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范文10篇-ag尊龙app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1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公务员之家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2

1（略）

从当前茶园生产实际来看,调查法是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试验法可用于茶园中新品种、新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新的科研成果等单项技术推广的试点或进行技术性试验(如测土配方施肥)的检验。调查法较适用于对茶园生产的综合配套技术及优化组合(如茶园生产规模、投入产出等)、已经大面积推广技术的持续效应等的研究。可以在多点调查基础上,选择某些重点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项目或技术,加以重点的局部的专项试验研究;或者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试验和分析,从而筛选出先进适用的技术加以推广。以上两种常用方法,是侧重定量资料的收集。对茶园技术经济研究而言,定性资料的收集也是很必要的。我国的茶树栽培、生产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结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地收集各种史料(如各类志书、文献、报刊、杂志等)中有关茶园生产的记载,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思考和分析某些技术措施或经济现象得以不断发展或逐渐消失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等,从而对当今技术推广、应用以及研究今后技术的发展方向、途径等提供历史依据,并可对宏观技术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如60年代提出的茶园“北引西迁”的决策,在茶树生态不适宜区(北部和西部)大面积发展茶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如果当时能认真分析我国茶区布局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历史,就有充分论据证明这一决策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通常对史料的分析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2],虽然其研究结果只能是粗线条的定性结论,但其对整体的、总的势态和方向的把握是相当可靠的。恰当的分析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和失败教训,对于指导现代茶园生产,尤其是区域性的宏观的技术经济政策的制订、实施是很有意义的。

2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茶园生产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不仅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发展,更是为解决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分析评价和研究,并为生产决策提供科学的论据和论证,科学的评价方法是精确分析和计量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一般多采用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中各种评价方法[3]。与农业生产类似,茶园生产中影响技术经济效益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复杂多样,有些是难以数量化的,因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两大主要评价方法。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反映技术经济问题中技术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效应的规定性及各因素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常用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定量分析特别是数量界限及适合度研究在技术经济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行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因此,只有加强定量分析才能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定量分析按所用计量方法不同分为一般数量分析法和现代数量分析法。一般数量分析法包括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综合评分法等。现代数量分析法包括边际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生产函数模型、线性规则法、灰色系统、系统动力学等。如笔者曾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茶园投入与产出研究。由于定量分析是运用数学来对茶园生产中一些技术经济现象的分析,并不是纯数学理论的研究。因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数据、数学方法的不完善等,使得定量分析结果有时与实际不符,难以用茶树生物学、茶树栽培学的理论来解释;即使结论正确,在实际运用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较难迅速实现,必须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所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是进行茶园技术经济评价、分析的原则。

3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是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的手段和工具,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茶园生产中技术的应用总是与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直接相关的。要作出正确评价,必须设置一系列指标,从各个不同方面、不同范围、不同层次来计算和分析技术经济效益的大小,从而构成评价指标体系[3]。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可概括为:¹将茶园生产中各种生产资源、产品及技术因素以数量或比值表示,不但可以衡量经济效益的大小,而且揭示出取得这一经济效益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便于找到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技术对策,并为选择最佳方案提供依据;º运用指标对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加以比较系统、全面而又简明的分析评价,增强科学性,防止随意性,避免盲目性、片面性;»根据评价对象、目的和要求及地区条件选择恰当的指标;¼为制订茶园生产发展规划、技术政策、技术方案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通常一个较完善的指标体系按其所反映的内容和实质,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衡量指标:这类指标直接计算、衡量技术措施经济效益的大小,在指标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反映茶园生产中技术因素变化引起的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常用的如土地盈利率、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品成本、净收入与利润等。第二类,分析指标:分析指标主要用来从不同侧面分析影响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各种因素的投入状况及影响作用。又分为经济分析指标、技术效果分析指标和生态效果分析指标三类。经济分析指标是反映茶园生产经营状况、影响经济效益各种经济因素的数值指标。包括茶园生产成果指标,如鲜叶产量、产值、利润等;劳动消耗指标,如栽培用工、肥料施用量、生产成本等;还有反映投入产出和资源等的构成比例指标,如产品及产值结构、成本结构、利润结构、投资结构、劳力结构等。技术效果分析指标是反映茶园生产中技术措施应用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先进性的数值指标。如茶树良种的抗逆性、茶树生育特性(发芽迟早、芽头壮瘦等)、肥料利用率、鲜叶产量增长率等。生态效果分析指标是反映技术措施、方案或政策对茶园生态环境产生的效应。茶园生态效益的好坏或早或迟都会反映在经济效益上,对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深远影响。常用的有:茶园土壤肥力和水土流失指标、灾害发生率、生态平衡状况等。第三类,目的指标:这类指标能综合反映满足社会和人们需要的程度。它既反映经济效益的增长结果,又反映经济效益增长同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增长的关系,是综合评价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并进行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茶园生产,是茶叶生产的开始部分,鲜叶并不是最终消费商品。人们从事茶园生产目的是为获取最大的利润。现阶段,我国茶园已基本承包到户,茶农是否愿意投资茶园,将受比较利益的驱使。在投入水平相当情况下,如果茶农的人均年纯收入低于从事其它作物生产的农民的纯收入水平,则其势必会把部分人力和资金投入到利润较高的作物生产中,以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出现茶园失管或少投入现象。提高茶农人均年纯收入水平应是当前茶园生产的主要经济目标,也是把技术真正转变为茶园生产力的推动力[4]。从总体来说,我国大部分茶园仍以粗放经营为主,而且这种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还难以迅速改变。只有逐步提高茶农人均收入水平,增加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增大茶园投入,从而加快向集约经营的转化进程。构成茶园生产力的三个基本的投入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由于它们在生产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经济意义,一般分为土地利用指标组、资本利用指标组和劳动利用指标组。土地是茶园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一般都以土地占用的形式考察它的利用效果。资本利用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消耗,它是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价值表现,可用生产成本来表示;另一类是资本占用,包括固定资本占用和流动资本占用。由于当前茶园生产基本上是土地、劳动密集型,茶园中固定资本占用额的变动一般不大,即使发生变动也是同流动资本的变动成一定正比例,而流动资本又随投入的生产成本变动成正比例变化,也就是在一年中投入的生产成本越多,流动资本占用额就越大。因而可以只根据资本消耗(生产成本)状况来衡量茶园资本利用。劳动消耗从实物量上包括活劳动消耗量和物化劳动消耗量。由于两者计量单位难以统一,不能相加。因而目前仍以活劳动消耗量来衡量劳动利用效果[2]。茶园的产出,视其评价的目的、要求不同而异,可以是实物形态,也可以是价值形态,概括起来分三个方面:总产量或总产值、净产值和利润。由于茶园产出物鲜叶的产量和质量存在一定矛盾,产量高不一定产值大。因而衡量茶园产出可侧重价值量指标(产值、利润)。但由于鲜叶价值量受到自身内在品质、加工茶类、市场供求规律等多因素影响,也难以真实反映技术经济效果的好坏,有时仍需要采用实物量指标。二者相辅相成,组合运用,以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上述的三类投入和产出的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就可得到构成衡量指标的各种组合(表)。以上按不同投入划分的三类指标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的大小,能较好地满足不同的评价需要。在评价某一技术措施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中任一类指标作为生产中追求的主要任务与目标,而其他两类则作为次要的目标,以便正确反映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果,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我国大部分茶区,劳力比较充足,茶园多属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管理。尤其是以名优茶生产为主的茶园,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量,其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不高,但单位鲜叶成本低,比较效益仍较好。而对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缺乏,劳力机会成本高,就需要采用节约劳力的资金集约型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如实行机械化采茶。我国茶区分布较广,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总有一个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进行技术经济研究要根据资源稀缺性原理,抓住主要矛盾,确定各衡量指标主次地位。如果衡量指标主次选择不合实际,往往易导致技术经济分析的失误。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数学化；经济学；分析工具

