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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范文五篇-ag尊龙app

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篇1

2.构建超越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学刁伟涛，diaoweitao

3.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刘凤义，liufengyi

4.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陈璋，万光彩，chenzhang，wanguangcai

5.虚拟水战略的经济学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田贵良，tianguiliang

6.文化、制度与发展——制度与文化比较视角的发展分析张勇，zhangyong

7.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张利风，zhanglifeng

8.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综述张盈华，杜跃平，zhangyinghua，duyueping

9.转型时期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兼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徐璋勇，郭梅亮，xuzhangyong，guomeiliang

10.我国不同资本来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张魁伟，郭炜，zhangkuiwei，guowei

11.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研究杨福明，yangfuming

12.内部性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苏晓红，suxiaohong

13.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何以兼得——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张若雪，张涛，zhangruoxue，zhangtao

14.全球失衡问题的资产组合方法——对美国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杨权，yangquan

15.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裴平，黄余送，peiping，huangyusong

16.苏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何炼成，heliancheng

17.集群式创新风险的控制机制与策略陆立军，郑小碧

18.新型生产-流通关系与产业发展:基于分工协调理论的分析杜丹清

19.公共品概念:质疑中的发展刘蕾

1.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上)——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刘诗白，liushibai

2.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陈孝兵，chenxiaobing

3.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比较与启示卓越，张珉，zhuoyue，zhangmin

4.正交易成本下的沉淀成本相关性分析汤吉军，tangjijun

5.工资制度选择的经济机理:一种二维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张凤林，zhangfenglin

6.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通用汽车案例的全面考察聂辉华，李金波，niehuihua，lijinbo

7.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余斌，丁晓钦，yunbin，dingxiaoqin

8.基于资源消耗的中国城市规模研究许抄军，罗能生，吕渭济，xuchaojun，luonengsheng，lvweiji

9.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何大安，heda'an

10.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一个新的综合曾令秋，王德忠，zenglingqiu，wangdezhong

11.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张德荣，陆云航，zhangderong，luyunhang

12.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国内研究述评纪良纲，刘东英，jilianggang，liudongying

13.市场结构、流通能力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扩张绩效王朝辉，wangzhaohui

14.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严俊，yanjun

15.试析马克思对个人的认识——一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观念高嵩，gaosong

16.贸易收支非平衡前提下马歇尔-勒纳条件适用吗路卓铭

17.不确定性视角的凯恩斯投资理论郭建强

18.金融业反洗钱制度实施的经济学分析熊海帆

19.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严汉平，郭海阳

20.乡镇财政解困与政府层级改革郝二虎

1.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武建奇，wujianqi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的研究蒋伏心

3.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卫兴华，侯为民，weixinghua，houweimin

4.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data证据程开明，chengkaiming

5.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经济学悖论谭顺，tanshun

6.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陈纪平

7."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与我国传统农业现代化杨国才，潘锦云，yangguocai，panjinyun

8.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卢现祥，李小平，luxianxiang，lixiaoping

9.中国非志愿移民的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邓曦东，段跃芳

10.储蓄过剩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李学彦

11.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林云，金祥荣

12.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刘毅

13.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基于风险分担视角的解释马宇，韩存，申亮

14.隐性合约、租值耗散及我国信贷市场非规范融资行为翁舟杰，陈和智

15.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基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崔建军，cuijianjun

16.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张福军，zhangfujun

17.《现代政治经济学》论纲白永秀，任保平

18.应提倡"5s"消费原则刘静暖，纪玉山

19.景观农业的内涵和构建陈颖

20.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地租推动型顾书桂

1.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陆学艺，luxueyi

2.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统一性解读郭继强

3.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的相对进程研究蔡立雄，何炼成，cailixiong，heliancheng

4.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历史作用透视禹新荣，陈湘舸

5.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乡就业一体化李保民

6.集聚经济、行业特性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视角杜凯，周勤，dukai，zhouqin

7.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谢地，何琴，xiedi，heqin

8."三位一体化"的产权交易模式研究熊广勤，张卫东，xiongguangqin，zhangweidong

9.授权的经济分析——兼论国有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郑育家，李双金

10.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卢万青，魏作磊

11.流动性过剩的性质高倩倩，郑建军

12.控制能力、成本与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丁庭选，潘克勤，dingtingxuan，pankeqin

