新概念。比如“mentalhealth”，20世纪初都翻译为精神卫生，现在有的学者则翻译成心理健康。最近几十年，因为中国精神病学的习惯，“mentalhealthcen－ter”被翻译为精神卫生中心。但有学者把心理健康翻译为“physicalhealth”。这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将心理与精神混用，二是将健康与卫生混用。早在30年前笔者的论著就辨析这个问题［4］，按照汉语习惯，卫生是动词，是维护健康的活动，健康则是身体或心理的状态。因此将“health”翻译为卫生违背汉语习惯。西方的英语单词“psychol－ogy”作为心理学概念，也是经过长期的演化，现在我国翻译成心理学，这没有问题。英语单词“mental”表示心理活动，也是经过长期演化。精神通常用“spirit”对应，卫生则通常用“hygien－ism”对应。所以笔者主张将“mentalhealth”翻译为心理健康，将“mentalhygienism”翻译成心理卫生。“mentalhygienismcenter”翻译为心理卫生中心，将“mentalhygienismhospital”翻译成心理卫生院。

（二）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标准

20世纪这100年是中国医学和心理学学习西方的100年，因此有西医和中医之分，心理学也有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之分。因为20世纪初将心理疾病翻译为精神疾病，简称为精神病，使民众将精神病理解为胡喊乱叫、打人毁物的疯狂者，或者简单地将精神病理解为精神分裂症。到新世纪，则因为将许多心理疾病宣传为抑郁症，使民众将精神病狭隘理解为抑郁症。现在的心理学和卫生学家都意识到，经过百年进化和学术研究、临床治疗和咨询实践，美国精神疾病标准dsm、世界精神疾病标准icd、中国精神疾病标准cc－md都已经吸收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调整出更加符合逻辑和实践的分类分型、分级分别标准，精神疾病成为心理学家和卫生学家共同的领域。无论是世界精神疾病标准icd、美国精神疾病标准dsm，还是中国精神疾病标准ccmd，都倾向于不再使用精神病、精神疾病的概念，转而使用精神障碍、心理疾病概念，同样，变态心理学也不再使用认知变态、情感变态、意志变态、行为变态、人格变态等心理变态的概念，而使用心理障碍的概念，如认知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行为障碍、人格障碍。为了适应民众的认识和排斥，全国的精神病院都改为了精神卫生中心，这说明医学界始终抗拒心理学的概念，难以放下精神疾病、精神障碍这些概念，不接受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卫生院等概念。鉴于此，笔者重申，为了推进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预防治疗，建议医学家特别是精神病学界与心理学界概念契合，将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精神卫生中心改名为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心理卫生院。以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为基础，将健康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卫生学整合为卫生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

（三）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改名心理障碍治疗的理论实践意义

当代世界科学研究学科分化特别激烈，每个学者都希望创立新学科，西方变态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领域，分化出健康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身医学、临床心理学等分支或交叉学科。这些学科只是研究的方式和内容略有差异，其目标都是维护心理健康，治疗心理疾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学者始终致力于翻译西方心理学和卫生学的著作和概念，缺乏根据汉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合的取向，以至于形成西方英语世界的学科概念霸权。很多概念与汉语习惯差距过大，形成常识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的巨大错位。如心理学的气质概念与日常概念内涵差别很大，将健康和卫生混同，将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心理学分开开设课程。研读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精神卫生学，其理论和概念相同，只不过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更加偏重自变量、因变量、无关变量、中介变量关系的基础研究，而精神病学、精神卫生学更偏重预防和治疗。所以抛弃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精神卫生中心改名为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心理卫生院。以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为基础，将健康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卫生学整合为卫生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是学科建设的必然，也是专业建设的必然。同样，因为学科地盘竞争，心理卫生实践领域目前存在抢占地盘的问题［5］，心理咨询师考试内容虽然是心理学和医学的结合，但咨询师的目标是既要做心理教师，更要做心理医师。因为利益驱动，许多咨询师不满足于心理咨询，而扩展到心理治疗领域，有的则扩展到心理辅导领域。现在的后果是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试图占领学校和公司的心理保健、心理辅导地盘，学校的咨询中心、辅导中心则希望占领医院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地盘。其后果是医院做成学校教育模式，学校做成医院治疗模式。因此，统一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概念以及机构名称的同时，需要分化领地，学校的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师、心理辅导师就做心理课程教学、心理问题咨询、团体教育辅导。医院的心理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保健师做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这样就可以形成学院派研究理论，医院派研究临床，社工派面向社区和企业公司，政工派面向学校和司法机构，根据各自的对象和问题，选择相应的咨询、辅导、治疗、保健技术。总而言之，变态心理学的共病现象问题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抑郁症的晕轮效应问题，则既要规范媒体科学普及活动，更需要将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改名为心理疾病、心理障碍。这种改名既有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也有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心理保健的实践意义。学科要整合，专业要分化，建议将精神卫生中心改名为心理卫生院，建议学校心理教育辅导恪守教育本位，立足心理素质提升，破除心理卫生模式，医院心理保健治疗恪守卫生本位，立足心理疾病治疗，破除心理教育模式。轻度心理问题、中度心理障碍、重度心理疾病分级分类开展预防、咨询、辅导、保健、治疗活动。

【参考文献】

［1］张海钟．论逻辑起点的变态心理学和临床起点的精神病学的体系整合［j］．河西学院学报，2011（6）：79－81

［2］王建平．变态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2－137

［3］钱明怡．变态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6－278

［4］张海钟，赵志勇．论心理教育与心理卫生［j］．健康心理学，1997（2）：91－93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3

1.1铁路客运培训现状现行铁路客运职工培训有三种形式：一是新入路职工的岗前教育；二是职工培训基地举办的客运人员岗位周期培训；三是客运部门自行组织的业务技术培训。岗前学历培训以铁路专业基础知识为主，岗位周期培训与技术业务培训以规章、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以及客运组织等为主，这些培训虽然有效提高了客运职工的作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但实际工作效果却没有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笔者认为这与在培训中没有融入心理学特别是旅客运输心理学有很大关系。

1.2铁路客运培训存在的问题

1.2.1对旅客运输心理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长期以来铁路企业奉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生产理念，对岗位作业标准要求很高，许多管理者把安全生产、完成任务作为全部工作内容，忽视了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缺失对职工和旅客心理需求的正确认识和研究。

1.2.2岗位培训内容缺乏心理学知识。要从根本上提高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必须牢固树立“旅客至上，服务第一”的思想。这就要求客运职工要具有良好的心理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现行培训中缺乏提高以上能力所必需的心理学培训，目前的岗位培训与心理学培训存在脱节现象。

1.2.3心理服务不到位，遇突发事件无法正确处理。现职的客运职工大多不具备相应的心理学常识，不能够换位思考，灵活改变服务方式，也不能妥善处理旅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面对一些突发事件，自身先惊慌失措，往往不能冷静应对，造成紧张局面等等，这些均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反映，影响路风建设。

1.2.4客运职工自身心理素质差。心理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决定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客运职工因为自身的工作环境、文化基础等原因自我修养的条件不充分，又未接受心理学方面的培训和指导，自身的心理素质普遍较差，表现为工作中不能保持良好的心境、情绪状态和长久的工作兴趣。

2旅客运输心理学融入客运培训的对策措施

2.1加强服务理念教育，提高职工认识加强旅客运输心理学的培训目的是使职工树立正确的服务理念，提高客运职工对工作的兴趣，管理部门的工作应该围绕服务旅客和职工的心理开展，才能针对性地实施管理。因此各级管理部门必须从根本上认识旅客运输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加强服务理念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探索服务规律。

2.2开设服务心理课程，提高理论指导根据不同的培训模式，旅客运输心理学的培训内容、方法应做针对性选择。复退军人岗前学历教育中可增加旅客运输心理学课程，让新入路的职工系统地学习旅客运输心理学的基础浅议客运培训中旅客运输心理学的应用张炜（太原铁路局职工培训基地）知识，重点在于培训职工掌握正确分析旅客心理的方法和自我情绪的控制方法，使职工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的组织纪律性，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成为精神文明的组织者和实践者，用良好的心理修养适应客运服务工作的要求。这需要得到铁路主管部门与主办院校的支持。岗位周期培训和业务技术培训可以在职业道德、凯时k66会员登录的文化教育中穿插旅客旅行心理、心理服务技能等关于旅客心理学的内容。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4

呵呵,说远了.还是说那本小册子.从那时起,我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根基比较扎实,所以我对心理学有了这样的理解:心理学是人类在研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关系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一种学问,所有的心理学,实际上都是处理人的关系:人的自身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我便开始从心理学的本原开始看起,那就是哲学.说起哲学,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头疼.其实不必如此.我最先接触的真正的哲学,是大一下半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时觉得,那纯粹是一种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根本没有好好学.但是从我的发现之后,我便又重新拿起了马克思的哲学原理,认真的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而后,我又看了现代西方哲学导论,以便从整体上对西方的哲学体系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从中我又发现了心理学的起源便是人本主义.武断的讲,我认为学习心理学,必须了解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虽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我必须承认,唯物主义哲学在解决人类自身的思维问题上还远远不够完美.

大家可以看看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读物,不过<<梦的解析>>不看也罢,因为那本书太艰涩,不太好懂,而且弗老先生太强调他的性学三论了,似乎人类的一切问题都跟性有关系.不过他提出的精神分析疗法,却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心理咨询问题.然后呢,还应该看看贝克莱和休谟的关于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些跟人得意识有一定联系.另外,我建议大家通读一下海德格尔,康德,托玛斯阿奎那,笛卡尔等哲学家的主要观点.这样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哲学根基了.

