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 -ag尊龙app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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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一）群众文化具有自我性

群众文化姓“群”，那就是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即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出于群众生产劳动之余丰富自我精神生活的需要，通过自主创作、自我欣赏、自觉传播达到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消除身心疲劳、获取自身满足和快乐的文化活动。比如，东北二人转，内蒙古、山西一带的二人台，特别是内蒙古二人台中的“打坐腔”，它出现在劳动休息的田边地头，农闲时节的家庭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劳动密切相关。歌唱的内容就是劳动者自己的生活，参与者就是劳动者自己，开发者就是劳动者自己，其欣赏者、娱乐同样是参与者自己，其群众文化的自我性十分明显。这样看来，群众文化就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现实的社会需要和鲜明的公益色彩等特点。这些特点无一不在突显群众文化的自我性。

（二）群众文化建设必须把“服务群众”作为宗旨

如前所述，群众文化具有自我性，它是一种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以满足自我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群众性是其鲜明的特色，也是其根本特性。因此，群众文化建设在传承、创作、创新、管理等方面，必须以服务群众为宗旨，把群众的需要、喜爱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而不是削弱。群众文化建设源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可以看出，群众文化建设是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粮食，只有把服务群众作为宗旨，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旨。再从党文化方针看，党的文化工作方针是坚持群众为主导，强调群众是文化发展的源动力，强调只有把人民大众放在群众文化建设的首位，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把党的文化工作方针落实在服务群众这一宗旨上。群众文化有其自发性，它由群众自发创作、自发传播，这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性所决定的，是离不开群众的。所以，群众文化建设就应依靠大众，以群众喜闻乐见为原则，开展文化创作和文化管理，从而实现群众文化建设的价值，以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二、群众文化建设的社会功能

群众文化是大众劳动之余的活动，但它是人们的集体性活动，因而也就有了社会性，因而群众文化建设就具备了社会功能。笔者认为，群众文化建设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精神调剂功能

我们知道，人的精神是需要调剂的，因为人的精神状态是因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变化而变化的，精神出现不正常或不平衡时，就需要调剂、平衡，以保持健康向上的态势，从而更好地从事工作或生活。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许多艺术形式，民歌、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都是人们在排遣某种情感或调剂平衡精神状态时产生的，人们在欣赏或参与文化艺术活动时就能实现情感、意志、愿望、体力等方面的调剂或平衡，从而更好地参加工作，更好地生活。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再如内蒙地区的“爬山调”，在笔者所接触到的生活中的歌唱者，大多从事野外工作，如放牧、田间劳作等，这些劳动者，常哼唱着小调，一边劳动一边哼唱，进而“创作”出许多民歌。再有陕北民歌《掐蒜薹》，这种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情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它的作用便是在劳动中调剂情绪，抒发感情，激发劳动兴趣，恢复体力，以达到心身愉悦的目的。

（二）宣传教育功能

群众文化由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产生，起始是为了抒感，调剂情绪，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一些劝善向上的内容，也就融入了教育内容，群众文化因而也就有了宣传教育功能。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多具有感化育人功能的原因。随着宣传的需要就利用了这些文化形式，加入教育的内容，这就是经常说的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要做到寓教于乐。同时，群众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提高其审美水平，进而以有较高审美价值的高雅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再现，使需要传播的信息雅化并向外扩散，提升其宣餍ч，也让观众感悟深刻的人生哲理，陶冶做人情操，深化人生涵养，更使美的道德观念、思想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三、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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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绿洲文化；整合创新与传承；新疆精神

绿洲文明与文化是并列于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又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对前三种文化元素的一种整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元素也时常处于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1］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信仰并存之地。综观新疆文化的发展史，多种文化的并存、交融与互补是其显著的特色。新疆及周边地区，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文明发展的契合点，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缓冲区和融合区，形成了特殊的“绿洲社会文明”，绿洲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绿洲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四个阶段。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各民族保持着各自鲜明的文化个性，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相互交融中发展与渐变，从而造就了新疆民族文化鲜明的多元性特色和特殊地域性的多元文化传播特质。

一、新疆绿洲文化多元共存、交融与互补的生成及演变轨迹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互相激荡、碰撞的时代，各种文化并存并相互影响。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维护着本民族的特性，在其固有的轨道上发展，同时又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创了世界文化既全球化又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无处不在，而融合与创新也日益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冲突越来越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因而，多元文化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世界各国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的枢纽地带。作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多民族聚居杂处、共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多源生成、多元并存与发展的文化体系，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2］

多元文化的存在一直是新疆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多元文化的交融、相互渗透和共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经过200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古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新疆各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因子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文化整合，新疆古代民族发展的过程就是众多民族不断发生民族同化、民族组合、民族分化的民族演变过程，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吸收的过程。每一个民族在发展中，都会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民族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发生民族演变整合的过程。今天新疆境内由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当代文化形态，既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中原文化、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各种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积淀的结果，又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变迁、发展的结果，是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历史。新疆绿洲文化应该是并列于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又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对前三种文化元素的一种整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元素也时常处于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中西多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震荡、碰撞、辐射、扩散，形成了民族性、地域性、多元性、复杂性、开放性、断续性的新疆绿洲文化。［2］