一、数学化的本质特征

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结构的一门学科，而数学化则是用数学的知识建立理论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所说的数学化并非生硬的套用数学公式来验证某种观点。数学有精确、简明、逻辑严密等优点，但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因此，我们要在研究中合理的进行数学化。数学家威尔(weylh)认为：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决定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因此，数学化毫无疑问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方法之一。笛卡尔认为数学的真正本质在于，它是科学的通用语言和认识方法，这也正是数学发展至今在其他学科中的作用。数学在各学科中的应用广泛，并且成为表达这些学科的语言。数学方法的应用有加强研究方法的效用，数学与非数学学科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二、数学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原则

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一般原则是将经济分析中的原始概念，用数学语言和符号表达，再利用数学方法给出经济现象中的实际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推导出反映经济现象的命题，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等可以根据这些最终结论作出相应的决策。比如沃顿经济模型方程中确定一般价格水平pm的方程和沃顿模型的工资方程：pm=-0.170 0.514(w/x) 0.2465(x/xmax) 0.6094((pm)-1 (pm)-2 (pm)-3 (pm)-4))/4w=w-4 0.050 4.824(p-1-p-4)―0.1946(w-4-w-8) 0.1481(u―u*)-1 ((u―u*)-2 (u―u*)-3 (u―u*)-4))/4其中，w:工资水平或物价水平；x：是工业生产总水平；xmax：最大生产能力水平估计值；u：一般失业率；u*：25~34岁男士的失业率；u-u*：员工充分利用程度。这两个方程分别根据实际生活将经济现象的原始概念用数学符号表示，反映了物价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和工资与物价的比例关系，指出物价跟着工资，工资跟着物价。暗示政府应该按照均衡理论，对应并没有趋于平衡的物价与工资的形成做出某种程度的干涉。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这个数学式子进行精确的计算后，才能使经济决策准确可靠并使经济学理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数学化在经济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应该有个度。数学是一门讲求结果精确的学科，而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生活的自然学科，其研究结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应该适当地使用数学。例如，在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司数量之间关系时，某人用公式y=akαlβtλ，k是投资，l是劳动，t是公司数量。推导出公司数量越多，经济增长率越高的结论。显然经济增长率不能这么简单的衡量，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辛苦研究经济学，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只需依靠多开办公司便可提高，诚然，这有悖于现实。

三、经济研究中，数学化的前提条件

世界上没有哪个事物不能使用数学，只是还没找到普遍的一般方法而已。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即给经济学带来了发展，也使经济学陷入了危机。所以经济中的数学化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是量的基础，量是一定质的量，超越了一定数量界限的量变，必然会引起事物质的变化，而这个界限就是度。在我们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时，必须先清楚的划分所研究对象的边界。我们知道，建立数学模型的第一步是提出前提假设，，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同样的自变量值会产生不同的应变量值，所以在经济数学化过程，明确前提假设，划清问题的边界，规范问题的量，从而保证结果的质。这样才能正确的发挥数学模型的作用，避免进入数学陷阱。