然后呢,就是医学常识了.建议大家学一下生理学,系统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主要是为了神经内科知识.因为我记得在管理员夏天转载的那篇关于开心理诊所的帖子里面提到了,对一个患者进行心理咨询,首先你要明白他到底是精神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所以,我认为,相应的医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也觉得,人的心理问题,多少跟精神问题是有联系的,二者不可分.

然后就是正题了.有了以上的基础,就可以开始学习心理学了.

这时候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图书馆.因为学习心理学不是像一般的学科,你需要大量的阅读和资料的辅助.我记得我看过的书太多太多了,虽然不都是精读,不过差不多也都过了一遍.具体的书名,我想应该没什么必要说,因为我自己并不清楚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不过我可以指出一个我认为的误区,那就是有许多人倾向于看一些励志读物,认为那些东西就算是心理学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心灵鸡汤啊,心灵地图啊,等等.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5

关键词:容格;意识;无意识;心理

在心理学史上,卡尔·古斯塔夫·容格(carl.gustav.jung)可能算得上是最难理解和最难评价的心理学家之一。容格理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一般对容格的介绍和评述都是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即以容格和弗洛依德在诸如性、梦、力比多和人格结构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为线索来评介容格心理学。带着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困惑看容格和弗洛依德的对立时,我隐约看到了贯穿心理学始终的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即机械论和灵魂论、还原论和整体论、科学心理学和常识心理学以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

一、容格与弗洛依德心理观点之比较

谈起容格,不可避免地要说起弗洛伊德。众所周知,在弗洛依德眼里,一切皆性。对他来说性是一种神圣物,一切不能被直接解释成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心理上的性。弗洛依德要求容格永远不要放弃性理论,他认为性是所有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必须使它成为一种信条和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然而在容格看来,若将弗洛依德的性假说引申到其逻辑的结论,将导致一种对文化的毁灭性判断。文化成了一出丑剧,一种被压抑的性能量的病态产物。弗洛依德认为这正是人类无力与之抗争的厄运,但容格不同意此观点。

弗洛依德的科学信条是牛顿式的,他相信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终极真理,他认为科学的结论必定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作为一个还原论者,他倾向于把事物简化,用简明的结构和规律老把握事物。而容格却是酷爱沉思冥想的人,喜欢事物的原始丰富性,不愿把完整的世界打碎。美国学者施陶德说:“容格是一位有直觉的思想家,气质上属于自然神秘主义者。”①他把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视为人类至高的智慧。

弗洛依德崇尚理性,执意坚守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思想,他付出毕生精力揭示人类无意识心理,把无意识看作是存放意识弃置物的仓库,其性质完全是个人的;而容格则认为无意识是“母体”是意识的基础,具有其独立性和创造性。他将无意识分成两个层次:表层的、具有个人特性的个人无意识,其内容主要是情结;深层的、非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是原型。个人无意识一度曾经是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从来不曾在意识中出现过,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像世界一样宽广,向整个世界开放。情结具有心理能量和引力,能把一些观念和情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情结可以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些情结既是个人无意识,又属于集体无意识,有些情结人人都有,但并非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如救星情结,它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②原型即原始模型,表明了集体无意识中无数确定形式的普遍存在。它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是本能行为的模式。生活中有多少个典型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数次重复的祖先经验嵌进了人类的心理结构,但它们在心理中并不呈现为有意义的形式,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一旦出现了符合某种原型的特殊情境时,该原型就会复活。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是一种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就像晶体的结构和轴系。

至此容格又将已被弗洛依德简化了的无意识推向了复杂和神秘。容格将无意识的范畴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这事实上使他的理论超越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他的学说对于年轻的“科学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有力的反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弗洛依德是一个还原论者和决定论者,其理论的目标依然在于将无意识现象意识化,进而寻求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控制。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坚信这种控制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个体的所有的心理和行为都可以从其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原因和理由。这实际上是大多数乐观主义心理学家心中的信念。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和原型说虽然看起来也是在寻求某种因果联系,但其理论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从事实上否定了某种决定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于整个人类心理而言,意识只是冰山之一角,人类心理的绝大部分都隐藏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而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无意识无疑是可怕的噩梦,特别是如果如容格所说,无意识中存在着从来不曾或不能呈现于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冯特的原则:心理学只研究意识。

二、容格的人格理论

容格在《心理类型》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个性心理的外倾型和内倾型的分类。并认为内倾型具有更高的心灵价值。容格认为人们在天性上就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心理类型的指向来理解每一件事的。他指出唯物与唯心、经验与理性、现实与浪漫在心理学上的根源正是外倾与内倾的对立。由此可知,与通常心理学家将自己当作旁观者不同,容格的人格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者观察者自身,这与量子物理将观察者纳入到科学活动中的原则是一致的。容格进而强调差别,他指出,不包括“人差”的心理学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有灵魂的心理学”必然会因人们在观察上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此,“有灵魂的心理学”可以有多种而非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心理学,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哲学和美学。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容格心理学基本立场显然是后现代的。

容格作为划分内外倾心理类型的鼻祖,他对于内外倾的褒贬与我们现在通常的看法是相反的。现代心理学家虽然表面上同意人格无好坏,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认为外倾型更好。这种对外倾性的偏爱反映了现代文明和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以及基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据此容格认为现代人要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否则非常危险。威胁人类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身的心理病态。容格把外在的意识人格称为“第一人格”,而把内在的、神秘的无意识的人格称为“第二人格”。第一人格使它倾向于科学和医学,并取得成就;第二人格使他不断地返回到自己的内心,返回到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历史极其奥秘。容格针对科技文明下人类的心理病态,强调向内投射,强调内在精神生活,这无疑是切中要害的。

三、容格的梦

容格的“梦”与弗洛依德的“梦”是不同的。和弗洛依德一样,容格也非常重视梦,但是他认为梦并不是过去经验的复现。容格认为人有许多梦是指向将来的,梦常有预言的作用,是对将来某些事件的预示和对个人、社会与人类的提醒。容格的这种指向未来的、预言性的梦对于长期习惯于用“科学”战胜“迷信”的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古老的神话中有无数的关于神启、预言和占卜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就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当作与科学事实格格不入的迷信而抛弃。因此我们很难“科学地”理解容格的梦,也无法在“科学的”框架内对其加以评说。

在容格的三种精神治疗法,即联想试验、梦的解析和主动想象中,他认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最佳途径。对梦的最好的解释,不是向后追溯被压抑的幼年期的记忆,而是要向外与类似的神话形式相比较,以便是受到困扰的人能够学会从人类精神之镜里看到他自己人格的形成,并通过类比来找到其自身实现的途径。在容格心理学中,对梦的片段的联想是最重要的,不要让他任意自流,而是进行有指导的放大。什么话接着什么话说出来是很重要的。技巧在于能看出琐碎片段之间的联系和模式是否恰当。艺术性则在于做一些简单的评论,强调病人在理解这些信息方面的智慧力量。容格的分析要求你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你的心理和梦,看待你所居住和生活的这个世界。它要求你能够赏识象征的世界,并且能够忍受模棱两可的解释和奇怪的梦。

四、容格的神秘体验

容格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他试图在神秘的古老宗教传说中找寻他所说的“原型”。在容格看来,穆斯林教的基础是eros爱神,是女性原则;基督教的基础是logos(圣子、耶稣或理性),是男性原则。太阳与月亮两个天体是上述两原则的原型。容格推崇东方宗教并认为《圣经》是一部崇拜病理的书,并非真正的信仰。他需要有一丰富的象征和仪式体系以满足表达灵魂的需要。当今生活太多枯燥,物质生活太过平常。人要求转变,然而那是理智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应当超越平常的价值,以新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转变价值的价值,而不能被困在某一概念之内。我们每天都要经过“转变”的过程,最伟大的象征是“我们自己的象征”。

容格认为所有外界的知识,一定要拥有内藏的原始模型和知识,否则世上万物是不可知的。每个人都是一小宇宙。男女两性趋向于综合性而非分析性。我们的文化和宗教鼓励我们追求外界的成就,这是我们精神问题的根源。因此人生问题切不可简化,不能说“neither,nor”。社会带给人温暖,孤独带给人光亮。

容格认为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异化,人是很顽固的,当人们看到自己的盲点,或产生出某一种视野,就把它集体化为一种崇拜。往往是单轨(onesided)地崇拜神秘主义,达不到周全的信仰。例如对《圣经》的病理崇拜。实际上,他人的表情上有我的救主,我们看到是我们想看的,我看到的你实际上是我想象的你。他引用了诺斯替教的说法:人赋予生活以意义,意义是我们的房子,意义是人的粮食。人是生物,虽是被创的,却是整一的、周全的一。世界是人带来的,人乃创造者和毁灭者。容格说“我是我的命名者”③。

五、容格与东方文化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thomasb.kirsh.m.d.曾经列举了容格心理学与道教相关的四方面:1、把心理世界的真实性放在首位。2、宗教的核心是精神世界的体验而非信仰或宗教教条。3、个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我转变。4、心理完整性的基础乃是对立互补的双方之创造性相互作用的过程。他还指出了分析心理学与道家思想极其冥想方法的关系并认为容格具有道教随遇而安的气质。

容格与中国佛教也有很深的渊源。佛教重视人性中的佛性,注重内心体验,尊重个人修养的独特性,关怀的不是一种、一族、一国、一类,而是一切人、一切生命、一切有情与无情。在容格看来,佛教各派的目的都是提升意识以达到彻悟。佛的本义即“觉”、“觉者”,觉悟的能力和品性就是“佛性”。自性即佛性,原本精神无染,但由于无知无明的遮蔽和各种欲望的缠绕,以至于固执于谬知妄见或一己的贪欲而不能自拔,陷于困扰而掩盖了自性的清明。

