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ag尊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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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民族语言　民族声乐　民族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沉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是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民族声乐艺术中，民族语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声乐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不仅受着民族音乐的影响，民族语言中独特的民族个性和语言特性也会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声乐的关系

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艺术的表现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化的倾向。在不同民族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声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语言音调因素分为表情因素和表意因素。表情因素是人类音乐共同拥有的因素，如悲哀的音调多为慢速下行，欢乐的音调多为跳动的行进等等，这就是音乐中感情表达的共通和共识性。而表意音调是基于人们语言归属的不同，表意音调也就不同。表意音调的升华，就形成音乐旋律风格色彩的不同。这就是声乐作品的民族性。它往往受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影响，如我国藏族民歌中具有高亢的装饰音，内蒙古民歌中迂回婉转的音调类似马头琴颤音的旋律装饰，以及维吾尔族民歌中热情、奔放、诙谐的特点等，都同各自民族的语言有着共同之处。www.133229.com

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性表现不仅在音乐风格的民族化，作为一门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同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和语言文化结合时，民族歌词的语言特征在表达作品时也形成声乐艺术风格的民族个性。声乐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同歌曲中词曲结合一样具有“诗乐合璧、调曲交辉的艺术魅力和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在不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声乐艺术的语言表达有着更加具体和生动的民族特色。我国的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如：汉语发音单位由音节、音素、声母、韵母、收声等步骤及单位组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声乐演唱艺术自成一体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一定要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使其在创作和演唱中更具有中国作品风格的艺术完整性，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作品中，语言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民族声乐作品中常见的衬词、衬腔等，就是在民族民间丰富的语言文化及民族习俗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阿妹出嫁》《山里女人喊太阳》等都是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上运用的成功之作，而其中衬词、衬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表现就必须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民族语言的音调与民族音阶、调式、节奏的关系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调式”在音乐中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在调式中有一个主音，其他音与主音之间形成不同的音程和稳定关系的乐音体系。调式根植于音阶，是音阶中的不同音级在音乐作品中各自为主音而形成的调式体系。所以，谈到调式，必定是某种音阶中的调式，不同的音阶产生不同的调式。谈到音阶，又多是与调式相联系，即调式音阶。而同一音阶的不同调式，也令音乐产生不同色彩。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传统积淀、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使维吾尔族音乐融合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3种不同的调式特色，风格奇特、色彩斑斓。如《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曲调就属于欧洲音乐体系中的弗里亚调式，以“mi”为主音，这种调式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民歌中很常见。音乐是时间和音响的艺术，节奏、节拍以及与此相关的速度是音乐的时间形式。音响运动中的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的不同连接方式和组织方式，构成不同的节奏和节拍形式。节奏是指时值长短各音的连接形式。节拍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节奏关系的体系。节拍、节奏的形成，除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有着音乐的文化背景，尤其和人们的语言、行为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生活语言中，节奏听觉惯性影响着不同民族音乐中的节奏特点。

三、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表现

在中国民族声乐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的正歌词外，也常常插入一些语气词，它们大都与正歌词没有关联，但如果和正歌词编配在一首歌曲中演唱时，它们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情感色彩，成为整个歌曲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衬托性的词句统称为“衬词”，衬词的曲调就称之为“衬腔”。衬词和衬腔的运用具有加重语气、活跃情绪的表现功能，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中国民歌中，衬词与衬腔的地方区域性划分得相当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衬词与衬腔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语言特点，是民族语言在歌曲中的直接体现，传递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的信息，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气质。而汉族民歌中，也以区域划分出细致的地方语言特点，如湖南的《溜溜歌》、湖北的(转第73页）(接第61页）《得得调》、浙江的《里郎歌》、江苏的《杨柳青》、青海的《呛嘟哪令》、广西的《叮咚歌》等等。衬词和衬腔的加入，使我国各民族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更生动、具体，更具有口语化、生活化和鲜明化的音乐表现力。

四、中国民族声乐表演中唱腔的民族化

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这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民族语言。声乐，是一种以人声来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的发声技巧和产生的音色是表现作品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在演唱形式上要求带有本民族语言的表现风格，甚至在音质上也要求人声具有形象感，所谓“竹不如丝，丝不如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特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特点，中国声乐中特有的民族唱法，是以地方语言(语音、声调)相结合的发声为基础，以风格化吐字运腔和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为枢纽，从而获取一种真实、朴实且丰富多彩、富有浓郁地方风味的独特性的音色。而歌唱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声，更要注重情感的表现，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感表现内容同民族语言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声乐作品中，民族语言同民族音乐的结合会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动人，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音），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唱演均重，神情兼备，真切动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声乐的广义概念，换句话说，“唱情”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本质特点。否则，作品的情感与词意就不能相得益彰，甚至会使词意与情感背道而驰。作为民族声乐的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重任，在唱好和掌握好以汉语语言为基础的各地区民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要多掌握一些各民族的语言。经过实践证明，这些年培养的民族声乐人才活跃在我国的音乐舞台上，深受各地区、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他们演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情感，而中国民族语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地方腔调同地方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磨合中产生了大量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丰富的、生动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

[1]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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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中，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举例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内在区别和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最终提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应当保护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1.言与文化间的关系

1.1是文化的一部分。像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文化和语言都会随着生产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但正因为出现不同的文化，才需要更多不同的语言来完善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我们可以说，语言拥有文化的所有属性，所以语言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众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语言不仅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1.2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其他文化现象通常不能被独立的存在于语言之外。毕竟只有通过语言文化才可以得以保留、扩展和传播。

1.3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思维，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集体创造的社会成员，但只有通过使用语言这一良好的沟通工具，才可以使社会成员达成沟通并实现相互理解。不同的文化应该通过语言相互学习。由于文化必须使用语言作为工具来开发，所以，语言是文化的发展的基础。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语言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通过它人们可以建立生活上和心理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同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语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平台。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人类拥有了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们通过使用语言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具有概念和意义的世界。

人们通过观察客观世界，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其周围的物质世界，并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意识来表现其精神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交流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所表达的语言和使用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文化是形形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及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在他们的意识中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同，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语言、文化、世界结为三体，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活于意义的世界中，正如生活于他感知的世界中一样的真实，因为语言就仿佛一个棱镜，透过它的投射，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所谓的世界景，因此语言也同时表现出人们对其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认识认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主体，是认识过程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因此通过语言文化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客观世界；通过语言能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不同语言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

2.不同文化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即使使用的语言方式准确无误，但由于文化上的不同，他们使用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即使精通了该语言，但是文化不同，人们在语言当中描述其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就如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成长在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校受的教育是汉语，由于他已经拥有了双重的文化背景，因此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将对其所学习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在使用汉语时，相对于汉族同学来说他们在说汉语时使用的形容词就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不能像汉族同学那样更具体而准确的表达其思想，在转换思维的时候用汉语表达就较难些，只有通过形容词来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他们在交流时往往喜欢用倒装句来表达本民族语言，就如汉语当中的客人来到礼让"吃饭"，很多同学将它表达出来时就变成了"饭吃"，"喝水"变成"水喝"这种表达往往会使人发笑。

不同的民族在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中成长，他们所接触的客观事务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就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所描述的客观事物的名称就有所不同。文化上的不同，不同民族在使用其不同语言时有着不同的限制，这就很大程度上和该民族的宗教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不同因素有关系。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很难在其他的不同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或表达方式，如果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研究藏族的语言，从研究其语言他们就不难看出藏族是一个从事于畜牧和农牧业的游牧民族，因为藏语里大多都和畜牧和农牧有着具体的描述，因此语言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使不同学界的语言学家能够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来得知其民族内在文化。就如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描述就有所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对雪有不同而更具体的描述，从这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雪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叙述，我们进一步得知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如果对客观世界中的某些事或者某些现象在其语言里有更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法，那么我们不费太大力就能基本上得知该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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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象征性；族群关系；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区别与不同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个族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族群的象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初不能肯定确认不同民族的标志，也并不必然是族群成员进行认同的标志。我们国家本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语言记录下的更是本族群的一个具有特色的象征，也通常是人们区别其他民族的最大因素。因此，各族群能否平等地使用本族语言，从某种角度它是政治问题。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现状、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探讨多族群社会的整合状况时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的双重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分析一个国家中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并结合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较清楚地认识该国的族群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语言的双重性之一，文化象征，它通过记录和书写着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出现语言和词汇都是同它处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语言都是在客观需要中产生，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甚至是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比如渔民，牧民，农民，山地游猎民族，沙地民族他们生活的方式不同，有自己的生活自然环境，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对于本地的描述上更有优势。各个族群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着社会各个角度，反应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我们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作品中的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那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后代的研究者从他们文字的表现中研究那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但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和记载都不同，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反应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理论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有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分析和研究各族群的不同时代词汇及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族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和发展进程。

二、语言关系反应的族群关系融洽的程度

多族群融合是我们国家存在的现象，而且民族和谐是我过国基本制度，族群之间相互融合最基本是从语言沟通开始。科尔沁草原上居住的蒙古族很多词语上都借用了汉语词语。比如，“手机”蒙古语直接翻译为“嘎拉乌塔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交流不断发展很多蒙古族开始学习汉语，会说两种语言。而且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下汉族文化进一步的侵蚀着蒙族文化，当地蒙族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很多当地蒙族人眼里能流利的使用汉语是很有“本事”的。在牧场或者村落蒙古语使用很普遍，可是在市县蒙古族都已经使用汉语。这些一个族群个体使用两种语言的双语制，族群之间的语言转用，语言的借用都反应了蒙古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语言融合的类型，这种类型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其中包含有两种语言的成分，而且两种语言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同等重要。语言本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很多族群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但在不同地区的汉语说法都不同，就是汉族方言，族群本地区的语言的融合出现了方言。从以上我们看出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中看出语言文化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洽程度。