四、对数学化与经济数学模型作用的思考和启发

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经济学数学化这一既定事实，数学化对于经济研究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数学化带给经济学的灾难也不可忽视。如何正确的选择数学模型成为关键。在经济研究中把数学看做经济分析的唯一的手段，不顾条件的加以运用，不可取；一味的排斥数学和否认其发挥的积极作用，亦不可取。在追求方法的同时，更要着眼于经济学本身的目的，不能使经济学成为离开数学就会寸步难行的附属品。在经济学研究时也要学会利用数学精确、简洁等的优点，在合理的框架下发挥它的作用，为经济学提供实际的理论依据。

作者:张晨阳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纪检监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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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晓钦,王朝科.经济学运用数学的条件.经济经纬,2008,02.

[4]张厚明.经济学研究勿滥用数学.经济学家,2005,4.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数学模型

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具,数学中的函数、极限等理论都对经济的研究具有积极影响.研究数学理论,并正确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数学主要是研究数量、结构以及空间变化的学科,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在人类发展历史的多个领域显示了其积极作用.

1经济数学化的特征

数学与经济学不同,在二者之间结合上,要找到合适的切合点,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来经济问题.研究者要立足于经济研究,从其中找到能够使用的数学理论,而不是将某些数学公式生硬的套用于经济研究.数学具有逻辑性强、思维缜密和精确简明等特点.而经济则具有多变性,同样经济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经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借助数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是将其数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注意经济所处的时期甚至是地域,并且要承认数学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的多种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数学就像一个有效的工具,经济研究的数学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与其他的存在形式一样,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能够说明客观道理,但不能盲目的使用,数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笛卡尔理论说明数学本质在于他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具有多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应用广泛.也就是说,数学在应用于经济学中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2．1数学化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原则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基本原则就在于要尊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或符号出现在经济研究中,要在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在进行应用.数学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经济的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帮助经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在研究企业利润过程中,可以利用极限和导数理论,计算出生产数量与企业获得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经济市场发展,企业产品需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产品价格制定过程中,不仅可以基于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因素,还可以根据数学中的沃顿模型来进行更精确的计算,来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制定.

2．2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以沃顿方程为主的多个数学方程都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可将其构建成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生活的经济问题.在沃顿数学模型构建中,物价与劳动力薪资的比例关系清晰明了的展现在决策者面前,工资紧随着物价,而物价与工资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数学模型提示政府要按照均衡理论,将没有处于平衡状态下的物价与工资的形成做出适当的干涉.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就是源于他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而数学模型的介入则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精确,经过数学模型介入的经济学研究更能够对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当然,数学的应用并不是全过程的,数学应用要掌握好这个度.另外,在使用数学理论过程中,还要把握其前提条件.数学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具有必然性,其目的是通过数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些研究中,数学的胡乱应用使经济研究陷入了危机,这是由于没有在研究中注重质和量,因此掌握其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在把握质和量两个因素过程中,要了解质是量的基础,而量是一定质的量,一定的量变最终会达到质变.在数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中,在我们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时,首先要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其边界值.也就是说,在数学模型建立之前要先提出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同一变量也能够产生不同的应变量值,边界问题是保证数学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只有规范问题的量,才能确保结果的质,这才是合理的应用数学质与量之间的关系,并保证结果的质.这样才能正确的发挥数学模型的作用,避免进入数学陷阱.

3总结

我们应始终辩证的看待经济与数学的关系,既不忽视数学的作用,也不盲目的应用数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数学对静静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但胡乱的应用导致的经济形势分析不准确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着手于实际.对以往的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如何正确的选择数学模型才是研究的关键和首要问题.对于经济研究,我们不能将数学视为唯一理论,在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采用最基本的经济观察,要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物价原因进行分析,做到真正以经济研究为主题.总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但要正确应用数学理论,数学模型的应用要立足于经济研究.

作者:吴耀泽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桑丽楠．试论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与经济数学模型的应用[j]．商,2016,(19)．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

生产性服务业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产业，但在我国发展状况不宜乐观，近年来发展滞后，结构不合理，延缓了经济服务化进程。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阶段，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能从要素推动的粗放式增长向技术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转换。这种转换实质是要实现tfp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产品市场实现自由化，而要素市场自由化程度较低，政府依旧存在资源垄断权力，要素价格扭曲就是重要的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要素必然也存在价格扭曲，因此本文探索要素价格扭曲对其发展动能转换影响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相关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根据以往文献整理，发展动能转换指标用tfp近似研究，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要素价格扭曲与tfp之间，包括两者的测量、影响因素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要素价格扭曲测度方法有生产、成本、利润函数等。王宁、史晋川(2015)使用生产函数模型并扩展到时变弹性测度出中国要素市场上存在要素负向价格扭曲。林雪、林可全(2015)在测度出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经济失衡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tfp目前主要采用dea方法测度，张自然(2009)测算1993-2004年我国省市生产性服务业tfp年均增长率为6.02%，而李占风，刘晓歌(2016)使用2005-2013年的相同省市样本测度出tfp在下降。hsieh&klenow(2009)认为资源错配降低tfp，陈艳莹等(2013)认为要素市场扭曲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双重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tfp。

