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范文五篇-ag尊龙app

经济学基础篇1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18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

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

”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g．stigler），在1976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

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homans，1987）。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m．porter，1990，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

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经济学基础篇2

关键词：微积分、销售预测、连续复利公式、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经济数学是经济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是学习经济科学知识的必备工具，是经济科学体系的有机体（经济数学主要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三大模块）。经济科学知识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是建立在经济数学的基础之上。例如：产品价格预测、边际分析、弹性概念、造价问题、保险精算、金融风险分析和预测、市场营销策略的制订等都高度依赖经济数学知识。这些经济问题，仅仅靠经验是难以理解、难以掌握，也难以运用，只有运用经济数学知识才能加以阐述、研究、分析，才能形成完整的经济科学知识。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阐述。

产品销售预测问题

例如：一种新的电子游戏光盘上市，它的销售趋势将如何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新产品上市，在短期内销售量会迅速增加，然后逐步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理解？

这需要运用数学知识来加以解释：建立销售量是时间的函数关系（数学模型），从这个函数关系中知，产品的销售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时间不断增长时产品销售量不断减少。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利用函数及其极限知识来加以理解、分析的。

连续复利计算问题

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经常按连续复利的方法来计算利息。连续复利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如何计算呢？

例如:假设本金是a，年利率是r，如果一年分为m期结算。计息期m∞时，那么t年后的本利和为

在日常经济往来中无不关联极限知识。特别是极限思想，充满了深刻地辩证法，体现了诸如量变与质变、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近似与精确等对立统一规律，它使人们有可能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从近似中认识精确、从量变中认识质变，因而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在各个学科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

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我们追求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

例如：某公司每年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对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涉及到每次进货费用，原材料价格，保管费用等，可以建立总费用是批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导数知识分析计算最优定购批量，使公司采购总费用最小。

在工程造价问题上，如修建一条横截面为等腰梯形的引水渠，在保持一定流量的情况下，怎样选择两边的倾角及高度，才能使湿周最小，因为湿周越小，所用的砌衬材料和工作量就越省，利用函数的极值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很好方法。

利润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主要指标。在一定的设备条件下，如何安排生产才能获得最大利润，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样商品广告对企业生产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重视，商品广告确实是调整商品销售量的强有力手段，怎样决策理想的广告费用，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利用函数的极值可以很好解决这类问题。

弹性分析问题

弹性分析也是经济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对生产、供给、需求等问题的决策，用来定量描述经济变量间相互依赖变化的问题，通俗地说，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一会使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几。

例如：如何合理制定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

这是需求弹性问题，需求弹性是弹性分析中的一种，在商贸事务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它研究的是当商品价格下降（或提高）百分之一时，其需求量将产生多少个百分点的增减。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地需求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商品价格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根据需求弹性值，当＝1时，称为单位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当＞1时，称为富有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大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大，适当降价会使需求量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当＜1时，称为缺乏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小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小，此时，无论微小降价或涨价，虽然需求量也有增加或减少，由于量甚微，总的销售收入不会有太大增减。

这对分析需求量和价格的关系、合理制定商品价格有着重要意义。其关键是确定商品的需求弹性，而需求弹性的确定就是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变化率的有关知识。

随着金融市场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经济数学知识与经济科学越来越密不可分，成功地运用经济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地例子举不胜举，如经济订货量模型、经济生产量模型、敏感分析等等都是应用经济数学分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些典范。

由此可见，经济数学在经济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在经济活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并且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金融、市场分析等经济领域。正如马克思说“一门学科成功地应用数学工具的程度，是衡量其发展阶段的标志。”