容格看到了他的“自性”与“佛性”之间的共通之处。因此他对人性的假设是非善非恶的,他认为追求纯粹的善是危险的,主张善与恶的调和。容格认为内心矛盾对心理健康有害,但又是精神发展的必需。对年轻人而言,矛盾产生于外界;对成熟的人,矛盾常由于不能在内心塑造一个己即自性,这是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意和他所感受到的威胁或“阴影”妥协,而这阴影正来自于他的无意识。他同时认为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而言,宗教是必要的,他说,人的最不理性的需要莫过于上帝,外界的宗教给人以内心的满足与行动的榜样,使他信守道德,有一定的行为标准。

容格相信,道家的“无为”可以使人自救。两极相合乃道,在太极图中,两极遵循相互恭维与补足的原则而非相互对立。相合就是“超越”。容格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模型的需要。

容格在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同时断言,在21世纪,只有东方才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他认为宗教中往往蕴涵着有关人类深层心理的深湛智慧,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维护心理健康的方法。宗教修炼本身就有利于身心健康,因为它兼有教化和治疗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灵魂健全的人来说,一种超出纯粹的自然人极其尘世存在的精神性目标是绝对必要的。他视该目标为阿基米德点,经由此点,人得以从个人的个性存在走向超个人的集体存在,超越时空,从而返回到永恒的宇宙生命的终极存在。这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类似爱与美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净化、升华和神圣的愉悦,这也是自性的存在。

容格在《金花的秘密》的评论里认为,科学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础,科学是优良的,不可缺少的,但它是工具,而不应当作目的。科学的单一发展是片面的,单一的“科学理解”是“博学之士悲惨的空虚”。而东方宗教给了我们更开阔、更深奥和更高级的理解力,即通过生存而获得理解力。东方智慧并非怪诞和迷信,而是高度发展的知觉领悟能力。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问题,容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发现,已经揭示出人性的共同基础。他说“正如人类身体具有超越一切种族差异的共同结构一样,人类心理也具有超越文化和意识的一切差异的共同根基。”④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心理沟通、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道”是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大智慧者努力争取的状态。而西方盛行物质主义,沉湎于享乐,而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为基础,注重深奥秘传的内省。他相信东西方可以从彼此的互补中找到各自的出路,他认为西方要找回anima,而东方则要寻求健全的animus。

长期以来在经典物理学成功的鼓舞下,心理学家也试图将意识对象化,将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简言之,心理学试图用意识“科学地”把握意识。这种企图是不恰当的和虚妄的。人类意识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难题。聪明的爱因斯坦早就断言意识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学永远不能成为象物理学那样的科学。量子物理首先将作为主体的观察者引入到科学观察和实验中,从而彻底打破了牛顿物理学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迷梦。而心理学的对象——意识(更不用说无意识)是比量子现象更加复杂易变的现象。容格批评科学主义心理学是19世纪后半在科学唯物主义影响下发展出的“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没有精神的心理学和没有心理的心理学”⑤,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意识心理学,对于它们来说,无意识精神生活根本不存在。”他指出,以为意识能够支配一切,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生活是有“灵魂”的生活,应该建立有灵魂的心理学。从这点来看,容格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鼻祖,是最早一个拥有心理学家头衔却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心理学”的人。

参考文献:

[1]张红梅,1969年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心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与发展心理学。

[2]刘亚,1970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普通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注释:

①刘耀中、李以洪著《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评传》37页

②容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74-175页

③同①109页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6

一：学习心理学的动机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市场经济的加速运行，完全打破了几十年来人们在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思维定式。当突然直面一个激烈竞争，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新模式，我们会深刻的感受到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能力，经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一夜之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学习工作，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经常困扰着人们健康的心灵，严重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的成功。

偶然得知，徐清照老师的连线心理工作坊，便慕名前往，与此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教学氛围，很受鼓舞。说心里话，在学习《心理学》之前，我对此学科的理解几乎是片面的，琐碎的。但，当我从参加第一堂心理学开始，对心理学就渐渐地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更加加深了我对此学科的浓厚的兴趣。通过徐清照老师的讲解，我逐步懂得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而在每个人的身上，也蕴藏着一份特殊的才能，那份才能犹如熟睡的巨人，就等我们去唤醒他。”

二：心理学中的“人格”

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稳定性的心理特点的总和，包括气质，性格，兴趣，信念和能力等。心理咨询师应当具备的人格条件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1．心理相对健康

心理咨询师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导来访者的，所以他的健康水平至少要高于他的来访者。虽然心理咨询师本身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会像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爱，希望被接受，被承认，被肯定，渴望安全感等等，但他必须有能力在咨询关系以外求得这些欲望的满足，以保证有效地完成心理咨询师这一社会角色的任务，不致引起角色紧张。心理咨询师也会在生活中和他的大多数来访者，在相同的社会环境里，遇到各种生活难题，也会出现心理矛盾和冲突，但他可以保持相对的心理平衡，而且能在咨询关系以外来解决他的心理矛盾和冲突，不至于因为个人的问题干扰咨询工作。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应当是一个愉快的，热爱生活的，有良好适应能力的人。要得到来访者的信任，咨询师自己必须愿意不断成长，并且在生活中不懈奋斗。那些情绪不稳定，经常处于心理冲突状态而不能自我平衡的人，是很难胜任心理咨询工作的。

2．乐于助人

只有乐于助人的人才能在咨询关系中给来访者以温暖，才能创造一个安全，融洽的气氛，接受来访者各种正性和负性的情绪，从而进入来访者的内心世界。“乐于助人”说起来容易，但并非任何人时刻都可以做到。那些只关心自己，自私自利，或者性格孤僻，寡言少语，缺乏热情的人，也是难以胜任心理咨询工作的。

3．责任心强

心理咨询师既要耐性倾听来访者的叙述，集中精力不分心，使来访者感

到自己被关注，也要能诚恳坦率地和来访者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愿意暴露内心的痛楚和秘密。工作马虎，三心二意，性情急躁，不负责任在咨询工作中都是要不得的。

以上这些人格条件是在先天素质基础上和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心理特点，不是光靠学习理论知识就可以获得的。因此，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要想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应先检验自己的人格条件。

三．完善的知识机构

做好心理咨询工作要有必备的理论知识。心理咨询不是仅仅依靠良好愿望，满腔热情和一般常识来安慰，劝说那些处于困境的来访者或鼓励心理病人跟疾病斗争。有时，廉价的安慰反而会引起来访者的不解，反感和阻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科学工作，要用科学的咨询知识和技巧来帮助来访者，使他们认识困扰着他们真正的原因，改正或放弃适应不良的行为，使心理成熟起来。

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才能理解来访者的困难是怎样形成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何在，他们心理症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用什么防御手段来对付内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有针对性地协助来访者分析问题，并引导其走出困境，促进人格成长。

四熟练的咨询技巧

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和技巧是可以学到的。除了从书本上学习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向来访者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上面所说的职业道德，人格条件，知识条件和技巧条件都很重要，不能互相代替。正如卡瓦钠所说：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应当是个人品质，学术知识和助人技巧的结合。

五粗浅体会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7

【摘要】最近几年，西方学界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虽然有众多的政治哲学教授们利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专业的博弈论专家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直到宾默尔将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正理论领域来。之后，该方法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

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并不断扩大影响力，我国学界也开始了相应的研究。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在学界引起在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其中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本书中，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学者们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借鉴的。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改变课程结构，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从字面上理解，“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即道德）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一——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因此，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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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8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它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消极和病态心理不同，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看待正常人性，关注人类美德、力量等积极品质，研究人的积极的情绪体验、积极的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征以及创造力和人才培养等，成为心理学的一种思潮（sheldonm.&kingl,2001）。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有价值的体验，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对过去而言）、希望和乐观（对未来而言）、充盈和快乐（对现在而言）。在个体层面上涉及积极的人格特性，如爱与召唤能力、勇气、灵性、人际交往技巧、审美观、韧性、宽容心、创造性、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天才和智慧。在群体层面上涉及公民道德和推动个体更好地发展的社会机能，如责任、教养、利他、礼貌、适应、容忍力和职业道德（martine.p.seligman&mihalycsikszentmihalyi,2001）,以寻求人文关怀为宗旨，致力谋取人类幸福和社会繁荣，也就是说，积极心理学以积极的价值观来解读人的心理，试图激发人类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帮助个体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

（一）积极心理学的起源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当前世界愈演愈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人们对当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困惑，广大普通民众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挖掘和发展人性的共同部分，即人性积极的一面。“积极”一词来自拉丁语positism,具有“实际”或“潜在”的意思，这既包括内心冲突，也包括潜在的内在能力。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terman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探讨，以及荣格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由此产生的人类潜能研究奠定了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几乎中断，战争及战后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治疗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以找到治疗和缓解的方法，心理学对人的积极性研究似乎被遗忘了。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了心理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正如sekligman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虽然竭尽努力，但仍没有使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题发生根本的转移。再加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观察、体验和传记资料，缺乏必要的实验手段及实证根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对正常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学不仅应着眼于心理疾病的矫正，而且更应该研究与培养积极的品质，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幸福、发展、快乐、满足是人类成就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光明面，需要研究人的优点和价值，实际上，发展人性的优点比修复病症更有价值。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积极心理学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以马斯洛、罗杰斯为先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了确立临床和行为方法的全新观点。人本主义心理学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宗旨，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突出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彰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这在心理学史上来说是一个创举。

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来源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是积极心理学主要理论参照。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和提出者seligman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seligman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开始研究“习得性无助”，在动物实验中，若给狗重复施加其无法躲闪的电击，狗就会出现“习得性无助”行为，它会对本可以避开的电击不再躲避。在人中也会出现由于对环境事件的“习得性无助”而产生抑郁。在后来的研究中，seligman又发现，不仅无助是可以“习得”的，乐观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会维持乐观的态度不仅有助于避免抑郁，而且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seligman指出，心理学有三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三是鉴别和培养人才。由于心理学过于重视对消极心理的研究，因此现在有必要进行积极心理学研究，从而拓展心理学在后两个方面的贡献。

