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10篇-ag尊龙app

时间：2023-03-13 01:07:17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7]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57页。

[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2

一、为什么英国没有较早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众所周知，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①，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并没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理论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性障碍。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essays,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works,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christopher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⑤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尔顿(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柯尔(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希尔顿(rodneyhilton)、基尔南(victorkiernan)、汤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萨缪尔(raphealsamuel)和鲁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torr,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16)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基本情况，可以参见h.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london:politypress,1984.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3

不久前，同志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理解，科学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在总体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模糊甚至错误的东西。在理论研究领域，脱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针对性、时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所滋长，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变换不同面目、利用多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不给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可乘之机。

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生活、脱离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现实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紧密相联；决定了它只有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够与时俱进、长存常新，指导实践、促进变革。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国内外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如何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等。只有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述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完成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增强人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目的在于掌握这些基本原理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言论、具体观点或具体结论，则要弄清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讲的，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其针对性所在，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式的搬用。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篇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就要特别加强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和每个思想理论成果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坚持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理论创新只能以实践为基础，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典范。

抓紧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党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及时指导，加强督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加强领导必须改善领导。要正确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密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参考文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7]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57页。

[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16]《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64页、第372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5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其基本原理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其实践经验和文化特质而言，则是中国的。

○理论创新要有自觉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与学术思想问题的意识，要有长远的和开放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想积累的发展战略举措。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胡福明等同志执笔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揭开了声势浩大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序幕。该场理论大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划时代文献的诞生，也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功绩是拨乱反正，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就之一则是理论创新。从当年的解放思想到之后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一脉相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这种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正好印证了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要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而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特色、实践精神。

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表现与任务之一就是历史地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认真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用新的方法填补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研究空白，在新的视野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和时代局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是适用于一定的范围的、相对的和具体的历史真理。真正的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哪些内容仍然具有当代价值与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因而需要坚持发展；哪些观点看法确实已经过时，因而需要突破与扬弃；哪些方法与结论本来正确却长期被曲解或被严重遮蔽与忽略，因而需要恢复发扬。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能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才能克服历史的局限。

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表现与任务之二就是深入地科学地概括总结与抽象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理论水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其基本原理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其实践经验和文化特质而言，则是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所概括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等重要思想概念，其理论实质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其语言风格、精神底蕴无疑浸透着中国文化色彩。

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表现与任务之三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地适应深刻而急剧变化着的世界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新形势新特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认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大胆吸收与借鉴包括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成果，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形态、思想内涵、语言特点。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理论创新的时代性特色，说到底就是能不能保持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从而保障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理论思想与领导决策上的先进性。当前改革开放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给予研究解决，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概括与提炼。比如，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保持先进性问题，就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各样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执政风险考验，提出的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新课题。再如，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新时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纲领，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确立问题，关于走和平发展之路、构建和谐世界问题，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一切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创新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推进学科体系、学术研究、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就说明，理论创新要有自觉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与学术思想问题的意识，要有长远的和开放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想积累的发展战略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要有自觉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意识，即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问题采取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问题：诸如经济实力空前增长，但创新能力不够；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基本确立但还很不完善，传统发展模式并未根本超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贫富差别继续呈拉大趋势，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比较严重；民主法制建设步伐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和经济发展要求差距还比较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但国际竞争随之日益激烈，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竞争风险明显增多。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地认识与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矛盾问题，比如城乡、区域发展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社会发展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内与国际关系，国际发展的风险与机遇的关系。这些重大关系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需要研究的、也最有可能出新创新的方面与领域。

其次，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突破口经常是在原有经典著作中处于次要的问题，是在现实的不断激化与强化中逐步凸现的新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实是经典作家们偶尔提及的问题，但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时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尖锐矛盾来实现社会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焦点问题意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极不和谐现实的批判，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理想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最彻底深刻地即辩证历史地批判：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和谐，而且深刻分析了造成这种种不和谐的社会历史原因。二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即共产主义理想。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社会和谐”。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他们主张的共产主义设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提出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和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

正因为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答案，所以就需要我们今天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深入学习、大胆探索、综合创新。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理论工作者就必须到实践中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进行加工、制作、提炼、升华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管用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包括和谐哲学、和谐社会学、和谐经济学研究等等。事实上，同志在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已经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创新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二是要加强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三是要注意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善，工作富有成效。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个人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在这160年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出其右，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密切地贴近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发展的实际，如此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此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科学革命的结晶。马克思个人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个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的教育，1830年10月一1835年9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马克思移居柏林,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在这里，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与小组的首领们不同，他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渊博的知识，为他从事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自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玛·威斯特华伦结婚以来,无论马克思在屡次遭到当局迫害流落到何等境地,燕妮对自己的丈夫始终不离不弃,给马克思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在流亡英国的最困难的时候,燕妮曾这样写道："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半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支柱。"妻子燕妮不仅从精神上给予马克思巨大的安慰，同时她还是马克思进行理论创作的好帮手，她充当秘书作用。她那高度的文学修养，也使马克思不得不认真考虑她提出的问题。燕妮给予马克思的支持，使马克思从精神上得以安慰，在创作中获得灵感。在马克思的创作过程中，燕妮给予马克思的帮助显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以其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为指导，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极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在恩格斯的大力帮助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理论联系实践创造性地与恩格斯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理论，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愧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也不愧为"千年伟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m].

