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论文十篇-ag尊龙app

法治论文篇1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规律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内容构成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理学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问题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自然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法律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会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教育、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参考。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对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应作孤立的、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它既不是包医包治的特效药方也不意味着要搞惩办主义。而是主张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恰如其份地结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各项措施。为此，就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都归于制度化处理，都诉诸法律解决；而是指把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重要领域实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这些领域不能单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还要靠必要的强制和法律，这方面的越轨行为要受到惩处，要为这些领域树立普遍的、稳定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损害可以求诉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有形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活动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规范的现实对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观念，后者乃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强调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及其管理应实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严格要求，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才能落实各项措施，收到实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须有其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来密切配合，特别是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等）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标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结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场合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别是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没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况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在此情况下用法律手段强化道德教育和推动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十分复杂，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既是道德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法制建设的新问题，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对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态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却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展到人的思想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所以“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19]因此在实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线，掌握好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防扩大法律责任的界限和范围。

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战略和策略问题，初步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这也是其难点，是最薄弱的。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律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地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增强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应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和带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道德建设适时和适当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应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职业道德即“政德”建设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时及时推进那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进而扩展到各类社会组织和法人。以利于惩治和防止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理论研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哲学家--法理学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4]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 30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人民日报》1996年2月 9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法治论文篇2

一 根据一般流行的见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无论“人治”还是“礼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另一种社会、另一个时代的范畴。在讲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这些范畴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这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所谓“人治”的社会或者“礼治”的社会，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概念绝对化。事实上，作为一种日常话语实践，“礼治”与“法治”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已经具有某种绝对的意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这样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也表现在他们对这种区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的不自觉上面。为了揭示这种状况，我将从分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通过将相关概念语境化和相对化的办法，达到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论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 二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费氏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里面提炼出一些概念，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些概念包括“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在费氏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人们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彼此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换言之，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费氏不以“人”、“法”二字区分“人治”与“法治”，而把它们的分别确定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面。从这里，便产生了“礼治秩序”的说法。 根据费氏的定义，“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不过，仅就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异。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在缺少变动、代代如是的乡土社会，过去的经验常常可以用来作现下生活的指南，人们因此对传统抱有敬畏之感。作为所谓“合式的路子”的礼，即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而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5页。）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有了纠纷，要用调解的办法来解决，打官司是可耻事情，因为那表明教化不到。 “乡土社会”所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态，“礼治秩序”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秩序类型，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用费氏自己的话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相反，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只有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才可能成功地应付共同问题，这样便产生了对法律和法治的要求。换句话说，“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礼治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法治则适合于变迁很快的社会和时代。社会情态改变了，秩序类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费氏在他的书里面并没有正面地和系统地论述法的理念，但是他的“礼治秩序”概念却是在一个与之正相对应的概念即“法治”的对照下开展的。实际上，无论“乡土社会”还是“礼治秩序”，都只有在一个历史的和比较性的框架里才是有意味的和可以理解的，而我们也确实可以从费氏的比较性论述当中理出一个“礼治”和“法治”的对比式来：在“礼治秩序”这一面，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维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 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和克己，依靠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与这种秩序相配合的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社会，或者，用更加确定的说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或传统社会。而在“法治”这一面，基本的规范是法律；法律靠了国家力量来实施，从外部对人加以约束；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鼓励人们主张各自的权利，亦不以涉讼为耻，相反，专门的法律家如律师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自然，与法治相配合的社会是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即我们所谓现代社会。如果把上面的对比式再加以简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正相对应的概念：礼治／法治，礼俗／法律，习惯、传统／国家权力，内在／外在，强调克己／主张权利，调解和教化／诉讼和审判，讼师／律师，相对不变／变动很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等。 对乡土社会的刻画和对礼治（秩序）与法治的区分，自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这未必是作者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在费氏思考和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变化和动荡的转型时期。 就其讨论的主题来说，一个引人注意同时也是令人感到困窘的问题是，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引进并且推行下乡，乡土社会中人的组织、行为和观念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59页。）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据费氏的看法，除了把现代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因为，归根到底，只有破坏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才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页。） 费氏的问题意识很清楚。由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变，礼治秩序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正当性，而且事实上，它也正在为法治秩序所取代。因此，问题仅仅是，如何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完成这一社会转变，同时尽量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害。应该说，费氏当日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观察是敏锐的，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抱持的这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颇具代表性的。（注：费氏的这本小书自80年代以来一直获得重印，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不过，在这本小书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理论与实践，我们似乎有责任也有理由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三 我们的检讨可以从方法论开始。 费氏对于他所谓“乡土社会”的描述一方面建立在社区观察的基础上面，另一方面也受到他对于中国社会一般了解的支持。不过，正如他自己在《乡土中国》的“重刊序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与他以前所写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如《江村经济》等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一般地了解“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了解它的特质和结构，它的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具的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也好，“礼治社会”也好，这些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具有远为广泛的适用性。问题是，费氏对于中国的直接观察和思考毕竟是被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而这一特定时空又恰好处于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挑战的转变过程之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社会”，于是，费氏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靠，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其特定时空内的特殊经验而受到扭曲，就成了一个问题。（注：比如，40年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已经深受现代化进程影响，新试的37法制度也已经推行下乡，这意味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不影响到乡社会生活，影响到乡民针对“法律”的看法、态度和行为。） 指出上面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传统的连续性，而是想强调，即使是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也常常在变化之中。经历了近代革命的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固不待言，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秦汉与唐宋、唐宋与明清，其社会形态也都各不相同。事实上，费氏所刻画的“乡土中国”更接近于明清社会。这也很自然，因为正是明清社会，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明清社会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讨费氏建构的所谓“乡土中国”的社会模式，而且对我们认识最近10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大有裨益。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比较 地缺乏变化，所谓“乡土特色”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以及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有“法律”。这种社会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清时代的社会并不相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交易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的不堪重负。比如据一位日本学者的保守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到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千人以上。（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这种估算即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明清社会并不缺乏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也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般原因，诉讼频仍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对于体现于诉讼中的社会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能够予以满足？要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显然将大大超出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因此，下面仅就本文关心的问题，根据已有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清代的诉讼，就其数量而言，多半与所谓“户婚田土钱债”有关。当时，这一类事务被国家视为“民间细故”，并将处断的权限委之于州县官吏。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生活日用无非就是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情，遇有纠纷，若不能及时解决，其日常生活必然深受影响。尤其是田地房宅一类纠葛，关涉人民生计，故往往拼死相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这类利益纷争并不以“权利主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无论民间的调解还是官府的听讼，也都不是以界定“权利”为目标展开的。比如诉讼，当事人并不是依法主张其权利，而是以“喊冤”方式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为此，无论告、诉，状词总要列举对方“恶行”如无理、霸道、欺压、殴打情事，且多夸张其词，期冀引起官府的注意与同情。官府这一面，则以更高道德权威的身份，站在“公”的立场上，在全面考察和考虑了各种具体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判断。（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所谓不偏不倚，就是取中，不偏私；所谓合情合理，即是考虑周全，既遵守当然之理（如“欠债还钱”），又照顾自然之情（如“事出无奈”之类）。（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在“在理”者不一定能获全胜，“无理”者也未必全败。自恃理直而不依不饶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会被看成是不近情理而遭受非议。（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 与上述情形相应，民间也并不存在与事实上的领有关系相分离的抽象权利以及保护这种权利的“所有权制度”。比如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方面，“所有的对象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一种‘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本身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因为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由国家在他相对于社会以及国家权力的位置与作用这一制度层次上进行设定和承认，而只是体现在所有者从前一管业者手里取得的、眼下正在从事或转让负有税粮义务的经营收益以及周围人们对这种状态的一般了解和尊重”。（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 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只是一种建立在某种“来历”的基础之上并且获得一般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状态。从规范秩序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稳定性与地方性惯例或我们所谓习惯有关，但即使是习惯法，正如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所表明的那样，也不能够提供一套脱离开事实的抽象规范。（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其结果，在明清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民间围绕着各个不同的“生业”而展开的斗争，就呈现出一种你挤过来、我推过去的暗暗较劲状态。（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当时的民间纠纷常常拌以各式各样的强力行为，从“图赖”式的“胡搅蛮缠”一直到关涉人命的“争殴”。（注：滋贺秀三曾经注意到这种现象，详见其所著《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刘俊文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又，清代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涉及的都是这类情形。详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现在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 明清时代民间的“户婚田土钱债”纠纷之所以多，除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之外，也与财产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关，与人们看待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关。既然民间各种“生业”只是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相对安定状态，而不曾在制度上被明确地加以界定，纷争与诉讼便会源源不断。又因为官府的审判实际上与民间调解一样，旨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并不以界定和保护权利为目标，上述情形便只会进一步加深，以至虽然社会中存在无讼的理想和息讼的努力，虽然诉讼费用极为高昂，纠纷和诉讼仍然有增无已。其实，诉讼费用高昂这一现象本身也能说明问题。说到底，当时的司法制度并不是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计，如果要在情节琐细且数量众多的民间词讼里面将权利一一界定清楚，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 因此，地方官便不得不倚重民间调解机制，并且把听讼变成教化，将技术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注：这一点早经黄仁宇先生指出，详见《万历十五年》，第145-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与问题，参见梁治平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引书第9、10、11诸章。）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阻止潮水般的诉讼。为了应付繁杂的衙门事务，地方官不得不依赖幕友、书吏和差役。（注：关于清代幕友、书吏和差役的情况，参阅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第105-1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第631-66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后者数量可观，但却在国家编制之外，他们中间多数人的生活和办公费用由当事人身上索取，由这里，便产生了种种所谓衙门“陋规”。它们令诉讼成为一种灾难，但仍不足以根绝诉讼。 明清社会内部蕴函了许多危机，诉讼频仍与地方行政的困顿便是这些危机的表征之一。 四 清明时代的人很容易把诉讼频仍的现象归因于民间的“健讼”风习或者讼师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观察者来说，这类看法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我们看来，不但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就是那些从诉讼中渔利的讼师，其行为也未尝不具有某种合理性。事实上，并不是“健讼”之 风和讼师的存在使得诉讼有增无减，恰恰相反，正是诉讼的必要性促使民众选择诉讼，（注：大体说来，发生纠纷时诉诸民间权威还是官府，这一点取决于当事人对其具体景况的权衡。参见岸本美绪：《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解——以（历年记）为例》，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1992年版。）并使得讼师能够存在。（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是，诉讼中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获得制度性的解决，结果在一方面，旧的诉由一提再提，新的诉由纷至沓来；另一方面，众多的诉讼在对地方衙门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对当时的司法制度构成挑战。今天看来，这个挑战无法在传统的制度框架内予以化解，因为它包含了现代性的要求在内：一套产权界定办法和权利保护制度。 把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加入到明清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做法必须加以限制性的说明。实际上，当时没有人提出什么“权利主张”，也没有人根据现在人所熟悉的权利—义务模式去思考问题。因此，与其说明清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性的要求，不如说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可能借助于现代性的方案来加以解决。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了一些结合点。这个问题也可以另一个事例加以说明。 在对所谓清代习惯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通过对此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我还发现，尽管这两种知识传统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终究是外在的。中国历史上既缺少一种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注：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14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用一个反例来说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举出中国近代的习惯法整理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之后，是新的民、商事立法的一个环节。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过程中，习惯法首次被全面地搜集和整理，并且根据现代民、商法体系加以分类。（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主持下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其结果即是1930年出版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不仅如此，在当时各地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习惯还被按照现代法理加以解释，进而程度不同地融入于司法实践和新式立法当中。（注：作为中国固有制度之一的“典”被吸纳到《民法典》中就是一个好例。此外，《民法典》第一条即规定，民事无法律规定者，适用习惯。）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民间习惯突然获得如此关注，显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法律制度的整体架构改变了，因为这一变化，一向被官府视为细微末节而不加重视的“户婚田土钱债”事务开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这类事务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生活实践也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民间小传统的习惯与新的国家法律逐渐被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在明清社会内部发现现代性的生长点，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表明，传统与现代不必截然两分，“礼治秩序”中也可能有“治法”的要素。反之，根据同一种逻辑，“法治”与未必不能包容和吸收某种“礼治”的要素。 也是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类型，即所谓横暴的权力、同意的权力和教化性的权力。前两种权力另有专名，即专制与民主，后一种权力类型则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在费氏看来，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专制的，但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建立在他所谓“长老统治”的基础之上，是“无为政治”的一个结果，“礼治秩序”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教化性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中的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组织结构。在那里，横暴的权力受到种种约束，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是松弛的和微弱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0-70页。）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有人说中国虽没有政治民主，却有社会民主；或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分为两层，上面是不民主的，下面是民主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页。）也有人认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享有自由，从来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 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持这类看法的人通常会注意到传统社会中的乡族、村庄、行会等共同体，强调其自治性质和它们对于来自国家的专制力量的消解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舆论恰好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如家族、行会等不仅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是自由的大敌，只有彻底打破这种所谓“宗法社会”的格局，个人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现代国家就是在这套现代性话语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它最终并没有实现任何有关个人解放的诺言，相反，随着“宗法社会”的彻底瓦解，不仅社会消失了，个人也不复存在。国家取代了一切，吞噬了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认真反省的时候，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它们的自治性质，以及它们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他们的注意。（注：参见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12月。） 在此，我无意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加以论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明清时代）具有与西方人同样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当费孝通先生指出教化权力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0页。）或者，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情态的复杂性，意识到简单地用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去构想一种经由“社会”来实现的个人自由，而且，无论我们赋予这个“社会”什么样的现代含义，在它与那些渊源久远的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是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注：梁漱溟：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第254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法治也可以在传统的礼治秩序当中汲取养分。 五 中国近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都是在一个历史进步论的宏大理论笼罩之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力图让人们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当中获得发展，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现代取代传统，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受这种宏大理论支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话语，这些具体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假定传统与现代截然不同，相信前者必然为后者所取代。在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费孝通先生对于所谓“乡土中国”的描述里面，就隐含了这样的理论逻辑。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见，“乡土社会”及其“礼治秩序”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区分中被把握和说明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费氏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描述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者，他从中国具体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具有多大的说明力，而在于，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解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理论“前见”的影响和扭曲，以及，一种贯穿于语词和概念结构中的理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遮蔽社会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通过把概念引入历史，使之情境化、相对化，本文试图说明，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其实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在“礼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结合点。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不得不重新检讨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不得不重新看待和评估今天仍然备受压制的各种民间知识形态，不得不重新检讨和调整我们对待历史传统和民间社会的立场和态度。毕竟，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状态，与我们对历史、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将既失去过去，也失去未来。