1997年seligman就任apa主席一职时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随后，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1]心理学在探索和研究人的积极层面时涉及的主题有：主观幸福感、快乐、满足、士气、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情绪平衡、幸福觉察、主观不幸福感、可感性生活质量等，以及所激发的人类潜能和积极的人格特征。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概况

（一）基本含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两种。

第一种表述：积极的心理学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主观体验上看，它关心人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主要探讨人类的幸福感、满意感、快乐感，建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生活的忠诚；第二，对个人成长而言，积极的心理学主要提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创造的勇气、积极的人际关系、审美体验、宽容和智慧灵性等等；第三，积极的心理品质包括一个人的社会性、作为公民的美德、利他行为、对待别人的宽容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成员。幸福与财富无关，幸福的人不一定是富人，一个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的。积极状态的人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第二种表述：积极心理学在主观水平上涉及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诸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希望和乐观、充盈和快乐。在个体水平上，涉及积极的人格品质，爱、勇气、人际关系技能、审美力、创造力、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才能和智慧。在群体水平上，涉及公众品质：责任、利他、关爱、文明、现代性、容忍力及职业道德。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不研究消极心理学以及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但它更强调研究人性的优点与价值，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与娱乐，它探索美好的生活以及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与方法，它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理解人类杂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促进人的能力与创造力，并探索人的健康发展途径。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吸收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量表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并把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经验分析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甚至想模仿传统主流心理学的dsm而建立自己的dsswb（幸福的诊断和统计标准），这使得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让心理学界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亲切的脸。

积极心理学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它以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也不拒绝非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比人本主义心理学高明之处。它几乎继承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切实证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等等。积极心理学在2004年还以世界心理诊断标准dsm(第四版)为模型建立了自己的csv标准(characterstrengthsandvitues：ahandbookandclassification)。另外，它还采纳了人本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如在研究人的积极进展时就采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甚至还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论述个体的发展历程。

（三）研究内容

就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观水平上的积极体验研究；个人水平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群体水平上的积极社会环境研究。

1.积极主观体验研究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主张研究个体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体验。在对待过去方面，主要研究满足、满意等积极体验；在对待现在方面，主要研究幸福、快乐等积极体验；在对待将来方面，主要研究乐观和希望等积极体验。

⑴回顾过去——幸福而满足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主要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幸福的指标。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自己对于本身的快乐和生活质量等感受的指标。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到1969年时仅有20多篇研究论文，但现在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最近10年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几千篇，这些研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集中在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这一领域，也有一部分是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srivastavaa.,lockee.a&bartolk.m,200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影响的逐渐扩大，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形成了心理发展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在他们看来，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的完美体验。dinner就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研究者之一。他对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气质和人格以及主观幸福感强烈的群体的个人背景进行回顾，然后进行更为广泛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了宏观社会环境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些调查研究发现，并不是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人们的幸福，而是决定于人们如何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包括婚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在内的社会关系和人格特质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⑵面对今天——快乐而充盈

研究发现，在每个年龄阶段虽然都存在着不快乐的人，但还必须承认，同时也有着许多快乐的人（marcelakogan,2001）。lyubomirsky比较了那些

快乐的和不快乐的人，发现他们在认知、判断、动机和策略上有所差异，并且这种不同经常是自动化的，而并未被意识到的，主要表现在快乐的人对社会性比较信息较那些不快乐的人稍微迟钝些（lyubomirskys.，2001）。快乐与金钱的关系、快乐与信仰的关系以及快乐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等主题也有不少研究。比如，diener、horwitz和emmions调查了福布斯排行榜中最有钱的100位美国人，结果发现，他们仅比一般美国人多一点点快乐而且还有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快乐。甚至有人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快乐的感受了。财富对快乐的影响如此小，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生活事件、环境及人口组成等因素在幸福感中所起的作用被差异中和了。为此，一种解释快乐理论提出，要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比其他人更感快乐，那么就必须了解保持和提高长期快乐以及个体感情产生的认知过程和动机水平。

⑶憧憬未来——现实而乐观

拥有乐观精神是促使希望和乐观增长的关键，因为乐观可以让人更多地看到好的方面。christopherpeterson认为，乐观涉及到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乐观的人更容易拥有好心情，更加不懈努力和成功，并且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大量对如患有爱滋病等危及生命的病人的研究表明，那些始终保持乐观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乐观的作用主要是在认知水平上起调节作用。一个乐观的人更可能习得促进健康的习惯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当然，乐观有时会产生“乐观的偏差”(optimisticbias),即判断自己的风险要比判断他人的风险小，从而表现为盲目的乐观而不现实(sandras.,2001)。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现实主义会提高成功适应环境的可能性，而乐观则会使个体具有较好的主观感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sandral.schneider探讨了“现实的乐观”，认为“现实的乐观”与现实并不相互抵触。从原则上说，人们能做到乐观而又不自欺（sandraj.optimism，2000）。这种对“现实的乐观”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诠释：让生活更加富有意义。

2.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

积极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为积极心理学是以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和有适应性的整体为前提理论假设的。积极心理学家认为，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是通过对个体各种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加以激发和强化，当激发和强化使某种现实能力或潜在能力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时，积极人格特质也就形成了[2]。积极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方面具体研究了24种积极人格特质，包括自我决定性(self-determination)、乐观、成熟的防御机制、智慧等，其中引起关注较多的是自我决定论和乐观。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培养这些特质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格特质的研究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积极心理学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先天学习、创造和好奇的本性是其形成的基础；这些先天的本性还必须与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外在的生活经历相结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心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是其形成的前提，这里包括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性、胜任和交往。

hillson和marie(1999)在问卷的基础上将积极人格特征与消极人格特征进行了区分。积极的人格特征中存在着两个独立纬度：一是正性的利己主义，是指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独立、感觉到成功或者能够把握环境因素及其挑战；二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指的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他人的支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并对于已达到的与他人的关系表示满意。积极的人格特征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创造力与天才的培养也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创造力和天才培养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例如，steinberg和lubert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多维结构,由多种资源构成。他的理论对人类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综观西方心理学关于创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创造性的个体特征，创造性思维加工过程与创造性环境。steinberg等人根据创造力投资理论提出了发展性创造潜能的12种策略以及创造性生理激活从脑机制方面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发散思维时，高创造性被试（创造性测验得分高考）两侧额叶都被激活，而低创造性被试只有单测被激活（carlssoni.,wendtp.e.&risbergj.,2000）

3.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

马斯洛、罗杰斯等人指出，当孩子的周围环境和教师、同学和朋友提供最优的支持、同情和选择时，孩子就最有可能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相反，当父母和权威者不考虑孩子的独特观点，或者只有在孩子符合一定的标准才给予被爱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就容易出现不健康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积极心理学非常重视社会背景下的人及其体验的再认，意识到积极团体和社会机构对于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francisbacon认为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和搭档接触有两个好处：“它加倍快乐，并将痛苦减半。”确实，当同别人一起时会感受更快乐些。当被调查问及：“你拥有多少亲密朋友（不包括家庭成员）？”报告中有26%的人少于5个朋友，38%人有5个以上的朋友，并说他们感到“很快乐”（davidg.,2000）。

不同文化对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判断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别。在个人主义文化为主的国家中，当判断自己有多快乐时，会理所当然的参照他们的情感，经常感受到快乐是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预测因子。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则倾向于参照一定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快乐，并且在评估生活时，会考虑到家庭和朋友的社会取向。因此，在不同文化中，人们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因素也是有差别的，这或许源于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所带来的影响。

三、对积极心理学的评价

（一）积极意义

积极心理学继承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理内核，修正和弥补了心理学的某些不足，它一反以往的悲观人性观，转向重视人性的积极方面。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除去人的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积极心理学作为当代心理学取向之一，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试图从元理论高度克服心理学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整合心理学内部的分裂与对峙，重构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野。

1.强调对人性优点和价值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应该在于建设而不是修补，因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有“问题的人”。心理学应该注重人性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弱点。积极心理学在对心理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倡导研究和探索人类的美德，从而填补了心理学在正常人心理活动研究方面的空白，恢复了人性的积极面。

2.提出积极的预防思想

积极心理学重视对心理疾患的预防，并认为它们在预防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来自于个体内部系统的塑造能力，而不是修正其缺陷。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类自身存在着抵御精神疾患的力量，预防的大部分任务将是建造有关人类自身力量的一门科学，其使命是探究如何在个体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挖掘困境中的个体的自身力量，就可以作到有效地预防。若仅关注个体身上的缺点或弱点，其实并不能达到有效地预防的效果。心理学的任务在于能够有效测量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弄清它们的形成途径，并通过恰当干预来塑造这些心理品质。

3.兼顾个体和社会层面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的缺陷，在关注个体心理研究的同时，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原因的认知及其理论假设的建构上，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尽管积极心理学者强调个体的心理、人格的良好品质，但仍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因素对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以及对心理治疗的影响。积极心理学主张个体的意识和经验既可以在环境中得到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从广泛的角度——进化过程来讲，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经验，因而对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4.整合研究方法

积极心理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仍是实验、测量等，积极心理学需突破现有研究方法，寻找到适合自身的研究手段。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一样，积极心理学仍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类心理学进行研究与探讨，其研究结果不能被实践证实，那么，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某些方面积极心理学仍不能对幸福感作出完美解释。例如，积极心理学强调快乐、满意等积极情感，认为应该重视、强调人性的积极情感因素，然而中国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似乎也表明，很多成功人士在其成功的追求过程中，经常要自己去做一些烦琐的、艰难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的，而快乐的人似乎容易“玩物丧志”，成为事业上的失败者。人们的这种常识有其科学依据吗？如何转换？完善、健全的人格如何塑造？所有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积极心理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必将能促进积极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本身的发展。

