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矛盾论文十篇-ag尊龙app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矛盾

[作者简介]张昊，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0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2-0044-04

2005年1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所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原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世界整体以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实质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整体性是最容易遭受忽视和受到损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损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被肢解、被否定、被片面化。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惯用的手法。他们通过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制造各种对立，如“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诋毁恩格斯的历史地位，把马克思和列宁刻意区分开来等等。还有人以肯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来否定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独立的部分等。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整体看待。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涵，抵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片面化，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到损害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受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三篇题目名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以及列宁在1913年为《启蒙》杂志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人们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想法，恩格斯和列宁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刻意把马克思主义分为这三个部分；--是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企图制造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被损害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比如割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关系，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式化，进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忽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科学，忽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功能，也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学习掌握内在矛盾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捍卫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完整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理论特质，即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是其面向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学科、各个阶段的。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现实实际达到的相互改造、相互转化的矛盾状态，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觉面对实践的挑战和世俗的偏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发展的整体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体现了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矛盾关系有：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

(一)内在矛盾关系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其发展历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从马克思内在矛盾关系人手，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难题，既能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特点，又能从微观上透视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

(二)内在矛盾关系是从理论自身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具有“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点。内在矛盾关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矛盾关系，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新挑战面前避免分裂的命运，从而保持马克思体系上的完整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之间的联系，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这些矛盾关系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中的理论困境，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内在矛盾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和发展阶段紧密联系成了整体，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特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度。

三、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有很多。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学科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层次结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角等等。这些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化。除此以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理论体系。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理论也不是僵化的，其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德国其他哲学严格区分开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统一起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环环相扣的整体。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于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二)从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功能、两种基本价值：一是意识形态功能及其相应价值；二是文化功能及其相应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功能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我们探寻真理的认知功能、提高人们素养的道德功能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功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可分割，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特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和对科学真理的具体阐释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旧的制度提供了可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体现了鼓舞无产阶级斗志的意识形态性。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努力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给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工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结合，决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从物质和意识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主义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理解世界的本质，把握世界的联系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基础。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物质与意识关系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问题；物质和意识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二者区分开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于物质和意识关系中，只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地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物质和意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四)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和理论期望在同化过程中不断成长的结果，这个生成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和历史的整体；另外，马克思主义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天才性的智慧和劳动以及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领袖、经典作家共同追求真理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传统理论、时代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必然的，是深刻的思想和实践来源。把握好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和脉络。

四、把握内在矛盾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把握内在矛盾关系的目的是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一)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意义

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出发，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思想的逻辑性，能够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整体性等，有利于我们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从内在矛盾关系出发，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2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写作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3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24-04

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关系的提出经历了从旧哲学向新哲学转变的长期过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基础，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并非是一个纯粹无主体能动性的机械客观运动过程，而是包含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发展线索的。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梳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提出过程，并试图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线索作为一种表象和历史发展坐标系的另一重主体向度，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形成、离而又转向科学的。

一、 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观向度线索的历史建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代表了青年马克思最高峰的观点。虽然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力”的概念，但实际并未引起重视，而是作为引述和摘录使用，因为此时的马克思正深受费尔巴哈理论影响，在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劳动“类本质”的外壳之下，仍然是充满价值悬设以及道德动机光晕的的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内核，并没有能够达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层面。但其实从“进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就一直坚持从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这两个方面来介入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研究，只不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始终受制于其经济学的理论水平”[1]。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试图用异化劳动理论来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本质，虽然马克思抓住了“劳动”“私有财产”这些关键词，但是作为马克思理想的劳动并非现实的劳动，而是置于价值悬设的“异化劳动”，而私有财产只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并没有科学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曾这样强调过：“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其实，这种对象化劳动就是后期生产力概念的原型，因为正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才体现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的遮蔽下开启了其隐性的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的最初建构。

到了《神圣家族》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的萌芽，但新的世界观仍未出现。比如马克思虽然提到“私有制”，但是此时马克思的理解重点在“私有”而不是“制”，即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制度，这跟后来马克思成熟时期所说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重视“私有”与重视“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而再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中。但是此时马克思使用生产力概念更多的是在批判生产力对人的奴役，比如马克思讥讽道：“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原初影响是巨大的。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本身也指的是生产的潜力，其实也就是对象化劳动能力，但囿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力，李斯特无法用哲学话语表达。而借助李斯特，马克思曾在《评李斯特手稿》中说过“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以不同于肮脏的买卖利益之外的方式看待”[4]生产力，这其实已经接近于承认生产力在一定的工业阶段的发展的客观性，对后来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客观性和历史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作为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现实的实践这个全新概念的时候，崭新的世界观出现了，正是实践的现实维度和社会维度所确立的崭新世界观的确立，使得马克思能够从社会活动层面的实践出发从而看到社会发展动力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具有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从而抛弃个体实践的外在矛盾的局限，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到内在矛盾运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基于新的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生产关系的概念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5]。虽然《形态》已经能够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并且生产是已经包括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等的总体生产。但是，此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达到逻辑上的终结，或者说，此时马克思对“关系”范畴的理解并没有达到“生产关系”的高度，而是停留在“交往关系”的层面上[6]。在《形态》中，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被理解为跟人相关的，还并不是后期的完成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为单纯的交往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是无法与生产构成矛盾运动的，因为交换过程其实是生产过程的表现，只有深入到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发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能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而真正开始做到这一点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到：“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7]这表明，分配、交换关系已经明确退出马克思理解生产关系的透视镜，不再仅仅从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而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马克思才能发现被掩藏在交换价值下面，也就是后来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此时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已绝不是交换的不合理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转而认为这种交换“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8]。这个“另一种范畴”就是剥削，也就是说进入资本章之后马克思之所以开始谈生产，是因为将资本视为一种生产关系过程。因此，对于生产关系来说，只有在越过交换关系之后才能领悟到生产关系的本真内涵。也正是在确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科学内涵之后，马克思才完成了历史发展动力的真正发现和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体向度的最终确立。