参考文献：云连英 付艳茹 陶正娟 微积分应用基础 2006年6月第1版

徐建豪 刘克宁 易风华 辛萍芳 经济应用数学——微积分 2003年9月第1版

经济学基础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

价值2009年11月26日，政府出台关于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整体规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现阶段，针对低碳经济所进行的研究不断升温，而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是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从经济学角度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强势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生态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生态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生态与经济相融合而衍生出的边缘学科。低碳经济则是根据生态变化规律而进行重构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将经济原理与生态系统相结合，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态经济，并以此作为指导公众生产、发展的理论依据。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的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三高一低”转变为“三低一高”的典型特色。也就是将低效率、高能效、高成本、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成本、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崭新模式。生态经济体现出生产活动与自然发展的顺应和谐性，也就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从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绿色化发展的态势，强调“绿色gdp”理念。在温室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发展的前提下，低碳经济被广泛倡导，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思想。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当前资源危机以及经济主体的客观反省有直接关系，生态与经济并非对立关系，在经济主体的协调下两者能够成效互补效应，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气候经济性学概念的提出源自2005年，德国学者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气候与经济所形成的密切关系。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于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其破坏程度不低于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对经济所形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公众的设想范围。气候经济学以气候环境的变化为主导，诠释出气候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低碳经济则主要侧重研究二氧化碳超量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本质来看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国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主要以气候经济性为依据，这一取向对于国内经济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探索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寻找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从而使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效益，主要研究内容有对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对环境治理成本和产出进行评价，根据生产排污量确定其收费标准，确定科学的排污指标并界定其转让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重点研究资源的既有价值，提出环境破坏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并明确其核算方式和解决对策。从高碳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低碳对环境的保护层面来看，低碳经济与资源经济之间有着交叉联系。当前，资源经济性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在低碳经济研究中，要充分借鉴其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构建完善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既有的经济性研究理论中，主要理论思想体现在利用国际领域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能效，进而提高本国经济贸易的国际实力。如果单纯从经济收益层面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生态效益层面而言，则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环境问题将更加棘手。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微笑曲线”的整体格局，也就是将曲线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如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等。但是二氧化碳具有高度流动性，最终会危机全球大气和生态环境。由于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会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冲突。在当前的经济换做中，这一问题尚不能完全避免，以国际视角进行的低碳经济合作则有助于破解这一问题。此外，低碳经济是以全球生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一特点来看，该理论能够融合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使其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更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而未将国际社会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讨论。如果单纯应用这一理论，则每个国家都会遭受环境损失，因此只有将低碳经济融合其中，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经济学价值。

2.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性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温室气体，但是在生态系统的调解下能够得到恢复和平衡，经济与生态之间处于协调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和化工原料的应用使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增加，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消除温室气体的破坏影响，进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学侧重于对财富指数提高的研究，将物质作为核心，以农学为基础的经济研究领域则侧重于物质种类的增加，商学派经济学家则关注货币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性则以本国gdp的增长作为核心要务。如果单纯以上述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则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经济性研究的重点内容。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问题，其产生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方式，对于不科学方式的转变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工程，必须有经济性理论进行指导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低碳经济理论有利于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促进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从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拉动物质消费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量增加，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则可能导致消费环境受到抑制，这就是低碳经济与物质消费之间形成冲突，也就是经济学领域所提出的“目标冲突”。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则能够对目标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解决。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对于享受性消费更加注重，甚至崇尚奢侈消费。如果不能改变当前利用物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无度增加，对于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低碳经济不但倡导生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会倡导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变，改变以往对物质消费的高度依赖，进而转向精神消费领域，使其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

4.拓宽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充实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负外部性”问题始终存在，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税，二是产权界定，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必须有政府机制的干预才能产生作用，带有明显的国界局限性，这就为温室气体的产生这一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而借鉴低碳经济理论当中的“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则有利于提出更有实践价值的改进对策。同时，低碳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融合了金融、国际贸易等新的内容元素，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传统经济学必须在风险控制、贴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生态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低碳经济与经济性研究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巨大变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公众倾向于将相关学科理论作为研究低碳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鲜明的理论指导，那么经济活动就容易偏离预期目标，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以及经济性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突出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体现其经济学领域内的特殊价值，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理论支持体系，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

作者:张佳萱 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鲁芳.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研究[j].商，2015(17).

[2]高南林.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及经济学价值解析[j].商业时代，2014(16).

[3]成晓彤.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的分析[j].中国商贸，2013(12).

[4]匡伟.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下的经济学价值分析[j].市场研究，2014(02).

经济学基础篇4

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市场失灵经济法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政府）与市场是一条永恒的主线（郑秉文2001）。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实质即是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限。确定“合理界限”的过程也即是政府调节（“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协调过程，这种协调最终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相对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更新、更具有交叉性的独立法部门。对某个法律规则，法学家侧重公平，经济学家侧重效率。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追求的目标，立法者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法律的制订能更好地协调公平与效率，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法概念的来源和本质

当代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杨紫煊2001）。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很多时候，市场调节不能达到公平目标，或者市场调节之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能具有效率，但在政治或道义上却有失公平，难于接受。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政府来调节，一方面配合市场实现效率，另一方面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收入或商品服务的再分配，以实现公平。政府的干预行为往往需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依靠法律来保障其实施，这也就形成了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首要的概念即是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该原理指出，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其结论是：政府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必然是有害无益的，对经济生活应当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种理念到19世纪末仍然在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

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指所有的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一般说来，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没有一种经济能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进行，每个市场经济都会遭受不自由、不完备之苦，从而导致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分化等。也就是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总有失灵的情况，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调节作为一种补救，从而导致经济法的产生成为必然。

具体地说，市场失灵有四种基本原因：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品（pindyck & rubinfeld1998）。

