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历史研究十篇-ag尊龙app

汉学历史研究篇1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文献相结合探讨汉字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汉学历史研究篇2

汉中市汉台区文庙巷的汉中市种子质量检验站院内，一座着红砖头墙壁旧楼的二楼尽头，是三间挂着汉研协会《天汉》编辑部、天汉书画院与天汉讲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

创办这个协会的是汉台中学的退休老师姚璞。姚老师说，2004年，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开始了汉中市的汉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师创办了内部刊物《天汉》杂志。“我们以这个杂志为载体，开始了以汉中两汉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姚老师介绍说：“此后的十多年间，汉中市研究汉文化的一大批专家和爱好者聚集到我们的协会中来，比如：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现任协会副会长，还有学者孙启祥等人。最近几年协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状大。”

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汉中市汉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天汉》杂志被《陕西日报》推为科普读物。

据统计，《天汉》杂志已经出版发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与汉文化研究有关的论文与诗文。很多会员还出版了个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蜀道与三国》、刘长源的《汉中古史考论》、李建国的《汉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下设龙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汉台文化研究部、张良文化研究部、张骞文化研究部、三国文化研究部。

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汉中市汉文化的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汉中有些汉文化研究专家把“汉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汉中毕竟只是汉水的上游地带，占绝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汉中人要研究汉水文化，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来，原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学者研究汉水流域文化。2005年，陕西理工学院发挥高校优势，联合以上地区的学者专门成立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作为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汉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难拿出较具规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汉中文化”，即使勉强推出“汉中文化”概念，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而 “汉族文化”这个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盖面太宽，涉及中国绝大部分版图内的地域、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几乎包括我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都难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几年，汉中官方及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汉代文化”这个重点上，结合汉中在两汉三国时期的人文资源，进行多方位性研究。“汉代文化”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称其为“三汉文化”。

按三汉历史事件的顺序，汉中是汉王刘邦封国，是汉朝发祥地，这里发生过刘邦拜将、出定三秦、张修张鲁传布五斗米道、曹操战降张鲁、定军山之战、刘备自立汉中王、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这里有刘邦、萧何、张良、张修、张鲁、曹操、刘备、魏延、姜维等人活动的史实。汉中是张骞、李固家乡，蔡伦、班超封地；按现存遗迹遗存，汉中有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张良庙、汉王城、张骞墓、蔡伦墓、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虎头桥、张鲁城、张鲁女墓、石门及褒斜栈道、故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等。

汉中保存着众多的汉代文物及金石文献，古代典籍中，记载以上三汉文化内容的资料不少，值得挖掘与研究。

机构与活动

2010年11月，姚璞与梁中效等专家参加了在湖北襄樊市兴办的三国文化研讨会。姚璞说，“当时我就想，诸葛亮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长眠千年之久，可我们却从汉中跑到襄樊来参加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礼，这是为啥？”

其实，早在1983年，襄樊、汉中、成都三地的史学界与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阳的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

起初，汉中地区文管会负责汉中的联络工作，后又改由汉中市博物馆负责。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成都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化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行了《诸葛亮研究文集》。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四册资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汉中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

1990年代，《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情况下，汉中市的研究却跟不上形势，三国文化研究呈现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因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全国学界诟病。此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

直到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汉》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山下论三国》。这是汉中市举办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国性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2007年，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参加了陕西省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此后，姚璞还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参加了长安文化资源研讨会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术研讨会等。

2012年3月，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启动了《天汉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

多年来，汉中学术界以陕西理工大学对两汉三国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以梁中效教授为代表的陕西理工大学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全国的汉文化研究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汉家发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了陕西省首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汉中分论坛城固会场“张骞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做了《张骞与丝绸之路》专题报告，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学者巨东做了《秦蜀古道在汉中的延伸》专题报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研究专家陶喻之做了《张骞泛槎》专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晖做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专题报告，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做了《张骞文化和中华文明》专题报告。会后编辑印制了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届中国汉中栈道文化峰会”在汉中举行。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纪连海，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陕西旅游研究院院长潘秋玲，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中效，汉中文化名市建设顾问、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特聘研究员、文化学者黄建中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各位名家的精彩观点和建议，对进一步推动古栈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助力古栈道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陕西理工大学还欲申请筹备“中国秦蜀古道历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汉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汉中时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是自己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家。”

汉中自古有“天汉”之美称，天汉者，汉人之谓也。自汉高祖创世以来，其王朝以“汉”冠名，继而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之称谓得以确定。1994年，汉中被国家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中两汉文化底蕴厚重。《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上的银河，在古人看来，银河与汉水是天地辉映而存在的。早年萧何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谏言刘邦居汉中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汉室帝业。自此，“天汉”之称载入典籍，名闻遐迩。

两汉文化在汉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汉中历史博物馆珍藏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计12000余件，是汉中珍贵文物荟萃之地。其中的“石门十三品”陈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国书法史上小篆向隶书过渡的重要实证；张良功成身退、张骞出使西域、蔡伦潜心造纸、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体现出了尚智文化；汉中还有最著名的栈道文化，《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古栈道蜿蜒曲折如历史之脉络，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遗存极少，汉中境内共有七条。

两汉文化是汉中汉文化研究的重点。孙启祥发表《“汉文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目的是厘清“汉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而梁中效《张良与栈道文化》一文说明，张良的栈道奇谋不仅是刘邦定天下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栈道文化特色。

