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范文10篇-ag尊龙app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1

1、正文两页左右，建议用五号字、宋体、单倍行距。摘要、参考文献、附图等不计算在两页限制之内。

2、打印版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是期末考试开考前，即2009年1月3日19点前。电子版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为2009年1月3日23点59分前。论文过期不收，按零分处理。

3、论文要同时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电子版提交地址是lunwen1@，电子版以提交后24小时内收到助教回复为提交成功的标志，如果没收到回复，请联系助教。打印版建议在2009年1月3日上午答疑时提交（答疑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可以交给任何一个助教。

4、论文要运用原理课所学相关知识、原理、分析框架对某一问题、现象等进行分析，要有自己的分析、立论等。

5、论文要按照经济学论文的格式撰写，具体见第二点。

二、经济学论文的基本格式

1、经济学论文有一定的格式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为了一种“形式”，而是为了通过规范格式帮助作者组织好自己的思路、论述，也让阅读论文的人能更有效地理解论文要表达的思想、论文的逻辑。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经济中心“《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格式的要求，，大家可以去参考下（但不要试图抄里面的内容）。

2、下面是我节选的几个要点。

1）

论文的第一页应该包括以下信息（这条原理论文不做要求，自己愿意可以制作第一页，不制作第一页也不影响成绩）：（1）文章标题；（2）所有作者姓名、单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并指明通讯作者及其通讯地址；（3）感谢语（如有的话）。

2）

论文的第二页应提供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最多二百字的中文摘要；（3）三个中文关键词。

3）

论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等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1)、(2)、(3)等。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及以下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

图表格式可以参加本帖的附图。

4）

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末尾，并按作者姓名首位字母顺序编号排列（中英文混排或中英文分开排列）。混排的体例如下：

[1]布伦纳,“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载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2]ehtisham,a.,andy.wang,“inequalityandpovertyinchina：institutionalchangeandpublicpolicy,1978to1988”，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1,5(2),231-257.

[3]riskin,c.,r.zhao,ands.li,china’sretreatfromequality:incomedistributionandeconomictransition.newyork:m.e.sharpe,2001.

[4]王今美、张松，“中国新股弱势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第49－56页。

5）

论文中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根据black(1948：pp.66)的结论……”、“单峰偏好……(black,1948)”、或“正如吉登斯所言：‘……’（吉登斯，2000：第53页）”的形式。”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2

误区一：重表述方式，轻思维内容。不少论文充溢公式、图表、各种模型和假说以及对模型的各种查验，但真实触及所研讨主题的核心内容却少之又少。论文的方式光鲜，但思维贫瘠；对现象陈说描绘的多，作深度剖析的少；提出问题的多，解决问题的少；数据和文字多，有用出彩的少。论文止于方式，内容空泛，无价值，无含义。

误区二：重学术性，轻运用性。不少论文过于着重所谓的学术价值，却小看研讨成果的实践运用价值。很多罗列文献，不作鉴别整理；堆砌各种理论，不管适合与否；做遍各种查验，不管需求与否；设定很多假定，不管符合实践与否；还有些论文兜圈子、绕弯弯，不做深化的调查研讨和严谨的逻辑思辨，仅凭一个或多个模型中变量的增减、等式的改换就轻率地做出定论。研讨的理论办法无法落地运用；得出的观念古怪偏执；提出的方针主张或许脱离实践、无法操作，或许满是废话套话、不着边际。

误区三：重研讨进程，轻研讨定论。有些作者为创造而创造，为论文而论文，忽视论文主题，信马由缰，洋洋洒洒，热衷于研讨进程的描绘，热衷于杂乱的数学推导，热衷于数据、材料的处理、查验，而忽视对数据材料的深刻剖析。更有甚者，研讨进程与研讨定论脱节，进程是进程，定论是定论，定论不是源于前文的数据剖析，方针主张不是根据定论而出。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3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4

(一)模型变量的选择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t）。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比较多，根据其影响因素的大小和资料的可比以及预测模型的要求等方面原因，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x1t)、财政支出总量(x2t)、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t)、上期国内生产总值(x4t)、出口额(x5t)等。在这些指进标中,储蓄能够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过多的储蓄也会减缓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因素;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对下期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定的影响;进出口额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上述解释变量的选取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理论模型的设计

通过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量yt跟解释变量x1t、x2t、x3t、x4t、x5t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于是得到模型的理论方程：

yt=β0 β1x1t β2x2t β3x3t β4x4t β5x5t чtt=1980、……、2001

1．模型的参数估计

对于理论模型运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再用eviews

软件进行运算，得到的结果如下：

yt=-273.74-0.66x1t-0.34x2t 0.96x3t 1.00x4t 0.62x5t

（-0.34)(-6.31)（-0.95)（6.00)（13.60)（6.55)

r2=0.999681,d.w=1.7047,f=10039.38

2.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从上面模型可以看出β2<0，这表明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反而减少，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不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把此变量剔除。剔除变量后，再用ols法进行参数估计，所得结果如下：

yt=-937.46-0.74x1t 0.94x3t 1.03x4t 0.59x5t

（-2.52)（-12.14)（5.94)（16.37)（6.60)

r2=0.999663,d.w=1.606115,f=12617.16

（2）统计检验

上面的参数暂时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再进行统计检验。取α=0.05,

n=22,k=4,查t分布表及f分布表,得到临界值：

t0.025(17)=2.11f0.05(4,17)=2.96

可以看到,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非常高，方程的显著性也非常好。所以该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

（3）计量经济学检验

首先进行异方差检验：用eviews软件进行white检验结果为：

由上述结果可知，tr2=2.76<×20.05(27)=40.1,所以结论是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然后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先用d-w检验法进行检验，现已知dw=1.606,若给定α=0.05，查附表知，dl=0.96,du=1.80。因为，dl