三、族群关系的分化与统一对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一个族群的发展和变化，常常影响着语言的分化，有多数人中转用别的语言，而两个族群走向统一时语言也会出现统一和发展。我们不只从语言文化的变化中看到族群关系的分化和统一，同样也从族群的分化统一中看出语言文化的变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

语言有双重性，实用性和象征性，族群语言的消亡可能带来族群的消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我国发生过很多，例如满族，人们常说满族汉化了，满语消亡了。这一说法很多满族不易接受，但这却是满族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而从语言的实用性角度我们可以说满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或者消亡。可是从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角度，这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语言用他象征意义记录了满族文化，这些记录的文化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消失，不一定民族的消亡。语言的象征性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族群的灵魂。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族群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不断发展，族群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发挥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对个创建和谐族群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戎. 民族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超.人类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j]思想战线2012年 01期

[3] 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4] 马凤莲.关于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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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与异的关系

同与异的关系存在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比如在语言上: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这是同;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是异。在新词术语的选择上,有些语言采用同一来源的借词,这是同;而有的语言各自使用本语固有的词,这是异。在文字上,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而有的则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有的只使用一种文字,而有的则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与现在的口语一致,而有的已经脱节,等等。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同和异,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而有不同的选择,其不同的态度受着不同社会特点的制约。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认同感,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应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而且总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民族心理所表现出的状态往往是趋向于同,即愿意看到共同点,对共同点估计得比较充分,而不愿看到相异点,对相异点的估计往往偏少。如对待语言归属问题,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总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看成是方言的差别。这样一来,受民族心理制约的感性认识与对语言的科学认识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以我国景颇族使用的语言为例:景颇族内部存在支系的差别,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中,景颇语同载瓦语等语言差别较大,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相互间的同源词不到1/3,一些常用的基本词也不同源,而且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很不严整。其次,在语音、语法上也有一些差异。国内外研究景颇族语言的专家通过语言比较,几乎都认为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由于景颇语和载瓦语相差较大,原有的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难以适应说载瓦语的人们使用,客观上需要创制一种适应载瓦语特点的文字。但在景颇族内部,许多人出于统一的民族心理,不愿承认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尽量强调景颇语和载瓦语的相同特点。这种心理与语言文字使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一致的,而人们决定怎样认识景颇族语言以及怎样解决他们的文字使用,则只能遵循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

又如,对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语的归属认识,统一的民族心理也有过强烈的反映。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它不是蒙古语,而是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语言。云南蒙古族为什么使用了彝语支的语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万骑兵于1252年进攻云南,由于1381年明军击溃了忽必烈军队,使得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主要民族彝族的女子通婚,以致出现了语言转用,由原来操用蒙古语转为彝语。后来,他们操用的彝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嘎卓语。但由于嘎卓人还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因而与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支配下,他们希望自己现在使用的语言也是蒙古语,而不愿认为自己操用的是一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他们听到有的语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语有蒙古语底层的见解时(后经比较研究证明,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感到非常高兴,很快就接受了这种错误见解。他们甚至用嘎卓语和蒙古语相同的“宾动型”语序以及某些词偶然的语音接近,来论证二者的同源关系。后来的比较研究成果,已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嘎卓语既不是蒙古语,也没有蒙古语的底层,而是一种属于彝语支的语言[1]。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在对待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求同”的趋向,而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又存在“存异”的心理。所谓“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语言文字能增长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这种统一的心理,在1957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复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中作为民族语文政策得到了具体体现。其中包括: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的形式和拼写规则上应尽量取得一致。”经数十年的新文字的试行和推行效果证明,这些基本原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是受到各民族普遍欢迎并得到认可的。我们的国家,不同民族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在设计新创文字时,若能在字母形式和用法上尽可能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或汉族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对于新创文字使用现代化手段,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必将会造福于子孙后代。当然在具体贯彻这几项原则时应适度,不能影响文字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即不能为求“同”而“削足适履”。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民族仿照汉字创造了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哈尼字等,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求同心理。这些以汉字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形成了一个“仿汉字”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仿照汉字创造文字的做法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这些国家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文字。不同国家的人能够采取相同、相似的文字形式,这与邻近国度人们之间的求同心理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对待语言文字除了“求同”的心理外,还存在“存异”的一面。“存异”,指的是各民族都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要保存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不管哪个民族,都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对语言文字的不尊重,都会被认为是对民族的不尊重。求同和存异共存,是辩证的统一。

即使是属于同一民族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在使用什么文字的问题上,民族心理也趋向于“求同”。如苗族除了在我国主要聚居分布外,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也有分布(其中大多是移民造成的)。国外苗族主要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不同特点,其语言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文字上也有差异。可以预计,这种差异在今后还会加大。但是,不同国家的苗族普遍存在着“求同”的心理,希望“国内与国外之间应加强互相交流与学习,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别,促进双方的发展。”他们还希望能共同使用一种相同的文字[2]。当然,这种愿望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语言文字的分化与统一是受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而且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民族语文工作中,虽然要注意“求同”的民族心理,但求同的原则不宜泛用。在有的条件下,求同是可行的,而在有的条件下,则是不可行的。之所以不可行,或是因为违背语言文字演变规律,或是时机不成熟。下面所举的就是不可行的例子。

对于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词如何拼写的问题,过去曾一度

出现过“求同”的做法,即: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拼写汉语借词时都照抄普通话拼音词形。以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向汉语靠拢,而且可以做到各民族借用汉语借词在拼写法上取得一致,尽可能增长各民族文字中的共同成分。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如果能够做到对各民族是有益的。但是经实践证明,这样做违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应用的规律,而且给少数民族拼写自己的文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各民族语言从汉语借用自己所需要的新词已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各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里吸收借词的数量比过去更多了。如果新老借词怎么说就怎么写,在使用中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如果硬性规定借词按普通话拼写,在书写时就必须分清哪些是汉语借词,哪些是本语词,还要分清哪些是老借词应按本语读音拼写,哪些是新借词应按普通话拼写。这样做,在文字拼写上就出现两套拼写规则:一套用来拼写本语词和老借词,一套用来拼写新借词,势必造成学习、使用上的困难。1958年以后我国试行的几种新文字遭受挫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硬性规定汉语借词照抄普通话和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这种不看条件的求同心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以为这样做是好事,但后来经过实践才逐渐使大家认识到其危害性。 二、变与不变的关系

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总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然,语言文字的变化是缓慢的,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变化。在对待语言文字中变与不变、怎样变的问题上,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持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民族心理在多数情况下趋于保守。如:一个新词使用后就不愿改动;不愿改动与口语不一致的文字;不愿改换原有的拼写法等。要对语言文字做些改动,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是不愿改的。

藏文创制于7世纪,拼写的是当时的藏语语音。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藏语语音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复辅音声母简化为单辅音声母,辅音韵尾也出现了简化等。这样,藏文就与现在的口语出现了脱节现象,给藏族学习藏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大量的词语要靠死记才能拼写出来。尽管如此,藏族并无改革文字的要求,普遍对这种与口语脱节的文字含有很深的感情,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这种文字是不能改变的。藏族对藏文的这种特殊感情,既与藏族长期使用这种文字有关,又与藏文记载大量宗教经典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形成了藏族不愿改动藏文的共同心理。

景颇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经推行实践证明,景颇文大体能反映景颇语的特点,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缺点是:代表音位的双字母和三字母附图过多,造成书写和印刷上的不便。所以从50年代起,民族语文工作者多次有过修改双字母和三字母的考虑,但都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习惯于现行的字母,认为双字母、三字母没什么不好,无非是多写了几个字。特别是分布在缅甸的景颇族,由于人口多,比较聚居,景颇文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更不愿修改文字方案。他们强烈希望我国不要改革景颇文,以保持两国景颇族使用文字的一致性。1956年中缅两国在芒市举行的边民联欢会上,缅甸吴努总理曾向总理提出中缅两国景颇文应保持一致的建议,当即表示同意。现在看来,景颇文方案没做重大改动是对的。

几十年来民族语文工作实践经验证明,改革文字应采取慎重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曾帮助四川凉山彝族设计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这种文字几经试验推行,都未能扎根下来。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彝族原有音节文字的作用估计不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字在试验推行期间几经修改,丧失威信,致使群众对这种常变的文字失去好感。而彝族原有的音节文字,曾在历史上长期使用过,彝族对它已有一定的感情,很容易接受它。所以当这种规范的音节文字取代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之后,很快就在彝族地区普及开来,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好效果。