《天汉》杂志刊登了《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张良文化与留坝旅游》《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与开发――以张良文化为例》《汉中两汉三国文化浅释》《张骞精神》《萧何追韩信与“马道”》《张良与紫柏山历史文化》《蜀道――大官驿道》《刘邦“暗度陈仓”之行军路线》《开辟丝绸之路两巨人――张骞和班固》《造纸之圣蔡伦》《张良庙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汉文化漫谈》《明修栈道 兵出子午――韩信的谋略与军功》等等与两汉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

三国历史研究

据传民间有一种说法，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国内发现的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发的三国旅游景点大约有70多处。

在全国各地的三国景点中，汉中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是历史上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焦点和三国英才频繁光顾的地方，境内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古战场、天荡山古战场、古阳平关、马超墓祠、刘备立汉中王设坛处、诸葛亮读书台、张鲁城遗迹、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使汉中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汉中涌现出不少研究汉中与三国文化历史关系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爱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薛凤飞的《刘、曹汉中之战》三篇文章，探讨了z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梁中效等成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一文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等文章，主要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汉文化研究协会也参加到了汉中与三国文化研究中来。《天汉》杂志先后刊登了与此研究有关的多篇文章与论文，代表作有《三国时期的“空城计”考据》《汉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综述》《“借荆州”的是非曲折》《汉中境内两汉三国遗址选介》《如何认识定军山之战》《从武侯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古汉中文化及诸葛亮对其贡献》《分析诸葛亮钟情汉中的缘由》等等。

历史地理研究

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历史上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三国时期，这里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

马强的研究成果《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的《蜀道与三国》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栈浴⑼跷慕艿热艘谰荨度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一文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文化遗迹保护

与整个国家的经历一样，汉中这座具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间形成的历史文化物质基础，经过“”与此后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扩建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防线已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种单体建筑层次。

汉中城区内除了孤独的几处“西汉三遗址”，很难找寻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区块。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塑造城市个性，上世纪90年代末，汉中成立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 “东关正街历史街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东关历史街区的建设实行全程监管，并编制了《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汉中市东关正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对名城及历史风貌敏感地带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明确控制指标，有效地遏制了开发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蚕食。

汉中市相继对古汉台、东塔、净明寺等保护尚好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民居”，在“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下进行修缮。对汉南书院、拜将坛等一些重点文物古迹进行妥善修复，还完成了虎头桥碑迁址建馆等复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对古迹周边和沿街景观大道进行控制性规划，要求在古汉台、饮马池、拜将坛等古迹周边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迹低、远离古迹高”，“视廓内低、视廓外高”。在建筑风格上，古迹周围汉风景区内的建筑风格以灰墙汉瓦的汉代风格为主，尊重现状，不排斥“明、清”风格。天汉大道、中山街东大街等景观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汉代传统的造型符号，建筑材料与古建筑相协调，尽可能体现出城市中的汉文化。

另外，在汉中市各县区，两汉三国时期的重点遗迹在全国都是保存较多的地方，一些重点遗迹的保护工作随着旅游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迹恢复性保护规划、设计仅限于图纸上。

汉学历史研究篇3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汉学历史研究篇4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校庆；校庆专辑；口述史；历史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01

执笔者简介：田可文（1955～），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学报副主编（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20

武汉音乐学院即将于2013年11月隆重地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举行建校庆典是武汉音乐学院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新起点，是凝聚大众力量、共谋发展的新契机。

回首往事，1953年，由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和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之“音乐部分”共同组建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可谓是武汉音乐学院建校的起点。由此前溯，以上三校之“音乐部分”有各自的前身：中南文艺学院其前身是“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及1949年接管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和1950年并入的“湖南大学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是由“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和“香港中华音乐院”组建而成；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前身是“广西省立艺术师资培训班”等组成。这些学校构成了武汉音乐学院丰富多样、积淀深厚的音乐教育的历史传承。在1958年，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与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由合并组建成湖北艺术学院（其1972—1978年用“湖北艺术专科学校”名）。时光到了1985年，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与“美术”分制，其音乐部分改建制并定名为“武汉音乐学院”。

在武汉音乐学院60年的发展历程中，“武音”广大师生艰苦创业、栉风沐雨、立德树人、锐意进取，逐步形成了“立德自强、崇文精艺”的教育理念，逐步建成专业齐全、特色鲜明的高等音乐学府，培养了大批音乐艺术人才，并在教学、创作、科研、艺术实践、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武音”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们为我国音乐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即将举行建校庆典之际，我们《黄钟》编辑部出版一期“校庆专辑”，目的是通过本期文章的发表，来反映我院的历史与现状。

在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一部分是目前“武音”各教学单位的系（院）或相关业务部门总结自己单位的历史发展，阐述其取得的成就的文章。当然，由于写作时间上的不宽裕，其文章必然存在一定的疏漏，这将有待于以后进一步地修订；一部分文章是有关人士回忆、记述自己在“武音”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还有一部分文章则是学院“校史资料组”对一些资深教师的采访录。我们《黄钟》编辑部期盼：通过本期文章的刊发，以给武汉音乐学院留下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便在今后的岁月里，为研究者研究“武音”发展史，提供些许资料。就这些资料而言，其传递的信息即为“口述史”，就其学科而言，即如今所谓的“口碑史学”。

