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论文范文五篇-ag尊龙app

法学研究论文篇1

（一）宪法学者：“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

在这里，我首先还是想起老黑格尔的那句话：“哲学家都是在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这句话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思想界的一个谶语。我们看到，自近代社会开始，哲学在不断地衰落，尤其是单纯的哲学。这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有一个趋势，就是：不带技术性的思想，特别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其作用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外国大学里，哲学系的学费特别便宜。什么专业最贵呢？法学和医学，经济学还未必最贵，还比较一般。例如，美国大学法学院理的学费会超过其他人文社科的三倍，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带技术性的思考不断地贬值，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性，但也没有办法，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在近代以前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价值一元化的世界，我们的终极价值是靠上帝、靠基督教、靠终极规范来维持的；这个体系到了近代被打破了，那些纯粹的、脱离实际的、脱离形而下的思辩，虽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在近代以后，随着柏林所讲的价值多元化、流动化的时代的到来，它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功能基本上已经发挥完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自由经济的选择问题，由于自由经济需要技术理性，所以这类理性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法学，其实就是属于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所以它的学费会不断高起来。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就成为谶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回望我们的宪法学，我发现，中国目前的宪法学家或者说是宪法学者，恰恰才象是在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最少的，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所承担的思考的责任恰恰是最大的。在刚才开会之前，我还听到向阳（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叶向阳法官-整理者注）的关于“农嫁女”案件的介绍，我就有这种感受。我们目前中国宪法学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所面对的问题则是连国际上最前沿的宪法学理论都未必能解决的问题。这里有极大的反差结构。在中国，应该说，我们宪法学没什么很大的发展，正如许崇德教授前不久来浙大作讲座时也承认：目前宪法学研究的状况基本上是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层次不高。宪法学的生存空间也在变小，许多领域不断被挤占，其他学科进入宪法学攻城略地。比如说，法理学，它大规模地进入宪法学，当然法理学本身也需要在某个部门法寻找落脚点，这在西方法学界十分常见，例如克里勒、alexy、dworkin；法理学也确实需要把触手伸到部门法中去，而离它最近的就是宪法，而侵略邻国的领土成本本来就相对低一些。（笑声）但这对宪法学，就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不仅法理学，甚至非法学专业，如经济学等都侵入宪法学，通常说“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其强势学科的体现，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它的需求非常大，这样它的研究队伍就不断扩大，吸收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这些学者本来可以搞其他不同的学科，但由于看到经济学太有力量，就被吸收进入，比如，我们现在浙大的汪丁丁教授，他原来是搞数学出身的，也被吸收到经济学当中去，还有许多其他人。

在法学领域也是这样，它是互相吸收的，一些优秀的人才会被吸收到热门的部门法当中，如经济法、民法学；法理学也不错。法理学在中国比较奇怪：本来在现代法治社会，供养法理学的养分不多，所以法理学的教授不多，只有那些非常顶尖的思考者才能留在法理学界。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理学家颜厥安教授，原来是在台大是搞法理学的，现在也转入部门法研究。这里也可以看到黑格尔那句的谶语的含义。但是，在中国很奇怪，法理学的队伍很庞大，而且积聚了很多人才，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比如我们浙大的孙笑侠教授，这次他从哈佛回来，我们就可以问他，在美国的法理学界不会这么热闹吧。（笑声）另外，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也有转入宪法学出击一下的，例如中政大的方流芳教授，这跟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勾通也有关。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在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股潮流，这个潮流很奇怪，很难说它将来会往何处去。我们浙大有个“跨学科研究中心”（icss），是汪丁丁教授在主持的，现在办的很红火，该中心就是力图开拓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交叉研究，我也参加过几次活动。这确实是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动向，但这个动向会如何发展，就不得而知了。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曾指出，自近代以来，学术是靠分化来确立学者自己的个性，并且只有通过这样才能确定学者的功能，才能在思想上作出贡献的，这是近代以来学术发展的宿命，所以跨学科研究是受到排斥的；它不像古代那种包罗万象式的，而在启蒙时期的法国还有伏尔泰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还有德国当时的莱布尼兹就既是著名哲学家，又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但近代以后就不行了，慢慢出现了学科分化。法学领域也是这样，甚至法学作为一级学科，其内部分化也很厉害。看其下的部门法，大致可以说搞宪法的不懂民法，搞民法的不懂宪法。在日本，这种分化程度就更严重了，这对我们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在日本，宪法的研究领域是很小的，在整个世界可能是最小的，我们说日本人的侵略性很大，但在学术上，他没有一点侵略性，许多著名的学者，研究范围都非常小，比如芦部信喜教授，他是日本第四代或者说至少是第三代宪法学的泰斗，他一生中主要研究宪法诉讼，当然还研究过代议制度；还有杉原泰雄教授研究的是理论，他们都有非常小的领域，直到晚年时，才写一些范围比较大的教科书，即标准教科书。在中国比较乱，谁都可以出教科书，许多学者是靠写教科书出名的。那么再说那跨学科研究，它在世界的命运姑且不论，在中国的背景下，它的命运是否非常乐观，还值得考虑。从日本宪法学者研究领域的小规模中可以看出，估计这里面有很深的谋略。因为在一个文化发展的后进国家，学科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小规模发展，这就象当年红军长征，跨越式前进需要轻装上阵，不能锅锅盆盆都带上，要扔掉很多东西。当然，时代也确实需要跨学科研究的模式，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尤其不应该大家都一哄而上地去做，因为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只有极个别的思想家才能做到。

（二）再追问：宪法真的是“母法”吗？

刚才说到民法，我觉得许多人对于民法与宪法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认识之中存在一定的误解。许多部门法的研究的确无法绕开宪法，比如诉讼法，目前它的研究就无法绕开司法改革这一热门问题，可以说这也是诉讼法研究的生命线，无论民诉、刑诉、行诉，都是这样。而司法改革有一个瓶颈是客观存在的，这与我们的宪法体制有关。一些部门法，如民法，也离不开宪法诉讼的的问题，有些宪法诉讼就是民法案件上升为宪法案件的，在这里确实有一定关联性。

但就民法和宪法，我们国内有一种误解，认为宪法是“母法”。我对这个观点有一定的看法，认为不能片面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法才可以说是母法，它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出现了，并单独形成了民法学问；而宪法是在近代以后产生的。从规范角度上看，也不能这样认为。把宪法当作“母法”，这首先是由我们国家法制体系内部发展的状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没有什么法律，只有婚姻法、法等，再就是54年制定的宪法，然后再依据它制定其他各部门法，于是产生一种错觉，好象是宪法产生出其他部门法的。在外国并不是这样的，很难说宪法对其他法律具有“母体性”，只可以说其中一些条文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大部分条文不是这样的，它更不可能产生出民法。第二，建国初期的一些宪法学家，最主要是吴家麟教授，提出了这个概念；当然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些学者隐隐约约提出了这样的概念，这都跟中国的法制发展，或者说没有法统有关系，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受到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发展的限制。吴老师对此的展开论述很少，我分析了一下，吴老师的观点主要是对凯尔森的法律位阶理论的误解，凯尔森所说的宪法的最高地位，并不是说宪法产生出下位的法，只是说下位的法不能与宪法抵触，抵触了就无效，这体现了宪法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位置，但不能由此推出它分化出下面的法。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观察，一般是基础层面的东西先累积起来，才产生出上面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比如民法如果不发展，宪法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宪法。在现代，凯尔森的理论受到挑战，卢曼的理论就这样，记得季卫东教授还用太极图的说法，认为金字塔的顶端也是不停地流动、循环的。把整部宪法看成是母法，是比较简单的认识，而且是在中国那浓重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宪法被确认为母亲的。当然，这种认识也促使了许多部门法的学者来研究宪法，这也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总之，我觉得，我们中国目前宪法学处于这样一个状况，简单的说就是许老师的评价：研究规模不大，层次不高，人数也不多。看我们每年宪法学年会到会的人，能到会的基本都到会了，大致是一百多一些，而我们知道，我国目前有法学院或法律系的大学已经有三百多了，也就是说在中国，至少需要三百多个宪法学学者，这样也只能是一个学校分一个。而且这一百多个人里面，构成也很复杂，其中专门在研究宪法的就更少了，这些人，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在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笑声）这里面带着一种精神，就是敢于、能够在绿原上啃枯草，这种上啃枯草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虽然我们时代对宪法学的需求不是很大，迄今为止还是这样的，（后面谈到的宪法学的机遇，再对此另做分析。）宪法学的学者不需要很多，也不可能产生出很多，尽管这样，宪法学者还能够坚持研究，去追问，去探究，这是很可贵的。这是今日宪法学的基本状况。