二、新时期新疆绿洲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困惑

民族文化在为新疆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自身发展的新挑战。在现代文化发生激烈影响中，民族文化实现转型的进程面临不少问题、困难和危机。

1.西方文化的渗透及宗教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严重威胁着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新疆是我国少有的中西方文化交汇地区，历史上受国外思想文化影响很大。新疆的文化形态受宗教文化影响也很深，文化传播方式落后。解放初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煽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盛行，对中华民族文化中爱国、团结和统一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追求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特别是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利用新疆特殊地缘条件和周边环境进行勾结，对新疆境内进行文化渗透，宣传分裂主义思想，更是对新疆绿洲文化的一种冲击。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扩展和延伸。尤其是近几年，通过互联网更有“提速”的势头。这些都对新疆绿洲文化构成一定影响。

2.市场经济环境下，内陆文化特别是东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新疆绿洲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不断演化共同发展的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日新月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创造着经济文化发展与创新的神话。与之相伴而生的各种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新疆绿洲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地域和空间对文化的影响日渐弱化。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草原文化、农耕文明逐渐向城市现代文明过渡。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新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这些都对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中新疆绿洲文化自身演变发展面临的瓶颈

由于新疆绿洲文化存在的独特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新疆绿洲文化在拥有独特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有其一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电视、电影、网络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媒介。高新技术的魅力是巨大的，对人们的吸引也是强烈的。大众传媒的影响无处不在，它们在改变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一个新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通过现代大众传媒获得感受和感知，增进彼此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现代大众传媒成为人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成为价值意识和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依托。在此种情形下，人们的娱乐和交往方式也发生着多元化的变化。新疆绿洲也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开放的社会组织，受着现代传媒的影响，面临着文化信息多样性的冲击和激荡。

4.新疆绿洲文化、以屯垦戍边精神为核心的兵团文化及新疆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新疆绿洲文化与兵团文化及新疆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了多元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既是新疆社会深层次稳定、发展的基础，又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新疆各民族、兵团与地方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沟通、融合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繁荣、发展等共同理念之中的过程，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融合各民族、兵团与地方优秀文化结晶的共同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在共同的社会基础上，各民族、各群体之间求同存异，将在适当时空中留存的多元文化与一体化要求协调、统一起来，使多样性与一致性、多元化与一体化相统一的和谐文化作为新疆多民族共同体的背景，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中，促使新疆多民族文化统一体生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三、“四个认同”和“新疆精神”教育成为新时期新疆绿洲文化发展的新机遇

总书记指出，在新疆要深入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宣传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四个认同”教育为今后新疆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内容。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张春贤提出的“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是新疆人扎根新疆，以天山雪松、绿洲白杨、戈壁红柳、沙漠胡杨这四种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生长的植物的特殊风骨和可贵精神感召、激励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坐标。“新疆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新疆的地域体现，是新疆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坐标，是引领新疆发展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衔接、相互贯通和内在结合，从而使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j］.红旗，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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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体育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已有的研究中对如何发展高校体育文化还没有给出有价值的解答。传统理论认为可以将高校体育文化分为四个类型，即校园体育物质文化、校园体育精神文化、校园体育制度文化和校园体育行为文化。但是这样的划分方法无法回答为什么不同高校间的校园体育文化风格会迥然不同，有的高校拥有传承多年的体育文化传统，而有的高校则有着丰富多变的体育文化体验。因此本文从文化传承与创新出发，具体分析山西省四所高校的体育文化类型，开拓了高校体育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为高校建设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文化工作提供借鉴和理论指导。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本文利用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查阅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与高校体育文化相关的论文，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2．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视角设计了高校体育文化类型问卷调查表，调查对象是山西省四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这四所高校分别是: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和晋中学院。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后得到有效问卷392份，有效率为98%。

3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回收问卷后进行信度分析得出，测量高校体育文化传承导向维度题目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是0．832;测量高校体育文化创新导向维度题目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是0．770。一般情况下，问卷的信度系数在0．70－0．80就是相当好的，说明高校体育文化创新导向维度的测量题目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采取专家效度的方法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请5位专家对高校体育文化测量题目进行评价，专家们基本肯定了这种维度划分方法及题目设计，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4结果分析

4．1高校体育文化类型

高校体育文化的传承导向、创新导向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呈正相关。这就说明在一个高校中可以同时存在传承型与创新型两种高校体育文化，区别只是传承与创新的强度不同，而且这两种导向可以相互促进。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可以将每个导向维度分成两半，便出现四种类型的高校体育文化，如图2和图3。(1)传承导向型高校体育文化，表现为高校在发展体育文化时注重强调与传承已有的体育文化传统;(2)创新导向型高校体育文化，表现为高校在发展体育文化时更富有开拓与创新精神，注重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发展;(3)双高型高校体育文化，表现为高校对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非常重视，两方面同时得到了发展;(4)双低型高校体育文化，表现为高校的体育文化既没有体现出创新性也没能将已有的体育文化传统进行良好的传承。