从学科角度上说，“口述史”是一门专门学问，即以搜集和使用“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当下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当注重的研究形态。从方法论上说，即学者们从特定的“主题”入手，通过用调查、采访等手段，从当事人或相关人士那里了解与收集到口述资料，并以此为依据，来书写“历史”或进行学术研究。“口述史”强调“三亲”：即必须是口述者（或撰写者）的“亲历、亲见、亲闻”。本期发表的一些文章，正是我院部分教师在武汉音乐学院学习、生活、工作中的“亲历、亲见、亲闻”，它们鲜活地反映了“武音”发展的历程（由于刊物出版周期的要求，一些专家尚未完成自己的“口述”。我们编辑部决定，在以后，将会陆续发表这类文章）。这些专家“亲历、亲见、亲闻”的口述史料或笔记的采访资料，对研究武汉音乐学院（或者湖北音乐史乃至是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史）历史，有着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当然，“口述史”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口述史”是作者自己写下的本人的经历，或是采访者对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口述史”着重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阐释历史。由于叙述时间的短暂，叙述者（或撰写者）无法象撰写学术论文那般经过细致地考证；又由于时间的流逝，其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有一定的历史疏漏。我们以为，本期“校庆专辑”所发表的“口述史料”，也一定存在有“口述史”中的某些共性的弊端：其一，缺乏整体性。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口述史料”，大多只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某些局部历史的反映，缺乏对“武音”历史的整体观照；其二，缺乏严谨性。本期所发表的这些文章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而叙述或写成，当事人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加入自己对历史的某种理解，不同的人由于自己的经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认知。故而，今后的研究者们在参考本期所发表的文章时，需要对其所述史料结合档案资料或其他历史文献，经过一定的稽核，来研究“武音历史”；对某位专家的心路历程、单位历史或某一相关历史事件的引用，要经过细致地考证，而并非单单只依靠本期的“口述史料”、“访谈史料”，进行简单地加工、整理或提升，简单地对“武音历史”进行“复原”。当我们使用这些史料时，一定要对其史料的严密性、真实性加以仔细地把握辨别、去伪存真，应当注意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整合，切不可以偏盖全。

不管怎样，由于“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因此，本期所发表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较为直接地、或非常接近直接地反映了“武音”历史与当前音乐生活的真实。从历史观念上说，本期所发表的文章即可谓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当代史。这些“口述史料”的发表，将为“武音历史”将来的研究者们在收集资料方面，节省下许多的气力，故而，这些文章必将对我们今后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的发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发掘。我们对“武音”历程的研究，正是要以“口述史料”为历史的出发点，把“口述”视为一种的手段。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除了要依据口述者的讲述、或依据整理出来的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外，还要用大量的档案资料或其他历史文献加以佐证，在经过细致地考察后，再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并且，在我们“还原”历史的事实之后，更要对这些“口述史料”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加以非常地关注。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with oral

history of wcm——the cause and historical view of compiling special

of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tian ke-wen

汉学历史研究篇5

在国际学界，关于汉学的定义，历来较难统一。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福兰格(ottofranke)的定义最为宽泛，故也从者众多。他将汉学诠释为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此外，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比较约定俗成的定义，则是倾向于以对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界标。这种倾向多少意味着在“永恒”的静态中国的想象背景上，把汉学作为一种考古性的学科来对待。作为对这种倾向(古典汉学)的反动和发展，才有了后来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导向的所谓现代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勃兴。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汉学学科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深具意义的难题。

如果从日本的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计算，那么这段地区性的历史已足有七百年。如果从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计算，那么这段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已有四百余年。这一非学院化的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来华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了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而且还引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这些无疑都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计算，那么，学院式的、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英、美、德设立汉学教席。在西方拉丁国家中，除法国外，意、西、葡的大学汉学相对不是十分强大，可它们拥有过传教士汉学家的庞大队伍。北欧国家虽然相对而言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的传统，一方面结合既有的和平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虽然在专业汉学的教席设立上晚于欧洲学界，但美国汉学的兴起却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视野。正因此，汉学研究在这种语境中再也不一定是学院式的纯粹从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出发的研究，进而汉学概念进一步拓宽而成为了“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从这段时间算起，在“中国研究”宏大概念的覆盖下，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逾半个世纪。

简括地说，在西方世界，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17世纪之前)、传教士汉学(始自17世纪)、学院汉学(始于19世纪初)、中国研究(始于二战之后)诸种阶段，其中每一种早出的形态，都还在后起的不同形态中不断地延续其身影。

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观念乃至国家政策时，中国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起，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这一代的中国学者，便对海外汉学投以巨大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注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自觉。自90年代以来，各种以国际汉学为主题的杂志、丛书、丛刊、译著相继问世。

所有种种，充分展示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学术大趋势——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这也正是汉学在今天的中国精神语境中成为焦点话题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新一轮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过他者(不管是东方的邻国，还是西方的异质文化)所构建的中国图像来进行的。这里，随着中国学术界的主动介入，国际汉学的研究有望进入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互动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的兴起。

汉学历史研究篇6

[关键词]汉语思维；中国现代文学；内在影响

近年来，在我国的文学界中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汉语关系的研究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并且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显著。在这一过程中，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却一直受到忽视，研究的成果甚微。对此现象，要大力的开展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要能够理解汉语是否具有独特性的问题，并且汉语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也需要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要深刻的探究汉语思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并且要分析在外来文化对汉语思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本文主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 汉语思维具有独特性

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的语言具有差异和独特的性质。历史中各样的现象都能够表明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所在，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汉语无论是历史发展时期的古文还是现代的文字，它的独特性是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历史上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次还有巴比伦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使用的图画文字。这个时候汉语的独特性就得到了凸显，在大部分的民族在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都处于拼音文字时期，汉字却展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表达方式，注音文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历史的发展时期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实现了保存。中国的文字相对与西方国家来说，在视觉体验上就具有优势，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方块字。正因如此汉字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汉字独特性和汉语思维的关系