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主体向度线索的遮蔽与解构

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这对矛盾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单一形成过程。其实，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的主体向度，它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并非毫不相干与重合，而是相互关联和交织。可以说将这两条线索是同一个坐标系上不同层次的两个轴，共同影响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最终形成，而由于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对人的能力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线索。

马克思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线索，经由人本主义时期的将劳动作为人的理想本质的对象化，到逐步发现生产力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将物质生产的概念从经济概念中抽，变成一个哲学的概念，再到后期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成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特有的生产关系形式，看到“通过一种奇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9]。即看到生产关系的客观的进程性，才最终真正发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线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曾说过：“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10]但此时的矛盾指的是跟人的发展有关系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矛盾。可见，李斯特谈的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马克思谈的是人的发展，但其实内容是相近的，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人的发展只是来解释生产关系而已，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自由竞争中的劳动组织的矛盾的线索，但囿于此时的理论水平，还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后来的生产关系线索。因而，在《评李斯特手稿》中也有人的发展的线索，但残缺了生产力线索。随着新的世界观的发现，在《形态》中，人的发展线索与生产力线索就都具有了。

在《形态》中，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系形成的第一层次的矛盾也是客观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被理解为跟人相关的，凡是对大多数人形成破坏的力量的生产力仍然具有发展能力，这与后来的由于私有制的束缚而导致生产力的停滞不前是不同的。其实在《形态》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与物质生产已经搭建了桥梁，透过物质生产的平台来揭示人的能力展现。因而，如何判断物质生产有无问题，是看对大多数人的破坏还是积极的作用，这还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而推进到了第二个层次的矛盾观之后，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借用了经济概念，但是却没有掉入经济学概念，从人的全面发展到社会现实历史的发展，通过后者实现了前者，通过前者生产平台的展现演变成后者更为具有的阶段性的展现。前者是生成性的展现，螺旋式的上升，最终实现自由。所以说，为什么《形态》能够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点就在于它突破了单纯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向度线索，而转向了物质生产线索。实际上，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来说，社会物质生产并非中介而是一个限制条件，正是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放弃了单一的主体向度，而这对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线索的突破和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方式本身就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生产力概念不是马克思独创，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是建立在“社会”层次上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所表述的“经济危机”不是个人创造能力的丧失，而是失业，是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因此，生产力到什么程度，交往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反之亦然。马克思提出社会关系的概念，就是为了能够描述人的自由创造的能力――因为人的自由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一种自由创造的能力，而正因为只是作为描述性语言，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线索无法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感，因而只能作为生产方式矛盾的“包含”线索，成为对矛盾环节的展开的复杂的过程的表象，因而在《形态》中马克思所抓住的矛盾虽然还不是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但是已经是处在作为描述生产方式客观矛盾表现的包裹之中。因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多种形式的，当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表现为对个人的生产能力的束缚；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这种阻碍已经远非仅仅是阻碍个人的生产能力，而是阻碍整个社会生产力。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向度线索与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的建构是相互交织和促进的。历史不仅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也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过程。

三、一个简短的结论

虽然个人全面发展能力的线索与生产方式矛盾的线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常常被纠缠不清，即所谓主体的线索和客体的线索。但是，无论主体关系的异化还是主体性独立性等其实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狭隘表现出来的内容。在思考这两种线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两种线索确实可能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线索在《形态》中已经确定是一个本质的线索，而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这个本质的线索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

传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线索的问题在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同质性的话语。比如在资本逻辑中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其实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因为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一种自由交换，而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处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必要交换。当劳动在出卖劳动力时，实际上它的出卖内容、形式、方式都是被资本逻辑所确定的。而资本逻辑其实也是由生产关系的狭隘性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对资本逻辑的最终颠覆也仍然来自于生产方式矛盾的本质线索，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质线索的现象维度却是丰富的。因而，将生产方式矛盾作为本质线索的同时，看到人的能力发展线索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性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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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正东.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论析.学术研究，2005，（5）：13-18.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104.

〔3〕〔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7.261，272，259.

〔5〕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15.