4．2山西省四所高校体育文化类型分析

表1是山西省四所高校在体育文化传承导向维度和创新导向维度上的得分表，可以看出太原理工大学在两个维度方面的得分均比较高。图4和图5是山西省四所高校在体育文化传承与创新两种导向维度下的箱图，箱图能够更加直观反映样本的整体分布情况，箱图中间的横线是样本的中位数。对比两个图可以看出，太原理工大学在传承导向和创新导向上箱图的位置都较高，可以将其分类为双高型高校体育文化。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晋中学院在传承导向上的得分均不高，但是在创新导向维度上得分较高，超出了平均水平，因此可以将这三所高校的体育文化分类为创新导向型高校体育文化。

5结论

5．1高校体育文化的传承导向与创新导向具有相关性

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视角下可以看出，两种导向维度的高校体育文化并不是两个极端且不可共融，事实上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就说明一个高校的体育文化可能不是单纯的传承型也不是单纯的创新型，而是两种导向类型的并存，只是导向性的程度不同而已。这两种文化导向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有导向性不同的区别。

5．2高校应当探索发展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高校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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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兰州鼓子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路径 论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民间泥塑的传承与创新 浅论民间越剧的传承与创新 论民间玩具的装饰寓意 论唐山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论民间舞的传承与发展 研究民间歌谣的传承模式与教育创新 论传承与创新 论清代服饰的传承与创新 实践:生态人性论的缘起与现实路径 论和谐家庭建设的实践要求与现实路径 汽车营销方式创新的法律环境与现实路径 河南民间玩具的创新设计思考 民间工艺中传统布玩具的创新 镖局的生存空间与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创新 论中国民间玩具的文化特性对现代玩具设计的启示 民间曲艺的传承与发展 探析民间美术的传承与保护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3] 李砚祖：《装饰之道》，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

[4] 潘鲁生：《艺术学之道――张道一从教六十年及艺术学思想研讨会纪念文集》，149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11。

[5] 张仃：《民间玩具锁谈》，38～39页，《装饰》，1997（6）。

[6] 王连海：《中外民间玩具异同比较》，91页，《中外玩具制造》，2004（1）。

[7] 李立新：《自信：中国民间玩具“玩”的特质》，12页，《装饰》，2009（7）。

[8] 王金磊：《中国传统玩具所体现的互动性思维研究》，汕头，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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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曲艺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发起主办，苏州市评弹团承办的“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2007年7月4日至6日在江苏省苏州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40多个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机构、曲艺研究机构及部分省市曲艺家协会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论坛。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副司长蔺永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昆，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刁惠香，以及江苏省和苏州市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祝贺。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等单位给论坛发来了贺信。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苏州市评弹团团长孙惕分别主持了论坛。参与论坛的代表根据“拓展曲艺研究学术视野，探讨曲艺创演经营实践，交流曲艺演出经验教训，强化曲艺行业协作意识”的宗旨要求，围绕“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这个主题，交流了他们在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对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功能定位的新理解与新认识。论坛结束时，通过了《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苏州）宣言》，酝酿成立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为主席单位，与会各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和研究机构为理事单位，参与论坛的各地曲艺家协会代表为观察员的协作组织“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理事会”，为论坛的持续举办确立了必要的机制，搭建起相应的平台。这里刊发有关领导讲话和部分发言摘要，其间传达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编 者

2006年7月4日至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发起，全国30余个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机构、曲艺研究单位和部分地方曲协参与，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了旨在“拓展曲艺研究学术视野，探讨曲艺创演经营实践，交流曲艺演出经验教训，强化曲艺行业协作意识”，主题为“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的“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

论坛的创办和首届会议的举行，是在世界范围因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刺激而奋起保护包括曲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强化各地各类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传承曲艺艺术、保护曲艺文化、推动曲艺创演、繁荣曲艺市场和促进曲艺研究方面职能与责任的考虑，组织发起的。目的是通过论坛的形式，给曲艺文化的保护和曲艺事业的繁荣，提供一个持续强劲的思考交流平台和宣传舆论讲台。让各地的曲艺表演艺术团体不分规格与级别，平等参与，切磋研讨，通过工作交流和理论探讨，建立横向联合，加强行业协作，共谋发展繁荣。

首届论坛在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圆满成功，形成诸多共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是传承曲艺艺术的专业大本营和繁荣曲艺创演的重要工作母机。在当今保护和弘扬包括曲艺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潮流中，更是扮演着延续曲艺血脉、孵化曲艺人才、创演曲艺节目和传播曲艺文化的重要角色。要继续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这种核心地位，强化自身的专业身份和历史责任，充分发挥艺术重镇和业务中坚的功能作用，承担组织领导工作的曲艺团团长们，更是肩负着至为崇高而又艰巨的使命！同时保证：将通过自身的有效组织和努力工作，为曲艺文化的保护和曲艺艺术的繁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会议认为，在当今曲艺文化的传承出现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情势下，加强研讨交流，凝聚理论共识，对于指导曲艺保护和繁荣曲艺创演至关重要。通过论坛交流，互相切磋启发，可以减少工作盲点，提升工作效能，是当前做好曲艺工作的有效手段。