中国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的表达形式，在表现方式上中国语言属于形象语言，而西方的语言就是展现声音的语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表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具象更容易被接受，这样就巩固了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地位。

汉语思维主要是指思维的具体方式和思维产生的具体影响两个方面，思维方式和思维影响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汉语思维注重整体的观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思维方式，在认识和理解的方面具有综合性、灵活性的特点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中，语言思维并不是决定一切基础，但是其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印度和中国具有整体上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汉语思维形式的不同，印度形成了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宗教，而中国由于象形文字的方式出现了诗歌中简化的佛教思想。

近年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汉语思维依然保存自身的独特性，从根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从传统的意义来说，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来说，汉语思维即使表面上发生了改变其本质也不会改变。汉语思维的方式一致是传统和现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m行创新的同时是给予了传统新的意义，而不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汉语思维和西语思维的碰撞，是中国文化本质和西方变相的联系。汉语思维对人类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或许深刻或许浅薄，但是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依然是基础的地位。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汉语思维的方式会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基本的形式不会改变。

3 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首先汉语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要关注传统的汉语思维的研究，避免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现代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在西方思维中会进行汉语思维的渗透。在进行西方渗透意识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当汉语思维、文化与西方所传播的自由、解放等思想相遇时，中国现代作家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比如在描写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的思想和性格的解放路程都困难重重，这就是汉语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在面对西方意识的渗透时，会得到与历史思维方式相互碰撞的表达方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渲染时，其自身的传统没有被改变。

4 总结

综上所诉，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持之以恒的活力源泉，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时做出适合的判断和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面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汉语思维能够将西语思维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

汉学历史研究篇7

一、两汉经学及经学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汉代学术的核心在于儒家经学，汉代的政治史称经学政治，汉代的法制也是以经为法，因此，以经学为核心，对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是近年来两汉儒学儒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论文相对比较多。

第一，从思想学术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两汉经学，代表性的论著当首推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汉代经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该书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经学思想史的论著，基本上涵盖了两汉经学的主要人物、主要经典和主要的经学问题。既有总括性的论述，又有个案性的研究，特别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经学在汉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代学术、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汉代的诗学、易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纬书学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经学传承关系的史料考证，又注重经学思想本身价值的解释与发掘，就一个经学人物或一部经学典籍而做充分的、展开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学说广泛而且深入，涵盖了汉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个方面。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两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派形成、演变及相互间的论争为纲，兼论汉代春秋学、礼学、易学的学术演变的著作。该书史料考据和理论探讨相结合，对一些经学问题包括经典的传承谱系、经学人物的学派分野、汉代宗庙（明堂、辟雍、太庙）礼仪制度等进行了细致缜密的考证，并特别对五德终始、阴阳五行、宇宙系统论的经学思想从“宗教到哲学”的演变历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从政治的角度讨论两汉经学的影响和作用的著作有，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着重于考察论述有关西汉儒家独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儒经博士从“备顾问”到“参国政”的政治地位变化，从“盐铁论”到“石渠阁论”儒生的直接参与议政和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依据，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五经博士与今文经学、西汉经学的传授、“庙议”所体现的西汉礼制建设、伴随着西汉终结的今古文经学更替与王莽改制等问题。陈苏镇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一书重点在于探讨汉代政治的演变以及《春秋》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两汉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则是全面介绍汉代经学与社会的简明读物。这方面论文有，张涛《经学和汉代的选官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纲《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谭德兴《齐诗“四始五际”与汉代政治》（《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从哲学、文学、学术史等方面来考察汉代经学的影响的著作有，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8月），该书对汉代经学有专门的论述，具体包括三家诗说和毛诗说、西汉《尚书》学的意义和作用、西汉的礼制建设、西汉的易学发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思想的意义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从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与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这三个方面，考察了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重点在于考察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两汉经学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等问题。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讨汉代诸子百家之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与诸子学的相互交汇、融通的历史进程，透视两汉经学融合诸子学而构成汉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与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并特别论述了经学与诸子百家学的界限、与阴阳五行及谶纬的关系等问题。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针对春秋公羊学方面的专门性论著，其中对司马迁、董仲舒、何休等人物与公羊学的传承关系有所论述，尤其是所论司马迁传公羊学、司马迁史学承继了公羊学的精神，多有启发性的见解。谭德兴著《汉代〈诗〉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从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汉代《诗》学发展演进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了其在经学与文字互动中的表现及意义，研究和论述了其发展方向和影响，最终揭示了汉代《诗》学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学及文论的内在关系。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该书在上编第6章“经学与汉代史学”着重从经学对汉代史学家知识结构与汉代史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史学的经世致用，汉代史家的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在下编集中对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班固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分别了论述。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对两汉时期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国、孟喜、焦延寿、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学术传承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详细、系统地论述。还有吴雁南、秦学欣、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经学全史，包含有汉代经学部分的记述。