（二）存在的不足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历史很短,不够成熟，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基础单薄，理论体系不完整早期积极心理学家不愿承认它的人本主义渊源，后来虽然承认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这使得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有些单薄，理论体系也不够完整。因此，积极心理学还有众多的研究领域需要积极心理学工作者不断去开拓。

2.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话语霸权”[3]，即否认消极的价值与功能积极心理学是由seligeman等著名的心理学家倡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当积极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与这些知名学者的权威性结合在一起时，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积极话语霸权”，一味地宣扬积极，对传统心理学进行批判,对消极进行指责，忽略了消极本身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也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功能。

3.研究对象不够全面，缺少令人信服的纵向研究[3]积极心理学在其研究对象的取样上还不够全面，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价值取向，忽略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两个重要的群体。另外，由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缺少有重要影响的纵向研究以及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研究。

4.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尚存在困难[4]首先，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价值的差异，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取向下对快乐、幸福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使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性，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外，一些西方积极心理学中的英文单词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意思，比如happiness既可以译为快乐，也可译为幸福，而well—being(主观幸福感)的汉语意思实际上是“良好的状态”，这就使我们在研读西方的有关著作时产生概念上的混乱。积极心理学由于产生时间短，存在一些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不足也是可以克服的。

四、积极心理学发展趋势

积极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完善的心理科学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心理学羽毛渐丰，终于与消极心理学分庭抗礼，成为现代心理学新的研究方向，但完善积极心理学思想，建构积极心理学体系，发展积极心理学技术，促进积极心理学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在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方向是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体验。danielkahneman指出，目前体验的快乐水平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建构基础。包括主观幸福感、适宜的体验、乐观主义和快乐等等，正如diener（2000）所言：虽然人们已经对幸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幸福主题本身仍然存在众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在我国，幸福感研究刚刚起步，更有待开拓。

第二，研究方向是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在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研究途径的共同要素是积极人格、自我决定、自尊、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自我定向（self-directed）、适应（adaptiveentities）、智慧、成熟的防御、创造性和才能。

第三，研究方向必须把人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考察。即应该注意到人的体验、人的积极品质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性，因此，积极心理学需要综合考察良好的社会、积极的社区以及积极的组织对人的积极品质的影响，发展着的社会背景建构着人的素质，社会关系、文化规范与家庭背景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环境孤立地研究积极心理，必须在社会文化生态大系统中考察。

第四，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并不是相对立的，它使传统心理学长期被忽视的两个使命又重新得到重视，是对传统心理学的一种补充，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它使原来具有片面性的心理学变得更完整、更平衡。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转向人的积极层面，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的运动，改变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把心理学仅仅认为是解决心理问题、治疗心理疾病的错误认识。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这也是心理学的最终归宿。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基因生物学等学科的进展，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

五、结束语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一个社会只有以积极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这个社会才能成为有效、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积极心理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倡积极人性论，它消解了传统主流心理学过于偏重问题的片面性，真正恢复了心理学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这体现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博爱和人性。如果心理学能集中力量利用人积极的本性来使人更像个人，而人又能在个人和集体的解放中表现出充分的积极，那么，心理学在使社会更具有人性方面就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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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美春.积极心理学中积极情绪及体验的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7)．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9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注意到了心理现象，在许多闻名于世的古代学者的著述中都谈论到它。心理学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同时心理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其目的在于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性并发扬人性中的优良品质，以期为人类社会创造福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理念，虽未能随时代的变迁演化为科学的心理学，但是蒋干盗书、空城计等古典案例为应用现代心理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心理学谋略。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事水行政执法工作，更是需要学习和应用心理学。水行政执法，是水行政执法机关依法采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以及对相对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进行监督检查保障的行政管理过程，本质上就是对人的管理过程，是一个与当事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讲，沟通需要一定的技巧，这种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战术的运用，是与当事人的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从另外一个层面讲，社会对水行政执法者的期望值提高，要求行政执法者不仅能够全方位、多层次熟练掌握水法律法规，还需要熟悉行政许可程序和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知识及相关技术标准，甚至了解法律的盲点、空白，在执法中注意的事项。作为执法者，都有着追求事业成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希望案件成功结案，当事人对处理结果能心服口服，因此执法者的工作不仅仅是合格和胜任，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件起到有效的社会作用，通过高质量的案件实现执法者自身的社会价值，树立全社会对水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水行政执法人员即背负着水事管理的责任，又背负着自身执法责任的压力，同时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也有着对自身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将心理学适当地运用在水行政执法工作，对缓解执法人员自身压力、提高执法办案质量都有一定的改善和促进作用。而心理学越来越宽广的应用领域，也为更好地开展水行政执法提供了更多的可鉴之处。

2执法人员自身要有过硬的心理调控能力

通过在前期的调查取证过程，及时、全面地掌握当事人的违法心理。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强调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人格多样化特征。违法当事人的行为也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场合下的多种因素产生多样化的违法心理。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受其性别、文化氛围、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接触环境、气候、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心理学家从不同的划分角度阐述了违法心理的不同驱动力、成因、机理、不同的结果，揭示了违法动机支配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违法动机的外在表现，其心理过程分析为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指南。执法对象的违法心理动机类型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比较简单，概括包含：膨胀欲望刺激需求型、社会道德责任感缺失型、虚荣心理满足型、嫉妒或报复社会型等。当事人在执法人员询问前的心理活动比较复杂，既有可能存在畏惧、侥幸、抵触、戒备、观望、对立等对抗性心理，也有可能出现摇摆反复的交替心理。询问过程中当事人努力通过观察执法人员的言语、态度来揣度询问的真实目的与证据掌握程度，及时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以达到“两益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目的。谈话询问阶段结束后，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性质有了了解，其心理活动的焦点从是否如实全部交待违法事实转变为推卸违法责任、减轻违法处罚，千方百计找关系达到目的。而当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后，当事人则表现出不满、抱怨、悲观、急躁甚至避世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同时期、不同的当事人将演绎心理表现的一切可能行为。

3通过学习行政执法工作的心理学常识，真正做到“知己”

行政执法工作从表象上分析是一个说谎与反说谎、掩盖与反掩盖的博弈与斗智过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则是执法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心理学水平与应用能力的较量。那么执法办案该如何运用心理学谋略呢？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古籍更是提供了大量心理学谋略的案例教材。就行政执法工作而言，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根据办案前期的调查工作与违法第一现场中所获得的材料，运用心理学知识，采用特殊的语言技巧和完备的询问能力，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结合当事人的个人历史资料，在询问过程中准确把握各阶段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动态，积极制定“因材施教”的心理学系统组合应对谋略，引导当事人按照预期目标如实、全部交待违法事实（明确违法当事人的五个w与一个h，即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什么事、方式），同时在询问后根据其心理发展，制定策略，使违法案件圆满得以处理。执法人员应当善于在各种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各种谋略制定有效措施，将心理学知识转化为办案生产力。

4认真分析双方优劣势力量对比，力求知己知彼

在办理每一个案件之前，执法人员都应该作双方或多方力量对比分析，这对于我们案件的顺利办理十分有利。一般而言，当事人的优势是了解违法活动的内部详情，具备相当丰富的行业知识，掌握违法行为的行业规则，甚至比执法人员还清晰水法律法规中的盲点。正如美军将领布莱德雷在阿登战役初期遭受挫折后所说“：我们现在打败仗，是因为目前不知道德军在哪个方面会犯错”。既然办案是一个双方综合力量竞争对决的过程，实质上决定我方胜败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规定的时效时间内找出对手的软肋，利用它、打击它，使我方优势最大化。因此应该加强预期准备工作，弥补自身不足，将自身打造为一个具备综合素能的多面手，强化竞争优势。

5针对当事人的心理软肋，灵活运用心理战谋略

行政执法的询问谈话是检验一个执法人员综合执法水平的“试金石”，也是心理战的试验场，作为办理案件的关键内容，其成败直接关系整个案件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刚开始执法人员可以假装不知，通过聊天、让当事人自己陈述等方式了解当事人的内心企图，努力做到消除对方恐惧，达到谈话双方的心理互动。然后采取声东击西的谋略，向当事人提出某些似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掩护谈话的主攻方向，转移当事人的注意力，使其对执法人员的主攻问题疏于防备，无法揣度我方的意图。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旁敲侧击，故意给当事人一点破绽，诱敌深入，步步进逼，使当事人不得不交代所有违法事实。

6适时减压，轻松快乐的面对行政执法工作

心理学基础常识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学实验；实验心理学；交叉研究；行为法学；研究范式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大数据、现代化技术的突飞猛进，法学一改原来的研究模式，逐渐开始拥抱其他数理、自然学科的知识。早在20世纪的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兴起了行为法学派，法学与心理学、行为学进行了交叉研究。此后的七、八十年代，法律经济学也在北美兴起，并逐渐影响部分国家的法学研究。在更早之前的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已经开始了一场与心理/行为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活动。这是法学的一次重要研究活动，是法学进行科学、数理、实验交叉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虽然在此之前的一、二千年中，法学受到了语言学（如中世纪欧洲的注释法学派、后注释法学派）、历史学（典型如欧陆私法领域的历史法学派、英国的历史法学派）以及哲学/神学等学科的长期滋养，并在19世纪末兴起了社会法学派，但均是来自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而此次交叉研究活动却更多地以法学研究结合科学化、数理化的研究模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其他交叉研究新模式。所以，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历程，归纳此次交叉研究的各类学术成果，研讨不同学界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对其进行思考和总结。