（一）市场势力

在经济学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竞争主要存在于一些农产品市场（如小麦，玉米市场）。由于产品之间没有差异，生产者进出这个市场没有限制，加之每个生产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根本不能左右市场价格而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taker），这使得农产品市场成为完全竞争市场。然而，相对这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却更为普遍。交易的一方由于占有某种优势往往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而不是由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价格，这即是市场势力。即便是同一类产品，产品之间也不会毫无差异，而生产者要进入某一个市场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比如存在规模经济使得初始投入非常大，或者有人为设立的障碍），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恶化了竞争环境，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不能纠正其弊端，因而必须采用“国家（政府）干预”的办法，这构成了经济法产生的基本前提。

市场势力反映在经济立法上，表现为要求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反垄断，其法律的表现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垄断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学者们一般都把美国于1890年颁布的以反垄断为内容的《谢尔曼法》看作是历史上第一部经济法。

（二）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信息是完全的，人是理性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信息往往具有稀缺性，是不完全的，人的理性也有限度。交易双方不可能对面临的有关经济变量拥有完全信息，总有一方要比别人拥有更大的信息量，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同市场势力一样，信息不对称也是很多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市场固有的特征，靠市场自身不能弥补，而经济法则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做出了弥补性的规定。

例如：按照《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的保护期限为10年，且许可对此做不限次数的续展。这就从法律上给予了“驰名商标”或者“老字号”充分的培育期，使得生产销售者可以培育出一个良好的“市场信号”。从法律的角度说，商标法保护了商标的专用权；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商标法实质是保证了生产者提供给消费者的这一“市场信号”的有效性，补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

（三）外部性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效应，可以是负的或正的。负的外部性又叫“外部不经济”，指生产或消费给其他人造成损失而其他人却不能得到补偿的情况，如大气污染；正的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指生产或消费能给其他人带来收益而其他人却不必进行支付的情况，如教育。在经济法中，最能体现外部性关系的是知识产权法。一般说来，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智力成果具有正的外部性，一个智力成果在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的同时，在客观上伤害了发明者或所有人的积极性，使得他们缺乏动力去进行不能带来利益的发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技术创新是比资本积累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保护创造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

反垄断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但并不是一切形式的垄断包含其中，知识产权法的实质就是为发明创造者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享受一定程度的垄断提供法律的保障。具体地说，由于发明对人类的福利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即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不破坏发明者创造积极性的同时，应当保证人类享用发明带来的福利，因而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发明创造具有时效性。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在专利权人享受专利权20年后，该项专利将进入公共领域，不存在续展的问题。《著作权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商标法》虽然也规定了商标的时效性（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10年），但也同时规定在注册商标有效期届满时可以续展。在知识产权的范畴中，关于商标权问题法律作出不同于专利权和著作权的时效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就比较容易得到答案。这是因为在商标的问题上，有关时效性的规定对“信息不对称”比对“外部性”更有效，使用了若干年的“老字号”或者“驰名商标”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更可靠的“市场信号”来弥补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缺陷。

（四）公共品

公共品是正外部性的一个极端情况, 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商品，即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因而无法排除他人共享。公共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的消费者提供这种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指把没有支付费用的人排除在消费之外是不现实的，如国防。由于有很多的人可以不用支付费用而得到公共品的好处，成为“搭便车的人”，所以私人往往没有提供公共品的积极性，因而需要有政府的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动用它的征税权力向消费公共品的公民征税，以支付公共品的费用，在法律上体现为税法。税收历来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法为国家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然，税法除了保证国家对纳税人征税，补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的价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用法律的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事实上，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分配不平等。市场调节之下的收入分配在政治或者道义上是难以接受的，这是市场本身的弊端，而政府可以通过税法，特别是在所得税方面采用的累进税制来进行补充。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所得税具有累进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通过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者按更高的税率征税，相对低收入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税后个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实现公平、正义。

三、结论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市场存在着本身不能纠正的弊端，“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在市场体系中加入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调节。法律反映了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统治阶级或人民的意志，以确认、保护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目标（张文显1999）。传统民商法的核心思想是意志自治和契约自由，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思想上的个人本位理念和经济上自由放任主张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只存在政府调节这一“看得见的手”，那么反映在立法上，则（经济）行政法足矣（潘静成、刘文华1995）。当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双管齐下，共同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上就产生了经济法。

同时，经济学理论还能够指导经济法的发展，法律的规定在体现“公平”的同时，也符合了经济活动中的效率要求。经济法是为了确定经济法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权利与义务的界限是否合理，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法律的有关规定是否能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也为经济法的发展和修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杨紫，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冯大同．国际商法[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6]robert s. pindyck & daniel l. rubinfeld ．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版）．

[7]李光林．经济分析法学思潮”的内涵及现实意义[j]．法学研究,1998，3．

经济学基础篇5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因，形成运用经济学原因、方法、工具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为其他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打好基础。