（三）解说性：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方法

至于我们说宪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它的性质，或者说它的体质是怎么样的。我这里有一个粗陋的结论：从任何学科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以方法确定个性，或者说以方法来形成学问的性质的。在宪法学内部也是这样的，以方法形成宪法学的个性，然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形成宪法学的一些流派。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下。

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学采用哪些方法，这些方法就决定了我国宪法学的性格与风貌。我觉得，我国宪法学迄今虽然有很多方法，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种方法，还是说明性的，或者说是解说性的。解说和解释不是完全一样的，解释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而且很多学问就是解释性的。西方有一个学者的名言是：“therearenofacts，onlyinterpretations”，就是说，那里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说明许多学问其实就是解释的学问。迦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就能使人对学问有更深的认识。

但解说就不然。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解说就如同展览馆中的解说小姐为大家作介绍；而解释呢，则是探究性的，解释当中往往加入了解释主体的价值判断，而对这些加入的价值判断以及别人的价值判断，又要进行考量、评判、梳理。可以说，任何学问最基本的部分都是解释性的。法学更是如此。法学最核心的部分就表现为法教义学，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又不是简单的解说，它是探究性的，还是立足于一定的价值体系、价值框架中进行的。宪法学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复杂的一门学问。可是，这种解释与我们目前所采纳的解说是不一样的。

我国目前的解说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人类探究、思考的任何方法，与政治社会结构的状况是分不开的。迄今为止，这种解说的方法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先予。当前政治体制，要求先制定出一部宪法，而且这部宪法的功能，如同志说的，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项功能的确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实施过程则未必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的法形成的价值高于其法实现的价值。所以，主席到最后就说，宪法是我自己制定的，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几条了；刘少奇晚年的命运与此也有密切相关。当然，现在执政党在开始纠正这种看法。但当时不然，制定行为本身就已经蕴涵了价值，而且从当时的政治体制来看，只需要这种制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未必需要实现，只需要大众去接受它、理解它，这体现了政治上的认同，在这里获取政权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通过革命获得的，政权建立后，其合法性需要进一步得到人民的确认，于是就要制定宪法。这个政治上的要求，迄今为止，体现在宪法学的功能就是需要进行解说、说明即可。

但这不是法教义学上的解释，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实践性，只有一种单纯的确认，不走向实践的，而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部分，被编入意识形态的流程当中。而且，这个解说性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解说的主体与国家公权力是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解说与博物馆里解说员的解说还不一样，它背靠着一个强大的公权力，解说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即，该解说不仅希望得到理解，而且你如果不理解，也得理解。这一性格，影响到宪法学的研究。你可以看到，宪法学的研究中，断定性的论述很多，它不是靠论证，而更多的是判断。我们老一辈许多杰出的宪法学家的文章的一个风格就是，在文章开始先进行判断，而且是独断性的判断，这个独断性虽然是其个人的独断，其实是希望这种个人的独断被编入意识形态的话语当中去。我们许多年轻的学者，都是受老一辈宪法学家哺育出来的，往往也带有这种风格，盛行独断，经常说“我认为”怎样，（笑声）如果不这么说，连文章都很难发表，因为会被认为没有独创性。因为意识形态内部已经形成一体的结构。

总的来说，我国迄今的宪法学方法有很多，但最显著的方法就是这种解说性的方法。

（四）今日宪法学的方法：“个性化趋向”

但这几年，特别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宪法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的探索。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宪法学必然要经历一番宪法学方法论的觉醒。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思考的方法的多样化，这与价值多元化的趋势是一致的。改革开放自70年代抹开始，但那时还不行，必须有些个性化的积累，积累到一定时候，方法论的觉醒才可能发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觉醒，即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觉醒，当然有一些人开始清醒过来，这些人睡眠不好，经常失眠，我就是属于经常失眠的人。（笑声）

那么，在90年代末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个性化的积累，出现了宪法学方法的“个性化趋向”。这种趋向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开始暂露头角。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传统的解说性的宪法学，现在仍然居于主流地位，这是很难取代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如下几种新的方法的探索。当然，这些新的方法之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几种方法可能是结合在一块的，但是这几种方法都具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如果以个性为单位，而不是以学者所运用的方法体系来区分的话，我觉得有这么几种类别。

第一种是宪法哲学的研究。它主要探讨宪法学所涉及的原命题，这部分学者退到宪法学的原点上，力图根本性地回答问题。这个探索的背景，与我国传统中对玄学的追求也有关。在中国比较奇怪，学问搞得越玄，人们就觉得你越有学问。这从老庄时代就沿承下来，通过宋明理学的锤炼，根深蒂固地形成了这种学术的指向。这种思维定势在宪法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更与我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背景有关，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百年积弱，许多文人志士，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就力图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所以胡适“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的思想一定会被否定，不是学术否定它，是实践的浪潮冲击它，革命的波涛一定淹没这种思考方式。不过，宪法哲学这种思考方式在西方也有，但主要是政治哲学对我们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这种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种方法，是宪法解释学。这个宪法解释学，在理论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实际上就是力图从解说性宪法学直接走向解释性宪法学，即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这些学者欲摆脱解说性宪法学的窠臼，进入解释性宪法学的框架。但是，奇怪的是，虽然韩大元教授等一些学者大力提倡宪法解释学，但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仍然不是宪法解释学的东西，而是对宪法解释学的基本原理、基本问题进行探究，这跟宪法哲学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三种方法，就是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这其实是我个人“杜撰”的一个概念；（笑声）现在看来，许多学者都承认这个概念，比如北大张千帆教授在其新著《宪法学导论》中也谈到了规范宪法学的运用。应该说，在国际学术界没有这个概念，是我当时按捺不住，为中国宪法学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总之，几种方法已经暂露头角，但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都不成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但我们可喜地看到，宪法学研究中毕竟出现了方法的个性化趋向，这种趋向有可能会带出我们宪法学研究的新景象，这恰恰是我们时代所需要和呼吁的，这涉及到宪法学机遇的问题。

二。今日宪法学的机遇

（一）当下宪法学的机遇：“天气稍好了一些”

谈到机遇，也不是就意味着很乐观。我个人认为，今日宪法学的机遇不是很大，但比过去好一些。据说北大的王磊教授，最近在修宪后到人大做了一个“宪法司法化的春天”的报告，讲完后，一位学生向他提出质疑：现在只能说天气好了一些，怎么能谈得上宪法的春天呢？（笑声）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文人自古就比较，所谓文人骚客，都比较多情，甚至矫情，只要天气稍好一些，我们就可能强说“春天来了”。

当然，应该承认，现在的确是“天气是稍好了一些”。这是有根据的，并不是我的一相情愿。因为这可从三个方面可以判断：一个是时代的主题决定的；再一个是外国宪法学发展的经验；第三是宪法学内部通过方法个性化趋向的演变，所能为时代提供必要的功能。这一点很重要，关系到方法与机遇的关联结构，如果时代要求宪法学这样，宪法学也的确能这样，那么机遇就可能真的来了；反之，则不然。