第四，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研究，也有一些专门性论著发表和出版。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统研究谶纬的研究专著，该书第5章专论“谶纬与汉代今文经学”，其中对《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谶纬，孟喜、京房易学与易纬，今文尚书、齐诗与谶纬，《白虎通义》与谶纬等问题有细致的考察，对谶纬与后汉政治、谶纬与农民起义，以及谶纬的哲学思想、谶纬的神学体系、谶纬与历史等问题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着重对纬书神话学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详细讨论了圣王、圣人、孔子神话的意义、功能及得失。这方面的论文有，刘泽华《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论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张广保《纬书与汉代政治》（《原道》第五辑，1998年），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从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决狱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汉卿《〈春秋决狱〉佚文评析》（《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华友根《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5期)，颜雅彬《略论汉代春秋决狱之利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学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学为核心，从宗教、政治、思想、学术等多个研究领域考察其与汉代社会的广泛关系，成为两汉儒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儒学史和儒教史。两汉儒学史的著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出现。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论述儒学发展和演变历史的著作，该书第二编“两汉时期儒学的经学化”集中考察论述了汉初儒学、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与春秋公羊学、两汉经学的传承授受及其法典化、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谶纬的流行与反谶纬、《白虎通》与谶纬神学、古文经学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东汉末年经学的衰微等问题，简明地勾画出了两汉儒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该书上卷第2章、第3章为“两汉儒教”部分，如张荣明所评论的，与以往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儒学观念体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较少涉及祭祀、天文、历法和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不同，《中国儒教史》是“把思想学说、祭祀制度、历法制度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做系统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观念和天信仰为核心，把封禅、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为信仰的具体展现，并把儒教信仰对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的影响综括起来叙述”。刘蔚华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为两汉儒学部分，该书包括了一般儒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容，而更多地着眼于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叙述。此外还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第二，除了专门的儒学史著作之外，就是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思想通史类的著作中，两汉儒学部分也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该书第2章至第8章是关于两汉政治思想的内容。具体包括：汉初思想家对汉帝国的政治设计，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与独尊儒术，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与王莽复古改制思想，东汉前期谶纬化的经学政治观与怀疑论，东汉后期的名教与政治反思思潮等内容。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三卷西汉、东汉部分从法律思想的视角考察和阐述汉儒的思想，具体内容包括：汉初法律思想的演变，陆贾、贾谊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法律思想领域的斗争，汉武帝的法律思想，盐铁会议和桑弘羊的法律思想，司马迁的法律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西汉后期法律思想的演变与谶纬神学的兴起，扬雄的法律思想，东汉初中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桓谭、班固、王充的法律思想，《白虎通》的法律思想、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的法律思想，崔寔、王符、荀悦的法律思想，郑玄的“以经注律”等等。王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12月）有相当比重的篇幅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对汉代儒家人物的历史思想进行了考察。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秦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该书第二编第二节至第五节讨论了儒学与汉代教育制度的关系，涉及的内容有：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及其对汉代教育的影响，博士官学以及师法、家法，今古文经学之争到师法、家法的削弱，通经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从石渠阁、白虎观议经到郑玄集大成的经注的出现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该书第三编第三节“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和第四节“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是专门书写两汉思想中儒学的成分及其影响的部分。该书认为，《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据在于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并且就《白虎通》对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简约化、数字化表述有所讨论。主张重新理解和评价纬学，认为纬学的数术、天文、地理等知识背景，提升了知识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加重了儒士中的神秘化与政治化的风气。指出以定“汉仪”、撰《王制》、设明堂为标志的儒者的实用倾向与策略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表现。正是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观念与实用规范得以建立，经典的揭示系统也得以确立。

第三，在一些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论著中，也包含两汉时期的相关篇章。比如，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该书第3章《西汉中的儒学独尊与正史儒学史卷的设立》不仅论述了儒学的独尊与经学的盛行，还以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作为正史儒学史卷而加以考察论述。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2章“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考察记述了儒家经典化之历程、五经的阐释与传授、经学的今古文之争、阴阳五行与儒学的政治化谶纬化、封建正宗史学宗旨的确立、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问题。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章“两汉诸儒宗经正纬”，从古典阐释学的视角，对两汉儒学经典的诠释形式和特点作了论述和概括。著者认为，在表现形式上，阴阳谶纬属于神学的诠释，诗学教化讽谏属于政治的诠释，训诂笺注属于语言的诠释。又指出，以谶纬为依据来改造经学旧说，以纬书依附于经书而别立新说，经学的高度繁荣导致训诂学的空前兴盛，而经学训诂所强调的文字的载道功能等等都是汉代儒学诠释学的特点。此研究颇见新的角度。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巴蜀书社，2004年6月）第2章“两汉经学”部分，针对经学的兴起与儒学的重建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六艺内涵的转变、从《六艺略》说起、大一统王朝的学术张力、董仲舒的经学体用论、经学的异化等。特别指出汉代经学异化的三种表现，即微言大义的谶纬化、章句训诂成为学术主潮、名教问题的出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两汉儒学的著作有，孟祥才、胡新盛《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以两汉经学中的齐鲁儒生为主要线索，对成长和发展于齐鲁之地的两汉儒者的思想学说及历史贡献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包括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贡禹、匡衡、曹褒、郎顗、襄楷、郑玄、徐干、仲长统等人得的思想学术。