二、要素价格扭曲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分析

要素价格扭曲指某个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实际价格与其机会成本的偏离程度。如果要素市场是自由的，要素价格应等于其边际产出。如果两者不相等，则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可分为要素价格正向和负向扭曲，正向扭曲是要素实际价格大于其边际产出决定的均衡价格，反之则是负向扭曲。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政府干预一些重要资源价格，要素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从而偏离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根据以往研究经验采用生产函数法测出23个省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上的资本、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发现资本与劳动要素都呈现价格负向扭曲，说明资本与劳动价格即工资与利率都低于它们的边际产出，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低于要素市场均衡价格。当前为了促进经济量增长，政府采取降低工资和利率政策，以求压低成本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主要是由劳动、资本等低端要素驱动还是由技术创新等高端要素驱动，以及从要素供给推动的粗放式增长向技术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转换的程度，可以用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间接代替，tfp是技术进步，当技术进步提升时，表明发展动能逐渐由技术驱动，tfp下降代表技术退步，增长由低端要素投入实现的粗放式增长。使用dea-malmquist方法测量出我国23个省2005-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发现tfp在不同的年份呈现上升和下降并存，上升的年份多于下降年份，总的来说tfp呈现增长趋势。生产性服务业tfp指数平均值为1.034，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质量逐渐提升，增长逐步由技术创新驱动，其中技术进步为1.037，技术效率指数为0.997，tfp上升是由技术进步提高的结果。为了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的影响，构建tfp为被解释变量，作为发展动能转换的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上文所说的测量出的资本、劳动要素价格扭曲指数(变量符号为distk，distl)的面板数据模型，数据样本为我国23个省2005-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构建的模型为：。其中z为选取的三个控制变量，z1、z2、z3分别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率，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化水平，z2、z3分别用进出口总额占各省各年生产总值比重与工业增长率衡量。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根据husman检验使用固定效应，eviews回归结果为：（见表1）根据回归结果，资本与劳动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tfp的系数为-0.01，-0.03，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劳动价格扭曲对其tfp影响为负，资本价格扭曲作用也为负，劳动价格扭曲抑制作用更大。说明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技术进步，在其发展转向由技术创新驱动的过程中，要素价格扭曲发挥了消极作用。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它的发展动能由低端要素向技术转换。在生产性服务业要素市场上，由于劳动价格工资，资本价格利率被政府等部门人为降低，不能合理配置这两种资源的最佳投入比例，导致劳动、资本要素错配，并且这两种要素的价格偏低，生产中更倾向于利用低成本要素进行生产，从而忽视技术等要素投入，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增长，最终抑制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所以发展动能是由低端要素的驱动，同时难以将其发展动能转换成技术创新驱动，也就是难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向集约型增长转换，降低其发展质量。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要素市场及其发展发现，该要素市场上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存在负向扭曲，且劳动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为了追求经济量的增长，政府垄断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人为的降低工资、利率水平，导致资本与劳动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因此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依靠低端要素投入追求量的增长，忽视了投入技术创新等高端要素的投入，导致实现增长只能是粗放式增长，发展动能主要是低端劳动、资本要素，同时阻碍了该行业发展动能向技术等高端要素驱动方向转换。资本与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负。因此加大市场化改革，降低政府对劳动、资本要素价格的控制，释放更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能力，深化要素市场自由化改革，降低政府垄断势力，把要素价格决定权交还给要素市场，根据资源稀缺性来决定要素价格，才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能从低端要素驱动向技术等高端要素驱动转换，实现高水平高质量优化发展，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宁，史晋川.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09)：149–161.

[2]林雪，林可全.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失衡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5(08)：64-76.

[3]张自然.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分解[j].经济前沿，2009(08)：12-18.

[4]李占风，刘晓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12)：54-60.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6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对外贸易；国际贸易

贸易开放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贸易开放对国内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贸易开放既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对外引进投资、技术，对内发展新产业、加快区域经济调整，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因而，贸易开放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小康社会的重要引擎。第一，贸易开放是我国历史经验总结后的必然之路，也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转变闭关自守、促进外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第二，贸易开放是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跟随国际经济体系、贸易发展格局的客观选择。在21世纪，全球新智能技术、计算机、工业等技术发展迅速，也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现代化，国际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各国之间的互惠合作也更加便利。第三，贸易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手段。在传统阶段，国内工业技术与产业结构落后，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而实现贸易开放，有利于将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为推动国内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二）贸易开放对国内区域经济的影响。一是有利于我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等地区的经济开发。贸易开放伴随我国“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等的提出，对国内近年来的经济改革带来极大地推动作用。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开始在西部建立各项基础设施，包括新能源、交通、油气管道、水利等工程项目和新经济产业。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和支持的经济开发地区。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但人口较少，因而是重点的资源设施开发地区，其未来的投资空间与发展前景重大。二是有利于获得国际贸易支持。当前我国各政府部门，正加快完善地方优惠扶持政策，以吸引更多外商加强对国内经济产业的投资。具体涉及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中西部外商投资产业、长江和珠三角产业转移多个方面，旨在加快对国内示范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三是构成不同的投资影响。从投资规模上来看，外商对我国的产业投资，当前主要是工业投资的规模比重较大，而且西方的投资比重更大。由于外资引进的分布不合理，使国内企业的市场前景和投资效益不明朗，并且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使企业的融资能力、投资能力也受到一定的打压。但整体来看，大企业仍受到银行与融资机构的欢迎，并会获得更多的融资资金。此外，大企业受投资约束的影响较小，并且市场盈利、竞争、业务发展较为良好，而小企业则存在较大的风险。从地区情况来看，我国东北地区、中西部等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投资效益，远要优于东部地区。