我们时代的主题是，价值多元化趋势在慢慢地形成。这种趋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促成的。一些学者是在苛求价值多元化，这是一种误解；西方的经验是自由经济必然导致价值多元化，这种趋势出现后，则不得不通过政治体制、政治过程（politicalprocess）去整合它，因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毕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人类最好还是生存在比较单纯的、轻松的环境当中。但是没有办法，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必然出现价值多元化，这就需要新的政治体制，包括宪法体制来整合。这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进入市场经济，或者说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以不可扭转之势稳步发展，谁也无法扭转这个局面，即使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目前人类社会最大的政治组织，也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因为她对我们国家、民族要有所承担，承担着历史责任，这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力图为我们的国家负责。她没有力量，也不想去阻挡历史的潮流。这就从使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结果是价值观也就形成冲突，想禁也禁不住，只能把它们合理地限定在一定的框架里面，而且这个框架必须是合理框架，也就是法治的框架，这也就对宪法体制就有所要求。

我们就处在一个需要对各种价值观进行整合的时代，而且中国的传统一直对私的观念进行压抑，但私的观念又一直生生不息，之所以要压抑“私”，比如时代，以及孙中山强调“天下为公”，原因就是私的精神有强大的耐力，能不断地弥漫，这就使公共领域的形成更加重要，但靠压抑、斗私是不行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就是社会基本制度。rawls是在无知之幕下设计出社会基本制度的，但无知之幕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话题，但它肯定会通过公共领域的形成，来构建、来确定、来完善社会基本制度。这个社会基本制度体现为一个规范的东西，就是宪法。我们现在已有宪法，通过对现行宪法的解释，学问意义上解释，也可以调整和形成公共领域的社会基本制度。这是时代的一个强烈的要求，它或多或少地会为我们的宪法学研究带来机遇。

第二方面是从外国经验来看。当一个政权不断稳固时，所产生的宪法也会稳固化，这样宪法学就会发展。大家都知道，法学在乱世中很难发展的。社会激荡的时期，会产生其他思想家，如政治学家、哲学家，古人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肯定产生不出优秀的法学家，更产生不出宪法学家。

我国现在的状况，从宪法学发展的机遇来看，很类似于德国18、19世纪国法学发展的前期。最近，我对德国国法学巨臂拉班德的其人其说进行了整理，他是德国国法学的第一位大师，我认为德国国法学前后先后出现了三位大师，第二位是集大成者耶利内克，第三位是目前我国政治学界广泛关注的卡尔。施密特。我们可以说，现在我国的宪法学处于类似德国国法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后来德国国法学出现了拉班德这样的学者，但他是出现在俾斯曼宪法体系下的，拉班德即使再聪明，天份再好，思想再活跃，但是如果没有俾斯曼宪法这样一个强大的体系存在，也不可能成为拉班德，可以说，俾斯曼宪法造就了拉班德，造就了当时的德国国法学。拉班德的学说其实是附丽于一个强大的宪法体制的。

回观我国的政治体系，它通过内部的调整，现在不断趋于稳固，虽然它里面也存在一些时代所给予的挑战，如价值多元化后的利益冲突，但是，政权内部则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执政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就体现了共产党进行自我调整的意识，这种自我调整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次修宪就可以充分看出这种调整机制，虽然它未必具有实效性、规范性，但是可以看出其中升起的政治信号，虽然它可能升得不是很高、很明显，只是在草丛中划过一下，像哈雷彗星一样划过一下，但是应该捕捉住其中的一些信息。你看那“三个代表”的最后一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这次修宪又将统一战线的构成主体进行扩大，加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里面都体现了执政党、公权力主体不断地进行内部调整的趋向，通过这种内部调整，将会使我们的宪法体制趋于稳固化。根据成熟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稳固宪法体制恰恰是宪法学发展的机遇。当然，宪法体制本身如何，它是否是稳固的，又另当别论。我觉得，执政党通过内部调整，宪法体制内部也会出一些调整。可喜的是，这种调整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调整，而不是通过打破宪法体制推倒重来。这个情况恰恰是有利于宪法学发展的。

第三方面，从宪法学内部的方法功能来看。我觉得，通过今日宪法学方法个性化趋向的演变，能够产生出时代所需要的宪法学功能，也就是说，它方法可能很多，功能也可能很多，但时代真正所需要的不一定多。我认为，时代所需要的宪法学功能是：从单纯的解说性的窠臼里，适当地摆脱出来，进入解释性宪法学，或者说规范性宪法学。也就是说，这就需要宪法学内部也做方法上的调整，提供一个实践性的功能，满足时代展开的需要。而在所有的方法中，我个人认为，规范宪法学最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当然，规范宪法学内部功能本身也需要调整。对于什么是规范宪法学，我最近又作了一些整理，确实，在《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时我曾做了一些说明，但还不够详尽。我最近做了一些简单的总结，这个总结套用了一些“解说性宪法学”的方法，即运用比较规整的、大家比较容易记的归纳方法（笑声）。

（二）规范宪法学里有“三把刀”

规范宪法学最主要有两点：

一个是，它是以规范为核心，“围绕规范形成思想”，“带者规范的镣铐跳舞。”这一点又可以分为三方面：

第一方面的内涵是进入规范内部进行分析，这其实就是宪法解释学，或者说是传统的教义学法学意义是的宪法学，它的性格是在一定价值体系框架内进行规范分析。最近我注意到烟台大学一位年轻的宪法学者谢维雁老师在网站上老批我，认为我把宪法比喻成价值中立的巨鼎，这排除了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而且是严重的误解，没有区别理解宪法价值与立宪主义本身的价值中立立场。我在《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中根本没有排除宪法价值，而且把它作为重要部分，甚至是最核心的部分，书的第二编就详细论述宪法规范的价值核心，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多的篇幅。至少可以说我是中国宪法学界最早关注价值秩序的学者之一，我们规范分析是在宪法的价值框架里进行，这也是宪法规范分析最复杂、最有趣的部分，各种价值如何梳理、各种价值表述如何整合，对于做学问很有挑战性。这就是以宪法规范为焦点，它构成规范宪法学第一个含义里第一方面的内涵。

第二个内涵是：以宪法规范为终点。也就是说，可以从其他方面出发，最后逼近宪法规范。例如季卫东教授就是如此，他从法理学出发，说着说着就归于宪法学，当然他没有进入宪法规范内部进行分析，因为他不是专门研究宪法的，只是思考宪法学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曾谈到的“第四次修宪与互惠正义”，所运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先从互惠正义这个哲学概念出发，然后俯视宪法规范。

第三方面的内涵是，以宪法规范为起点。就是先对宪法规范进行阐释，然后以此为基础进入其他领域，比如类似政治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宪法规范的研究开始，然后捕捉当今的政治动态，我在“第四次修宪与互惠正义”也运用了这个方法，涉及对第四修宪进行政治解读。