第四，专门性地论述和考察儒学与两汉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的论著有，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1月），该书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儒学与汉代政治、经济、法律、礼仪制度、民族关系、教育、自然保护及抗灾救荒、社会生活、文化的关系等。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该书在第8、9、10章中的一些论题涉及到汉代儒者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独尊懦术”下的汉政变迁、汉儒的政治批判、汉儒的“奉天法古”、东汉的“经术”与“吏化”、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即士大夫政治的定型。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型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一书，第5、6章专门就儒学与汉代吏治、儒学与汉代王权展开论述。著者认为，汉代帝王正是看中了儒学的教化功能希望以之弥补吏治的阙失，而汉代“士大夫儒者与宦官、外戚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儒学公天下的价值理念与专职王权思天下之心的斗争”。在论文方面有，刘红叶《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论述了儒学在汉代从日常伦理向政治伦理演变的历史过程。马育良《俗吏吏风：西汉儒家批判的一种治政现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白华《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论述了君主****和儒家学派利益决定了汉代儒学走上官学化的道路，而官学化的儒学对后世的政治、道德、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影响。惠吉星《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以“社会化”一词来概括汉代儒学的变迁，并对其过程进行了论证，亦即在当时国家政权倡导和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和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民族文化心理、国家社会生活影响之为深远，所谓“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赵沛《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提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入仕成为汉代选官制度变革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儒学传家世代为官的“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开端，并认为以儒学入仕就是以经学入仕，这也就导致了东汉时期一些士大夫家族纷起，专攻一经或兼通数经，由经学入仕到累世公卿的现象出现，而且两汉的察举选官中的举孝廉、茂材、贤良文学，也都与经学有关。从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演变，主要源自于儒学入仕中的门第观念以及经师、门生与故吏集团的形成对选举产生的影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谢谦《汉代儒学复兴运动与郊庙礼乐的正统化》（《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国家宗教，但其郊庙礼乐制度仍依据神仙方士之说，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于是在西汉中后期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其高潮就是元始改制，其结果就是王莽代汉。王莽虽然身败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庙礼乐制度被东汉王朝承袭，并成为历代礼乐郊庙制度的正统。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而成为意识形成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在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的两个层面运作，儒学阐明现状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该文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给以了历史的批判。

第五，两汉儒学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论著、论文层出不穷，思想人物评传更是比较集中地出现。比如董仲舒研究方面有，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岳麓书社，1999年1月)，李宗桂《董仲舒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桂钿《董仲舒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治平《惟天为大——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其他方面有，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该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著作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该书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亦不乏新意。其他还有，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王举忠《王充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该书附有崔寔和仲长统评传），王伯欣《王符评传》（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许结《张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马育良《汉初三儒研究》(黄山书社，1996年)等。

三、汉代历史与儒学的多样化研究

汉学历史研究篇8

关键词：文献价值 《史记》 接受史

1、绪论

1.1 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指文献对人的有用性。文献的产生就是为了用的――或是为记录知识，或是为抒感，抑或是为着表达思想。然而，文献价值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没有被接受和利用的文献只具有潜在价值。贺巷超认为：“文献著作者所赋予文献的使用价值，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它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感知、判断、利用时，它无法发挥它的使用价值，无法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只是一种潜在的未实现的价值，只有当它被广泛地传播出去，作为社会成员的客体对象而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它潜在的价值才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1]另外，人们对文献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会受到动机、兴趣、教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同一文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这就是文献价值的历史变迁，卿家康称之为文献价值的“动态整合性”（作为历史形态的流动整合）[2]。

1.2 接受理论

上述观点与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读者的传递、接受、理解的过程中，作品的历史意义得以确定、审美价值得以证实[3]。可知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也就是其价值实现的过程。

1.3 本文研究目的

本文以《史记》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为例，分析文献价值如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2、《史记》接受史研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22年）的历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当时人们思想活动等方方面面，其资料来源广泛，有传世典籍、档案资料、官方记录，又有民间流传的内容。《史记》在今天看来拥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其独创的体例、写作方式以及书中不拘一格的思想都给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史记》崇高地位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2.1 唐前《史记》接受史

2.1.1 两汉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儒学经学。而司马迁写《史记》重视还原历史真实，对于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毫不避讳，即便是当朝皇帝的恶言陋行也都诚诚实实记录在案。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小人物”和“失败者”具有包容和悲悯的情怀。比如他在《伯夷列传》中为那些在历史中虽有出色表f却因无人宣扬提携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鸣不平；他列陈胜入世家，视其与王侯平等，并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他称赞项羽的骁勇，肯定刺客的侠义……落入统治阶级眼中自然是大逆不道，也与当时崇尚“圣人之道”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史记》在成书时便不为汉武帝认可。成帝时的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橘之谋……”[4]。东汉初，汉明帝认定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5]。当然，《史记》的流传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刘向《别录》直接引用《史记》原文，褚少孙甚爱《史记》并补全其缺失篇目。班固、王充纷纷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他的《汉书》更是仿照《史记》体例作成，而且保留了《史记》部分原文，继承了司马迁对人、事的众多评价。王充认为《史记》既有集大成的特色，又有保存文献典籍之功，对《史记》的史学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6]。然而，《史记》的思想价值并不被接受。司马迁对待刺客、游侠等的看法被认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史记》与《汉书》相比，大多数人“扬班抑马”，甚至称《史记》为“谤书”。

《史记》在两汉时期并未得到正统文人学者或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接受，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只是被极少数的文人士大夫部分地接受和认可，传播和影响的范围都不大，受重视的程度也低于《汉书》，《史记》的价值尚未得到重视。