与会代表密切联系曲艺事业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实际，紧紧围绕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本身职能和行业责任，踊跃而又充分地交流了各自团体的生存状况与发展前景，热烈而又务实地讨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曲艺表演艺术团体传承保护曲艺艺术的艰巨任务与崇高使命。大家认为，新世纪新时期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职能和作用，不再是仅仅通过创作和表演曲艺节目为社会和观众提供相应的精神食粮，在推动曲艺事业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丰富和繁荣文化市场；而是同时担负着深刻传承曲艺艺术、不断孵化曲艺人才和广泛传播曲艺文化的多重任务。近些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但由于全社会对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功能认识和职责定位，还局限在过去传统的窠臼之中，没有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语境下重新确立其作为传承曲艺血脉和保护曲艺文化核心机构的全新地位。所以，才出现了现实中是完全被推向市场还是相应扶持保护的不同对待与两极思考，出现了是属事业发展中间还是产业发展对象的迷茫与尴尬。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策层面到实践环节都能够予以明确和厘清，则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当展势必无法真正承担起传承曲艺血脉的核心重任。大家一致强调，曲艺要在当代持续健康繁荣，首先要本质地继承其艺术的传统，然后才能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才具有持续繁荣文化市场的资源与资本。尤其在当今时代，不立足于全面深刻地保护和传承其艺术血脉，仅仅靠着单纯地创作和表演曲艺节目，会使自身的文化生态更加恶化，会使艺术的创演之路失去依托乃至迷失方向。与会者呼吁，有关方面要全面研究和及时明确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新形势下的这种新职能和新定位，尽快颁布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保障。

会议注意到，一些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由于一味趋向产业化定位和市场化经营，在创作演出曲艺节目较难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排演了一些不属于曲艺艺术形态的戏剧和歌舞节目。这对增加演出团体的经济收入、展示曲艺家一专多能的艺术风采并无不可，但对曲艺艺术的传承和曲艺文化的传播却很不利。许多采用曲艺手段创作演出的戏剧和歌舞节目，因为是“化我为他”而非“化他为我”，致使艺术活动的“手段”和“目的”在经济效益上实现了统一，却给艺术的认知带来了混乱，给曲艺团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稳住曲艺的创演阵脚，迫使曲艺团为了“养家糊口”纷纷改行经营，传承和保护曲艺的这些核心阵地就会逐渐“失守”。观众如想再去欣赏优秀地道的曲艺节目，就会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这种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考虑而放弃自身经营本分并牺牲自身艺术传统的做法，对于当下的生存或许有益，但对曲艺的艺术传承和文化保护，却是十分不利的，有必要提起大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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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画；传统笔墨；创新思维

中国画的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传承。是历代无数优秀画家的艺术结晶，是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它深刻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特征和审美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博大精深、包容万物的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是一个继承和传承的传统，更是一个不断创造与革新的民族。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一切艺术文化之源。中国画这一表现形式演化成为追求笔墨观、色彩观、线条观，造型观，表现内在精神、意境、情感，思想的特有审美，中国画体现在用笔、用墨、用色，用线等诸多方面上，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画独有的风格，语言，和面貌。中国画是中国几千年来历代画家创造出的许多珍贵的作品和绘画理论,我们应该珍惜并继承传统，继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宝贵财富。

绘画是创造性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新。然而中国画的创新问题，是中国画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课题，也是历代画家都一直在追寻和探索的学术性课题。中国画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表现样式，它的材料和表现形式都有别于其它任何画种，中国画特有的理论和笔墨语言是创新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提，要想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首先我们应当深入的了解传统，学习传统，尊重传统，尊重传统所留传下来的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遗产，和民族精神。继承传统就是为了更好地深入学习传统，传承中国文化，这虽然是某种表面意义上的程式化，但也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族性和民族化。在学习和探索中国画传统的同时不能忽视创新，任何传统都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否定传统就是否定民族文化，否定创新的艺术就是无生命力的。正确的继承传统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理论家谢赫就提出了“六法论”。其中一法便是“传移摹写”，就明确了对于传统的重要性。而对于中国画传统的理解，李可染先生曾说：“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又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和打出来都是很难的，但只有经过这样的体悟和感悟。才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传统，体会传统，正确的对待传统。学习中国画，就要熟练的掌握中国画传统的理论体系，基本表现技法,继承传统中国画的优点,在其基础上积极的探索中国画新的笔墨语言和表现技法。但绝不能失去笔墨.丢掉中国画最本质的特点。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筛选与验证后成为经典,其中包含了历代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对传统精髓的继承与创新。要继承传统的精髓，但又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发展去创新。因此中国画的创新离不开传统, 作为中国画，离开了传统离开了笔墨也就没有了根基，没有了规矩。也就割断了理想与现实联系的血脉。放弃民族特征的创新就是彻底否定了中国画的本质，更是彻底的否定了中国画的民族性。我们只有坚持民族传统，在继承传统笔墨技法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从而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思维方法，现代的材料去不断的创新，努力将自己的现代审美情感，现代审美意识，现代审美感悟，融入到现代中国画的创作中去，体现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画创作理念和中国画创作样式。从而使中国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形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和艺术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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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化创新