可知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拟合的比较好。

三．模型的预测及经济解释

（一）模型的预测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05〉〉可知，2005年的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是141050.9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88604亿元，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6515亿元，进出口额116494.16亿元。把它们代入模型我们可以得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值为187314.57亿元，而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21亿元，误差为-4993.57亿元,相对误差仅为2.7%。所以该模型能比较好地解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状况，可以用于经济预测与分析。

（二）模型的经济解释

1．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式中β1〈0可以看出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成负向关系。这表明随着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从公式中可以看到当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增加100亿元时，国内生产总值就减少74亿元。这再一次证实了储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储蓄总额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采取了一些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消费需求，但效果却不太明显。

2．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式中β3〉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向关系。当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100亿元时，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94亿元。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

当前，腐败已成为我国不正之风的焦点，严重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有效地治理腐败，是全国上下极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他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1]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的考察和分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腐败的经济学定义

什么是腐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迈克尔·约翰逊采用广义的腐败定义，认为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维·h．白利认为，腐败一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利惠不一定是金钱。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3]

这些从政治、法律和道德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从权力的运行角度去探讨腐败问题，把腐败仅看成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偏离了应有的作用方向，违背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正如一位政治学者所说，权力是一种使人产生神秘感的东西，是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现象。[4]

如果从经济角度去研究，把腐败看作一种经济活动，一种用公权谋私利的经济活动的话，许多东西就会豁然开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定义腐败：腐败就是官员或官僚集团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的一种经营活动，他们总是期望以最低的成本做最大的买卖，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为腐败者或腐败集团设计一个计算和思考的过程：投入是多少，带来的收益又是多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拿出去少一点，拿回来多一点。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既然把腐败看着一种经营活动，一种公权与私利交换的活动，那就让我们来剖析三个问题：一是有市场可能吗，即公权可能与私利交换吗；二是作为公权主体，官员会拿公权去谋求私利吗；三是利用公权谋得到私利吗。

（一）腐败交易[5]的市场可能：权力总是倾向腐败

如今，腐败是重要的新闻内容。当我们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收看黄金时段的新闻报道时，我们可能被大量的有关腐败的报道弄得头昏眼花。为什么腐败如此泛滥呢？这正是我们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权力倾向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6]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也曾指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卡洛斯·艾伯特·罗赞斯基指出：“腐败是一种所有社会都出现的症状，它既可见于最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可在最微小的团体中找到痕迹。”[7]权力与腐败，犹如月光下人与其影子，凡权力所在之处，腐败必定形影不离。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从权力的交换性和供求特点得到证明。

1、权力是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权力是什么呢？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8]美国的一个学者则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对于权力，我的直接看法是这样的：在a能使b做本来不愿做的事情这个范围内，a对b拥有权力。”[9]r.h.陶奈认为，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可以说，权力意味着一种对其他人的一定强制、支配和控制，意味着掌权者的行为相对于其所作用对象的优位。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权力关系也存在互惠关系的可能性。”[10]因此，权力从来就是不够分配的紧俏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向往它，觊觎它，为了它拼得死去活来。

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

2、权力的需求与供给的无弹性

从普遍意义上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的发展壮大都由需求所决定。由于权力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支配力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人们向往权力，追求权力，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代行公共权力的人，也容易被权力所具有的特征所迷惑，容易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他自己私有的东西，并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将他人财产和公共财产据为私有。通过对公共权力的不合理使用来满足人们对权力的需求。

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及我国传统思想和我国的社会制度，都导致党领导下的政府成为权力垄断主体。而一个公职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权力是一定的，权限是一定的。出于理性他为获取更多、更高的个人利益，必将权力“价格化”。价格随用权对象的不同是变化的，而权力拥有者又是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权力供给的零弹性。面对这种情况，“经济人”必然会扩大权限或提高“价格”，同时对于权力效益的需求者来说只要价格在其承受范围内（一般以边际成本成本=边际收益为限）则不会顾及其高低，而权力所有者也抓住权力需求者这一心理，更多为自己创造获取有价值事物的机会，从而使腐败的产生成为了必然。

（二）腐败交易主体分析：官员也是“经济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是信奉性善还是性恶，大家都普遍认为，政府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是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惟一目的的“公共人”。但实际是否是这样呢？现实中以人性善为假设而构建的权力运行机制由于过于信赖人的自律，由于严重脱离自利人性的现实，为腐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以至于腐败情形泛滥。

1、“经济人”理论简述

现代生物学证明，生物的本性是自利的，否则无法在自然的残酷选择中生存下来。人作为生物的一部分，更是经历了无数的自然选择才进化到今天的人类。因此，人的原始本性即其自然的生物性，必定是自利的，人总是为自己着想、力图追求自己欲望的实现。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经济人”理论成为了西方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意愿，“经济人”就是指个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以极大化的个人的效用作为做事最基本动机的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11]经济人理论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总是在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价值物，只要是个人觉得值得追求的，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利益。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人们总是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最大程度满足。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比较每种方案的利弊得失，采取最有利的行动，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人的理性假定，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

在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上，公共选择学派对其发展有了重大突破，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指出，没有理由相信，同一个人，在私人领域或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及其最大化，而到了公共领域，或政治活动中则追求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所组成的政府也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组织。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使我们可以很好的解释官员腐败现象。由于公共决策者的“经济人”特性，政策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他们制定出利己的政策，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最近，一个对县(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调查显示，“理性经济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人性特征。[12]干部队伍为崇高理想奋斗的思想相对淡薄了，其人生价值观有较强的功利化倾向。如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考虑实际需要和效果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等做法；或者在遭受挫折情况下，变得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专为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作打算等等。例如，66.6％的人认为自己的班子是“绩效型班子”。如果自己主抓的工业园项目，而该项目列入国家调控的对象，那么，真正愿意清理的只占30.6％，甚至有11.1％的人选择“为了当地经济甘冒风险也要继续搞下去”。而其下级认为他们的这一倾向更强烈，即愿意清理的只占14．3％，甘冒风险做下去的占28．6％。作风问题中最大的是形式主义，占53．8％，功利主义为30．8％，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形式主义是做给人看的，实质上还是功利主义。