〔6〕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34.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4

〔关键词〕 发展;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67-04

科学发展观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体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能够解决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的,并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的发展服务。如果两者相适应,那么生产关系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会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不仅发展生产力本身,而且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总体上研究和回答了“什么叫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并对其做出了价值判断,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以人为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新时期的充分展现。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每一个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意指“全面”,而且包含着“自由、充分、和谐”发展。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对人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马克思主张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从人的历史发展中研究人,指出私有制造成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产生全面发展的人。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不丰富的现时代,实现人的自由、充分、和谐、全面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过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既把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题中之义,又不脱离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指出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充分体现了牢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注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与价值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拓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拓展运用,充分体现了以和谐为主题的矛盾思维,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又把握矛盾的不平衡性,联系发展全面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于社会基本矛盾,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社会自身等的矛盾。

科学发展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又运用和谐的矛盾思维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矛盾思维主题由斗争向和谐的历史性转换。同志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矛盾的不平衡性,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科学发展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科学发展观注重对各种矛盾的统筹与协调,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和发展的总体特征。联系包括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及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发展则是前进中的变化,反映一种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这都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矛盾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全面发展反映了矛盾全局的发展。协调发展体现了矛盾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把握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普遍联系。可持续发展符合矛盾运动的前进性和发展性要求,遵循了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三、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党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对认识论的合理运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深入,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科学发展观同时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与矫正,传统发展观片面地以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崇尚“以物为本”,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历史教训。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并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也有教训和不足,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成员收入悬殊分配不均。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践和具体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指导,为社会实践服务。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顺应和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对实践作出的积极回应。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实践的积极回应,而且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找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超越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理性回归,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格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观。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执政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而清晰的历史自觉对自身使命和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倡导求真务实的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个主题,同时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清晰认识党自身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发展与创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用这一观点观察世界和指导改造世界,而且用它来认识和对待自己,把发展看作是自己的内在品质和要求。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经历列宁主义,发展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断发展创新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生命力。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过程中发展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同时,也以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实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本身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充分发展维护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贯穿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另外,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发展中得以实现。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5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第二，深刻性。《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第四，科学性。《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解说》将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哲学思想。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

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

三、总结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矛盾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04

党的十八大强调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基本要求[1]，进一步明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任务。但我们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成果闪耀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面临瓶颈问题的挑战。究其原因，学术界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研究的结构限制了该研究的实效性。因此，笔者试从社会生态逻辑矛盾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互动共赢问题，冀希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所助益。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的基本内涵

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态的适宜性与排斥性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具有直接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生态具有必然的关联性。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概念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该理论强调人与社会系统各要素在环境中相互作用，并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三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微观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互动，是评估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纳入社会生态视域思考，有助于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助于“社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生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生态系统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及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行为程度的诸要素总和。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界定。从宏观方面讲，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宏观时空因素，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国外传播环境、国内传播环境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大众化，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外的大众化，二者可以互相促进。从中观层面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微观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文化运行机制、生态环境机制等。从微观层面上讲，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思想意识、社会意识等。其既要面临国外受众群体，又要面对国内受众群体；同时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工作性质、不同文化背景等的群体。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内大众化的逻辑基点，又要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外传播途径；既要關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对象的整体性，又要兼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对象的个体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的逻辑衔接与效应双赢等。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涵盖和衍生了客体—介体—主体的逻辑层次，建构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双赢的逻辑架构。

1.宏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宏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一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必须面对其理论传播的宏观环境，包括理论传播的宏观社会环境、宏观社会时空、宏观观念载体、宏观传播载体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主观层面难以解决的实践客体因素，虽不能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行为，却能够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效应，其既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平台，又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宏观导向责任。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衍生的起点必然立足于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衍生的历史趋向。

2.中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内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介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内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以及理论接受的程度，而这两种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观社会生态因素。其重点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与传播的制度运行机制，涵盖了社会运行的经济机制、政治机制、文化机制、生态机制等以及其互相作用的循环形态。这种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双重特性，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土壤，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直接介质。国内外社会制度运行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制度完善发展的重要指南和载体，二者互为作用，在制度运行机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深化完善制度运行机制。因此，具体社会制度运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直接的现实联系，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内核。

（三）微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微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应如何，最终取决于其受众对象的接受程度，再完美的制度与理论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公民的接受程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也不能脱离其独特的对象群体，最终依赖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其主要包括公民的社会心态、道德意识、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社会意识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如何，最终依靠与这些问题的衔接程度，如果能更好地衔接公民社会心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能真正实现。否则，绕过公民社会心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公民个性生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直接的指向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矛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时空环境、机制运行、人文困惑之间蕴含了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境困惑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源流性矛盾凸显。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问题的过程中诞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对未来社会制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时代的批判性与未来的理想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基本根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与信任的重要根源。但当前时代特征却给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国外空间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重重挑战，对于那些不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的社会人形成了种种困惑与质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严重障碍，许多新的时代课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预测产生种种矛盾。如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多样性、转型国家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是难以预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逻辑方面预测社会发展，但不可能预测社会实践的种种具体问题与矛盾，而这些具体的矛盾与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体。因此，国外社会制度实践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表象性矛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惑。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表象性矛盾突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突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制度预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国内生成因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是陷入了发展的瓶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象性矛盾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在中国元素中植入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进程，这种进程的实践性必然会造成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化矛盾，这种表面化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层次，因为大众感受的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表层思考的，系统深入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的受众群体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实践内蕴了难以破解的矛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程是以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为主题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建构了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表层现象，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等，尤其是在我们的改革问题处在摸索阶段之时，其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众多的表象性问题，尤其是当今国民所面临的这些浅层矛盾，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带来的表象性矛盾，也造成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质疑，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进程，因为公民所希望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代中国表象性问题恰恰掩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传播质呈现复杂化