法治论文篇3

我国虽然出台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众多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却并没有细分政府、高校、学生之间具体的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缺乏对权力与权利的范围界定，缺失责任违反的惩罚措施和正当程序，难以从实体法的层面确定大学治理中各权利(力)主体行使权利(力)的标准或者程序。

(一)大学治理之主体独立法人地位不明确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治理的前提是独立的法律人格与明确的法人地位。如果大学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必将失去法治的承载根基。大学只有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与明确的法人地位，才能谈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治理。我国大学治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如果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符合法律规定的法人条件则可以获得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校长、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的基本权限。这些法律法规不仅是大学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也是大学推行法人治理的法律基础。在建构大学法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使作为教育法规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的《教育法》对大学法人性质进行清晰界定，而且《高等教育法》要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权力与权利划分等明确规定、合理配置。然而从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来看，学校内部和外部的权力主体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法律职责和义务并不明确，其规定(或者)仅是一些原则性条款，非常笼统。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如何界分，二者的关系维度如何，是大学治理能否法治化的关键所在。高校内部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管理层与作为学术权力代表的教授之间的教育利益冲突、学校侵犯师生权益如何处理，法律法规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权力与权利划分等仍然缺乏明确规定、合理配置。因此，如果不能建立适应学术自由发展规律、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师生权利、倡扬民主参与协商的大学治理体制，行政化的痼疾则难以治愈。

(二)大学治理之保障性程序缺失程序的正当与否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①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程序是各种人权的守护者;程序能使制度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现代行政法治是通过程序实现法治，并以抗辩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对大学而言，学校章程是大学的最高法、根本法。章程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而在教育实践中，正式的章程制定程序规则涉及有关章程动议、诉求表达、利益交涉、表决运行等，但却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有效表达和博弈的机制缺乏;充分交涉程度低下;有关权力行使程序鲜有规范。大量的利益诉求仅仅停留在表达层面而无法过渡到经博弈后的集中层面，审议也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②章程在什么情况下可引发修改程序、多少代表提议可以启动章程修改、章程修正案以会议参加人数的多少比例才能通过等，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均没有明文规定。以培养中国法律精英人才的中国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章程》(2010年)第六十八条规定，“本章程需要修改时，由校长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提出要求并说明需要修改的理由，章程修正案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报教育部备案”，就是明显例证。“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程序……没有一定的程序，民主就体现不出来。”③还以中国政法大学章程为例，第四十八条第八、九款规定:“学生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关涉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参与民主管理，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然而，民主如何体现，管理有何渠道与方法，有何法律保障与程序规定在章程中都未有明文规定。对于侵犯师生权益做如何处理，章程亦未有细化。第四十二条第七款规定的“就职务、福利待遇、评优评奖、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以及第四十八条第十款规定的“对纪律处分和涉及自身利益的相关决定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的内容均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异议和申诉通过什么途径、向哪一级部门启动该程序、多少日之内予以答复、如何组织人员审查以及权限等相关问题都没有论及。

(三)大学治理之法律关系规定模糊大学法律关系是指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大学与内外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涉及大学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大学之间的管理、协助、交流关系，以及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校与师生权益之间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以德国、英国为代表的体现校内各方意志的权力机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虽然，法律规定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享有办学自，但大学依然没有摆脱政府附属机构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治理结构和法人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自由的价值内涵就难以有明晰化的制度保障。一旦学术投靠权力则很容易被后者绑架并蜕变为一种中看不中用的社会饰品。政府行政管理权与大学的自主办学权在法律中亦没有清晰界定。与此同时，大学“强势与傲慢”的行政权力往往会侵犯学术权力和师生权益，以前两种权力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授层之间的教育利益冲突等行为的规范处理，法律并未涉及。同时，我国法律法规中对于师生、校友、政府等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规定相当笼统。

二、我国大学治理之法治原则的落实

从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角度看，大学治理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强调的是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凸显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行政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强调一种多元、民主、合作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①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互利、民主、合作为核心的大学治理，与其说互信是其存在、发展的价值基础，倒不如说建立在法治架构之上的大学治理更加真实、确定与规范。

(一)大学治理的前提基础———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最早对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研究的是经济学界。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为保证正常运作，其自身所具有的一整套组织管理体系。按照国际惯例，这套组织管理体系大都是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②法人治理的目标和由此而生成的机制也从传统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股东利益至上主义转向现代企业治理的“共治”主义。“股东利益的实现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健全的现代企业治理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在所有利益共同参与治理、各自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下，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追求的市场主体”③。根据有关我国法人的分类，我国的大学属于事业单位法人。从法人地位上来说，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大学天然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确立大学法人地位的意义在于，大学可以成为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使用权、自主办学、人事评聘、独立核算的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大学治理的关键在于法律条文上的大学法人地位如何落实?大学自不仅包括财产自，还包括教育自，法人制度只是确立了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大学还没有获得自中的核心方面———教育自，包括“董事会自行任免校长的权利或由学校的决策机构向政府部门就校长人选提名或建议的权利;在不违背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自行设置、变更学科和专业的权利;自主录取;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学术自由、设置课程自由、讲学自由等权利”①。大学法人治理是一种善治。②其衡量的标准包括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等。围绕大学治理需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即政府如何依法管校，学校如何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如何依法参与监督。正确的选择应当是:政府应充分放权，发挥自身的宏观指导职能;学校则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确保大学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时，探索建立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为大学利益相关者，诸如政府、教师、学生、出资人等参与学校管理搭建组织平台;加强大学章程建设，落实高校办学自与扩大社会合作，推进第三方评价;将大学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也是促进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治理的核心内容———保障学术自由学术的自主与神圣背后蕴含着自由的理念，是心灵自由的产物。在探索事物本源的过程中，学者历经了愉悦自我、超越必然、不受外界规训、通向心灵自由的旅程。“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须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③要完成大学的发展目标与实现其价值理念，保证学术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的话，大学本身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大学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障学术自由。“以学术自由保护为核心的权利保护体系是大学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④。当然，这种学术自由不是无边界的，是在符合法律与法治精神前提下的自由。在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最早确立学术自由原则。而首次将学术自由上升为一项法律权利的是1849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宪法》，该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保障“学术与教授自由”。日本承认学术自由与所有国民皆受保障的市民自由具有相同性质，虽然大学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机关，但并不意味着学术自由仅限于大学才享有。⑤美国的最高法院自1967年将学术自由视为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后，教师的学术自由得到了承认。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高等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除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外，还在第四章对高等学校诸多方面的自利进行了规定，包括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对外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等。虽然我国的根本大法与基本法都对学术自由作出了规定，但无论是从理论界定还是从实践操作层面都没有具体可操作的依据与标准。因此，需要借鉴他国的法治创设经验，依据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实施细则与大学章程，对学术自由从法治价值、理念与精神到规定具体的法律条款都应当得到明确体现与界定。

(三)大学治理的切实保证———制约行政权力能否用法律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大学治理优劣程度的标志，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中公认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行政权力指的是通过调动各种资源和手段实现某种政策目标的权力，它强调的是等级观念、是服从。而学术权力指的是配置科学的科研人员、项目、经费的权力，它应以学术创新为目标，其成果的意义更具形而上性质，其过程更加强调平等与自由。大学不是行政机关，自然应该学术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应处于服务与保障地位，至少也应是互不直接隶属、互不无端干预。这两种权力一旦交叉，大学治理的重点与中心应当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大的腐蚀作用，学术权力必然在其“黑洞”般的控制力下丧失独立地位，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官僚系统的逻辑是:听领导的话—升迁，他们的工作几乎就是服从条文。当院系领导适应和臣服于校方的命令后，他们就成了地道的消极力量。”①由于在实践中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评聘大多是由上级组织部任免、评价的，因此，在工作中唯上、资源配置中唯亲、提拨任用中不唯贤的现象就容易经常发生。“教育、文化、传媒机构被国家垄断，它要忠实地贯彻政治权力的意志。诸多的表征都可以透视出大学卑微、臣属、阿谀奉承的性格。”②凡此种种，昭示着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以及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在学校系统中权力独大的地位。