文字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与宗教、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文字一旦出现,就成为该民族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久而久之,人们就对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赋予它一种神圣感或神秘感。特别是对一种历史悠久、记载过历史文献的古老文字,人们对它都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自然是不愿轻易改动。即使看到它有某些缺点,也甘愿“委曲求全”。至于主要用于宗教的文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再难也要去学。总之,文字改革常常遇到阻力,或者遇到挫折,或者走回头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对文字的保守心理状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如果在造词中所含意义不当,或后来所指对象有所变化,人们也不愿轻易加以改动,往往赋予它以新的意义继续使用。景颇语的“中国”一词,很早就用mi[31]附图(即“汉人国”义)表示。现在看来,这个词所包含的词素意义不符合人们后来对“中国”的理解。所以,过去曾有人提出不用这个词,最好改为汉语译音词,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认为,这个词已被群众所接受,其意义已由“汉人国”转指整个中国。“黄狗”一词,景颇语称kui[31]khje[33](即“狗” “红”),因为景颇语的颜色词系统在最初只有“红”色,而无“黄”色,“黄”色用“红”色表示,到后来才出现了thoi[31]“黄”一词。但人们并不把“黄狗”改为kui[31]thoi[31],而仍然使用kui[31]khje[33]。这就是说,某种语言形式一旦被人们长期使用,要改就比较困难。由此看来,要人为地改变语言的某一形式或意义,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们说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趋于保守,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或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对语言文字中的变化相对会开放一些。比如在我国建国初期,各少数民族语言都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甚至有些是本语中已有的词也用汉语借词代替。变革时期语言文字的变化,有时会猛一些,其中有的变得合适,也有变得不合适的。变得不合适的,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还会通过语言文字的内部规律得以调整。

三、纯与不纯的关系

世界上的语言,相互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受别的语言影响的纯语言是不存在的。不过,语言影响有大小之分,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大些,语言中夹杂外来成分多些;而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小些,语言成分相对纯些。我国各民族语言之间都存在语言影响关系,特别是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带有普遍性,语言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的变化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怎样对待语言影响,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而持什么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就多数情况而言,对语言成分之“纯”与“不纯”,民族心理一般偏向于“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都注意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看待自己的语言,自然是希望母语中固有成分越多越好,不愿被人认为母语中外来成分比重很大。“你说的是一口纯正的话”,往往含有褒奖之意;而“你说的话怎么有这么多外来借词”,常使听者感到不悦。受外族语言影响大的语言,操这种语言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的语言是混合语。但是,人们又无法抵挡别的语言的影响,别的语言的词语总会源源不断地、不知不觉进入自己的词汇系统,甚至还会夹进某些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这就构成了民族心理的愿望与客观实际的流向存在不一致的状态。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语成分,总是在民族心理偏向于“纯”,而客观上则需要外来成分补充的对立矛盾中逐步进入的。

篇5

【关键词】贺州；族群；语言互动；深层意义

贺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迄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贺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聚居的地区，境内有近十个汉族族群，加上瑶族、壮族和苗族的族群，大、小共有十几个族群，几乎成了岭南族群的缩影，被知情的学者们称为“岭南族群博物馆”。i早在明清之际，贺州就是湘、粤、桂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贺州特殊的族群结构。

贺州在族群互动中，语言的互动十分突出。就族群语言而言，其族群语言极为复杂，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语言，族群成员中会讲会听多种方言（语言）的大有人在，造成了有趣的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有趣现象。然而，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是复杂的，而且在分析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时也没有指出它背后的意义，对此，本文在有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观察和调研，概括了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状和特点，用演进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背后的进一步意义。

一、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状与特点

贺州市总人口210万，从民族成分看，其民族主要有汉族、瑶族和壮族，另外还有苗族、回族、满族、侗族、仫佬族、蒙古族、布依族和水族等15个民族。ii从族群的角度看，贺州的居民大约分为二十个以上族群。在贺州，汉族分为本地人、客家人、铺门人和九都人四大支系。1、本地人，主要是明朝时期闽、浙、赣、湘、粤移民的后裔，占贺州市汉族人口的42%。2、客家人，占贺州市汉族总人口的33.8%，均为清朝康熙时期以后来自广东梅县、揭西、揭阳和五华等县移民的后裔。3、铺门人，约占汉族总人口的11%，主要聚居于铺门镇，其祖先大约在明朝初年由珠江三角洲地区辗转移居而至。4、九都人，环绕贺州城区居住，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贺州境内除汉语外，还有壮语、瑶语（勉）、苗语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而贺州汉语方言就有本地话、客家话、白话（广府片粤语）、官话、湖广话（湘语）、坝佬话（闽语），还分布着系属未明的铺门话、都话（土拐话）、鸬鹚话等土语。iii

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族群语言，他们是如何来往交流的呢？这就是族群语言互动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很难想象这样的交流会成功。那么是不是有什么统一的语言呢？答案又是否定的，在贺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互动，那就是“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在贺州随处走走，就可以听到不同的语言，白话、客家话、本地话、九都话等等在耳旁跳跃，这就是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象了。贺州无论市区还是乡镇，语言互动都非常频繁，但各族群语言使用频率却有较大差异，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客家话、白话，其次是本地话、桂柳话，而都话、壮话、瑶话等弱势族群语言则很难登上市场这一“大堂”。贺州族群间的语言互动是频繁而又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下，语言互动的频度和模式等均呈现出动态多变性。

可见，贺州各族群多语多方言能力较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贺州多族群语言之间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对本族群语言的自我认同度高，是贺州各族群族群意识及族群向心力较强、族群边界相对明晰的体现；对其他族群语言的认同度高，是贺州多族群语言频繁接触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贺州良好的族群关系。

二、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意义及分析

语言互动首先表现为沟通的意义，多族群语言互动也是如此，不同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母语不一样，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就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了，这时只是一种临时的统一，而不是有规定的统一。多族群语言互动是有着深层次意义的，贺州多族群语言表现得很明显。

（一）拉近距离、密切关系

在贺州，由不同族群成员构成的家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这些家庭中，语言互动较为突出，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如老辈用语

“妇从夫家”现象比较突出，对母语的忠诚度以“夫方”为甚；晚辈用语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对其它族群语言的宽容度和认同度均较高。

多族群语言互动中，有着拉近距离、密切关系的意义。比如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客家人和本地人，他们相逢时，就会说客家话，一般都是说客家话，因为一般情况下客家人不会说本地话，而本地人会说客家话，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通过这样的沟通，他们之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对于客家人来说，又是说自己的语言，他内心里更感到亲切，他们的会得到进一步的沟通。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买卖市场中，卖方认识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讲的是客家话，于是卖方也与他说客家话，而当不知道买方是说什么话时，他会先听买方说，然后跟着买方说他们的话。

（二）升华感情、满足目的

知道了对方的身份，这就好办了，他们又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就好像是在异乡见到故乡的人一样，“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时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而这还不是最终的意义，还比如在市场中，我们会看到，那些卖东西的人会根据不同的顾客说不同的语言，刚刚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卖东西的人很好讲，会感觉很亲切。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但是卖东西的目的还是卖东西，他希望顾客能够买，在你感觉他很亲切时，你会被吸引一样，就有点会情不自己地买了，正好符合了卖者的目的。

而在家庭中，没有了买卖的经济关系，但是也会表现出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满足目的的意义。在多族群家庭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比如和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说九都话，丈夫和他的父亲说本地话，而和他的母亲说客家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得出，这个家庭是本地人族群，所以丈夫和他的父亲、儿子说本地话，而丈夫的妻子是九都人，丈夫的母亲是客家人。多族群家庭中，沟通是第一位的，但是沟通的同时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语言的传承的需要，这样的目的并不是目的性的，也就是说不是具有功利性的，而是一种生活或者说是家族感情的需要。 　（三）融洽气氛、族群认同

也不是全部情况下是卖方使用买方的语言，有时候也是买方使用卖方的语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一个卖瑶族草药的摊位（瑶族同胞大部分住在山上，平时采集草药到集市上卖），（下转第223页）

（上接第221页） 很久了也没有多少人来买，这时候走来一个人，他虽然不是瑶族人，但是他也懂得瑶语，他看见卖方是穿着瑶族服饰的人，就主动说瑶话，这时候瑶族同胞会站起来，脸上露出笑容，便谈起买卖草药来。那个人不一定要买，但是他在语言互动中是主动方，出于和气的目的，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买卖下的气氛很融洽，有时候他们还会用瑶话聊天，这时双方都是很喜悦的。

一般说来，族群认同包含各族群的自我认同及族群间的互相认同。通过以上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贺州，不仅是该族群的人认同自己，比如客家人在与本地人交流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同时也到得了其他族群的认同，比如在瑶族人卖草药的摊子上，一个非瑶族而会说瑶话的人用瑶语与瑶族同胞交流，说明他是尊重外族群的，同时他能够说瑶语也是他认同外族文化的一个表现。

三、结论与思考

在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族群的首要区别性标志，是族群文化的载体，也是族群文化的核心。族群互动充分体现为族群语言的互动，对于有“岭南族群博物馆”美誉之称的贺州而言，族群认同呈多样化态势，其中语言认同最为凸显。族群互动在族群认同的基础，族群的互动是在不同层次认同下的互动，经过身份认同、关系认同、目标认同、感情认同，最终达到族群认同的不断演进的族群关系，这些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完成，而又更多体现在多族群语言的互动中。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历来是国家管理者在治理中十分重视的领域；而有些民族内因为历史等原因，又分有着众多的族群，我国的民族多样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上的困难。研究表明，并不是存在社会互动和社会接受，就会导致族群特征的丧失；族群接触和互相依赖并不导致文化差别的消失。iv贺州族群结构复杂，民族成分多样，在历史时期各民族或族群难免有种种冲突，但始终在互动的漫长过程中由相互接受走上和睦相处，

乃至呈现出融合的大趋势。贺州族群结构在良性互动中日益和谐，表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也为反思某些时期的中国民族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通过对贺州多族群在语言互动中的演进性意义的研究，或对我国族群认同和民族关系的建设实践有借鉴作用。

注释：

i见徐杰舜等著.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43.

ii1990年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表[a].贺州市志（下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iii见陈小燕.广西贺州八步（桂岭）本地话音系[j].方言，2009（1）.

iv引自陈小燕.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典型案例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二[j].百色学院学报，2010（6）.