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变迁路径，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模式，独特的改革路径与改革开放格局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成就，但同时也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矛盾，实践运行机制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严重挑战。

1.制度实践特色探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典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开始探索的，其最核心的因素是运用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引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中，从而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发展的瓶颈，并在其经济基础模式之上建构了与其适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模式，这种制度运行机制从理论层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其表层运行机制却展现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理论界曾有人称马克思为“反市场”的学派；很显然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机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异同性。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制度模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制度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这种实践形态的浅层状态往往暴露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必然会影响社会受众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影响了大众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这种理论困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进程。

2.制度模式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本维度，在这个基本维度的主导下，探索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建构。

其一是理论模式建构。在经济运行方式方面，我们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在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等；从理论形态设计来看，这种发展思路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突破。

其二是实践模式建构。在实践模式建构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循，不可避免地借鉴和选择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符合探索的特性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路径。但在实践探索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发生了矛盾，这种借鉴模式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架构发生了冲突，冲击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价值观、利益观等，最终激化了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濟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运行机制尚存在很大的有待探索与完善的空间。

其三是制度模式建构的改革路径。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建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完成的，但独特的改革路径也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矛盾。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特点是渐进式改革，沿着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的基本路径运行，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探索。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必然会形成各种问题，探索式的改革思路也必然会使改革产生问题，这也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具有冒险性、探索性。但改革初期的这种特点是中国改革产生问题的必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改革的系统性、科学性。

总之，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以及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制度运行的规律性等，这种模式内在包含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弈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楔入点，在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从而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性。

3.制度实践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问题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运行机制衍生的社会问题为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问题的聚集影响了社会公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态，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受众范围。

首先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蕴矛盾。“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就存在着两条清楚的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市场的路线，另一条是与市场妥协的路线[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内质上存在冲突。社会主义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是重“公”而批“私”的社会形态；而市场经济则是以利润为导向，以少数人或投资者集团等为目标的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追求倾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机制，而市场经济追求则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市场公平机制；这种制度性质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特性之间天然存在一定矛盾，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必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在探索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合理融合，或者说赋予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性质，藉此以完善市场经济模式。但由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经验不足、摸索时间较短等问题，这种制度的融合性尚未达到完美状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理论的内质性与实践的探索性矛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内化生成机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经典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鉴于世界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我们不可避免地把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探索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这符合初步认知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经济基础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制度基础、社会基础、民众接受力等方面的理论了解并不充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融合问题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内生机制基础问题则处于相对薄弱阶段。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必然会经历一段比较尖锐的磨合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成熟的背景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也会影响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等综合融合的基本形态。事实证明，借鉴西方使得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内生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而促进了特色经济体制的形成，但同时也衍生了市场经济内生机制的种种矛盾与问题。这种浅层的融合理论悖论与实践矛盾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空虚架构与虚拟化、理想化的特征，社会人在“经济人”的矛盾怪圈中潜意识存在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德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播囚禁在理想研究的书院式空间，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最后是制度实践问题的客观性态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蕴的矛盾性致使二者的融合问题客观衍生。社会主义是一种涵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制度形态，而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源配置手段的一种经济形态，很显然二者的融合视角必然要从经济入手，这符合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采取了这种发展之道。但也正是这种发展之道客观上蕴含了问题矛盾的必然性，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民众心理机制等的综合社会形态，但这种建构过程必然需要一定的时空结构逻辑转换，否则绝对不可能形成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问题的存在就必然成了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正是耦合了这种路径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不仅仅给中国社会带来经济机制的变迁，同时也随之诞生了适应市场机制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这种制度运行机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实实践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诞生了诸如拜金主义、贪污腐败、司法不公、环保问题、经济外部性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困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更折射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加了严重障碍。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意识窘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确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主导的客观社会体制模式的基本形成，使得市场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基本定型。这种社会状态必然要求与社会体制一致的社会人因素，但社会人也必然在一定时空内产生与社会相矛盾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逃脱社会发展的逻辑困惑，其社会意识也会存在发展之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个人意识社会心理泛化。