2、官员面临选择

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资源，总是有一个有限的量，相对于人们的无限欲望而言，资源量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稀缺性”，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作出选择。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者其他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官员也不例外，他也面临选择：一是公共决策与官员自身利益的选择，二是腐败与廉洁的选择。

公共决策与官员的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公共决策越正确、越及时，组织的利益越大，作为这个组织的掌权人所分享的收益也相应越大，不仅如此，官员还可以从中获得比一般成员更高更大的收益（或效用），如对官员政绩的物质奖励、职位的晋升等。相反，公共决策的效果越差，官员的损失也许比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更大。这是矛盾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公共决策与官员的私人利益之间又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源于公共决策的组织成本和收益与官员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存在着差异和背离。并非每一公共决策都能同时实现公共组织的收益和具体决策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便存在组织机构与官员两个不同的目标：组织收益最大化和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有效的监督的情形下，官员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做公共政策抉择，这种抉择有可能以牺牲组织机构的目标为代价。在官员的行动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具体决策人的偷懒动机和搭便车行为，这属于失职或渎职范畴；二是具体决策人利用职权之便直接为自己谋私利，其方式包括侵吞公共财产和利益以及收受贿赂等，这便是腐败了。

当公共利益与官员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腐败机会或诱因，即官员滥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集团谋取利益。当出现腐败机会或诱因时，官员通常有两种选择：腐败或是廉洁。如果人选择廉洁，他将得到相应的报酬，包括即期收入和未来的预期收入，加上作为一个廉洁官员的道德满足感。即期收入包括官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等收入，预期收入包括住房、养老金、医疗保险等。道德满足感是一种效用函数，它与官员本人的思想品质及社会责任感有关，也与社会风气和社会赞誉有关。对于那些具有高度“为人民服务”思想、利他型的官员来说，他们可能在腐败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坚定，这样他们道德满足感的效用函数就很大，甚至可能是无穷大。

如果官员选择腐败，他获得直接贿赂收入，但是他将为此付出各种成本。腐败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指的主要是腐败的直接投入；隐性成本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程度（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贪污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他的效用函数比较复杂，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这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和逃避的概率。

无论官员选择什么，都是基于自己条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腐败是否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腐败是理性行为。我们经常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那些身陷囹圄的腐败分子痛心疾首地说，自己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现在追悔莫及，然后就对着镜头挤眼泪。腐败分子的这番表白即是说他们从事腐败勾当是一时失去理智的感情冲动，不是理性行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他们还象在台上用大话诓老百姓一样对我们说谎。选择腐败或放弃腐败是在约束条件和风险偏好既定的情况下个人的绝对理性行为。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人生的很大的抉择，不可能靠一时冲动来决定。其实，他今天选择说谎也是理性行为，因为他试图使自己的腐败成本——惩罚最小化。实际上，腐败是一系列苦心经营的商业活动，每一步都存在获利与风险的计较，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蚀本，甚至埋下祸根。

（三）腐败产生的诱导性因素：成本、制度和信息

是否是有了腐败交易的市场可能和交易主体，就会产生腐败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制度健全，监督到位，以至于腐败的成本很高，或者说腐败的收益为零，甚至是负数，谁会腐败？因此，我们有必要来讨论腐败产生的诱导性因素。

1、腐败的成本

按照经济学理论，任何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成本水平上进行的，成本水平的高低对经营主体盈亏有直接的影响，成本成为经营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约翰.莫里斯.克拉克指出：“如果学生能在经济学课程中真正理解成本以及成本的所有各个方面，那么，这门课程就算取得了真正的成功。”[13]腐败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严格的成本计算过程。让我们对当前腐败成本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

一是预付成本。预付成本指为了取得腐败权预支出去的成本。如，跑官买官的费用、阿谀奉承付出的精力和遭受的精神损失。预付成本是腐败收益的底线，即经济意义上的盈亏点。随着预付成本的上升，腐败的收益曲线上移，腐败程度相应加深。目前，腐败案件的案值不断提高与腐败的预付成本上升有一定关系。

二是直接成本。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三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即腐败分子把权力变成个人财产所要支付的成本。这一成本的高低与制度漏洞和权力交易市场的发育两个因素相关。目前，制度的漏洞较多，寻租机会也多，降低了交易成本。权力交易的市场发育对交易成本起决定作用。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权力的交易市场，权力交易的成本很高，腐败难以成交，因此腐败现象很少。现在，权力交易市场发育非常成熟。交易渠道、价格形成、信息传递都形成了“制度化”流程，所以，腐败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是腐败普遍化的另一个原因。

四是机会成本。当前，我国腐败的机会成本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五是风险成本。风险成本是腐败败露得到的惩罚。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不高的。首先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其次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

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三分之一。陈武明在《路在何方》中说：“为什么这些人（指腐败分子）会那么大胆，不吸取教训，继续搞腐败，难道他们不怕坐牢，杀头，遭法律的严惩？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心存侥幸心理，认为现在搞腐败的人多，但被查处的人少，他们不一定会被发现被查处。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现在被揭露的腐败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没有被查处。”“理论界把没有被查处的这一部分腐败分子称为腐败黑数。”“有专家估计，中国的腐败黑数至少为80%，也有的认为被查处的只占0.0625概率。”陈武明认为“如此低的查处概率，意味着腐败有非常低的风险率和非常高的成功率。”[14]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一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的存在，更助长了一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一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这就是中国的腐败分子越杀越多的经济学解释。