在纪念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概念，并指出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创新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只有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才能使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生生不息。文化创新也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从来不能脱离具体时空抽象地进行文化创新。我国当前的文化创新有其特殊的语境，在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奠基下、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又进行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主流文化领域共同存在和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争议与问题。

从文化创新本身就是一场创新的思维和实践活动这一角度来看，文化创新是指在创新主体对创新理念的认同和倡导下，坚持时代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原则，运用符合事物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和手段，对文化内容、文化模式、文化体制等一切文化范式进行新的建构、重铸和转型，最终实现对文化、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在文化创新过程中体现了理论思维和社会实践的统一。具体而言，文化创新是一场创新活动，这一活动包括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这里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文化创新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法原则等一系列理论思维;“实践活动”则是文化创新的营养来源，在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的进行。

从文化创新的发展机理来看，实现文化创新，要经过文化问题、文化自省、文化反思，形成文化自觉。在当前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各领。将这三大文化综合划分成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以辨别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为前提，加以选择地继承、借鉴、发展，这同样也是一场文化创新。在这三大文化领域中，要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的文化作用，实现理论思维和社会实践的统一，同时，在文化的传承、借鉴和发展又重点突出和体现了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

一、继承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

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不仅要“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还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这就是说，文化创新首要的就是使文化在流传中实现“继承创新”。

（一）本土文化的创新

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文化创新的基础。一提起“传统”，多数人首先考虑到的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有学者提出“老传统”、“新传统”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为‘老传统’，马克思主义则为‘新传统’”。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民的认识、选择并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就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所谓的“新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继承”重点是指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他们共同构成“本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继承创新主要表现为在原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发展需要、时代需要，进一步拓展、补充、丰富和完善，并将新的理论具体的运用普及到社会过程中。宋明理学的创新则是在综合了几种其他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果。重点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体化，这些都是文化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时代的发展，普及到社会过程中，是走向实践的创新。

（二）打牢文化底气，牢固创新根基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基。在理论上加深认识，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本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关键。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面对文化呈现的多元态势，由于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知孰适孰舍加以选择，文化创新不是挥刀断绝绵延的文化血脉，而是以“固本”为基础的“开新”。

首先，在态度上重视。对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既要有着一种坚定的自豪，给予必要的尊重和重视，又要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宏观格局中来考察，既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又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其次，在现实中理解。文化是伴随着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过滤而积淀下来的，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除文字研究外，应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去考虑。只有尊重本土文化、理解本土文化，才能打牢我们自身文化的底气，进而牢固文化创新的根基。在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打牢文化底气，牢固创新的根基，继承与创新并不是矛盾的，继承是创新内在规律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文化创新正是在本土文化沃土之上的继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又是文化创新的根基。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其发展和成熟无不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经过许多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努力，积累修正和补充完善，深刻地体现了文化创新在继承本土文化中的民族特色。

二、借鉴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文化创新不是不加鉴别的齐头并进，而是在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之下的差别化发展，这就意味着要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世界形势，汲取不同国家文化的先进、合理的成分，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一）外来文化的创新

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也就是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内在规律和必须遵循的原则。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交融，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局面，文化创新只有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吸收、借鉴其有益养分，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繁荣。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但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质还是一种外来文化，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历史文化，在进行文化创新过程中，同样要得到重视。

对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借鉴创新主要表现为摹仿、借鉴已有的外来文化资源和典范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活动，综合融会成符合自身国家国情和发展现状的新的文化成果。在这里，对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借鉴创新又有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对两者的政治立场上。对西方历史文化，我们要吸收借鉴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清楚西方文化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虽有许多文化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在借鉴中要保持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我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因此，在对外来文化的创新上，一定要端正立场态度，在此基础上有区别地创新。

（二）正确面对差异，增强创新活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文化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这也就难以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如何在面对差异，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为自身文化增加新鲜血液，增强创新活力，是实现外来文化创新的重点。

首先，要正确地承认和理解文化差异。并在此前提下尽量避免文化冲突的发生，对于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正确的态度就是承认它，通过文化对话的方式解决文化差异，并思考化解文化冲突的办法。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中寻求文化融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自我文化的发展。其次，在正确“度”的前提下创新，不断输入促进文化创新的新鲜血液。在对待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态度上，要有正确的“度”，不能过度的全盘接受，不加选择地一味仿效西方文化行为，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也不能盲目地全盘否定，应予以有选择地借鉴，有区别地对待。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和世界特色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发展本土文化并不意味着拒斥外来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也不意味着摒弃本土文化。在借鉴中创新，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彰显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三、发展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时代特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领域的交锋中，实现继承、借鉴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同时又要在发展中实现继承和借鉴。所以，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发展。要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三大文化领域的结合，同时又要促进社会发展。二是指发展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要不断发展“中、西、马”三大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场文化创新。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创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主要是在既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现各种思想观点或艺术形式等文化成果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将其有机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诞生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同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创新融合而成的，是先进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剖析文化两面，升级创新高度