【参考文献】

[1]唐择扶，贺州市志编纂委员会.贺州市志（上、下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2]陈小燕.贺州不同族群成员语言掌握情况的计量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一[j].百色学院学报，2010（2）.

[3]陈小燕.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典型案例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二[j].百色学院学报，2010（6）.

[4]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1998（2）.

[5]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

[6]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j].民族研究，2002（1）.

篇6

关键词：语言迁移“双向性”；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英语语法教学策略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3-0001-04

一、概述

英语语法教学是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导的教学模式依然是16、17和18世纪欧洲最为流行的外语教学法史称“语法-翻译法”，这种教学法以语法为中心，注重语法规则的学习、传授和记忆，突出句子写作和翻译的准确性[4]。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教学法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促进了当地的英语语法教学。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忽视了口语和听力训练和教学，更忽视了语言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学习者的认知心理特征。从历年的少数民族地区英语高考成绩来看，平均分数与其它地区的成绩相比，总体而言，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的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语法教学效果不明显。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语法教学工作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1）英语语法教学内容和顺序的随意性。英语语法教学内容往往结合所使用教材（与其它地区的教材统一，没有民族地区特色教材）按篇章进行，一个篇章或一个单元侧重一个语法现象，语法现象之间衔接不够紧密，语法教授内容的先后顺序缺乏逻辑科学性；（2）语法教材内容的分散性。语法教学内容一般根据教材所作的安排进行单项教学。就词类讲解而言，动词的讲解往往与时态、语态、语气、主谓一致、非谓语形式等语法现象有关，而按教材的安排却把它们分散了；（3）语言形式判断标准的绝对化。同一种语言结构，不同的判断者看法各异，有的认为该结构正确，有的认为不符合语法规则，一切以高考考点标准答案为依据；（4）语法教授和学习的低效性。毋庸置疑，英语语法教授能够有效提高学生语言的准确性，提高学习效率。但“哑巴式”英语一直困扰着少数民族英语学习者和教学者；（5）英语语法教授时机的不确定性。对于何时教授英语语法，是集中时间系统讲解语法还是根据教材安排分散、分批、分阶段讲解语法，在目前的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语法教学实践中，都具有不确定性。也经常有学生利用周末或者假期时间专门参加语法集中培训，而且总体反映效果不错。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语法教学效率低下与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多种中介语特征以及语言迁移“双向性”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中介语特点

1972年larryselinker发表了题为interlanguage的论文，提出了“中介语”这一概念。根据其定义，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过渡性语言[1]。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比较特殊，往往处在多语环境中。以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当地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是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侗语、苗语、土家族语、布依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其目的语是英语。当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平时使用母语交流，但进行跨族交际交流时，往往使用当地的通用语，即少数民族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交流语言。在湘西南民族地区，民族类别多，汉族学生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在课外，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使用约定俗成的通用语，即公认的交际语言，在湘西南，这种交际语称为客话（地方普通话），语音语调接近普通话，但与普通话又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需要学习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基于selinker关于中介语的概念，少数民族学生的中介语呈现多语特征，即汉语中介语（交际通用语、现代汉语、普通话）与英语中介语。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和习得目的语过程中形成的语言体系，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中介语系统如图1所示。

三、少数民族学生语言迁移的“双向性”特征

语言迁移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相关文献多有提及。其来源可以追溯到1953年温瑞克（weinreich）提出“干扰”（interference）即是任意的语言迁移现象，具体表述为“出现在双语者话语中的背离第二语言和母语规范的事例”[2]，后来统称为“语言迁移”。根据温瑞克关于双语的研究表明，语言迁移的影响是相互的，呈现“双向性”特征。这种双向性特征及影响得到了汤姆森和科夫曼关于语言迁移理论的印证。根据其语言迁移理论，迁移可以分成借用迁移（borrowingtransfer）和底层迁移（substratumtransfer）两种。前者指目的语（第二语言）对已经习得的语言通常指母语的影响。而后者则是母语对第二语言即目的语的影响[3]。关于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影响研究成果颇丰“，正迁移”和“负迁移”的概念深入人心。而关于第二语言对母语的影响则是最近几年研究者的关注新领域。根据语言迁移的方向，语言迁移可以分为正向迁移，反向迁移，正向正迁移和正向负迁移；根据迁移的效果而言，也可以归纳为正迁移，负迁移，反向正迁移和反向负迁移。少数民族学生因其中介语的多样性而使得语言迁移现象更加复杂：少数民族语言对英语的学习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样，英语对于自己母语表征（语言口头输出）也有一定影响。目前，中介语即少数民族学生的地方普通话、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母语）以及英语也有影响的趋势，这些复杂的语言迁移双向性特点集中体现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表征上，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口语中会夹杂着自己的母语、普通话、甚至地方普通话；而在自己的母语表述中，也经常会夹带着英语、地方普通话和普通话。这是语言迁移的相互性和双向性特征的综合作用的选择结果。语言迁移过程体现了语言学习者的心理认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主体智力发展理论。根据皮亚杰的建构论和互动论，主体在智力成长过程中通过适应（adapta－tion）和组织（organization）两条主要原则来起作用。组织以整合的方式来构建各种图式为特征，而适应则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化（accommodation）。同化是指主体按照固有的认知系统对外来的刺激进行解释或分析，经过认知转化，达到与已有的认知系统所拥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相一致的目的，实现了将环境因素或客体纳入到主体已有的图式（schema）之中，引起了图式量变的最终目的。顺化则与同化相反，通过固有认知系统的改变来适应外来刺激的结构，形成新的图式，引起内部图式的改变和质变[5]。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语法规则的过程是语言迁移综合作用的过程，体现了学习主体的心理认知过程，是学习主体对客体（英语语法）同化和顺化的结果。同化和顺化的特点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语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语言现象表征，即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语法时集中表现出来的关于语法规则运用的语言产出表征。

四、基于语言迁移“双向性”理论的英语语法教学策略构建

根据语言迁移的“双向性”理论，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效率的提升需要提高和加大英语对母语的正迁移和正向迁移，抑制母语对英语的负迁移和反向负迁移，换言之，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者应当遵循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心理，实现认知过程中的同化和顺化，需要构建适合的教学策略体系。

（一）整合英语语法教学内容，明确教学原则，突出少数民族文化教学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英语语法规则仍然是教学的重点和核心。考虑到教学效果，语法规则的教学要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心理，符合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二者统一于英语语法教学这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英语语法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考虑交际原则，考虑语言输入的限制性。同时，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离不开特定的教学环境，语法教学整体是用来表达与该环境相关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现象，也就是语言界所说的语义系统，语义系统是语言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包括语义、句法和音位三个方面。少数民族特定的语言教学环境同时也决定了英语语法规则与内容不能单独存在，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具体的语境，也就是语法规则的选择是要受到社会因素和上下文关系的限制，体现了语言功能理论的语篇原则。再者，英语语法是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份子，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特征也能集中体现部分的特点。换言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语法的教学也应当体现文化的因素，促进文化的交融，求同存异，共同传播和发扬优秀文化，增进跨文化了解。

（二）符合主体认知心理，突出整体教学观，解决英语语法关键问题

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特征，因此，英语语法的教授应当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心理集中讲解。在讲解时，以整体的高度着手，打乱教材内容，将密切相关的内容放在一块教学，避免分割性。根据少数民族在英语口语、写作、翻译中的语言输出语误表征，语法错误主要和动词有关，集中体现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完整谓语的基本条件和多个动词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的解决办法。根据这两个关键问题，少数民族教学者需要整合英语语法规则内容，实施整体教学策略。具体教学步骤可以参考图2、图3所示[8]。

（三）组织学生集中进行英语语法教学，提高语言输入的可理解性，优化授课语言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克拉申）提出了二语习得的监控模式。80年代，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被广泛应用。根据克拉申的监控理论，人的大脑存在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一个称为有意识的监察系统，另一个是潜意识的系统。监控系统被视为一种能够意识到的语法，它具有编辑和控制功能。该理论同时还区分了“学得”和“习得”概念。学得的显性知识只能作为“监察”及核查句子输出是否合符语法，基于此，监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须具备足够的时间；第二，注意力须放在语言形式上；第三，必须知道相应的语法规则[6]。基于克拉申的监控理论，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需要组织集中教学，并优化授课语言，减少语言迁移中的负迁移影响。在中小学阶段，少数民族学生具备集中上课的基本条件，而进入大学后，集中教学方式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不管少数民族学生处在哪个阶段，基于语言迁移双向性理论考虑，英语语法教学者须克服一切困难将少数民族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教学活动。在授课语言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语言负迁移影响因素，优化授课语言。基于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实际，尽量使用简明形象的语言进行英语授课，加大英语输入量，提高可理解语言输入信息比例，增大少数民族学生在语篇以及特定语境中学习英语语法的机率。适当的时候或者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解释，实施双语教学。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适当减少普通话的使用，减少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语法的中介语障碍。

（四）关注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口语中英语语法规则的运用，构建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口语交流居于主导地位。根据这个语言习得特点，教学者在教授英语语法规则时，要充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运用语法规则进行的英语口语表述的能力，努力构建与少数民族地区类似的多语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英语语法，加大可理解英语语言的输入量，提高学生语言习得效率。关于少数民族英语语法教学环境的构建，除了认真考虑构建课堂心理环境外，还需要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语言环境特征，多维度构建适合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在英语语法教学实践过程中，人为创设英语语言实践中心；在课外学习过程中实施小组家庭合作化，学习内容生活化，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全方位构建英语语言环境[7]。

五、结束语

语言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区域进行交流的媒介[9]，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学生交际的主要媒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烙印。英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目的语，同样是交流的媒介，是英语国家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语法规则既是一种学习活动，更是一种交际的体现，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难免会出现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语言迁移的双向性所致，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语法语误表征即体现了语言迁移的作用，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语法学习策略的差异。基于此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者应当认真分析少数民族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迁移特征，重视文化教学，通过构建适合少数民族英语学习的教学策略来全方位提高少数民族英语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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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inreich.languageincontact.mouton:thehague，1953.

