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热范文10篇-ag尊龙app

时间：2023-03-20 02:54:07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1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2](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4](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5](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5](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6](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7](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8](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8](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8](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9](p1136)海德格尔这种“启示的无望”就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尼采“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化正朝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而剧烈地骚动着奔向干涸尽头走进灾难的时候，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2](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根却在19世纪中叶，因此人们在动荡的20世纪进行了许多自以为是的思想试验和政治试验之后，终于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道理的，于是纷纷重新评价自己思想历程的得失。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可以直接追溯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就给许多人，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6](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以苏联东欧巨变为例，人们从对它的理解中重新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其中最激进的理解莫过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匠詹明信(f.jameson)，他认为，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詹明信认为，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渐进的方式予以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在詹明信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健在，那么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过时之类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或者说是浅薄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颠覆者的绝对地位。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6](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6](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总而言之，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收稿日期：2003-08-2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5]伯尔：《卡尔·马克思》，载于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6]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7]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2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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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曼德尔：《＜资本论＞导言》，载《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3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2005年，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马克思主义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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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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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路径

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现状

高职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首要任务，以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才，在学生培养中容易出现重专业、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高职院校对马克思理论教学的不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态度。以致学生在学习时只为了得到学分，顺利毕业，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

二、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高职院校在建设中，主要以“校企合作”为发展模式，注重产教结合，工学结合。高职院校的管理者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教师除了课堂教授外，还带领学生去企业认知学习，选拔优秀的人才参加职业技能竞赛，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模式是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主要雏形。高职院校在发展中多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化知识为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在培养中多重视学生的专业实际操作能力，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学。高职院校没有对马克思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有足够清晰地认识，在课程设置中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进行课程安排，几乎很少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系列活动。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认识不足，直接导致了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不重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方式、渠道单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涵盖面较广，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在理论上能够全面地掌握马克思理论系统知识，这样教师才能并通过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地讲课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目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讲授渠道仍很单一，很多教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上照本宣科，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上枯燥无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只是走马观花。并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多为教师主导，而学生则只能被动接受，师生间沟通模式较少。这样就更加增大了学生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难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也不能达到醍醐灌顶的效果。

（三）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

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多为敷衍了事，获取学分，很少一部分学生是抱着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态来课堂上课。由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无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内在动力不足。高职院校的学生多为理科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缺乏基础知识掌握。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核上，临时抱佛脚，只是对教师勾划的考试框架熟记硬背，应付考试，但多缺乏深层次理解。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学习没有兴趣，导致了教师在传授理论时的课堂效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上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提高马克思理论教学效果的路径

（一）贴近专业

高职院校应该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开展有关职业道德、职业要求、创新创业方面的培训。教师除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加深其对学生所学专业的了解，这样教师就能结合学生专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院校可创新方式方法，制定马克思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在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培养计划中增添实践教学板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可结合教学计划板块，带领学生参观企业，在参观时其可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对市场经济学这方面的知识，贴近学生的专业，这也促使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加深其对本专业的了解。高职院校贴近专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二）贴近现实

教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时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贴近现实，关注时事热点。并在对时事热点的讲授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多与学生进行互动，可采取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在课堂中，激发学生的热情。

（三）贴近学生

马克思理论的教育主体是学生，不是教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开展上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个性。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可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从学生掌握程度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授中，应该结合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讲授。贴近学生生活，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中来。

作者:朱媛媛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5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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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6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已经不断被人们推广和使用。网络具有内容丰富、传播速度快、使用方便快捷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群体的喜爱。因此，可以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网络有效的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依托网络的形式，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容在网络中以各种方式方法进行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内容丰富性、传播快捷性，也致使网络中许多不良思想、文化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的占领网络阵地，加强网络建设，监督管理网络舆论，培养政治可靠、知识丰富的网络政工队伍，不断提高完善网络教育的作用。

二、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既在于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又在于实践的操作性。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口头的传授教育，还应该已实际行动去向大学生言传身教。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仅是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一种宣传的政治口号，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中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加强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信心。此外，针对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就业难、不公平公正现象要及时防范管理，以免给大学生造成心里动荡和失衡，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和心里，致使大学生淡漠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内容应该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可贵品质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仅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还在于它是不断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最新理论成果，使得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对大学生开展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进而使得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养成与社会的发展相符合。