贸易开放背景下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探讨

（一）我国贸易开放的背景。我国实行贸易开放的历史，可以归类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开始逐步对外开展贸易合作，但由于受国际经济、政策体制的影响，因而这一过程中，我国的贸易发展速度仍相对较为缓慢。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大约在1978年，随着我国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才使得对外贸易加快力度，并为促进国内现代化经济建设、提高综合生产力起到重要作用。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今。自2001年我国进入wto组织之后，我国开始加快与海外多个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国际高新技术、创新产业、外资企业不断进入我国，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大国，开始加大对我国经济的直接投资与间接合作，从而为我国实行多边贸易合作打开了全新格局。（二）贸易开放背景下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贸易开放后国内产业发展的特点。一是区域产业类型多元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贸易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国际跨国企业与我国贸易企业，在贸易政策的推动之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开始从单一发展模式转变为多元化格局。首先，实现了股权转换投资，并转向集合化产业结构发展，因而目前国内企业机构，可分为独立企业、合资企业、兼并企业、收购企业等类型；其次，间接投资相对于直接投资，具有规模较大、收益较快的投资发展优势；最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企业并购重组的经济发展都要比新建企业快速，并且充分利用收购的优势，获得较高的盈利，在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使国内各区域产业的层次水平不断提高，并从最初的劳动密集产业开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产业、工业制造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等。二是对外贸易投资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当前，全球各国都开始加快贸易开放，我国大多数企业也开始向国际看齐，加大海外投资合作规模。而国外的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减少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投资，而加大对发展空间较大、盈利利润较高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三是国内产业配置得到优化，外来投资份额不断增长。跨国企业成为国内区域经济配置主体，非股权外包业务也取得快速发展，为地方gdp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当前，海外跨国企业对于我国的产业投资类型，主要涉及金融、科研、外贸、新能源等领域。此外，跨国企业有近50%的投资资金是用于经济发展中国家，由此可知，国外企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战略眼光，而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国家贸易开放政策的所带来的国际贸易投资经济的推动。贸易开放后国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一是我国对外商品贸易进出口比重加大。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出口贸易份额、贸易盈利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成为全球第一出口贸易大国和第二贸易进口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商品贸易出口的比重，基本呈正向水平发展。其中，以工业制成品、机电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比重，居于整体出口商品的前三。二是市场与国民消费需求趋向于多元化。“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开始朝综合产业发展，并且国民的消费习惯也开始趋向于个性化、特色化、创新化等方面转变。当前，第三产业已成为主导经济类型。这主要是在于，一方面现代人开始对于共享服务和高品质生活，有更多的消费需求，包括在住房、娱乐、医疗、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因而基于提供便捷式服务、高品质消费产业的发展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从经济与盈利角度出发，当前全球多个国家都开始注重对金融与工业制造产业的投资，其不仅有较高的盈利收益，而且决定着其他产业经济的增值发展。在此趋势之下，我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最初的农业大国也开始转向工业化发展，并加大对密集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型产业的创新与转型发展。三是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首先，将对于各区域当中，具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产业，带来技术创新、自主研发、设计的能力，并驱动国内工业、制造产业等的规模与技术发展，向国际展示“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此外，将使电子计算机、生物医疗、科研等密集技术产业的比重和盈利，得到大幅度提升，相对而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种植、服务产业的比重将有一定的下降。其次，建立高效的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渠道。电子计算机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使国内区域经济实现重大的转变。此外，进一步提高艺术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性能，促成“中国品牌”，使更多的国内企业机构，获得更好的市场发展空间并提高盈利份额。最后，工业、制造行业、高新技术产业，都将转变传统的对外引进、配置的发展模式，而采用自主研发、自主配置的发展模式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品牌、服务等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城镇经济一体化的建设需求，也将对工业行业的原材料有较大的使用需求，除了部分地区的工业产业有一定的增速放缓之外，大多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仍有重大的市场增长空间和占有份额。（三）贸易开放背景下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使产业跨度升级面临难点。实行贸易开放对于我国所带来的影响，既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具体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使国内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外资资本参与我国的国际贸易与国内资本竞争，减少了我国的发展需求，并使一些产业发展处于灰色边缘地带。存在区域与产业结构聚群差异。根据调查得知，虽然近年来，国内人均gdp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差距，但是各区域内的经济水平、公共服务、产业性质仍存在较大悬殊。当前，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属于我国的经济集群区域地带，这些地区的共同点在于，具有产业分布密集、新产品技术研发能力较强、生产成本较低的综合优点，因而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我国的重点经济开发区、新型产业扶植区、政策优惠实施试点，并且在国内有较强的经济竞争优势。然而，正因为经济聚群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越发明显，也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悬殊，同时也加大了各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最终将使得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处于边缘化。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符合总体的国情经济发展需求。国际资本与外资企业参与国内经济竞争。由于近年来，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进驻国内市场，外资资本的大量涌入，既给国内市场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费影响。其中，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加大对国内经济产业的垄断，另一方面削弱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与市场发展能力。（四）贸易开放背景下影响国内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因素。第一，产业结构分布不匀衡。在国家贸易开放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发生了极大地调整和转变，过去以行政经济区进行结构划分，近年则转变为复合功能协调开发。因此，国内现有多个改革试点，以满足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使得多个省、市、区的战略目标不同、产业功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形式不同。当前，我国实行综合产业配置发展的试点区，包括上海浦东、深圳特区、武汉城市圈、天津滨海、长株潭城市群等。这说明我国的区域战略发展形式，开始由南部转向北部、沿海内陆、中西部等地区，并实现城乡经济结合，加快建立复合功能的产业结构，在多个地区推行经济改革试点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从区域经济角度出发，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开发相对稳定，但加快贸易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不良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例如，多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农业设施、工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导致产业开发能力、服务水平低下；同时，有多个地区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导致产业经济分布不平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集体产业竞争能力不足，国际资本竞争处于弱势，社会环境问题突出。在2010年之前，我国第一产业的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并且以东北、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有份额较高，第二产业则由东部占有发展优势，中小企业发挥积极的贸易推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劳动成本较低，如果要优化这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更好的经济增长作用。而目前无论是西部、中部或东北地区的产业发展，仍是依靠资源型产业。此外，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基数也较少，因而如果不加大对密集产业和其他附加值产业的开发，那么将导致西部地区产业聚集过于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影响到国内区域结构的合理分布和长效经济的驱动发展。第二，传统行业与服务业发展受限。我国的贸易开放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度依赖外资的问题。近年来，外资的投资占据我国大部分市场，从而导致国内自主创新、技术发展、产业结构配置能力较低。一方面导致我国工业产业、工业制造产品存在堆积、产能过剩问题，在海外直接投资成本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导致国内新兴产业的低端产业链急速扩展、急于盈利等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国内传统行业与服务业面临发展限制。由于这些缺乏自主研究、管理、设计等技术与分工能力，从而拉低了国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优势。并且当前我国传统的密集型劳动产业，缺少国际贸易竞争能力与市场竞争动力，因而从事密集劳动的国民难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此外，相较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服务产业，我国服务业的就业率、产业增值速率和市场竞争能力，也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第三，国际贸易矛盾加剧。目前，对于各地政府而言，如何对现有的资金、资源、劳动力进行合理利用，并做好土地开发、运输成本、劳动力配置和优化管理，也是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分布的重要手段。然而，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海外贸易合作，从而将大部分产业、资源、人力与资金成本转移到国内市场，增强了国内商品贸易进口的国际占有份额。此外，相较于经济发达国家企业，国内大多企业的技术与资金受限，使国内产业结构在国际上存在分工不足、处于贸易竞争弱势、发展链条的低端等问题。我国近年来的贸易发展增速明显，因此不仅受到美国的反出口限制打压，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反倾销，加大了中外贸易合作的矛盾深化与经济摩擦。我国市场经济在贸易开放政策的驱动下，当前已迎来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但也使国际资本有机可乘，对我市场经济进行恶意垄断，包括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价格垄断，对国内市场资源和消费市场进行竞争掠夺。