2、腐败与制度

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的文章，认为必须从源头上拓宽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为此，必须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制度为什么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因为人们对事前的决策总取决于对事后的预期，只有预期某种行为能给他带来正收益，他才会选择做某件事。那么，又是什么在决定一个人的事后预期呢？正是制度，而且制度提供的是一个稳定的事后预期。制度通过设定各种“成文法”以及保证这些“成文法”一定能被实施的配套手段，明确地传达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将一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由此，也区别出了制度的优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

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面对不法商人的行贿，他选择受贿还是不受贿，取决于他的预期。如果他预期，在既有的制度下面，一旦受贿，被查处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被查处，惩治的可能性也很小；即使被惩治，惩治的力度也非常小，小到远低于受贿带来的收益，那么，他的事前决策就是选择受贿。而相反，如果他预期在既有的制度下，一旦受贿，被查处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查处就将被惩治，而且惩治力度也非常大，远超过他受贿所带来的私人收益，这样一来，他事前的决策就将是选择不受贿。因此，吴官正同志提出，要使得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莫及”，[16]相信对于所有的官员都具有震慑作用。其效果必然是，有人即便想要腐败，也会因为考虑到后果之严重而不敢腐败。

制度的功能除了通过给人们稳定的事后预期从而决定官员的行为选择之外，还决定了相对人的行为选择。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增长除了资源性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如果在某种制度安排下，个人报酬是根据他将自身的资源禀赋投入生产性领域的程度与贡献来决定，那么，所有人都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经济绩效也就会很好，经济增长也才有制度保障。相反，如果在某种制度安排下，个人报酬与其在生产领域投入的资源和贡献不相匹配，辛苦劳动与合法经营获利很少甚至无利可图，而通过不法行为与官商勾结却可以大发横财，这种制度会导致一种反向激励：即鼓励个人或组织将资源与精力投向“分配性努力”：不是试图通过努力做大蛋糕去获得更多收益，而是把资源与精力用于争取在已有的“蛋糕”中划出更大的一块，这样的结果是必将形成腐败的文化氛围，即不腐败者不得食，或者说是不腐败者不好食，必将形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3、信息不对称与腐败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依靠“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该假设条件意味着市场可以向每个经济主体提供他决策时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把信息问题从经济学中排除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普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考察腐败问题，可以认为腐败是官员与其相对人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博弈行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信息化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远，大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处不体现着信息化的力量，人类社会对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大大节约了能源和其他物质原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信息资源观与信息财富观的确立。申农认为，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是对决策实施过程进行有效控制的依据，各个利益主体为了消除自身决策的不确定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然要围绕信息的获取、控制、开发与利用展开激烈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谁拥有信息，谁拥有比他人多的信息，谁就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资源或财富。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行为参与者对特定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分布状态是已知的。这种对相关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导致在交易完成前后分别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行为却损害到另一方的利益。至于“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合约签订之后才会作出某种选择,如果合约当中所隐含的激励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引起参与交易的一方利用合约激励机制中的不完善之处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另一方利益受损。“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一是私下改变合约,不按合约中规定的项目执行;二是隐瞒合约执行结果,逃避所应承担的义务;三是在履行合约时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造成损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是一种资源。从人是经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话，那么，人们一旦拥有或掌握某种资源或优势，就会想方设法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然而这种优势是一柄双刃剑，在委托关系的运行中，谁拥有的信息多，谁就在委托契约及其执行中拥有实施腐败行为的潜在优势，可是腐败者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制度不健全和监督与查处不力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获取不正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具体地说，信息优势者，一方面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巧妙地利用信息的时间与内容的价值，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改变信息传递的流向、时间等手段，传递给信息的需求者，损害公共利益，以获取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避开自身利益风险，在委托关系中，就可能出现机会行为，实现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多层关系中，就可能产生委托人与人的共同腐败。

信息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信息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信息的时间和内容的不对称。从信息的时间看，信息有时效性，官员可以一方面尽可能早的收集到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尽量少向外界公开信息或推迟向外界公开，以增强自身信息优势，另一方面官员可以控制信息传递的时间。从信息的内容看，信息是有价值的，但是价值是有针对性的，不同的人因自身的知识和需要不同而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官员利用信息腐败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一是信息筛选途径。从信息的流向看，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即决策层流向执行层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和执行层流向决策层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官员可以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信息的内容，而删除或搁置其他的信息的内容。这种对与自己私利没有多少价值的信息内容的搁置，很容易导致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如只选择上级领导喜欢的信息上报，“报喜不报忧”，避重就轻，按领导的意图选取信息，骗取领导的信任或荣誉等等。二是信息传递途径。官员为追求自己不正当的私利，可以开设新的信息通道，改变信息的流向，泄露信息，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泄露工程标底、出卖商业秘密等等；可以操纵信息传递工具和方式的选择，延长或缩短信息从信源到信宿的时间；可以设置信息传递的障碍等等。

为了更好的理解官员利用信息腐败的途径和方法，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一些规定，就可以清晰的发现官员利用信息腐败的脉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一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要全面及时准备地披露信息。证券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要纠正和惩罚虚假披露行为。二是严格禁止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是指内部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内部信息损害不掌握这种信息的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和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内幕交易在市场经济中被看作一种刑事犯罪。所有的内部人，包括公司董事、高层经理都会被禁止在一定的时期内（例如在财务报告尚未向公众公布时）卖买本公司的股票；即使在允许交易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买卖也要登记在案。三是惩治操纵市场价格的活动。由于市场价格的高低是由信息左右的，证券市场上的犯罪分子往往用制造虚假信息、做庄炒作等方法操纵股价，从中取得暴利。在市场经济中，通常把操纵市场看作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证券监督机关和其他执法机关要联手对有关案件进行侦查、取证，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做出这些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证券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来寻求腐败。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一些具有权力背景或有内幕消息的人们就与某些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内部人员勾结起来，“做庄”操纵，获取暴利。