对文化的创新，不应定格于现时现地现状进行静态的观察分析，而应以发展的、联系的审视目光分别从正面与反面、时间与空间维度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与判断，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

首先，从正面与反面认识文化。任何文化在不同方面都具有正反两面性，也就是同时具有精华和糟粕。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文化的价值不同，进而文化创新的方式也不同。要科学地辩证地看待文化和文化创新，不能执念于一种方式，在学术研究中反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其次，从时间与空间认识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回溯文化历程，审视文化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对自身文化积淀做出正确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认定，从中增强文化自信，强化文化创新。在空间维度上拓展文化认知事业，在面向文化多元的发展特征中，在不同范围的视角反观自身文化，认清对自身文化的定位，找准文化创新的方向，强化其推动力。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创新，这种创新是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坚持和发展。

文化创新的最直接的成果则是经济发展。任何文化产品，不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出新、丰富，最终都要有益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产生必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在实践中检验创新，用经济事实反映直接成果。文化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幻想层面，最终要通过创新而转换成老百姓喜闻乐、易于接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载体和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领域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充分体现了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世界特色以及时代特色，并不断地进行着实践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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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春华.有关文化创新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2011（3）.

[5] 李修松.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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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手工艺术 高校艺术教育 人才培养 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文明的具体表现，共同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但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依存的载体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它需要依托特定的文化氛围及群众环境，在传承体系上也存在很多欠缺，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种种原因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此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古老的文化形式正接受着巨大的冲击，有的渐渐失去了其本来的面貌而逐渐被同化甚至异化，有的则因为失去了传承和发展的土壤而尴尬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因此，我们需认识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不容忽视并迫在眉睫。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高校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殿堂，与其它类型的教育机构相比在文化、知识的普及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它不但能为年轻一代创造全面、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科学、系统的学科结构也能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探究，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很大的帮助。但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弊端。高校教育体制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使得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缺乏实践经验、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此外，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分科，也使得学生所学知识片面化，不能很好地达到各学科知识间的融会贯通，特别从对我国文化本质的传承上讲，这大大阻碍了传统文化的延伸与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非固态表现，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人民群众对社会、文化、艺术、宗教、习俗的综合诠释，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何种方式保护与传承，都不能背离其本源，不能忽略其生发的土壤。高校教育体制因看到自身的优势，重视实践对理论学习的积极意义，打破学科间的知识壁垒，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发挥着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中，手工艺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它通过民间手工艺术的形式创造出各类工艺制品，目的是配合民俗活动，同时也是为了美化生活。故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艺类型既有文化性，又有艺术性，同时也因以传统的手工技艺为表现方式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与当前高校体制中的艺术教育有着一定的联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的保护与传承，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为例，在近年来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上，就体现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视与推广，以及对传统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在一定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开设全校艺术选修课――重塑传统文化语境，扩大群众基础，培养潜在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以鲜活的个人生命为载体，以农耕文化为源头，世代传承的非固态的文化形式表现，它出现并存在于传统民俗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既脱胎于民俗，又成为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而，无论古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或发展终归要以民俗为依托。但是就今天的社会文化形势来看，农耕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工业文化所吞噬，民俗信仰遭遇了近百年来主流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时代，显然被烙印上了老旧的、过时的标签，人们逐渐淡忘了民俗，背离了信仰，以往一切依托于传统的文化形式变得惨淡而无力了。因此，对民俗语境的重塑、传统文化的普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前提。

南阳师范学院近年来在全校的艺术选修课中开设了一门名为《民间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的课程，吸引了全校各学科学生的积极参与。剪纸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诞生于民间，群众基础广泛，表现形式丰富多彩，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的典型类别。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课程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剪纸的同时，也涉及对与剪纸艺术有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如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和各地人文特色等的讲授，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认识、理解民间传统剪纸艺术，同时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课程对传统文化起到了宣传与普及的作用，相应的，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识与接受的年轻群体，对于保护与传承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此外，此课程还注重对学生创作能力的激发，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动手创作，一些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培养了对传统剪纸艺术的极大兴趣，并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初步掌握了民间剪纸手工艺的表现方法，经过自身的艺术创作发挥，也能创造出一定水准的艺术作品来，从艺术实践的角度上看，此课程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民间手工艺术的兴趣，也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艺术欣赏及创作水平，这既配合了国家素质教育对于美育的要求，又对培养、发掘民间手工艺术的潜在人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艺术类专业学科建设――延续民间手工艺术的生命活力，推动产业化优质发展。

相对于固态的物质文化而言，非物质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拥有鲜活的生命载体，它以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为存在基础，以愉悦民众为存在目的，无论所有者或接受方都是有着主体思想和审美情趣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始终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主要形式的，通过口传身授来进行知识、经验的传递。然而，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时今日的传承过程中遭受了“人亡艺绝”的尴尬境遇。一些遗产类型的所有者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因为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认识，或认为学习继承它们无法为自己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而不愿意去学习、去继承，造成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后继无人。教育机构的相关支持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高校艺术教育尤其对民间手工艺人才的培养有着直接作用。