法治论文篇4

【论文摘要】：将宪法称为政治法，虽然由来久、流传广，但弊病多、危害深，不宜继续提倡。政治事务虽然由宪法集中规范，但宪法不只是规范政治事务。单纯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讲，宪法不是政治统治法、被政治控制之法，而是控制政治之法、治理政权之法。人民是政治与治政的主体，宪法是人民治政的依据与准则。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体现了民主与民治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实现宪治、实现民主、实现自由。 【论文关键词】：宪法 政治法 治政法 宪治 民治 一、问题意识与基本观点 从1908年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至今已逾百年，期间我国宪法的命运比较曲折，法治、人权、私有财产权等直到1999年与2011年修改宪法时才被载人现行宪法。好在宪法观念早已在中国社会牢固地扎下根来，“再也没有人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之必要性提出过质疑”。273特别是近些年来一系列宪法事例的发生及其广泛反响，“说明我国民众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也说明我国社会目前已经发展到有必要适用宪法解决有关宪法问题、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的阶段。……同时，这些案件也使宪法学者在思考宪法和宪政问题时，不得不回归到’宪法是什么’？’宪法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宪法的精神是什么’？等这些宪法学的基本命题上来。” 编写说明回答前述问题，既需要从宪法的概念、宪法的特征、宪法的起源、宪法的价值、宪法的本质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探讨，又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在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从政治法到治政法之重构就是这种综合研究的一个探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 所谓从政治法到治政法，主要意思是将宪法理解为治政法、民众治理政治之法，摒弃宪法是政治法、政治统治法的陈旧观念。宪法作为政治法的称谓，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危害甚深。从政治法到治政法，不只是称呼与含义上的变化，而且直接关系到宪法从工具本位到价值本位的飞跃。众所周知，宪法既具有价值性，又具有工具性，但宪法是工具不等于宪法仅仅是工具，不能将宪法的工具性异化为宪法工具主义。宪法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关系，如同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关系；如同法治青睐权利本位而摒弃义务本位一样，宪法的进化也需要从工具本位到价值本位。价值本位简而言之就是以人为主体、目的与中心，为出发点、落脚点与着力点，而工具本位则主要是把人作为客体和手段。由于工具本位的宪法集中体现是政治法，与价值本位宪法紧密相联的是作为治政法的宪法，因此，从政治法到治政法就是宪法从工具本位到价值本位的重中之重。 二、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弊 政治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对政治进行规范同样是必要的、重要的，甚至更为必要与重要。而且，对政治的规范必须主要依靠法律，正如思想家们所说：“法律一停止，暴政就开始了”，“法律在哪里停止，专制就从哪里开始”。138，139不能否认在特定阶段、特定语境下将宪法作为政治法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仍然笼统地称宪法为政治法，对政治不利，也无助宪法。 （一）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不全面 虽然宪法是集中规范政治事务的法律，但宪法不仅仅局限于规范政治事务，立宪历史呈现出人权立宪、政治立宪、经济立宪、知识立宪的规律与特征;278 -287且没有人把宪法称为经济法、知识法，当然也不能把宪法称为经济法、知识法。宪法与其它法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宪法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全面性，它“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而且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因而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内容通常只是国家生活中的一般性问题，而且只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相比，宪法具有国家总章程的意义”。36-37虽然近年来有些学者质疑乃至批评把宪法作为总章程，但鲜见有人否认宪法的广泛性、综合性、全面性。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曾在告别演说中说“宪法无时不在”，799实际上宪法也是“无处不在”的，它“弥漫于每个人的思维言行、政府文件的字里行间、普通人家的每一件财物乃至于拆迁后的残臂瓦砾之中—总而言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序言“和普通法律不同，宪法并不局限于处理任何一个特定门类的事务，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领域的人类事务……因此，宪法是’通法’，它的’影子’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法律专门领域。”&nbs p;24由此可见将宪法作为政治法的片面性。 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不全面不只是体现在上述的语义分析中，它还有违宪法学说传统，遗漏了对宪法来说至关重要的部分。尽管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宪法”等词汇，但宪法的确是舶来品。“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吾人行宪政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故今之论宪政者，不仅要熟悉其制度，了解其理论，亦须明白其渊源，把握其精神。”总序梁治平先生以上所言极是。简单将宪法作为政治法，既忽视了宪法理论的渊源，也难以把握宪法精神。 一方面是忽视了宪法理论的渊源。宪法学说源远流长，宪法理论博大精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不仅是西方学者中最早使用宪法一词的思想家，而且开创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宪法的先河。在《政治学》一书中，他既根据法律的调整范围、作用及性质，将城邦的法律分为宪法和普通法律，视“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又将宪法作为“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11]129，205前者是对宪法的狭义理解，后者是对宪法的广义理解。亚里士多德对于宪法的广义理解影响深远，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关于宪法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巨大。“马克思几乎粉碎了黑格尔宪政思想的每一个维度。但是，马克思确实保留了黑格尔所主张的亚里士多德的广义宪法思想：公民的生活方式、公民的本性和自我意识。结果，马克思能够很容易地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从经济学—生产、劳动、商品和交换—转到政治学，因为黑格尔的广义宪法使人很容易地把经济活动带人宪法思想之中。甚至，马克思很容易地看到，他所主张的未来社会将存在宪法，因为未来社会将存在一种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 [12]146由此可见仅仅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偏颇。 另一方面是忽略了宪法精神。宪法是宪法精神、宪法内容与宪法形式的统一体。如果说宪法形式是宪法的“骨骼”、宪法内容是宪法的“肌肉”的话，那么宪法精神就是宪法的“血液”、宪法的“灵魂”。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的开篇这样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13]1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的理解，事实上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广义宪法思想。[14]“他主张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来探寻法律的精神实质，认为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法律与法律、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的精神。” [15]147比孟德斯鸠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法的精神”更进一步，黑格尔认为宪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通过研究宪法的历史认为，宪法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数世纪以来各民族精神自然而然的“作品”，必须与各国家处于既定发展阶段的民族精神相一致，各国各时期宪法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世界各民族在极盛时期所采行的宪法，乃是它们特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基础。国家不能事先制定、机械搬用或者发明一部宪法，然后把它强加给自己。[16]150-161尽管学者们对宪法精神有不同诠释，[17]但从广义宪法的学说传统来看，特别是从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与黑格尔关于宪法奠基民族精神的论述来看，简单将宪法作为政治法难以揭示和把握宪法精神，政治法主要体现的是宪法内容。 （二）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不精确 抛开宪法与经济、文化等的联系不说，仅就宪法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也不准确与贴切。宪法横跨政治与法律两大领域，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但不能简单将两者平分秋色。相对于其它法律而言，宪法的政治性较强，但宪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更具有法律性。如何处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法治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难题。法治与文明要求法律主导政治，尽力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使政治成为和平的政治、有序的政治、有限的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法律，动辄把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宪法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约束政治与驾驭政治，提供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机制，以至于一些资料称宪法为政治游戏规则、政治竞赛规则。[18]15 直接地说，宪法是控制政治之法，是将政治纳入理性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轨道之法，是使政治远离恣意、专横、暴虐、腐败之法，而不是政治统治法 、被政治控制之法。对宪法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国内外学者都不吝惜溢美之辞。如有美国学者认为：“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法？具体来说，将宪法作为政治法至少容易导致以下异化： 一方面是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扭曲宪法。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标准在于：当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发生冲突时，究竟是哪种权威服从另外一种权威。如果是个人权威服从法律权威，则是法治，反之则是人治。这里所说的个人权威，主要是指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所说的法律权威，集中体现为宪法权威。法治要求宪法权威高于个人权威，官员服从宪法统治。但是，政治法的说法容易使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误认为宪法是政治统治法，将宪法的矛头指向民众，而自己则凌驾于宪法之上，从而使宪法面目全非。 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疏远宪法。尽管不少资料认为政治不是精英的专利，政治不全是罪恶与肮脏，它还有文明的一面，但普通大众更关心的可能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而不是政治。特别是在一些专制历史悠久、政治运动造成灾难的国家，民众甚至对政治有恐惧心理、躲避心理。而宪法作为公民的生活方式，作为治政法，恰恰需要民众的信任、亲近与支持，因为民众是宪法的力量源泉。[31]完全可以说，民众需要宪法的滋养，宪法亦需要民众的呵护！有学者曾说：“没有宪政，我们的人格就不能完整，我们的行动就将缺乏规则，我们的个性就将显示出令人遗憾的缺陷。”[32]9可以说，没有民众的支持，宪法的内容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使命就将化作一缕青烟，宪法的命运也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由此可见将宪法作为政治法的危害性。 再一方面是宪法被意识形态化。政治确实不等于意识形态，但也确实与意识形态关系甚密，容易被意识形态化。毛泽东曾云“搞宪法是搞科学”。[33]330但一旦宪法被意识形态化，科学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宪法也就难脱政治宣言或政治教条的案臼了。一些国家的宪法通篇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语言，缺少起码的科学性，当然可以称之为政治法，但难登规范宪法之大堂，自然也不可能实现宪法至上。二、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之利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生动描述：“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34]5政治固然不可避免，但无疑可以比较，可以选择，可以改善。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优劣之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比较过不同的政体，并交替使用宪法、政体与公民生活方式，认为最优良的个人目的就是最优良的政体（宪法）目的，最优良的政体（宪法）就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最幸福（快乐）的生活方式。公民、政体与宪法就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虽然亚里士多德距今久远，但其思想的光芒依然耀眼。纵观国内外关于理想政治的期盼与描绘，主流与精华就在于民主政治、自由政治、立宪政治，其中立宪政治侧重现象，民主政治与自由政治侧重实质，公民、政治与宪法同样如此紧密地有机联系。将宪法作为政治法，割裂了公民、宪法、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既不利于宪法，也不利于政治，更不会有利于公民。只有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才能简单明了而又准确深刻地把公民、宪法、政治串联起来，既张扬人民主权的宝贵原则，又突出宪法的法律属性，并在公民、宪法、政治之间形成互动与和谐。 （一）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宪法与宪治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在多方面有利于宪法，如有利于减少异化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35]所谓宪法的法律属性，主要是指宪法具有法律的共同品德与特征，如以捍卫正义、保护人权为天职，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稳定性与权威性，宪法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而不是道德宣言或政治文告—尽管宪法与道德、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宪法与其它法律的不同，首先不是体现在根本法与部门法上，而是体现在它们是不同的部门法上；换言之，首先不是体现在地位上，而是体现在调整对象上。“宪法首先是法，并且是部门法，其次才是根本法。” [36]2一些资料批评宪法，甚至怀疑宪法的法律属性，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宪法没有固定的调整对象。法律是用来调整与规范社会关系的，不同的调整对象以及调整方法决定了法律的不同类型。将宪法作为治政法表明，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是调整与规范政治关系的法律，是以规制政治为重要内容的部门法。从这个意义上 讲，既要将宪法作为公民的生活规范、生活方式，又要将宪法作为政治的运作规范、运作方式。 如同法治简而言之就是法律之治、法律的统治，宪治简而言之就是宪法之治、宪法的统治，它是法治的集中表现形态；如同法律是法治的起点、前提，宪法是宪治的起点、前提，宪治是宪法的实施与实现。同时，宪治的说法既可包涵宪法政治，又不限于宪法政治，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宪政”。宪政往往被作为宪法政治、立宪政治、立宪政体等的简称，[37]56与作为政治法的宪法相呼应。按照通常的理解，宪法作为政治法，侧重的是书面上的宪法、文本上的宪法、静态宪法；宪政作为宪法政治，侧重的是现实中的宪法、行动着的宪法、动态宪法。[38]19虽然宪政的含义比政治法的含义要明确，强调政治以宪法为基础和准绳，但弊端是明显的，危害也是巨大的，突出表现在它强化了宪法是政治法的观念，容易模糊宪法的法律属性。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不仅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也有助于增强宪治的法治属性，因而有利于从源头上支持宪治。所谓宪治的法治属性，意指宪治属于法治的范畴，法治是宪治的根基，不能脱离法治来谈宪治。我们通常说宪法与宪政保护人权、限制权力、纠正恶法，其实这三点都是从法治含义中引申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二重含义的理解至今难以超越，即法治乃普遍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有机统一。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是法治之形，其基本含义也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普遍守法。然而怎么才能保证政府与个人普遍守法？答案的关键在于法律要能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只有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才不至于无法无天，才不至于把法律仅仅看作管制百姓的工具；只有保护个人权利，百姓才会信仰法律、走近法律、遵守法律、支持法律，才不至于把法律看作是政府施加的束缚。可见，制约政府权力与保护个人权利是使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要害，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而宪法通常被誉为人权的根本保障书，宪政通常被称之为“限政”或“有限政府”，充分说明了宪法、宪政对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基础性。至于法治的前提—良法，不能仅仅靠呼吁，而应依赖于完善的机制。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作为法律之法律，作为其他法律的依据，就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保证法律是良法的一种机制；当法律异化为恶法时，宪政机制认定异化的法律无效，就是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来保证法律是良法的一种机制。可见，法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法治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宪法理论比较落后，宪法实践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简单地从政治角度看待宪法与宪政，忽略了宪法与宪政的法律属性与法治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治政法到政治法，进而呼唤从宪政到宪治，是彻底实现从治政法到政治法的必然要求。 总之，将宪法作为治政法而不是政治法，意味着宪法之重不在于“政”与“政治”，而在于“治”与“治政”，这既尊重了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共性，坚持了宪法的法律性；又突出了宪法与其它法律的不同之处，强调了宪法的根本法属性；还鲜明地贯彻了法治的精神与主题—虽然法治之基在“法”，但法治之要在“治”，在于治政、治权，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首先是宪法，最关键的也是宪法，法治首先是宪治，最核心的也是宪治。 （二）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民主与民治 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民主、人民主权等字眼随处可见。民主涵义丰富，如有国体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意义上的民主、生活作风上的民主等；领域广泛，如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政党民主、人民民主等说法；内容充实，如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说法。与民主包罗万象不同，人民主权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强调人民是国家与政府的主人。虽然没有“民主”与“人民主权”出现的频率高，但“民治”并非一个新鲜词汇，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说法广为人知。民治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与民主更关注性质与归属不同，民治更强调操作与过程。一些国家的宪法上不乏民主内容，但落实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考虑与安排民治，甚至把民主视为国家对民众的恩赐。至于被普遍载入各国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各国的实际命运却大不相同，原因之一在于宪法有没有被作为治政法、民治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说人民主权主要是在国体意义上体现民主的话，那么民治则侧重在政体意义上反映民主。民治不仅坚持了人民主权原则，而且是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由之路。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民主与民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弘扬了民主与民治的精神。在严格意义上，民治并非民主政治的简称，而是一个比民主政治更为宽泛的概 念，即民治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涉及到所有领域。当然，政治领域为民治所格外关注，是民治的重心所在。宪法治理政治，归根到底是人民治理政治，人民是政治的主人；宪法治理的是政治，而不是人民；人民需要的是治政与自治，即管理政府与自己管理自己；宪法限制的是政权与政府，保障的是民治与自治；宪法是民治法，而不是治民法。由此不难理解一些国家的宪法不直接规定公民的义务，而只是规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产生、运转的原则、程序，以及国家机关的权限等；同样不难理解一些国家的宪法以禁止性规则规定公民权利，直接针对政府，要求政府“不得”侵犯公民权利。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民主与民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民主与民治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空间。民主与民治的主要侵害者是政府。而驯服政府、控制政府，正是作为治政法的宪法之天职。“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39]86宪法控制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为政府权力设定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提及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这一宪章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在《大宪章》出现之前，国王握有法律的权力，甚至可以说，国王就是法律。但有了《大宪章》之后，国王必须承认他也得服从于这一法律。《大宪章》本身并不是具有多少民主内容的文件，但它给王权的范围立下了界标，肯定了个人所应享受的人身权和民事权，从而表明这种为权力勘定范围的工作只能由法律来完成。”[40]89《自由大宪章》被认为是“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的“最著之例”，[41]15-16其为权力勘定范围影响深远。如有学者认为，英国宪政史因《自由大宪章》而展开，围绕《自由大宪章》而成就，《自由大宪章》是人类自由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盏导向灯塔，从被点亮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熄灭过。[42]28-35作为治政法的宪法，通过设定政府权力的界限，有利于防止政府权力任意而为，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政府侵害民主与民治的可能。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民主与民治的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民主与民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作为治政法的宪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有限政府”。路易斯·亨金一语中的：“宪政的含义是有限政府。”[43]11有限政府的实质是政府权力有限，这既表现在静态的权力存在范围上，也体现在动态的权力运行界限上。作为治政法的宪法，既限制权力的存在范围，严防权力的集中与扩张；又规定权力的运行原则与程序，严防权利的滥用与越轨。通俗地说，民治与官治相对立，互为消长。黑格尔曾经说过：“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来为公众谋利益。”[44]268作为治政法的宪法对有限政府的立场，客观上为民众、为民主、为民治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仅直接压缩了政府权力的空间，而且始终主张政府权力来自于民、用之于民。概言之，民主呼唤民治，民治重在治政，治政要求法律相伴，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体现了民主与民治的要求，也是保障民主与民治之所需。 （三）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自由与自治 无论是民主、民主政治还是民治，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民主、民主政治与民治都并非一本万利，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民主、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受到侵害的情形并不少见。盖因为民主、民主政治、民治的重点都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保护少数，保护每一个。宪法对民主政治的完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故既要讲民主、民主政治、民治，还要讲自由、自由政治、自治。 自由与自由政治是宪法学的常客与贵客。有美国法学教授指出：“美国宪法的’实质’，最主要的却在于它试图确立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原则。”[45]586德沃金与萨托利的说法更为直接，前者把宪法称为“自由的法”，后者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46]348在哈耶克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剥离掉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47]243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讲，是自由孕育了宪法，也是自由决定了宪法必须是治政法。试想，若不是为了保护自由，还需要什么政府？若没有政府，又需要什么宪法？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 同意而产生的。”《美国联邦宪法》序言也说：“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规划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之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48]249，259在这里，民众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自由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制定宪法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为了得享“自由”之“幸福”；而且，是“我们合众国人民”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宪法，而不是相反。 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宪法，都涉及到一对基本关系，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人民、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作为政治法的宪法与作为治政法的宪法中有着根本性区别：政治法强调政治统治，民众是统治对象，无机会治理政府与管理自己；治政法突出民众的主体地位，民众既管理政府，也管理自己，换言之，既治政，也自治。 自治与民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自治是对民治的坚持、丰富和深化—民治侧重从整体上讲，自治侧重从个体上讲。自治乃民治的基础，没有个体性的自治，则无整体性上的民治。一些国家的宪法中有大量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规定，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从自治的角度来落实自由，自由的保障缺乏基本的结构，外界干扰尤其是政府侵犯自由的情形屡见不鲜；没有从自治的角度来落实民治，民治的实现缺少基本的动力，民治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自治是与自律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他律相联系的，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与自由放任。 自治与自由、自由政治同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自由还可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上使用，内涵深刻，外延丰富，形成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多种类型。相比较而言，自由理念色彩与原则味道更强，自治则更具规范性、操作性。自治也不同于自由政治，如通常所说的地方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性自治等都不限于政治方面。除了都与宪法、宪治密不可分外，自治与自由、自由政治的联系，还体现在都强调自己作为自己的主人。 自治与宪治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集中表现在两者视角不一样，联系集中表现在自治是宪治的重要目标、宪治是自治的重要保障。日本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将国民自治作为立宪政治两大基本思潮的第一个思潮，认为“立宪制度从形式上说来，是国民自己决定国政，或至少参与国政的制度”。[49]339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指出：“宪法和宪政真正的本质，它那与所有非立宪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特殊性（dif-ferentia specifica），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用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19]前言的确，宪法与宪治既是抽象的、宏观的，也是具体的、微观的；既要保护个人在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也要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对私人事务的自主权、决定权，两者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自由与自治的极端重要性在前述讨论中可见一斑，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由与自治。将宪法作为治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助于实现自由与自治。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讲，它被施加了“光荣的束缚”，成为民众自由与自治消极因素、破坏性力量的机率大大减少，成为民众自由与自治的积极因素、建设性力量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从民众的角度讲，治政与自治互相渗透，互相支持，治政本身是实现自由的途径，治政法在公共领域对民众的解放会对推动民众的自由与自治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美]华盛顿文集[m]．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8}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9}张千帆．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0}[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侯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2}[美]皮特·g·斯蒂尔曼．黑格尔的宪政思想[m]//[美]阿兰·s·罗森鲍姆．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刘茂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陈端洪．宪政初论[j]．比较法研究，1992，（4） :3-12. {15}张宏生，古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6}李龙．西方宪法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7}范毅．论宪法精神的概念[j]．现代法学，2004，（2）:62-66. {18}[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陆震伦，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9}[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0}潘伟杰．现代政治的宪法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1}张庆福，等．中国宪法一百年：回顾与展望[m]//张庆福．宪政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2}华盛顿选集[m].聂崇信，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3}[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m]．朱曾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4}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5}刘军宁，等．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6}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7}唐忠民．关于宪法定位的反思[j]．广东社会科学，2005，（2）:176-181. {28}张文显，信春鹰．民主 宪政＝理想的政制—比较宪政国际讨论会热点述评〔j〕．比较法研究，1990，（1）:8-13. {29}张庆福宪政论丛：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0}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1}[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m]．孙力，张朝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2}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5}盛鹏．论宪法的法律属性[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4） :8-10. {36}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7}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8}许崇德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9}[美]斯蒂芬·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0}刘军宁，等．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1}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2}齐延平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j]．金陵法律评论，2006，秋季卷：28-35. {43}[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45}[美]安杰伊·拉帕金斯基：美国宪政的域外影响[m]//[美]路易斯·亨金，等．宪政与权利．郑戈，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6}[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8}[美]纪念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委员会．美国公民与宪法[m]．劳娃，许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9}[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m]．欧宗佑，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法治论文篇5