一、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的开创性工作

法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主要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论引入法学研究、法律实务工作中。因此，心理学家自然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推动者，此次交叉研究活动的首倡者就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muensterberg）。（一）背景。闵斯特伯格的学术研究模式源于其导师，著名心理学家冯特（wundt）。后者在心理学领域受教、受益于赫尔姆霍茨（helmholtz）、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等唯物主义心理学大师，较为严格地遵守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式[1](p.46-47)。他将心理学从19世纪中叶之前的哲理性、先验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转变为19世纪末以自然科学、数理模式、实验模式为主导的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冯特在德国开创了实验心理学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范式，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哲理）奠定了基础。在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在19世纪，法医学家、心理学家们虽然参与了部分犯罪学的生理、精神、心理方面的研究。但这毕竟是针对罪犯的研究，是对变态人格、精神的研究，而不是针对普通正常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思维、行为、决策的研究。此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詹姆士•休谟（jameshume）等心理学家参与了推动禁止酒精的立法活动，然而这些心理学家们反对酒精的原因是其道德观念，而非基于自身的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或者知识。在19世纪末之前，现代的、科学的心理学虽然开始崛起，但是其在法律领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p.8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实验心理学也不断地成长，并能够与相关学科展开交流互动。作为冯特的学生，闵斯特伯格从德国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创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除了进行工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还力主在法学与心理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在这一领域，他于1908年出版了著名的、富有争议的《在证人席上——心理学与犯罪论文集》（onthewitnessstand:essaysonpsychologyandcrime，以下简称为“《在证人席上》”）一书。在该书中，他呼吁进行法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并且在法学、犯罪学的诸多具体问题上进行交叉研究。之后，其受到了法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批评，尤其是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johnh.wigmore）的严厉批评。虽然西方主流学界普遍认为闵斯特伯格是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但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著作。如早在1906年，既非法律人也非心理学家的公务员阿诺德（g.f.arnold）已经出版了《适用于法律证据及其他法律部分的心理学》（psychologyappliedtolegalevidenceandotherconstructionslaw）一书[3](p.210)。而在著名证据法学家威格摩尔洋洋洒洒千页巨著《司法证据原则》（theprinciplesofjudicialproof）一书中，也较多地引用了阿诺德的这部作品。即便如此，主流学界（心理学界和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闵斯特伯格是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二）提倡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在证人席上》一书中，闵斯特伯格指出，随着实验心理学不断发展进步，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实验性逐渐提升，“实验工具现在被系统地应用于研究记忆和思想的联系，然后是注意力和想象力，空间知觉和时间感；慢慢地，他们开始研究感觉和情感、冲动和意志、模仿和推理等问题。”[4](p.6-7)而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法学研究、法律实务特别是庭审、证据等领域具有密切联系，是相关法学问题的知识基础。因此，在法学研究、法律实务中很有必要引入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模式和知识。他认为，“心理专家在法庭上的观点不能从公众的讨论中退出；精神生活，感知和记忆，注意力和思想，感觉和意志在法庭程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拒绝那些致力于研究这些功能者的建议”[4](p.117)。因此他甚至提出，在司法某些领域中的每一个心理实验都有助于实现法庭和法律的目的，而“现代心理学家的计时器对于研究犯罪的学生而言就像显微镜对于研究疾病的学生一样重要”[4](p.76-77)。闵斯特伯格一方面倡议法学领域要结合、借鉴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他也发现了法学界、法律界的保守状况。他惊讶地发现，“到目前为止，律师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实验心理学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关联测量方法，这是令人吃惊的，而且似乎是没有道理的。”[4](p.76)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新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已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总体而言，法学和司法实践却对其并不知晓。他遗憾地指出，“虽然在法庭上，精神病学家总是受欢迎的客人，但心理学家在那里仍然是陌生人。”[4](p.46)而在他看来，心理学、实验的研究模式就是一种更受欢迎的新模式，因为“政治家需要知道和抓住（群众）的心灵，自然主义者需要运用其心智以服务于探索发现，而官员则需要保证纪律，牧师则需要对于灵感开放心灵——所有人都准备看到应用心理学的某些章节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力量，但是唯独律师是顽固的。”[4](p.10)所以，他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漠视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出，法院应当充分利用所有的现代科学方法而不应当使用最不科学的和偶然的方法，也不应当根据常见的偏见和无知的精神结果做出决策。他批评法官、律师以及陪审员们习惯于依照法律本能、感觉进行工作，“律师、法官和陪审员确信他们不需要实验心理学家。他们不希望看到应用实验心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继续认为，他们的法律本能和常识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更多。”[4](p.10)对此他提出，法院早晚将不得不认识到，今天可以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检验人的个体差异，这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社会经验所能提供的范围[4](p.63)。尤其在涉及事实认定方面，例如证人的记忆报告、检查等，更应当借鉴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三）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方面，闵斯特伯格并非只是进行了呼吁与批评。在《在证人席上》一书中，他在该领域的多个主题上也进行了研究。除了前言和简介之外，该书分成八个部分，主要内容为：错觉（illusions）、证人的记忆（thememoryofthewitness）、犯罪侦查（thedetectionofcrime）、情感的痕迹（thetracesofemotion）、不真实的招供（untrueconfessions）、法庭建议（suggestionsincourt）、催眠与犯罪（hypnotismandcrime）及犯罪预防（thepreventionofcrime）。这八个部分涉及到事实认定、侦查、犯罪等多方面内容。作为心理学家而非精神病学家，他比较强调对于普通、正常人的不同认知偏差的研究。例如在第一章开头，他以一个车祸案件中目击证人的证言为例，认为可以通过关于记忆的实验协助研究。他指出，在此类案例中，两个证人对于事件、地点、人群都有明显不同的看法[4](p.16)，且已经排除了存在各类神经疾病的可能[4](p.18)，这就是心理上的错觉问题。正常人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个体之间的认知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家庭内部对于食品的味觉都会有较大差异。所以他指出，许多司法判决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含有某种“共识性（commonsense）”的考虑[4](p.19)，共同体需要通过“共同的感觉”以及“共同的语言”以进行交流。然而每个人的器官功能不可能如机器制造的产品那样整齐划一，所以个体之间的感觉、认知有所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就会产生显著的不同影响。（四）进行司法裁判实验。作为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学生，闵斯特伯格显然会在法学研究领域进行实验研究。有别于之前法医学、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犯罪学实验研究，他还在法学更为主流、核心的领域——庭审领域进行实验。这就更能够契合法学研究主流领域的要求，而司法裁判实验也是20世纪下半叶行为法学派的核心研究方法和内容。1914年，闵斯特伯格针对性别问题进行了陪审团事实认定的实验。但是，他的测试方法并非如20世纪下半叶行为法学派实验那样以真实或者模拟案件事实刺激陪审员被试者，让他们做出判断。他仅仅是拿出两板贴有数量较多的各类不同形状纸片（数量多到他们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全识别完）的纸板，让被试者辨识两板纸板中哪一板的形状类型数量较多。然后让他们讨论十分钟，之后再进行表决。男性被试者在第一轮识别的正确率是51%，经过讨论后的第二轮的正确率为78%；而女性在第一轮的正确率是54%，第二轮的正确率也是54%。由此，他得出“女性忠诚于其原来意见”的结论。但是，该实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特别是在被试者的选择方面，男性被试者为哈佛大学的高级研究生，而女性仅仅为其他大学的肄业生而已。这样，在样本方面，除了性别不同之外，双方在教育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样本选择不严格，实验结果就难以保证较高的精确性[5](p.128-129)。闵斯特伯格结合心理学进行法学研究的倡议引致了法学界的严厉批评，心理学界内部也有学者反对其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但其在工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其他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且，此次的倡议与工作，逐渐被部分心理学家、法学家所接受。这也为几十年后的行为法学派在美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心理学界的批评与研究工作