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机制倾向内在契合了社会人追求利益的习性，激励社会人为利益而施展全部力量拼搏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所谓的“经济人”的自我特性，这种特点充分激发了个人的能动性、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本质上也激发了人性深处的自我本能，从而形成社会人为之奋发向上的社会状态。但市场经济的这种特点具有“双刃剑”式的两面性，这种极大的趋利性往往强化了个人自我的特性而忽视了社会他人的社会心理，加剧了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矛盾，这也是个人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旦这种经济领域的个体性扩散于其他社会领域，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泛化的社会状态，若对其缺乏规则制度的制约就可能带来难以破解的社会问题。这种个性泛化的社會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心理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从而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建构的过程中，同样难以避免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社会领域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社会心理泛化的状态，社会人的自我特性充分发挥，社会人的个体性被激发出来，但同时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衍生了个人主义问题，在与我国社会因素结合再生的过程中，个人主义倾向日趋强化，从而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逐渐强化，加剧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产生了一定冲突，以致阻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2.公义导向的社会心理弱化。

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看作是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两者的中介理论[3]，传统中国与西方欧美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追求多数人的社会公义理念与我国的社会公众心理基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对外开放范围的拓展，以及经济变更而形成了各種体制变革，国外种种社会思潮也随之进入我国，其中的西方价值观与我国传统价值观在彼此碰撞中易于发生冲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带来一定困难。

从历史来看，东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中国国民自古以“重义”和“重公”为文化主线，西方国民自古以来以“重私”和“重利”为其民族特色和民族个性，这种具有对立性的民主主义价值观造就了我国公民与西方公民不同的价值心态，在历史变迁中也沿袭了不同的历史轨迹，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型。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核心价值观伴随市场因素不断被引入我国，从而影响了我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博弈过程中衍生了种种问题和矛盾。更有甚者，东西价值观的博弈往往会掺杂一些封建主义的因素，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全，市场经济与封建主义博弈诞生了畸形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最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

3.公民市场心态的无序化。

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规则的健全，更在于遵守社会制度规则的公民状况，而积极健康的公民社会心态则成为公民意识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但公民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进程，在成熟的公民心态形成之前，必然会出现种种社会心理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必然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过程中，围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主导的各种规章制度日趋健全和完善，但同时也存在制度规则甚至法律无视的对象、领域等现象，因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了系列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行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公民市场心态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匹配，进而引发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进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文化、社会规则等也基本形成，但当前我国社会变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心态并未完全具备，即公民如何应对市场、如何适应市场、如何提升市场素质等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如何让公民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适应市场社会，最终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矛盾的破解进路

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之困，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考域，建构理性的制度环境，培育成熟理性的公民市场社会心态，才从根本上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

（一）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赢”视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正视其所处的社会时空环境，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空视野，在宏观宽泛的社会视域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合力机制。

1.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国际化视野的功能。

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生态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际视域，这种与传播视域背离的大众化观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拥有西方社会发展的哲学社会学等社会基础，其理论来源与理论指向具有很强的西方性。但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却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其面向的是我国社会问题与我国公民受众群体。实际上，当今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增强，很多问题均具有国际化的特性，这种国际化的社会状态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与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视域拓展到国际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际受众与国内受众之衔接，以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拓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视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既蕴含了国家社会的理论经验，又包括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国际化社会背景的历史结晶，其理论逻辑核心离不开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与实践，但时代特征必然要求中国化理论的国际化，才能真正建构符合中国发展的社会理论。因此，实现马克思主大众化必然要求把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纳入国际视野进行思考，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国际理论探源、理论追溯、理论宣传、理论借鉴等，以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二）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介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形态日趋完善，但社会转型期问题的产生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载体层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矛盾与冲突与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了矛盾，必然要求我们优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介体。

1.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本思路。

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统一的基本思路，这种改革导向从经济基础方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地处理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的关系，导致了二者间矛盾问题的出现，引发了诸如道德滑坡、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当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发展主流中产生的必然问题，这种问题并不能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主流方向，只有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机制，才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促使社会人自觉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只要这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才能彻底实现。

2.坚持经济改革为突破的系统改革思路。

中国社会问题化的基本动因是与中国改革路径与改革特点密切相关的。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必然引发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并因此引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冲突问题；中国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外向型基本结构，必然导致国外借鉴与国内消化吸收之间的矛盾激化，在理性接受和吸收国外机制以前，问题必然处于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也决定了当前矛盾尖锐积聚的特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逐渐突破的路径，致使中国改革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兼容度不强的矛盾，从而引发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中国改革的探索性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进程中必然会遭遇挫折并引发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让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中国社会深层次的融合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在当前改革问题矛盾尖锐积累的困惑期，必然还要坚持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入手破解改革困境，推进系统化、结构性改革，整体推进、整体攻坚，不仅需要大勇气，还需要大智慧；在理性与知性的共同配合下，拓展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思路，破解社会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实践支撑和民众信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实的实践支撑。