13.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桢

14.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基于嵌入关系的视角潘旭明，panxuming

15.国际贸易基于信用证交易的洗钱分析高增安

16.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综述齐良书，余秋梅

17.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中外比较武中哲

18.《经济体制学概论》评介尹伯成

19.标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批判——劳动跨期替代的微观基础李永宁，吴练达

20.数学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误区潘石

21.关于"剪刀模型"的再思考谢作诗，李善杰，李平

1.关于"快乐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尹世杰

2."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徐贵宏，贾志永，王晓燕

3.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研究述评杨勇华

4.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杨宏力，yanghongli

5.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张克中，贺雪峰，zhangkezhong，hexuefeng

6.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张德元，张亚军

7.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叶祥松，罗海平

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微观机理与宏观测算纪玉山，吴勇民，白英姿

9.中国各省区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丁美霞，周民良

10.在资源密集型经济中反思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启示焦必方，孙彬彬

11.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杨天宇，柳晓霞，yangtianyu，liuxiaoxia

12.两种属性分配关系与国家分配论——纪念许延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出版50周年的思考王国清

13.一种新的股市泡沫计量方法黄秀海，huangxiuhai

14.企业的银行信用结构是否主要依存于现金流量毛道维，高祖庆

15.美国行政垄断规制改革及其启示林仲豪

16.古今中外价值理论的系统梳理——读何炼成教授的《价值学说史》(修订版)任保平

经济学家篇2

编者按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层出纷争不断的年代。发展中的问题也是问题，也需要解决，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却总是众说纷纭。社会结构变动催生的新利益人群要求新的体制，而旧体制下的既有利益人群总会以极其雄辩的理由要求保留旧的生活；生活的变化超越了一些人意识跟进的速度，而另一些人的观感却是世易时移之慢永远都让他急不可耐。一切争议不是出于利益就是出于观念，而不论什么争议，事实与价值都必须判然分立，否则争议将永无穷期。

《经济》从这一期开始专设栏目“我们这个时代”，以对话的形式剖析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争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价值和功能在近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争议，我们首先来剖析它。

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地位扶摇直上，俨然已成头号显学，其中是否有“虚火”的成分？

乙：中国经济学的实际水平与其显赫地位的确反差很大：与世界经济学主流相比，整体上处于幼稚状态，于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无论学科建设还是学术成果，均不特别突出。但某一学科能否成为显学，与其学术水平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瘟疫横行时，医学成为显学；战争爆发时，军事成为显学；经济学成为显学，乃拜改革开放之赐。

甲：也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就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

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地球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只是极少数，大凡正常社会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均不曾享有如此显赫地位。经济学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成为头号显学，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面临太多的经济问题，既有转型的问题，又有发展的问题。

甲：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不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吗？为什么相应的学科没能取得显学位置？

乙：其他学科不如经济学幸运，或者其自主性空间不足，或者其议题处于社会边缘，因此经济学家出镜的机会远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为多。

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到处活跃着大量著名的与不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经济学家是否太多了？

乙：判断经济学家是否过剩，不能看其绝对数量，而应考察社会需求。中央需要经济学家起草文件，人大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立法，部委需要经济学家策划方案、拟订细则，地方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包装造势，企业需要经济学家顾问、公关，大学需要经济学家传道、授业，媒体需要经济学家点评热门话题、分析政策走向。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归根到底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不同的社会需求催生不同的经济学家，每一类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活动天地，在某个圈子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另外的圈子就不一定著名了。

甲：这些圈子究竟是学术圈子还是利益圈子？

乙：很难如此截然划分。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立场。

甲：谁的立场？经济学家自己的立场还是他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的立场？

乙：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那些标榜“中立”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个社会集团服务。经济问题关系到各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经济学家代言，那么意味着人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并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经由社会博弈正可达致均衡状态，这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局面。我们的问题在于，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太多了，而代表弱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又太少了；更严重的是，某些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将自己打扮成“中立”模样甚至诈称自己代表弱势集团，肆意推销实际上不利于弱势集团的方案和主张。