2.1.2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统治者为加强统治，重视以史为鉴，《史记》公开在统治者和王公贵族中传阅，据《梁书・曹景宗传》所载，可知曹景宗对《史记》的接受和认可：“……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7]。另外，《史记》的“谤书”说得到，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记载，王肃第一个为《史记》正名并与魏明帝公开辩论，后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也驳斥了“谤书”之说，肯定《史记》开纪传体先河之功。晋人张辅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得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班固……不如迁一也”[8]的结论，傅玄也认为《汉书》不如《史记》，《史记》的地位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不复存在，面对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世人皆期盼明君贤臣，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司马迁笔下鲜明生动又满腔热血的英雄人物受到关注，《史记》强烈的抒情性和浓厚的正义感、忧患隐忍的思想以及司马迁发愤、独立的精神也与这一时期文人学子的情感和精神相契合。所以无论是从内容引用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表现手法或创作手法的角度来看，《史记》都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史记》注释类文献，最著名的是裴s的《史记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在文人学子中间广为流传，在民间也开始广泛传播。《史记》以独特的文学魅力大放光彩，成为文人创作的源头和借鉴的对象，文学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史记》的地位比汉时有所提高，人们对《史记》的研究更加深入。

2.1.3隋朝

隋朝虽短暂，然国家结束了分裂走向统一，史学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杨素曾奏请著作郎陆从典续写《史记》，虽没能完成，但可以看出朝廷对《史记》的重视。发端于东汉王充的“班马优劣说”，历经魏晋南北朝，到了隋代，《史记》、《汉书》均被列入正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班马并称”[6]。

两汉时期《史记》尚未受到重视，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很小。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史记》的价值逐渐被接受，地位逐渐提高，为唐宋时期《史记》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

2.2 唐宋《史记》接受史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认为，《史记》的读者群不在汉魏六朝，而是在这以后，从唐代开始，《史记》终于从尘封已久的记忆中脱颖而出，它的意义与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9]。

唐代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唐初统治者极为重视修史，《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都是仿照司马迁的纪传体修撰。《隋书・经籍志》将文献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又以纪传体《史记》为正史之首，这是首次官方正式承认《史记》的地位，从此历代正史皆以纪传体为正宗体例，确立了《史记》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此外，《史记》的文学地位也受到尊崇。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把《史记》当做古文典范来学习。唐代科举考试也将史学尤其是《史记》明确列入考试范围，带动了文人学子对《史记》的研读。大量的《史记》注释和研究成果出现，以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为主，从索隐、疏解、训纂、人名地名考据、人事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各方面进行阐释。

宋初科举和文化制度承唐代余风，《史记》在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仁宗以后，改重策论，文人士子为增加文章的深度，纷纷从《史记》中引经据典，研读评议《史记》的文章增多，再加上当时社会盛行“说理”，开创了《史记》评论之风。“泛览宋人各家选本、笔记、杂著、文集等，评者云集。文人学者们从编纂体例、班马异同、文章风格、史公三失、人物品评等方面对《史记》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阐释。”[10]关于“班马异同”论，宋前以“扬班抑马”为主导的倾向在宋代转向“扬马抑班”，史学家郑樵和宋代文人高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和史学性，影响了宋以后的《史记》研究。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更为成熟，《史记》刻本增多，为《史记》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物质保证，上至统治阶级、文人士子，下至普通百姓阅读《史记》的热情高涨。

《史记》的文学和史学地位在唐宋时期得到确定，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受到高度赞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广泛，掀起了《史记》研究热潮，推动了唐宋文学和史学的繁荣。

2.3 元明清《史记》接受史

元代由于政治原因，学术气氛淡薄，《史记》研究薄弱。元代《史记》主要是通过戏曲形式，即元杂剧，在普通百姓中间传播。《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广为人知，为明清《史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1]。

明初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学术上呈现空疏之态，直到明中后期，文艺复古思潮兴起于文坛，司马迁的《史记》受到格外推崇。明学者研究《史记》延续了宋代点评之风，不过不再是因人、事所做的单篇点评文章或笔记的形式，而是以对《史记》全书进行整体点评的专著形式，出现了众多评点专著，还有汇集历代评论精语的《史记》评林。评点内容比宋时更加丰富，包含史事、人物、编纂体例、文章风格、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而且不再以议论为主，主要是根据原文作出分析和解释。明代《史记》研究重新繁荣，研究成果丰富，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史记》刻印种类大增，也推动了《史记》研究。

清代政治高压，文字狱盛行。为了避免引起祸端，文人学者们埋头进行古籍考证。所以清代《史记》研究的贡献不在于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历代研究成果，并对《史记》从文字、人名、地名、史实等方面进行考证，《史记》研究在注释、校勘、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考证学家能够客观地评价《史记》得失，如客观公允地总结了前代对《史记》、《汉书》评价，得出两者各有得失的结论。另外桐城派的方荀、刘大樾等多方面学习和参照《史记》的语言、艺术、写作手法等特色，深化了对《史记》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清代可以说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时期。[6]

3.总结

《史记》在其产生的年代并未受到重视，后来才逐渐被接受认可，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明清时期《史记》的价值已经得到全面的j识和接受。政治环境、文化政策、战争等社会环境的演变会使受众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史记》接受程度和角度产生差异，印刷术的发展也在《史记》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正是在不断的质疑与肯定、接受与阐释的过程中，《史记》的价值不断被发掘，最终得到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贺巷超.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6

[2] 卿家康.论文献价值的动态整合性[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120

[3] 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

版社，1987.24～25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324

[5] [晋]袁宏.后汉纪校注[m].周天游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753

[6] 蔡丹.古代诗人接受《史记》论稿[d].[硕士学位论文].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2