三、腐败对经济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腐败对经济是否有危害性，目前存在很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必要的润滑剂，对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否是这样呢？世界银行对60多个发展中国家150多名高级官员和民间社团主要成员的调查中，答卷人把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列为他们国家中对发展的增长最为严重的障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进行的“21世纪挑战中国”的专家问卷调查所列的14个选项中，腐败成风高居第一位，选择该项者占被调查专家的42％。[17]其他大量的研究和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腐败对经济增长的破坏作用。

（一）腐败阻碍经济发展

经济要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则主要靠大量客商的投资，企业与投资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环境就成为影响资本流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综合竞争的核心内容。

腐败影响企业活动。分析表明，支付更多行政贿赂的公司比那些不支付任何贿赂的公司在官僚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腐败不但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发展，而且特别影响了小公司和新的进入者。同时，腐败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生产要素成本及交易成本成反比。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腐败会增加土地要素成本，并通过利差、对国企业的补贴，以及呆坏账增加资本要素成本，从而使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与交易相关的直接成本，例如交通设施、因特网；以及制度成本，包括审批时间、投资环境等。反腐败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良好的制度可以节约成本，降低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良治也是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

腐败降低了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主要是因为腐败等因素。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从14个国家进入41个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腐败严重阻碍了投资。有专家测算，如果菲律宾将腐败水平(2.9，2001)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9.2)，投资与gdp的比率将提高6.6个百分点。对于一个腐败国家来说，将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对外国投资的影响，与将企业边际税率降低20个百分点具有相同的效果。[18]

（二）腐败影响贫困治理。

贫困的治理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如前所述，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mauro提出，腐败会减慢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假定孟加拉国的年增长速度为4％，如果其能够将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孟加拉国在1960—1985年期间的单位资本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提高1.8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会提高50％。1964—1993年期间，良治国家比管理不善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高出2.5个百分点；在实行健全管理的国家，1％gdp的援助可以使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贫困率下降1个百分点。[19]

其次，腐败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例如卫生和教育，腐败偏好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援助贫困人口和削弱使用小规模企业的手段来避免贫困的项目。更糟糕的情况是，腐败政权通常偏爱防务合同，而不是农村的健康医疗和学校，政策偏好恶化了收入的分配，并将资源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考夫曼等研究发现，腐败增加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寿命和文化程度。据陈宗胜计算，在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中有20％是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所造成的，其中偷漏税和走私的收入约占80％，腐败收入约占20％。[20]

（三）腐败造成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这主要涉及政府出资或援助的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销合同中的腐败损失，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许多大型的公共投资中的“豆腐渣工程”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中看不中用或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这种腐败工程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腐败还扭曲了政府支出的结构，从所需要的项目和维护支出转向新设备的购买，因此降低了政府投资的效率，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据测算，如果腐败水平从新加坡提高到巴基斯坦的水平，公共支出与gdp的比率将提高1.6个百分点，政府收入与gdp的比率将降低lo个百分点。

腐败造成了地下经济的繁荣。所谓地下经济是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其产值和收入未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和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两种情况。所谓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现象，如走私贩私，生产、运输及其黑市，地下工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等，这类经济活动构成经济犯罪。这些犯罪往往是与某些政府官员、海关人员、公安警察、工商人员等合谋犯罪。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如部分或全部收入隐匿不报，逃避税收，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而且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世界银行研究16个经济转轨国家在1989—1994年期间非官方经济约占gdp的15％-30％之间，绝对增长率通常要超过50％；非官方经济增长导致官方经济增长下降。根据夏兴园、万安培等人研究，80年代上半期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占国民收入比重在10％以上，最高时很可能高达20%-30％。我们估计，不在全国统一口径内或纳税范围内的以私营和个体经济为主的“地下经济”占全国名义gdp总量的1／3，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体相当。[21]

（四）腐败造成政府信誉的丧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诚信度较低，致使外商不敢来投资，大量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能利用，造成浪费，形成潜在损失。另外，为了保证政府和客户之间的利益得到保障，就会建立起来很多的规则，制定很多的管理制度，大大的增加交易成本。如本来我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由于政府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在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交易成本显然增加了好多。尽管难以衡量腐败的经济成本，但一些国际研究表明：因加速政府服务的提供交易价格增加5％-l0％；因政府垄断造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价15％-20％；因贪污造成税收收入损失高达50％；因采购价格过高或采购不必要的昂贵物品支付20％-100%不必要费用；因非生产性投资比例过高，导致成本增加，质量下降。[22]

四、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以上分析表明，腐败严重地阻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也是硬道理。鉴于腐败是一种经营活动，我们在考虑抑制腐败时不要总是从道义的角度去要求官员不腐败，希望通过官员自律来实现廉洁从政的目标，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经济人”属性，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防止官员腐败。

（一）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降低腐败交易的市场空间，让官员“不能腐”。

1、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首先是要把政府职能转移到制定市场规则、严格依法办事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强化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严格依法行政，为减少权力干预市场而引发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放宽企业进入市场的条件，缩小市场禁入的范围，取消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如行政许可、登记、发证等行政审批项目要减少，审批手段要简化，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和外汇管制等数量限制的手段必须逐步取消；在市场秩序方面，要取消地方保护条块分割等各种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的行政措施，改变政府为保护某些企业垄断而制定的政策等；在市场主体方面，要取消差别待遇的政策，平等地对待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