贸易开放背景下国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完善策略

（一）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建设。从经济角度出发，我国自加大贸易开放力度之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发展十分快速，但同时也使基础产业存在严重的分布不均衡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加强对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科学调控，具体包括如下两点：一是平衡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加大技术创新与新产业的产业化发展。二是加大对高利润高新技术产品、科研项目、机械设备等的工艺与技术创新发展。（二）实现贸易自由化、平等化发展。在贸易开放背景之下，我国应积极出台贸易应对政策，以应对国际资本企业与我国的贸易竞争，并做出国内商品贸易出口的利率、关税的合理调整和风险管控，以增强我国商品出口份额和国际利润增长为主要目标。在加快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改革的同时，仍需要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平等化，在对国际市场实行招商引资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价能力，增强商品贸易出口量，并有效应对国际资本对国内产业经济的垄断、资源竞争、利润压制等不良问题。此外，我国通过加强贸易政策的实施管控，有利于促使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轨，并使国内各产业结构的分布、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技术水平都随着宏观的改革政策，朝向良性的发展面不断演变推进。（三）加大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经济、法律、贸易等专业人才和战略管理人才，才可使区域经济规划和产业增值发展成为现实。对于企业而言，在加快国际企业业务往来的同时，也需要加大对国际专业人才的招聘、培养。对此，我国政府及贸易企业应尤其注重对稀缺人才资源、投资人才的引进，并加大对复合人才的培育，包括做好技术、科研、经济、国际贸易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并增强劳动人力的综合素质。只有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才能够为振兴国家经济、驱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国内产业战略升级，提供更多的推动力。（四）发展贸易服务差异化。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贸易经济增长，提高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各政府部门要因地制宜，寻求更多的外贸合作渠道，拓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贸易商品类型，不断加大我国各地区产业的商品贸易输出。此外，国内贸易进出口企业，在进行海外贸易投资、商品引进、商品输出的同时，应对国际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关税利率、国际法律等知识进行了解，以减少经济投资风险和贸易竞争风险。再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应对于中外贸易服务的不同形式、不同商品类型，采取不同的贸易服务机制与应对机制，采取更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方法，对不同的产业贸易形式、商品类型，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和改革优化，并强化我国各产业结构的贸易出口服务水平。加快对国际贸易竞争能力较差的企业和产业结构，进行重点整合、优化、扩大发展，加强对具有国际利润贸易发展优势的企业，进行挖掘和加大贸易输出，从而为促进各区域经济、优化各地产业结构，起到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帮助。（五）建立区位功能匹配的调控机制。一方面实行差异化对策和差异化管控。各地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区域功能和主体产业结构，来做好区域经济定位，并制订相应的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使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规划能够顺利执行。另一方面，建立双调发展机制。对于不同地区而言，有不同的人口数量，为了建立发展经济型社会区域，应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对不同区域的实行协调发展，减少各地区之间的总gdp值、产业增值、人均收入等的差异。实践表明，要做好这些问题调整，就需要在城市当中，建立科学、健全的合作机制，并根据区域的人口数据、人流分布、产业结构来实行平衡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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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启良.贸易开放度、要素流动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j].商业经济研究，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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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玉玲.新贸易形势下的贸易强国战略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12）