3.坚持以社会形态建构为突破口的理性选择。

合理的社会结构形态是社会理论普及的基本实践平台，理性的社会形态是理论孕育与理论传播的基本载体。因此，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社会形态的建构问题。从根本上讲，当前我国社会形态建构方面具有如下特征，整体社会结构建构态势既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方向的社会结构基本确定，但尚存如下几种矛盾：一是社会因素之间尚存在一定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微观运行机制之间尚不完善，互动多赢的效果受到局限，甚至还存在互相扯皮制约等现象，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问题的建构；二是整体社会结构形态尚不稳定，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践探索不足，当前尚存在着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中国社会结构尚处于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理结构，所以逐步扩大中产阶层建构中间大两头下的理性社会结构尚需努力；社会形态心理支撑尚不完善，良好的社会结构不仅需要社会制度的制约，根本上还需要良好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中物质性的因素远远大于精神性的因素，社会结构支撑的理性因素尚不完善，这样在国家遭遇困境问题之际容易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因此，社会结构存在的不合理问题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必须建构科学理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结构形态，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性状态。

（三）培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态

我国公民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由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二元文化体系构成，这种独特的社会公民层次孕育了不同的公民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性。

1.厘清受众对象的层次性。某种理论或价值观又需要首先获得社会意识权威形象的地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形式，使之成为不可争议也不容争议的命题，并且仿佛已成为社会共识和不容置疑的常识。换言之，就是要首先获得“社会接受”的表象[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要求我国大多数公民理解并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内公民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人文前提。从国外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前提主要指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外群体，这个群体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依靠中国媒体的国外传播；从国内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我国公民地域分布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居住领域，更体现在不同社会领域公民所具有的多种不同质的属性上。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广大农民阶层，如果忽视了对广大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陷入很大局限性或效用微弱等困境。从人的个性特征来看，不同群体的社会人因其不同的个性属性和社会属性也具有了不同理论诉求，如学生群体、职工群体、公务员群体、社区老人群体等，具有复杂性；从大众化执行体来看，具有不同的执行特征，如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等。总之，厘清受众对象的层次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要求，针对不同的单位采用不同的办法、路径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的要求。

2.建构常态化的公民市场心态。当代中国公民所面临的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背景，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而凸显了市场社会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接受机制必然受到市场选择的制约，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市场社会的现实都决定了我国公民社会心态的建构问题，只有建构了与市场社会契合的市场社会心态，公民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从而也更更好地感受社会发展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可接受性。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中国公民的具体情况、中国文化的具体情况，建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民心态，适应市场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次对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四、结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双重视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面对国内的理论实现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国外的理论突破问题，国内理论大众化是主体，国外理论大众化是延伸与拓展，二者共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结构。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态系统存在困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的逻辑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等三个基本层次，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破解其存在的社会生态之困、机制运行之困、人文心理之困等。第三，不断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难题。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点，探索国际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构合理化的制度运行机制和常态化公民市场心态，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者：徐俊峰

[參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 

[2]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64.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改革发展;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24-02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萌芽、成熟而逐步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要系统学习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并认识其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以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基本内涵

利益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范畴，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应当在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察基础上深刻把握其理论内涵。

（一）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利益，特别是首要的利益――物质利益，即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章中写道的那样：“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获取生存资料，换句话说，就是满足物质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质利益观。列宁曾将物质利益称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特别注重开展群众工作，他认为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前提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利益，并相互团结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奋斗，他将之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阐述更为直白：“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两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结论：首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离不开利益以及对利益的追求;其次，在所有的利益形态中，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和首要的。

（二）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利益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物质利益是人类的生存前提。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造财富并按照一定形式分配，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或者说利益的分配，必然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3]。

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为着眼点来理解利益，超越了以往理论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对利益问题的理解。

（三）利益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奋斗和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追求利益的历史。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源，追逐利益、物质生产条件，是生产力形成的内在动因。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谁占有和如何分配利益的关系。利益是上层建筑存在和巩固的动因，维护特定的利益关系是上层建筑的根本任务。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通过特定的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所以，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特定的利益关系与之相适应，而特定的利益关系又必然要求特定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正是在这样不断地调整和适应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从而体现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四）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阐述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共同利益是产生于个人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又依赖于共同利益。首先，要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中来看个人利益，而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利益丝毫不能离开社会关系。其次，共同利益蕴含于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之中，个人利益是通过利益共同体来实现的，利益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

（五）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永恒不变的主题。“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和宗旨。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对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方法论启示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从深层来讲是利益问题。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方法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是我们今天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来观察社会生活、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在阶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阶级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消除了个体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对立，但广泛来看，个体之间的具体利益差别并没有消失，甚至出现既得利益差距悬殊的情况。利益关系仍旧深刻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仍是观察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

在社会历史领域，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为武器，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利益联系，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科学研究建立和完善利益评判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二）以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指导当前中国改革发展

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利益关系，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已经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指出，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的重大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群众利益诉求多种多样，利益矛盾成为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成为破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

首先，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有助于制定正确的改革发展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认识，对于利益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实现，必然会破坏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更加清醒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更好地把握民生，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合理的政策措施入手，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需要，以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创新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做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其次，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刻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化解社会矛盾。人类社会现象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指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矛盾，正确分析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都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还存在着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利益集团等矛盾，这就加深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矛盾问题的多发性。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的指导，不仅要关注个体利益，更要关注利益群体。当前发展中不全面、不平衡、不科学问题突出，阶层分化、贫富差距问题严重，要充分认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利益关切和利益诉求，深刻分析不同社会利益阶层力量对比和变化，切实解决一系列社会利益矛盾，防止阶层固化和特权阶层的出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协调个体和个体、个体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最后，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有助于充分认识和把握人们的思想行为及其规律。心理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但“需要”起着根本作用。需要是人的积极性的基础和根源，人们的一切行为总是趋向于需要，在一个需要满足之后，追求新的需要。所谓“需要”，其本质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及其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必须揭示到其背后的社会利益关系。