以上三方面是规范宪法学的第一个要点，里面有三种具体的规范分析方法，我把它称为规范宪法学的“三把刀”。规范宪法学内部进行着调整，其内涵可以很丰富，可以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如宪法哲学的方法、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当然，我们中国人喜欢大一统，在方法论上也有这种体现，但是我要强调，在这“三把刀”中，最核心的方法还是第一方面的涵义，即法教义学意义上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才在法学领域最具有实践性，而这个实践性和我们时代的需要是最一致的。我们的时代呼吁宪法要实现，要成为“活法”。前面说过，时代注重宪法学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如公司的章程都是由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领导层来操作的那样，那时的宪法学也成为“官学”，宪法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法”，老百姓很难运用宪法来维护自身的宪法权利。但现在不行了，在价值多元化之后，宪法要确立政治合法性，需要保障人民的权利，调整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而且现实就是这样的，老百姓也开始运用宪法。例如，63岁的北京老人黄振禨和他的街坊正是凭借一本刚刚修订过的宪法单行本，阻止了崇文区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强制拆迁人员，暂时保住了他的房子。这里面，老百姓把宪法当作一道“护身符”；虽然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说，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运用宪法。我们浙江就是一个宪法事件十分丰富的地方，比如说“农嫁女”问题就可以视为一种宪法事件，在外国这样的问题肯定会上升为宪法诉讼；再如，前不久，《南方周末》采访我所谈的那个身穿白大褂宣传宪法事件。它发生在浙江就有必然性，因为浙江经济发达，而且这种发达不像深圳那样主要靠政策激励而起的，而是靠民间社会努力开拓出来的，就趋于形成一个非常典型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同时，这也是历代文人辈出的地方，而且其中有规范意识较强的绍兴师爷，这或多或少形成一定的传统。在这里，宪法学不单是“官学”，它也会成为民间所需要的那种学问，那时宪法学就活起来。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宪法学内部也要调整，需要发展出一中功能，一种能够回应这种需求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是一种实践性的功能，这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方面的涵义，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规范宪法学不能够绕过罗文斯坦所说的规范宪法。我们不能把既定的法秩序，看作一个已经终结的、完善的法秩序，否则，我们会陷入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的泥坑。我们应以追求规范宪法为学术研究的价值目标。当然，规范宪法从何而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它慢慢在历史中形成，但这个历史并不一定是很漫长的，它主要的一个过程，这样形成出来的宪法是一个体系，它里面各种各样的力量在博弈、在促成。其中，学术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规范宪法学本身就是一股重要力量，它通过解释的方法，起着规范内涵之形成的作用，参与规范内涵的形成，以满足时代的要求。

三、何去何从：解开悖论

最后应该说，当今宪法学的发展是存在一定机遇的，但这种机遇还不是非常大，没有大到可以令人欢呼雀跃、大饮三杯的程度。

法学研究论文篇2

【摘要题】理论纵横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综合而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人类业已迈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使包括情报学在内的学科研究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和利用，情报学的传统方法在面对新的问题时，就要进行自身的转化。如面对浩瀚的网络信息资源，传统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相应地网络信息计量学（webmetricsorcybermetrics）就应运而生，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链接分析法来描述和组织网络信息世界。

1网络信息计量学

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使传统的基于文献和信息的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面临着新的变革。关于其定义主要有：网络计量学是一门计算机科学，是一门研究互联网上数据相互引用的科学，是一门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科学，基于web和软件计量分析工具，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计量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于一体，其应用范围覆盖了所有基于网络通信技术的信息测度。网络计量学是综合采用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统计学方法、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一门科学。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的各种定量方法，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借以揭示网络信息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

2链接分析法研究现状

2.1链接分析法的内容

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中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分析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网络超文本通过链可以将结点链接起来，一般使用两种方法——索引链和结构链进行链接，它既可以表示信息之间的关系，又是构成网络的手段。在将网络相关信息资源内容链接起来形成新的信息链或信息集合的基础上，融合了参考文献链接功能，并通过引文关系来分析链接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引用程度和引用权威信息源来分析，在网络信息组织、检索、评价、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1.1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组织方面的作用

网络信息资源生产者如网页创作者使用链接分析，创建一些对访问者有用的链接，可以链接到不同主题或相同主题质量更优秀的网页。一般来说链接类型大致有：合作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凯时k66会员登录的友情链接（网站之间可能由于在资源或其它相关方面有关系，相当于影视术语中的友情客串）、推荐链接（被推荐网站由于质量好、人气旺、访问用户多或是热门网站等原因链接）、内容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在内容上存在着互补或相通关系等），可以起到网络导航的作用，大大方便用户在网上冲浪。google还通过链接分析来确定网络上的权威信息源来进行相关的排名。google认为网页制作者仅创建他们认为重要的网页的链接，链接到另外的网页就像一本书的引文，网页之间的这种引文关系“像是对网页进行评论的过程”。例如，网页的制作者们创造了几千个yahoo的链接，困此yahoo被当作一个重要程度点；如果许多重要的网页都指向yahoo，则其重要程度会更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网页制作者不可能误导网站的排序，并且扩展性极好——当网络增长时，产生更多的重要网页的链接，自然更能确定该网页是否是权威的信息源。

2.1.2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检索方面的作用

链接分析主要应用于网络信息检索方面，如搜索引擎收集信息、检索结果的排序等。网络信息检索为用户提供海量信息多媒体数据库，采用超文本技术使检索空间比传统的信息检索范围更广泛，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以超链接的方式链接相关内容，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线性存储的限制，真正实现多维检索。web信息检索系统可以利用链接信息来优化对相关文献的查询，能够极大地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在搜索引擎收集信息的过程中，j.kleinberg认为搜索引擎的robots直接访问web提取出权威页（authoritypage）。但是如何提取出权威页，这需要一个原始积累和评价过程。先给出一批起始网页，robot从这些源网页开始收集，可以按照深度优先或广度优先的算法进行。当网页提取回来后，采用链接分析技术（具体用递归算法）来计算出权威页。有了权威网页，robot在收集web信息时，就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访问web网页。搜索引擎检索结果排序方面也运用了链接分析技术，由于索引数据库容量大，若用户输入一个关键词，有可能会有成千上万条记录相匹配，搜索引擎对如此庞大的结果如何排序，如何把最相关的几十条记录显示出来？搜索引擎按记录号的顺序提取结果集中的前几十条记录，再按邻近图（neighborgraph）算法对这几十条记录排序，最先显示给用户。这种检索结果排序就是利用链接分析技术，大大减轻了搜索引擎的负担，yahoo、google等搜索引擎就采用了超链接分析技术来对检索结果排序。2.1.3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方面的作用

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在学术方面衡量学术期刊重要性的指标之一是“影响因子”（if），哪家期刊和论文被引用次数多，影响因子就高，谁就被认为是权威，论文也就是优秀论文。在互联网上if对应于统计指向某一网页的链接数目后对该网页作出的排序，网站引用分析对应的是某个站点网页被其它站点引用的情况的统计分析，也就是网页可能被其它网站搜索提问命中的结果数的多少，采用计分法和线性代数方法对中心网页和权威网页分数进行迭代求和，以确定权威网页和中心网页。这与百度搜索引擎的创始人李彦宏1996年提出的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人气质量定律”相一致。根据这一定律，用链接分析法进行统计网站被链接和访问次数，可以作为评价网站和网络信息资源质量的一个指标。再加上相应的链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结果的排序上了，对搜索结果进行的按相关性排序，不完全依赖于词频统计，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超链分析。在internet上链接关系反映的是网页在全世界范围内、同一学科类属的影响力，评价范围是很广的、甚至全球性的。目前主要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在网络上检索网站和网页的链接情况，并按相关性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大大方便了用户在浩

翰的信息海洋中迅速准确地获得有用的信息，易于操作、实用且可以节省用户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同行评议等定性方法的缺陷。

2.2链接分析法对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向前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随之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它善于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研究中应用研究、实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重逐渐增大，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表现在：一是情报研究的领域、对象、内容等的扩大和深化；二是现代科学学科与方法的创立和发展。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情报学科要想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学科研究模式的更新、学科结构的变革和学科体系的拓展，就必须研究和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法，及时反映最新的学科学术动态和最新的理论学说，移植、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信息技术方法等来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创造和大胆创新，不仅引起自身学科结构的变革和深化学科前沿的研究，而且不断发展新的分支学科，促使学科研究充满时代气息。

链接分析法大大拓展了信息计量学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充实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内容，是情报学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了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它是情报学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历程碑，标志着情报学理论方法的一个新的飞跃。

2.3链接分析法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文献计量学中，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只要统计参考文献数据就可完成引文分析的任务，但是在互联网上，链接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是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覆盖范围广、动态性强，具的信息量巨大、不确定性、缺乏合理组织、难以预测等特点，且信息过载（informationoverload）和信息污染（informationpollution）现象严重；引用与被引用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链接分析法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internet是在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个网站的被链接数量还与它的商业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评价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因此，在使用链接分析法时要充分考虑以上问题，尽大可能保证其结果的可靠性。