三、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三：法治优越论 （一）法治优越论的历史发展 法治优于人治，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古希腊，柏拉图早年曾主张由哲学家做国王，或者将国王培养成哲学家的哲学家统治（19）。经过人生的世事变换，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转而认为在无“哲学王统治”的情况下，法治便是最好的。他看到了法律的局限，“因为人和人，行为和行为，事和事千差万别，我敢说，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这就注定不可能用什么高明的知识，打算颁布一项简单的法规去永远处理每一件事情”（20）。但他很早就认为，“人能受同等之管束。而得享真正之平等也……国家之所以必有法律者即以此。盖法律者国家所赖之以维持”（21）。后来，他把采用法律的政府（法治）“作为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是完全正确的好政府，当你无法建立第一种或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政府的时候”（22）。进而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23）。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50个城邦国家进行比对研究后，认为，共和政体是最为理想的政体。其之所以最为理想，就因为它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一人之治。因为法律是一种完全没有感情的中道的权衡。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24）他认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25）“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26） 近代法学家们对法治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洛克认为，“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是等于没有法律：而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我以为是政治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非人类的能力所能想象，而且是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27）“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28）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法治在近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和重要成就。 （二）法治的相对优越性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绝对比人治好（29）。正如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关系一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法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在总体上，法治比人治更加优越。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为： 法治必须民主，人治没有民主。真正的法治都以民主为核心，大多数人治统治都是以专制为核心的。法治的法都必须是民主的产物，并以民主为目的。而专制往往都是个人的独裁或者少数人的统治。人治之下即使存在某种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民主”，那也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因为这种意见或者建议是否被尊重或者采纳并不决定于民众，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判断。他认为，你是正确的便予以采纳，他认为是错误的便可以置之不理或置若罔闻。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个别或少数统治者手中，“民主”也许有助于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判断与选择，也许可以为统治者赢得民心，但它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民主，也没有民主。 法治有利于自由，人治不利于自由。人的自由，除思想自由之外，一切行为的自由都不是无限的。在法治状态下，人们可以按照既定的良好法律作出自己的社会行为，所以只要他严格依法办事，就不可能有不自由的情形。而人治状态下，人们看不到统一的行为规则，其社会生活的行为就缺乏准则。某种特定的人认为某某构成违法犯罪，即构成；认为某某不构成违法犯罪，即不构成。是否违法犯罪的标准存乎掌权者的主观判定。这样，整个社会都不可能有什么安全感，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实际上是真正的不自由。 法治有利于平等，人治不利于平等。在法治之下，任何人都必须一律守法，不允许任何人有违法而不受追究的特权。其实这也就是法律适用上的人人平等。而人治则以一定人的意志为根据，随一定人的主观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期望人人平等，也会因缺乏统一的行为规则和客观的评价标准，而无法实现。人治的模式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有平等可言。即使偶有某种平等，也会在时间的变换中，因缺乏规则而不能持久。 法治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人治不利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需要有稳定的规则作为前提。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行为规则之下，人们的行为才有一个基本的准则，人们相互之间才可能减少和消除冲突，使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没有一致遵行的规则，我行我素，各行其是，社会 就会陷入动荡这中，而人治正是相对缺乏这种规则的社会管理方式，人治就不利于社会稳定。 尽管人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毕竟不如法治优越。人类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沉重代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苦苦思索，才得出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也就是说，确定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与具体措施，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表现。法治优越论成国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我们决不能忘记了人类，尤其是我国历史上的阵阵苦痛。历史的创伤，是使我们警醒的永恒记忆，而绝对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重新经历。

法治论文篇6

主题词：司法和谐法治理念法院文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司法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理念的提出，司法和谐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司法和谐的内涵所在以及如何实现司法的和谐。

一、和谐理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和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派别都表达了对“和”的推崇和向往。孔子将“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庄子•齐物论》），从个群关系、人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从主客关系、物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内篇》）宋明理学对古典和谐思想予以辩证综合，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

可以看出，和谐是我国古代哲学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化描述和向往，甚至把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来看待。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资源的流动相对滞后，“熟人社会”是主要特征。熟人社会对利益纷争的解决有独特的要求，除了案件本身的是非外，还需要考虑许多案外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审判机构强加的非理性因素，而是对当事人长远利益的更加周全的平衡。这必然在我国古代的司法领域得到体现，民事纠纷多数在乡里组织或家族内部解决，而那些诉讼到官府的民事案件往往是因为当事人之间比较大的分歧或者其中某个当事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使得国家司法权力的介入成为必要。

今天，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深刻认识，是对当前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判断做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传统和谐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性，在于对古典哲学基本理念的认可，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有的基本的传递性认识；发展性，在于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如何赋予和谐理念新的内容和时代特点，特别是用和谐理念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和谐社会，是理想也是过程。其理想性，在于为我们各项工作提出了目标和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是衡量工作效果好坏的重要指针。其过程性，则在于和谐的实现需要做好艰苦细致的细节性工作，需要对和谐理念有正确地认识，并在工作实践中有准确地运用，特别是要把握和谐的追求与原则的坚持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牺牲原则的工作方式不利于和谐的实现，反而会增加矛盾、危害和谐。

二、司法和谐的具体含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司法和谐的主体是司法，目标是司法活动的和谐、司法效果的和谐。所以，对司法和谐的观察分析都是从司法的角度出发的。必须把握司法本身的发展规律来促进和谐的视线，否则和谐将喧宾夺主，抹煞法律本身的权威，对法治进程提出挑战，而不是促进，这是我们在提倡司法和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

司法和谐的内涵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司法审判的主体是人，包括法官和当事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法律的制定，我们抛开法律宏观层次上的含义，而从具体司法活动角度来看，就是为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建立规则，为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立标准，为矛盾得以解决提供依据。那么，我们提倡司法和谐，实际上归根到底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案结事了，是对我们审判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说案子结了以后，矛盾也得以解决，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违法或违约行为担负应有的责任。实际上，在“案结事了”后面应该加上“人和”这一要求，因为“案结事了”仍然主要着重于案件本身问题的解决，而“人和”更关注人际关系的修复，这种修复不是补偿性的修复，而是再生性的修复，达到凤凰涅磐重生的效果。

第二，坚持法治至上。当事人通过法律来解决矛盾的时候，说明矛盾已经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通过协商等自途径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当事人寻求法律的救助，说明双方的分歧无法在内部得到弥合。法律解决问题，力图实现社会正义，但是无法使每个当事人都能够满意。法律的作用在于尽可能的还原事件的真实，在此基础上按照既有的法律规定来分配权利义务，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而和谐的视线，也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建立在对法律的尊重上。也就是说，法律判断的结果应该是促进和谐的出发点，而不能抛开法律判断而空谈司法和谐。正所谓“坚持法治，则和谐生；抛弃法治，则和谐亡。”

第三，坚持和谐理念。理念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司法活动中的和谐理念就是在“定分止争”的同时，要强化“说理”的过程。这种说理主要包括：一是法理，告诉当事人法律规定的同时，要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二是事理，告诉当事人法院认定事实的标准是证据，没有证据支持的实施法院不予以认定；三是伦理，告诉当事人矛盾产生的根源在哪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准则方面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的辩证关系

讨论司法和谐，就必须正确处理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梳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和谐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前面有所提及。

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在东方社会治理中，法律制度和以和谐理念为代表的道德方式为互相补充和促进的管理模式，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引导。我国汉代法律儒家化以来，“春秋断案”，儒家经典思想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明显和根本的。比如，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就是对家庭和家族和谐关系的保障。可以说，和谐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司法制度的精神指引，而司法制度为和谐理念在社会关系中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既然都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必然有其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将化解它们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的冲突。至少在如下方面，两者存在统一性：第一，就是对利益的尊重。定分止争，是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共同的基本任务，只不过在实现手段方面有所差异。法律制度通过对社会活动中权利义务的界定，来实现利益的分配的；而和谐理念并不过分重视外在的是非是否明确，更多的从内在的道德立场来平衡利益的不同，使各方利益都得到重视和实现。第二，就是承认差异性。公平和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主题，而效率的实现就是承认差异性为前提的，不同的劳动付出得到不同的报酬回报。和谐理念的出发点就是和而不同，差异性更是其背景性条件。第三，目标的一致。尽管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上层建筑，都是对社会关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通过落实法律制度或贯彻和谐理念，来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既然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具有互相补充性的特点，那么，必然是因为各有所长短。对于法律制度而言，规范性是它生命，也是形成权威的重要形式。法律对是非的判断，主要考虑行为本身的权利义务分配情况。当需要追究某个人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不是建立在他本身正当性与否的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他所做的某种行为的评判上。法律行为，是法律制度的规范对象，正如人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与之相比，和谐理念更关注对人们内心世界的考察，寻求其内在动机的正当性。对人本身的关注，是和谐理念的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行为的评判具有更多的人文色彩，把行为本身的社会性考虑得更加全面。这种思维模式，把行为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结合起来，在考问行为本身带来的利益变化时候，同时关注利益变化背后的因素，对这种利益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判断。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主要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进行推理，按照权利义务来分配责任和利益；而和谐理念则关注内在的价值判断。人们发生某种行为，必然有其本身的价值标准，尤其是在熟人社会里，行为外因素对行为本身是否正当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孤立地去评判某个行为的是非，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的内在关系，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四、和谐理念对法治建设的双重作用

前面我们着重关注的是和谐理念对法律制度的补充，以及其发挥的独特作用。这种独特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逻辑判断上。因为法律本身的规范性要求，导致这样的情形：尽管立法者尽可能地考虑各种因素，但是具体案件总是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规范的法律制度面前，个案正义的实现总会遇到与以社会整体正义为名义的“法律正义”的冲突。一般的做法是，就是要牺牲个案正义来实现法律正义。这在法律形式上无可厚非的，但恰恰是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违背。前面提到，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但是公平和正义不仅仅是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存在于众多的普通案件中。案件当事人正义的实现，才是法律正义的真正实现。

但是，和谐理念也并不是万能的。在深刻体会法律本身在审判实践中的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和谐理念的价值指引。而和谐理念是否就完全是法律制度的精神导师呢？答案是否定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为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的结合提供了实践依据，但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握它们的结合。现在我们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和依法治国的方略结合起来，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在和谐理念运用到审判实践中的时候，至少需要注意如下问题：一是容易形成双重标准。和谐理念强调对行为外因素的分析和关注，但是，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当事人行为外的因素可能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外因素的关注可能导致同一类型的案件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人们就会对法律平等性产生疑问。二是为“和谐”而牺牲法律的成本问题。审判的实质是解决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在于追求利益的绝对平衡。与审判活动相比，法律本身还要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重任。而正义，就是得到应该得到的。在和谐的旗帜下，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不是各得其所。三是司法和谐与和谐司法的区别。肖扬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民事审判的八项指导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司法和谐，注重创建和谐的司法环境”。在这里，这个原则没有被表述为“和谐地司法”，而是“司法的和谐”。“司法和谐”，是法律自恰性的延伸，是社会和谐在司法领域里的表现，是一种理想的司法效果。而“和谐司法”的实质，则是以目的来导引方法，以结果（效果）来规制程序，完全颠倒了司法审判程序正义跟实体公正之间的关系。

五、实现司法和谐的基本路径

如何实现司法和谐还需要长期的过程。因为司法和谐作为系统工程，需要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因素的合力，特别是社会法治环境、公民素质培育、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等宏观因素更需要做好长期的细致工作。这里主要从司法审判的微观角度来阐述实现司法和谐的几点努力努力方向。

首先，加强法官综合素质的培训。我们强调法官的独立办案能力，但是必须建立在法官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的努力，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改善，业务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司法和谐这一目标要求法官绝不仅仅业务理论的提高和加强，更关注的是一种司法智慧的养成。法官不是法律的“传声筒”，而是有声有色的传播者，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甚至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把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解决在法律的基础上，又延伸到法律之外更深的层次上，使当事人有所反思，而不是有所埋怨。

其次，处理好判决和调解的关系。判断力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谨慎使用判断的权力。在判决的背后，隐含的意义时；法官无法说服当事人认识自己的权利义务和是非曲直，不得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分配他们的责任。判决的有它的优势，如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也有明显的劣势，就是往往不能使当事人心悦诚服，甚至会产生对法律权威的不信任，对法律匡扶正义功能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把调解机制引入诉讼程序中很有必要。调解本身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可以在阐明法理、事理和伦理的时候，随时向当事人传达调解的信息，使当事人对调解有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最后主动、自愿达成和解。

再者，建立和完善庭外调解机制。有人交往的地方就有矛盾的产生，但是矛盾产生了未必一定要到法庭上解决。通过基层调解组织解决矛盾，也是实现司法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家庭内部纠纷、小额经济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组织来协调解决。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子：当事人因为300元的欠款而到法院打官司。这无形中增加了法院的司法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建立了村（居委会）、镇（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法律从业者，对地方社会状况、人员构成以及风俗习惯等都非常熟悉，具有解决矛盾纠纷的明显优势。因此，发挥基层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是实现庭外调解的重要环节。作为法院系统，应该从立案的环节就加强庭外调解意识，对标的小、情节简单的经济案件以及家庭纠纷矛盾纠纷案件，要积极引导、协调居住地调解组织予以解决。