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把握个体思想和行为。个体总是最先关注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并且与自身的利益相关性越大，其关注程度越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一方面，我们可以相对准确、高效地分析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个体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利益需要，把握工作对象的思想状况，协调和化解利益矛盾，把可能产生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能够更加科学地在多个对象、多项工作中理清层次、明确缓急，使各项工作更有针对性，提高实效性。

三、结语：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方法论指导，推动中国改革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能够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当然也必须要坚持。一方面，我们要深刻认识利益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加强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包括利益分析方法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将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导，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更好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 改革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而事实上，在当前，既有人希望走过去的老路，也有人希望走邪路。这两种主张，实质上一种是封闭僵化的思潮，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潮。“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面临这两种思潮的挑战。过去有这两种思潮，现在也有，今后恐怕也还会存在。所以，怎么能够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巩固，而不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就是今天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当务之急。”②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③。这一论断凸显了我们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提升，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始成为我党的根本建设和战略性工程。重新研读“8・19”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其思想真谛，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

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特征

意识形态又叫观念形态，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往往通过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表现出来，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形势是好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各样色彩、各种性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西方民主、种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存，很多社会思潮内部又有不同主张的流派，这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就是互相渗透，扩大影响，争取人心。事实上，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向我国的渗透从未停止过的，加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封建遗毒的沉渣泛起，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不少杂音和不和谐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的、西方外来文化的各种思潮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表现出新的特征：

复杂性。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一些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增多，人民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着明显变化，各种社会群体竞相发声;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并存，既有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一些错误的理论文章，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立场问题。

非对抗性。当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也处于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存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多是由于认识不足所导致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会导致矛盾和纷争的出现，但是这些矛盾大多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可以通过说服教育等途径得到解决。

深层次性。鉴于目前改革中存在的社会公平正义兼顾不够，有人讲过去没有这么多问题，想走回老路，否定改革;还有一种主张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我们问题这么严重，主张走新路，提倡民主。这两种主张，前一种代表的是封闭僵化的社会思潮，后一种代表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两种社会思潮，究其本质，都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试图左右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国际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西方国家借机推销其思想、文化，包括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频频指责。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扩大的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西方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新制度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迭起，借助全部意识形态工具，铺天盖地地扩大宣传，一以贯之地推销其制度、价值观念。应当承认，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迭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青年学生当中，已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却改变乏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理论宣传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地排除意识形态上的干扰。怎样才能摆脱意识形态工作中这种被动局面呢？这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继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对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

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列宁曾经对青年们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它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是，这种对基本原理的坚持，也不能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是一种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就要求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尽管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各种思潮、主义层出不穷，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还占据着世界思想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第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也必须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深化对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认识。首先，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凝聚力，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的积极性和热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层次反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⑤。其次，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再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意识形态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引导社会舆论，提供解决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导向。最后，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多元文化的内在矛盾。当前我国文化处于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型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注重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的主旋律是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等;其二，封建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现代的开放的竞争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与西化和自由化思潮之间的矛盾等等。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多元文化内在矛盾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这是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为了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对经济利益的角逐，在文化交流中，不同质的文化也会走向趋同，更不必说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为防止民族精神消融，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元。

当前，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文化矛盾主要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强调真实理性，人文文化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本主义，自然科学专业分工越细致，越容易导致其整体性的欠缺和忽视人的情感等痼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导致文化理念上的根本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矛盾，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必然伴随着文化内涵的变迁。像中国这种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征途上的国家，其主要任务：一是找到适合自己国家高速、健康发展的道路模式;二是坚定自信，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强调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

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它包括舆论宣传、理论研究、新闻工作、干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等几方面。新形势下，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做好如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建设一定不能离开经济工作和改革，而是要为改革的健康发展服务。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出发，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把握其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或者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读，还可以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在具体经济实践之前，先进行理论论证，辅之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避免盲目性。二是研究现实重大问题。当前，我们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的实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研究。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十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主题，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对干部群众，坚持做好理论武装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理论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十以来系列讲话精神成为干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可以借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充分树立和培育典型，用事实说话。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借助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多渠道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潮的影响，铸造人民的精神支柱，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要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含糊”。一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理论创新。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现在的问题是实践跑前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跟不上，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要发挥理论内涵的前瞻性、指导性作用。

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意识形态属于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对思想理论问题，要通过说服、教育、引导来逐步解决。意识形态应该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我们既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不能脱离现实，要求意识形态纯而又纯，既不能对错误思潮放弃必要的斗争，又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对于敌对意识形态的进攻，应当进行必要的、有分寸的思想斗争。但是，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遵循规律，尊重法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善于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要抓好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⑥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要主动担负工作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领导干部要增强工作主动性，自觉加强学习，亲身参加实践，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心谋划，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高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这支队伍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才能有效履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行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①《十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谢春涛：“意识形态事关前途命运”，《望》，2013年8月26日。