其次是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消除双轨制产生的“租金”。要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制度，广泛而充分地引入市场机制，将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尽量减少和堵塞“寻租”空间，从体制上减少公职人员和企业之间发生权钱交易的可能性。

第三，要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力度，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提高办事效率。要实行政务公开，建立信息对称的渠道，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国家管理事务、公共服务事务、办事程序、办事结果，都要向社会公开，让群众充分了解信息。

2、以提高监督效益、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为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

首先，要加强监督机构的总体协调。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构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构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构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构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

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

第三，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有人建议，将目前的纪检、监察、审计、反贪局的职能，加以综合，设立专门的监督反贪机构，从而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独立性强的监督机关，赋予新的监督机构以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拘留权和刑事起诉权。

3、加快构建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为加大打击腐败力度提供法律依据。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对市场经济下的腐败犯罪，不能靠简单的群众运动或行政命令去解决，而要靠法律。法律手段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本手段。离开法制建设，反腐败的对策就是一句空话。1993年以来，我国围绕廉洁从政制定了《廉政准则》、《财产申报规定》、《报告重大事项规定》，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这些法规制度的出台和颁布，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从实践来看，这些法规制度与市场经济法规化、规范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主要是还不完善，现实中一些急需的专项法律尚未建立。因此，还应抓紧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公民举报法》、《新闻舆论监督法》，以及《公务员制度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公务员离任审计法》、《行政程序法》和《政务公开法》等。有了一套完备的廉政法规制度，我们就能够把公职人员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加大打击力度提供法律依据。

（二）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降低腐败主体进行腐败交易的主动性，让官员“不愿腐”。

关于对官员的激励，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评选表彰制度等等，满足官员自我实现，获得社会认同等需要，从而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在这里，我仅从经济利益角度去探讨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

一是建立以薪养廉制度。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要给公职人员定期增资，制定和完善公务员职级晋升制，使公务员在职务不能提升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要让公职人员的工资增长应同物价水平挂钩，即工资增长应与物价上涨同步；要提供包括假期、生活性福利补贴（如取暖费、降温费）、地区性生活补贴、艰苦和危险工作岗位津贴以及小孩入托、上学和文化娱乐在内的良好的福利保障。

二是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具体做法是：每年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政府为公职人员单独开设的保证金账户，政府同时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同样数额的款项存入该保证金账户，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到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时全部退还给本人；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廉政问题被判刑或开除公职，则该笔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三是建立对公职人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奖励，提高奖励的数额，对于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完善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加大打击力度，减少腐败黑数，增加腐败交易的成本，让官员“不敢腐”。

当前，在我国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建设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要实现吴官正书记提出的让腐败分子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莫及”结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方说对腐败官员的披露机制，惩罚性经济机制等等。

首先是加强舆论监督。舆论，是贪官污吏的天敌，是腐败犯罪分子的克星，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量的法律，它依赖舆论甚至要比依赖警察的权力为多。邓小平同志也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23]从舆论批评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地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因此，应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制定《新闻法》等制度，让腐败官员“身败名裂”。

其次是建立惩罚性经济机制。一是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对已经挥霍的非法所得,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同时，对于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个人所有财产，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以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并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二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应处以罚款或罚金。在我国，贪污受贿腐败行为之所以大量滋生蔓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未有罚款或罚金处罚的规定，使其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因此，应修改有关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罚款或罚金处罚。三是对贪污受贿行为进行追诉成本核算，向腐败分子征收诉讼费用。

第三，要严格执行法律制度，增加查处概率，降低腐败黑数。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温斯坦莱认为，严格执法是政府的生命。对于执法不严的后果，法国思想家蒙田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律的过失比任何事物的过失要更厉害，更严重，而且是持久性的。英国思想家培根则打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4]因此，必须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惩处的重点部门应是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惩处的重点内容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金融诈骗、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行为。惩处的重点对象是违法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搞权钱交易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挡”、“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更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从而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之望贪却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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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吕建：《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陈武明：《路在何方――关于当前的反腐败和反自由化斗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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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经济学是什么》第1页，梁小民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社1998年版，第54页。

[3]《古今中外反腐败要览》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第372页。

[4]见《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第1页，林吕建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在文章里，我将腐败、腐败交易、公权与私利的交换看为同一个概念，为了行文的活跃，而交替使用。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54页。

[7]转引自《以权利制约权力—村官反腐败对策研究》，韩涛著，中国普法网：/misc/2006-12/19/content_490789.htm

[8][德]m韦伯著，am亨德森、t帕森斯译：《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美国芝加哥：自由出版社1947年英文版，第152页。转引自莫于川著：《行政指导论纲—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9]转引自莫于川著：《行政指导论纲—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0]转引自莫于川著：《行政指导论纲—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11]转引自《经济学是什么》第16页，梁小民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2]见《经济人、道德人：权力制衡与教化——中国体制转型中反腐败的思考》一文，朱正国著，/forumnew/viewthread.php?tid=15851。

[13]转引自《经济学是什么》第62页，梁小民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4]《路在何方――关于当前的反腐败和反自由化斗争》，陈武明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16]《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2006年8月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摘要》，2006年第18期《求是》杂志。

[17]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

[18]转引自《反腐败研究（第五集）》第8页，杨夏柏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9]转引自《反腐败研究（第五集）》第8页，杨夏柏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0]《经济日报》，2001年8月23日。

[21]转引自《反腐败研究（第五集）》第10页，杨夏柏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2]转引自《反腐败研究（第五集）》第10页，杨夏柏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6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水经济模型水产业产出现代水经济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对人类至今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就是水资源。水资源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其绝对重要的地位，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水经济”，已经开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水经济系统

从有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在不停地探索利用水资源创造财富的途径，这些途径日益得到拓展，时至今日，人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根据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已经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系统，我们称围绕水资源属性建立的经济系统为“水经济系统”。