四、创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7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工作置于“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新高度，意味着广电系统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提出新要求，把握新时代满足新期待，锤炼新作风展现新作为，“增强政治担当，强化阵地意识、把关意识，建好建强阵地，守好守住阵地”。①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是发挥广电独特的传播优势，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有效提供的主要方式，也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广播电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充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教育广大民众的重要媒介。新时代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充分认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关键地位，把握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为阵地，改进和创新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方式和方法。

一、充分认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进程中的关键地位近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以重点工程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内容生产为落脚点增强舆论引导能力，以薄弱环节为突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进程，国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7%，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1%。②“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对新形势下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为契机，通过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覆盖面广、接收便捷、渗透力强等特点，构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格局中，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起到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凭借现代化大众传媒发达的传播功能，对整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文化引领与文化塑造的功能，是沟通其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的重要桥梁。在我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基本工具，也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亦是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科学路径。一方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搭建起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桥梁，承担着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供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入到文化生活之中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通过广播电视的宣传逐步走向大众，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中的实际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逐步深入。广播电视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乃至全社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艺观为指导，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循思想认识发展规律，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发挥广电特色和优势，使广播电视成为马克思主义优质传播、精准传播的有力工具。

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互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1.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自20世纪50年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践产生以来，我国便以广播电影电视为媒介，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那些没有阅读能力或不具备阅读条件的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加强政权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重要阵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践为党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而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近20年的发展，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认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出“官热民冷，学界热行业冷”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日益艰巨繁重。马克思主义要在纷繁复杂的多样化信息中脱颖而出，获得大众的接受、认可和拥护，必须占据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作为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应有所担当，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当下，中国广电事业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使广播电视产品和服务不断趋向大众化的要求，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有效引领作用，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广播电视覆盖面广、接收便捷、渗透力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传播载体。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相比，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兼具传播工具和内容服务的双重功能。③一方面，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公益性、便利性、可及性，以及直接面向广大群众等优势，提高广播电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广播电视是以新闻资讯、生产生活信息、文化教育和休闲娱乐等基本节目为基本内容的，可以说渗透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内容服务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科学的方式传播正确的理论，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方式和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大众所认识、接受、掌握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关心大众，解决大众实际生活中的难题和需求。仅以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为例，多年来，广电部门依托“村村响”“户户通”“无线数字化覆盖”等惠民工程建设，不断缩小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城乡差距，体现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巩固和拓展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当前应在继续完善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促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渠道和方式多样化，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范围。

三、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思路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8

〔中图分类号〕b5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4—0005—11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千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究竟如何？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曾经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受到严重损害。十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成功，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东欧中亚原社会主义国向资本主义转轨受挫，西方世界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热潮。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法国巴黎举行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人士参加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这是几十年间都不曾有过的罕见局面。与会者认为，“不能把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正像卢梭不能为罗伯斯庇尔负责一样”。（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0期第2页。）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举行的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网上选举活动，马克思位居爱因斯坦、达尔文、康德等众人之首，被选为千年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现代政治思想之父”。日本学者佐岩茂就此认为，千年之交，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期待马克思主义热潮的胎动气氛。

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热已同过去很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也在人类历史的嬗变中重新构筑。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界研讨热烈，流派纷呈，观点各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过时？不过时？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争论，已经是持续百年的老话题了。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考茨基等人就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帮修正主义者。此后，以改良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人尤其是社会右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背弃马克思主义。但总体上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节节胜利，依然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并为大多数人所不屑。

就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看，尽管马克思主义因而遭受挑战的局面还是存在，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不因此而失去光芒，她仍然深深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和健康人类。

近年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往往同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联系起来，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和失败联系起来，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挫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这些人中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与其是出于理论使命和哲学良知，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义愤和道德裁判，巴黎《宇宙》杂志主编、国际政治论坛主席埃伦斯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法西斯主义”、“军营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简单的政治口号虽然十分刺耳，但却因缺乏科学缜密的理论思辨而不能伤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另一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则多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当年断定的那样走向死亡，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发动新的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其自身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而分化，失去革命特性。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司法和常备军等，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预期的成功。他们据此称马克思主义是新的“乌托邦”，或称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或称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矛盾”，或称马克思主义是“部落文化”等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不灵了。

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多系论者个人行为。但社会人将“马克思主义”从党纲中删除，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人也在自己的党纲中加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古巴共产党把马蒂的思想也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马蒂和马克思无论如何都不是同一思想体系。俄罗斯共产党则把俄罗斯精神理解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注：《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俄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俄《真理报》，1995年1月24日。）这种情况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已不是罕见的现象。