[3]thomasonandkaufman.languagecontact,creolization,andgeneticlinguistic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8.

[4]范万军.应正确认识传统教学法—为传统法说几句话[j].外语教学，2000，2：46-48.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9.

[6]严明.英语学习策略理论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2009，62.

[7]唐友军.英语语言环境构建策略[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2：46-49.

[8]唐友军.系统观视域下民办院校学校英语语法语误表征认知探析[j].海外英语，2015，3：6-10.

篇7

【关键词】黎语历史；方言特点；汉语借词；未来走势

abstract：in the past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li language was a powerful languages in the history of hainan land.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t up，the li language’s developments reach flourished，but during the fifties of 20th century end to “wen hua da ge ming”，a gradual decline in the li languages，now already all shrinking and weaken. this article expound and introduce about explore the li language’s forming、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from the li system、li language、chinese loanword etc. on the basis of this told all the people the li language’s futuristic development.

key words：li language’s historical ；relation the same language’s people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loanword ；futuristic development.

黎语是黎族人民的共同语，千百年来一直是黎族人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黎语没有与语言相适应的文字，1957年国家曾以哈方言为基础、乐东县保定村黎语为标准音创制了黎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推广应用。

一、黎语系属及与同语族的关系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黎族人口124.78万人，其中海南省有117.22万人。目前，除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儋州市一些地方以及万宁、屯昌等市县的少数黎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地区的黎族均使用黎语作为日常交际用语，多数的黎族兼通当地的汉语(海南话、儋州话等)和普通话。

1.黎语系属

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对于黎语属壮侗语族，学术界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整个壮侗语族是否属汉藏语系，与汉藏语系是否有渊源关系，目前争论比较大。①

在国外，有两派学术观点：一派认为壮侗语族属汉藏语系，代表人物是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人李方桂、法国学者马伯乐等人；另一派是主张壮侗语族应属南岛语系，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等人。

在国内，壮侗语族与属汉藏语系的观点是主流观点。权威性辞书(《辞海》)、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就持这个观点。持此观点拥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和众多的论著，代表人物有邢公畹、王力等。这一学说创立了一套学科理论，对我国语言学界影响深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学者不断致力于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戴庆夏、罗美珍两位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得出“壮侗语族语言原属原始马来语，今属汉藏语系”的结论，这一结论填补了同源说理论上长期未能解决同源词和老借词之间关系的空档，从而巩固了同源说理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倪大白，1986年在对海南岛回族语言的调查中，发现海南回族的回辉话竟与印尼同出一源，由此他在此基础上扩大对壮侗语族和印尼语的研究，创立了自己一套学科理论，出版了阐明这一理论的专著《侗台语概论·语言类型转换》一书，大胆提出了“壮侗语族语言属于马来——支那语”的新学说。

2.与同语族的关系

黎语虽属壮侗语族，但经过几千年独立发展，与同语族之间的共同性减少了。就词汇而言，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仍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都属于基本词汇，而且越常用的基本词相同率越高，不同的部分在各语言之间也有明显的对应规律。但是也有一些词，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语音变化太大，对应关系已难于辨认。②

根据专家研究，在壮侗语族常用词中选出500多个基本词进行比较，黎语与同语族的渊源关系体现在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黎语和壮、布依、傣、泰等语接近程度高于黎语与侗、水、仫佬、毛难等语的接近程度。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第一，从历史上看，黎语支最先与同语族分离，而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分离应说是在黎语支之后；第二，从地理上看，壮侗语族分离后形成了侗水语支主要在东北部(贵州等)，壮傣语支在西南部(广西等)，而黎语支则可能仍在壮傣语支的区域内，后来黎语支才南迁到海南岛；第三，从黎族的自称看，黎语支是在有了自己的称呼后，才与同语族分离的，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仍与壮傣语支的一些自称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第四，从文化交流看，黎语支最早到达海南岛，此后仍有少部分壮傣语支不断进入海南岛，这使两支语支有接触又有融合。基于这4种原因，黎语与同语族词汇的比较，才出现上表所反映的情况。

在黎语各方词汇中，与同语族诸语言这个或那个语言相同词的约有160多个。它们是：太阳、月亮、雨、水、火、石头、窟窿、水田、田埂、炊烟、年、月、日、今天、狗、熊、水獭、乌龟、鸡、母鸡、乌鸦、蜈蚣、蚂蚁、白蚂、鱼、螺蛳、蚂蝇、头虱、虱子、毛、角、翅膀、尾巴、鳃、爪、树、叶子、竹笋、小米、稻草、芭蕉、姜、种子、茅草、身体、头、眼睛、舌头、牙齿、胡子、手、膝盖、血、肠子、胆、骨头、皮肤、指甲、眼泪、唾沫、屁、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儿女、带子、鼓、木杵、犁、藤萝、簸箕、权子、药、糠、梦、闪电、浮、停(雨停)、熄灭、落、飞、孵、啼(鸡啼)、眨睛、哭、笑、吐(吐痰)、咳嗽、发抖、呻吟、呛、醉、跨、站、上(上山)、擤、鳰、打开、打耳光、洗澡、洗(洗衣服)、搓洗、缝、扛、桃、抬、包、偷、晴、大、远、近、深、蓝(绿)、白色、厚、重、满、多、干(柴干)、聋、累、哑、痒、我、你、天、星星、路、猪、老鼠、斑鸠、黄蜂、蚊子、跳蚤、棉花、甘薯、芋头、肩膀、胳臂、乳房、缩、缺口、响、溅、淹、点头、尝味、问、忘记、抽打、捆、堆、医治、黑色、苦、辣、淡、腥、生、鳏寡、这、先等。

以上的同源词表明了远古的时候，黎族祖先和壮族、傣族、侗族等祖先的关系非常密切。“水田”、“稻草”、“木杵”、“犁”、“糠”“簸箕”、“棉花”、“甘薯”、“芋头”、“小米”、“猪”等词，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都同源，说明这些民族在尚未分离前就已经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黎语所讲的量词，没有一个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有同源关系，这又说明了在壮侗语族还没有出现量词(至少可以说没有大量产生量词)时，黎族就已与同语族分离；数词在黎语中至今仍是本民族语，从一到九千九百九十都可用黎语称，只有到万数时才转用汉语借词或者称为十千，而同语族的其他语言大部分都已是汉语借词，这也反映了汉文化对黎族社会影响的程度不如同语族的其他民族。③

3.黎语支的新发现

在海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方言土语都较多，故有“方言岛”之称。随着语言学者对海南各族的方言土语深入研究，在汉族中发现有操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民族中有操汉语方言的现象比较多。这些现象无不反映了各族人民在海南这块土地上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在人们不断对黎族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中，一些汉族居民所操的非汉语系统语言也被密切关注。有一位语言学者在对海南西部感恩平原上的居民所操的“徕话”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徕话”和黎语同出一语源。他用340个比较常用的基本词进行比较，相同的词竟在70%以上，因讲“徕话”的居民住在那斗村的最多，这位专家便把“徕话”命名为“那斗话”，划入黎语支。④

此外，在琼西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的“村人”所使用的“哥隆话”(也称“谟话”)，经过初步研究，也证明“哥隆话”与黎语非常接近，常用基本词的相同率都在60%左右。“村人”和黎族人，双方基本可以听懂对方所讲的话。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黎、苗、回、汉长期杂居，造成各种方言土语相互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现象在海南西部尤为突出。随着这一带语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还不为人所知的语言将会被挖掘出来，这对丰富祖国语言园地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黎语的方言土语

黎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土语。据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黎语调查得知，黎语共分为5大方言，即哈(亻孝)方言、杞方言、润(本地)方言、美孚方言和台(加茂)方言，前3个方言又可分为若干个土语。黎语虽然方言土语多，但语言比较一致，除台(加茂)方言差别较大外，其他4个方言差别都小，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⑤

1.哈(亻孝)方言

哈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在和其他方言的黎族交往时又称自己为“ha11”(哈)，故而得名。哈方言在黎语区通行面最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分布地域如下：乐东黎族自治县除沿海地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三亚市除小部分沿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东方市的东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中部和南部，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东北部、中部和西南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外围地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北角和万宁市西南角。哈方言主要特点为：有3个舒声调，3个促声调，有a、e、i、o、u、等6个基本元音，都各分长短，其内部有罗活、博(哈应)、抱显3个土语。

罗活土语。“罗活”黎语称“lau55hu∶t55”，是部落名，使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乐东的大部分地区，东方的东部，昌江的中部、南部，白沙西部，此外五指山、三亚、琼中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在“哈”内部其人口与“博”(哈应)不相上下，内部还有罗活、抱由、止港、抱漫、止强、抱怀、抱焕、南唠等自称。