[2]中央编译局著.马克思画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解构身份话语认同多元民主

尚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1943一）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在卢汶、巴黎、埃塞克斯和伦敦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毕业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并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协会成员。她和拉克劳在1985年发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nm）的概念，二者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文着重探析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拉克劳、墨菲、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重量级思想家也卷入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因此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各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滋长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新出现的“马克思”热。但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后马克思主义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远，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墨菲的理论就具有这样的倾向。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甚至也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她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当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努力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新亮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与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及她单独发表的《政治的回归》、《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的民主》等著作中。

一般说来，后马克思主义赞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解放精神，并多多少少承袭了这种精神，但是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已经与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力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墨菲就是把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核心信条和基本方法作为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信条加以批判和解构。墨菲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倾向，而她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坚决拒斥了具有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现代性理念。

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她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现象”①。她和拉克劳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作为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规定的技术性过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独立的自我发展的生产力就要求冲破这样的障碍。在墨菲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有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信条，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的机制。

墨菲将历史唯物论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实这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发现，历史上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确实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他们并没有把生产力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完全独立的中性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中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墨菲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观中，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她看来，并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性逻辑，应该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按照墨菲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观，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对于像历史唯物论这样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只能给以拒斥、解构。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墨菲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是本质论、还原论，是她所拒斥的宏大叙事。墨菲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把社会主义视为随机建构起来的认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就像女权主义运动是对女权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运动是对生态话语的认同，和平主义运动是对和平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对多元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所以社会主义策略在于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形成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

二

墨菲不但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核心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阶级的观念。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也是体现了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些处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并具有共同的客观利益的人群。以共同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那些人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阶级。而在墨菲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墨菲认为，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观念，是必须否定和解构的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

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主张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代替了阶级。深受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墨菲认为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差异系统的并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而是不同身份的群体关系，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从而不同于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它是随着对话语的认同而随机建构起来的。墨菲认为战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抵制和对抗的形式，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的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她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变动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事业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力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都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其客观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能够团结一致，从而成为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墨菲已经解构了阶级的概念，以身份的认同取代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因此她同样拒斥了统一的工人阶级的观念。墨菲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是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冲突。所以她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其客观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话语。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所有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民众为主体，这个主体是多样性、差异性的主体，工人、农民、妇女、移民、消费者、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具有等值性，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

为此，墨菲不再将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看作多元化的民主斗争，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制度，铲除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墨菲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是同资本主义完全决裂，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发展。她以激进的多元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②这样的社会主义被墨菲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容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在一起。

三

1985年，在墨菲和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提出了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问题，主张以激进的多元民主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墨菲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的基础上的。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西方的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像福山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墨菲指出：“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③面对这种新的冲突和对抗的不断出现，以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没有对抗、没有敌手的自由民主世界是一种幻觉。墨菲力图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政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在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隐退，一种以为我们最终将无需对抗观念的幻觉流散甚广。这种观念充满危险，因为它将使对抗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无能为力”④。墨菲认为，在苏东瓦解后，旧有的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专制同民主的对立已经消失，但是各种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对抗正在复活，冲突的对抗正在以大量的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墨菲将对立、对抗、冲突视为政治的永远的本性，这样的对立、对抗是不可根除、不可化解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的状态。看作是狼与狼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状态，在墨菲看来，人类的这种状态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消除，民主政治是将对立、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将对立、对抗取消，不允许对立、对抗、冲突的存在，声称已取得普遍的一致性、统一性，那正是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⑤民主不是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而是将对立、对抗、冲突容纳在民主的形式中，民主政治必须能够包容对立、对抗和冲突。如果把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力量排斥在民主之外，就可能使这些力量被吸引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中去，可能使这些力量真的成为民主的敌人。

按照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观，民主不是建立在完全统一、一致的基础上，完全的统一、一致只会导致民主的灭亡。相反，民主必须承认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必须承认对立、对抗和冲突。“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adversary）区分之上。”⑥墨菲认为，在民主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语境中，不能够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对手的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批评对手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在多元的民主政治中，“敌人”这个范畴不是被消灭，而是置换为“对手”。如果民主不能使“敌人”转化为“对手”，不能包容这种“敌-我”的关系，而是将“敌人”排斥于民主之外，那么“敌人”就可能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真正的敌人。