甲：这似乎在“诛心”了。某经济学家曾提出讨论问题的两条规则：“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

乙：如果你总是犯初级错误，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智力；如果你一再坚持理论上难以自洽或已为实践证伪的东西，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动机。

甲：穷人自然请不起好律师，弱势集团缺乏代言人也是正常的。

乙：穷人请不起好律师，不等于穷人不应该享有律师服务；如果穷人请不起律师，法庭应为他指定一位律师。如果第三部门充分发育、公共领域足够开放，弱势集团的代言人问题不难解决。强势弱势是相对而言的，也并非一成不变，如雇员相对于雇主处于弱势，但组织起来就很强势了。

甲：“利益集团”与“代言人”这样的字眼总使人想起著名的“皮毛论”，也许它适用于那些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是否可以更超脱一些呢？

乙：恐怕很难。

首先，经济学不是一门超脱的科学。经济学家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恪守“价值无涉”原则――全面占有资料，严格逻辑推导，不以个人好恶左右研究结论，但在研究选题乃至提问方式上无疑而且也必然是“价值关联”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关心不同的经济问题或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方面。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或许学术兴趣与研究范围较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更宽广一些，但其研究同样受价值观影响。

其次，经济学家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研究经济运行和影响经济政策时无疑也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再次，经济学与所有理论学科一样，研究经费依赖托钵化缘。许多人以为经济学乃是教人致富的学科，这是极大的误解，曾有经济学家对此打趣道：“读了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站在领救济金的队伍之中，但能够保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站在那儿。”大学中的经济学家研究经费乃至生活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的各种基金，故其研究很难不受有关利益集团影响。

甲：或许西方的经济学家以向各类基金会“乞讨”为生，我们的经济学家据传却有不少“暴富”的。

乙：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没什么奇怪的，但“暴富”就有问题了，其财富积累很可能源于“寻租”。

甲：除在政府部门任实职的少数经济学家外，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掌握行政权力，谈何“寻租”呢？

乙：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并不是只有占据行政职位才能“寻租”。如果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社会知名度和人际关系网络为企业争取上市指标、为地方官员宣传政绩工程、为垄断部门论证保持垄断的合理性并以此牟取经济利益，这不是“寻租”又是什么呢？

甲：那些据传“暴富”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各种兼职。

乙：经济学家兼职是正常现象，但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的兼职就很不正常了，例如既为企业做顾问、又为监管该企业的政府部门做顾问，又如自己参与制定证券市场重大决策而直系亲属恰恰从事证券经营活动。

甲：权力导致腐败，经济学家也不能例外。

乙：重点在于防腐，应严格回避制度，如经济学家家属炒股，本人不宜参与证券市场政策制定。

甲：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乙：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出台之前能有公开的听证程序，如果我们的学术界能就现实问题展开坦率的讨论，如果我们的媒体能负起监督公众人物之责，某些经济学家就难以顺利“寻租”了。

甲：或许我们长期忽视了经济学家也是“经济人”。

经济学家篇3

在这本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跟随机场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畅游全世界，挖掘跨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成功秘诀，并观察所访国家的经济活动。为了获得各国商品出口现状的一手资料，蒂姆，哈考特奔波在世界各地，与众多国家当地的企业领导、创业家、一线员工、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农民以及名流人士进行交流。在全球经济观察研究的走访中，你还将看到，蒂姆·哈考特曾飞往米兰为澳大利亚国际名模梅根盖尔做专访：到孟买观看著名板球选手沙奇德鲁卡的精彩比赛——在欣赏其精湛球技的同时还不忘与看台上的各界名流建立联系；到被称为“亚洲经济新起之秀”的越南访问时，他还不得不闪躲一群疯狂的镪车族。通过多年的环球观察、采访和研究，最终写成了这本能够帮助你轻松了解各国当地经济和贸易发展现状的商业类畅销书。