3结束语

由于链接分析法借鉴了引文分析法的方法和思路，是情报学研究方法在网络环境下新应用，目前链接分析法主要实验工具是搜索引擎，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检索、计算机网络、知识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的发展，必将为链接分析法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情报学也必将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方法来深化、完善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体系结构，从而改变情报学学科的面貌。

【参考文献】

1徐久龄等.网络计量学的研究.情报学进展1998-1999年度评论，第三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78-105

2夏旭等.网络计量学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图书馆论坛，2001，（12）：44-47

3邹志仁.论情报研究方法体系.江苏图书馆学报，1990，（2）：18-23

4杨涛.链接分析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图书情报知识，2002，（3）：62-63

5刘雁书，方平.web网站站外链接类型与特征调查-链接分析法可行性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5）：65-68

6邹菲.试论网络信息计量学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图书情报知识，2001，（1）：16-17，20

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1）

8邹曼莉.国外网络信息检索的最新进展.图书馆杂志，2002，（2）：67-70

法学研究论文篇3

50多年前，当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签署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欧洲一体化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以欧洲各大共同体为第一支柱、以共同的外交与防卫政策为第二支柱、以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为第三支柱，以欧洲联盟为穹顶，一座宏伟的欧洲统一大厦的雏形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人们的期待，欧洲联盟的出现及其发展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这种进程仍在继续。目前，在许多领域，人们不能无视欧洲各大共同体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条约存续期限已于2002年届满）、《欧洲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以及后来的《欧洲联盟条约》及其各个修订版本的基础上，为了在这些条约所涉及的领域建立一个内部统一大市场，各个成员国把原来属于内国的一部分让渡给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以及（2002年之前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各大共同体的各个机构。目前，在这些机构中，原则上讲，（部长）理事会拥有立法权，欧洲委员会享有行政执行权，欧洲法院负责司法权（包括对各大条约司法解释），欧洲议会享有立法参与与监督权，一个分权与制衡的体制已经逐步形成。成立各大共同体的条约以及欧洲联盟条约及其各个修订后的版本构成了欧洲法的基础，因而被称为是基础性的共同体法（primaeresgemeinschaftsrecht）。各个机构根据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所颁布的条例、指令、决定等属于派生性的共同体法（sekundaeresgemeinschaftsrecht）。这两部分法律规范是目前欧洲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实施欧洲法的过程中，欧洲法院的判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先行裁决程序以及其他程序做出判例，就具体案件中适用共同体法的问题做出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所体现出来权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法官造法”这一功能。

二、欧洲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欧洲法的主线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欧洲法产生、发展的主线。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egks）正式成立。从此，各成员国把煤炭钢铁的生产经营管理共同交给一个具有“超国家的”共同体及其“高级管理局”（欧洲委员会在煤钢共同体的名称）来管理，欧洲一体化迈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质性第一步。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ewg）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生效》，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g）成立。当时，三个共同体当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三个共同体中最重要、权限最大的共同体，凡不属于煤炭、钢铁以及原子能范畴的经济事务（比如农业、贸易、货币等）大都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管辖。从此，欧洲各大共同体成为各个成员国经济上紧密联盟的象征，欧洲一体化也向着全面、实质性方向前进。1993年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欧洲联盟条约》生效。根据该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ewg）更名为欧洲共同体（eg）。条约提出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并对实现货币联盟规定了三个阶段。各大共同体的各个机构被冠名为欧洲联盟的机构。作为第一支柱的欧洲各大共同体与“共同的外交与防卫政策合作领域”以及“有关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领域”等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欧洲联盟这座大厦的穹顶。自2002年开始，煤钢共同体条约下的产业领域全部被转移到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框架下，欧洲共同体条约调整的产业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期间，以启用欧元（euro）为标志的、在经济与货币联盟方面实现的一体化简直是革命性的。

与已经签署的各大条约相比，拟议中的欧洲宪法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欧洲各共同体/欧盟成员国已经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制宪会议，欧洲宪法条约的草案文本也已经初步形成。尽管人们对欧洲宪法的制定存在很大的疑问和争议，但是，欧洲制宪会议与宪法草案的提出，已经表明了欧洲各国把一体化进程继续推向深入的巨大勇气。

在本书中，沿着这条主线，我们也不难看出：欧洲一体化每向前发展一步，都由相关的条约（或条约议定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下来。因此，研究欧洲法，首先就应当从这些条约所体现的一体化程度入手，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把握欧洲法最新进展。

2、欧洲法的性质与调整对象

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存在的。从形式上看，这些条约带有典型的国际公法特征：条约的谈判、制定、签署、批准生效等过程几乎与其他的国际条约并无多大区别。从内容上看，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所规定的各大共同体在煤炭、钢铁、原子能以及上述领域之外的涉及经济事务方面的排他性管辖权则表明它们更接近国内法律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而欧洲各大共同体（及其各个机构）简直更像一个超级国家：它们有着自己完全独立于各个成员国之外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它们在这些领域说一不二、各个成员国按照条约几乎只有服从的份儿！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基础的共同体法的在上述领域的效力高于各个成员国宪法，它们在共同体法律体系中起着类似于宪法的作用；派生的共同体法中条例还直接为个体（成员国国民以及企业）设定了权利义务并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因此，人们很难予以简单界定：欧洲法到底属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的范畴、到底属于宪法还是部门法的范畴、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范畴。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人们似乎不能用这些传统的国家与法理论的分类去界定它；似乎所有的界定也是徒劳无益的。在这里，抽象演绎的方法论遇到了难题。

或许，人们可以从就事论事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欧洲法看成一个特殊的法的类别。它正处在不断地发展演化过程之中。演化的方向大致可以表述为：国际公法-共同体的法-联盟的法-国家的法（包括公法与私法）。其中，国际公法与国家的法都是目前法律的传统类型。共同体的法与联盟的法是过渡阶段的法律类型。这是因为，欧洲法的性质首先是与欧洲各大共同体以及欧洲联盟的法律性质密切相关的。由于让渡而产生的各大共同体及其各个机构管辖权限所具备的“超国家”性特征，正是用传统的法的类型来界定欧洲法性质的最大难度所在。虽然，欧洲各大共同体的国际法律人格已经为许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比如欧洲共同体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所承认；但是，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为止，尚无定论。本书中提到了把目前的欧洲联盟认定为一个“国家集团”（staatsverbund）的看法，这一国家集团的发展前途应当是某种具有联邦制（邦联制）特征的超国家联合甚至是“欧洲联邦共和国”。就目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看，离这一步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作为一个实体，目前的欧洲联盟还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以及相应的行为能力。

因此-还是要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角度、发展地来看这个问题-目前的欧洲法，尽管把欧洲联盟框架下一些尚属于传统意义上国际条约内容的外交与防卫政策以及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也囊括了进去，但是，欧洲法实质上还是停留在“共同体的法”的阶段（其实质的、主要的内容仍然是欧洲各大共同体那些管辖权）。只有欧洲联盟在某一天发展到了具有真正的国际法律人格与行为能力的时候，欧洲法才真正发展成为完整意义上“欧洲联盟的法”-欧洲法。目前，人们正在讨论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的有关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欧洲宪法中，人们将对欧洲联盟的法律性质做出界定。

目前，欧洲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调整各大共同体与成员国国家之间在内部统一大市场范围内的法律关系。在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它具体调整着共同体机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成员国国家之间、共同体与第三国（或者国际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此外，它还调整着第二与第三支柱框架下的、各个成员国之间在外交与防卫领域以及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方面的合作型法律关系。

3、欧洲法的法律渊源、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上文已经提到欧洲法的两大基本渊源：基础的共同体法（各大条约）以及派生的共同体法（理事会颁布的条例、指令；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等）。此外，欧洲法院判例也独立构成了一个渊源，这一渊源使得欧洲法带有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特征。