六、司法和谐在具体审判领域中的要求

司法和谐，是对司法活动效果的理想化的追求。但是仔细探究起来，它在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又有不同的具体要求。落实司法和谐，必须结合各审判领域的不同特点来进行。

在民事审判中，司法和谐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首先在于民事纠纷中有相当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某种纠纷的解决除了维护当事人当前的利益以外，还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社区关系。简单判断熟人案件可能很简单，但是能否对他们以后的人际关系、社区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是达到前面提到的“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就要考验法官的审判功力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当事人众多、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证据形不成优势、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法律、政策规定不明确的案件，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方法加以解决。要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案件人和律师的积极作用，把司法调解与多元化纠纷调处机制有机结合，发扬司法民主作风，贯彻司法民主原则。

在行政审判领域，司法和谐的特殊意义在于如何处理好民与官的关系。民告官案件的根源很复杂，但是直接原因在于政府行政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现行法律赋予法院的对于行政行为的审判权主要在于对其合法性的判断，相当部分的自由裁量名义下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审判对象。那么，通过引入司法和谐的理念，似乎可以赋予法院这样的功能：对存在欠缺的行为，在民与官之间进行居间协调，达成民与官之间的沟通和谅解。

法治论文篇7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通常用以下涵义来界定：价值（value）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的最终地位，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 因此任何人类的造物都是人类一定价值的载体。法治也不例外，总是凝聚着人类对国家、社会的愿望，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生活质量改变的希求。在人类寄予法治的所有愿望中，获得自由和权利处于核心位置。一、 法治：人类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法治在强调法的至上性这一点上，社会各界已达到共识。但有一种倾向却令人担忧，那就是把法的至上与人的至尊对立起来，即把法治单纯看成是治人。这样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人类在关怀法的时候，忘却了关怀自己。其实，在法治建构中，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人的至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是当代法治发展的基本路向。就此康德的一段话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他说：“人类诚然是足够罪恶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人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的造物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理性的造物，才是一个目的本身。” 所以，确立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非能以贬低人的地位为代价，相反，在法治条件下，人的价值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拓展。同时，人的核心地位更能凸现。因而法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还是作为信念存在都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类的一种关怀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治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法治关怀无非是对人自身命运与价值的关注。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如果说法治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法治除经济因素外，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从西方来说，一般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法治的出现取益于自由贸易和科技的进步。但若稍作深层分析，就会发现它的根须却深扎于近代西方的人文沃土之中。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没有人道、理性、科学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的脚步就难以跨越中世纪人性枯萎的荒野，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革命，也就不会产生现代法治文明。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没有平等、自由、权利等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也就不会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建构法治国家或社会工程的启动。因此，人文精神是法治的精神底蕴，是法治生成和推进的动力之源。我们这样论断的重要的理由是：人文精神孕育出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而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又铸成法治制度。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实体，决不是束缚于社会的绳索，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协调器。它生长于社会肌体，但它的根须必须牢固扎在人文精神的土壤里。人文精神是社会雕塑的力量，使社会与个体两个方面都达到自觉。个人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将自己的创造性潜能释放出来。同时，社会如何开拓出更适宜发挥个体创造性潜能的氛围。因此在人文精神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法治，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作为最终归宿。在任何一种法治类型中，法治追求的总体目标都是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从人的丢失到人的发现，从束缚人到解放人，从人的忽视到人的关怀的基本路径。据此，马克思指出了人从依附—独立—自由演变过程。在分析这一过程时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为我们指出法治应当关怀什么，但是他以人的人格演变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确立了法治在这一历史轨迹上的定位，以及法治应当关怀人的基本目标—“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同时表明了作为社会文明标志的法治应当关怀自己的充足理由。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的中心，人的解放和自由追求是推动人类社会内在动力。诸如法治这样的现代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摆脱依附走向独立和自由时发展起来的。没有人类对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没有专制社会的衰落，也就没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兴起，也就不会产生“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的法治。简单地说，法治的人文关怀就是立足现实去追求人的理想，实现自身价值。在西方，人们习惯把法治释义为“rule of law”（法的统治）或“rule by la w”（依法统治）。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它所暗含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以人性为基础，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法治的价值就在它对人的意义，它只有在张扬人类理性，表达人类理想，实现人类信仰的时候，“法的统治”才不至于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成为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美好愿望的阶梯，才能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 二、自由权利：法治的永恒的主题卢梭说：“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 他告诫人民，“自由的人民啊，请你们记住这条定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因而自由权利不仅是法治，而且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恩格斯曾说，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法治作为人类的理性文化无疑是向自由跨出关键性的一步。自由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是人类本性所求，它体现了社会主体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在康德看来，人是自由的，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他说“从宇宙论上来解释，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一种从自身肇始一种状态的能力，其因果性并非依据自然法则又从属于另一原因。”他认为自由作为人类本性的一种定在，是无须证明的。他说：“认定自由乃是理性存在者鉴于其行为而置于理念之中的根据，这种做法已满足我们的目的，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去证明自由。因为，如果后者居于未定，那么对于无非遵循他自己的自由理念而行动的存在者，同样的法则也依然有效，而这个法则约束着乃实际上自由的存在者。”可见，康德把纯粹的意志和实践理性看成是自由的源泉，而把自由当成了一切行为规范的基本前提。但是，在康德那里，自由本身尚没有一种确切而实在的规定，而且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如何成为可能，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人类是既有理想又有理性的动物。理想源于理性，理性基于人的本性。人类能够凭借自身理性，营造一个理想世界，以提高生活质量，改造客观现实。当一个人用理想来指导他行为的时候，也就是他发挥最高的灵性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时候。然而理想是构成人格基本要素，而自由才是人格的本质。有自由的人，我们才承认他有基本的人格，它才能具有社会创造力。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理想激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西方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得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每个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是它赋予了社会进步的能力。西方法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因此，任何类型的民主政体和法治制度都是以尊重人的基本人格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法治的终极关怀必定是人的自由。可见，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决定了必须要把自由确定为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强调与法治密不可分的“民主政体有两大信条，一是权力属于大多数人，一是自由原则”，“至于自由则在于做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性质的民主政体中，每个人都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接着他又指出：“遵照政体的宗旨生活，并不是就应被看作是受奴役，毋宁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解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宗旨就是自由。后来黑格尔则把法与自由溶为一体，把自由看成是法的灵魂。他说“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后来他干脆把法定性为自由，他说“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来说，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以自由作为基本精神的法，它必须体现对自由的关怀。难怪马克思把法比喻成“人民自由的圣经”。不言而喻，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这是因为人类是富于理想的群体，而理想又总是与现实是相伴而行的。理想是铸造现实的模型和方向，现实是贯彻和体现理想的行动。人类任何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都是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产物。这表明作为人类理想的自由追求在每个历史阶段和生命段落中都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就法治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是在任何条件下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这意味着当自由作为法治的理想目标之时，必定存在一个具体实在的现实目标。这一现实目标不会是别的，只能是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上的自由一般演化为权利；第二，自由的权利化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第三，自由往往是泛化而不确定的，只有权利化的自由才是明确具体的，才最有保障和意义。 在此意义上，自由实质上是指人类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志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权利。自由必须通过法并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就此，康德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孟德斯鸠也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哈耶克看来，权利是获得或实现自由的方式，只有获得权利才能得到自由。权利是承认自由的结果和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现代任何类型的法治都在自由目标的指导下，去关注社会中的权利。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英、美法治模式，还是以国家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法、德法治模式，无论它们在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在有一点上总是一致，那就是对人的现实权利的深切关注。如在奠定美国法治基础的《独立宣言》中，杰佛逊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而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成了这些目的的破坏者，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同样，对大陆法系法治模式有奠基作用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见，保障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不仅是国家或政府的根本职责，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一系列为确保人的现实权利的法治原则出现在现代西方的法律文献之中，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等等。也正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把自由和权利作为追求的目标，才形成了今天令人瞩目的西方法治传统。从表象看，人治似乎是一种关怀人类自身的治国方式，因为它是以“重人”和突出人主体性的面目而出现。但从实际看，人治只不过是践踏人性的特权之治，人只能成为利用的工具和蹂躏的对象，最终无法成为关怀的主体。如古代西方的人治就常常表现为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背离。它昭示人们在未来的极乐世界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幸福，但必须在现实世界含辛茹苦，忍受一切苦难。而传统中国的人治关怀却从来未能朝向人的价值，它的终极关怀——对完美德性的追求，总是违背人类的本性——对自由的追求；它的现实要求——道义责任的承担，却总是与人的基本需要——欲望、权利或利益相对立。况且，人治所关怀的“人”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是大写的“人”而非小写的“人”。这个“人”要么就是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异化为权力象征的君主；要么就是虚构的“圣人”。所以，人治并非真正意义上众人之治，实质是个人之治和权力之治，众人只不过是权力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才会真正关心那些普通的、具体的人，它的使命就是矫正个人对众人、权力这个人的奴役，是提升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法治作为人类完善自身的理想，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制度模式表达人类的精神关怀的向度，旨在追求人类的外在行为的有序与内心世界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我们不能忽视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关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创立的制度模式。无论何种模式的法治都是以人为核心、完善人类自身需要的价值追求，都无法忽视对“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三、 法治视野中的权利问题（一）法学与权利权利，一直是近代以来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莱布尼兹（voleibnize）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法学乃权利之学”的著名命题，为权利在西方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权利问题不论在法律理论，还是在道德理论和政治学说中向来居于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古代法学一直束缚在“刑名法术”之中，而与权利绝缘。到了近代，一些法学家才开始提倡把权利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尽管近代法学家并未最终把中国法学改造为“权利之学”，但是他们对权利的关注，并致力于使中国法学走出“刑名法术之学”而成为一门科学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当代西方对权利理论有着卓越贡献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曾用激烈的言辞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忽视法律同野蛮的命令的区别，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就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里，德沃金无非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律与权利密切相连，政府对待权利的态度直接表明它对待法律的态度 ，它将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因为“宪法、法律和实施权利的机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一个权利观念。”这种“权利的观念影响法律和保障权利实施的机构以及个人在事实上对权利的享有。”可见，法律中关于权利的规定和政府所拥有的权利观念既是法律获得或丧失人们尊重的基础，也是权利实现的保障。其实，德沃金对政府应当认真对待权利的告诫，对法学研究也有同样的警示作用。因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与以权利作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一样，忽视权利的研究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法律遵从，对权利的尊重和法学的命运。一方面，法学对权利的关注程度表明一个社会对法律和权利的信念程度。因为“权利理论说明一个社会的信念，或相信作为自己信念的信念。”这个“信念”既是法律的，也是权利的。因而注重对权利的研究无疑既有助于法律信念的树立，也有利于权利观念的增强。如果法学不关注权利，就难以建立起政府和民众的权利观念，引起政府和民众对权利重视，正确指导他们对权利的认知、尊重和实践；如果它不导向和督促法律对权利的捍卫，那就难以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依赖；如果它不致力于权利的呼唤和追求，它将因泯灭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难以立足社会。另一方面，权利是法学与现实社会连接的纽带，因而研究权利既是法学关注现实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使命和价值的集中体现。社会本身是人的关系的网络，而人的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核心要素的权利不可能都在法律的调整的范围内，属于法学所涉猎的对象，但是社会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权利不受法律的调控和保护，属于法学研究对象。因此，关注权利既是法学本身的职责，也是社会赋予法学的使命。同时，法学注重对权利的研究也是法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法学的立身之本。因为在权利的探索中，法学不仅能获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且将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量。总之，关怀权利和捍卫权利不仅是法律永恒的目标，也是法学研究永恒的主题。权利作为我国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确实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一些学者以全新的思维和方法审视权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在研究的层面、方法论上仍存在诸多局限，一种类同西方国家认识高度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权利理论体系远未建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进路单一，致使研究视野受限。从当前我国法学对权利研究的现状来看，主要局限在两个层面中进行：（1）法律关系层面，即把法律权利定格在法律关系之中、仅仅作为法律关系结构中的一个要素进行研究。其实我们并不否认在法律关系这一层面研究权利的意义，而是说仅仅把权利当作法律关系的一个要素，则不能统摄权利的各种现象。因此，在法律关系中研究权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2）权利与义务关系层面，即仅仅局限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研究，而忽视权利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密切联系的研究。不可否认，权利与义务是关系最密切的一对范畴，但不是惟一的一对范畴。在权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中，权利还与权力、文化、社会物质条件等众多范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这些范畴的关系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从权利研究的倾向来看，当代中国法学对权利的研究存在重价值研究、轻本体研究，重宏观研究、轻个案研究的倾向。目前人们热衷于谈论权利的价值、权利的保障问题，却极少探讨权利的本质、来源、演进、属性、结构、功能等问题，不是先埋头搞懂权利为何物，而是大谈权利的意义，使得对权利的研究逻辑倒置，形不成逻辑研究与实证分析齐头并举的研究风格。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学当前权利义务的研究中，应着力于以下问题的探讨：权利的来源，权利的演进，权利的结构，权利的实现，权利的冲突与协调，权利与权力、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权利的限制，权利的配置，权利推定，公权力与私权利问题等等。（二）法律权利的构造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尊重权利的时代，理论之于实践的使命无非是：提醒人们有哪些权利、并怎样使用权利，同时还将告诉人们什么是权利。尽管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权利，并准确地回答“权利是什么”并非易事，但是作为理论探索却不能回避这一权利的基本问题。纵观古今中外的权利界说，都无法得出一个较为实证的回答。这除了权利要领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复杂外，另一原因则是对权利本身的剖析不够。因此，从权利结构分析入手，把握其基本构造，是权利分析的必经程序。1．传统的权利结构分析构造，作为某一事物的组织方 式或基本结构，它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该事物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二是它们之间的构成方式和状况如何。据此，权利的结构无非是指权利是由哪些因素构成，以及这些因素是按何种方式联系一体的。我国法学对法律权利结构的研究尚早，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到目前为止，主要确立了两种类型的权利结构：其一，由各种权利内容构成的权利结构，即权利体系。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权利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1）自主行为的权利，即权利人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2）请求他人行为的权利，即权利人请求义务人履行法律义务的可能性；（3）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即在义务人违反法律，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他所应承担的义务时，权利人诉诸国家，要求协助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权利的结构由五个行为要素构成：（1）权利主体可以作出一定的行为；（2）权利主体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3）权利主体可以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4）权利主体可以要求他人不作出一定的行为；（5）权利主体受到不法侵害可以作出请求保护的行为。其二，由各种权利因素构成的权利结构，即任何一项权利的构成必须包含五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从上述第一种权利结构来看，如果可以称之为结构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称之为权利的外部结构。从该结构的源流关系看，明显受到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权利结构，而只是根据权利的表现形式或实现方式——自由行为的种类对其进行的划分，然后由划分出的各项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整体。与其把它称之为权利结构，还不如把它称之为权利体系或权利系统更为恰当。从第二种权利结构来看，它把权利进行实质性的解剖，真正为人们展示一幅权利的内部结构图景，它是权利结构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通过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来表达的“主张”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它应包含在“自由”中，不应单独作为权利的一个要素。此外，作为权利的共同要素，“权能”并非包含在其中。因为：第一，有的权利存在并非包含“权能”这一要素，如人的生命以、名誉权等则无权能要求。第二，如果权利要求“权能“这一必备要素的话，就会剥夺一部分权利主体的权利，如精神病人和婴幼儿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不应把“主张”和“权能”作为权利的结构要素。2．权利的结构要素法律权利作为社会权利的一种，它与其他权利（如道德权利）的显著不同的根源就在于它的特有构造，即由特定的权利要素、按照特定的方式构成的。由于权利与法律权利并非等同的概念，法律权利仅仅只是权利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种”。而且任何一项法律权利在形成之前，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利（如道德权利）而实际存在。所以，法律权利实际就是一种“原权利”的派生权利。也就是说，法律权利的构造就是在一种“原权利”的基础上的再构造。那么，从法律权利的形成机制看，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的形成都是其结构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整合。（1）权利的内部要素。一项权利在成为法律权利之前，它已经以一种权利而存在。这意味着它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利益追求、资格限制和自由行为的尺度。因此，从法律权利内部构成来看，它是由利益、资格和自由行为三大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笔者姑且把它称之为法律权利的“原权利体”。（2）权利构成的外部要素。法律认可是法律权利的保障性因素。它充分体现了法律权利的权威和能力，是法律权利区别于其他权利的重要特征。因为具备利益、资格、自由行为三要素的权利可能是道德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宗教意义上的，况且并非在任何时期或任何条件下都能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并被现实制度所容纳，所以国家和社会对权利的肯定是权利存在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法律认可权利实质就一种权利选择。任何一项权利要成为法律权利都必须经过法律认可，即必须以法律确认为前提，没有相应法律认可的权利，就只能是一般权利而非法律权利。（3）权利构成要素的关系。由利益、资格、自由行为和法律认可所构成法律权利结构不是要素的随意拼凑，而是一个相互支持的有机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第一，利益是资格、自由行为法律认可的目的性要素，处于权利构成要素的核心层面。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二，资格是利益要素的条件要素，是利益存在和实现的前提。第三，自由行为是权利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法国著名哲学家勒鲁说过：“人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系列的行动，即使人只在思想，他也在行动。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人的表现的权利，……这个抽象的词，就是自由。自由就是 有权行动。”第四，法律认可是通过资格和自由行为来确定利益正当性的依据。（三）权利的限制1．权利的限制根据从权利的表现来看，它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从事社会行为的自由，这就表明权利的存在和实现都具有社会的属性。因为，作为权利主体——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之所以是人或所以是真正的人，仅仅由于人或个人是人类中的一分子。马克思也曾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惟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发生相互关系。”可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就决定了权利必须存在和行使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这也就完全可能导致权利之间、权利与社会的其他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当权利主体追求一定利益而实施某种行为时，就可能影响他人或整个社会利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对权利限制的理由进行了充分地揭示：“人民行使权利及自由时，仅应受法律所定之限制，且此种限制之惟一目的，应在确认及尊重他人之权利与自由，并谋符合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需要之公允条件。”很显然，权利限制是权利的相对性所决定的。2．权利限制的基本方式从限制的层面来看，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往往是对权利的结构要素的限制。具体讲，包括两个层面的限制：第一，从表层看，法律对权利的限制是通过对权利的二要素即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来表现和实现的。第二，从深层看，法律对权力的限制是一种利益的限制。法律对权利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本身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因此法律对权利限制的实质，是对权利包含的利益本身进行限制，限制利益是限制权利的目的所在。3、权利限制的价值准则权利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是为了避免或消除权利冲突。为什么要消除权利冲突，是为了做到尊重和保障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梭曾断言：无法律，则无自由。法律至于权利，即保护又限制，并且对权利的限制不在于取消权利，而在于实现权利；不在于削弱或缩小权利，而在于扩大权利。因而对权利进行限制的价值准则就在于“限制一定的权利仅仅是捍卫更大权利所付出的代价而已”。4、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1）正当性原则。要使限制的权利不偏离保障权利的价值目标，那么对限制权利的正当性要求就是必须的。德沃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准备证明他所作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他限制公民权利的时候。”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第一，限制权利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上的依据。第二，作为依据的法律本身必须是正当的。（2）不贬损原则。限制权利是以保障权利为精神底蕴，因此限制权利的基本前提不得损害权利。为了不损害权利，法律对权利限制的度量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实中确定一个具体的度量标准是困难的，但确定一个总的原则还是可行的，这个原则应包括这样的内容：第一，法律对权利限制的最大限度是不能剥夺权利。否则权利就不能称其为权利，而沦为了义务或责任。第二，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应以消除权利冲突为基准。第三，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应以不妨碍权利的实现为主要指标。因为限制本是不是取消或缩小权利，而是确定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3）最低性原则。法律始终以权利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它应站在客观、正义的立场上，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权衡来设定社会成员的具体权利。一般说来，权利受约束或限制越小，权利的存在和行使的空间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确立一个权利的最低限制原则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当代，如何最低限度地限制权利已不是一个制度难题，而是一个技术难题。因为要确定一个统一的最低限度的限制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认为，最大限度地拥有权利与最低限度地限制权利是彼此消长的，那么权利的最低限制度就应该以权利的实际享有程度作为评价参数；权利的实现程度越高，权利的限制度就越低。 ，第190页。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页。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14[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15[美]l.亨金：《权利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16[美]l.亨金：《权利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17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451页。18李权等主编：《法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19[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法治论文篇8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如果我们探究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渊源，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史的主流思想就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布丹的君主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契约论，孟德斯鸿的论法的精神，菲尔默的君权神授说，卢梭的公意说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合法性问题的哲学探讨。不过，明确把“政治的合法性”当做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对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韦伯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3].韦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帕森斯、利普塞特等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的观点。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4]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5]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6]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而且不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就越能长期稳定地存在。