闵斯特伯格的倡议和相关工作，在心理学界获得了一些支持和追随。同时，他也受到了来自心理学界的批评。（一）心理学界的批评。批评闵斯特伯格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当是更为纯净、科学的学科，他们对于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学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做法没有兴趣。铁钦纳（titchener）教授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提出了“作为科学的心理学”（psychologyasscience）与“作为技术的心理学”（psychologyastechnology）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前者是“纯粹”心理学，后者是“应用”心理学，而“明智的心理学家往往会放弃将心理学应用于生活实践的努力”[6](p.169-170)。因此，反对者们认为，当心理学应用本领域的“技术”，将其与各类生活实践问题进行结合研究时，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在这些特别领域就失去了其正确性。他们指出了理论与实务应用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此类学者对于心理学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也有相似的观点，“当法院制定一个行为规则，该规则含有纯粹的心理内容时，对心理学家而言，确定这条规则在心理学上是否有效，并不是对科学方法的曲解。但是，这一观点在部分心理学者看来，其构成了对科学方法的误用，并成为法学和心理学在重叠之处进行融合道路上的真实障碍”[6](p.172)。所以，此类观点采取了一种较为极端的立场，这样的直接后果就使得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在某些可能进行交叉研究的领域最终无法合作。但是针对此类批评，也有心理学家为交叉研究进行辩解。例如到了1935年，心理学家凯恩斯（cairnes）提出，“在今日，即使是最为谨慎的心理学家都开始意识到，在没有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允许心理学知识运用到特定领域的趋势已经完全可行了。”[6](p.173)他认为心理学知识已经能够为法学或法律研究提供部分的帮助，“作为科学的心理学，能够为法学提供丰硕的基础，其比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任何社会科学，更能够引人瞩目。”[6](p.173)（二）心理学界的其他实验工作。前文已经介绍了闵斯特伯格进行法学实验的尝试。在他之后，心理学家们继续进行法学实验。除了犯罪学实验之外，心理学家们针对部门法的实务问题还进行了若干实验，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商标（trade-marks）侵权的实验研究。此类实验的技术特点是将一份商标名单呈现给一群被试者，然后提供第二份商标名单，要被试者在第二张中指出在第一张名单中已经出现的商标名称。第一张名单为“呈现”，第二张名单为“测验”。此类实验早在1909年就由心理学家罗杰斯（edwards.rogers）开始进行，而佩因特（paynter）和柏替（burtt）两人的相关实验研究则较为典型。在佩因特设计的一个实验中，被试者被给予成对相似的商标，被要求根据混淆程度将它们按顺序排列。实验发现，平均而言，那些不知晓模仿商标存在的被试者中有44%将仿制品与原商标混淆；那些知晓仿制品的被试者则有23%将二者混淆[6](p.189)。而被法院判定为侵权的商标与未被判定为侵权的商标相比，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混淆。此外，佩因特还就当时著名的可口可乐商标“coca-cola”和“chero-cola”商标之间的混淆问题（案件）进行了研究。实验方法基本上和前述实验一样。他发现，在实验条件下，对于“chero-cola”有40%的混淆，而其他模仿的名字平均有32%的混淆；当没有其他模仿名字时（即只有chero-cola这一个模仿商标时）的混淆度，会高于之前还有其他模仿名字情况下的混淆度[7](p.322)。作为闵斯特伯格的学生，心理学家柏替（burtt）也进行了与涉诉商标有关的实验测试。在他的实验中，原告的名字（商标）出现在第一份名单中，而被告的名字（商标）出现在第二份名单中。被试者被要求判断他是否在第一份名单中看到第二份名单的名字。如果观察者声称看到了一个新名字，或者没有看到一个重复的名字，就会得到一个正常的混淆指数。在特定的实验中，正常的混淆度是10%，而涉诉的名字则引发了23%的混淆度。但是在柏替实验中所使用的已引起诉讼的商标名字，则被发现是平均31%的混淆度[6](p.189-190)。心理学家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陪审实验。例如，他们进行了陪审员是否能识别被告人撒谎的实验。在该实验中，两张纸中的一张背面标识为l，纸上写着有罪的各类证据；另一张背面标识为t，除写了有罪的证据之外，还提供了在这些情况下完整且合法的解释或说辞。有人在这两张纸张中随机拿到一张，然后根据纸张上的内容，在庭审中尽力进行无罪辩解，由陪审员观察哪一些人在说谎。被试者对被告人是否说谎作出投票后，还需进行一次讨论，然后再次进行投票。实验结果是，男性被试者讨论前的投票正确率为48%，讨论之后的正确率为47%；女性讨论前的正确率为48%，讨论之后的正确率为52%[5](p.128-132)。由此可见，男女之间对于言词证据的判断差异不大。在证言的可信性方面，心理学家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例如试图掩盖“罪行”的实验，发现了一小群“优秀说谎者”对重要词汇的反应时间比其他词汇的反应时间要快。在这里他们发现，普通反应和欺骗反应对重要词汇的反应时间之间的差异非常小，低至0.83秒（高至3.5秒），没有借助仪器往往是无法测量的。但所有参与实验的观察人员都报告能够察觉这些人在试图弄虚作假，对关键词的反应时间上有所延迟[8](p.436-437)。（三）心理学家们的其他研究工作。除了上文所述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工作，心理学家们还在很多领域展开了各类研究。例如凯恩斯针对法律责任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人类会进行他们的行为？这就是重要的心理学性质的问题”[6](p.174)。他指出，法律中的“行为”就是其“自动”（voluntarily）的或者是基于自己意志的行为。而在法学领域，无论是在奥斯丁（austin）还是霍姆斯（holmes）的论述中，所谓的“意志”其实是具有很强心理学基础的范畴。他从理论上分析了美国法中关于损害责任的心理学基础，结合了数个案例的判决书内容进行论述，还追溯了英国法历史上的相关内容，并从心理学角度对于“谨慎者”（法律上的“谨慎”义务）进行了分析。此外，柏替出版了名为《法律心理学》（legalpsychology）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感觉、商标的法学实验、心理缺陷、心理失常、暗示和催眠、犯罪学、优生学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法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法学家哈钦斯（robertm.hutchins，后来的芝加哥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与心理学家施莱辛格（donaldslesingert）针对一些法律问题，在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交叉研究的论文（见本文下一部分内容）。另外，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mckeencattell）、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b.watson）等人也做了相关的研究。

三、法学界的反应与研究工作

对于心理学的“入侵”，法学界虽然一开始进行了较为激烈的反驳或反击，但也逐渐接纳这类研究模式，部分法学家也进行相关的交叉研究。（一）以威格摩尔为代表的质疑、辩解和反击。在闵斯特伯格发表了关于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倡议之后，他对于法学界没有结合、参考心理学研究的批评，引发了法学界的激烈反弹，其中以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反击最为突出。威格摩尔在反击的论文中设计了一个虚拟的案件庭审，而将闵斯特伯格列为该案的被告。闵斯特伯格被控告所著的《在证人席上》一书中的某些断言是错误的、不真实的[9](p.399-445)。威格摩尔指出闵斯特伯格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9](p.404)，并进行了质疑、辩解和反驳。1.对于闵斯特伯格的倡议和批评，威格摩尔提出了全面的质疑。主要质疑其观点是否满足以下条件[9](p.401)：第一，确实存在测量证人证词确定性以及被告犯罪意识精确性的某些实验、心理学方法；第二，这些方法优于之前在美国法庭上使用的其他方法；第三，这些方法被心理学家普遍接受和认可，并被认为适用于美国司法实践；第四，这些方法及其法律适用性早已被心理学家在出版的科学期刊和论文中公开宣布；第五，这样的期刊和论文对美国法律从业人员而言是可以获得的；第六，其中所载的资料，心理学家曾向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但遭拒绝或被该专业人士完全忽略；第七，这种拒绝和无知构成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该行业成员对本专业以及公民义务的严重忽视；第八，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已经持续了这么久，而且是如此顽固，以致心理学家们除了诉诸公众舆论，用上述方法强迫法学专家们履行职责外，别无他法。特别是对心理学研究的精确性、心理学可以对法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成果的可获得性方面，威格摩尔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以强化质疑。2.除了前述的系统性质疑之外，威格摩尔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辩驳和反击。第一，美国的法官们其实已在无意中使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列举出几组当时心理学家和司法意见的短文进行比较，每一组中法官司法意见的写作往往早于心理学家的论断，但是均难以分辨出哪一段是法官所写，哪一段是心理学家所写[9](p.418-419)。第二，之前心理学界亦缺乏关于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威格摩尔罗列了一系列的心理学期刊；虽然这些期刊上刊发了形形色色、有些还是颇为奇异的心理学研究，但是这些期刊中没有关于法律心理方面的研究。同时，他质疑那几年在全球各地召开的各类心理学会议中也并未涉及到法律心理学问题。此外，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闵斯特伯格在对法学界进行指责之前，其实也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9](p.409)。第三，其他国家也未能将心理学的研究在司法中大规模适用[9](p.415)。第四，关于心理学能否在实践中普遍适用的问题。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超出实验室阶段。在把它应用到更大的实践领域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广泛的纯方法论的工作。对一种尚不完善的方法进行过早的理论试验，其目的只是败坏这种方法的声誉，并唤醒人们对其进一步使用的偏见。”[9](p.414)威格摩尔还引用了奥地利（奥匈帝国）著名犯罪心理学家汉斯•格罗索（hansgross）于1904年和1907年发表在《犯罪心理和刑事改革月刊》（monatschriftfuerkriminal-psychologieundstrafrechtsreform）上的相关观点来支持他的论断，“使用心理专家当然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些自然法则，但到目前为止，不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就是我们还不敢提出它们，或者它们还处在确定的初期”[9](p.413)。威格摩尔的另一个重要反击是针对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哈钦斯进行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批评，向其寄去了自己之前对于闵斯特伯格的批评文章，并向其所任教的耶鲁大学的校长进行投诉[10](p.16-17)。（二）法学界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威格摩尔代表法学界对闵斯特伯格进行抨击或者“审判”，并对哈钦斯进行批评和“阻击”之后，并未能完全阻止心理学界乃至法学界在这一方面进行研究。继而他自己也开始在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借鉴心理学的成果、方法和原理，尤其是在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证据法学、法庭科学领域。在其长篇巨著《司法证据原则》中，诸多内容都涉及心理学。尤其是在该书第二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以心理学的内容为主。其在证据法领域，对关于精神疾病、品性、种族、年龄、性别、情感等问题进行了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此外，当时还是法学家的哈钦斯与心理学家施莱辛格针对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除了犯罪心理学的内容之外，主要涉及证据法、法庭科学的心理学研究。他们主要的成就如下：1.情感问题。威格摩尔在《司法证据原则》一书的多个部分对于证据法中的情感进行了多方分析研究。除了在“感觉、情感与偏差”这部分引用了阿诺德的心理研究论断外，他还借鉴了格罗斯的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在“动机的情感”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他还间接地引用了论敌闵斯特伯格的导师冯特的相关论述[11](p.213)。2.家庭成员的证言问题。哈钦斯对夫妻之间亲密关系及其在法律上的重要性、经济基础、离婚问题、离婚率进行了分析[12](p.678-679)；根据大量案例以及其他学者对200名男性和女性进行的婚姻行为研究，揭示了夫妻之间不单是亲密关系也还可能指证对方[12](p.685)。此外，在兄弟姐妹关系上，他引用了大量的临床证据，表明兄弟之间因为父母偏心所引发的对抗。而且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孩子们对新生婴儿的嫉妒，以及兄弟姐妹们之间的直接竞争[12](p.684-685)。因此他指出，“家庭关系不应使证人丧失资格，也不应使重要证据因特权而不予接受”，陪审团应该根据证人与当事人的血缘、婚姻、感情或利益等各类关系来评价证词[12](p.682)。3.在证人资格方面，哈钦斯认为心智能力的准确诊断主要是通过临床试验来实现的。法院和心理学家在谈论其试图衡量的“智力”时，就好像它是一种客观现实。尤其对于心理学家而言，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测试、分析的。他介绍了心理学领域设计出的一系列通过实际测试及分级的内容，然而他并非完全赞同关于心智能力精确测量的可行性[13](p.1017-1028)。4.“自发的惊叹”（spontaneousexclamations）的证明力问题。哈钦斯认为此类表达必须是在情绪压力下说出来的，必须是“自发、自然的冲动和本能”。陈述者在被给予歪曲真相的时间之前，若其身心感到惊悚时很可能展示真相，则法院可以认可其证明力。此外，哈钦斯还引用了威格莫尔教授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在一种神经兴奋的状态下，这种状态会使人的思考能力减弱，使人失去对事物的控制，因此所发出的话语是一种自然的、真诚的反应[8](p.432-440)。5.行为与心理状态的研究。这个部分的内容涉及研究心理动机、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哈钦斯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行为与神经、肌肉之间的关系，认为有些行为仅仅是常年养成的肌肉系统习惯，并非是有意识的表现[14](p.283-298)。6.心理状态（stateofmind）。哈钦斯指出，“心理状态”的概念似乎在多个领域关系到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虽然可以进行各种心理测试，但他援引了威格摩尔的研究，指出证人的这类陈述有充足的机会故意歪曲并通过盘问。他认为，一般的“心理状态”概念可能被证明过于宽泛而无用。而从实际出发，用“精神状态”概念代替“心理状态”可能会更有效[15](p.147-157)。在这些研究之外，哈钦斯还从心理测试实验的视角研究了证人的记忆力问题[16](p.860-873)。随着美国法学的发展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几所知名法学院在法学课程学习中列入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同时，心理学家也开始被聘为法学院的教员[17]。