博(哈应)土语。“博”黎语称“?bok53”，“博”是哈方言内部的其他土语对该土语的称呼，又因该土语说否定词“不”、“没”、“未”等为“?e∶m55”，固又被称为“哈应”。使用这种土语的人口在哈方言当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三亚、陵水、乐东、东方、白沙、儋州等市县，与汉族相邻或杂居，受汉文化影响深，“博”内部还以三亚市的崖城为中心，崖城以东为“东哈”，以西为“西哈”。

抱显土语。“抱显”(bou11hi∶n11)是峒名。其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三亚到乐东的宁远河流域一带，儋州松涛水库南岸以及昌江、白沙、保亭、东方等市县也有零星分布。

2.杞方言

杞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在和台(加茂)方言交往时又称自己为“gei11”(杞)或“hei11”，故而得名。杞方言的特点是：有6个舒声调，3至4个促声调，有a、e、i、o、u、等6个基本元音，都各分长短，杞方言是黎语的第二大方言。

其分布地域如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五指山市全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东部和南部，以及西北和西部，昌江黎族自治县和东方黎族自治县的东南角，万宁市西部三更罗一带。此外三亚、乐东、陵水、东方、昌江、白沙等市县有少量分布。杞方言分成3个土语：通什土语、保城土语、堑对土语。

通什土语。“通什”是地名，黎语称“fe∶53ta55”(一片田)，又称“tsho53 tsha∶n53”(冲山)。通什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和西部，约占杞方言人口的70%。

保城土语。“保城”是地名。保城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部及县城附近。

堑对土语。“堑对”是地名。堑对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部和南部。

3.润(本地)方言

润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又被哈方言罗活土语的人称为“hj∶n53”(尊)，被杞方言通什土语的人称他们为“z∶n53”(润)，故而得名。另外儋州地区的汉族认为“润”是“土著的黎族”，故又有“本地黎”之称。润方言的特点是：有5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有a、e、i、、o、u、、等8个基本元音，除a外不分长短。

润方言的分布地域如下：白沙黎族自治县中部、东部，白沙黎族自治县西部也有零星分布。润方言有2个土语：白沙土语、元门土语。

白沙土语。“白沙”是峒名，该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中部和南部，以及西部的一些村落，约占润方言人口的81%以上。

元门土语。“元门”是峒名。该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东南部。

4.美孚方言

美孚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又被哈方言称为“mo∶i53fau53”(美孚)，他们也接受了这一称呼，故而得名。美孚方言的特点是：有3个舒声调，3个促声调，有a、e、i、、o、u、、等8个基本元音，除a、e、o外不分长短。

美孚方言的分布地域如下：东方市的东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水头村以及保平乡、乌烈镇的一些村落。美孚方言人口少，但居住集中，故无土语之分。

5.台(加茂)方言

台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多数人也变读为“thai11”(台)，故得名。20世纪50年代黎语调查时发现该方言，因专家首先调查的地方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加茂镇，故被称为“加茂黎”，也称为“赛黎”。台方言的特点是：有5个舒声调，4个促声调，有a、、e、i、、o、u、、等9个基本元音，其中a、e、、o、各分长短。

台方言是黎语中较特殊的一支，与上述4个方言都有很大差别，其分布地域如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及一些地区，陵水黎族自治县西北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南部部分地区，北部黎母岭北麓个别村落，儋州、澄迈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

6.方言的相互关系

在黎族的5个方言中，语法特点基本一致，词汇次之，语音差别较大但有对应关系。从语法、词汇、语音三要素上看，哈方言与杞方言接近，而润方言则与美孚方言接近，在声调上哈方言则和美孚方言基本相同。这4个方言之间相互通话困难不大，只有台方言与上述4个方言有很大的差别，相互难于通话。⑥

三、汉语借词及其对黎语的影响

在壮侗语族语言的词汇发展中，汉语借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与同语族一样，黎语也有一定比例的汉语借词，分早期借词和近期借词。通过研究分析汉语借词，可以窥探出黎族先民和汉族各方言交往的历史轨迹。

1.早期借词

黎语早期的汉语借词，又可分为非海南话借词和海南话借词。非海南话借词在黎语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它已经完全“黎化”，比如今天黎族人民常用的“兵”、“车”、“秤”、“斧”、“缸”、“钢”、“几”、“剑”、“借”、“金”、“镰刀”、“两”、“木板”、“钱”、“枪”(铳)、“时候”、“铜”、“银”、“纸”、“竹排”等等借词，非专业人员是很难辨出它曾是汉语。由此可见这一类借词是在海南话形成前就已进入了黎语，因此它比海南话借词时间更早、更久远。这一方面说明在海南岛最早与黎族先民交流和接触的汉族居民不是操海南话的汉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操海南话的汉族入岛时间比操其他汉语方言(西南官话、粤语方言等)的汉族居民都晚。

在对汉语早期借词研究中，黎语研究专家欧阳觉亚、郑贻青夫妇深有感触，凡属金属名词的黎语词汇，在汉语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唯独“铁”是民族固有词，而且各方言土语都非常一致。对于这一现象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当黎族祖先还在陆上居住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汉族的铁器，而在以后汉族的铁器传到南方两广沿海各地时，黎族早已离开大陆移居海南岛了。黎族到了海南岛之后发现了铁矿。‘铁’在黎语叫go∶i53。当汉族的金、银、铜、铁等金属器具到了海南岛之后，黎语很自然地吸收了‘金、银、铜’这些词，而对‘铁’这个词，因为黎族已有了一个名称，就不再借用汉语了”。⑦应该说，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在众多的黎族民间故事传说中都有对铁的使用和描述，它们反映了黎族社会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使用金属器具了。但说黎族先民因在海南岛发现了铁矿而有“铁”的词汇，这个看法则有待商榷。

据范晔《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古代云南地区的哀牢夷)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而同书的《南蛮传》中又言：“(古代海南岛)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可见古代海南岛的先民也属哀牢种，至少与哀牢种有渊源关系。儋耳的形象在云南古代青铜器人物俑饰纹中多有反映，专家学者把这些人物俑看作是哀牢人在铸造青铜器时将自己的外表形象铸上的原故。另在当地早期青铜器中，也常在胴部饰以划船纹、鱼儿、水鸟、水牛、麋鹿等饰纹，这些饰纹是哀牢人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写照。广西的灵山青铜器文化以及代表东南亚青铜器文化最高水平的越南东山青铜器文化，也应是哀牢人东迁南下的遗物。哀牢人有如此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他们在对金属铜器上有自己统一的民族语称谓应是毋庸置疑的。⑧

在海南岛，至今尚未发现本地产的青铜文化遗址，说明两千多年前及其后来的海南岛居民在岛上找不到铜矿石，所以青铜文化(尤其铸铜技术)在海南岛中断了，自然炼铜技术也随之消失。但从大陆带进来的铜器仍在使用，至今在海南岛还不时发现铜鼓、铜锣等。黎语有“go∶i53”(铁)这个本民族的固有词汇，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叫法如“go∶i11”、“ro∶i53”、“xo∶i53”、“khu∶i53”、“ha∶i11”等，但都是“go∶i53”音的变读。黎语属壮侗语族黎语支，壮侗语族是哀牢人的后裔。从这点来看，“go∶i53”应是壮侗语族对“铜”的最早称谓，这一称谓应在哀牢人尚未东迁南移时就已形成。

秦汉后，大陆上的同语族兄弟民族不断受到强大的汉文化影响，很多原来民族的称谓渐渐被放弃而消失了，转而借用汉语词汇包括一切有关金属的称谓，而黎族此时已在海南岛，因而仍保持原来的称谓。后来大批汉人进入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其中铁器的传入对黎族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铜铁同为金属，黎族以为一样，所以也即叫“铁”为“go∶i53”。随着铁器在黎族社会中广泛应用，铜器影响力渐渐缩小甚至消失，退出了黎族社会，铜器在海南岛尤其在黎族社会一度中断，因此“go∶i53”这个称呼就仅剩“铁”的含义了。直到明代中叶，随着其它的金属如钢、锡、金、银以及铜锣相继走进黎族社会中，黎族人才重新认识铜，但此时在黎语中已没有铜的对应词，因此只得又从汉语方言词中借入，称之为“du∶g53”(铜)。

2.近期借词

近期汉语借词主要是指从海南话直接吸收进来的借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从海南话吸收进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词术语，海南话对黎语的影响非常大，已迫使一些地方的黎族放弃本民族语而操海南话，这部分黎族常被人称为“水流黎”。当今黎族人民日常交流所讲的黎语，大部分都夹杂海南话，黎族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交流也大部分以海南话作为交际用语，可见海南话在黎族社会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

黎语的汉语借语跟同语族比较起来，有2个不同的特点：第一，同语族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语可以根据其语音，辨别出借入时代的久暂，可以区别得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而黎语的这两种借词没有那么明显的语音差别，非专业人员难于区分；第二，黎族的早期汉语借词要比同语族其他语言少得多，比如有些概念和亲属称谓(“地”、“海”、“东”、“南”、“西”、“北”、“叔父”、“婶母”、“姑姑”、“哥哥”、“姐姐”、“嫂嫂”、“姐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等等)中，同语族的其他语言有的已借用汉词表述，有的则民族固有词和汉语词二者同时使用，而黎语仍全部使用民族固有词。所以就基本词汇而言，黎语本民族固有词远比同语族其他语言丰富。⑨