6.顾菁，赵星.长三角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协同性的区域差异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8）

7.刘博文.中美贸易摩擦对跨境电商市场发展的影响及创新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18（24）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投资缺口经济增长索洛模型

一、导言

经济增长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了，正如卢卡斯所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令人着迷，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索洛在1956年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大成就，我们就从这一经典的模型开始我们的分析。索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中国所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同中国的实际国情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89年起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投资率，也就是说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投资缺口，即出现了储蓄长时间大于投资的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模型，放宽了投资等于储蓄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投资缺口，使之能更好地模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模型分析

1.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首先考察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即时的情况。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存在“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则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进一步假设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率g，即，人口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d。

下面考察资本积累函数：

其中，由于，所以，于是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表示为：

设状态变量，用改写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同样的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得到：

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知，将这一条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这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可以表示为：

根据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当投资率（储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会造成一国福利水平的损失，因此为了集中观察投资缺口的经济后果，排除投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产生的福利损失，有必要计算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产出。

黄金律法则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由于都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因此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y*-(n g d)k*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2.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下面考察，即国内存在持续的投资缺口时的情况。这时生产函数与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类似，但是资本积累函数发生变化，由于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同，因此资本积累函数改写为：

运用上文方法，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并将平衡增长条件引入新的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解得存在投资缺口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以及人均产出水平：

进一步求解黄金律水平下的资本存量，此时黄金律法则可以表示为：

利用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为了和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相区别，将其记为: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由于且，对比和不难发现:，因此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同不存在投资缺口的路径相比有一个更低的人均产量。

三、结论性评注

通过对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缺口会造成一国在黄金律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量的降低。因此从理论上看投资缺口如果持续存在，必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道路要优于存在投资缺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1）

[3]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年～2003年中国自己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6）

[4]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经济研究,2001（3）

[5]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财贸经济，2007（5）

[6]王小鲁:收入差距过大：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内在原因．开放导报，2007（5）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9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篇10

1刊物栏目设置及其载文量分析

1•1刊物的载文量统计

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水利经济》共出版30期,实际刊载学术研究文章505篇(见表1)。年均载文量为101篇,平均每期载文量在17篇左右。刊文总有效页面(刊发学术论文所占有的页面,以下同)为1973页,平均每期约为66页,平均每篇论文约为3•91页。以每页编辑字数1450计算,即平均每篇论文的篇幅在5670字左右。从上述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的篇幅密度是比较适中的,具有较大的输出能力和信息量。同时,对于以理论探讨为主的刊物,5000~6000字的篇幅,既能够使论文作者的表达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可以使论文减少大话和空话而避免文章显得冗长。因此,《水利经济》在读者定位上做得较好,在学术刊物转型方面比较成功,充分反映了水利经济领域的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知识,为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舞台,展示了水利经济学科的丰硕成果。

1•2刊物的栏目设置分析

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水利经济》共推出栏目22个(见表2)。由表2可见,所设栏目都与水利经济研究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栏目的设置紧紧围绕着不同时期水利经济研究的工作重点,适应了水利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水利基础产业如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结合行业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运行机制问题,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栏目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水利经济研究正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研究方向和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为各类工程建设、水利水电开发、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和建机设置服务。另外,从历年栏目设置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水价问题论坛、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移民经济(水库移民)、水利经济专论等栏目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显示出水利经济研究的特色。近2年来,水权与水市场、水利财务管理等栏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出水利经济研究紧跟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栏目的设置尚不能面面俱到,有待今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政策研究和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呈现出削弱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应当加以改进。

1•3各栏目的载文量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在所设的22个栏目中,5年内共发文15篇以上的栏目有8个,即: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174篇,占总发文量的34•46%;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80篇,占总发文量的15•84%;水价问题论坛56篇,占总发文量的11•09%;会议文件及学术论文选辑35篇,占总发文量的6•93%;移民经济21篇,占总发文量的4•16%;水权与水市场16篇,占总发文量的3•17%;水利财务管理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政策研究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上述栏目占栏目总数的1/3,却刊登了占总数4/5强的文章。这说明《水利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办刊方向,在理论研究和探讨中不仅注重宏观经济研究,也注重微观经济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科学研究,也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从表2可以看出,《水利经济》内容丰富,涉及水利经济的领域广泛,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反映了水利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态,代表着水利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水利经济》所刊载的论文既有理论性和学术性,又有实用性,深受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论文作者的分布

