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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关键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研究取向

[摘要]: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概念所指游移,研究取向不明。本文从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界定及其理解分歧,阐明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消费文化”以及相关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仅成为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题目的关键词,而且成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不过,从总体上看,消费文化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澄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加上研究取向不明,对消费文化的价值评判时有南辕北辙的现象,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传承创新与深入发展。因此,本文拟就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加以扼要分析,以期对消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摘要]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论文关键词:筝;源流;古筝文化;定位;前景

论文摘要:该文通过对古筝源流及古筝文化的阐述,分析探讨古筝的定位与前景,提出古筝在定位于“国琴”的基础上,应该受到更高度的重视,使之得到普及和发展。

1.古筝源流

古筝也叫“秦筝”,据传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今陕西地区)。筝又被称为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它有着不同凡响的乐器结构特点,具备动静阴阳、音韵并重的独特风格。由于它好听易学,艺术感染力强,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份喜爱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经久不衰。这里,我们先对古筝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顾。

1.1筝名的由来

关于筝的源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

〔关键词〕形象;异国形象研究;文化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影视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影视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可能,但这也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种交往、对话和沟通的最简便的方式便是通过直接的形象欣赏。当代审美文化也就适应人们的这一生存方式而向视觉文化转化。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触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形象称之为“意象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对举形态而出现,这深刻地概括了当代审美认知从“反映”到“反应”,从理性愉悦到感性娱悦的转变。以“意象形态”为其表征的审美文化当仁不让地在社会审美文化舞台上成为主角,那些业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电视、电影、卡拉0k、mtv、广告艺术、时装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态的基本承载主体。在高度紧张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高速率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概念,多数人已无暇去浅吟低唱、品尝玩味,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无暇进行精细的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形象”能够消除以往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例如电视几乎能将整个世界的“形象”搬进人们的客厅和卧室。精采纷呈的电视图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生活。

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视觉文化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不断向影视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影视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审美文化品种,满足不同的审美文化需求。

当前世界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视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视业商业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国内改革,特别是业内改革的影响,也越来越商业化了。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影视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类型化

一、利用资源,丰富公益文化服务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摘要]海峡两岸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她发源于福建湄洲,又随着移民来到台湾并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妈祖文化内涵丰富并在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成为增进两岸民族感情、增强两岸文化交流和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妈祖文化;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湄洲祖庙

一、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产生

妈祖信仰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妈祖文化,经历了整整1000多年,作为民间信仰,它延续之久、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民间信仰所未曾有过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妈祖庙5000座,妈祖信众2亿人。

(一)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妈祖民间信仰发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妈祖在短暂的生命中,热心扶危济困、救助海难、治病救灾等善行为乡邻感念,“人行善事,死后为神”,民众视她升天为神,称其为“女神”。乡邻感念她的恩德,在湄洲她“升化”的地方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妈祖民间信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经过了许多岁月的累积,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海洋性的一面”。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海洋历史发展的渊源,是海洋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海洋生存环境的风云变化,“大海无情,商海也无情”使得民众需要精神寄托,妈祖是海洋族群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从妈祖传说故事可以看到,妈祖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充满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海上女神,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和祭拜。在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在海事活动最活跃的福建、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各省传播。

(二)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承。明清时期闽粤沿海人民掀起移居台湾的高潮,移民把祖籍地的妈祖等民间信仰也带到了新的移民地。这种民间信仰的移植象征两种意义,一是可以视为闽文化在移居地的延续与发展。二是妈祖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有神的保护,它可以使不安的心灵得到缓解。因为移民在百般艰难的环境中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求生活,移民迁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历程,特别是东渡台湾海峡移居台湾,迁徙途中充满各种生命危险,海峡茫茫,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移民在海上经历九死一生之后,即使顺利到达目的地,登上台湾岛,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中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台湾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加上早期台湾尚未开发,荒野无边,猛兽当道,瘴气横溢,瘟疫流行,以及水土不服、缺医少药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移民的生命。而且,开垦荒地、海上作业、从事贸易等都时有不测风云。因此,需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摆脱各种恐惧和不安。渡海移民者只能祈求和依靠神灵的护佑,来确保航海与垦殖的平安。妈祖是闽粤的海上女神,当然就成为闽粤移民移居新环境的保护神。

一、青年教师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育人观念淡薄

部分青年教师认为教师只要关注课堂就行了,我把该教的内容讲完就行了,至于课后的事与我无关。他们将教书育人割裂开来,对育人方面漠不关心,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情感需求不闻不问,缺乏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

(二)注重个人主义,忽略团队合作

部分青年教师个人综合能力较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无论学术科研都喜欢自己单干,不参加集体活动,缺乏集体生活的熏陶,讲究个人主义,团队合作意识淡薄。对集体事务捻轻怕重,强调个人的价值,忽视集体利益。

二、青年教师存在师德问题的原因

1.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