智慧的转型

站在全新的世界级高度，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趋势中，中国企业急需实现业务模式创新、提升管理方式，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为应对快速变化的时代趋势，企业需进行智慧的转型，在新技术的支撑和创新与转型管理机制牵引下，实现业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的整体性转变，从而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海外需求为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企业有能力成长为全球化浪潮和新经济中的佼佼者，向世界展现价值和竞争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要完成这项前途无量的世纪工程，还面临来自四方面的巨大冲击。

首先在经济动荡的大环境下，全球市场正在缓慢复苏，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企业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冲击；其次随着中国产业发展模式调整步伐的加速，企业将迎来产业模式变化冲击；再次随着消费者更重视服务体验，企业面临客户需求变化冲击；最后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将促使企业传统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升级。

经济学家篇4

房企不会难过、事实没有牛市

“你不让人吃今天的早饭，饿慌了，晚上就会暴饮暴食。如果放松信贷，取消限购，房价必然报复性增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房价要回到这个水平，要付出通缩的代价，如果货币没有这么大幅度的收回，房价不会有这么大的跌幅。中国房地产市场，跟经济走势有一个所谓的跷跷板，经济不好，房地产带动投资，经济投资好了，房地产基本上要面临不同程度的调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

“看到张三、李四等周围所有朋友都买房、买股票，所以自己也挺不住了，也去买。可是，结果会怎样？等你买到后，房价、股价可能不太会再涨了，因为等你和周围所有朋友都买了之后，其他人的购买力也可能同时耗尽了，一旦没有新的购买需求，房价、股价就不太有上涨空间了，可能不久后就要跌。”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群体，它影响了国家的政策，所以不硬着陆，不把一批人从市场上清理出去，这个政策很难理顺的，软着陆的风险也就在这里了。”

---经济学家谢国忠

“随着调控的深入，政府和银行会慢慢‘有条件’地出台一些‘放松’政策，‘理性地’使房地产的销售有一些回暖，但政策一定是慢慢放刹车式地让地产前行。因此，今年的地产市场并不好过，但也不是不能过。”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

“投资房地产的意愿目前来看很难大范围改变，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缺少更好的投资领域。但是具体投资房地产的方式、区域、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企业能够很便宜、很容易地在银行得到贷款，是没有企业愿意用直接融资这种方式来筹资融资搞开发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

“今年整体来看，利润空间还是会比较狭窄。所以如此来看，我们知道事实上没有牛市，今年我们仍然要做好应对比较困难的经济形势的准备。”

---经济评论人叶檀

“股市可能从根本意义上不缺资金，缺的是治理。”

---国家发改委投资战略研究所副主任王元京

“（证监会宣布a股交易费用总体降低25%等利好措施）这一套组合拳的连续发力，不但将对股市长期形成利好，而且对整个a股市场制度的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含义还不止于此，其主要是反映出监管层、管理层对于股市的呵护意图，以及政策的导向。我预计，未来我们还可以期望会有一系列利好股市的政策出台”。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现在我们来看评价出的是1805家上市公司的评级，其中90分以上的，我们说最好的公司是9家，占到了上市公司总量的0.47%。80-89分，也是非常好的企业，是150家，占到上市公司总量的8.31%，两个相加不到9%。这是我们说的非常出色和优秀的企业。70-79分大概占到了17.89%。60-69分，比例大致上是在20.77%，40-59分，占到31.91%，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评价的情况是40分之下的上市公司是429家，占到上市公司总量的23.54%，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存在着风险。”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副主任蒲小雷

宏观大势乐观、八国联军难成

“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和今后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会出现像2006、2007、2008年那样的高额通货膨胀，中国的高额通货膨胀2006、2007年的6%、8%已经算是高的，现在3%左右，也许会到4%，我不相信会到6%，会到8%。这是我想把它抽象掉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过剩生产能力，在各行各业都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时候，消费品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制造业产品要想涨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不竞相降价已经很不错了。”

---樊纲

“中国经济为了启动新一轮改革，需要实现三个软着陆：第一个软着陆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我们预测最早明年、最晚后年基本上能够实现外贸平衡。总的来说，在经济增长速度、在对外依赖的问题上，有望实现软着陆。第二个软着陆是房地产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实现了硬着陆，大幅度下降的话，给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中国在房地产问题上是可以实现软着陆的。第三个软着陆是金融泡沫的软着陆。金融也有泡沫，不仅体现在股市，也体现在贷款的扩大，而且是地下金融。因此，必须要把一部分中国经济过高的流动性逐步有序地引向国外。”