3.对黎语的影响

自汉代起，汉族居民开始移居海南岛。最初的移民主要是屯军、随军家属和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然后是商贾及流民。大规模汉民进入海南岛的起因大部分都是由于大陆战乱。这种移民以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形成两个高峰期。汉族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海南岛安居乐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众多的汉语方言。海南汉语方言根据其语言特点可分为3大系统：一、“海南话”，属闽南方言系统，分布于岛北、东、南部；二、“儋州话”，属粤语系统，主要分布于岛西北部；三、“军话”，属西南官活系统，分布在岛西部和部分城镇。基于汉语方言的这利分布状况，黎语方言的汉语借词也受到了汉语方言的分布状况的影响，哈、杞、台(加茂)等方言的汉语借词主要来自“海南话”，美孚方言则来自“军话”，润方言和小部分哈方言借自“儋州话”。黎语各方言汉语借词的这种混乱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趋于一致，即黎语的汉语借词以“海南话”语音为标准。

由于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受到汉语的影响，黎语本身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表现在声母方面的：第一，复辅音单辅化，黎语原有很多复辅音，在汉语的长期影响下都朝着单辅音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大多数方言土语只保留一个复辅音pl，个别土语有两个pl和bl(哈方言罗活土语一些地方)，哈方言博(哈应)土语复辅音则全部消失；第二，黎语各方言发生了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例如v(哈)——f(杞)——f(润)——∨o(美孚)：第三，吸收汉语借词而吸收的声母，比如s声母，就是从海南话中吸收进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黎语语法虽然受到汉语语法的影响，但没有发生转借现象，黎语语法还保留自己特点。

四、黎语的形成与发展走向

黎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已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语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从壮侗语族的原始母语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发展成为黎语；第二，黎语各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语的发展；第四，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⑩

1.黎语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中央王朝势力尚未到达岭南时，壮侗语族由于地理环境、部落战争、氏族交流等诸因素而形成了众多的语言分支。当中央王朝势力到达岭南一带后，操黎语支的第一批百越居民早已随其移民先后进入了海南岛。其后，又有几批同语支的居民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先后进入海南岛，并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

这时期黎语词汇发展很快。黎族先民入岛后，首先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黎族先民在认识海南岛所特有的新的事物的同时，黎语新的词汇也就不断出现。海南气候炎热、雨水多，各种动植物容易腐烂并产生多种气味，这使黎语有关气味的词也就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也消失了，比如海南岛上老虎、大象等动物已消失，没有冻冰、飘雪等现象，黎语中这方面的词汇自然也即随之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黎语同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渐行渐远，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比率越来越底。根据《黎语社会调查》一书的统计，黎语和壮语之比，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总和才只有30.2%，和壮族以外的同语族诸语言之比则只在18%到30%之间。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汉语方言在海南岛形成有很大优势的语言，汉语对黎语的影响也较少，这使很多名词、动词、数词、量词、形容词还保本民族的读音。比如数词方面，大陆上的同语族大都借用了汉语，本民族数词已经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黎语还是本民族语。

2.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

当封建王朝的势力达到海南岛后，不可避免地同黎族先民发生磨擦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黎族先民不断从沿海平原向岛内陆山区迁徙。

黎族先民在向岛内迁徙后，各自在所迁到的地方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由于山岭和森林阻隔，黎族先民内部交流日趋减少，各居一方，加上黎族先民入岛的时间有先有后，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黎语的方言渐渐形成。

黎族方言区形成后，自汉至宋，黎语方言区之间的互动较为缓慢，而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地区的形成有较控制的地方也比较有限。此时，凡接受封建王朝统治的黎族百姓，大部分都已慢慢地汉化。到了元、明、清三朝，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方言间互动频繁。这主要是封建势力不断加强对整个黎族地区的渗透，极力在黎族地区建立封建统治，使多数黎族几千年的生活准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剧，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黎族地区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人们纷纷背井离乡。旧崖州地区(今三亚、乐东等地一带)，是黎族哈方言中心地区，由于黎族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对抗，使这一带的黎族群众不断向岛东、西、北3个方向迁移，最远的达到儋州市境内。他们所到之处，也就是哈方言影响所到这处，由此哈方言便这样扩散到了黎族地区的各个角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黎族人民绝大多数不会讲汉语，哈方言自然就成了黎族人民交流思想情感的主要工具。据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黎语调查，讲哈方言的人数已占当时黎族总人口的58%以上。一些原来只讲自己方言的黎族群众也能讲哈方言，如陵水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些台方言区和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美孚方言区，有的地方则改讲哈方言，如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万冲镇杞方言区、五指山市境内的万阳镇杞方言区等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黎语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族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黎语本身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7年国家帮助黎族人民创制黎文，促使黎语地位迅速上升，并且创办了黎语学校，黎族群众热心学黎语，在黎族地区工作的汉语干部群众也热心学黎语。20世纪50年代末，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范围内曾出现过学习黎语黎文的高潮。这阶段黎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词汇的吸收和新起语法的现象出现。[11]

新词汇的吸收大多都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关方面的词汇。这方面词汇使用频率最多是在开会、政治学习、广播等场合，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就很少用。新词汇的吸收来自海南话，海南话与普通话差别非常大，所以海南人以外的人听起来显然似黎语。

新起语法现象是汉语对黎语深层次影响产生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黎语语法的松动和变化。如黎语原序数的表示“第一”叫“头”(wa∶u11)，“最末”叫“尾”(su∶t55)而“第二至倒数第二”均叫“中间”(tho∶m53)，现在已全借汉语序数词；原来黎语也没有数词“零”，现在也吸收过来。再如黎语原来地名叫法是通称在前，专称在后，现在通称专称在前在后都可以，像可叫“五指山市”也可叫“市五指山”等等。

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现象对黎语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黎语发展可说达到全盛时期。它们进入黎语的途径开始是通过电影、广播、学校等影响黎族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然后又以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为媒介，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最后为广大黎族人民所接受、熟悉和使用。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已同黎语溶为一体，成为黎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们使黎语的表现能力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表达能力更为完整和丰富。

4.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

从1958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间，黎语地位一落千丈，跌入深谷，讲黎语被视为落后或不入流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黎族村寨，黎族青年纷纷走出闭塞的乡村，汇入社会发展的洪流，求学、经商、旅游、工作等等，黎语也随这一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扩散，但由于人们普遍存在黎语落后，见不得人的心理，在共公场合中怕讲黎语。所以从整体上看，黎语是在不断地被削弱，变成乡村、家庭、熟人等小范围的语言。

在农村，由于汉语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的影响，黎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如今黎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明显地发生“汉化”现象，便是这种冲击的结果。数词、一些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在青年人的口语中已形成双重语，他们和老人谈话时用的是黎语的固有词，而在同辈和下辈交谈时则不稳定，时黎时汉。外出参加工作的黎族人，他们在和老乡、熟人间交谈时仍使用黎语，但对下一代则已转用汉语。这样的结果是下一代人不懂黎话，或只能部分听懂但不会讲。20世纪80年后黎语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削弱和萎缩。

5. 21世纪黎语的发展趋势

2008年春节期间，我有幸回到在农村的老家过年，呆了4天时间，这使我有机会和学龄前儿童会面和交流。但这一次的会面和交流，让我对黎语的前景更加担忧。

一天上午，大哥仅5岁的孙子在廊庭前玩耍，我主动上去用黎语和他交谈，但令我吃惊的是他却用普通话和我对话。我问他：为什么不用黎语和我说话?他回答：黎语是用来和爷爷奶奶说的，和爸爸妈妈以及出外工作的人说话是要用普通话的，这样才有礼貌。看来这是孩子父母影响或要求的结果，小小年纪就懂得对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语言来交流。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也使我对黎语的未来走势有了这样的看法：今后黎语的发展，它的主流和方向应是逐步形成双语制，最后完成语言替换过程。在农村，黎语现在的使用情况是：中老年人大部分仍在使用黎语，青年人使用黎语、海南话、普通话，儿童使用黎语、普通话、海南话，幼儿使用黎语、普通话、少量说海南话。表面上看，黎语仍在农村占优势，但按我大哥孙子的逻辑，10多年20年后若他的爷爷奶奶去世了，黎语对话的对象没有了，虽然他懂黎语但自然就不必说了。因此我的结论是：过若干年后，随着他(我大哥的孙子)这一代人的去世，黎语必然渐渐随之消失。

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黎语是我国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当中人口最多、生命生力最强的一个语支，对黎语的深入研究，可揭示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某些联系，特别是汉藏语对壮侗语的影响。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语言地位的语支消失，不能不说是我国语言园地的重大损失。

注释：

①⑩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海南出版社，2008年4月。

②②⑥⑦⑨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

④符镇南：《试谈“徕人”和黎人是同一族源》，《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第1辑，1985年10月。

⑤高泽强：《黎族族源族称探讨综述》，《琼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篇8

1.1民族文学的定义。民族文学指的是除了汉语言文学之外的其它少数民族文学。它是相对于汉语而独立存在的语言文。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历史发展中还保留者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就是各代少数民族不断创造和保留的民族文化瑰宝。中国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

1.2民族文学与汉语言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汉语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二者相互促进与发展。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它有它存在和传播的书面媒介和语音系统。它离不开汉语言的发展。汉语言的成熟发展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汉语言也离不开民族文化。汉语言是根据各语言的共性而总结归纳的最容易受各民族学习和交流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并相互完善。二者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中华文化。

2、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危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提高，中国文化也开始面向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开始涌向中国。我国的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正遭受着巨大的竞争和挑战。面对现在文化全球化的竞争机制，我国的汉语言和民族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高科技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过得科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电脑和手机等传播介质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人们开始习惯于网上交流与沟通，传统的语言文化遭受着冲击。随着电脑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一种新的语言也开始产生。这就是网络语言。但这种文化不利于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语言没有完整的主谓宾结构，有的甚至用英语和汉语结合。这都让文学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和意义。