近年来，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计划经济的理论等等。1999年3月14日，波兰学者沙夫在《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一文中，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休戚与共的人”要放弃过去的“教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沙夫提出了4个问题。

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今天的主要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化的东西，而是以信息为形式的人们的思想，亦即非物质化的信息。要把非物质化的东西‘理性化’是困难的……就要冒窒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危险……导致破坏社会进步”。

第二是国家消亡问题。这一理论必须修改。“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要求作为行政机构的国家大大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首先是收税并进行合理分配时，没有国家的职能机构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是市场和计划经济问题。“以往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摈弃了市场思想和提倡计划经济的原因我们都是了解的，我们也同时知道错误实行计划经济带来的痛苦教训”。

第四是民主问题，必须“摈弃列宁对民主概念的解释。”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更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注：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波兰《论坛报》，1999年3月14日。）

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一般为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其他某些左翼组织。但人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赞赏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无党派人士增加了，原因是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摆脱了党派背景，但在思想理论上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仍然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这一力量实际上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过时的地方，如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安皮罗夫、利加乔夫等等。另一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某些观点，某些具体结论过时了，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辩证法并没有过时，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

在欧美各国，坚持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政党已不多见，认为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全部有效的党更是绝无仅有。通常，人们总是用“左”、“中”、“右”来区分社会主义政党、运动和组织，而不是用“过时”与“不过时”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

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第四国际观点的党几近消亡，受苏联影响较大的政党和组织自90年代以后也发生分化，他们中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注重民族性、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种状况造成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的不一致性。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地域性差别的原因。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明确提出要放弃“专政”，西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其国际组织如北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应坚决反对，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为发展民族经济则主张与之合作。各国党都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创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实际上并无严格共识，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地位变动中的一种突出现象。

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党的意识形态中析离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区分开来，这种现象在最近10年内进一步加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却远未终结。如果抽掉它的意识形态成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世界时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在当代众多进行激进批判的后现代主义那里仍然有生命力。”（注：阿里弗·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见《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阿里弗·德里克的这翻话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颇具代表性。

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内容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近年内有发展的趋势。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的。法共领导人罗贝尔·于说，人类解放的思想必然具有多元化特点。我坚持马克思的名字，并且喜欢马克思甚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理论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政治路线，而是具体分析复杂事物的方法以及创新和现代化的思想源泉。

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的威望近两年在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中有了较大提高，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一书中反映了这种情况：“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来都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不自觉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张惠君：《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3期。）

二、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条件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金融、信息和贸易网络的一体化已经使整个地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国的政治当局屈从于国际市场。”弗里德曼1997年3月2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的这翻话，不仅代表了国外舆论界的普遍观点，实际上也是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一致看法，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6月19日在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的演说中也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全球化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近年来国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一般的看法是，全球化加速了已有的两种倾向，一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蔓廷，二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这里要指出的一种新现象是，近年来，一批原共产党人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到“过时论”者的队伍中去。例如，苏联原有共产党员1500万人，而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员只有50万人。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中国外，90年代以前有共产党员4400万人，90年代末只剩下1000万左右。这些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大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支持者。

然而，对全球化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另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反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空间。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马丁和舒曼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涡轮资本主义要摧毁它自身存在的基础，即摧毁它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机器。

美国学者斯威齐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始终在扩张而且经常处于爆炸状态的资本积累过程”。（注：保罗·斯威齐：《谈谈全球化》，美《每月评论》1977年第49卷第4期。）

在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上，不少学者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全球化撕破了民族国家的分界线，使资本主义从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现代化理论更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建立在一些对立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目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同马克思主义一个世纪之前所预言的最相似，资本主义已经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真正转为全球性。这个时候，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成为跨国的了。而且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再造、复制相同的文化结构而产生的同质化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注：参见阿里弗·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

俄国学者诺维科夫非常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必须坚持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类建立公正、理智、自由和幸福生活制度的科学指导思想。”（注：诺维科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存在、发展并充满生机》，载俄《对话》杂志1997年第7期。）