---李稻葵

“如果实现（进出口总额增长10%）这一目标，我们估计，即使考虑到国际外部需求下降，中国进出口总额将会突破4万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

---胡鞍钢

“虽然增长速度适度回落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也不能让它再往下掉，我们把它稳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的目标是稳增长，为什么稳增长呢？再往下掉我们历史上有教训，就是2008年、2009年，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掉到了6.2%，我们的状态是全国有 15%的企业关门倒闭，20%的企业被迫减产，是千万人失业。如果增长速度真的再往下掉，我们企业利润会出问题，财政收入会出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会遇到问题，紧接着就是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就业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社会问题，如果社会都不稳定了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要把大势稳住，稳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

---国家统计局原姚景源

“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一个重要原因是滥用‘支柱产业’概念。国家的支柱产业必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它是以某种重大的技术发现为基础的。例如18世纪的蒸汽机，19世纪的电气化，20世纪的信息化。不可以把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对总量扩张影响大的产业当作支柱产业。我们把房地产业、汽车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是完全不对的。”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

“我认为要这么想，因为每天的外汇交易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而且也不可能完全针对中国。因为你也不能假设国外的投资机构全部联合起来，达成一个同盟军像八国联军这样的，现在大家达成一个明确的或者是暗地里的协议，我们要齐心协力来做空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确实很难招架，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那么多的投资机构要想把大家都统一起来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

善待温州金改、资源价格应涨

“温州的金融改革各个方面评价不一，但首先至少表明国务院最高决策者对于民间金融需求的尊重和一定的认可。在改革的突破口和制度的创新方面有很多象征意义，比如说怎么降低门槛，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说怎么在金融的体制上作一些突破，给其他的地区一个参考的借鉴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

“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建立是为了给温州救急，还是我们整个改革从温州开始？”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银行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

“在开放个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上，作为此次金融综合改革‘12条’中突破最大的一项政策，温州应研究充分利用好这一政策。”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从国内金融市场成熟度来看，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来保证其经济目标实现或让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政府所指向政策目标及行业；但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改革落后不仅成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严重的障碍，而且严重的金融抑制不利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

“（温州提出要为金融综合改革公开选聘108名人才）如此火热的招聘的场面，其实让人对于温州未来的金融改革寄予了很多的一个期望，也让我们对它可以有更好的期待。而且更多的外地人的到来也可以带来一些新思想，但是我觉得未来温州金改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尊重市场、相信市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

“建国以后，我国金融最大的举措就是把所有信用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不允许有非政府的行为。企业之间、居民之间、企业与居民之间是不能够发生信用关系的，如果发生就是违法的，所以各级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都有打击犯罪的一个办公室。但中国已经过了特殊的历史时间，在今天非金融机构之间还不能发生信用关系吗？”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我国也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社区银行的实践经验，放开市场准入，增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积极性和投资热情，放手让民间资本组建面向小微企业的民营中小银行或称社区银行，为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

---辜胜阻

“成品油价格年内首次下调，这回还是属于到点就调，因此基本上就是4%。从政府角度看看，新定价机制推出可能还需要谨慎，伊朗问题没有解决，油价依然有大幅度上涨的可能，如果新机制推出，而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消费者可能难以接受。”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公众担心的（油价）‘涨多跌少’的情况并不存在，调整的幅度基本是按照调价机制决定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助理高世宪

“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转方式、调结构，所以不能再靠资源性产品的低价来争取出口的优势，这种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已经承受不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了，这就是资源性价格改革的背景。那么既然市场的各个主体都已经对以往以来的低价形成了依赖，那么改革就不能再一蹴而就，必须要分步地推进，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去年应该利用燃油价格下降的机会把燃油税加上去，使当时的零售价不发生变化，但是为了照顾车主利益，采取了简单的降低汽油零售价格的措施，这当然也是迎来了一片欢呼，愿意买车的人和汽车销售商都欢呼，但是不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还是有争议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企业仍需努力、银行利润有因