欧洲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处理各大共同体与各个成员国之间关系的那些基本准则：忠于与信守条约的义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条）；经济政策的合作（欧洲共同体条约第4条）；歧视之禁止（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2条）；辅原则（欧洲共同体条约第5条）等。此外，国际公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适当性/比例性原则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欧洲法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立法、行政到司法制度、从实体法到程序法、涉及的实体范围从基本权利保护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讲，本书中所论述的欧洲法的基本制度与政策领域主要有：组织制度（介绍欧洲各大共同体的机构组成以及职责）、司法制度（介绍理事会、委员会特别是欧洲法院的相关程序）、财政制度（欧洲各大共同体的财政宪法）、欧盟公民制度、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市场上的四大自由）、法律的协调统一制度、农业法、竞争法、商业贸易法、经济与货币政策（联盟）、环境法、社会保障法、外交政策等部门法与政策领域。此外还有欧洲联盟第二以及第三支柱下的那些政府间合作制度。

4、与欧洲法有关的概念的区分

在语言上，做过翻译的人士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许多有关欧洲组织的英文或者德文的名词很难用准确的中文予以表达出来。这是因为，欧洲的组织与机构经常使用非常近似的名称，这些名称上的近似常常会造成概念上混淆。在欧洲一体化的进行中，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组织机构的出现，往往让人们在法律归类上无所适从。再加上媒体甚至官方不精确地对这些术语的翻译使用，更加剧了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把一些与“欧洲”有关的机构名称予以区分。

欧洲联盟（eu）与欧洲共同体（eg）。eu是europaeischeunion的缩写，官方的中文译名是“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g是europaeischegemeinschaft的缩写，准确的译名应该是“欧洲共同体”，有时候被简称为欧共体。过去，eg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起构成欧洲三大共同体。2002年后，由于煤钢共同体条约期限届满，原来的各大共同体只剩下了两大共同体。欧洲各大共同体与“共同的外交与防卫政策合作领域”以及“刑事案件的警察事务与司法合作领域”等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欧洲联盟这座大厦的穹顶。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此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联盟并没有把欧洲各大共同体“吞并”，而仅仅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框架而已。目前，在欧洲联盟的框架下，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也是各大共同体。这种高度的一体化程度体现在：各个成员国通过各个共同体条约把自己国家的部分（比如货币）让渡于共同体机构，而这些超国家性的机构做出的决定、的指令、制定的条例，各个成员国必须遵守。其它的两个领域的一体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有的合作还停留在政府间合作论坛的形式（比如外交与防卫领域）。不少人认为，欧盟取代了原来的欧洲各大共同体的地位，这是一种曲解。

欧洲共同体与欧洲各大共同体。europaeischegemeinschaft（欧洲共同体eg）的前身是europaeischewirtschaftsgemeischaft（欧洲经济共同体，ewg），它与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aeischegemeinschaftfuerkohleundstahl，简称egks或者montanunion）以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aeischeatomgemeinschaft，eag）共同组成欧洲各大共同体。当年，各大共同体机构合并条约（fusionsvertrag）生效之后，欧洲各大共同体对外开始通过共同的各大机构行使权力，很多人会认为他们已经合并为“欧共体”，事实上，并非如此。机构合并条约生效之后，各大共同体虽然有着共同的机构（理事会、委员会、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审计院），但并没有合并，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三块牌子、一套班子”。2002年，由于煤钢共同体条约的存续期间届满，煤钢共同体框架下的领域才被并入到欧洲共同体的框架下。需要说明的是，三大/各大欧洲共同体的德文是europaeischegemeinschaften，英文是europeancommunities，而欧洲共同体的德文是europaeischegemeinschaft，英文是europeancommunity.二者需要做出区分，否则就要闹笑话。简单而言，就是西方语系的单数复数问题，造成了今天许多人在中文里把“欧洲共同体”（eg）一词错误使用，因为中文对名词很多情况下是不区分单数复数的。“欧洲各大共同体”是“欧洲联盟”的核心部分（第一支柱）。以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直接更名为当今的“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一条）。这个新的称呼只适用于“欧洲各大共同体”中的一个，在当初一开始采用“欧洲共同体”（eg）这个名称，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误解。在中国目前使用的中文译名中，许多人把“欧洲共同体”等同于各大共同体，把各大共同体统称为“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或者公开宣称各大共同体已经全部合并到欧洲共同体，这都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第八条，“欧洲共同体”（eg）只不过是原来“欧洲经济共同体”（ewg）一个新名称而已。2002年之后，“欧洲共同体”（eg）虽然兼并了煤钢共同体条约调整的产业领域，但是原子能共同体仍然独立于欧洲共同体之外。

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以及欧盟首脑理事会。欧洲理事会（europarat）目前还不是欧洲联盟框架下的机构。它是独立于欧洲联盟框架下所有诸条约之外的一个国际组织。ratdereuropaeischengemeinschaften是各大共同体理事会。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各大共同体”理事会被称为“欧盟理事会”（ratdereuropaeischenunion）-尽管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欧洲各大共同体”的机构。由于“欧洲各大共同体”的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原则上是由来自各成员国的专业部长组成的会议，所以这个机构经常被普遍的称为“部长理事会”或者“理事会”（ministerrat，rat）。europaeischerat（“欧盟（首脑）理事会”）是欧洲联盟的最高表决机构。它是由各成员国的国家首脑与政府首脑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欧洲联盟条约第4条）。在这里，“欧盟（首脑）理事会”的概念也应当与作为国际组织的“欧洲理事会”区分开来。

欧盟理事会（rat）、欧盟委员会（kommission）、欧洲法院（eugh）、欧洲议会（parlament）、欧洲审计院（rechnungshof）。这些机构虽然被冠以“欧洲”、“欧盟”的头衔，实质上，目前它们还都只是欧洲各大共同体的共同机构。根据各个共同体条约，这些机构被赋予比各个成员国还要高的“超国家性”的权力，以保障共同体统一大市场内部在人员迁徙、资本、服务贸易等等各种自由（freiheiten）的顺利实现。

三、欧洲法学学科体系与理论架构

1.独立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欧洲法学

目前，在欧洲，欧洲法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由于欧洲法兼具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征（更多的则是大陆法系），欧洲法为传统的法学学科划分所带来的冲击也是非常巨大的。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具备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性）、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学科发展的规律性）。欧洲法特殊的调整对象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特殊规律性决定了欧洲法学不可能为其它的法学学科所替代。在这里，欧洲法学是指研究欧洲法各项法律制度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

欧洲法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性。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法学，与其研究对象欧洲法本身有所不同。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法的类型的欧洲法则由于其发展演化的迅速而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比如，单纯从条约法的意义上讲，第一部条约-煤钢共同体条约-颁布生效之后，那个时候的欧洲法其实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也就是说仅仅是煤钢共同体法；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以及欧洲共同体条约颁布生效之后，欧洲法则扩展到三大条约法（共同体法）；欧洲联盟将来如果有一天具有了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的时候，那时的欧洲法就成了“欧洲联盟法”；或者，甚至若干若干年之后，欧洲联盟演变成了“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时候，那时的欧洲法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的法。也就是说，欧洲法的实际类型是一直处于演化过程之中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法学，其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始至终，它的研究对象一直是欧洲法及其各项制度的发展演变规律。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从事欧洲法研究的许多学者（包括本书的作者在内）都把这一学科命名为“欧洲法学”，而不是“煤钢共同体法学”、“欧洲共同体法学”或者“欧洲联盟法学”等等。不恰当的具体化，会损害一门学科的相对稳定性，并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带来人为的局限。