按照上述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权威为什么会得到服从？某种统治依据什么正当理由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7].韦伯强调，这三种合法性统治的基础都属于纯粹的类型，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和历史中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但不同类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可能有差异，因而某种现实的统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类型。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8].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结构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则意味着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系统的掌权者即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政治结构能赋予其执政者合法的地位；而合法性的个人基础是指执政者个人能赢得系统中成员的信任和赞同。然而，并非所有的执政者都真正具有超凡魅力，但通过营造一种虚假的魅力他们也能够操纵大批的追随者，上述三种合法性源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的基础。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虽把合法性基本理解为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支持，但也表现了一定的价值取向。正如洛文索所说，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均有自己一套界定合法性的方法与标准，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当代的背景下，一个长久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建立一套明确一致的运作规则；统治者与民众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以完成共同的价值共识[9].

哈贝马斯将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井批评其各自的片面性，然后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认为：“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仍是根据那些隶属子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得到承认’的问题”[10]这种合法性概念，是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统治的合法性，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或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它的忠诚和支持的就是合法性统治。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就是属于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以大众是否赞同的经验作为合法性存在的基础。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是符合永恒的美德、正义的，即使它得不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是合法的。苏格拉底的正义理论就是一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具有价值绝对主义的性质。哈贝马斯认为上述两种合法性概念都有片面性。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将有效性，亦即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有效性基础的说明，缺乏对大众的赞同、认可的依据的说明，从而陷入了“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其实，不合法的统治也会得到赞同，否则这种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例如，在古代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这些统治者真的具有合法性吗？对此，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为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理智基础究竟是什么。显然，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是有缺陷的。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概念与此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不同，但是他并未由此走向完全排斥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相反，他也批评了那种完全排斥经验性的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他认为，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去寻求一种合法性的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11]在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这个定义中，他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可的价值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能有效地证明这种政治秩序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认可的。政治统治者是通过当时的社会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才是真正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顾社会规范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强迫被统治者认可；被统治者是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认可与这种规范相一致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这一点是理解哈贝马斯关于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亦即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同神话、宇宙论、新自然法的社会规范相联系的。古代文明帝国取代早期的家族统治，现代国家取代古代帝国，是伴随着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规范的更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程序化类型是由卢梭创立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社会的新的行为调整原则，它表明正义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当每个人把自己的所有自然权利整个地交给共同体时，就形成了“总意志”，这个总意志能够合法地表达公共利益。国家的“总意志”的合法性来源于此。哈贝马斯认为，卢梭的理论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证明国家的合法性的社会规范类型。另外，哈贝马斯还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即世俗化的价值观、理性的法则、抽象权利的观念、思想和民族意识，具体阐述了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的合法性主题，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规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得到了证明，大众也是通过这些规范认同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12].在现代社会，合法统治应以法理型的统治为归宿。法治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它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更制约政府的行为。亨延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指出，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13]当然。政治体制不是通过颁布法律就必然获得合法性的，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社会大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产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做自己的义务。这就需要政治制度不仅要有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内在的道义价值。

二、合法性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

1.合法性与政治角色。

继韦伯之后，帕森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尤其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的社会基础。帕森斯认为，无权者之所以服从有权者的指挥，其原因是有权者行使着代表整个社会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权力。合法性对帕森斯来说就变成了如下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作出约束他人的决策？为什么有些人作出的决策被看做代表了整个社会？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社会，权力是广泛地配置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因此从现实来看，不可能清楚地区分谁是有权者，谁是无权者；在政治社会中，只是存在着相对有权者的角色如选任的官员和相对无权者角色如选民。

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有权角色的人，有如下三个原因：首先，他们服从有权者，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因为担任有权角色的个人的品性。比如公民角色在服从选任的政府官员时，其所真正服从的是后者的角色，而不是后者作为个体的品性。而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其原因就在于公民角色本身包含着作为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因此，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地位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相互负有义务的功能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保证了个人权利的有效性：所谓我们对于某一个体有义务，就是说我们对他的权利作了承诺，这是以这个个体也将赋予我们权利为先决条件的”[14].那么，怎样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得以持久，或者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呢？这要求有一些约束公民行为和政府官员行为的具体安排，这就是作为政府官员角色的义务和作为公民角色的义务。因此，公民的义务实际上是保障政府官员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政府角色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但是并不能充分地保证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因为有时候，公民可能对其所享有的权利不满意，或者觉得公民义务太约束人，想要摆脱义务，这时就需要有制裁机制，如运用强制性的威胁或惩罚措施，来迫使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俯首听命。强制性的惩罚和制裁是有权者约束无权者行为的强有力的机制，这是无权者在一般情况下所没有的优势。因此，保证政府官员等有权者指挥无权者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潜在的可使用武力。不过，帕森斯并不因此而认为武力是有权者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帕森斯指出，要了解武力在社会中的作用，就要了解是什么给予那些特殊角色的承担者使用武力的权利？因此，有权者最终极的合法性根源是一个社会的政治角色中所包含的价值和规范，也就是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这些规范因素经过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成为有权者角色和无权者角色的行为准则。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因素（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种结构之中。比如美国宪法就赋予总统和国会代表整个国家的制策权；同时，宪法还解释了规范，阐明了价值观，在这种特殊而重要的情况下，上述规范和价值观认为，一些角色的承担者，如公民，必须服从另一角色的承担者，如总统和国会的活动。所以，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是以该社会最高价值观为依据[15].

2.合法性与法律。

合法性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合法性定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通常把合法性表述为“符合法律的事”。合法性（legitimacy）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文件中，保留了与法律相一致的意思。合法性概念的政治特性是在认为授予权力的方式是正确时才被强调。合法性被等同于合法建立的治权，并被视为一种合法有效的政治活动。在神权思想衰败后，现代立宪主义的发展和成长中的法律理性主义，促进了成文法所起的作用和在合法性的发展过程中法定性（legality）准则的重要性。的确，法律实证主义倾向于将法定的统治（legaldomination）等同于合法的统治（legitimatedomination）。如韦伯认为，“今天，最普遍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形式是对法定性（legality）的信仰，即接受形式上正确并按照法律制定的法规。”[16]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国家的决议只要符合合法的程序，就足以体现政治的合法性而没有必要考虑价值观。韦伯法律实证主义概念的问题在于，他对法定性的信念能否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而且，虽然他为纯粹形式的法律概念作辩护，但是他对这种信念偶尔也猜疑不决。因为要为法定统治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来确立合法性的论断辩护，就意味着法律的应用是合法性的多种表现成为多余的东西。这就等于肯定认为，国家效能能够产生合法性，是用中立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参加者来看待和评价问题。但是，认为法律程序无须考虑公正就被接受下来的想法是与合法性的概念不相容的。如果凡是法定的就都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在权力面前就将是被动的，这是违背合法性的实质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合法性的理念本身就成了问题，因为不可能说明法定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体现了合法性概念的重要性和意义。法规、法令和命令为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断增加，无论从哪种角度，其本身都不意味着对法律的遵从。合法性不局限于法律，法定性对于建立治权是不充分的，这一点也被法律不能单独引起对合法性的信仰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政治制度不合法并且没有能力树立法律的尊严时，法律的膨胀会更趋激化。

起草法律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法定性等同于合法性。现代立宪主义者认为，一个法律，即使是一个自由选举和公开辩论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根据严格程序一致通过的法律，而且法律通过后由一个严格认真的执行机关根据相关的程序规则实施，但只要这一法律侵犯了人类尊严，它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显然，遵守公认的程序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充分的[17].据此，对法定性的信念必须要求两个附加条件。首先，司法政策必须和决定社会认同的价值相一致。因为这些价值既是法律的源泉又是法律的保证。法律只有在直接从价值中产生出来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有当法定性表达一个团体的认同时，合法性才能被认为与法律一致。其次。法律决议必须以某种值得信赖的方法促进社会价值的实现。否则现实中它们将最终遭到否定，有时还会引起对某些基本价值的怀疑；当价值没有找到社会中的具体的体现时，这些决议最终将成为没用的东西。