美国学者伍德甚至认为，全球化不仅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它为左翼力量创造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历史契机。伍德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说，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规律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方式也是十年前所无可比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真正走向衰落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癌扩散。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但否认它能够带来普遍的成功与繁荣。由于资本主义规律不可能被改良，全球化必然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即使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必然导致人类危机，这比阶级斗争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为左派创造新的机遇。因此，“我们所处的时刻正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最合适的时刻。”（注：见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回到马克思》，载美国《每月评论》第49期第2卷。）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指出了全球化造成某些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即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在成为一个普遍化的整体之前就会灭亡，因而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20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一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人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过激的思想认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不会在短时期灭亡的，这种状况仍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资本主义民主以及由此产生的全新的社会舞台和内容，并不是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生命形式，资本主义终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本主义“革命化”、“全球化”有过相关的描述，现在一些人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过时”了。对于这一点，国外的学者也有人进行反驳，指出《宣言》并没有为资产阶级灭亡辩护的意思，而是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把握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特征。资本主义是以交换价值为取向的生产方式，因此必须不断地对生产技术进行革命并使经济生活国际化，建立劳动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续与扩大并不能消除其内在的矛盾性，全球化将最终造成自己的发展障碍，促使人类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使命。一旦资本主义在失去控制中发生危机与冲突，唯一的出路就是作为世界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创造出一个可以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的新世界。

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是一个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热门话题，也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地位的重要问题。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居支配地位的世界性话语，已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思想体系。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国外有学者指出，这种失败至少造成了以下4种严重后果。

一是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目前全世界20％的人口控制了世界80％的财富，占世界人口20％的富国和占世界人口80％的穷国国民收入之比已从20年前的30倍扩大到了今天的60倍。全世界358名巨富占有的财富比世界45％的26亿穷人还要多。在美国，1％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39％。

三是人类伦理道德空前危机。克隆人将变为现实，计算机犯罪日益猖獗，黑社会与邪教迷信活动更加严重。

四是不顾后果的过度经济开发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类生存条件空前恶化。

希腊学者萨瓦斯·迈克尔——马特萨斯就此指出，1997年之后席卷亚洲的经济危机使“龙们、“虎们”的经济“奇迹”破灭了。随后日本经济急剧恶化，一个正在到来的经济灾难正在全世界徘徊。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人们开始寻求更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的故乡，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又提出“第三条道路”来摆脱困境。“第三条道路”在国际问题上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并造成严重后果。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自由主义失败造成的。因此，一些西方政要开始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惊呼，在经济政治灾难幽灵的背后，另一个举世闻名的老幽灵又“卷土重来了”。俄罗斯学者克拉辛在《社会主义：反思的必要性》一文中很有信心地展望道：“21世纪将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高潮”。（注：克拉辛：《社会主义：反思的必要性》，载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6期。）

三、二十一世纪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与发展

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的纲领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普遍的要求和共同的努力方向。

创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甚至承认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是近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往往没有明确而郑重的公开批评，一般只对认为过时的内容不再提及并在行动上加以创新，如在发展私有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是如此。非执政的共产党如欧洲日本各国的共产党，则少有顾忌、它们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早已进行了批判性创新、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至于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学术问题来研讨，这在国外学术界已是很常见的现象。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当从对它的批判开始”。（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和社会的任务》，莫斯科，1901年，第46页。）伯恩施坦的这句“修正主义”老话，近来又被人们从正面提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奥伊泽尔曼在199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是由反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反对人们把他们的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害怕导致绝对化。德国社会内的一些人以及后来的列宁则不允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实际上，对不同学说进行批评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正常的，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里也很常见，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不应当害怕批评。奥伊泽尔曼认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形成了一种文化历史心态，使马克思主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致使其失去了正常的科学地位……变成不可怀疑的官方学说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思维方式的科学理论。作为无所不知的最高科学，人们都必须绝对服从，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在生物学、控制论、物理学领域里，都要照搬无误，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公开宣布他们不受任何组织的影响，也不参加任何“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们宣称要独立地分析和批判整个社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人的学说都是可以发展的。他们编写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丛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机体上的“一只毒瘤”。