激进的、多元的民主允许有对立、对抗和冲突存在，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当然要求大家遵守自由民主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在墨菲的后现代话语中，并非是实质性的真理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法”的一致性，游戏规则的一致性。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他借助了克劳德·顿弗特的说法，指出“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⑦前现代社会中，体现在王族身上的、系立于神的超强力量的权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已成为昨日黄花，权力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及其源泉已经消失，以神的终极基础作为确定性标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现代性的启蒙观念，试图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从而取代传统的上帝或自然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也终究归于失败。因为，按照墨菲的看法，不可能为民主政治找出一个确定性的基础，在她看来，现代民主的特征恰恰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解，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所以才会包含多样性、差异性，才会包含各种对立、对抗的冲突。如果坚持确定性的标准就只能导致统一性、一致性，就不可能允许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存在。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民主社会的确定性标准的消解，意味着统一的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差异性、多样性。“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共同性、统一性在今天已经成了民主的障碍。在墨菲看来，不但社群主义所主张的实质性的共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重叠共识，也是与激进多元民主的差异性、多样性不相容的。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还具有非普遍主义的特征。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那就意味着普遍主义的不存在，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存在。墨菲指出，现代性的启蒙观念是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特征的，为民主设定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权，正是在普遍的共同的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组成了民主社会。而墨菲则认为现代民主制是非普遍主义的，是由多种多样特殊身份的人组成的，不能把“人民”说成是具有普遍意志的统一的同质性的主体。在墨菲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以抽象的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还是社群主义以共同善为基础的社群，以及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都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不能构成现代民主的基础，因为现代民主制恰恰是以非普遍主义为特征的。

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实际上是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后现代性的非本质主义、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利奥塔坚持后现代性的反普遍主义的立场，为避免普遍主义而放弃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哈贝马斯坚持捍卫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将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事业，坚持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墨菲认为，无论是利奥塔还是哈贝马斯，都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结合在一起，利奥塔为了拒绝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拒绝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从而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哈贝马斯则为了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而保持了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墨菲的立场不同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保留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却抛弃了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将自由民主原则确立在后现代性的非普遍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所以，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不再会有任何作用”。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原则，在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中得到保留，但是现代性的启蒙认识论的视角，亦即那种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视角必须被放弃。尽管这种启蒙观点的视角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障碍，需要从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自由民主的原则，将激进的多元民主确立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样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它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上的。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表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他实际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力图解构、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如加拿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她及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⑩她否定历史唯物论，代之以非决定论的、非本质论的、非还原论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概念，并以话语分析方法取代阶级分析方法。她所提出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并自称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规划，但是事实上是主张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起来。与其说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进的，倒不如说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彻底决裂，而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则更多地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注释：

①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伦敦1985年版第77－78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8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论文网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9

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

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

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篇10

在时代、形势和实践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地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与时俱进，关系到能否真正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自觉和无私的境界。

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科学论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文】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50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一）

同志这一论断，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认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经常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经常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人？》中说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说过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

——1920年，列宁在评论《共产主义》杂志的“左派”幼稚病缺点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这两篇重要著作中都引用了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按当时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被译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些论断，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深刻概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强调不能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事物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我们同样可以注意到，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科学论断，同列宁、、邓小平上述论断既是一致的，同时又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概括。

（二）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时代、形势和实践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地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与时俱进，就成了区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营垒里曾经出现过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伯恩斯坦，他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始而怀疑马克思主义，进而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完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一个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最主要的领导人、第二国际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他曾经同伯恩斯坦作过坚决的斗争，但是他后来认为帝国主义只是资产阶级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农业比例失调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看不到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革命形势，后来甚至攻击和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列宁，他认真而又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时又以鲜明的态度批判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同时又以鲜明的态度批判了考茨基的陈腐之见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这三个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形势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一个是与时动摇，直至背叛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与时不变，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一个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把第一种情况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把第二种情况称为“假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情况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后两种情况。比如，在1941年9月10日写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还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够理论联系实践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也经常出现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面对新事物新问题，不能与时俱进，而是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甚至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种是面对新时期新现象，也不能与时俱进，而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还要到处点名打棍子，搞“左”的一套；第三种是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时俱进，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从邓小平到，从来都主张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开拓前进。

邓小平曾经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能够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

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通过两种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第一种形式，是后人与时俱进，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等等。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时，后人总是面临着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左倾”教条主义。根据我们党的经验，破除这个障碍的最好武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种形式，是本人与时俱进，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我们可以重新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7篇序言。比如，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的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经典著作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至于列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实行新经济政策；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审时度势，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不断改变对国民党的政策；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到80年代中期对时代主题看法的改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本人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时俱进的事例。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而且需要自身高度的清醒、自觉和无私的境界。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上述哪一种形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都是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根据这一重要思想改变个别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进行理论创新，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自觉和无私的境界。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科学论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崇高精神，对于我们在当今世界剧烈而深刻地变动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意义之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既然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需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其道理当然很明白，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但是，当你作出这样回答的时候，也有人会说：“是的，马克思主义在产生的时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而且比当时其他人的认识都要深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已经100多年了，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他们的思想理论呢？”根据同志的论断，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是伴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因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