③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67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9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实践基础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要坚持以实践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要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作为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从知之不够正确到知之比较正确的过程。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中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永无止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与方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而不断对世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断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主体活动

社会历史的过程是通过社会主体――人的活动而实现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由现实的人构成，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条件，研究社会必须关注人及其活动。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其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来看，每一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都具有其作用，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而社会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既有认知活动，也有价值活动。揭示客观真理是社会认知的任务，确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评价的任务。研究社会历史必须重视研究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方法，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与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有机的统一起来，正确把握社会认知的方法与途径以及社会评价的客观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辩证思维

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必须坚持辩证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了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演变等一系列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则，为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道路与方向。

马克思主义将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研究，把对立统一的观点贯穿于社会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形成了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把人类社会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自然环境系统等若干系统。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特征，社会的诸系统之间及系统的诸要素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时，还要重视利益矛盾和阶级矛盾，“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阶级斗争也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追求物质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恿?和原始动因，只有把利益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起来，着重研究矛盾特殊性，把握矛盾规律性，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的变迁与现状，才能正确探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展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容、实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运用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要求正确把握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辩证统一规律。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系统、全面、科学的方法论。是在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吸收、借鉴和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积极成果并加以革命性建构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对于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正确处理人与世界的联系、正确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准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标志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从而推进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

发展。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0

【关键词】哲学方法；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独立自主；群众路线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中，运用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方法体系。这些哲学方法是思想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体系，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

一、哲学方法的原则：实事求是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仅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不同，他们对其他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也会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可以看出，实践思维方式“标志着马克思新哲学的诞生”，“是导致马克思的哲学观及整个马克思哲学变革和创新的方法论根由。”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还把它“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他认为，实践思维方式作为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先进思维方式，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不可能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它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方有用处”。这样，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经验、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三者冶于一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思维方式。

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不仅是思考问题的基点，还是哲学形成的前提。在我们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早已形成和广传于世，而且它的科学性也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因此，现代中国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给中国革命提供的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和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我国是一个富于哲学思考，有着辩证思维优良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哲学大多数包含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联。在引进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应得到继承和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和同志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

二、哲学方法体系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强调“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也极端重视把哲学具体化为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正是基于对哲学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构筑了自己的哲学方法体系。

（一）实体事物的哲学方法：矛盾分析方法

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事物的性质由该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本身就是矛盾，人们要想认识事物的性质. 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脱离了对事物矛盾的具体分析，认识事物就无从下手，更谈不上对事物的认识。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分析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所谓矛盾分析方法，指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客体，从矛盾诸方面以及诸矛盾的关系中揭示客体的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性质，进而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在辩证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唯物辩证法是由诸多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科学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居于核心地位。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十分赞同列宁的这一观点，他在《矛盾论》开篇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将对立统一规律的有关问题都弄清楚了，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是客观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 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分析方法是以对立统—规律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是辩证分析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发展，这一发展表现在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把矛盾的特殊性摆到与对立统一规律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前的经典作家中是无先例的。

矛盾分析方法的内容非常丰富。依据客观事物矛盾关系的不同方面，主要有一分为二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共性个性相统一的方法和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实践中，提出的两分法、两条腿走路、弹钢琴、解剖麻雀等工作方法均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深入研究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暴力革命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又找到了这一普遍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这应该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最精彩、最完美的成果。

（二）革命建设的哲学方法：独立自主方法

作为哲学主体的人的个体，既具有自主、自立、自强、自律的独立存在的性质，同时又与人的群体——政党、阶级、民族、国家紧密相联，因此，独立自主的哲学含义是指个体与以个体为基础的群体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根据这一哲学含义，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实践提出的。独立自主方法是哲学方法论的立足点。从这一方法出发，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立国、治国、建国思想。

独立自主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恩格斯说；“国际联合只有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 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首先明确地提出独立自主原则和方法的，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向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它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独立自主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是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强加于人的错误行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机械地照搬照抄到中国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同志正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从中国革命遭受的痛苦教训中，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他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独立自主基本思想最明确的表述。以后，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使独立自主成为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独立自主在那里，是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的方法提出来的。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的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没有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可以说，独立自主原则是一贯奉行的思想上的自信原则、政治上的自主原则、经济上的自力原则、组织上的平等原则等诸种原则的综合概括，它经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和光大，已经成为我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思维、行动方法。

（三）社会历史的哲学方法：群众路线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同时也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的具体运用。同志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压倒。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根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方法。同志强调，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离开了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从根本上讲，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共产党人高尚品质的集中表现。

走群众路线是工作中的一贯作法。他多次提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认识到：“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发展群众路线，应用群众路线。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在实践中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经过解放战争的实践，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升华，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把群众路线提高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被注入“中国魂魄”，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哲学方法的实质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作为哲学方法的强大威力就在于它的中国特色，在于它被全党接受，并用于指导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的时候。它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指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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