2•1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

《水利经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覆盖面较大,论文第一作者几乎遍及全国各地,505篇文章有401位第一作者,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从论文第一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见表3),既反映出其广泛性,又显示出其不均衡性。由表3可以看出,江苏、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省市的第一作者相对较为集中,313人占总数的78•05%;上述7省市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为400篇,占总数的79•21%。其中尤以江苏和北京两地较为突出,作者占总数的37•41%,论文占总数的42•18%。这充分说明水利经济专业人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关系,水利经济学研究的论文产出力总体上由东到西呈递减态势。从表3也可以发现,有些边远地区,如贵州、广西、宁夏、海南和西藏等没有,应相应地在那些地区加大发行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充实作者队伍。同时,从表中可看到,国外机构作者的论文数为0,说明《水利经济》作为水利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刊物,在与国际交流方面尚需加大工作力度,以利于扩大国内水利经济工作者的视野,促进国内水利经济理论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

2•2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

《水利经济》是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会刊,由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和河海大学共同主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刊物,目前也是国内惟一的水利经济研究方面的专业性期刊。因此,《水利经济》的专业性较强,这就决定了文章作者所属系统分布的层面与综合性刊物相比是较窄的。从表4可以看到,文章作者主要分布在设有水利专业的高等院校、水利科研机构(含水利经济研究学术团体和规划设计部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和基层水管单位,这些部门和单位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4•85%。其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占38•81%,这说明《水利经济》的作者群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他们所刊登的文章不仅涉及水利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同时文章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确保《水利经济》能够成为全国水利系统的优秀期刊。

2•3论文作者的产出力分析

论文作者产出力是指该作者所刊登文章在文章统计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大小。统计情况表明,在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共30期505篇文章中,共有作者852人次,其中署名第一作者401人(团体署名以第一执笔人为准,未署名则按1人计)。第一作者中有335位作者只参与了1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2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83•54%;有40位作者参与了2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4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9•98%;有19位作者参与了3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5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4•74%;有3位作者参与了4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7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75%;有3位作者参与了5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9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5%;有1位作者参与了6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1•1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6%。由此可见,《水利经济》高产作者和低产作者的论文产出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论文产出力在作者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经典的洛特卡定律———“倒平方定律”可知,在统计样本中发表x篇论文的作者人数占作者总数的比例为yx=0•6079/x2,即y1=0•6079,y2=0•1520,y3=0•0675,y4=0•0380,…。[2]该定律是通过对期刊累计目录索引的统计而得出的经验定律,与学科分支和计量日期无关。可见,在《水利经济》上只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比例远高于洛特卡定律给定的理论值,而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作者数却远未达到理论值。这一结果表明《水利经济》的作者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建立起一支紧密型的作者队伍,大多数作者只是偶然发表者。

2•4论文的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那些数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根据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公式,确定核心作者的最低篇数n=0•749(ηmax)1/2,其中ηmax为统计样本中最高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3]只有那些发表论述在n篇以上者,才能称之为核心作者,也即多产作者。由本文的统计样本可知,ηmax=6,n=1•83。根据取整原则,取n的整数值为n=2,也就是说将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确定为《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据此,《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有66人,占第一作者总数的16•45%,成为保证《水利经济》学术水平必不可少的基本力量。这些核心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达170篇,占论文总数的33•66%,但与普赖斯定律所要求的50%的标准尚有一定的差距。

2•5论文作者的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达到一定规模和深度而需要多个专家参与的必然产物,科学合作是现代科技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文献计量学通常用合著率和合作度来衡量论文的合作情况。[4]合著率是合著论文在论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合作度是指篇均作者数。从对统计样本的分析的结果来看(见表5),可知《水利经济》5年间论文的合著率为48•12%,合作度为1•69%。这一结果在经济学研究类的期刊中,属于较高水平,充分说明水利经济研究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趋势和规律。

3论文引文的统计与分布

3•1论文引用文献量的统计分析

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一般有作者的正文部分和引文部分所组成。在正文之后明确地标出所引用文献的出处和年代,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对其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程度,同时也是衡量作者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成果的吸收能力和情报传递速度的主要标志。[4]另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刊物编辑的规范程度。由表6可以看出,《水利经济》似乎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在5年间引文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14•65%,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只有区区的0•62篇,尚不足1篇。与一般经济学研究刊物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论文作者没有、不重视或不善于使用引文,这是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趋势和规律的,因此必须要大力提高作者队伍的学术素质;二是《水利经济》编辑部工作的不重视或疏忽,这不利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也不利于提升刊物本身的档次。这两种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尽快加以改进。

3•2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若将被引文献划分为科技图书、科技期刊、报纸、科研报告、会议文献和其他6种类型,则由表7可见,《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引文主要是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2种,共占据了总引文的84•07%。科技图书所阐述的内容专深系统全面,数据可靠详实,因此被广泛引用;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信息量大且内容新颖,故而深受研究人员的重视和欢迎。科研报告和会议文献往往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且时效性强,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和最新科研成果。[5]但从表7可知,它们的引用率很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交流渠道不畅和相关科研人员的推广意识不强。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勇于和善于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广出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二是科研人员也需要充分重视、开发和利用这部分信息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

4结语

自1983年10月《水利经济》创刊以来,已走过了将近20年的历程。为促进水利经济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广水利经济研究的新经验、新成果,反映水利经济学科前沿的新动向、新情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1998年改为双月刊后,《水利经济》已经逐步形成了“指导思想紧跟形势、立意创新,品位形象联系实际、注重服务,编辑程序严谨布局、规范运作”的办刊特色。[6]

通过对《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对我国水利经济的研究现状作如下描述:

(1)水利经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产出力在不同单位、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东部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

(3)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合著率和合作度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