[7] [唐]姚思廉.梁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04

[8]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40

[9] 俞樟华，虞黎明.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24：777

[10] 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38

[11] 安治华.司马迁与《史记》[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山东大学，2008

汉学历史研究篇9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回忆说：“我们很早就称他为冯先生，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为先生，极为少见。”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称冯先生是传奇式的人物，“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用其一生在浩瀚的历史中撷取精粹，一贯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治学，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等书。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又适逢冯天瑜老先生七十大寿，彼时，文史界掀起了一阵报道冯天瑜的热潮，然则，一贯看淡名利的冯先生，只简单地向大众阐述了其学术观点之后，又埋首书斋向学了。

家学渊源，心系史学

在历史学范畴取得巨大成就的冯天瑜，最初的专业竟然是生物学，如此大幅度的专业转换，让很多人为之惊讶。不过，简要地回顾一下冯天瑜先生的成长轨迹，却又会觉得一切并非偶然。

冯天瑜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半耕半读自学了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进入武昌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冯永轩是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毕业之后，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冯永轩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和楚史，这种家学传统对冯天瑜影响非常大。冯永轩毕业时，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亲笔题赠给他一幅条幅，该条幅长年悬挂在冯家堂屋内，在冯天瑜幼年时，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启蒙文字。

他的母亲张秀宜是湖北图书馆馆员，这也给冯天瑜创造了极好的读书环境。“从小学三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刨冰堂下的湖北图书馆。”回忆往事，少年时候在湖北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令冯天瑜终身难忘。那里的诸多回忆仿佛就在昨天，冯先生也称之为“精神家园”。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再很少到儿童阅览室，他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时的早期积累，本来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父亲被划为“”，在当时高考“政治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他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大相干的生物系。成为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的学生。然而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褪。“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依然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对于个体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到中年的冯天瑜分明感受到自己对文史的热爱，这热爱让他可以放弃此前所学的专业与工作积累，这热爱也可让他葆有最大的热枕投入文史的学海中。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曾任教三年，也曾经在武汉市宣传部工作过。1979年，冯天瑜到了武汉师范学院。其间，冯天瑜发表了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文章：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史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湖北地方史，像张之洞、辛亥革命的研究，正式走上治学道路。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来由冯天瑜组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94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立足武大，放眼历史

年逾五十，冯天瑜走入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水。而对于冯老来说，珞珈山水于他，一直不算陌生，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冯天瑜的哥哥读大学时，是在武汉大学，那时，年轻的爱读书的冯天瑜常常会在盛夏酷暑，在哥哥所在校园里，抬头树荫蔽日，蝉鸣嘶嘶，他便在树下读书，春天的樱花也是他脑海中常常泛起的胜景吧。年轻时在校园里读书的悠然，与此时在校园里治学的严谨一起构成人生的风景线。

在武汉大学，冯天瑜的史学研究进一步精进。他从微观入手，对湖北地方史志有着深入研究，着重张之洞和武昌首义的研究，冯天瑜出过两本张之洞传，也出过《辛亥武昌首义史》和《辛亥首义史》。冯天瑜认为张之洞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更广义一点讲，张之洞的洋务新政为中国以后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以往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夺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当然新文明的建设不是革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但是以后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酷爱绘画的他，也曾经手绘过好几幅张之洞画像，在内心深处，他将其引为故交。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有耳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冯天瑜：“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人利用‘三余’时间治学，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冯先生不仅善用‘三余’，连会议之余、观赏之余、饮食娱乐之余都统统利用上了……”冯天瑜先生便是用这样的勤奋，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

尽管冯先生的时间概念如此之紧，但每每有文化同仁聚会，他都是积极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由于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的倡议，武汉几所高校中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同道举行过几次聚会，冯天瑜都会参加，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正因为深感治学机会来之不易，冯天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上。在武汉大学任教，冯天瑜有将近5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1998年至2001年，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时，“是最早进入、最晚离开研究大楼的人。”2005年8月，当他从该研究中心离开时，多位职员和研究人员一字排开，向他挥手送行致意。

一位朋友告诉他，在这个中心，每年接待各国的研究人员驻所研究至少几十人，人来人去很平常，像这样列队为一个外国人研究员送行的，还没有先例。他自我评价说：“我绝非‘外国人研究员’中水平最高的，加之日语不行，平日也很少与日本人交往，赢得日本人尊重，大概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勤奋地工作。”

2011年4月10日，中国文化史探究暨冯天瑜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人文馆北厅隆重举行。 本次研讨会是由冯天瑜先生众弟子发起的一次民间学术活动，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都是冯天瑜先生的老朋友。虽是民间学术活动，但是，至始至终都得到了武汉大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武汉大学原副校长胡德坤、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等都出席道贺，冯天瑜的很多学生如今已经是各个大学的领导或是学术带头人，大家济济一堂，从治学，为人等各方面给予冯天瑜先生高度评价。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在发言中以清邓石如的自题联概括了冯天瑜先生的学术与为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的弟子周积明教授认为自己的老师“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在今天功利泛滥的社会，像从容淡泊等这样一些君子的优秀品质都能在冯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武汉大学珍重这样的学者。

到了古稀之年，或许该安享晚年了，但冯天瑜依旧笔耕不辍，他不仅考据历史，也关注当下，2013年5月25日，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正式揭牌，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担纲所长。“两岸关系问题联结着祖国统一大业，关乎两岸人民福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及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冯老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一言既出，历史的纵深感顿时扣人心扉。

汉学历史研究篇10

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著，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满仓合著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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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著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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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著。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棗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 中外关系史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 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