因此，只有当法定性遵从社会的利益时，遵从法律才能成为合法性的标尺，才会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和认可。权力的正确行使离不开合法的法律。合法的法律通过具体的方式划定了权利和责任的界限，并起到统治者拥有被统治者都必须服从的权威的象征作用。因此，法律是合法性的一个条件。然而，它是在社会中个人的承诺下并在这个社会的基本规范下分享这种地位。因为法律不是合法性的独立形式，它的公正性必须得到证明。为了使法定性在合法性的发展中起作用，即为了使遵守法律成为合法政府的标志，法律与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

3.合法性与有效性。

所谓有效性。是指政治体系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人们在合法性问题上往往有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只要政府能满足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就能够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实际上是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而有效性并不具有合法性所蕴涵的信念力量。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利普塞特认为。政治权力或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8].利普基特认为，从短期眼光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另一方面，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效率主要意味着不断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国家，内部的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或者会培养新的强有力的象征[19].对于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罗斯切尔德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即使一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仅仅蚀耗其合法性[20].只是，合法性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传统、法理、结构和个人品质诸方面，单靠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

4.合法性与合利性、合道德性。

合利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共同构成政治制度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标准分别是秩序、权威和自由。合利性评价又叫功利性评价。对政治制度而言，其存在的直接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为社会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政治制度的功利性评价标准应该是政治秩序。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制度的首要前提就是能有效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是政治制度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在某种政治体制下，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反过来，如果在同等条件下采用某种政治体制能带来更稳定有效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较合理。在国际法中，一国承认新政府，以“有效统治”原则为根据，事实上也是由政治秩序这个政治制度的功利性标准引申出来的。合道德性评价又叫正义性评价，即评价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看它与所在社会人们所公认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是否相统一，以及统一到什么程度。政治制度的合道德性评价标准主要是政治自由。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从自由原则来讨论其合法性问题的。赫费认为政治的正义是非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正义性，交换涉及人的行为自由。自由的保障只有通过自由的限制才是可能的。政治自由作为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贯穿于全部政治活动的内在要素，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制度化的方式和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权利。自由是政治制度的应然性道德标准。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既能从政府得到好处，同时又能回避它对自由的威胁，我们必须实行法治，对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加以限制，以保证更大的政治自由。

合法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这三种评价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合利性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利益基础，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权力基础，而合道德性主要是指其道义基础。合利性主要属于事实评价，合道德性主要属于价值评价，而合法性则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对形式的事实评价，又有对内容的价值评价。就三者的联系而言，三者相互渗透，共同融人一个合法的政治制度之中。作为一种制度，首先更能维持政治秩序，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而要使一种政治制度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必须要赢得其合法性基础，树立政治权威，获得公众的承认、接受和认同。而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规范的运作规则以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性理想和人们对其的信念的力量。因此，合法性评价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利性评价的成分和合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的成分[21].

三、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合法性危机”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表明了在当代合法性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甚至政治体系的崩溃。因此，对合法性危机的研究也是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危机井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一切较早的文明，甚至在古代社会中发现合法性冲突本身的存在。由于过去把合法性力量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力量，统治者本身拥有合法性解释权，国家可以自我宣称拥有合法性并使人民接受，结果随着国家机器力量的不断强化，它便容易丧失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起义等暴力活动便不断发生。民众与种种权威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合法性冲突。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才得以改变。由于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国家通过允许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确保了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市民社会中公共文化领域的空前发展则自觉地为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论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融，经济危机直接诉诸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选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也不断地商业化，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前构成政治系统的边界条件并获得保障的文化事物落入了行政规划的领域”，因此“产生了合法性要求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负面效果”[22].约翰？基恩也指出：“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的这种削弱，对正统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理论有着深远的令人不安的影响。”[23]

利普塞特认为，合法性就其性质而言，本可与多种政治机构形式（包括高压形式在内）发生联系。合法性危机主要是近代的一种历史现象，群体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由于大众传播，这些群体能围绕不同于过去认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那些价值观念组织起来。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它的根源。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以“有效性”为理由）[24].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民主性，而且还在于它的有效性。民主制度一旦丧失民主性（即出现“政治参与危机”），就会导致其合法性危机；如果缺乏有效性，也同样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利普塞特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制度在有效性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他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在此，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制度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的j型曲线理论（亦称相对剥夺理论或革命发生论）也认为，政治不稳定根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当社会实际满足低于人们的需求期望时，人们便由此产生一种期望挫折感（即“相对剥夺感”），进而滋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需求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

利普塞特认为，一切民主制度固有的内在威胁是群体冲突。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势，要求政治制度有能力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如果让宗教问题、公民权问题和集体谈判问题积累起来，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就会在一大堆问题上日益激化，分裂和冲突的基础愈雄厚，牵连愈广，政治上容忍的希望也就愈小。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乱、起义、革命战争、屡屡发生，政治的不稳定困扰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佩鲁恂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其中一种就是“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又是与从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等密切关联、互为因果的[25].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较普遍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是与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分不开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正像亨廷顿所说：“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26]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普遍实行威权政治[27]，即使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绩效良好，也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合法性，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长治久安。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和台湾在经济上是相当成功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的威权体制却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并终于走向民主体制。亨廷顿在分析当今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时认为，面对合法性危机，威权统治者可以采取五种方式来应对。首先，直接拒绝承认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将权力保持下去。其次，威权政治体制可以用日益残酷的镇压，实际上是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第三，挑起国外的冲突，并试图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第四，为他们的政权装扮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第五，威权体制的领导者可以毅然决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导入民主体制。在这五种办法中，“除了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民主制已经开始被看成是任何威权政权的惟一合法和可行的一种选择”[28].

四、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自此帝制传统不再成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民主的权威并没有因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事实上得以真正的确立。具有个人魅力权威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4天就下野了，继任的袁世凯一心复辟帝制，不足以担当统治中国的大任。于是，中国政治的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武力便成了惟一的合法性基础，有枪便是王，各路军阀轮流坐庄。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统一了中国，才彻底结束了这一权威真空状态。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之所以能够由强力的统治变成权力的统治，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不过，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是千古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经过几十年的历程，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特殊的领导人也已经故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法治尚不成熟，尚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法理的合法性基础，法治的现状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己经逐渐削弱。第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第四，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的源泉，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譬如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治安恶化、农民负担加重等问题，依然是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解决，就会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按照戴维斯的j型曲线理论的原理，不断滋长的期望挫折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乱或政治动荡。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性化，有学者认为：“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在不断下降；……对抗政府政策法令的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央政府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无法顺利施行；怀旧心理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更普遍存在的是一种逆反现象，凡是来自上边的意图、决定，都会引起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29]也有学者提出：“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元化，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隐患。”[30]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适当的权威是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物质保障，也是政治统治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只要经济发展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中国政府是有效的，从而通过有效性争取合法性。在经济发展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经济及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尽可能多地满足民众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合理的需求希望，使民众普遍感受到实际生活水平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2）在推出每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时，应预先充分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负面联动效应和民众对改革举措的承受能力，以避免引起过大的社会震动招致民怨。（3）应建立起规范经济行为的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建构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经济活动尽早进入规范化、有序化、法制化轨道，减少经济生活中的投机现象。（4）在收入分配上力求消除不公正现象，尤其是要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悬殊现象，当这种现象较为严重时，应及时采取经济、法律乃至行政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免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化初期甚至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是财富分配比以前更不均等。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5）应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抑制经济现代化初期最可能盛行的腐败现象。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第二，健全与发展政治体制。政治稳定不仅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相应的经济环境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还需要政治系统本身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亨廷顿在分析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标志。”[31]他强调，政治稳定有赖于政治制度为希望参与政治的个人或团体提供参与的通道；在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率。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便以裸的形式直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因此，我们应加强民主建设，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用足选举与投票这两个工具。但是，应该注意到，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应加强有利于民主稳定的政治文化建设，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否则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爆炸，从而破坏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高制度化层次的现代政治系统具有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参与广泛化和政治结构分化三大特征。因此，提高制度化层次，实际上也就是建设现代政治系统。现代政治系统建设的内容包括：包容新法统的治理制度；提供参与团体进入治理通道的参与制度；提供负行政功能之责的官僚制度[32].只有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建立起大众参与和结构功能分化的现代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才能获得根本保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巩固政治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如果政府能力低下，那么，实行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政治就变得毫无意义。强化政府能力有赖于巩固政治权威。亨廷顿指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造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3]当然，强调巩固政治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把以传统习惯和个人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政治权威，转变为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发展中国家一旦建立起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贯彻能力就可以提高，政治发展就可以走向稳定变迁的轨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的确既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扎扎实实的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从而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法理型的民主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确定正确的改革战略。要发展就要改革，但改革会面临种种矛盾。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看，政治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改革本身所引发的，即改革的阵痛或失误导致了某些政治不稳定现象。因此，确定正确的改革战略对于维持政治稳定非常必要。所谓改革战略，就是要基于改革效益和政治稳定双重目的的考虑，精心设计出系统而有效的总体方案，在分析各项改革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排列出各项改革目标的优化序列，依据各项改革的轻重缓急制定出改革方案的实施步骤。从总体战略上来说，农村改革应先于城市改革。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例高，推行以土地所有权分配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可以便农村趋向稳定，进而为城市改革奠定政治稳定的基础。经济改革应包容政治改革。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经济建设的需要与进程，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政绩突出，人民就会支持政府，拥护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自然就牢固，只要经济发展了，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当然，从长远来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还需要在政绩合法性基础上建设程序的合法性基础，完善与健全改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中国政治的长治久安。

第四，厉行法治，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努力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让广大民众具有安全感。这实际上也可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第五，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更新僵化的、过时的意识形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

注释：

[1][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2][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3]参见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4]s.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53（march1959），p.86.

[5]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

[6][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7]maxweb，economyandsociety，vol.1，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80.

[8][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318页。

[9]r.lowenthal，“politicallegitimacyandculturalchangeinwestandeast”，socialresearch，v.46，no.3（1979）。p.402.

[10][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11]同上书，第184页。

[12]参见陈炳辉《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吁，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4][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15]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2页。

[16]转引自[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17]参见[美]沃尔特·f·莫菲：《宪法、与民主》，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3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8][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19]参见[美]利普塞特：《政治人》，第57-58页。

[20]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p.38－39.

[21]参见周燕平《合利性？合法性？合道德性》，载《探索》2000年第6期。

[22]j.harbermas，legitimationcrisis，heinemann.1976，p.71.

[23][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2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第53－54页。

[25]转引自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2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0页。

[27]从理论上来看，威权体制不允许各种政治势力公开竞争政府权力，以减少或者排除随政治竞争而来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威权体制在政治安排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党政治受到限制。各种政党对权力的竞争或表达不同利益的政党政治受到严格限制。二是政府权力组织中行政组织的地位高于立法和司法组织，行政组织对于立法组织和司法组织占有优势，能够控制后者的行为。

[28][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

[29]孙立平：《集权·民主·政治现代化》，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

[30]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1][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法治论文篇9