高校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将民间手工艺术引入课堂，使学生在系统的学习过程中，科学、理性地看待传统艺术形式，并能够借助不断训练的艺术造型能力、审美能力，发挥自身的艺术特性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个性化诠释。我们应看到，一方面学校教育对传统手工艺术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授是系统的、理性的，能够在艺术研究的过程中把握其变化规律，尊重其原真性。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肯定学生的个体能动意识，鼓励学生对传统手工艺术在内容与语言形式上的创新发展，为传统艺术形式注入新鲜血液。高校艺术教育相关学科的设立，直接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传承人的问题，同时也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术的产业化道路提供专门的高层次人才。

针对当前艺术类学生的就业压力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继承为契机，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大胆拓展专业学科，成功开设了玉雕专业，利用镇平玉雕的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与南阳独山玉的地域材质资源优势，积极培养玉雕专业人才。镇平玉雕以雕刻细腻、造型新颖而著称，于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95年镇平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玉雕之乡”。以产业带动传统手工艺术发展的模式在镇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镇平县玉雕加工企业近万个，从业人员12万人，个体加工产值10亿元，以镇平石佛寺玉雕湾、镇平玉雕大世界为代表的专业市场已成规模，产品畅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手工艺的产业化不但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商业环境也为其融入了新兴的时代多元文化元素，增强了生命活力，产业化带动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使传承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然而，在稳定的产业基础上如何实现进一步提升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南阳师范学院玉雕专业的建立使得培养高层次玉雕人才成为可能，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玉雕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绝不局限于手工艺技能的传授，而是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通过相关传统艺术理论知识和玉雕理论知识的讲授，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同时，学校还配备了玉雕工作室，聘请经验丰富的玉雕技师对学生传授经验知识和实际技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对专业理论进行创造、发挥，培养出既具有艺术理论基础和审美修养又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手工艺术人才，这与现在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初级技术人才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对镇平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质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传承的部分可行性方式在高校艺术教育体制中看到了基本雏形，南阳师范学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传承的推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校内产生了良好的传统文化艺术学习氛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文化环境，在实际意义上也为传统手工艺术培养了后继人才，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保护与传承的有力推手。我们应触类旁通，发挥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作用，培养人才、塑造人才，有针对性地对这种传承方式进行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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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靖，张牧.保护还是破坏：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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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视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

“档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相当于“根”或“核”的那一部分。” 可以说，档案是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文脉得以传承创新的基础。高校是一个缩微的社会，高校档案真实记录了高校的校风校貌、办学思想等，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更是高校的一笔宝贵文化资产。那么，如何认识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实现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需要哪些条件保障？笔者首先从“高校文化”的含义说起。

一、“高校文化”的含义

要弄清楚什么是高校文化，我们先来看看“历史文化”一词的含义，“凡是人类所创作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正确或者错误的感知，科学（包括伪科学）、技术、理论（包括谬论）、礼仪制度、婚姻家庭、文化教育、语言文字、衣食住行、民俗风情等，都属于历史文化现象。”可见，“历史文化”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由此引申开来，根据文化的形态和结构，高校文化可分椋1.物质文化。主要是校园建筑、校园文化地标、人文景观、文化活动场所及设施等，它们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2.制度文化。它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维持高校有序运转的一个重要保障条件。3.行为文化，它是高校师生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与交流、科学研究、学习生活、文娱活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4.精神文化。也叫“观念文化”，是高校在办学历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鲜明个性，体现高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学风、校风、教师职业认同感、归属感等。如果说文化是高校的灵魂，那么精神文化就是高校文化之魂。

二、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

档案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人比喻说：“档案恰似一个无形的纽带，将人类的昨天、今天、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某一社会群体档案的消失，就意味着其文化的灭亡。”高校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决定了它是高校“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重要依据，是高校保持其文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的重要基础和有效载体。

（一）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产物。从长远看，高校的成功办学，必然要依托一定的文化，档案既是高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高校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各高校竞争意识、品牌意识、形象意识等现代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把建设的天平倾向文化建设，提出加强高校内涵建设的发展战略，这为高校档案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内设机构的调整、重组，人员的流动，人才培养、引进等各项工作机制的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数量庞大、门类众多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有相当一部分会因其价值性而转化为档案，成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一句话，高校的任何能提上领导日程的工作、活动，都需要文件来推动，所以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相应的文件材料，而随着相应工作、活动的结束，这些文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将会成为档案。