欧洲法的跨学科性。欧洲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各成员国之间法律制度的协调统一。由于许多成员国分属不同的法系，法律传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法律的协调统一上面，人们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在某种程度上讲，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以法律方面的一体化为前提的。各种一体化之后的法律领域都被纳入到欧洲法的范畴之内。因此，欧洲法不但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公法规范，而且还涉及数量众多的私法规范（公司法、贸易法/买卖法、知识产权法、竞争法等等）、行政法规范（关于统一货币、农业、环境、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政策带有非常明显的行政法特征）、刑法规范（刑事案件领域的警察事务与司法合作）、程序法规范（突出表现为理事会的立法程序、委员会的行政程序以及欧洲法院的司法程序）、冲突法规范（成员国与共同体法之间在适用法律问题上所发生的法律冲突）。可以预见，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法律领域将被卷入法律一体化的潮流，并为欧洲法以及欧洲法学不断增添新的研究领域。而且，随着欧洲法体系的不断壮大，在欧洲法这一大学科之下，还将做出细分。比如，欧洲私法学与欧洲经济法学这两大分支学科已经基本成型。

欧洲法的过渡性。如果说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的话，那么，从这一发展趋势来讲，目前的欧洲法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这一过渡性特征从各国准备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的积极行动中便可以看得出来。从目前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来看，欧洲的人们朝着统一的梦想已经跨出了一大步。

2、欧洲法学的体系架构

众所周知，欧洲法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部门法，它不但涉及私法、也涉及公法的内容，不但涉及实体法的内容，也涉及程序法。欧洲法的跨度所体现的综合性也为欧洲法学学科的体系架构增加了难度。

在欧洲法学的体系架构问题上，欧洲各国的学者们也并不是很一致。少数人主张把该学科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各大共同体条约以及欧洲联盟条约（最狭义的欧洲法），在编写教材的时候，选用这种选材模式的人也并不多。本书作者选材的范围较广（广义的欧洲法），本书不但囊括了狭义欧洲法的全部内容，而且还把欧洲法产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与将来发展存有密切联系的欧洲人权公约、国际公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包括进来。当然，在论述欧洲法的过程中不可能离开成员国的具体环境，因此，本书还引证了德国联邦与德国各级法院大量的判例以及德国与其他成员国在制定、实施欧洲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理方法、处理结果。当然，作为中国的法律研究者，我们在研究、探讨欧洲法的时候，也可以从国际法或者比较法的角度把欧洲法对中国的影响或者欧盟及其各大共同体与中国的关系作为附加内容添加进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对欧洲法发展的一种贡献。

欧洲法学在体系架构上必不可少的部分主要有：欧洲法在特定时期的概念性界定、欧洲法发展的历史沿革、欧洲法的基本制度、组织法、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法律体系、其他领域一体化的程度以及具体的法律制度、潜在的一体化领域等等。也就是说，欧洲法学的体系架构原则应当着眼于欧洲法的发展、紧紧围绕欧洲一体化，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更正确地把握欧洲法学研究的最前沿，更深刻理解欧洲法的各项法律制度与原则。

四、本书的特色

在德国以及欧洲各国，欧洲法也已经是大学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本书作者马迪亚斯。赫蒂根（matthiasherdegen）是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教授，国际法与欧洲法方面的专家。

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言：本教科书在德国“首先是面向大学生读者的”。在德国各大学，本教科书都是专修欧洲法的大学生们首选的参考教材之一。本书初版并不算早，但很受欢迎-关于这一点，人们从本书每年都有新版、供不应求的形势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它系统介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欧洲各大共同体以及欧洲联盟的发展背景、沿革与前景；详细介绍了各大共同体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共同体机构的组织与功能，共同体内部统一市场法律的体系架构，共同体法律规范对各个成员国内国法特别是对德国法的影响等；本书还以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包括共同市场上自由的人员流动、自由的商品贸易、自由的服务贸易以及自由的资本流动等四大自由为核心的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法律制度与法院判例、经济与货币联盟等重要内容。

通过栩栩如生的各种判例介绍与各种图表的形象化描述，也体现了本书深入浅出的特色。

通过本书，有助于对欧洲感兴趣的读者全方位了解欧洲联盟以及各大共同体的基础知识，有助于中国的法学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全方位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法的现状、体系架构以及发展前景，有助于专业研究欧洲法的人士了解欧盟与欧洲法的前沿问题与最新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欧洲法发展更新的速度很快，涉及的学科范围相当广泛，再加上各共同体机构每年都颁布大量的法律性文件，特别是欧洲法院每年也有大量的判例，而要把这些最新的发展全面准确地翻译成中文的法律语言，对译者来说也是一向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也使译者倍感压力。

五、欧洲法研究对中国的意义

从法律的基础价值上讲，欧洲一体化所体现的欧洲各国的价值观与美国所理解的价值观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属于所谓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范畴。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特别体现在对民主与人权的理解上.虽然，东西方法律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可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欧洲法所代表的欧洲价值与理念。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作为成熟的西方法的一个重要领域，欧洲法在许多已经取得卓有成效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从国际关系上讲，发展欧洲各大共同体/欧盟与中国关系不仅对双方的政府与人民、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欧洲联盟目前拥有15个成员国（2004年将增加到25国），人口约3.7亿，面积约334万平方公里，国民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总额与美日排在全球最前列。作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处于不断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其发展潜力十分巨大。长期以来，欧盟及其各个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对中国来说，欧洲一体化以及与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法律一体化为欧洲各国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提升等经验，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从欧洲法研究资料的角度来说，要选择一本合适的欧洲法学教科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众所周知，很大程度上，欧洲法受到以德国法、法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重大影响。在欧洲，德国不仅以其经济上的成就、人口上的优势、法律制度上的完备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施加着重大的影响，它更以欧洲联盟/各大共同体的核心国家自居。本书原文是德文版。因此，译者以为，德国著名法学教授所撰写的这本欧洲法学教科书更值得向中国的读者们推荐。

很长时间以来，作为法学研究者，我们甚至很难找到一本系统全面地用中文介绍欧洲法学的书籍。今天，作为身在德国的中国法学留学生，我非常荣幸能够把这本欧洲法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并为大家介绍欧盟以及欧洲法的有关知识。当然，由于译者本身水平所限，出现错误、不妥或者遣词用语晦涩难懂之处在所难免，期盼各位前辈、同行、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注：

1.经作者本人允许，本文略有删节。原文发表于（德）赫蒂根著《欧洲法》（第5版）（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法学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案例教学法作用

一、案例教学法的定义

案例教学法也叫实例教学法或个案教学法，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锻炼的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并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教学方法与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案例教学法已在多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应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通过案例把经济法课程中抽象的原理具体化，把其置于一定的实际情景之中，使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表现，在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的同时，也会使学生恰当地掌握这些原理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和意义;案例教学法能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实践情景，把真实、典型问题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和分析，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面对困难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极有益处。

二、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1.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在案例讨论中,知识、思想、经验在师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案例教学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而是教师指导学生调动已有知识,进行交流总结、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合作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案例这一中介,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而学生的参与意识强,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互动。这种方法不仅向学生阐明了基本理论,而且提高了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为主体，采用“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一味地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与存储，没能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思维被限制在教材上；而案例教学法，是“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融入到学生群体中，强调师生、学生之间的讨论对话，变被动学习为互动学习，在每个教学环节上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和集体研讨案例，使学生身临其境，置身于“当事人”地位，积极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可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2.案例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首先，案例教学是教师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将各种具体问题编写成案例带进教室，通过情景描述设置问题，再通过师生、学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交流，平等对话和研讨，对案例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学生所学的知识，而且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其次,案例教学通过课堂讨论与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再次，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还学会了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3.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首先，案例教学能推动教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实践能力。因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教师通过各种手段采集案例材料，对案例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成为适合教学需要的具有真实性、实用性、可读性的教学案例；通过这些行为，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其次，教师要上好每一节课，必须精心准备，熟练掌握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应用自如，才能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对学生发表的见解进行及时正确地点评、归纳、总结。因此，案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而且还能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4.启发性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本身不是纯理论性的内容，也不是简单的事例，而是包含一定内容的问题。案例中的典型事例，都是为了说明具体问题而设立的。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挖掘、去体验，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开动脑筋，寻求真谛，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从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解决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诱人深思，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维空间，教学效果非常显著。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运用已掌握的知识结合生活实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增强运用知识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案例不是独立的教学形式，只是讲授教学的辅助手段。案例教学法可以且必须与传统的系统讲授法相结合，案例教学法不能替代系统的理论学习和讲授。案例教学的优势是明显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反过来讲，传统教学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传统教学连贯性强，这对于某些教学内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在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的讲解中,传统教学仍是必不可少的。培养学生素质，提高学生能力,增长学生知识的教学手段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合理的运用方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闫燕:浅谈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2

[2]吴思嫣: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法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5.10

[3]陈拥军:小议案例教学法.