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美国学者詹姆逊提出了“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争论，不是特定的命题，而是特定命题的表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阶段，伯恩施坦以后为第二阶段，目前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生命力在于它具有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描述资本主义的能力。其论据是，现代化使文化变成商业，商业变成文化，马克思在这些方面具有理论优势。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贝尔·于则干脆提出了“超越马克思”的大胆口号，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务实精神。于说，“必须按照马克思提出的方法，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而是从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生活中去寻找共产主义。”于认为，“尽管马克思的著作是那样重要，但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因此，我认为，即使‘回到’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那也不是为了重复马克思，而是为了深化和继续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观念，并且，有时对这些分析和观念提出异议：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因为马克思也受其时代认识上的限制”。于肯定地认为，“即使人们重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的诱惑也显然存在于否定教条之中！”。（注：罗贝尔·于：《共产主义的变革》，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3页。）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近10年里大都提出了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这种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取舍创新，而不是削足适履地以主义规范现实的作法，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的生机活力。

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革上”。经济方面改变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发展市场经济，改革按劳分配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政治方面摒弃“以阶段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尊重人权，惩治腐败，精简机构等等。在主要内容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发展基本相同，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各有偏重，如越南提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1.劳动人民当家作主；2.在现代化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高度发展的经济；3.先进的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4.人们从被压迫、被剥削、不公平下解放出来，各尽所能，按劳享用，生活温饱，自由幸福，人人有条件全面发展；5.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6.建立与全世界人民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老挝则提出“坚持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国际主义。

国外非执政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创新问题上主要围绕在如何取得执政地位并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问题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上，丘巴里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作19世纪的一种历史和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使人们能够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至于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圣像’以及作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手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注：丘巴里扬：《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危机》，俄《独立报》，1998年11月11日。）

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观点比较一致的问题也不少，如革命主体不仅仅是产业工人阶级，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革命道路主要地不再是暴力的而是和平的；无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现实追求目标；民主、自由、公正、集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等等。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十月革命、五月风景、、阶级关系变动、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环境保护、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民主问题、国家问题、政党问题、社会规律问题、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考证等等，都有人正在研究并不断发表新成果。

研究的广泛性，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创新的务实与突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永恒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未来。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了中国实际，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顺利；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等等。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僵化的教条，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出现挫折。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建国后的等等。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遍性，其另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展，与时俱进。因此，才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为基础，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升华。能够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理论自身的普遍性，即超越它所产生和指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有一般的和普遍性的价值。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心的生产力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分别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不断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些理论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而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现实中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曾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反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有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第二，注重总结经验，把握事物的规律。规律都是隐藏在现象中的，任何规律的发现和掌握都是经过不断地对现象进行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得到的。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革命不同于别国革命的特殊性、特殊规律，把握不同革命阶段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三个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历史，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2003年在全国纪念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李长春同志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思想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渐成显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概况和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的若干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90年代中期以后，渐成关注的热点。从1997年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掀起热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著出现，其研究成果一般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居多，部分散见于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论著中。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1997年以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文章共有28篇，其中1997年至1998年2篇，1999年至2001年4篇，2002年至2006年22篇。标题中直接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字样的文章有11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按照切入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从思想形成机理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如郑德荣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初探——思想形成的机理分析》等。二是结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如李恩波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特点》，余曙光的《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冯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之比较研究——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历程》等。三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如王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及启示》，张焕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曾德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研究》，黄友牛的《“三个十三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包心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贾玉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规律问题》，吴静波、程斌的《“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张晓明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规律性研究》等。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如谭献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色》等。

还有些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成果形成的规律的过程中，也间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如汪青松的《两次伟大革命与两次历史性飞跃——论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历史形成的内在规律》，杨明清的《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轨迹及共同规律》，李白宏的《中国共产党两次历史性飞跃之比较与研究》，宋朝光的《浅论中国共产党规律》，范明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新的伟大旗帜——兼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的主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有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谭献民分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民族传统文化陶铸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意识和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文化原因，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关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中摆脱传统文化理念束缚，用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使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与时俱进的客观规律。施涛通过对思想形成的机理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由儒学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行程，文化遗传的自然机制使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特质得以保存，文化的变异是文化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逐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80多年的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多数学者通过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有学者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刘景风认为，马克思主义自传人中国以来。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克服重重困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在斗争和挫折中前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战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规律。

有的学者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郑德荣紧紧围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分析了思想的渊源、科学涵义、体系结构和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规律性问题是：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去认识马列主义的属性和基本特征，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基本原理。掌握精神实质；第二，正确认识中国特殊国情，充分了解社会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第三，尊重群众实践，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集中集体智慧；第四，具有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冯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比较分析，指出，不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两者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色，但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共同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都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并且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黄永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归结为五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时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斗争和切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挫折和失误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齐头并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个规律。贾玉珍也从时代课题、客观依据、实践基础、民族特色和理论品格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这就是：正确对待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