（二）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依据。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具有一定的甚至深厚的基础和源泉――种类丰富且价值较高的档案。“档案是文化创新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从档案中吸取历史文化的精髓，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判断；也表现为人类可以在借鉴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就高校而言，档案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高校历史文化积累的重要手段，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依据。校园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高校文化的传承创新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比如，每年一届的文化节、体育节、艺术节、读书月、“6.9国际档案日”、美食节等活动，都会留下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恰似源头活水，为后来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依据，使高校少走弯路，早出成果，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文化。反之，如果我们不重视档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重视档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就无从谈起。比如，某高校刚转型升格，正需要大力宣传，吸引优质生源和优秀人才，于是决定制作宣传片和成立校史馆，但是当工作人员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时，最能反映学校发展历程的大事记、组织沿革、有价值的校园建筑老照片、校友资料、教学科研成果、印章等档案资料十分匮乏，给宣传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这就是由于当初相关档案资料的征集没有顺利开展，或者执行不力，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基础工作没有做到位。

（三）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精神的表征。一所好的大学，必然有深厚的档案文化作为其内在支撑。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生活是“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结果，最重要的当然是文化的形成和积淀。高校档案由于其凭证价值、查考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必然成为学校的文化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所高校没有档案，那么它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积淀，或者说高校的文化发展将会出某种程度的“缺失”和“断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就会失去佐证材料而变成传闻。难怪有人说：“如果说文化是运动着的长河，那么档案是与这条长河同步运动的记忆长卷，没有档案就没有文化的进步。”高校文化需依靠档案才能实现永久保存，高校档案正是以物态的形式记录高校教学、科研、党政管理、基本建设、外事、财会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反映高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发展程度，“任何一所高校的历史都是一部大学文化不断传承和延续的历史，高校档案就是实现这种传承和延续的桥梁和纽带。”

三、实现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条件保障

（一）丰富馆藏，积累档案文化资源。档案收集是丰富馆藏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高校档案收集工作仍然困难重重。就学校的整体管理而言，档案工作属于“学校‘微观管理’的范畴，但它必须获得‘宏观管理’的依法指导，否则就会偏离方向和失去控制，因此不能让其游离于学校管理体系之外。”而能进行“宏观调控”的当然只有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档案能否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其前提条件是领导是否重视，对于档案业务的起点――档案收集来说更是如此。高校领导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档案工作的顶层设计，将档案工作纳入高校管理的“法制体系”，并身体力行，做贯彻执行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和学校档案管理规章制度的带头人；批准或制定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尤其要将档案管理“三纳入、四同步、五参加”制度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真正落到实处；各处室、部门领导要增强档案意识，督促部门兼职档案员做好平时的资料积累、归卷工作，按照相关规定按时归档。此外，高校还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广大教职员工、老校友、老领导主动向学校捐赠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重大科研课题材料及科研成果（奖状或证书、自编教材）；珍贵旧照片；领导亲笔手稿、论著、工作笔记、学校办学历程中使用过的印章印模、校际交流互赠礼品；艺术作品（字画）、学校宣传画册；学生证、工作c、饭卡、毕业证及学位证原件或样本等。

（二）开发馆藏资源，重视档案编研。高校档案编研，是满足广大师生及社会利用需求的一种有效途径，必须立足于高校档案馆（室）藏档案，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辑史料，编写档案参考资料，参加编写高校史志。因此，高校档案工作者要有现代档案意识，将档案视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主动熟悉并研究馆藏档案，梳理系统素材，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高校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逐渐理顺，有学者开始认识到，编纂高校年鉴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对外宣传，彰显学校办学实力，树立学校品牌形象，打造高校文化精品，于是，纷纷编纂年鉴，掀起一股高校年鉴风。因此，在新形势下，高校档案工作者应本着对学校历史负责，为教育事业服务的精神，做好档案工作，研究馆藏档案，挖掘各类档案所蕴含的信息，对其进行科学整理和深度加工，重点抓好以高校年鉴编纂为中心的档案编研工作，通过此项工作，形成二次、三次信息，争取出版发行，进入流通领域，为广大师生创作优秀的档案编研成果。

（三）多措并举，适度开放部分档案。档案开放原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1794年，法国颁布的“穑月七日档案法令”进一步明确了法国所有公共档案馆实行开放原则。后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认识到开放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早在1992年的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挪威档案学家列维・米克伦在其所作的《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性》的报告里，强调档案的重要性在于“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可见，开放档案，使人们了解档案的信息内容，是人们参与民主管理、实现自身民利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高校档案馆的保密性机要性仍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档案“藏在深闺人未识”。 因此，一定条件下，多措并举，适度部分开放档案，发挥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弘扬学校优秀的办学传统，展示办学实力，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可以通过设立独立的阅览室，为人们利用档案提供固定场所；编制开放档案目录、计算机查询系统、全宗指南、档案馆指南等检索工具，为人们利用档案提供方便；拍摄专题片，举办专题展览、打造特色档案网站等，有条件的高校，要抓住机遇，成立校史馆。新形势下，高校领导要有这样的认识：校史馆是展示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高校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应加强建设，使其成为本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产物、载体、基础和依据，要充分发挥档案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必须要具备领导重视、馆藏丰富，档案馆工作人员钻研业务，重视档案编研工作，高校多措并举，适度开放部分档案等条件保障，相信在新形势下，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档案意识的深入人心和高校管理制度的调整完善，高校的文化内涵建设将会得到加强，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会为更多人的所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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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