2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石油经济”的概念。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比石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水具有比石油复杂得多的资源属性。认识水的复杂资源属性，对于形成现代水资源价值观念，建立现代水经济系统，意义重大。

2.1按水资源用途划分的属性

（1）水的自然资源属性。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是指其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体现的特征。与铁矿作为投入物经过冶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钢材、铁等生产资料和其它如汽车、水管等消费品等一样，水经过提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工业用蒸馏水和生活消费用的饮用水、洗漱水等。当然，水还可以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它必不可少的直接或间接投入物。水资源的这些属性，表现的是其自然资源属性，它能为人类提供效益，能够产生经济价值。

（2）水的资产属性。水的资产属性，是指仅仅通过水的所有权的运用便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所体现的特性。当某一社会单元取得一定的水域的所有权后，便能将其作为生产的工具，为产权（使用权）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水的资产属性有如铁路、公路、土地，但比它们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如一定的水域不仅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的资源，还可以作为养殖业、水力发电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水的这种特性与其自然资源特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直接消耗掉，而是像工业生产的设备和厂房一样，其物质形态并不会被直接转移到产品中，而是通过占用方式将其价值逐步转移到产品中。与工业生产设备一样，水资源在作为资产使用时，由于水质在降低，水的使用价值也在降低。就像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要通过修理、更新来实现保值增值一样，水资源的保值增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水的环境资源属性。自然环境可以接受、分解、还原、转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和其它有害影响，从而满足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的生态需求。这是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特性，它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所具备的这部分特性，环境和生态学家们称其为环境资源特性。它包括依托自然资源的物质实体产生的景观的可观赏性与舒适性（景观优美性）、环境容量与其自身的调节（分解、转化废弃物）能力。水具备以上环境资源定义的所有属性，这一属性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功能。

（4）水的生态资源属性。水资源还具备与人类生产生活间接相关或无关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生态功能表现为：水不仅是生命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包括生命系统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维持的必备要素。所有的自然生命体都包含水，所有的自然生命系统需要水来维持，部分非生命系统缺乏水将会退化。在沙尘暴肆虐、土地大面积沙漠化、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水的生态资源特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2.2水资源的经济学特性

（1）系统性。以上使用特性不仅构成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系统，涉及经济学的供给、需求与市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均衡、边际效用等问题，还涉及目前的前沿学科和理论，包括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系统性决定水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复杂性。

（2）稀缺性。理论上说，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对于水资源而言，存在现实的稀缺（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状况）、潜在的稀缺、结构性稀缺和季节性稀缺四种情况。稀缺性为发展水经济提供了基础。

（3）竞争性。表现在同类厂商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水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性（作为自然资源投入和作为资产、环境资源、生态资源之间的竞争性）。竞争性决定了水资源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4）兼具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水作为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水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而水作为自然资源和资产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决定市场机制在水经济中的地位。

3水产业

水产业是水经济的主体。根据水资源的用途，水产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从水的自然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利工程、自来水供应、其它水产品、节水技术和产品等，作为现代水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节水技术和产品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2）从水的资产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电工程、水产养殖、水运、港口、码头、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等。其中，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是现代水经济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

（3）从水的环境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房地产、旅游、水环境监测与评估、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其中非接触性旅游、水环境监测、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4）从水的生态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绿化、植被建设与恢复、湿地保持与再造、地下水保护等。这类水产业都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

4水产业的产出

4.1水产品和服务

水产品和服务与一般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同的特性，水产业的这部分产出具有完全的私人物品特性。因此，具有完全的市场化特征。由于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一般国家都采用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但是，这种经营是按照市场化的机制在运作。

4.2水环境质量

传统观念上，人们一般认为水环境是产业的投入要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水环境资源在可以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或消耗的同时，就像制造业使用的钢材本身就是冶金行业的产品一样，现代经济系统中水环境质量本身就是产品和服务，并且存在现实的市场需求。

4.3生态平衡

以水作为重要一环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标准的公共物品。人类从事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活动，是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水环境的生态效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作为水产业的重要产出内容，生态系统的恢复必须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5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5.1政府的作用

包括：水资源产权的所有权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务管理部门行使该权利；水资源的使用权实施部分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保留水资源用于生态保护的使用权，并行使生态保护的一切职能；确定不同水域的功能，制订水资源产权相关法律和规划；制订一般水产品和服务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则；建立水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和污水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水资源“使用者付费”机制，控制水资源的定价权，利用价格调节水资源的使用，并获得水资源使用收益；建立水环境“受益者付费”机制，获得水环境收益；建立水环境“保护者受益”机制；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建立水资源（包括水环境）使用监督机制，行使监督职能；建立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和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5.2市场的作用

包括：按相关法律和规划配置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决定水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和价格；优化配置水环境保护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刺激技术进步机制。

6现代水经济

6.1传统水经济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传统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6.2现代水经济

现代水经济，是围绕水资源的属性体系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经济系统。现代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环境生态价值并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并重；开发、节约与利用并重；自然资源产权和环境资源产权并重；在水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重；形成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形成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注重水资产的保值增值，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建立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7结束语

水资源具有复杂的资源属性和经济学属性体系，现代水经济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系统，本文只是对其系统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现代水经济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环境和生态具有复杂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水经济系统的深入系统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8

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便是环境生态学，同时环境生态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其主要研究的是在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部机制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于人类的影响，同时探索出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对策，怎样才能对生态系统进行重建和保护。总而言之，其是一门解决目前环境问题的重要学科。