吴静波、程斌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有十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经历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考验和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这个共同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精神状态，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会产生体系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卓越贡献往往起着关键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历史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中国化都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不断得到弘扬、生命力日益增强的过程，这十条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张晓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写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在其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人们主观上从外部强加的，它的逻辑上的规律性结论完全来自它本身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内涵是丰富而全面的，它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十个规律性：与时俱进、时代性、实践性、民族性、先进性、科学性、集体性、全面性、创新性、开放性，这十个规律性既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又相互紧密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重要内容。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多数学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时都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实际；第二，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第三，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特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挫折中不断前进，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历史过程。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作了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徐松林认为，综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有一条基本的规律。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就是“结合律”，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是对称性、匹配性、持续性的结合。而“结合”主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具体实际、对两者有机结合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其中对称性、匹配性要求应该贯穿“结合”的全过程。陈浙闵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所体现出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有三条。包心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条基本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黄友牛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三个十三年”和“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奇特现象。“三个十三年”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经历了13年左右的时间。“三个十三年”与三次历史性飞跃，又伴随着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1942年的；第二次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三次是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召开。但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效性、实践性、认知性的基本规律。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经验、规律及特点

有些学者不是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经验或特点放在一起进行了论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

李恩波认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经验和规律”：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武器，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二是吃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紧紧依靠实践，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形成符合国情的新理论。

张焕金则认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坚定信念，不丢“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这些就是从三次历史飞跃中获得的“规律性的经验启示”。

余曙光也认为，纵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可以从中得出的一些“规律性的基本经验”：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善于总结、不断探索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研究》研究组根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为八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条件；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条件；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催化剂；我们党的领袖群体理论上思想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因素；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国外各种积极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

4、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共同规律和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有其规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其规律。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发展的规律。虽然他们没有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为题进行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从另一侧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毕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汪青松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革命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两次革命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基础，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得以实现的关键。两次革命与两次飞跃的过程又都是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来源于伟大革命实践的伟大理论又给新的伟大实践以指导，并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这就是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杨明清认为，历史上的两次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探究国情，寻求发展中国的道路，这就是体现于两次飞跃中的共同规律。李白宏研究认为，两次历史性飞跃由于历史背景和解决的任务不同，因而在内容、重点和所需时间上都有不同特点。但它们又有着共同的规律：一是都经过了长期探索；二是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三是都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并作出科学的判断：四是都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基础。

范明通过回顾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规律：高度重视指导思想在党的全部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党的领导核心具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是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

三、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存在的不足

上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学术基础。但从总体来看，研究中尚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有：

一是研究的深度尚显不足。科学的研究是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找出其中的规律，以便遵循事物的规律。从目前情况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的质量也逐步提高，但该项研究还未完全形成共识，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几条规律，是三条，五条，八条，还是十条?哪些是基本规律，至今尚无统一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科学判断略显不足，有些“规律”，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如“三个十三年”是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效性、实践性、认知性的基本规律”等。近年来真正能够做到论据充分、分析透彻、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还比较少。有些文章重复论述比较多，创新性较少，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上，对其中较深层次的内涵和原因则缺乏大胆的探索和揭示。

二是研究的领域较窄。事物是联系和发展的，而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只有在事物的发展和联系中进行研究，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目前看来。这一研究绝大多数是围绕着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展开的。这当然是对的，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在其他相关内容的研究上则显得薄弱。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及民族、文化背景研究得较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研究得不够，对客观规律的研究还多停留在总结经验、特点的层面上，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特点与规律性研究混为一谈。

三是研究中的不平衡性。学术研究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这一重要命题来源于实践，再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实践价值，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显得比较薄弱。从思想的形成、发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较多，较深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显得不够。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平衡性。

2、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加强对“相结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相结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规律。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引导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变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全面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是坚持、应用、创新和发展。学界对如何“相结合”研究得不够。不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还要透彻分析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国情；不仅要研究“相结合”的形式、“相结合”的内容、“相结合”的成果，而且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如何结合”，这对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很有帮助。

二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上，而较少研究和总结这些规律背后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问题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规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规律，能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行总结，使其达到经常化、理论化的高度，能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实践明确方向、提供指导、奠定基础。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不断总结、反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从中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最基本的规律，是更好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