一、经济学基础课程课程特点

1.课程地位。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涉及到经济学很多基本概念和知识，课程理论性和逻辑性比较强，涉及到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两方面内容，涵盖供求理论、消费行为、生产行为、市场结构、要素市场、收入分配以及一般均衡等多个方向。宏观经济学则涉及到国民收入核算、is-lm短期模型、ad-as中期模型、长期增强模型、经济周期、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相关内容。在经济学基础课程知识中，介绍理论以及分析问题都涉及到很多图形、公式和模型，需要使用大量数学分析方法和工具，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分析能力要求很高，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理论学科。2.课程特点。学生在学习经济学基础课程时，普遍反映教材知识理论抽象理解困难，畏难情绪比较严重。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学生的必修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知识的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该课程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依据，同时也深入结合了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实践，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课程重视理论知识，同时也强调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鼓励学生在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对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运作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包括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等经济行为。

二、教学现状

经济学基础课程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理论基础知识艰深晦涩，对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实际情况的实践分析以及应用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导致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不利于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的开展。1.学生理解困难。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大部分知识都属于理论经济体系，课堂教学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也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而且课程理论体系中蕴含着西方人特有的试验分析论证思维模式，导致学生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困难，知识点比较抽象，涉及到的内容范围又比较广泛，而经济学结论成立又建立在严格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掌握重点，理解困难，而且经济学基础课程中涉及到了较多的概念、定律、原理以及方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为理解不深容易混淆，课堂教学有效性一般。2.分析方法难度较大。经济学基础课程中涉及到了大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动静态分析以及数学分析等，对学生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教材中在介绍某一研究对象时，往往首先介绍理论，之后构造函数，最后绘制函数图形进行直观描述，并形成一般数学推导过程与结论，而这一过程需要学生熟练运用各种经济学分析工具，深入理解经济学以及数学思想方法，但是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着数学水平不高，基础较差的问题，逻辑思维能力不强，高等数学教学对学生经济学的数学分析帮助不大，影响了学生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掌握。3.课时安排不足。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理论基础知识，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是引导学生掌握经济学思想方法，形成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解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的重要课程，教学内容也比较丰富，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多方面知识和研究领域，本科院校的经济学基础课程需要开展两个学期，而高职院校因为理论学习时间有限，经济学基础课程课时也被压缩至一个学习，导致教师在叫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之间要进行取舍，影响了学生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三、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途径

1.教学内容调整。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相比，教学体系结构有自身的特殊性，高职院校更注重对学生岗位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基础知识教学以为工作实践服务为准，因此高职院校的经济学基础课程理论知识设置应该求精求准，无需求全求深。经济学基础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高职院校学生需要在一个学期60个学时内完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方面内容，教师需要跳出传统的教学方式束缚，对教材进行重新编排，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接受知识，综合考虑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岗位技能需求、课程知识体系、技能结构，自主编写经济学基础教材，将供求原理、均衡原理、生产原理、收入理论、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和学生就业岗位息息相关的理论知识内容作为教材编排的重点，并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有所侧重，加强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学生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减轻学生后续学习的基础知识压力。2.教学方法创新。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板书演示式教学方法，综合应用多种更加生动、高效且富有表现力的教学方式，从多个方面为学生反复论述复杂的经济理论、体系以及分析工具，减轻学生死记硬背的负担，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提高教学反馈质量和课堂教学效率。教师可以通过教材演示、多媒体课件、案例教学、小组合作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课堂教学，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通过快速阅读了解课堂上即将讲解的各种知识，并借助多媒体屏幕为学生直观讲解数学分析图形以及其一般性数学结论，减轻教师板书负担，也减轻了学生学习和记忆压力。3.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学校要加快教师队伍以及教学资源建设，通过多渠道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师的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丰富自身的教学知识资源储备。教师自身可以积极向优秀的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听听老教师授课，学习教学过程安排、教学方法，业余时间多阅读相关专著，不断充实丰富自身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多多学习和思考，为学生树立榜样，及时发现自身教学过程中以及教材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完善之处。学校还可以组织教师成立课程研讨小组，鼓励学生分享教学案例、教学思路以及教学方法，集思广益，共同讨论并编排更加复合专业以及学校实际情况的教材，并充分利用网络学习资源，借助网络平台来接触了解更多最新的经济学资讯，与时俱进，逐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四、结语

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教学改革要从教材调整、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综合素质以及加强数学学习等方面入手，帮助学生打消畏难心理，锻炼学生的经济学以及数学思维能力和分析工具的应用能力，为学生其他经济学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俞健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探析[j].知识经济,2017（05）.

[2]伍玉华.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高职《经济学基础》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6（24）.

[3]张浩,马涛,徐黎源.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科技经济市场,2016（11）.

[4]温晓琼.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现代企业教育,2016（24）.

[5]文良.对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

[6]周启良.高职院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