2在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应用缺少的原因

2.1在教学环节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

在教学环节中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等。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须要以培养专业经济学人才为目标；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对于这些矛盾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导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复习和巩固知识的环节；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技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经济教学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态学思想，同时生态学教师又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育部门对其并不重视，从而使经济生态学的实践活动较少。尽管部分高校会组织一些环境保护社团，但是其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2.2“经济人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经济人伦理”对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在经济学教学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经济学科的教育变得特别重要，而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探索却比较少。教学会受到“经济人伦理”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学体系都是借鉴来的，因此对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效果影响很大。

3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的应用

3.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

对于目前经济学教学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相关人才，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学生都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目前各高校必须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时要以培养全面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渐完善考核和评审制度，明确教育发展的方向。

3.2在教学环节中应用环境生态学思想

首先，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借鉴一些国外生态学教学的经验，并且要加强专业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入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其次，是教材建设。如何有效的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加入环境生态学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深的经济学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很深的环境生态学思想，这样才能使教材做到绿色化。无论是在教材的观点上，还是与环境生态协调方面等，都需要将环境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其中，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然后，在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培养教师环境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使教师真正的领悟环境生态学的思想。部分高校还可以设置生态经济学教育专业，从而有效地扩大师资来源，提高师资整体素质。在建设的过程中，要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并且要促进他们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图片、视频以及声音等，这对于环境生态学思想的融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最后，就是实践教学。高校要积极的组织和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使社团功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从而营造一个绿色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这对于培养全面的经济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4结语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9

一、我国为扩大内需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为了防止经济滑坡，尽快启动经济，我国财政政策频频出台：

1.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国家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实行免征税和进口增值税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也规定了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扩大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机电产品、船舶等出口退税率。

2.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据统计，我国1998年全年累计发行国债已达600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8年国债发行余额可能接近1万亿元。从具体种类上看，1998年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发行凭证式国债2200亿元，专项国债发行也是品种齐全。在财政收入总体不尽人意、不能保证大规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规模发行国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调整有关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财政为配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宣布用三年时间争取逐步取消财政周转金。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又安排了144亿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了缓解地方的困难，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养老金借款，以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并尽快补发以前年度出现的拖欠。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的内需扩大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政治因素

（1）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与中央在财政上分权，地方既然相对独立地享有对地方赋税的支配力，也就以相对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向该地区的民众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收入上的划分必然带来政府支出义务的划分。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分权是清晰的，而在财政支付上的责权划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为支出责任的划分更多地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所以财政改革长期停留于财政收入分开但财政支出责权不明的状态。

（2）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方财政的贫富悬殊也日渐明显。尽管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平衡能够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中央财政的地区平衡职能，并不能也不应在根本上造成富裕地区的人群与贫困地区的人群享受一个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明显差异，也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向本地区利益负责的财政责任。

2.在政府诱导型公共支出扩张需求面临制度障碍的条件下，财政扩张政策体系结构设计不合理，仅为政府注入了内需扩张的激励，而未能为企业注入内需扩张的激励。其主要表现在，现行政策体系未能将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与减免企业税赋同时并行。减税意味着提高企业资本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由此可促使企业增加更新改造和基本建设投资，也会诱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也降低其信贷风险。

3.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政治经济集中地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策略

1.国债政策要符合新的发展观

这种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该立足于国情和转轨的现实需要，应该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我们在更具体地考虑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结构时，应该继续关注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来保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并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的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之上，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发展。

长期建设国债应当与其他财政政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促使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的作用，更多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服务于培养财源、做大蛋糕这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够胜任的发挥政策倾斜作用的重要事项，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使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互补地来解决我国的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发展任务，同时也要进一步解决我们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

2.健全分税分级财政框架

在对长期建设国债扩张性政策的力度和结构、配套事项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深化的方向和思路。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就有必要明确：我们要巩固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同时分析认识它仍然遗留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在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考虑怎么样真正建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相互配套协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而重点就是要在1994年已经搭出的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体制框架之下，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

而在这里，五级政权的框架这条路看来走不通，应该设想逐步调成三级实体政权，建立三级的分税分级财政。我们现在可以先考虑在乡镇这一级结合一些已有举措，逐步地把它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另外可以借鉴浙江等地市县在财政体制上平级这种经验。从长远的目标来说，也不排除把原来已经由地区改为实体政权的市这一级，再改回去，变成省级的派出机构。看来需要明确地认识以后远景上所设想的分税分级财政的完善到位问题。

3.刺激私人消费政策的分配效应

刺激私人消费的政策也可称之为收入政策。这三年实行的大部分收入政策是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设计的，因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有可能缩小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中央政府在2000年增加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保障基金的拨款以切实执行“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政策，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下岗职工和其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增加政府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对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在沿海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他们工资收入的增加将会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然而，在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在平均水平以上，增加工资很可能会扩大当地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此外，增加公务人员工资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和差距，因为24个中西部省或自治区为此得到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

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肯定会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城镇居民持有80％以上的储蓄存款余额。征收利息税也可能改善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该项政策对最高收入组的城镇居民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国债、股票、不动产，其投资收益是免税的。

4.优化消费的财税政策结构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降低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其生活安全感。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当前要抓紧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根据构建公共财政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发行等办法，开辟新的筹资渠道，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征收和专款专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

（2）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行优质优价，从价格上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支持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收入分配制度。—是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也相应增加，二是着手研究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企业职工工资激励不足、约束乏力、管理失控、渠道混乱等问题，建立企业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工资制度，三是落实“两个确保”工作，确保居民全部纳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给予必要的生活费用支持，做到应保尽保。

经济学论文范文篇10

人文精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体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都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感，围绕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现实幸福而展开理论；都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具有强烈的批评性。但是它们又有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单纯个体与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视野是社会的统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属性是具有特殊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属性是普遍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则具有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特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纯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价值理性的统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基本精神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专政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切实从民众的精神需求出发，坚持文化的“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确处理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精品与大众，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等关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是创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双为方针”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时代要求，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双为方针”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补充，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