[4]吴敏等:案例教学法在财经类高职教育中的应用研究.,2001,04

法学研究论文篇5

【论文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设计是关键,因为教学方法的设计,既要考虑用什么方法讲课,又要针对课程特点和教会学生用什么方法进行学习。教学方法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文章作者就如何进行教学方法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即教师、学生和教材(教学内容),这三个因素的集合并相互作用,就形成教学过程。从教师与教材的关系看,教师必须钻研教材;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教师必须了解学生;而教师从学生与教材的关系上看,教师必须考虑教法,即研究如何使教材内容易为学生所掌握,如何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设计是关键,因为教学方法的设计,既要考虑用什么方法讲课,又要针对课程特点和教会学生用什么方法进行学习。教学方法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可见,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手段,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措施。一个教师的教学方法如何,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所以,注重教学方法的探索与设计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教学方法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处理好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关系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教学是传授知识的最有效的形式。学生在校期间,要用主要精力和时间,在教师指导下去接受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即通过接受间接经验去获得反映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教学也因此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不需要大量感性材料的堆砌,而是要求感性材料的典型性。所谓典型性,就是指所举的材料能充分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教师所用的事例,引证的材料,做的实验、演示等等,都能够典型地说明所要讲的那个原理。一个好教师,一节好课,不在于课堂上引证了多少材料,而在于这些材料能否充分说明所要讲的规律性知识。课堂中说东道西,“旁征博引”,罗列了许多材料,学生尽管听得很感兴趣,但所得规律性的知识并不多,这样的课,其实并不是好课。衡量好课的标准不在于具体事实和现象列举了多少,而在于是否将可能的最大量的科学原理教给学生。所以,一个好教师的备课,要在设计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掌握知识的途径)方面下功夫。也即,教师备课应在教法上下功夫。教法就是学法,就是设计学生掌握知识的认识程序。因而,教师要让学生结合教学去取得一定的直接经验,要注意有效地利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来组织教学,以弥补学生直接经验的不足,从而克服接受间接经验中所带来的一些局限性。

2正确处理传授知识与培养思维能力的关系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结合,朱熹讲究的“熟读、精思”,要求“读”与“思”结合。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观察力、思考力和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独立精神。可见,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很重视掌握知识同发展思维能力的关系。

知识与思维是两个既相关联而又不同的概念。传授知识与培养思维能力都是教学的重要任务,两个教学任务既统一在同一的教学活动中,又统一在同一个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系统科学文化知识,又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知识的掌握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思维活动要以知识为基础,比如人的思考主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来进行,而“概念”本身就是知识。丰富的想象也离不开平时知识的积累。因此,思维能力的发展对知识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离开了知识的传授,单纯的思维训练是不可能进行的。当然,思维能力的发展又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思维能力的高低密切地影响着知识掌握的速度和质量。在教学过程中,一定的知识是发展思维能力的基础,而思维能力的发展又能更好地促进知识的掌握。

在教学中,怎样才能既系统地传授科学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首先,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一定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而且要使学生知道“为什么”,学会怎样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启发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发学生积极思考,在教学中力求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状态。

再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应是规律性的知识,学生只有掌握了规律性的知识,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能由已知推向未知,才具有了真正的思维能力。最后,教师要随时把新知识有机地加入到学生原有的知识系统中去,力求使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以利于今后知识的“迁移”和运用。

3教学方法要注重整体设计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学方法的研究,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集合。课堂教学是一个多元复合的整体。自觉进行教学方法的整体设计,才有可能整体优化,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的整体设计中,要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新颖。新,就不能翻来复去,总是陈词旧例重复使用。久闻芝兰不觉香,要推陈出新,常讲常新。比如在讲“矛盾的特殊性”时,就不必老调重弹,而可另辟溪径,以湖泊为例。首先讲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湖泊,有盐湖,甜湖(湖水含碱和氧化钠,碱微甜),火湖(湖中有荧光素和荧光酵素的生物),死湖(湖中没有任何生物)……等,使学生懂得仅湖泊就有这麽多不同的特点。然后从这样具体而有趣的事例入手,引导学生理解“所谓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接着再以湖泊的特点,进一步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几种表现,如甜湖,其矛盾的侧面是含有碱和氯化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碱与氯化钠的含量也不同。当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湖水就咸;当碱的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湖水就微甜,而且在湖里洗衣服不用洗涤剂也能除去油污。这样就把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寓于湖泊的种种特点之中,使学生听得明白而有趣,且印象深刻。同时,还向学生展示了知识的广阔无边,科学的深邃奥妙,增强了教学的吸引力。二是准确。语言作为思维的表达形式,准确是极其重要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总是沿着教师的语言开拓思路。如果教师用语词不达意,含混不清,就会使学生茫然不知所从。所以,讲课一定要做到概念正确,事例准确,数据精确。知识的问题是个科学的问题,任何模棱两可、含糊其辞都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这就要求教师注意语言的科学性和条理性,做到导言、结语、议论、讲述要言不烦,板书简明扼要,醒目易记。教学中,尤其要注意确切地使用概念,凡是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每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力求表达明确,比如,《法律》课中的“上诉”和“申诉”二概念就不能混用。申诉和上诉都是受法律所保护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上诉是指当事人对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依照法定期限程序提请上一级法院重新审理,而申诉是指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不服时,依法向法院或检查院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二者反映了当事人的不同诉讼权利,上诉权利是行使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而申诉权利的行使是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在《法律》课教学中,这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淆。实践证明,教师的语言只有做到准确,才能确切地表达授课内容。讲课时,要力求用最准确、经济、鲜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说得多,不一定就能讲明白;说得准,讲在点子上,学生则易于接受。

三是诱导。诱导包括设置悬念,有意预留知识的“空白”,激励学生参与,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古今中外有学之士,一直把疑问喻为智慧的萌动,求知的开端,创造发明的起点。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有疑,有问,才有思,才有究。史丰收在小学上算术课时,曾向老师提出过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加法和乘法要从低位数算起呢？有没有比这算得更快的办法呢？……正是这些疑问,引导他创造了快速计算法。疑问是可贵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作练习、做实验,是提高课堂艺术的关键所在。学生头脑中有了“为什么”,就有了接受和消化知识的内在动力,教师的授课和其他教学手段才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中国教育史上,比较全面地把教学与设疑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代的张横渠。他认为:一切知识都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把一切学问都看得容易,而自觉无一可疑的人,一定是未曾学习的人;因为未曾学习,虽有疑难也不知道。张横渠的见解说明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进步”与“疑难”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但作为教师,却可从中得到启示:精心设疑是诱导学生“再发现”的一个突破口。韩愈在《师说》中谈到了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惑即是疑问,为学生解答疑问,是教师的任务之一,但作为现代教师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为学生“解惑”,还应该引导学生自己去“解惑”,并且在“解惑”的过程中能“另辟新径”。学生的“学”,往往取决于教师的“教”只有在教学中精心诱导,才能激发学生思维的波澜,点燃智慧的火把。为此,在教学中,就必须不满足于对问题的一般理解,教学生“于不疑处有疑”,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大胆地去探求知识,并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提出问题,从而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培养,智力得到发展。可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教给学法是关键,会学比学会更重要,点金术比黄金更金贵。

总之,任何教师,只有在了解学生,钻研教材,并拥有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容地走上讲台,娴熟地驾驭课堂,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从而在学生的心中建立起知识的“大厦”。

参考文献

[1](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

[2]杨卫东.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j].科学教育家.2007.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