2.2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科技，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人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人们交流时不仅吸收了科技知识也吸收了文学和语言。其实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是中国文化受威胁的根本原因。汉语言与民族文学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中国不少人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开始崇洋，开始对汉语言和民族文化出现鄙夷的心理。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也是中国文化的可悲。

3、结论

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是我国的文学瑰宝，是我国历史的传承。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二者的兴衰关系着我国的发展和命运。我们应挑起创造和发展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历史重任，为民族文学和汉语言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创造和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头上更应履行在我们的行动中。根据汉语言与民族文学出现危机的原因，我们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行：

3.1加强纸文化的学习。中国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喜欢在电脑和手机上聊天，他们有很多人已经忘了汉字怎样去写，我们应去对我们的青年传播纸文化，叫他们用纸来传播感情和交替情感。这样不仅让青年学生们更好的学习汉语言和民族文学，更能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情感。

篇9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篇10

关键词：语言接触；佤族；汉语；审美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居住与生活的环境长期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状态，复杂的民族格局致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之间关系悠久而深厚，“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双向性，即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作用，少数民族语言也向汉语发生作用。”涉及三个方面，即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具体可以理解为“小民族可能转用大民族语言，大民族也可能转用小民族语言。汉语曾广泛地影响过少数民族语言，如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汉语借词的相关记载：藏缅语族《白狼歌》从汉语借来‘圣、德、臣’等词汇，而同样地，汉语也曾不断地从少数民族语言那里汲取语言养分，如汉语里的‘喇嘛、可汗、桑、巴乌、勐’都是少数民族语言里借用而来。”对于某一区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双向的语言接触是明显的。不过，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管谁影响谁，其间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即汉语地方方言充当了两者的媒介作用，当民语向汉语输送信息时，一般先是到达汉语地方方言这里，然后再进入汉语共同语，反过来，当汉语向民语输送信息时，也是通过地方汉语方言起作用。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际情况，当我们研究语言接触的书面状况时，不能忽视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语言接触关系可以由以下简单表示：

少数民族语言系统――汉语地方方言习惯――汉语共同语规则（通用语规则）

可见，汉语地方方言的介质作用是语言接触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都通过汉语的地方方言习惯向对方发送互动影响的信息。那么，其中有何规律可循呢？在此，以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拉祜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及其影响关系更进一步加以探讨，主要选择该方言与普通话语序不同，而与拉祜语语序一致的情况：

通过比较以上例句发现，现代汉语语序是“主―谓―宾”结构，拉祜语语序则为“主―宾―谓”，而澜沧县汉语方言语序基本表现为与拉祜语保持一致的“主―宾―谓”句法构成形式，可见，澜沧县汉语方言语法多受拉祜语影响，这样的影响就渗透在澜沧县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作品中，请看下面的句子：

（1）脸色像红苹果的姑娘，又端来一盆清水，岩香队长接过脸盆，说：“大老黑的黑肉皮是山头的太阳晒过的，你们爱脸黑，嫁上山晒去。”

――佤族作家董秀英《山琵琶湎隆

按照汉语通用语语法规则，“嫁上山晒去”顺序应该是“嫁上山去晒”。董秀英身为佤族，其作品大都是表现佤族生活的作品，但董秀英自幼在拉祜族寨子生活长大，熟练掌握了拉祜话，实际状况是她的拉祜语甚至比佤语更为熟练。语言接触理论研究表明澜沧县汉语方言受到拉祜语的影响，董秀英小说的句子表达也深受其影响，或者说，董秀英汉语创作的句式表达因受拉祜语语序影响而异于汉语通用语规则，呈现出创作语言的实验色彩。这样的现象在民族作家创作中并不孤立，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南方民族作家或边境民族作家而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他们创作语言的实验性无论是刻意还是非刻意，总在作品中客观呈现。

当然，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作家们其实在语法方面的语言实验性并不特别突出和常见，他们甚至似乎非常注意“不要出错”，但是，当作品需要强调人物个性化塑造的时候，作家们会做出语言逆向创造，另一种情况是，偶尔闪现语法“误错”，小说叙事被赋予“万绿中一点红”的特殊审美效果，这正是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强烈显示出民族作家所具备的语言创造能力和个性文学才华，这是语言审美风格的多样化、多元化、原生化的具体表现。

经过考察董秀英汉语作品发现，相对于语法，词汇对句式的影响更为普遍和深入，其小说语言的实验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词汇运用的民语化和汉语方言化，这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结果一致，“语法是一个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稳定性，一般而言，语言之间的渗透在语法方面最不活跃，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渗透是比较深的，词汇第一，语音次之、语法最弱。”董秀英汉语作品中的句式表达具有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化现象，弥漫着浓浓的澜沧县汉语方言的味道，如以下句子：

（2）哦哟哟，不是饿死鬼，是一大筒人睡在门边，黑天黑地呢（ni）来找死。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3）想塞脖子有你塞的。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4）黄皮兵脸白咋咋（重叠），眼皮耷拉耷拉的（ni）。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5）岩嘎抱着血拉拉（重叠）的牛头，哭酥酥（重叠）地回到了寨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九颗牛头》

（6）只有直苗苗（重叠）的柳树跟着坝子中间的流水走。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2）没有用汉语泛化量词“个”的表达法，不说一个人，而说一“筒”人，显示出极为强烈的语言个性，例句（3）把吃饭说成是“塞脖子”，形象简约，以“鸭子化”吃饭的样子形象地描写人物，例句（4）、例句（5）、例句（6）则采用形容词的叠加形式，这些词汇运用在澜沧汉语方言中是比较常见的。

董秀英小说汉语创作中的词汇民族化表达――

（7）娜海的阿舅、叶嘎汉子的兄弟，从外面回来，进了叶嘎家的竹楼，他要拿叶嘎做婆娘。”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8）老丈人老丈母，我拿叶嘎做婆娘，我跟她一起苦活过日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7）、（8）以“拿”替代“娶”，是佤语原生形式的直接翻译。

董秀英小说《背阴地》里有一段景物描写：

背阴山腰背阴地。

下载包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

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带瓜，绿瓜头上戴朵蛋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鸟闹。

背阴地四周绿茵茵，{处有蓬顶天竹，十来棵竹子直苗苗地扫着老天，低处一条黑河横过山脚，不吭不声，白天黑夜只顾走。半山的黑林里藏麻雀窝、野兔洞，时常听它们跑出跑进，打打闹闹。

背阴地角有棵老白花树，树叉树枝象手掌，上面坠满了口袋一样的吊吊雀窝，吊吊雀爱热闹，叽叽渣渣叫的人心狂。白色的细沙石间冒出一股水，叫白砂水，水清清凉凉，绿青蛙霸守水口，水积在树根的洼塘里，一个圆柱竹筒从洼塘伸出头，水一日到晚不停歇地在竹筒里淌着。一条条草路不直不平，从水边来到地上方的矮小竹楼下，竹楼顶的黄色茅草缝隙冒着懒懒散散的白烟，从竹楼口伸出的两根老鸹藤，拉着地角窝窝的竹筒响成桩：“叭啦，扒啦”，撵得一窝窝谷雀慌慌张张向矮处飞。

与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作比较：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大。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萧红的描写在于视角的儿童化，语言的儿童化，但是，语法及词汇的运用是标准的通用语，韵律整齐而有和谐的呼应，散发着童话一般的梦幻色彩，美而空旷，读到最后有点虚无的感觉。董秀英的描写则掺合着汉语的地方方言词汇，句式长短不一而产生对立呼应，具有边地野生的自然与自由。

综上所述，从语言发生学角度看，民语、汉语书面接触存在着语法、词汇乃至句子结构发生变化的极大可能性，但是，究竟变不变化、怎颖浠、从哪些方面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则完全凭作家个人意愿，其效果则取决于作家的才情。这一创作过程中的汉语生成倒意外的变成了作品语言求新求变的语言创新路径之一。

造成语言接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移民杂居，文化交流，战争、征服、殖民等，都会引起语言接触，客观上还引起语言竞争，最终结果是“由语言的强弱势、语言习得的目的和目的语的应用频率、熟练程度以及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决定的。有的是母语影响目的语，有的是目的语影响母语，而有的是目的语和母语相互影响。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影响，大多发生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如果其中一种语言处于相对的强势，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并且成为区域共同语，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影响其他语言，而其他语言对共同语的影响不大。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是研究不同语言在民间交流中发生的语言变化状况，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接触，即双语人主动的以这种语言进行交流，一种是间接接触，即籍书面为中介，如汉语欧化现象。”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以及后殖民主义潮流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语言变革已非被动适应状态，相反是以迎接挑战的姿态主动寻求语言创造的“第三空间”，即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参与变革。后殖民主义的标志是物质争端退居二线，价值争端为第一层面，作家们关注的核心正在于此，他们视语言文字的运用视为语言资源的分配，这就是必须重视和争取的平等地位，同时也是“和而不同”、“美人之美”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面，不仅是董秀英，同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们思考得越来越多的问题，并不断以作品实践自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孙竹.语言关系研究的某些问题[j].民族研究，1993，3.

[2]欧阳觉亚.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j].民族语文，1991，6.

[3]董秀英.山琵琶树下，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4]韦p.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4.

[5]董秀英.背阴地，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6]董秀英.九颗牛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7]董秀英.摄魂之地[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0.

[8]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