“中国需要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总是吸引你的腰包，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真的拉动内需，就要不断推出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对媒体报道中钢100亿中标）有四种猫, 一是既不能抓老鼠,也不偷鱼,按标准评价,此猫,既不坏,也不先进。二是在很命抓老鼠,保护主人家鱼时,也偷吃点鱼。此坏猫。三是既没有抓老鼠的能力,又很命的偷吃鱼,是最坏的猫。而第四种好猫是,既一点也不偷吃鱼,又很命的替主人抓老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对于银行暴利的说法）大家通常说的息差是指一年期存贷利率的差，但这种看法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因为存款贷款的种类、结构复杂，所以从学术角度看，比较银行的息差一般用净息差（nim）这个概念，它是指银行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后与银行生息资产的比值，中国这一比值并不是最高的。目前中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在3%左右。具体看，中农工建等国有银行相对低一些，一般在2.5%左右；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普遍高一些，一般在3%以上，有的甚至达到4%-5%。从国际比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净息差水平比中国高，如美国、意大利的长期平均净息差在3.98%、3.49%。而亚洲国家和地区净利差水平普遍比我国低得多，如日本、泰国、台湾的净息差水平分别为2.3%、 1.97%和1.5%左右。我国的净息差水平虽不是世界最高，但是不低，更主要的是银行信贷在我国的资金配置中占主导地位，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的高盈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利差管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是银行赚钱容易的原因。但这早已有之，在利差相对稳定下，利润取决于规模。银行扎眼的利润增长来自于信贷的超常增长，2011年底中国信贷总盘子是55万亿，而其中25万亿是2009-2011年投放的。这其实是中国今天最应该值得检讨的地方，银行高利润某种程度成了‘待罪的羔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

“（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巨亏268亿美元）这一说法却完全经不起推敲。‘对外投资巨亏268亿美元’之说，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益’栏目下的“差额”项目为-268亿美元，但该项目是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减去外国在华投资收益后的净收益数据，与中国对外投资整体亏损完全是两个概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3.15期间，央视曝光了诸如麦当劳的负面，但骂而不到，如果换一个中国企业那就是灭顶之灾了。这就是品牌的作用，中国有多少企业能达到这样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刘鹤

经济学家篇5

关键词：经济学家经济学中国改革

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意义更非同一般。

我浏览了大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它们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精彩的议论纷呈，实在是可喜可贺。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如今，时过境迁，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的见证人，我也想与到会的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1．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在“左”的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1915-1974）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顾准，1956)。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在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

而“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2]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3]”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¾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4]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5]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1904¾）、杜润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6]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7]。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8人，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我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8]，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完结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 ）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9]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2．学在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经济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我国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家]的奴隶。”[10]

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 “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可以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的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1]（科尔奈，1999）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科学院一批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2]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

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13]则对这场讨论作出了，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14]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为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5]。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和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提出了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的观点[16]。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外国专家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7]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 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18]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

此外，经济学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证。刚才韩正市长在致词中讲到，上海市正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四大中心，即国际经济、、贸易、航运中心。而上海的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 的战略功能定位，正是来源于1984年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学术政策讨论的成果。当时，在老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马洪为首、由30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振兴改造上海调查组”，对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召开了为期七天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大型研讨会。在会上，薛暮桥、宦乡、徐雪寒、杨纪珂、于光远、张宣三、蒋一苇、童大林、吴明瑜、许毅、李宝恒等数十位经济学家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19]。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转下达。[20]

3、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基础的教学和工作。

根据我近年来在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透彻的理解和对经济学基本工具的正确把握。纠正这种偏向的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努力，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更加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理论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的宽松讨论氛围。

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今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 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种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也有大量经济学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使用人才。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22]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不良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社会条件钻研学术和汲取新的知识。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中国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扣上“代表复辟势力”、“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帽子，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蔡昉、林毅夫：《》，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1980-1998）》，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顾准(1956)：《试论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科尔奈（1999）：《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88年

楼继伟主编：《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设想方案操作》，北京：管理出版社，1995年