内容论文摘要：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法治政府的内涵有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等等。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需要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以体现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为此，需要建立严格的执法监督机制、查处违法行政行为、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还需要在公务员队伍中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以满足严格行政执法。 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服务；法治政府 前言 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目前，行政执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行政管理的目的没有很好地实现，或者在行政执法中出现了一些如暴力执法等不文明、不合法的现象，造成了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的视角来研究如何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建设有限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本文从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出发，对我国行政执法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一些分析探讨，以期能够促进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 一、行政执法概述 （一）行政执法的概念 行政执法是政府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运用国家资源管理国家、社会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时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 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阶段，这是因为行政执法所执行的正是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行政管理。行政执法也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难点，这是因为掌握行政权的有关部门在管理活动中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任何权力都有腐败的可能，加上我国行政权一向比较强大，社会对行政权的监督力度有限，因此行政执法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行政执法的特点 行政执法与其他法律手段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将行政执法活动与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相区别，以此体现行政执法的不同之处。 第一、和立法活动相比较。和立法活动相比较，行政执法活动是对法律的执行，而立法是对社会利益的第一次分配，属于法律创制过程，而不是法律实施过程，两者在法律实施机制中属于不同的地位和阶段。 第二、和司法活动相比较。和司法活动相比较，行政执法活动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司法过程是为了解决社会纠纷。司法权具有被动性、终极性等特点，而行政执法活动却具有主动性，非终局性的特点。之所以说行政执法的非终局性，是因为行政执法本身也会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如果行政主体违法执法，则会受到司法的审查，会被判决败诉，要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撤销行政行为。 二、行政执法的要求 （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机制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行政执法，法律必将无法实现，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现代社会，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各国行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些扩张，行政权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例如，2008年世界各国对经济采取的救市行动就体现了各国行政权对经济的强烈干预。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行政执法活动是实现政府管理社会目的的必要途径，例如，政府通过治安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可以打击一些违法活动，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从私权保护的角度来看，行政执法活动可以保护公民的私权利，维护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利益。 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因为权力都存在异化的可能，一些权力的行使者可能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越权执法或者不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来执法，因此需要法律对于行政执法保持一定的警惕性，防止出现违法行政行为。 （二）严格行政执法 本文认为行政执法的第一大要求是严格行政执法。严格行政执法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将严格行政执法解读为亮点内容： 第一、行政执法必须实现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法治的一般要求 ，体现着法治的精神。行政执法必须体现程序正义，即法律实施者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执法，而不能违反程序。法律程序的对行政权的制约，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思想，即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此外，行政执法活动中也应该给予相对人一定的程序性权利。例如，给予行政相对人申辩的权利、听证的权利以及申诉的权利乃至诉讼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权利也是法律所规定的，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二、行政执法必 须尽可能实现实体正义。 实体正义是指实体法上的正义，是一种目的正义。行政执法应该尽可能实现实体正义，以满足行政管理的要求和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要求。之所以说行政执法必须尽可能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是说必须完全实现实体正义，是因为实体正义并非总是能够实现。例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采取了行政处罚，即使相对人确实是冤枉的，但是行政相对人在证据上不力，也会承受不利的后果。 （三）提高服务质量 行政执法的第二大要求是提高服务质量，行政管理活动在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具体来说，就是纳税人通过纳税来上缴税款，形成公共资金，政府通过利用这笔公共资金，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纳税人对于安全、便捷等需要。所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形成良好的服务意识，应该意识到行政管理活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管理，而是一种服务活动，是给纳税人提供的服务活动。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必须提高服务质量，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不能对行政相对人冷眼相待，更不能态度冷漠，而是需要以服务者的身份和态度，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服务，目前，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行政服务大厅，在大厅里实现多个机关集中办公，便利于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服务，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值得推广，但是在推广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保障行政服务理念的贯彻。 三、行政执法在法治建设中的目标 本文在上文的基础上，探讨行政执法在行政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法治体现的是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因此行政执法作为一种法律实施活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构建阳光政府 阳光政府的建设是指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整个过程，都应该公开而透明，除非特殊的涉密事项，公民有权知晓。阳光政府的价值诉求同样是为了监督权力，让政府运行在阳光下，拒绝暗箱操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当然，法治政府的阳光、公开同样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是在构建阳光政府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在效力层级上还不属于法律，因此，阳光政府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构建有限政府 “现代社会理想的状态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不能无事不管，对于通过社会自治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宜过多插手。” 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即法治政府的权力运行是有边界的。这种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和法律的授予，这种授予是有限的；第二、政府使用权力的方式是有限的。政府对公权力的使用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且必须符合法定的方式。否则，即使使用公权力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但是这种权力使用方式也是违法的。本文同时还认为，有限政府的必然逻辑结果之一还包括政府的责任有限。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既然政府的权力及其使用权力的方式是有限的，那么政府在使用权力过程中产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强调有限政府的同时，也应该明确这一点。法治时代是一个权利明晰，权力边界清晰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有限政府的“有限责任”。 （二）构建服务型政府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和民主公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公共性是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之一。它应以公民为本位或中心，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来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服务型政府的相关理论在上文已经有所阐述，本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法治政府也必然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体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与状态：即政府是社会的仆役，而公民才是社会的主人。目前，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浓厚，行政服务的理念还没有建立，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教育的角度，来对各级政府的公务员灌输这样的理念，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的监督机制，来保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四、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的对策 为了实现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的目标，本文根据法学理论和我国的法律实践，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执法监督机制建设 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存在诸如执法违法、随意执法、执法不公以及行政越权等问题，这反映了行政执法者法治意识淡漠，缺乏依法行政的基本素质。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因此，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保障。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自身的内部建设，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进行监督、监察部门的监督等，此外行政复议制度也属于这一种监督类型。外部监督是指通过党派、人民团体、其他国家机关来监督政府的行为。本文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监督。在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政府行为的合法与否，可由司法机关来裁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法审查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表明一国的依法行政水平。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司法审查机制，通过司法审查机制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一切制度说到底还是由人来执行实施的，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存在密切的关系。我国公务员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其中的很多具体制度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是公务员法律制度中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水平的提升。本文认为，在公务员队伍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公务员执法能力和执法素养的培训与锻炼，特别是应该加强公务员对法律的尊重。为此，各级政府应该进行定期的培训、学习、考核，以自主学习、培训辅导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推进公务员执法水平的提升。 （三）查处违法行政行为 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当查处行政违法行为，特别是对于暴力执法等行为应该严加查处。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城管执法在执法过程中与社会的冲突比较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暴力执法行为，甚至产生了一些血案，对于类似的行为，应该在制度上进行杜绝，同时还应该严查责任人，防止此类极端事件的出现。 （四）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 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还需要各级执法部门的公务员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公务员的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是纳税人养活了自己，自己应该更勤勉地工作，一方面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为构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努力。 结语 本文从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这两个角度对行政执法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我国在法治政府的建设中要建设阳光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服务质量，在具体对策方面，应该做到加强执法监督机制建设，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还需要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等等。 参考文献 王一鸣.行政执法基础知识[m].湘新出准字.1996年版.第69页。 陈战胜.浅析如何构建法治政府[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9页。 论依法行政中的法治理念[eb/ol].http://www.lawpass.cn/xianfa/184.html 郭荣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j].决策探索.2008年9月，第61页。 凌学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困境和反思[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20页。 宋欣琳.行政执法中的法治理念探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9月，第47页

法治论文篇10

一起普通的行政案件：查封与拆封孰是孰非

这是一起事实、情节、影响都很普通的行政案件，案件是这样的：

2002年元月，某市工商局根据群众举报对某盐业公司库存加碘精制盐和加碘腌制盐两个产品进行检查，并取样送到其所在地级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结论为两个品种碘含量不合格。检验结论送达后，盐业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取样方法不符合国家标准，样品不具有代表性，而且盐产品质量检验按规定应由省质检所检验。据此，工商局在盐业公司配合下重新抽样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盐产品检验站检验，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送检时仅送了加碘精制盐一个品种，结论为合格。尔后，工商局了解到盐产品检验站实际上是省盐业集团公司的一个内设机构，故又将第二次抽取样品送当地地级市质监所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据此，工商局查封了该批产品49吨。盐业公司认为，产品已经盐产品专门机构检验为合格产品，根本不应当查封，于是自行拆封销售一空。工商局依照《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对盐业公司擅自拆封的行为处以十五万元罚款。盐业公司不服，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就上述案情，工商局认为，无论查封措施是否适当，在其未被决定机关撤销前，盐业公司应有遵守的义务，擅自拆封的行为本身即构成违法。另一方面，盐业公司也自有道理，按照规定，盐产品检验应由省专门机构检验，在一个产品已检验为合格（另一产品样品仅仅是因为疏忽而未送检）的情况下，工商局理应将另一产品送检，如对检验结论有疑议，可送更权威的机构检验，而不是迳行采取查封措施，在缺乏充分、必要的依据的情况下，工商局采取查封措施本身就是不当的，因而不应予以处罚。双方的分析都各有道理，但在处理问题上又不可能认定双方都正确或各打五十大板。的确，这起案件的处理是比较棘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起案件的所有事实都抽象掉的话，显现的就是一个古老的法治命题，亦即本文所探讨的命题：在法律保障的社会秩序（本案中表现为查封强制措施的遵守）和社会正义（本案中表现为盐业公司抗辩理由的正当性）二者发生冲突时，人们当作何选择？

一个永恒的法治命题：正义与秩序的冲突与选择

秩序，作为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形式，发挥着使人类社会摆脱单纯偶然性和随意性的效能①，而正义，笔者认为，应当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内核，从理想模式看，两者应当是完全契合的，但正如前述案例表达的那样，两者完全契合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试想，当一个个体的行为完全符合正义的精神而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或者反之，当一个个体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并为法律所肯定时，却为正义所抵牾，我们是应当以牺牲秩序来实现社会正义还是应当接受一个非正义的“合法行为”以保障社会安定？这种正义与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人类社会追求法治的漫漫历程中，一而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因宣传怀疑论思想被控不敬神以及散布邪说腐蚀青年，被雅典司法机关判处死刑。在执行前，学生为其安排好了越狱。然而，苏格拉底却宁愿屈死也不愿违背国家的判决，他说：“对一个被控有罪的人来说，即使我确信对我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刑罚也是不正当的。作为雅典公民，我应当是一个忠于法律、恪尽公民义务的人。”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出了这个命题的一个答案：舍身（牺牲正义和个人权利）取义（维护法律权威和秩序）。然而，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几十年，另一位先哲亚里斯多德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他在被雅典司法机关判处其不敬神的罪名之后立即出逃以躲避受刑。显然，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假借法律的名义所作的非正义判决是不必要遵守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安排了两个让人类至今都觉得高山仰止的大哲先贤来演绎法治所包含的内在矛盾。

在立法例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危急关头，时任总统的林肯了《解放黑奴宣言》，《解放黑奴宣言》顺应时代潮流，挽救国家危亡，然而却与当时的美国宪法直接冲突，因为当时的宪法仍然认为奴隶是一种财产，不具有人格②。在中国，比较著名的事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土地承包制，从而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当我们将前文所述案件、事件结合起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事者无论出于理性或功利的立场，其采取的做法都是各有道理，而又都无法调和其中的矛盾。小至个案，大至国家法律体系的确定，都留下了这个命题所产生的深深烙印。进而，围绕这一命题在人类法律思想史和法律价值取向上，产生了自然法的法律观与实证主义法律观的分野。

自然法的法律观认为，在制定法（实在法）之上，还有一个必须遵循的法则（或曰人类理性，或曰上帝意旨），违背了这个法则的实在法就是不正义的，违背了这个法则执行法律同样是不正义的，立法、执法与社会正义、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些价值相抵触，那么这种法律就不应当被遵守和执行。自然法一直是检验现实法律制度和执法状况的一面镜子，每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出现暴政或者“恶法”统治时，自然法理论就成了人们赖以反抗的思想武器。然而由于自然法理论是建立诸如“理性”、“自然权利”这样一些先验的、抽象的命题之上的，因而在其指导下的法治实践就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困惑。其一，“正义”、“公平”、“权利”这些价值的评判标准不一，人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立法、执法的正当性，从而决定自己是否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其结果可能是导致法律秩序的不稳定性，甚至是社会的无序化和无政府主义；其二，把某一种价值观念作为立法、执法的标准，而“一切通常被视为善良的价值，被运用到最大限度时，亦一定是最好的事情”③，会导致道德标准对法律的专横，模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作用，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规范便不能入法，而一旦入法亦不能执行，立法程序通过的法律便成为具文。

与自然法理论相反，实证主义法律观认为，法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高规则，具有最高权威性，法应当成为评判个体行为的标准，而不应成为个体评判的对象，法的意思只能从实在的法律规范中引出，而不能从抽象的价值观念中引出，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就指出，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确定法的性质时，绝不能引入道德因素。一个法规，尽管在道义上十分邪恶，但只要它是以适当的方式颁布的，就是有效的。“实在法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过是另一回事”④。奥斯丁的这一著名的“恶法亦法”论成为了实证主义法学的经典论述。实证主义法学由于拒绝对实在法进行价值判断不仅导致了法学界的诟病，而且为在法治名义下实施暴政（如纳粹德国实施的种绝清洗与灭绝、少数国家实行种族隔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虽然张贴着“舶来品”的标签，但法律思想本身在中国却早已产生，因而可谓中国“本土资源”。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鼻祖老子、庄子就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天道作为治国的法则，而在汉初，实行“师法黄老、与民生息”的政策，便是自然法思想的最初实践，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则以法家以及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学为代表，“法为天下之绳墨”、“事断于法”，便是封建专制下实行法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表达。无论在表述上有何区别，但这两种法学思想在西方和中国的影响却都是相同的深刻。

中国法治的双重目标：法律秩序与良法之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法的基本价值理论、自然法及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法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代中国而言，同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中国要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离不开运用法治理念指导法律制度的更新和设计，离不开对法治理念的深入研究，而法的基本价值、自然法及实证主义法学理论恰恰是我们夯筑法治观念的重要参照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一个涵盖社会各方面的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然而，在大量制定法和以之为依据开展的法治实践背后，秩序与正义、自然法思想与实证法思想相互龌龊的现象却显著地存在着。一方面，在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甚至包括宪法在内的制定法的权威却始终未能完全确立，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法律的统一性、权威性、稳定性远未实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一旦法律没有应有的权威，法得不到严格执行，个体就会凭自己的意愿任意违反法律，法治建设便会半途夭折，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的权威，坚持严格执法，实现法律秩序；另一方面，法律本身还存在着大量非正义、非理性的因素，由于立法过程还未广泛采用调查、听证等公开化、民主化方式，特别是一些层次较低的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法律的统一性以及立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权力色彩、地方和部门利益气息过于浓重，使得这些法律徒具法的形式，而缺乏法应具有的公正、正义，以这些法律规范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依据，其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个体利益，而且在于损害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的法治实践中，不仅需要树立法的权威性，保证法的确定性，保证法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得以实现，而且需要确立良法之治，切实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更具正义和理性，更能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结束语

通过前文所述案例，笔者就秩序和正义的价值冲突问题进行了阐述，却始终没有对这一案件应当如何处理做出回答。就此案的处理，对于一个崇尚正义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由于工商局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盐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盐业公司的正当权利未得到应有的保障，因而工商局采取查封措施是不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政处罚自然无从谈起，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违反是当事人正当救济行为，而对于一个崇尚秩序价值的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未涉及对查封产品的质量的最终评价，而仅仅是对盐业公司擅自拆封这一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工商局的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既然工商局采取了查封的强制措施，而强制本身具有不可置疑的确定力、拘束力，查封这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事先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在没有被决定机关宣布撤销或无效之前，相对人必须遵守和服从，因此，工商局的处罚是合法的。这似乎又回到了本文开头，依然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此种情况在行政执法活动是大量存在的，也表现得最为典型，当事人有正当的抗辩理由，行政机关有充分的处罚依据，这样便会陷入类似美国法学家科斯所称的“权利相互性”的境地⑤：处罚则限制、剥夺了当事人的权利，不处罚则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因此，此案的处理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在笔者看来，单纯就前述案例给出一个答案是一个次要问题，笔者所关注的是提出正义与秩序的价值冲突，是针对破解二难选择的解决思路，是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真正掌握法治的真谛。让我们再次回到正义与秩序的价值冲突上来，为什么两者会发生冲突？如前所述，是因为坚持了秩序、实在法进行价值评判，是因为坚持了法的确定性而拒斥加之于上的价值评判。归根到底，人类制定法律，实行法治，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与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也是在于此。其所以坚持法的确定性，是因为人们在何为公正、正义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而将法律作为正义的代名词和替代物。在法律面前，人们的首要义务只能是遵守法律，而就个案而言，遵守法律又会在类似前述案例中产生个体权利被剥夺或侵害的情形，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这样的处置原则：当个体存在着救济途径时，应当首先遵从执法机关的处理，尔后再通过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方式实行权利救济；当个体遵从执法机关非正当的处理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害时，才可以必要的方式在必要的限度内进行自力救济。以此观之，前述案例中盐业公司的拆封行为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完全可以就工商局的查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以达到保障自身权利的目的。就整体法治进程而言，当人们对法治的目的理解，对社会正义的内涵越来越趋向共识的时候，破解二难选择或许就并不困难，人们会毫不迟疑地选择舍弃形式上法的确定性而追求和维护法治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全社会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时，我们就不会因为在类似前述案例中选择了保障当事人权利而自认为无视了法的确定性，就达到了从法治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页，第894页；

②：参见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③：参见〔美〕赛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