四、关于此次法学交叉研究的思考

这一次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初期引发一场论争，却开启了相关的研究。虽然其没有掀起热潮大浪，且止于二战，却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的兴起奠定了学术基础。此次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局并不顺利，闵斯特伯格的开创性工作受到了来自心理学和法学两个阵营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法学界抨击的主将威格摩尔虽然对闵斯特伯格、哈钦斯等人进行了批评和阻止，自己后来也逐渐地在法学研究中进行参考和借鉴，而相关的交叉研究也并未因此中止。这一时代的美国，学术界为何会对这样的交叉研究进行批评？后来为什么又会接受相关的研究范式并持续地进行研究？不同观点交锋，所进行的工作及相关历史背景如何？其可能对后来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一定的思考。（一）法学学科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接受度。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表面看是两者之间的交叉研究，但其实更多地是将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结论运用于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因此，两者之间其实并非完全平等，更多地体现为心理学对法学的“入侵”，体现为法学、法律实践受到心理学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所以，作为被“入侵”者的法学学科，其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自然也就决定了其接受的难度和可能性。1.法学的保守性虽然实验心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闵斯特伯格在工业心理学等领域的工作大放光彩；但是法学学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其保守的特性，这可能是相关交叉研究的倡议一度受到法学界批评和抵制的原因之一。法学是非常古老而且成熟的学科，自古罗马时代就有数百年的学科沉淀史，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制度体系和程序模式。中世纪及后来的西方文明崛起，所谓核心精神要素的“3r”运动（这三个运动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除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ligiousreformation）之外，另一个就是“罗马法复兴”（revivalofromelaw）。而现代大学在中世纪的起源，是11世纪意大利为罗马法复兴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bologna）。而且，法学在长期以来就具有深厚的理论性与庞大的体系性（如公元5世纪查士丁尼的《法典》和《学说汇纂》）。虽然在一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受到了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神学以及社会学的影响和滋养；但是，其均来自人文社会学科。在近代科学技术相对成熟、学科专业分工基本形成的18、19世纪，法学作为一门古老而成熟的学科早已成型，对于其他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学科的依赖性显然不强。19世纪末，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支系最终完成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之后，潘德克顿法学一跃成为大陆法系最主流的法学理论体系。而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的兴起，让大陆法系更注重于概念、体系和理论分析，更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同时也更少关注程序与庭审实践。而作为本次研究活动所在地的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貌似缺乏民法典与私法理论体系，但是其所呈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英美法的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长期分离，中世纪以后的多个世纪，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教育中的法学教育更侧重于罗马法、教会法等“高贵”的在英国并不实用的法学领域。直到1758年，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才开始在大学教授英国本国主流的普通法[18](前言p.5)。而英国的律师、法官在多个世纪中均是在各个律师学院中进行教育培养，这种培养模式是长期在小旅馆（inn）中进行讲授逐渐发展而成的学徒制教育模式。所以，英美法律职业更具有封闭性、保守性的特点，即便是轰轰烈烈的长达七、八个世纪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也基本不能动摇和侵入。此外，法学具有保守性也是由其学科特性所决定的。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否则民众无所适从。而且也因为法学从业者是社会纠纷的解决者和中立第三方，需要一定的威望，也需要稳重和保守的属性。2.学科尊严和态度闵斯特伯格力图推进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倡议，其初心是善意的，但是其倡议的表达伴有不少尖锐的批评，自然引发了法学界的不满。如前所述，法学作为一个早熟的学科，学科成型已具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学科理论和体系较为成熟。而且因为法学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其从业人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较高。因此，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尊严感较强，相对较不愿意接受其他学科对其指手画脚，自然难以接受一个新兴学科的尖锐批评和“鲁莽”入侵。（二）那个时代心理学学科知识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法学家是一个保守的职业共同体，法学研究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依赖度也相对较低[19]。而如果外在的学科要对其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认可这个外行知识的优越性，能够给予法学研究较大的助力。早在16世纪前后，心理学就已经开始发展，并于18世纪基本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18、19世纪逐渐成型，但是在实验心理学崛起之前，心理学的多数研究还处于哲理探讨为主的研究范式，或者与医学存在一定的混淆。因此，即使到19世纪中叶，除非是与医学领域交叉的精神病学、法医学，在非实验心理学领域的其他心理学，则与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差距不大。正如一位心理学史专家指出，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大学攻读心理学，会出现如下的情况：“谁会是你的老师？除非你在一所天主教大学，否则很有可能，他会是一位被任命的新教牧师。他可能会强调从神学角度理解灵魂的重要性。他的课程会探讨理性的本质、精神活动的起因、灵魂的创造力、灵魂的活力和意志力。他会支持唯心主义，排斥对精神问题进行实验。你还会接触到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关于先验知识的可能性的观点。”[2](p.77)因此，此时心理学与哲学、法哲学的差距并不大。此时的法学如果要结合心理学研究，也无需在自身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作出太大调整，或者说也的确无需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但是在这之后的30年内，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突进，学科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变。到了19世纪90年代，此时的心理学教师已经不是教会人士，而更多地具有生物学、生理学或者医学的学术背景，心理学科开始具有自然科学化、数量研究的特点[2](p.77)；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p.228-229)。所以，在闵斯特伯格倡议进行交叉研究的年代，心理学研究刚刚实现自身的科学化、数量化的飞跃。而此时的实验心理学刚刚创立不久，自身立足刚稳，就力图对外推广相关的研究范式。虽然在工业心理学等领域的交叉发展效果较好（可能因其涉及较为活跃的市场领域），但在保守的法学领域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斥。其交叉研究的观点也受到自己学科内部的批评，因此，铁钦纳对于闵斯特伯格的批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三）美国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虽然闵斯特伯格的倡议受到美国法学界的批评，却还有一些法学家、心理学家走上了相关的研究道路。此外，部分法学院也开始接受心理学家前往任教，相关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有一定的成就。而且在二战之后，美国法学界兴起了行为法学派。而法律经济学乃至于后来的“行为法律经济学”也在美国兴起，在21世纪初又兴起了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对人类行为的治理和研究新模式。因此，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美国法学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具有科学、数理性质的学科知识的接受度相对较高，更能够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从历史上看，这可能也是因为远在欧洲之外的美国，其在20世纪之前的律师等法律职业的培养不如作为英美法系“本土”的英国那样“严格”与“规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兰德尔（christopherc.langdell）在哈佛大学推进法学教育改革之后，美国的法学教育开始繁荣。从深层次剖析，这应该也是美国经济繁荣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的另一个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也是此时才开始自主地成型。刚进入20世纪时，美国的多数律师在加入律师协会之前并没有接受过法律职业训练，但这段时期美国法学教育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具有法学院学习的知识背景。到了1921年，美国律师学会和法学院学会要求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才能攻读法学学位，1950年规定为三年。但在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学院则往往要求有学士学位才能申请，其实就是需要先有其他学科的学位才能进入法学院学习[21](p.240)。这就导致美国法学家和法律人的学科背景多样化，使其在这方面与欧洲法学教育、研究出现巨大差异。可以想象，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恰逢美国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巨大飞跃时期。在对闵斯特伯格进行批评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哈钦斯与心理学家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交叉研究，一批法律心理学研究成果和著作涌出，为数不少的一些心理学家们也开始受聘于美国的法学院。这很可能与这一时代美国法律人学术背景的迅速多元化有一定关联，从而让美国法学研究越来越宽容、开放。因此，虽然可能受制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二战，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有所停滞，但是到了战后的繁荣时期，行为法学派于60、70年代在美国兴起。与之类似，经济学界在20世纪初对于心理学既部分接受，同时也有抵触与排挤。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崛起，其又开始影响经济学[22](p.6-7)。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在20世纪日益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法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建立了法律经济学的子学科。在行为经济学方面(1)，1978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也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另一个以“法律经济学”为基础，具有“行为经济学”色彩的，更为“小众”而“新潮”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行为法律经济学”也兴起了[23]。法学与经济学进行的这种科学、数理的交叉创新工作，也主要是在美国法学界进行的。总体而言，这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法学的创新度、宽容度较强，尤其是与其他具有科学、数理性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程度明显较高，因此其对于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也较高，并在后来推动了行为法学派、行为法律经济学等新兴研究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